有关哲学家之三种形象的第十八系列

哲学家的流行形象和技术形象似乎已经被柏拉图主义所确立：哲学家是一个上升的存在；他是那个离开洞穴并上升的人。他上升得越高，就越被净化。围绕这种“上升心理”，道德和哲学、禁欲理想和思想观念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哲学家把头伸入云层的流行形象就依赖于这种“上升心理”，并且哲学家的科学形象亦是如此，在这种科学形象中，哲学家的天堂是一个可以知性理解的天堂，即便如此，它也并不使我们分心于尘世，因为它包括了尘世的法则。然而，在两种情况下，一切都发生在高度中（即使这是处在道德法则天堂中的那个人的高度）。当我们问“什么要在思想中定向？”时，似乎思想本身预设了轴和方向，它根据这些轴和方向而发展，它在有历史之前就有了地理，它在构建系统之前就划定了维度。高度是柏拉图主义的“东方（Orient）”。哲学家的工作始终被规定为一种上升和转换，即作为向高位原则（principe d’en haut）转向的运动（运动也从这些高位原则出发继续前进），并且也被规定、达成和认识为这样一种运动。我们不打算比较哲学和疾病，但有一些真正哲学性的疾病。理念论是柏拉图哲学与生俱来的疾病，并且随着其上升和下降的长篇累牍，它甚至是哲学的躁郁型。躁狂启发并指导了柏拉图。辩证法是思想的飞跃，是“思想障碍（Ideenflucht）”。正如柏拉图所说的那样，“它逃跑或灭亡……”。甚至在苏格拉底之死中也有一种抑郁自杀的痕迹。

尼采不信任高度的定向，他问道，从苏格拉底开始，这种高度的定向是否代表着哲学的退化和漫游，而非它的实现。因此，尼采重新敞开了思想之定向这一整个问题：难道不是说与其他维度相一致，思想之行动是在思想中产生，而思想者是在生命中产生的？尼采拥有自己发明的方法。我们不应该满足于传记或书目；我们必须到达一个秘密的点位，生命的轶事和思想的格言在那里就是一回事。就像意义一样，在其一侧，它被属派于生命之诸状态，而在另一侧，它则内在于思想之命题。这里有着诸维度，诸时间和诸地点，从未被调和过的冰川或热带地区，整个异乡地理学都体现了一种思维样式以及生命风格。也许在他最好的几页文字中，第欧根尼·拉尔修斯预见到了这种方法：找到生命的格言，也是思想的轶事——这就是哲学家们的姿态。例如，恩培多克勒斯和埃特纳山的故事就是这样一则哲学轶事。它与苏格拉底之死一样好，但关键在于它在另一个维度运作。这位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并没有离开洞穴；相反，他认为我们并没有足够参与或充分沉溺其中。在忒修斯的故事中，他拒绝了绳索：“你上升的道路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你通往外面、通往幸福和美德的绳索有何要紧……？你想用这根绳索拯救我们吗？至于我们，我们恳切地要求你用这根线索上吊！”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将思想置于洞穴和生命之内，置于深度之中。他们寻求水和火的秘密。而且，就像恩培多克勒斯粉碎了雕像一样，他们用锤子进行哲学化，一把地质学家和洞穴学家的锤子。在水和火的洪流中，火山只吐出了恩培多克勒斯的一处提醒——他的铅凉鞋。对柏拉图灵魂之翼来说，恩培多克勒斯的凉鞋是与之相对立的，它证明了恩培多克勒斯来自大地、地下、本土（autochthonous）。对柏拉图式的振翅来说，前苏格拉底的锤击与之相对应；对柏拉图式的转换来说，前苏格拉底的颠覆与之相对应。被封包的深度被尼采视作哲学真正定向，这个前苏格拉底的发现必须在未来之哲学中复兴，借助生命与语言——同时也是思想和身体——的所有力量复兴。“每个洞穴后面都有另一个更深的洞穴；再往后还有另一个。地表下有一个更广阔、更奇特、更丰富的世界，每个基底下都有一个深渊。”[1] 在最开始便是精神分裂；前苏格拉底哲学是哲学精神分裂的典范（par excellence），诸身体和思想中挖掘出来的绝对深度使霍尔德林在尼采之前发现了恩培多克勒斯。在著名的恩培多克勒斯之交替中，在恨与爱的互补性中，我们一方面遇到了仇恨之身体，分装出来的身体筛子：“没有脖子的头、没有肩膀的胳膊、没有脸的眼睛”；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遇到了没有器官的辉煌身体：“在一体中形成”，没有四肢、没有声音也没有性别。同样，狄俄尼索斯向我们伸出他的两张脸，他敞开而撕裂的身体和他无动于衷的无器官头颅：被肢解的狄俄尼索斯，但也是不可穿透的狄俄尼索斯。

只有在征服了表面之后，尼采才能重新发现深度。但他并没有停留在表面，因为表面对他来说是必须从一个更新的视角来评估的，要有一双从深度向外窥视的眼睛。尼采对柏拉图之后发生的事情不太感兴趣，认为这必然是一场漫长衰落的延续。然而，我们却有这样一种印象，也就是说，依照这种方法，出现了哲学家的第三种形象。尼采对于他们的论断特别恰当：这些希腊人之所以深刻，正是因为他们是表面的！[2] 这第三种希腊人不再完全是希腊人。他们不再期待从大地的深处或从本土上得到救赎，也不再期待从天堂或从“理念”中得到救赎。相反，他们期待着从侧面、从事件、从“东边（East）”得到救赎——正如卡罗尔所说，“所有美好的事物……都随着‘白日（Day）’之黎明而升起！”在米加拉人、犬儒派和斯多葛派那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哲学家和一种新轶事的开始。假如重读狄奥根尼最美丽的章节，即关于犬儒派的狄奥根尼和斯多葛派的克利西波斯的章节，我们便见证了一种稀奇的挑衅系统的发展。一方面，哲学家贪婪地吃东西，他塞满了自己；他在公共场合守胤，遗憾地说饥饿不能像这样容易地得到缓解；他不谴责与母亲、姐妹或女儿的乿崘；他容忍食人和同类相食——但事实上，他也是极其节制和贞洁的。另一方面，当人们问他问题时，他保持沉默或用棍子打他们。如果你提出抽象和困难的问题，他会指着一些食物回答你，或者给你一整盒食物，然后把它摔在你身上——还总是用棍子打你。然而，他也持有一种新的话语，一种新的逻格斯，充满了悖论和哲学价值和意义，这些都是新的。事实上，我们感觉到了这些轶事不再是柏拉图式或前苏格拉底式的。

这是所有思想和对其含义之思考的重新定向：不再有深度或高度。犬儒派和斯多葛派总是嘲笑柏拉图。这总是有关于推翻理念，他们要表明无实体者并不是高高在上（en hauteur），而是处在表面，它不是最高的原因，而是最典范的表面效果，它不是“本质”，而是事件。在另一个方面，人们会认为深度是一种消化性的幻觉，它补充了理想的视觉幻觉。实际上，这种暴食、这种对乱伦和食人主义的辩解究竟意指着什么？虽然这后一主题在克利西波斯和犬儒派的狄奥根尼身上都很常见，但拉尔提乌斯（Laertius）并没有解释克利西波斯的观点。然而有关狄奥根尼，他确实提出了一个特别令人信服的解释：

……他认为吃任何动物的肉都没有不当之处；甚至触及人肉也没有任何不敬之处，从一些外国民族的习俗来看这是很清楚的。此外，正如他所说，根据正确的理由，所有元素都包含在所有事物中并渗透到一切事物中：因为肉不仅是面包的组成部分，而且面包也是蔬菜的组成部分；所有其他身体也通过某些看不见的通道和粒子进入所有物质，并与所有物质以蒸汽的形式结合。如果那些悲剧确实是他写的，那么他在《提耶斯特（Thyestes）》中就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这个论点也适用于乱伦，它证实了在身体深度中的一切都是混合物。然而，没有规则可以确定哪种混合物比其他混合物更糟糕。与柏拉图所认为的相反，关于这些混合物和理念的组合，并没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度量可以让我们定义好的混合物和坏的混合物。或者说，与前苏格拉底人所认为的相反，也没有内在的度量，能够确固“自然”（Physis）之深度中混合物的秩序和进展；每种混合物都和互相渗透的诸身体和共存的诸部分一样好。混合物之世界怎么可能不是一个黑暗深度，在其中一切都是被允许的呢？

克利西波斯曾经对两种混合物做出了区分：改变身体的不完美混合物；保持身体完好并使它们在所有部分中共存的完美混合物。毫无疑问，有实体原因的统一体定义了一种完美的液体混合物，万物在其中都是恰恰处在宇宙的当下。但是，陷于其有限当下之特殊性的诸身体并不会按照其因果性的秩序直接相遇，同时考虑所有组合来看，这样仅对整体来说才是好的。这就是为什么任何混合物都可以称为好的或坏的：在整体秩序中是好的，但在部分相遇的秩序中是不完美的、坏的甚至可憎的。在这个领域里，我们如何谴责乱伦和食人主义呢？在这里，被动本身就是渗透其他身体的身体，并且在这里，特殊的意志是根本的恶。从塞涅卡（Seneca）的非凡悲剧来看，我们会问道：斯多葛派思想与这种悲剧思想之间的统一是什么？这种悲剧思想首次将存在奉献给邪恶，因此精确地预示了伊丽莎白时代的剧院。一些斯多葛化的合唱团（chœurs stoïcisants）是不足以实现这种统一的。真正的斯多葛主义在于发现被动-身体和它们所组织或服从的地狱混合物：燃烧的毒药和食童宴。《提耶斯特》中的悲剧晚餐不仅仅是狄奥根尼失落的手稿。它也是塞涅卡的主题，这个主题幸运地被保存下来了。毒液滴入皮肤并吞噬表面，开始了致命的工作。致命的工作然后更深入地进行，从被穿刺的身体深入到碎片化的身体，分离的肢体（membra discerpta）。有毒混合物在身体深度中的四处沸腾；可憎的死亡咒语、乱伦和喂养在身体深度中四处被阐述。

让我们现在来寻找解药或反证：塞涅卡悲剧中的英雄和整个斯多葛思想的英雄是赫拉克勒斯。 赫拉克勒斯所处的位置总是相对于地狱深渊，天空高度和大地表面这三个领域。 在深度内部，他只遇到了令人恐惧的组合和混合物； 在天空中，他只发现空虚和天上的怪物，这些怪物复制了地狱的怪物。 至于大地，赫拉克勒斯是它的平息者和测量者，甚至踏过了大地上的水域之表面。 他总是以各种所能设想的方式上升或下降到表面。 他带回了地狱猎犬和天堂猎犬，地狱蛇和天堂蛇。 在他对抗深度和高度的双重战斗中，这已经不再是关于地下的狄俄尼索斯或天上的阿波罗，而是关于表面的赫拉克勒斯：整个思想的重新定位和新地理。

斯多葛主义有时被看作是发起了一种向前苏格拉底的回归，追溯到柏拉图以前——例如，回归到赫拉克利特的世界。但斯多葛主义实际上更关乎一次对前苏格拉底世界的全面重新评估。犬儒派和斯多葛派通过用深度中的混合物的物理学来解释这个世界，他们让世界部分地陷于一切局部混乱之中，而这些局部混乱只能在“大”混合中，即在诸因之间的统一中才能达到和谐。这是一个充满恐怖和残酷，乱伦和食人的世界。但当然还有另一个故事，即来自赫拉克利特世界的故事，这个故事讲述了那些能够攀升到表面并获得全新状态的东西。这就是事件，它与原因-身体有着本性上的差异，也是永恒纪元，它与吞噬一切的次序时空也有着本性上的差异。同样地，柏拉图主义也经历了类似的全面重新定向。它曾渴望将先苏格拉底的世界埋得更深，更加压抑它，并用高度的全部重量压碎它；但现在我们看到它失去了自己的高度，而理念又落到了表面，成为了一个简单的无实体效果。表面的自主性，它独立于并且反对于深度和高度；对无实体事件、含意或效果的发现，它们无法被化约为“深处”的身体和“高处”的理念——这些是斯多葛派为了对抗先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而做出的重要发现。一切发生的事情和一切说出的话语都在表面发生或在表面说出。表面同深度和高度一样未知而需要探索，而深度和高度是无意义。因为主要的前沿已经发生了移置。就高度而言，前沿不再在普遍者和特殊者之间穿行；同样，就深度而言，它也不再在“实体”和偶性之间穿行。这也许应该归功于安蒂斯特尼斯（Antisthenes），因为他在事物和命题本身之间划定了新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位于命题所表示的事物本身与在命题之外并不实存的被表达者之间。（实体不过是事物的次要规定，而普遍性不过是被表达者的次要规定。）

犬儒派和斯多葛派立足于表面，用表面、幕布、地毯和斗篷包裹自己。表面的双重意义，反面和正面的连续性，取代了高度和深度。幕布后面没有别的，只有无法命名的混合物；地毯上面没有别的，只有空虚的天空。意义在表面上显现并在表面上展开（至少如果你知道如何正确地混合它），以至于它形成了灰尘的字母。它就像一块起了雾的玻璃窗，你可以用手指在上面写字。犬儒派和斯多葛派的棍棒哲学（philosophie à coup de bâton）取代了锤击哲学。哲学家不再是洞穴中的存在，也不是柏拉图的灵魂或鸟类，而是与表面齐平的动物——一只蜱虫或虱子。哲学的象征不再是柏拉图的翅膀，或者恩培多克勒斯的铅制凉鞋，而是安提斯特尼斯和狄奥根尼的可反转斗篷：棍棒和斗篷，就像赫拉克勒斯拿着棍棒和狮皮一样。我们应该怎么称呼这种新的哲学操作呢？它既反对柏拉图的转化，又反对先苏格拉底时代的颠覆。也许我们可以称之为“倒错”，这至少适合这种新型哲学家的挑衅体系——如果倒错确实意味着一种非凡的表面艺术的话。

[1] 奇怪的是，巴舍拉尔在试图描述尼采的想象力时，把它称为一种“上升的心理”。《空气与梦（L 'Air et les songes）》（巴黎：Corti，1943），第五章。他不仅把尼采的大地和表面的作用降到最低，而且还把尼采的“垂直性”首先解释为高度和上升。但它确实是深度和下降。猛禽不是偶然上升，而是在上方盘旋，然后俯冲下来。甚至可以说，对于尼采而言，深度的目的在于谴责高度的理念和上升的理想；高度只是一种误导，一种表面效果，它欺骗不了深处的眼睛，在它的目光下被破坏。参见米歇尔·福柯对此的评论，“尼采、弗洛伊德、马克思”，《尼采》（巴黎：罗亚蒙特手稿，Minuit，1967），第186-187页。

[2] 《尼采反对瓦格纳（Nietzsche Contra Wagner）》，结语，第二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