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小辞典·儒法斗争史部分》4.37 知行

【本文转载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仅供学习参考】

37、知行

  知指认识，行指实践。知行的关系，实质上是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历来存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道家为了反对社会变革，阻止人们参加实际斗争，就脱离“行”来谈“知”。如孔丘的“生而知之”[1]，孟轲的“万物皆备于我”[2]，老子的“不出户，知天下”[3]，“圣人不行而知”[4]等等，都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荀况，主张以封建制代替奴隶制。他强调“行”的重要，提出“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5]。荀况的学生、著名法家韩非，反对奴隶主贵族复辟，批判了儒家所谓“前识”。他说：“先物行，先理动，之谓前识。前识者，无缘而妄意度也”[6]，主张以行动的功效作为检验言行的标准。他还说：“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7]“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8]，坚持了唯物论的反映论。

  宋明理学家进一步发挥了孔孟的唯心论的先验论。程颐说人生来就有“德性之知”[9]，这比“闻见之知”更重要。他认为知和行的关系是知先行后，“说到底，须是知了方行得”，“须是识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须得光照。”他说的知先行后，实际上是根本不要“行”。朱熹也是一样，说什么“论先后，知为先”[10]，“知之为先，行之为后，无可疑者”。明朝的王守仁不赞成程朱学派“知先行后”的论点认为这是把知和行分割为二。他提出“知行合一”，“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这是把知和行混为一谈，知就是行，行就是知。他还进一步说：“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11]，最后得出了以知代行的结论。所谓“求理于吾心”，就是他一再鼓吹的“致良知”，他的所谓“行”不过是“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他和程朱学派的知行观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宋明理学家狂热鼓吹先验论，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都代表保守势力。他们企图把人们的思想永远禁锢在封建教条的框子里，竭力反对人们通过实践获得新的知识。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对于宋明理学家的这种唯心主义知行观，作了尖锐的批判。例如清朝的王夫之反对“离行以为知”，认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12]。他强调“行”的重要作用，认为“知”不能离开“行”。

  以后，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说。针对当时某些革命党人在实际斗争中产生畏难情绪，因此他强调“行易”，以此来鼓励他们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去。他的“知难行易”说是以经验论为基础的。他说“先有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13]，“必待行之成之而后乃能知之也”[14]。他批判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是“不合于实践之科学也”[15]。孙中山的知行观在当时发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他有时又把知和行割裂开来，承认所谓“先知先觉”，这是不正确的。“知难行易”的提法也存在片面性。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第一次科学地解决知行的问题。教员说：“通过实践而发生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主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主论的知行统一观。”[16]但是，[-]却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贩卖孔孟及其后继者的唯心论先验论，鼓吹什么“天赋”、“天资”、“天分”、“天才”作为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纲领，这就充分暴露[-]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建筑在唯心论的基础上的。

注：

[1] 《论语·季氏》。

[2] 《孟子·尽心上》。

[3] 《道德经》。

[4] 《道德经》。

[5] 《荀子·儒效》。

[6] 《韩非子·解老》。

[7] 《韩非子·问辩》。

[8] 《韩非子·奸劫弑臣》。

[9] 封建道德观念。

[10] 《朱子语类》卷九。

[11] 《答顾东桥书》。

[12] 《尚书引义·说命中二》。

[13]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

[14] 《建国方略·心理建设》。

[15] 《建国方略·心理建设》。

[16] 《实践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