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二节-古典晚期帝国对于境外异族的抵抗和能征善战的军队

2022-08-11 15:49 作者:傻狗本狗Official 0人读过 | 我要投稿

戴克里先扩大帝国军队规模的首要原因在于为了击退三世纪时期肆虐帝国的蛮族入侵，同时他还试图阻止在三世纪时期帝国境内反复不断的军事叛乱。在短期内，直到他在305年退位为止，戴克里先成功地实现了这两个目标。然而他是一个真正具有长远眼光的人，他精心设计的政治和军事安排都显示出了他对帝国的长远规划。帝国的东部由他亲自管理，而他在西部的同僚马克西米安大多遵循了他所设立的政策。或许是巧合，抑或又不是，他所创立的机制在帝国东部运作得更为有效，这源于戴克里先对帝国东部情况的充分理解，以及他亲自监管着其政策在帝国东部的落实。戴克里先的这一做法间接导致了帝国东部成功地守住所有的领土并将这一形势维持至602年，而帝国西部则在480年最终失去了所有的领土。当然，其中的大部分西部故土最后都被东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尼一世皇帝成功收复。

戴克里先将帝国军队的规模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这个规模在此后三个世纪的帝国东部近似地保持着。他扩大帝国军队规模的理由非常简单，因为在他在位之前的时代，这个规模的帝国军队已被证明无法阻止蛮族的入侵。戴克里先在扩大帝国军队规模后，帝国的安全状况几乎立即得到了改善，毫无疑问，帝国军队扩编直接使得帝国的国防变得更为安全。只要帝国军队的所有官兵都能得到较好的年俸收入，那么他们就能充分地保证帝国东部的国防安全。从长远来看，一支规模较小但是官兵年俸收入较高的帝国军队会更令人满意，但是戴克里先时期的帝国军队同样也完成了他们的使命。

当306年帝国的内战重新爆发之前，戴克里先在阻止帝国内部的军事叛乱这一方面做的更为成功。他必然清楚同时期三位同僚都具有发动内战的能力，并且这三位同僚的继业者亦能够如此。于是，戴克里先试图通过谨慎择选后继者来避免出现这种风险，戴克里先让这些后继者都享有一部分的皇权，并让这些恺撒都能有机会成为未来的奥古斯都。由于过大规模的帝国军队使得戴克里先无法独自指挥，因此他明智地将最高指挥官的人数限制在四人以内，并给予他们凯撒或是奥古斯都的头衔，由此撼动帝国的叛乱风险便大大降低了。在306年之后再度爆发的内战是帝国皇帝之间的战争，而戴克里先的失误就在于将有男性子嗣的人任命为皇帝，同时禁止他们的男性子嗣获得皇帝的继承权。因此，在理论上失去继承权的君士坦丁一世（其父君士坦提乌斯）和马克森提乌斯（其父马克西米安努斯）出于他们的野心便引发了内战。

戴克里先体制内最薄弱的环节便是为扩编后的帝国部队官兵发放年俸，要做到这一点，帝国政府必须要拥有大量且币值稳定的货币，而戴克里先所做的努力却全部用在了错误的方向上，这其中就包括了他在301年颁布的《限制最高价格法》（Edictum de Pretiis Rerum Venalium），使得健全的货币体系没有被建立起来。但即使帝国境内拥有健全的货币体制，向如此庞大规模的帝国军队的官兵发放令人满意的年俸必然会给帝国相当原始的经济带来一定的压力，例如在三世纪时期，即使当时的帝国军队规模更小，帝国也已出现了年俸发放的问题，并且导致当时的帝国皇帝将货币进行贬值。因此，戴克里先采取了强制征兵的举措，并向他们发放了令人不怎么满意的年俸。

君士坦丁一世在其任上做出了一些调整。和没有男性子嗣的戴克里先不同的是，君士坦丁一世认为，如果共治的帝国皇帝们之间互相具有血缘联系，那么他们之间便不太可能刀兵相见。因此他让他的儿子们成为共治皇帝与继承人。尽管在君士坦丁一世死后，他的儿子们依旧挑起了内战，但内战爆发的频率却比戴克里先时期的收养继承制要低，至少君士坦丁一世没有在该体制之外留有任何子嗣构成叛乱的风险。君士坦丁一世在位时发行了众多的金币，并将其作为给予帝国军队的赠金，在铜币继续贬值的同时稳定住了帝国军队官兵的年俸收入。由于减少了对同僚的依赖，他发现自己需要一支私人卫队和一支野战军，不过他始终将自己创立的野战军和教导军团维持在一个合适的规模。

君士坦提乌斯二世（Constantius II）[1]最终一人统治了帝国东部的大部分地区，由于波斯人的威胁越来越大，而他的兄弟们也在帝国西部争吵不休，他发现自己不仅仅需要一支野战军。于是，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在中央常备军之外又建立了伊利里亚野战军和东方野战军，这时的他却又面临着内部叛乱的风险，于是他通过任命骑兵元帅和步兵元帅分别统领一支野战军的部分部队，并且保持了边防军的独立性以求制衡。除了尤利安在363年远征萨珊波斯失败外，罗马帝国军队未尝有过大的败绩，帝国军队士兵的表现仍然相当出色。由于基础货币出现的持续通货膨胀，致使帝国军队官兵得到的年俸的实际价值有所下降，而野战军士兵和边防军的士兵在此时得到的年俸收入还是等同的。

在364年，瓦伦提尼安一世和其弟弗拉维斯·埃弗利乌斯·瓦伦斯瓜分了整个帝国，弗拉维斯·埃弗利乌斯·瓦伦斯在帝国东部再一次组建了三支新的野战军。在兄弟二人的统治期间，边防军逐渐沦为了二流部队。当兄弟二人在372年通过法律将不合格的新兵分配给边防军时，很可能表明此时的边防军士兵得到的年俸收入已不如野战军士兵得到的年俸收入了。在367年，历经了40年的稳步加税之后，弗拉维斯·埃弗利乌斯·瓦伦斯将税率降低了一半，从而赢得了帝国臣民的赞誉。[2]然而如此大量的财政收入减少暗示着财政支出的减少，关于边防军的财政支出很可能首当其冲，也因此导致边防军士兵得到的年俸收入被大规模削减。

然而此时帝国的税收无疑仍然很重，庞大的野战军似乎已经能够满足帝国对国防安全的需求，而若将更多的边防军升格为骑兵部队，则会增加成本。关于边防军的财政支出的削减似乎是通过逐步地减少边防军士兵得到的年俸收入以及不对贬值铜币进行补偿而实现的。边防军士兵得到的年俸收入以及战斗力的下降似乎是自瓦伦提尼安一世和弗拉维斯·埃弗利乌斯·瓦伦斯共治初期开始的，自此之后，边防军持续衰退，直至彻底沦为二流军队。

当然，至少在短期内，削减边防军的财政支出所造成的缺陷还未到达伤筋动骨的境地，因为野战军扛起了打击外敌的重担。这里的野战军指的便是在378年亚德里亚堡战役惨败的部队，而弗拉维斯·埃弗利乌斯·瓦伦斯本人也死于这场战役。弗拉维斯·埃弗利乌斯·瓦伦斯最严重的错误在于他令他的部队与哥特人军队进行大规模的战斗，毫无疑问的是，他关心的是自己的威望，但是击败哥特人并不能给他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利益，反而一旦失败则会给他带来可怕的后果。虽然没有精确的数据表明这场战役帝国伤亡的人数，但是我们可以推断出帝国大概损失了20,000人—25,000人，这足以使野战军在数年内无法满足帝国对国防安全的需求。[3]

狄奥多西一世通过招募蛮族兵员的方式重建了帝国军队，他吸取了避免与蛮族敌军进行大规模战斗的教训，并且在未来许多年内一直谨记。招募蛮族兵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并不是那种显而易见的错误。蛮族并没有什么民族感情，只要帝国军队的军官指挥他们，他们就能够忠诚善战，而且即使是蛮族军官也很少有投靠敌人的。但是一些蛮族人有时确实企图主导帝国政府来统治帝国，这在弗拉维乌斯·阿卡狄乌斯或是其孙狄奥多西二世这类软弱皇帝的统治时期尤为如此。

在395年—450年间，帝国东部的真正统治者其实不是这两位皇帝，而是他们手下一些具有能力的权臣。在早期，这些权臣只专注于政治内讧，并对蛮族入侵采取轻视的态度，认为摆脱蛮族的最好办法是把他们引到帝国西部去。西哥特人在之后确实向西而行，他们在西罗马帝国大肆劫掠，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并于410年攻入并洗劫了罗马城。相反地，君士坦丁堡的高官们却将蛮族将领们玩弄于股掌之间，他们在400年时挫败了西哥特人将领盖纳斯企图掌控帝国政府的阴谋，并在之后不久将大部分的蛮族军人逐出了军方高层。

在这之后匈人逐渐威胁到了巴尔干地区，而东罗马帝国的中央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举措较好地保护了帝国东部的国防安全，他们采取的主要政策是加固君士坦丁堡的城防。此外，帝国政府还给予了对帝国财政而言影响微不足道的巨额贡品贿赂匈人，并容忍他们在巴尔干地区的劫掠，因为这个地区在之前已经被西哥特人劫掠地贫穷不堪。正因如此，帝国和帝国军队幸存了下来，虽说毫无荣耀可言，但却也没有对帝国造成太大的损失，这种微妙的平衡一直维持到了匈人在450年继续西征为止。

然而只要匈人仍然是帝国真正的敌人，那么其他的蛮族将领就仍然能够在被逐出军方高层的情况下重获帝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狄奥多西二世皇帝的继任者马尔西安皇帝曾是阿兰人将领阿斯帕麾下的一名军官，马尔西安皇帝的继任者利奥一世皇帝也是如此。让蛮族将领掌管帝国军队的最大危险并非在于与其余蛮族合作，而是在于这些蛮族将领总是想方设法希望控制帝国皇帝，并防止帝国皇帝们拥有过大的权力。

这可能也是阿兰人将领阿斯帕和同行的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将领里希梅尔（Ricimer）在468年对汪达尔人发动的联合作战中失败的主要原因，尽管这次联合远征作战有冒险成分，但这次联合远征作战却可能是拯救西罗马帝国的唯一希望，因为收复阿非利加地区将大大扭转西罗马帝国处于弱势的战略形势，同时挽救摇摇欲坠的经济基础。驱逐汪达尔人的唯一机会便是对其进行强有力的直接打击，庞大规模的联合远征军也说明了东西罗马帝国都有着取得战役胜利的决心。

联合远征作战的失败可能刺激了利奥一世，并在之后摆脱了阿兰人将领阿斯帕的摆布，但这一举动却激怒了其盟友东哥特人。在阿非利加损失了许多士兵和桨手之后，帝国在此时还失去了众多的东哥特人雇佣兵，他们逃至巴尔干地区，投奔了当地的东哥特势力。对此，利奥一世和芝诺皇帝只能以伊苏利亚人作为兵员来填补帝国野战军的减员。但即便如此，在五世纪末，帝国野战军的减员比例似乎还是达到了10%左右。芝诺皇帝最终还是赢得了和东哥特人之间的战争，但他并非是通过战争手段击败他们，而是说服他们西行，因为此时的西罗马帝国早已不复存在，帝国并不会因此受到实质性的损失。

阿纳斯塔修斯一世是一位特殊的皇帝，比起成为一名将军，他或许更适合被称为是一名优秀的经济学家或是政治家。当他在一手建立健全的货币体系后，便将大量的金钱投入了帝国军队。然而皇帝向帝国军队的财政投入却是有选择性的：帝国野战军士兵得到的年俸从每年14诺米斯马提升至了20诺米斯马，而帝国边防军士兵得到的年俸却仍为5诺米斯马。如若考虑到帝国军队在五世纪时经历的大幅减员，那么阿纳斯塔修斯一世时期的军事预算并不会比马尔西安时期高出多少，然而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却成功地将帝国的野战军转变成为了由罗马人志愿兵组成的强大军队。在502年，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在边区征募了52,000名士兵，这一举动被同时代的历史学家认为是空前的规模，因为这个规模可能比在468年发动的针对汪达尔人作战的联合远征军中来自东罗马帝国的军队规模（50,000人）都大。

尽管阿纳斯塔修斯一世大幅削减税收，但在他统治时期的财政盈余却大于马尔西安时期的财政盈余，正因此帝国的状况才有所好转。毫无疑问，这其中的部分功劳应该归因于阿纳斯塔修斯一世优异的行政管理能力，但更多应该归功于帝国人口的缓慢恢复。然而，由于维塔利安因反对皇帝支持“一性论”的宗教政策而率军在513年发动叛乱，使得阿纳斯塔修斯一世意识到，一支拥有较高年俸的野战军不一定会因为帝国皇帝的赏赐而更忠于他。但是，这样的一支军队确实能够在作战时发挥出更高的水平，并且使得帝国政府能更容易征募到新兵。

正因如此，查士丁尼一世在扩编帝国野战军时，才不会在征募兵员上遇到问题，但是他却在发放年俸方面遇到了麻烦。查士丁尼一世时期的帝国军队表现优异，但是常常发生哗变，这在帝国早期并不常见。[4]查士丁尼一世时期的大多数叛乱者其实并非是为了夺取皇位或是抗议帝国政府的行径，[5]而仅仅只是为了拿到帝国皇帝拖欠发放的年俸而已。

因为查士丁尼一世在军事和民政项目上都花费了大量财政资金，使得帝国的财政问题甚至在541年“查士丁尼大瘟疫”爆发前便已显现，据说阿纳斯塔修斯一世为帝国留下的黄金储备于527年便已消耗殆尽。[6]在536年，驻守在刚收复的北非地区的帝国军人便已开始抱怨帝国皇帝拖欠发放年俸，并因此发生了哗变，直到查士丁尼一世将拖欠发放的年俸送去之后叛乱才得以平息。[7]在同一时期，驻守在西西里岛的帝国军队同样也可能因为相同原因威胁要叛变。[8]

到540年为止，查士丁尼一世在阿非利加地区和意大利地区的再征服事业可能仅用汪达尔王国和东哥特王国的国库便可以填补战争成本。然而查士丁尼一世似乎并没有给驻守在阿非利加地区和意大利地区的帝国军队官兵发放年俸，因为他曾预估从汪达尔王国和东哥特王国征服的领土上得到的税收足以发放军饷。实际上，不稳定的条件使得皇帝的这种期望过于乐观，当然如果能够完全保证帝国境内的和平，那么查士丁尼一世的这种期望其实还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至少在瘟疫爆发之前是如此。毫无疑问，查士丁尼一世在部分决策上存在着风险，但是在贝利撒留的帮助下，他以惊人的轻松方式达成了预期目标，尽管在此期间屡现问题，但是再征服的伟业最终仍然达成了。

查士丁尼一世无法预见到瘟疫的出现，这严重打乱了他的再征服计划。他和他的财政大臣出于应对紧急情况的目的，在两难的境地中最终决定通过取消发放边防军官兵的应得年俸，延迟发放野战军官兵的应得年俸，以及冒险在柏柏尔人和东哥特人能够重夺阿非利加地区和意大利大部地区的情况下裁撤驻守在帝国西部的军队来减少财政支出。皇帝随后决定继续没收个人私产并出售公职来得到财政收入，可以肯定的是，非军事方面的财政开支应该也被大大削减了。

显而易见，查士丁尼一世遭到了同时代人的严厉批评，首先便是普罗柯比在其未出版的《秘史》一书中对皇帝的负面评价，而这种批评一直延续到了今日。然而，如果查士丁尼一世的政府有其他的选择，它们也并非是显而易见的。帝国的边防军在近200年来一直都是二流的部队，即使边防军士兵无法得到固定的年俸，他们亦会存在，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帝国野战军的官兵有时会因为无法及时得到年俸而产生哗变或是叛逃，当他们应得的年俸被削减时，他们同样也会这么做，甚至他们尝试过推翻查士丁尼一世皇帝。虽然查士丁尼一世在当时可能已经完全放弃了再次控制意大利地区和阿非利加地区，但是他通过采取驻守重要据点的做法来让其麾下的帝国军队能够在瘟疫过后对这两个地区发起再征服。由于帝国皇帝预计瘟疫会在数年后消失，因此他在疫情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于避免国家破产或是出现帝国领土的永久性丧失。事实上，查士丁尼一世做到了这一点，并且这些事情几乎不可能以其他差别很大的方式做到。如若瘟疫未曾在558年复发，那么查士丁尼一世可能会征服整个西班牙地区，届时，帝国或许会更进一步，重现罗马帝国的辉煌。

在查士丁尼一世逝世后的六世纪里，帝国的皇帝们发觉帝国境内的纳税人愈发稀少，而帝国边境线却越来越长，随着帝国野战军的人数越来越多，军饷支出也越来越高，这使得留给帝国皇帝和他的政府犯错的余地也越来越少。查士丁二世犯下了极为严重的错误，他并没有重视伦巴第人的抵抗，反而是挑起了一场对萨珊波斯的不必要的战争。在之后即位的提比略二世发现此时的国库内还留有不少黄金储备，于是便顺应需求征募了15,000名蛮族雇佣军以应对与波斯的战争。蛮盟军队的到来使得提比略二世麾下的将领莫里斯能够在第二年沉重打击萨珊波斯。579年，帝国的50,000名拜占庭军人因为帝国政府延期发放他们应得的年俸而威胁皇帝将会发动叛变。[9]与此同时，由于帝国军队疲于与萨珊波斯的战争，使得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在巴尔干地区长驱直入。

这就是莫里斯在582年即位时需要面对的危险局势。莫里斯容忍了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在巴尔干地区的劫掠以及伦巴第人对意大利大部地区的占领，并试图减少军备开支。和他的前任提比略二世一样，他希望迅速与萨珊波斯实现和平，但因为波斯人冥顽不灵，这一期望并未如愿。最终，在590年，萨珊波斯的霍尔米兹四世遭遇了宫廷政变，为他的冥顽不灵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莫里斯审慎地选择拥立萨珊波斯帝位的合法继承人为新皇，从而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在这之后，皇帝即刻将大量的帝国部队调往巴尔干地区，并成功在599年驱逐了阿瓦尔人。

莫里斯时期的财政盈余非常少，所以他“沉迷”于削减财政支出。由于他未曾真正用完国库的黄金储备，因此他的目的并非时为了避免国家破产，而是为了给国库留下一笔宽裕的储备金。莫里斯的不成功的节流尝试一度引发了四次兵变，其中最后一次兵变导致了可怕的后果。然而与其在如此明确的警告之后招致杀身之祸，莫里斯按理更应在其余财政支出项目上进行节流，或许可以因此牺牲边防军的利益。也许，宁愿不为紧急情况留出储备金，应该也会比因过度节流财政支出而面临紧急情况要好。

然而在284—602年间，东罗马帝国的政府在国防工作上做得相当好，既避免了帝国的破产以及国家倾覆的现实危机，也平定了几乎所有的军事叛乱，东罗马帝国的领土几乎毫无损失，甚至还政府了阿非利加地区和意大利大部地区的领土。帝国的野战军也成为了当时西方世界最好的军队，帝国的边防军尽管存在不少的弱点，但也能够在维持秩序方面做出贡献。即使在六世纪末期意大利地区和西班牙边区被敌人再次夺走，但我们理应知道那里也是仅有的缺乏帝国军队驻守的地区。虽然帝国军队在378年的亚德里亚堡战役和468年针对汪达尔王国发动的联合远征作战中遭受了严重打击，但是帝国军队依旧在这两次惨败后幸存了下来，并在查士丁尼一世的领导下通过辉煌的胜利最终消灭了汪达尔人和东哥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