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王朝与察合台王朝同属元代中国

　　至于在此前由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中国意识」往往被认为在政治上的体现并不显著，或者说其即使存在，主要也仅见于汉人群体和一部分汉化较深的蒙古—色目人士中。〔1〕不过在详细调查相关证据之后，不免使人对该说也有所怀疑。首先我们来看20世纪初期德国探险队所获的柏林吐鲁番藏品中的一件中古蒙古语文书残片。这件文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被学者著录转写，近来又有日本学者松井太对其进行了详细研究。〔2〕虽然该文书因残缺程度严重，未能留下可以断代的清晰内证，但大致应处在14世纪元朝统治的时限以内。松井太的研究在此前李盖提释读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文书现存第9行的残留字迹可以复原成「dumdadu mongγol ulus-un」，即「中央蒙古国的……」，因此这是现存元代蒙古语文献中罕见的一件出现了「中央蒙古国」名称的文书，其出现的背景也是松井太论文重点考察的主题。他的结论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其一，文书本身应属于元代察合台汗国统治下的产物，「中央蒙古国」一名是都哇以降的察合台汗国统治者在海都于1301年逝后，为了彰显出摆脱先前窝阔台汗国控制的自主政治姿态而独创使用的全新国名。其二，「中央」一词，来源于察合台汗国的地望正好处在其他三大汗国（元朝、金帐汗国和伊儿汗国）的中间。笔者对此持有不同的判断，现将理由论述如下。

　　先从历史背景来看。虽然在至元大德之际，元朝的势力逐渐退出吐鲁番盆地一带，但并不意味着以后的整个14世纪前中期元朝在当地的政治影响已经消失。实际上，元朝与以火州为中心的吐鲁番盆地依然长期保持着紧密联系。在大德七年（1303）都哇与元朝恢复和平关系以后，察合台汗国虽然保有对于火州的控制权，但是从现存的元朝官方文献来看，该地区依然要向作为宗主国的元朝贡献葡萄酒，后者在当地继续设有总管府；而某些负责进贡酒类的当地官员则可能还领受了元朝的封号。到延祐元年（1314）元朝与察合台关系破裂以后，元军又重新攻入火州一带，并任命畏兀儿亦都护为新的高昌王，以着手重建元朝在当地的直接统治。虽然1330年以后元朝在火州的统治再度减弱，最终在1338—1339年后察合台汗国又再度恢复了对这里的直接统治，但火州依然与朝廷维持着政治联系。〔3〕因此，对于14世纪前中期的吐鲁番一带而言，该地始终保持着一定程度的两属性，即地方统治权归察合台汗国，但又并未置身于元朝的政治影响之外。因此，要判断出土于这里的蒙古语文书的性质，似乎也不应忽略元朝的政治影响。换言之，「中央蒙古国」与元朝存在联系的可能性同样值得考虑。

　　其次，在松井太列出的具体证据中，主要还是综合归纳了前人尤其是裕尔（H. Yule）的观点。相关证据中最为重要的是《伊本·白图泰游记》和《约翰·马黎诺里游记》中的记载。据当时到过中亚一带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ūta）描述，察合台汗国素丹答儿麻失里（1331—1334年在位）的国家处于世界四雄即元朝中国、印度德里苏丹国、伊儿汗国、月即别金帐汗国之间。〔4〕而1342年平安抵达了汗八里（大都）的教皇特使约翰·马黎诺里（Johnof Marignolli），在其行记中将政治中心位于阿力麻里的察合台汗国明确称为「中央帝国」（Imperium Medium）。〔5〕其实，第一条史料只是客观反映了察合台汗国所处的相对地理位置而已，白图泰并未说明后者因为这种地理位置而被其君主叫作「中国」。而第二条史料看似有力，其实存在很大的重审余地。

　　第一，约翰·马黎诺里在其行记中除了用「中国」指代察合台汗国外，还将金帐汗国称为「鞑靼人第一皇帝月即别之廷」，又将元朝记作「东方帝国」。〔6〕然而，当时的金帐汗国可汗并未自称「鞑靼人第一皇帝」，而元朝皇帝也绝未将其统治的国度自称为「东方帝国」。既然如此，那么察合台汗国被称为「中央帝国」的原因就需要从其他角度加以解释。第二，更重要的是，作为教皇伯奈狄克特十二世特使，约翰·马黎诺里曾专门携带了一封国书性质的信件，要送给「中央帝国的鞑靼君主」（imperator Tatarorumde Medio Imperio）。〔7〕而这里的「中央帝国」根本不能理解成察合台汗国的代名词，因为游记记述得非常清楚，在约翰·马黎诺里停留阿力麻里期间，从未向察合台汗国的统治者递交过任何外交文书，他在此地的活动仅限于建教堂、宣教等宗教事务，直到抵达汗八里以后，才向元朝皇帝正式呈交了教皇的国书并受到相应礼遇。〔8〕因此，教皇书信中所提到的「中央帝国」当指元朝无疑。事实上，在比伯奈狄克特十二世更早的约翰十二世时期，罗马教皇就决定在所谓的「中央鞑靼帝国」内设立一个单独的教区，而该教区的地理范围则从金帐汗国的地界一直到汗八里。〔9〕这里的「中央鞑靼帝国」同样是以元朝的疆域为主。故随后的伯奈狄克特十二世的国书中以「中央帝国」称呼元朝可谓早有渊源。降至14世纪40年代，在黑海沿岸从事贸易活动的意大利商人还在商业信函中继续提到了处在遥远东方的「中国」（Imperu de medio），而该国又与丝绸商品有关。〔10〕显然这里的「中国」在地域上指的还是元朝。因此，「中央帝国」之名决非像裕尔和松井太认为的那样，只适用于察合台汗国，它同样可以指代元朝。

　　不过，约翰·马黎诺里将察合台汗国称作「中央帝国」的做法，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他本人的误用。事实上，早在1314—1328年间，西方的史料在列举鞑靼人的四大汗国时，就已将都哇—海都的帝国称为「中国」（medium imperium），〔11〕虽然海都和都哇分别于1301年和1306年就已相继去世。再联系此后的教皇书信和约翰·马黎诺里行记将元朝与察合台汗国均称为「中央帝国」的用法，我们不难发现，在14世纪前半期的西方史料中，与金帐汗国和伊儿汗国不同，元朝和察合台汗国似乎为同一个「中国」的组成部分。那么产生这种认识的根源何在？这需要从相关历史背景中求解。

　　当1303年都哇的察合台汗国与元朝正式达成和议以后，元朝认可了前者在中亚的势力范围，而察合台汗国也承认了元朝的宗主地位，表现在通常的情况下，只有元朝皇帝才可以被尊称为比汗地位更高的合罕，同时合罕的旨意才能被称为「札里黑」（即圣旨），以高于其他汗颁布的令旨。元朝一方则重新整治开放驿站，以便于察合台汗国使臣进觐纳贡。在此基础上，双方在表面上重建起一种类似于「兄弟之国」的关系格局，以后虽然经历了元仁宗时期的再度暂时对立，但这种格局秩序依然大体延续了下来。〔12〕而像畏兀儿之地长期具有的两属性质无疑又加强了双方的联系。此外，在政治文化方面，到14世纪前期时，元朝和察合台汗国还继续共同恪守成吉思汗的札撒，这一点有别于在当时已逐渐伊斯兰化的伊儿汗国以及历来独立自主性表现得最为突出的金帐汗国。〔13〕而在具体的行政制度方面，从吐鲁番出土的乘驿公文书上看，察合台汗国的驿站制度与元朝基本相同。同时察合台汗国还以元朝为媒介，陆续借入了不少源自汉语的官号名称，例如丞相（čingsang）、右丞（yučing）、左丞（tsočeng）等。〔14〕这些史实都说明，在14世纪前半叶的蒙古四大汗国中，尽管不免存在冲突对抗，但总的来说察合台汗国与元朝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一体化」，此非伊儿汗国、金帐汗国与元朝的关系可比。察合台汗国这种接近元朝的政治「东向性」，也反映在其君主每年必须前往汗国东境视事。因此，当后来答儿麻失里在1331年即位后，因长期定居在忽罗珊，从未到邻近中国（Șin）的方向去，即被认为是背离了这一传统而被其国人看作无法无天。〔15〕这最终导致了答儿麻失里的统治难以得到认可，其本人也在随后爆发的内战中被弑身亡。

　　察合台汗国与元朝的「一体化」还表现在相关地域名称上。在14世纪的穆斯林文献中，元朝统治的北中国地区通常被视作「契丹／乞台」（Khitai）。然而，当时的穆斯林文献实际上还把察合台汗国的大片领地也称作契丹。如《瓦萨夫书》卷3提到过一个来自契丹（中国）的人IridšiTuriči，而该书的德译者将此人注释为实际上来自于察合台汗国。〔16〕稍后的马木鲁克史学家乌马里（1301—1349）在《眼历诸国行记》中称伊犁河（Ili）是河中地区（Māwarā’an-Nahr）与契丹（Khitai）的界线。而该书的德译者还随后在注解中补充了一条史料，即根据乌马里的另一部著作，别失八里（Bišbāliq）和阿力麻里（Almāliq）同属于契丹。〔17〕据此可见，至少察合台汗国的东部领土已被看作是契丹的组成部分。当14世纪下半期帖木儿汗国兴起时，上述地域观念依然流行。帖木儿汗国时期的史学家阿剌伯沙（1389—1450）在其关于帖木儿的个人传记中，称其后宫中两位地位最尊贵的夫人均是契丹君王之女。〔18〕实际上帖木儿迎娶的地位尊贵的夫人系出自察合台汗国合赞汗之裔，他通过这一联姻获得了成吉思汗家族古烈干（女婿／驸马）的政治身份。因此，阿剌伯沙书中的上述契丹君王正是原先的察合台汗国统治者。15世纪初期前往中亚拜会帖木儿的西班牙使臣曾在撒马尔罕听说，中国（katay）皇帝派遣使臣前来催索贡品，因为帖木儿占有中国土地多处，例应按年纳贡。〔19〕此时的帖木儿早已攫取统治了原察合台汗国的大片领土，故所谓的「占有中国土地」即指此而言。以后直到16世纪初，一度在塔什干进退维谷的巴布尔还曾流露出前往契丹的念头，而根据其本人随后的描述，他是想去蒙兀儿斯坦和吐鲁番投靠其舅父阿黑麻汗。〔20〕因此，所谓的契丹其实指的是蒙兀儿斯坦，〔21〕而后者又正是以前察合台汗国的东部领土。故以14—15世纪中亚人的地理观而论，当时的中国内地和察合台汗国的东部同属于「契丹」的范围。这显然又与在西方史料中「中央帝国」一名同时适用于元朝和察合台汗国这一点相互印证，均为二者趋于「一体化」的特征表现。以上历史背景也有助于我们解释为什么在14世纪的吐鲁番这样的两属地区内发现的蒙古文文书残件中会出现「中央蒙古国」这样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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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征引的非汉文史料足以证明，早在清朝以前，辽、金、元三朝在入主汉地以后，同样培育出很强的「中国意识」，早期的辽金两朝则将「中国」所具有的「地理上的中央位置」一义与其建立的国名相结合，从而在契丹—女真文字中组合成了「大中央……国」的套语式名称。而在元朝建立以后，则出现了「中央蒙古国」的蒙古语国名，并被其西北宗藩察合台汗国所采用。正是由于元朝国名的「中国化」和当时东西交通的空前发达，最终促使14世纪的欧洲人首次将具有「中央之国」含义的中国本名载入西方文献中，以之同时指代元朝和察合台汗国。在此以前，欧洲对中国的国名认知尚长期停留在「塞里斯国」、「桃花石国」等他称性称谓上。〔22〕故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对于「中国」一名在西方的传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恐怕不是那些持「元朝非中国论」的国外学者所能想象的。试想，如果元朝处处排斥压制「中国」一名的使用，那么同时代的西方人士又怎会在历史上首次将「中国」的本名载入他们自己的文献呢？

（摘自钟焓 《北族王朝没有中国意识吗 ———以非汉文史料为中心的考察》）　　

　　〔1〕堤一昭：《「中国」の自画像———その时间と空间を规定するもの》，西村成雄编：《现代中国地域研究の新たな视圈》，东京：世界思想社，2007年，第43—44页；金浩东：《蒙古帝国与「大元」》，姚大力、刘迎胜主编：《清华元史》第2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32页。

　　〔2〕L. Ligeti, “Fragments Mongols de Berlin,”Acta Orientalia Hungaricae 24/1971, pp.150-153; DaiMat-sui, “Dumdadu Mongγol Ulus ‘The Middle Mongolian Empire’,in V. Rybatzkietal., eds., The Early Mongols: Language, Cultureand History: Studies in Honor of Igorde Rachewiltz on the Occasion of His 80th Birthda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2009, pp. 111-119.

　　〔3〕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纲》，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4年，第303—311页；余太山主编：《西域文化史》第6章《蒙元时期》，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5年，第288、320—322页；Thomas T. Allsen, “The Yüan Dynasty and the Uighurs of Turfan in the 13th Century,” in M.Rossabi, ed., China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10th-14th Centuries,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 258-260.

　　〔4〕此处参见伊本·白图泰 ：《伊本·白图泰游记》，马金鹏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98页。

　　〔5〕阿·克·穆尔：《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郝镇华译，蒋本良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86页。

　　〔6〕阿·克·穆尔：《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285、286页。

　　〔7〕D.Sinor,“Some Latin Sources on the Khanate of Uzbek,”in B. A. Nazarovetal., eds., Essays on Uz-bek History, Culture and Languag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1993, p. 117.

　　〔8〕阿·克·穆尔：《一五五〇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第286页。

　　〔9〕J. Richard, La Papauté et les Missions d’orient au moyen age (ⅩⅢ e -ⅩⅤ e siècles), Roma: Palais Farnèse, 1977, p. 166.

　　〔10〕V. Ciocîltan, The Mongols and the Black Sea Trade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trans. S. Willcocks, Leiden: Brill, 2012, pp. 213-214, note 274.

　　〔11〕Paul Pelliot, Noteson Marco Polo, vol.1, Pairs, 1959, p. 129.

　　〔12〕刘迎胜：《从成吉思汗使团到沙哈鲁国王的使团》，《中国蒙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68—483页。关于元仁宗时期元朝和察合台汗国围绕宗藩地位之间的争执，参见刘迎胜：《脱火赤丞相与元金山戍军》，《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

　　〔13〕K. Lech, Das Mongolische Weltreich: Al- ‘Umarī’s Darstellung der mongolischen Reiche in seinem Werk Masālik al-absārfīmamālik al-amsār,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68, SS118-119.

　　〔14〕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纲》，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4年，第26—27页。

　　〔15〕伊本·白图泰：《伊本·白图泰游记》，第301—302页。

　　〔16〕Hammer-Purgstall, Geschichte Wassaf’s, Band3,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der Wissenschaften, 2012, S37.

　　〔17〕K. Lech, Das Mongolische Weltreich: Al- ‘Umarī’s Darstellung der mongolischen Reiche in seinem Werk Masālik al-absārfīmamālik al-amsār, S116, S265 note 12.

　　〔18〕J. H. Sanders, trans., Tamerlane or Timur The Great Amirby Ahmed Ibn Arabshah, London: Luzac & Co., 1936, p. 310.

　　〔19〕罗·哥泽来滋·克拉维约：《克拉维约东使记》，杨兆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58页。

　　〔20〕巴布尔：《巴布尔回忆录》，王治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54—155页。

　　〔21〕S. F. Dale, The Graden of the Eight Paradises: Bābur and the Culture of Empirein Central Asia. Afghanistan and India (1483-1530) , Leiden: Brill, 2004, p. 124.

　　〔22〕胡阿祥：《伟哉斯名———「中国」古今称谓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29—3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