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之昭宣之治(第二十四集)学习记录

上一集《两汉经学》主要讲的是汉朝初期的治国之策，由无为而治转向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演变过程。从高祖刘邦到汉惠帝刘盈、吕后、汉文帝刘恒的汉初时期，为了尽快恢复因秦末农民起义及楚汉战争导致的民生凋敝、社会动乱问题，采用了黄老之术的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迅速使民生得到休养生息，进而国富民强，但同时分封异姓及同姓诸侯王的地方割据问题也严重导致了政权的不稳。汉武帝刘彻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指导思想，强化和树立君权在国民心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中国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的延续传承打下很好的基础。

汉武帝晚年间的巫蛊之祸造成太子含冤自杀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二月，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这位统治中国长达五十四年的雄主，北击匈奴，东并朝鲜，南诛百越，凿空西域，使得汉王朝的疆土空前广阔。然而，在帝国强大的背后，也隐藏着重重危机。外患并未彻底根除，内乱接连不断，全国多地频繁爆发农民起义，大汉帝国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谁能够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到，从而避免像秦朝覆亡那样的悲剧？随着汉武帝的黯然离世，大汉王朝迎来了它的另一个重要时期，昭宣时代，也称昭宣中兴。

公元前91年，大汉王朝在汉武帝的统治下，已经走过了49个春秋，这位曾创下旷世伟业的帝王，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疾病缠身，时常将国事托付太子。太子刘据是汉武帝二十五岁时才有的长子，很小的时候就被立为太子，曾深得武帝喜爱。就在武帝又一次出宫养病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倾动朝野的大事--巫蛊之祸。巫蛊术是巫师通过诅咒、射木偶人和毒蛊等方式企图使仇人罹祸的巫术，这种巫术在西汉时很流行，汉武帝对此也深信不疑，这就给阴谋家兴风作浪提供了机会。江充是有名的酷吏，素与太子不和，于是进谗言说有人用巫蛊术诅咒武帝，武帝闻言大怒，令其彻查。江充令人提前在太子宫中偷偷埋下桐木人，然后假装发现。太子非常恐惧，不甘心蒙冤等死，于是逮捕并杀死江充，发兵自保，武帝闻讯大怒，派丞相率大军讨伐，激战五日，太子兵败逃出长安，最终自杀，他的母亲卫皇后（卫子夫，大将军卫青的姐姐）也被迫自杀。巫蛊之祸发生在汉王朝的统治中心，被牵连杀害的人多达数万，影响所及动摇着汉帝国的根本。

汉武帝晚年颁布轮台诏，调整国策为休养生息

巫蛊之祸在汉代社会以及汉武帝当时的盛世来讲，也是一个重大的事件，更重要的是这件事让汉武帝真正地认识到了在繁荣的社会底下，隐藏着很多的社会矛盾，如果没有这件事，汉武帝可能意识不到需要改弦更张，那么汉朝社会也可能就会丧失在汉武帝手里。

经过多方调查，汉武帝获知太子完全是被逼上绝路的，被愤怒压抑的父子亲情，强烈迸发出来，令他悲痛万分，始终不能相信，竟然是自己亲手酿成了父子相残的悲剧，不仅痛失爱子，而且让帝国失去了理想的接班人(武帝晚年建思子宫，在湖县建归来望思之台，追思长子)。不久，更为致命的打击接踵而至，匈奴入侵边境，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七万大军反击，轻率地纵兵深入，导致孤立无援，兵败投降。辉煌一生的武帝，从未遭遇过如此惨痛的失败。同时，国内局势也十分严峻，穷兵黩武导致国力虚弱，各地频繁爆发农民起义，朝廷忙于应对，疲于奔命，汉武帝和他的帝国一同陷入到重重危机中。这一切让汉武帝不得不对自己多年来的统治方略进行深刻反思，他意识到自己的执政策略必须做出重大调整。

轮台诏。又称“轮台诏令”，是汉武帝刘彻于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所下的诏书。武帝在其中否决了桑弘羊等大臣在西域轮台地区屯田的提案，并对派遣李广利远征匈奴之事表示悔恨。武帝批评桑弘羊的建议是扰乱天下，给百姓增加负担，对百姓毫无益处，“朕不忍听到这样的建议”。他对自己以前的政策进行深刻反思和检讨，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轮台诏称得上是汉武帝最后岁月的治国新纲领。

汉武帝好大喜功，而且引起了政治内乱，他几乎把一个完好的汉帝国带到了毁灭的边缘。但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候做了一个反悔，认为自己几十年的统治有错误，因此有了轮台罪己诏，据此做了政策的转变。轮台诏明确了新的治国思路，就是让政策回归休养生息，富国养民。然而留给这位老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必须尽快重新选定接班人，但剩下的皇子不是年幼就是节行有亏，这让汉武帝左右为难。

汉武帝仿照周公辅成王做法，选霍光辅佐汉诏帝

诏帝期间实为霍光执政，忠实地执行着休养生息的国策

一幅“周公辅佐成王故事”的画作传承至今。传说周武王死后，周成王年幼，由其叔叔周公旦辅政，周公不负周武王之托，将周朝治理的稳固强大，等周成王成年后，周公还政于周成王。汉武帝病重之前，令画工画了一幅《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送给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霍光，这等于宣示天下，他要立八岁的少子刘弗陵为帝，以霍光为首辅大臣辅政。霍光是已故大将军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兄弟，性格沉稳，处事周详，深得武帝信任。汉武帝临终前，拜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上左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四人共同辅佐少主。显然，被赋予周公使命的霍光，将成为未来汉王朝最主要的角色。在接班人的培训上，武帝选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人，霍光在历史上被评价为相当于周公那样高地位的人。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霍光将带领其他三位大帝，肩负着历史赋予的重任一同开启昭宣时代。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二月，汉武帝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他在遗诏中写道“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绝矣”。带着对帝国的眷恋与生命的不甘，汉武帝长眠于陕西省咸阳市的茂陵。茂陵是西汉帝王陵中最大的一座，在茂陵周围，有二十多座陪葬墓，见于确切历史文献记载的陪葬墓有西汉的两大军事家--卫青、霍去病；在茂陵西北角有李夫人；在稍远处的就是霍光墓。

昭帝刘弗陵即位的最初几年，除了应对突发事件，施行一些惠政外，国家少事。霍光亲历了武帝中晚年政治的转折，无论是从他的个性还是理念出发，他都忠实地执行着武帝晚年制定的与民休息国策。然而这与桑弘羊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有着严重分歧。桑弘羊是中国古代杰出的理财家，公元前119 年前后，在国家遇到严重的财政危机时（武帝大举北击匈奴的后期），汉武帝重用桑弘羊，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桑弘羊在全国推行盐铁、均输、平准等经济改革政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盐铁官营，将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盐和铁收归国营。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盐池，是我国最古老的盐业生产中心，古称河东盐池，是西汉时期最为重要的盐产地和集散地。当年绵延不绝的车队满载食盐，运向四面八方，运城由此得名。如今，广袤的盐池和深深的车辙依稀诉说着这里曾经的辉煌。盐自战国起，就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桑弘羊的改革将盐的生产由过去的民营改为民制官收，国家提供煮盐用的铁锅，生产出的盐由国家统一收购、运输、售卖。国家为此设立专职的官员掌管盐务，并在全国多数郡设立盐官，分布之广，规模之大，前所未有，此举使盐税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桑弘羊进行的众多改革，取得了成效，暂时缓解了财政危机，史称“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意思是说老百姓的税赋没有增加，国库里的钱越来越多。

桑弘羊的财政思想最大的特色是强调重商，他在中国历史上最具有贡献的见解有两点。一是认为富国不一定非要用农业，工商业也可以富国；二是他是历史上最早提出大生产模式的优越性之人，大生产使得铁的产量大幅度增加，促进了国家力量的强盛。桑弘羊的改革在很短时间内使得濒于崩溃的汉朝经济得以恢复，国库再次充实，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并保证了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然而，桑弘羊改革的弊端也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日益显现出来。盐铁官营对于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抑制商人势力、改进和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存在着生产的铁器质量不高，规格不符合要求，包括售价方面，以及官吏强迫农民进行购买等弊病。这些弊病在改革推行十余年后日渐凸显，百姓怨声载道，地主、官僚、贵族和商贾等也强烈不满。

盐铁会议。霍光掌权后，为了缓解严峻的社会矛盾，主张对国家垄断的工商业稍微放松一些，而桑弘羊对此反对，坚决主张严管。为了能在统治阶层内部达成一致，霍光听取了同僚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推举贤良、文学之士，询问百姓疾苦，为即将召开的一场朝廷会议做准备。公元前81年二月的一天，来自全国各地的贤良文学六十余人，与朝廷大臣齐聚都城长安，共同探讨治国之策。事前谁也没有想到，会上辩论异常激烈，以致这次会议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会议之一。御史大夫桑弘羊更没有想到自己居然成为众矢之的。贤良文学猛烈抨击武帝推行的盐铁国营、酒榷、均输等经济管制政策，历数其弊端，认为这是与民争利，是造成百姓贫穷困苦的根源。作为这些政策的制定者，桑弘羊反驳道，这些管制措施是制衡周边民族，安定边疆，满足国用的主要经费来源，是国家大业，决不可废。双方的辩论精彩纷呈，这次会议称得上中国古代非常罕有的一次辩论赛，史称盐铁会议。桓宽根据原始档案，撰写了《盐铁论》一书，保留了这次会议的珍贵记录。然而，当时辩论的会场早已荡然无存。西安市三桥镇高堡子村的一个农家院落，就是举行中国历史著名的盐铁会议的所在地。盐铁会议讨论的议题有很多，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盐铁。

盐铁会议五个月后，朝廷颁布一项决定，废除酒专卖和关内铁管。根据《盐铁论》记载，这个决定是包括桑弘羊在内的大臣提出，霍光代表诏帝奏可的。霍光在此事上充分尊重了大臣的意见，但是这件事仍埋下了桑弘羊与霍光决裂的隐患。

在桑弘羊看来，举贤良、文学以及召开盐铁会议本身，已经反映了霍光的态度。桑弘羊是一个极聪明且自信的人，尤其是武帝中后期，他曾拯救了国家的财政危机。但在武帝晚年，他的思想并没有跟随武帝一起转变，而是始终坚信，积极有为的方针是正确的，霍光执政后所采取的与民休息的无为政策让他难以接受。除桑弘羊以外，另一位辅政大臣上官桀及燕王刘旦等人也对霍光深为不满，很快这些人便勾结在一起，计划除掉霍光，他们暗中窥伺，等待时机。这天霍光出宫休沐，一封号称是燕王旦的上书乘机送入皇宫，递交到昭帝手上，这封上书举报霍光出京检阅羽林郎，擅自调增幕府校尉，专权自恣，可能要篡夺皇位，要皇帝马上调燕王旦进京保护。然而上官桀、桑弘羊等人显然过于低估了昭帝的智商，十四岁的昭帝立刻就识破这封信是伪造的。上官桀等人见搀毁霍光不成，便又策划由长公主设宴邀请霍光，设伏杀了他并废掉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九月，阴谋泄露，长公主、刘旦自杀，其余参与谋反者全部被灭族。一场颠霞政权的危机安然度过，霍光得到了汉昭帝的全面信任，朝中再无可与之抗衡的势力，史称威震海内。这段历史让后代历史学家对霍光的评价众说纷纭。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正月丁亥日，十八岁的昭帝在未央宫加元服，即举行成人仪式，冠礼。虽然一般而言，年幼的皇帝成人后便可亲政，但昭帝依然将政事委任于霍光。霍光继续执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宽松国家权力对民间的控制，社会秩序已明显有了好转。然而三年后，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四月，年仅二十一岁的昭帝猝然病逝，这位八岁登基，执政十三年的年少天子（实际加冕掌权只有3年），在霍光的辅佐下，继承了武帝末年的富民政策，在较短的时间内基本扭转了汉武帝晚年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经济稳定发展，为昭宣中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霍光也不辱使命，内外措施得当，成效显著。昭帝和霍光的关系被《汉书》赞为“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时以成名，大矣哉”。霍光自己也以周公来自居，也确实做到了忠心耿耿，全心全意，像周公一样辅佐汉昭帝。在他辅改期间，昭帝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政绩，这些政绩为昭宣中兴打下了基础。

昭帝无子，他的猝然离世令霍光和大臣们措手不及，霍光和大臣商议，立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为帝。然而，霍光觉得刘贺当了皇帝后，不仅生活奢扉，而且急于摆脱霍光的控制，建立自己的领导班子。霍光与几位重臣密谋后，上奏皇太后废黜了在位仅27天的刘贺(即位仅27天，就能看透一个人吗？其中原委难以得知)。

昌邑与南昌：昌邑王刘贺是第二代昌邑王，仅做了27天皇帝就被废后，重回昌邑国做昌邑王。可能是昭帝对他不放心怕有后患，亦或他的行为不检点，在被废十一年后，又被贬为海昏侯，贬到了豫章（今南昌市）海昏县，在此海昏侯传承四代并延续了168年。南昌即南昌邑的意思，是南昌名字来源的说法之一。海昏侯墓于2015年发掘，被列为当今重大考古发现。

霍光将刘病已立为汉宣帝，继续辅佐

宣帝了解民间疾苦，轻徭薄赋，宽刑罚，西汉中兴

刘贺被废后，选新皇帝再次提上日程。由于武帝子孙凋零，可供选择的人并不多。这时流落民间，身为庶人的刘据之孙（刘据是汉武帝的长子，是因巫蛊之祸被错杀的太子），十八岁的刘病已（后改名为刘询）进入霍光的视野。刘据当年因巫蛊事件兵败自杀，妻妾、子女均被杀。当时刘据的孙子刘病已刚刚出生几个月，也被收系狱中，廷尉监丙吉、掖庭令张贺等人可怜他尚在襁褓，派女囚喂养他，如此历经磨难才活了下来，昭帝时期承认了他的皇室血统身份。公元前74年七月庚申，这位命运多舛的少主，被迎入未央宫。当日，便举行了登基典礼，是为宣帝。然而此时的汉宣帝，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在霍光面前，显得唯唯诺诺。史载，宣帝即位拜谒高庙时，霍光随从掺乘，宣帝感觉若芒刺在背。

霍光为了专权，废除了昌邑王，立了汉宣帝，之所以立汉宣帝，是因为宣帝的势力单薄，没有盘根错节的亲戚支持，也无党羽支持。宣帝也知道，自己的命运完全掌握在霍光手中，霍光既然可以立他，也就可以废他。汉宣帝入朝后的第二年正月，霍光表示要归政皇上，宣帝谦让，表示一切仍需要委任大将军，结果一切如昭帝时一样，凡事先向霍光汇报，然后再向宣帝上奏。此时霍光已权倾朝野，他虽然对汉室忠心耿耿，但是权力欲和控制欲很强，他一方面牢牢把持朝政，另一方面大肆封赏，提拔自己的亲属，史称“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

在牢牢把持朝政二十年后（公元前87年开始辅佐汉昭帝），公元前68年三月，霍光病逝，谥为宣成候。这位三朝元老不负汉武帝的临终嘱托，在内政外交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使国家平稳过渡，稳定发展。霍光死后，汉宣帝以堪比帝王的葬仪，将他安葬在茂陵，长伴于汉武帝身边。

谥号、庙号、尊号、年号的区别：

谥号：指古代帝王、诸侯、卿大夫、高官大臣等具有一定地位的人死去之后，后世根据他们的生平事迹与品德修养而给予的带有评判性质的一种名号。

庙号：指的是古代帝王死后，在太庙里立室奉祀时追尊的名号。汉朝及之前朝代对庙号比较慎重。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有庙号。

尊号：自唐代武后中宗之世起，皇帝又可有尊号。这种尊号大多是生前奉上的，有的帝王可以被奉上好几次尊号，一般都是谀美赞颂之辞。如唐玄宗在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受尊号为开元圣文神武皇帝，宋太祖在乾德元年(公元963年)受尊号为应天广运仁圣文武圣德皇帝。

年号：是封建社会中帝王用以纪年的一种名号。我国古代最早的纪年法是按照王侯即位的年次纪年，例如公元前77年是周平王四十九年、鲁隐公元年，公元前370年是周烈王六年、魏惠王元年等等。

 

霍光死后，汉宣帝宣布亲政，此时的汉宣帝不再唯唯诺诺，他开始真正实施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他逐步削弱霍家人的权势，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这让霍家人坐立不安。情急之下，霍家人决定铤而走险，密谋毒死汉宣帝，然而此时，汉宣帝已羽翼丰满。公元前66年，宣帝以谋反罪，将霍氏一族灭族。

霍氏家族虽然被清算，而汉武帝轮台诏定下的基调，由霍光所执行的休养生息政策，被汉宣帝延续并发扬光大。在其二十五年的统治中，政治清明、重视教化，汉王朝再一次呈现出勃勃的生机。

汉宣帝的陵叫杜陵，其陪葬品的数量仅次于汉高祖刘邦。宣帝是西汉的第十个皇帝，在西汉的历代皇帝中，也是唯一一个小时候坐过监狱的。因为从小在民间长大生活过，所以他当了皇帝后，深知国家现状和民间疾苦，也知道社会、国家存在的问题。因此当政后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对因巫蛊之祸造成的冤假错案进行全面平反。

亲政后不久，汉宣帝亲自参加了一些案件的审理，社会风气为之一新，他还听从大臣的建议，一改从武帝以来严刑峻法的做法，提倡省法制、宽刑罚，为了从制度上保证执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宣帝下绍，置延尉平四人，随后又公布了一系列减免刑罚的措施。为了鼓励孝道，宣帝下绍，子女包庇父母，妻子包庇丈夫，孙子包庇祖父母罪行的都不治罪，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宣帝还下诏斥责一些地方官舞文弄法，欺上瞒下。为了方便百姓避讳，汉宣帝甚至将自己的名字由病改为询（也就是把名字由刘病已改为刘询），并赦免之前触讳治罪之人。他还先后十次下令，大赦天下。

在奉行为政宽简的同时，汉宣帝延续了昭帝时期的轻徭薄赋，劝民农桑的政策。即位不久，即免除当年租税，此后又先后三次减免徭役赋税。在汉宣帝统治后期，国内经济繁荣农业连年丰收，谷价创汉朝立国以来最低。为防止谷贱伤农，汉宣帝专门设立了常平仓，谷价低时，加价买入，饥荒时原价售出。这种以国家力量来干预粮食价格的举措，使得百姓得利，国家安定。在汉宣帝的大力倡导下，各级官员都以鼓励农桑，发展生产作为首要政务。武帝时期每石粮食50钱，到了宣帝时每石粮食仅5钱，而且社会人口数量也得到大幅度提升。汉宣帝深知，一套好的措施、好的制度需要大量的循吏去贯穿实施。循吏就是人们常说的廉洁而又有能力的地方主管。《汉书·循传》共收了六个人的传，其中五人是宣帝时期的。汉宣帝认为治政的关键在于吏治，吏治的关键又在于地方官，每当任命州刺史、郡太守、诸侯王相等地方官员时，宣帝都亲自召见，详细询问执政方略，然后综核名实。对治政确有成效的，就颁绍书加以勉励、赏赐，每逢年初郡国上计（郡国上计，一般由皇帝或丞相亲自接受计书，汉武帝刘彻曾在甘泉宫和其他地方受计。西汉末到东汉，多由大司徒受计。朝廷根据计簿对守、相进行考核，有功者受赏，有过者受罚。各地所上计书，最后集中到丞相府，由计相把这些计簿存档保管。东汉时计簿归尚书掌管。），宣帝都亲自询问地方官员政令得失，了解民情，他反对频繁调换郡太守，认为那样会让百姓没有安定感，不愿服从管理。但宣帝并非一味施行仁教，而是因地因时制宜，大力推行循吏政治的同时，也在三辅等官僚、豪强势力盘踞的地区，重用在刑罚上出名的能吏。赵广汉是汉宣帝时的能吏之一，担任颍川太守期间，针对当地大姓、宗族肆意横行，朋党为奸的现状，用计谋对他们进行离间，鼓励检举揭发，上任几个月，就诛杀首恶，郡中震栗。担任京兆尹时，赵广汉成为第一个敢向霍光家族开刀的人。当时霍光刚死不久，霍家人仍然权倾朝野，赵广汉查到霍家非法酿酒、屠宰，亲自带人闯入霍光儿子的宅第搜查，砸烂酿酒器具，砍坏了门户，霍光的女儿当时是皇后，向宣帝哭诉，宣帝心里支持赵广汉，但顾及皇后的面子，只得下绍责备赵广汉。韩延寿、尹翁归、严延年、张敞等也都是汉宣帝时的能吏，他们严厉打击豪强势力，贪官污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宣帝晚年，曾与后来的元帝，当时还是太子的刘奭(shi)闲聊，刘奭批评宣帝持刑太深，认为宜用儒生，宣帝勃然作色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并感慨道，乱我家者，太子也。

汉宣帝的太子，就是后来的汉元帝刘奭，纯任德教，特别注重儒家。汉宣帝给他讲，汉家自有制度以来，本以霸王道杂之，就是说，即会用儒求思想也会用法家思想，还有其他有用的思想，都会全部采纳，不会纯粹靠儒家思想来治理天下。应该讲，这种治国理念是非常好的，它不仅维系了汉朝的统治，更重要的是它为后来的历代帝王所沿用。对后世的启示就是国家统治即要利用仁政来得天下，又要用法律来维护统治秩序。

公元前49年年底，宣帝病逝未央宫，结束了二十五年的统治。汉宣帝被后代追尊为中宗，中兴之主谓之中宗。汉宣帝对内轻徭薄赋，整饬(chi)吏治，对外安定边疆，将西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众多功绩使得他与高祖刘邦、文帝刘恒、武帝刘彻并列，成为西汉正式拥有庙号的四位皇帝之一。

汉宣帝和他的前任汉昭帝共执政三十八年(诏帝执政十三年)，践行武帝后期的休养生息的政策，政治清明，呈现出“吏称其职、民安其业”的和谐繁荣景象。后代历史学家将昭宣之治称为昭宣中兴。

从汉武帝发布轮台诏，到昭帝时期的盐铁会议，再到宣帝的霸王道杂之，从积极有为到休养生息，汉帝国的统治者们艰难地抉择着历史的走向，大汉帝国在辉煌与危机转圜之际的这次平稳过渡，注定在时空的长河中留下悠远的记忆。

昭宣时代，为历史勾勒出一个强悍王朝的温和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