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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拉中已知的文明，在演变中或保持原生，或碰撞后聚合，最终也诚实地保留着山川江河留给他们的影子。”但是，真的如此吗？泰拉——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明日方舟——其中那些已知在碰撞中演变的文明，真的“诚实地”保留了现实留给他们的遗产吗？

 明日方舟阵营设计的一个鲜明特点在于，一方面，通过名词替换、时代洗牌、恣意撷取糅合和改变时间刻度的统一换算规律，它刻意模糊化了每个阵营可确凿无疑对应的现实原型——站在文艺创作的角度，这无可厚非；另一方面，创作者在恣意乖张地随意颠倒事件顺序、打乱地缘分布的同时，又极为刻意地缝上一些具有时代限定性的历史事件或名词，好似生怕玩家无法看出其背后的影射和譬喻，却从未意识到这类事件和名词在历史进程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殊性质。而正是这些事件和名词在宏观层面与其他事物的深刻联系，让这种事后诸葛亮式的世界观“乱炖”出现无法以现实的和历史的思维逻辑妥当解释的漏洞。

这种做法实际是意义不明的。地缘上的错位，阶级关系、生产关系与统治机构变迁发展的忽视，时间上的错乱，综合导致了无法以正常逻辑去理解游戏内历史发展进程的难以自洽的矛盾。而这类刻意强调现实原型、却往往落入逻辑悖论的名词，几乎存在于每个阵营的框架体系之中：在炎国是“节度使”，在东国是“南北朝”，在维多利亚是“弗雷德里克三世”和“断头台”……而与萨尔贡相关、但又无法单纯从萨尔贡阵营设计角度进行合理服众解释的名词之一，就是接下来要谈到的“怯薛”（Kheshig，蒙古语转写Keshik）。

Ⅰ.何谓怯薛：大汗亲兵与帝国之初

怯薛，通俗理解，即蒙古政权下可汗身边的亲卫军、“天子之禁兵”【1】。但务必需要注意，“怯薛”的出现与成吉思汗紧密相关——这也是前文着重强调其“具有时代限定性”的原因。

怯薛的前身是《史集》、《蒙古秘史》等史料中屡有提及的“那可儿”（nökör）、“那可惕”（nököd，“那可儿”复数形式），即蒙古部落贵族（“那颜”，noyan）麾下的伴当、亲信护卫。那可儿们大多为出身低于那颜的统治阶级子弟，亦有少数出身平民之人；通过自己选择侍奉对象并缔结誓约，那可儿与那颜构筑起密切而光荣的联系——就契约形式而言，将那可儿与古代罗斯、日耳曼等族群的“亲兵”，或是采邑制下的封臣进行类比，似无不妥。

但不同的是，那可儿对那颜尽到的职责远不止于军事义务层面。相较于封臣或亲兵这类单纯提供军役保障的军事服务者而言，那可儿是军事、经济、政治等层面的综合服务者，更像家宰、执事、管家一类的角色：其最首要职责无疑是担任那颜的警卫、与那颜的敌人厮杀斗争；但除此之外，那可儿还要陪同那颜狩猎，狩猎是蒙古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那可儿实际在经济层面参与了对那颜的供养；同时，那可儿需要出席那颜筹办的筵宴、参与作出重要决定的会议，即成为以那颜为核心的政治生活的参与者。

这些那可儿在未来都是那颜麾下分掌政事的官吏，那颜的权威与力量取决于那可儿的数量与质量，二者共荣俱损，其利益契约关系成为蒙古高原驻牧地游牧政经体系的核心纽带，因而“那可儿”亲兵制度就成为蒙古氏族部落时期培养精锐军事与政治力量的重要途径；那颜对那可儿的信用、以及那可儿对那颜的忠诚与否，往往成为那颜事业成败的重要因素。例如，无论是被称为“四骏”（四杰、“掇里班曲律”）的木华黎（Muqali，1170-1223）、博尔术（Bo'orchu，不详）、赤老温（Chilaun，不详）和博尔忽（Borokhula，？-1217），由铁木真生母诃额伦（Hoelun，1140-1221）带大的失吉忽秃忽（Shigi Qutuqu，1180-1262）、曲出（Küčü，生卒不详）和阔阔出（Kököčü，不详），还是札木合（Jamukha，1161-1204）口中“我的铁木真俺答用人肉喂养、以铁索拴着的四条猛犬”【2】者勒蔑（Jelme，不详）、哲别（Jebei，？-1224）、速不台（Subutai，1176-1248）和忽必来（Qubilai，不详），都是是成吉思汗麾下的那可儿。这些人不仅为铁木真四处攻伐，亦参与了其后蒙古政权的构建，由此可一窥“那可儿”制度的核心与本质。

1206年，蒙古高原上有权势的那颜们在斡难河（Onon River，即鄂伦河、鄂嫩河，成吉思汗即出生与此）召开忽里勒台大会（Kurultai），共推铁木真为全蒙古部落的大汗，是为成吉思汗（Genghis Khan）。由此，所谓“全体蒙古兀鲁思”（Khamag Monggol Ulus）、即后来的“大蒙古国”（Yeke Monggol Ulus），就此正式建立起来。大蒙古国采取行政、军事、经济生产组织三者合一的千户制，以万户、千户、百户、十户为行政、军事和生产的基本单位，将全国人口固定划为95个千户。在这种制度下，原先氏族部落下各自为政的大小那颜，就成为了服从大汗统治的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和十户长，由氏族领袖蜕变为蒙古统一国家的官吏；原先氏族中的牧民，在成为各级那颜私产的同时，又担负起纳税和提供兵源的义务，也即所谓的民兵。一旦大汗或宗亲诸王发动号令，各级那颜遂率领由其领地中男性牧民组成民兵军队前去参战。这种由蒙古各氏族成员组成的军队，即为大蒙古国政权对外扩张征伐的核心力量；

但是，仅有一支专用以扩张的军队是不够的——一方面，各氏族领地上的牧民与成吉思汗本人并无契约关系，由其组成的军队通过大小那颜层层迭生的从属关系构建联系，大汗的诏令必须通过多手转递才能下达诸军，在作战时常致军机贻误之弊；另一方面，若帝国仅有一支专向对外的军事力量恣意发展，势必会形成日趋膨胀的尾大不掉之势，于治国无利。故不论从何种角度，黄金大帐必须拥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势力，在辅政的同时起到协调国家暴力机关单一倾向性、避免权力光谱单极化导致暴力反向倾轧的作用。

有鉴于此，为加强统治权力，成吉思汗从大小那颜贵族和自由民中挑选出强悍而有才干者，组建为1千宿卫、1千箭筒士（Qorchin/ Khorchin，“豁尔赤”、“火儿赤”）、8千散班侍卫（另有7千散班及1千勇士军之说）、共计1万人的轮番护卫——“怯薛”，为其“大中军”【3】，形成与扩张诸军内外制衡、颉颃对抗之势【4】。据《元史》所载，成吉思汗以木华黎、赤老温、博尔忽、博尔术分领怯薛四班，称“四怯薛”，三日一换轮流担任守护大帐的警备宿卫工作，故怯薛亦有“番直宿卫”之称。“四杰”之中博尔忽早逝，成吉思汗遂令别速惕部代管其所领第一怯薛。由于别速惕部为成吉思汗六世祖后裔、且该部多出重臣，实际相当于第一怯薛由大汗亲自领导，故此怯薛又称“也可怯薛”——“也可”即“天子自领”之意【5】。这样，通过确立其那可儿·怯薛的特权地位，“全体蒙古兀鲁思”上最大的那颜——成吉思汗，获得了强有力的维持国内秩序的精锐军政力量，并在其基础上得以实现卓有成效的军事封建专制统治。

Ⅱ.怯薛之职：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

严格来说，1206年忽里勒台后组建的万人怯薛是对1203年初建怯薛的扩充。据《蒙古秘史》所言，1203年征伐克烈部王汗、1204年迎战乃蛮部之前的间歇时，成吉思汗出于己方折损甚大考虑，在其弟别勒古台（Belgudei，1161-1271）进言下整顿军务，草创由80名“宿卫”和70名“轮番护卫”、即70名日间侍卫（Torguud，“土儿合兀惕”）与80名夜间宿卫（Khevtuul，“客卜帖兀勒”）组成的怯薛【6】；此外，还有1千名“作战时在汗面前厮杀、平时做轮番护卫”的侍卫【7】。除护卫大汗金帐外，在不当值时，怯薛要管理大汗的家中事务，但随着统一蒙古国家的建立，怯薛成为整个帝国统治的重要参与者，其职责已不再仅限于警卫一项；大汗也再非一家、而是一国之主，故其“家中事务”不局限于简单的饮食起居、钱财管理，而是扩充为清点仓廪、服侍宫中人员、参与案件庭审等国家层面的事项。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怯薛军制度化、人员扩充阶层化，就成为一种必然。

作为大汗亲卫，怯薛享有极大特权。四怯薛之长——即所谓“哈剌赤伯”（Qarachi beys）职位世袭，怯薛长的家族因而成为汗国政治局势中的重要力量；一般的怯薛成员地位也远超寻常那颜，若怯薛与那颜相争，则治那颜罪【8】——这种特权或可从“怯薛”一词来源窥见一二：从词源来说，“Kheshig”源自蒙语“Khishigten”，后者意为“恩赐，祝福”，兼有“轮流值宿守卫”之意。很难说“轮流制宿守卫”之意是否早于怯薛出现，如果是，则说明“怯薛”一名包含将守护大汗视作恩赐的涵义，即大汗任命其那可儿为怯薛乃无上荣恩；若其晚于或与“怯薛”一词同时出现，则表明正是这种可汗亲兵的阶级化和诸多特权，让人们认为侍奉大汗是值得夸耀的恩宠之事。

与常人难及的特权相对的，在职责角度而言，怯薛可谓无事不做，凡是一切涉及政权统治的事务，均由怯薛经手办理。而由于怯薛随侍大汗身边巨细事端，因此绝不会出现怯薛离开大汗擅自行动、除大汗以外者号令怯薛的情况，其理由诚如《蒙古秘史》中记载成吉思汗所言，“朕不亲自出征，宿卫不得离开朕出征。这是朕的旨意。如果有人违背这条圣旨，嫉妒宿卫而令出征，则管军的扯儿必（近侍官）有罪……宿卫是守卫朕的黄金性命的。放鹰围猎时，（他们与朕等）共同辛苦，还让他们掌管宫帐，又是迁移，又是驻扎，还要掌管车辆。他们守卫朕而宿，这事容易吗？他们掌管帐舆、大营（也客阿兀鲁黑）的迁移、驻扎，这事容易吗？有这么多繁杂的事，所以不让他们离朕出征。”【9】

换言之，怯薛只会在大汗亲征时才出动，这便是【长夜临光】剧情中众人数次诘问逐魇骑士“你的可汗在哪里”的原因——作为怯薛，既无需拱卫之大汗，则无其出动之缘由；在不当值之时，一个怯薛歹（Keshikten，怯薛军的成员）应照料大汗的畜群、料理伙食、守卫营帐、清点纛旗（Süld，以马鬃为缨的三叉矛或战矛状旗帜）、分发细软、参与听审，而不是四处踟蹰徘徊于远非自己所处时代、所处国度的土地上。

更重要的是，怯薛只有侍奉一名汗，才能让自己成为一名“怯薛”——不只是军事意义上的“亲兵”，而是汗国行政事务和统治的参与者：因为曾担任怯薛，向汗展现了自己的忠诚与个人能力，作为回报，汗在了解每名怯薛歹个人专长之后，会为他们指派怯薛本职护卫工作之外的仪仗、巡逻、扈从、镇遏等军事、行政、财政方面的工作【10】；为保持这种紧密纽带能够维持下去，离开大汗牙帐、担任军政职务的怯薛，在一段时间（未必是任期结束）后都会重回汗帐、继续出任执事——一方面继续其效忠大汗的怯薛本职，另一方面亦为其他新晋怯薛提供表率和指导作用。

这一上下级关系模式的关键在于，汗与怯薛的主从纽带关系并非一代而终的私人交际，而是家族式、甚至阶层式的社会契约。通过缔结主从和恩荫关系，怯薛歹的家族世代成为怯薛并操持政事，尽管起初其官职势必不会很高，但经年效劳之后，大多能得到擢升，成为一朝统治者时期的统治阶级中上层分子。这种政治与财富上的利益驱使怯薛对汗、乃至汗的子孙诸王保持忠诚，因为只要确保汗位传承不断绝，怯薛歹所属家族的利益就不会受损，其家中成员依然有出任怯薛、谋得高官厚禄的机会。

因此自然而然地，这种关系纽带发展的最终结果是，怯薛不再是一个特殊部队或组织的名称，而是成为汗国统治阶级中的一个人员庞大的特权阶层。担任怯薛者也不再仅限于蒙古高原出身，唐兀人（党项族）、畏兀儿人（维吾尔族）、以钦察人（Kipchak）为代表的突厥人等所谓“色目人”，乃至被征服的中原南北方各民族，均有出任怯薛者。怯薛人数的扩大，使这一群体的特权和权力覆盖范围随之衍生；伴随着蒙元统治措施的变化，怯薛在本职工作等各方面均发生嬗变，以适应权力结构变更。但这也带来了一些重要的问题，从而让怯薛的身份认同和性质逐渐发生本质上的改变。

Ⅲ.蒙古治世：大汗与消失的汗国

尽管由于蒙汉史料在记载内容、记载习惯、留存程度等方面各有差异，导致汉文文献和其他语言文献中有关怯薛的内容详略不一、各有出入，但从上述可归纳统一的内容中可以看出，怯薛作为成吉思汗亲创的军制，在蒙古征服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大极重要的作用——反映在明日方舟的世界观下，即出现三个可视为先决条件的、由“怯薛”生发出的铁律：

第一，在泰拉世界必然存在以蒙古人为直接原型的族群。【长夜临光】剧情中提到，怯薛是以“部族”为单位的群体，其在部族上的划分应为“梦魇”；而由于怯薛是一个与蒙古、尤其是与大蒙古国绑定的历史名词，这使得“梦魇”这一族群的原型只可能指向13世纪初发源自蒙古高原的蒙古部；但从梦魇令人困惑的军事行动路线来看，不能排除是阿尔泰语系下所有对欧洲定居民造成冲击的所谓“鞑靼”的可能性；

第二，由于“怯薛”在泰拉世界是一个确实存在的、直接照搬照抄自现实历史的名词，因此，必须曾存在一名直接原型为成吉思汗、或地位大致等同于成吉思汗的“同素异形体”，作为梦魇的首领大汗和怯薛的建制者而存在——这不是什么文案设定个人喜好的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祖父悖论”式逻辑问题：“怯薛”之名绑定于“成吉思汗”，换言之，在逻辑关系上，没有成吉思汗就不可能有怯薛。

这实际上是中学英语课就会强调的“discover”和“invent”的区别：不同于客观存在的地理事物、物理定律，制度、机构这类人类社会的产物原本并不存在于自然界。二者的区别在于，即便没有薛定谔，也会有其他人提出某种用以阐释量子叠加态的通俗实验，这一实验验证的定理是客观存在的。区别仅在于根据命名者不同，其名字可能呈现为“魔法师的蛤蟆”或“华莱士的狗”等不同表达；但作为世间原本不存在的人为创造出来的事物，若无“创造并命名之人”这个先决条件，则这一造物在现实中就不可能成立，即便其他人创造出与之类似或相同之物，其名称也未必完全一致。

因此，如果泰拉世界仅有一名以太阳汗（Tayang Khan，？-1204，即塔阳汗）、王汗（Wang Khan/ Ong Khan，1130-1203，即王罕）、札木合或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该（Yesugei，1134-1171）为原型的汗，即便这名汗在泰拉的征服大业远胜成吉思汗，都不能让“怯薛”这一词出现在剧情中。因为从客观既成事实来看，这一词、这两个字的逻辑合法性来源自成吉思汗，不可能、也不该是蒙古高原上其他的部族领袖；

第三，梦魇作为业已消亡没落的族裔，由其建立起来的政权在当今泰拉世界已不存在。换言之，任何蒙古人或蒙古后裔所建立政权对应的游戏内阵营，如今皆无影踪；它的制度、律法和统治并未被任何阵营在实际上加以继承——不然就不可能出现所有人在评价逐魇骑士的血统时都强调“古老”一词的现象：“古老”在“历史悠久”这一涵义外，还有一层解释，即“因时间过于久远、早已不复存在而难以令人产生认知实感”，这在“可汗的历史已经过去上千年”中得以彰显；站在另一个角度，如果怯薛——无论是军制还是族群——仍然大规模而广泛地分布在泰拉，那逐魇骑士也完全没必要出于对自我认知的迷惘而一路北上远征。

因此，由这一逻辑推导可以得知，现在的萨尔贡不存在所谓“怯薛军团”，有关怯薛的一切都应视作久远的古代历史、而非当下的现在时；更何况，剧情中亦提及现在萨尔贡的特色兵种和王牌为“长生军”，这就与“怯薛为萨尔贡特色军制”的说法扞格不入——其原因除上述提及的逻辑性外，还涉及到历史事实的客观真实性，这一点会在后续加以详细解释。

确立“怯薛”以及梦魇的现实指代，并将蒙古政权这一参考对象引入后，剧情和部分干员档案中的内容就能够进行合乎逻辑和历史认知的解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剧情中提及的两次梦魇征服。但首先，这里需要略提一下“库兰塔”种族的分类。

Ⅳ.骑兵文明：库兰塔历史与民族层面的譬喻

很多说法曾将物种原型为马的库兰塔视作游牧民族或“马上民族”的集合，但这两类说法都存在一定的问题，而且易给引入蒙古西征后部分剧情解释带来理解上的偏差。

首先是游牧文明与马上文明的概念混淆。多数人的固有观点中，游牧文明和马上文明是完全相等的关系，但实际上游牧经济的诞生远早于马匹的驯化。“游牧”属于畜牧业的一个分支形式，强调一种周期化、专门化的生产方式和状态，即依照季节规律进行狩猎、采集活动，或专门饲养畜群、依季节规律进行迁徙以实现蓄养收益最大化的经济模式，这是与同为畜牧业但专业化程度低的畜牧（单纯饲养动物）、以及不需要进行迁徙的农牧（农耕畜牧并举）之间最大的差异【11】。而进行空间上的移动时，不一定需要马作为交通工具，步行也是一种迁徙的方式；同时，放牧对象（或者更广泛意义的“生产工具”）不一定是马，牛、羊甚至驯化的禽类，都可能是早期游牧经济构成部分。

讨论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学界对于世界各地马匹驯化是否发生在相同或相近时间点仍有很大争议，也就是说，并非所有地区的游牧都和马匹的大规模使用并举：比如美洲的因纽特人（Inuit）和皮拉罕人（Pirahã），二者均不进行定居耕种活动，追随猎物群而定期迁徙，因此均属于游牧群体；但美洲没有发生马匹驯化事件，因此这两个原住民群体的游牧经济中并没有出现“马”这一要素。同样，东南亚的巴瑶人（Bajau）、莫肯人（Moken）、罗越人（Orang Laut）等群体居无定所、以捕鱼为生，故称海上游牧民族（Sea Nomads）；但他们并不以马匹为交通和维生工具，取而代之以自制船只，故也不能将他们视为“马上文明”。

其次，“库兰塔”到底是否能被视为“马上文明”仍有疑问。“马上文明”并非专有名词，通常说法中，这一词汇常用于形容与农耕群体相对、并对农耕文明造成冲击的以马匹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游牧民族。也就是说，如果要被判断为通俗语境下的“马上文明”，就必须要同时满足四个条件：“不种地”、“对农耕文明发起劫掠”、“骑马”和“不定居”。以罗德岛目前所有库兰塔干员来看，除出身萨尔贡、原型为斑马的暴雨外，其他所有库兰塔干员均来自卡西米尔——问题就在于，若从民族和国家角度对卡西米尔主体族裔原型进行划分，则作为其原型国家主体民族的西斯拉夫人（West Slavs）——或者再扩大一点，包括立陶宛人（Lithuanians）、普鲁士人（Prussians）在内的波罗的人（Balts/ Baltic people）——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被算作“马上文明”：他们都属定居的农耕或农牧文明。即便是作为翼骑兵发源地的匈牙利，其主体居民匈牙利人（Hungarians，或称马扎尔人/Magyars）早在10世纪末就已转向农耕，更毋论蒙古西征、乃至如今的卡西米尔骑士政权时期。

考虑到梦魇和天马都是库兰塔大类下的分支，因此，不能否认库兰塔族群包含了蒙古、鞑靼等游牧马上民族；但若结合如今卡西米尔为库兰塔富集区来看，出于谨慎考虑，最好将“库兰塔”历史层面定义归纳为“以骑兵为主要军事力量、或骑兵在其建立政权的某一时期知名度较高的农耕或游牧民族的集合”。

之所以花大篇幅强调库兰塔在历史层面的定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确定库兰塔指代的历史群体将有利于解释两次梦魇征服所参照的现实事件。【长夜临光】剧情中，逐魇骑士提到“可汗在年轻时曾败给流淌金色血液的天马”，马克维茨也说过，骑士团在卡西米尔统治的确立晚于“天马的国度因梦魇带来的动荡而被推翻”；另，【遗尘漫步】剧情中，老伊辛提到的怯薛最终在黄沙之地的伊巴特建立移动城邦——但并未解释这名怯薛被萨尔贡统治者任命为“帕夏”的始末、以及他是否为所谓的“可汗”。

老伊辛的“帕夏”被击败并招安了吗？还是可汗“称羡”于萨尔贡的“繁华”，所以主动成为萨尔贡统治者的臣仆？无人知晓。唯一能确定的是，两名梦魇征服者确实在两个方向发动远征，“对于顽抗的人要让他们遭受屈辱”【12】，并将恐惧与破坏散播到铁蹄所至每个角落。站在现实历史的角度，这两名梦魇确有其参照对象；但对“可汗”一词内涵的不同解读，则导致对这两名远征的“梦魇”原型认知的出入。

Ⅴ.扬鞭兴师：第三代将领的两次西征

主线第八章中，自诩为乌萨斯化身的科西切提到了“可汗”和“梦魇怯薛”。他对话中提及内容为乌萨斯真实经历的历史，因此可以断定，“可汗”帐下梦魇怯薛曾对乌萨斯发动攻势、建立政权，而这部分被梦魇统治的经历成为了乌萨斯国史的一部分；无独有偶，【遗尘漫步】剧情中，凯尔希提到“梦魇怯薛的远征已过去千年有余”，老伊辛则提到一名跨越冻土与草原来到萨尔贡、并被任命为“帕夏”的梦魇。

姑且不论蒙古汗的亲卫军被奥斯曼帝国任命为高官是件多么扯淡而荒谬的事，这里仅谈一谈两次梦魇远征所对应的历史事件。前文提到，出于“怯薛”一词的现实逻辑性考虑，泰拉世界确有一名“成吉思汗”、以及由其建立起来的“大蒙古国”政权；而由于梦魇再怎么神乎其神，也不可能出现同一人在两个差异未知的时间出现在两个相距甚远的地点的现象，因此可以确定，科西切和老伊辛提到的可汗和“帕夏”必定不是同一人。而由于怯薛仅在汗亲征时出动，因此这两名能够统率怯薛的梦魇原型只能是蒙古宗室诸王，而不会是木华黎、哲别、速不台之类将领。

虽然听起来像废话，但这同样是个逻辑问题；最重要的是，“多汗并存”之说可解释梦魇怯薛以“氏族”划分的原因：大蒙古国在第二代统治者窝阔台汗死后逐渐分裂，成吉思汗四子——朮赤（Jochi，约1182-1227，现常作“术赤”）、察合台（Chagatai，1183-1242）、窝阔台（Ogodei，约1186-1241）、拖雷（Tolui，约1191-1232）的后代分割帝国，以各自兀鲁思为基础、蒙元帝国为宗主为前提，建立四大汗国。其后，各汗国（包括元帝国）的每一位汗都仿照成吉思汗，组建自己的怯薛，也即由四班怯薛歹组成的番直宿卫。由于怯薛长——“哈剌赤伯”——为家族世袭出任，因此四大怯薛长在各蒙古政权中的政治影响力越发重大，在朮赤汗国（朮赤兀鲁思/ Ulus of Jochi，即金帐汗国）及其一系列继承者汗国中尤为突出；通过世代继承某重要职位，怯薛长家族势力越发得到抬升，最终往往出现攫取实权的倾向或事实——一般认为，朮赤汗国的那海（Nogai，？-1299/1300）和马麦（Mamai，1325？-1380/1381）就是这一现象的表率：他们都非“黄金家族”，即成吉思汗四子血裔出身，但皆成为足以左右汗国政局事务的权臣；另，被视为最后的草原征服者的帖木儿（Timur/ Tamerlan，1336-1405），其所处巴鲁剌思部也是怯薛长家族【13】。

故由此可知，泰拉世界所谓“怯薛氏族”，即指最初出任“大汗”（Great Khan，专指以成吉思汗为原型的可汗，区别于科西切和老伊辛提到的可汗）、乃至“大汗”直系血亲“可汗”建立政权中的怯薛长的家族。就科西切提及的乌萨斯历史，以及老伊辛所言怯薛行军路线“踏过冻土和草原，最终来到黄沙之地”而言，这两人口中梦魇征服的原型分别是由朮赤系主导的第二次蒙古西征（拔都西征、诸子西征），以及由拖雷系主导的第三次蒙古西征（旭烈兀西征）；而从逐魇骑士“天途”的路线来看，他很明显出身于一支与大陆北方联系密切的氏族——换言之，逐魇骑士所在的怯薛氏族，极可能就是以朮赤汗国为原型的梦魇政权下某位怯薛长的家族。

这样，剧情中许多内容就有了吻合的原型。两名梦魇的征服，只需参照拔都西征和旭烈兀西征始末，即可大致明了：

其帐下梦魇怯薛“弯刀刮过头盖骨”蹂躏乌萨斯，并对天马国度带来混乱的可汗，或即朮赤次子、大蒙古国第三代宗室将领中最杰出的拔都（Batu，约1205/1206-1255）。1235-1242年，奉第二代大汗窝阔台旨意，朮赤之子斡儿答（Orda，约1206-1251）、拔都、别儿哥（Berke，约1208-1266）、昔班（Shiban，？-1248），窝阔台长子贵由（Güyük，1206-1248），拖雷长子蒙哥（Möngke，1209-1259），察合台长孙不里（Büri，不晚于1221-1252）等宗室汗王领兵西征，以拔都为总帅、老将速不台领军。此次西征自都城哈剌和林出师，击败伏尔加保加尔人（Volga–Kama Bulghar）和钦察人后北侵斡罗思（俄罗斯），1237年攻破梁赞（Ryazan）、苏兹达尔（Suzdal）、莫斯科，1238年进军弗拉基米尔（Vladimir）并全歼弗拉基米尔大公军队，后围攻科泽利斯克（Kozelsk）受阻而南下顿河修整，次年攻俄罗斯南部亚速（Azov）、进入克里米亚，1240年破基辅（Kyiv），将之从地表夷平；

次年，西征军分兵两路。拔都、速不台率南路主力越喀尔巴阡山脉攻匈牙利，一举击溃匈牙利军队，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Béla IV，1206-1270）仅以身免，首都布达（Buda）及佩斯（Pest）等地惨遭蹂躏。随后剑指维也纳，仅派小部追杀逃亡的贝拉四世；北路军则由察合台六子拜答儿（Baidar，不详）和曾任成吉思汗怯薛的速不台之子兀良哈台（Uriyangkhadai，约1201-约1272）统领，渡过维斯瓦河（Vistula）侵入波兰南部，随后兵分五路将西里西亚、波兰、摩拉维亚、日耳曼、条顿骑士团联军击溃，阵斩波兰西里西亚公爵亨利二世（Henry II the Pious，1196-1241）。北路军仍欲进军，但其此前折损较大，于进攻波希米亚时受阻，遂南下匈牙利与主力会师。最终，因大汗窝阔台死讯传来，拔都遂回师东返，归途中攻保加利亚和拉丁帝国，于1243年返伏尔加河下游，以萨莱（Sarai，即旧萨莱或拔都萨莱）为斡耳朵驻地，建立涵盖俄罗斯大部的金帐汗国（Golden Horde）。

走过冻土、草原而至黄沙之地的梦魇帕夏，则有可能暗指拖雷六子、第三代宗室诸王中另一名将旭烈兀（Hulagu，约1217-1265）。窝阔台汗死后，其子贵由即位，然在位未满两年即逝，诸王发生内讧。最终在朮赤系拔都支持下，拖雷系的蒙哥于1251年继承汗位，翌年遣老将怯的不花（Kitbuqa，？-1260）率1万2千先锋西征，又命其弟旭烈兀筹建主力进发。此次行军沿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路线，经新疆西北部抵河中地区（Transoxiana），1255年破撒马尔罕（Samarkand），次年攻伊朗北部木剌夷国，又在1257年进攻阿拔斯王朝（Abbasid Caliphate，即黑衣大食），次年2月陷首都巴格达（Baghdad）、灭阿拔斯。至1259年，西征军已攻占叙利亚阿尤布王朝（Ayyubid dynasty）首都大马士革（Damascus）、兵抵巴勒斯坦，欲攻入埃及。但此时蒙哥崩于钓鱼城消息传来，旭烈兀遂令怯的不花率5千人驻军叙利亚，自己抽调主力东返以夺汗位；9月，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在阿音札鲁特战役（Battle of Ain Jalut，另译艾因札鲁特战役）击败5千蒙古驻军，夺取叙利亚，怯的不花亦亡，故此次西征最终仅扩张至叙利亚就中道崩殂。旭烈兀后支持其兄忽必烈（Kublai，1215-1294）即汗位，忽必烈遂册封其为伊儿汗，从而建立起四大汗国中最年轻的伊儿汗国（Ilkhanate，“旭烈兀兀鲁思”/Hülegü Ulus）。

Ⅵ.暗杀者：引入蒙古征服后的部分萨尔贡现实原型映射

引入拔都西征和旭烈兀西征两个历史事件及其后续影响后，卡西米尔和萨尔贡阵营下的部分内容就具有了从现实层面解读的可能。这里先排除萨尔贡的地理位置变动问题，仅以老伊辛侍奉的帕夏确实曾一路打到萨尔贡境内作为预设条件，讨论第一个问题：狮蝎档案中的“特别行动人员”的原型。

狮蝎是萨尔贡出身，这一点白底黑字在档案中写得很清楚。档案三提到狮蝎出身地的同时，补充了这样一段话：

针对其特别行动受训单位的调查并不成功，萨尔贡方面的情报也没能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线索。目前仅以未经证实，且不够可靠的，来自部分在萨尔贡的线人情报显示：在该地区有一支收容具备特殊能力的源石技艺使用者，采用独特训练方式来刺杀萨尔贡王公贵族，或部分其他国家实力与武装单位的特别行动人员。（狮蝎 档案资料三）

上一条目中提到，旭烈兀在忽必烈正式册封下成为“从属之汗”伊儿汗（Ilkhan），建立伊儿汗国。伊儿汗国的领地东起阿姆河和印度河，西至地中海，北抵高加索，南达印度洋，占领包括曾经波斯和阿拔斯王朝故地在内的广袤区域，也即中亚巴基斯坦西部和土库曼斯坦大部、西亚伊朗阿富汗大部和伊拉克叙利亚北部，乃至小亚细亚的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地。考虑到萨尔贡确实以波斯为最主要现实原型，因此，狮蝎档案中提到与之相关的“采取特殊训练方式”执行刺杀任务的“特别行动人员”，就可能是指旭烈兀东征占得领土上某个特殊群体。而在旭烈兀东征过程中，确实曾有一个这样的群体，就是1256年在伊朗北方被征伐的木剌夷国。这是个信奉伊斯兰教伊斯玛仪派（Ismāʿīlism，另译亦思马因、伊思马因）支派尼扎里派（Nizari）的政教合一团体，其更著名的称呼是“阿萨辛派”（Assassins/ Ḥashāshīn）、或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记载的“山中老人”（Vetulus de Montanis）。

论对暗杀的热衷，自伊斯兰教创立以来，没有哪个教派或伊斯兰政权能与尼扎里伊斯玛仪派——或者更为人熟知的，阿萨辛派——一较高下。这一由哈桑·萨巴赫（Hassan-i Sabbāh，约1050-1124）创立的异端教派在1090年夺取伊朗北部厄尔布尔士山脉（Elburz Mountains）中的阿剌模忒堡（Alamut ，意为“鹰巢”，另译阿拉穆特堡），以该堡垒为根据地，在山脉间建立堡垒工事、发展势力。通过暗杀王公贵族、显要人物及抨击该派的宗教人士，阿萨辛派先后积极参与阿拔斯王朝乃至塞尔柱王朝的政治倾轧，逐步扩大其势力。至12世纪中后期，阿萨辛派领导人开始以伊玛目（Imam，领袖或教长）自居，并将势力延伸至同样多山的叙利亚北部；叙利亚地区阿萨辛派的领袖拉希德丁·锡南（Rashid al-Din Sinan，？1131/1135-1193）在埃及法蒂玛王朝（Fatimid Caliphate，绿衣大食）、叙利亚赞吉王朝（Zengid dynasty）和十字军国家的纷争中大显身手、反复无常，因而成为欧洲人最熟知的“山中老人”，几乎成为这一称谓的专指对象。

拉希德丁·锡南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事迹，莫过于其与穆斯林领袖萨拉丁（Salah ad-Din/ Saladin，1137-1193）的明争暗斗。早在1174-1175年围攻阿勒颇（Aleppo）时，萨拉丁就与叙利亚阿萨辛派结下仇怨。当时，萨拉丁的前宗主、赞吉王朝苏丹努尔丁（Nur ad-Din，1118-1174）去世，萨拉丁试图将叙利亚置于自身控制之下，遂进军叙利亚重镇阿勒颇。努尔丁之子、年仅11岁的阿勒颇埃米尔萨利赫·伊斯梅尔·马利克（As-Salih Ismaʿil al-Malik，1163–1181）与锡南联手，两次派出刺客渗透萨拉丁营地进行斩首行动，第一次杀死萨拉丁麾下一名埃米尔、萨拉丁毫发无伤，第二次则击伤了后者。完成对阿勒颇围攻后，萨拉丁应允萨利赫在其保护下继续统治阿勒颇，旋即于1176年围攻叙利亚阿萨辛派总部马斯亚夫（Masyaf，亦称迈斯亚夫）。萨拉丁的侍卫们在马斯亚夫堡垒外撒上煤灰，试图通过脚印探测刺客行动，但某天晚上，侍卫发现地表煤灰无故起火，火苗在萨拉丁营帐外就熄灭了；萨拉丁醒来时，发现一人影从帐篷中离开，一旁灯具被移动，原位出现一份带毒糕点和被匕首钉住的便函，上面写着威胁萨拉丁退兵、否则就夺其性命的内容。萨拉丁大为惊骇，随后从马斯亚夫撤军、并通过外交手段与阿萨辛派达成合作，使后者为萨拉丁驱逐十字军的事业提供协助。

如果从“位于萨尔贡境内”、“精通暗杀”、“专挑重要人物下手”、“资料甚少”这几点入手，那么，没有哪一组织群体能比阿萨辛派更契合狮蝎档案中的“特别行动人员”（旭烈兀焚毁了阿萨辛派总部阿剌模忒堡，导致有关该教派的记载几乎全部仅见于欧洲或同时代其他伊斯兰教派及政权的文献）。唯一的缺陷可能在于，阿萨辛派仅存于11世纪初期至13世纪后期，继被旭烈兀攻破波斯地区根据地后，其黎巴嫩和叙利亚地区的根据地又被埃及马穆鲁克王朝荡平，13世纪70年代后就逐渐销声匿迹，14世纪就彻底未见阿萨辛派暗杀活动的记录；而泰拉世界的梦魇远征发生在“千百年前”，因此这个世界的阿萨辛派亦应早就如焚烧大麻（Hashīsh）的烟雾般散于风中。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一种名为缝合的“鹰式外科手术”刻意无视了时间及历史事件之间的影响，强行将阿萨辛派一直续命到今天。

Ⅶ.金血天马：引入蒙古征服后的“天马”现实原型映射

第二个可通过引入蒙古征服来加以阐释的内容，则是逐魇骑士口中的一位历史上的“天马”。与临光对话时，逐魇骑士提到他这一系梦魇传说中的“可汗”曾败于一名“流淌着金色血液的天马”之手。

在上述假设和推论中，逐魇骑士一侧梦魇的设定基本被视为基于拔都西征和金帐汗国而生。因此，如果逐魇骑士所言属实、确实撷取自现实中的历史，那么击败“可汗”的“金血天马”的原型就要以拔都西征过程中的事件为范围进行检索。

蒙古西征能取得空前绝后战果的原因，除蒙古军队自身的强劲战力战术以及对先进技术的灵活采纳，很重要的一个客观原因在于，13世纪亚欧大陆上的封建国家多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尖锐的内部矛盾使其难以一致对外、抵御势力正盛的蒙古铁骑。但若说长途奔袭的蒙古西征军不费一兵一卒、毫发无损地取得如此巨大的战果，也是不可能的；只能说拔都西征军为取胜而付出了较大战损、或局部战斗中略有不利，总体推进还是较为顺利的。在众多史料文献记载中，有关第二次西征蒙古军受挫的记录仅有三处，出于谨慎考虑，这里将这三次击退蒙古军的记录陈列如下。

有关蒙古军第一次战败的记录，主要指向1241年4月9日列格尼卡战役（Battle of Legnica，另译利格尼茨战役、莱格尼察战役）之后的一次追逐战。当时蒙古军分两路入侵波兰和匈牙利，拜答儿和兀良哈台的北路军渡河后直逼波兰首都克拉科夫（Kraków），利用佯攻包围战术全歼克拉科夫守军后侵入西里西亚，并以较大代价获得了对西里西亚公爵亨利二世的胜利。本来，亨利二世的姐夫、波希米亚国王瓦茨拉夫一世（Václav I，约1205 -1253，欧洲称呼文塞斯劳斯一世/ Wenceslaus I，另译温塞拉斯）率5万援军前来参战，但莽撞的亨利二世不愿等待波希米亚援军，急不可耐向蒙古人进发；蒙古军为避免欧洲军队会师，则仅攻占并焚毁西里西亚首府弗罗茨瓦夫（Wrocław）主要建筑后就急行军离开，前去快攻亨利二世的联军。没能赶上列格尼卡战役的瓦茨拉夫一世接到联军崩溃的消息后，决定重新集结部队增援，但在距弗罗茨瓦夫约80公里的克沃兹科（Kłodzko）遇上一支蒙古先锋队。瓦茨拉夫一世击败了这支蒙古分队，使得克沃兹科免于承受鞑靼之轭（Tatar Yoke，或称鞑靼枷锁、鞑靼镣铐）；但蒙古军不断派出分队牵制波希米亚国王，使其无法增兵支援、对蒙古铁蹄进行更有效的抵抗。

第二处有关蒙古人战败的信息仅见于波希米亚（今捷克）斯滕贝克家族（Šternberkové，另译斯滕伯格）的相关编年史记载和传说。此贵族家族在兹德斯拉夫二世（Zdeslav II. z Divišova，？1190-？1265）领导下，于1241年在波希米亚的捷克斯滕贝克（Český Šternberk）建立了捷克施滕贝克城堡（Hrad Český Šternberk）。据14世纪中叶编年史作家拉德宁的普里比克·普尔卡瓦（Přibík Pulkava z Radenína，？-1380）说法，斯滕贝克家族的雅罗斯拉夫（Jaroslav ze Šternberka，1220-1287）曾在摩拉维亚的奥洛穆茨（Olomouc）抵挡鞑靼人进攻，并成功反击、重伤鞑靼统帅。荣耀等身的雅罗斯拉夫随后将奥洛穆茨周边一些庄园献给波希米亚国王以表谦恭，同时翻修了家族的斯滕贝克城堡，使其成为现在所见的大致模样【14】。

此说法一经提出便大受欢迎，整个中世纪，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地区到处流行这个“高尚贵族击败异族侵略者”的浪漫主义故事，斯滕贝格家族修筑的堡垒和教堂中也画有描绘这一故事的壁画装饰。问题在于，这个故事本身可信度堪忧：首先，此说法属于孤证，除拉德宁的普里比克·普尔卡瓦外，没有任何史家记录过相同的内容。且普尔卡瓦是14世纪中后期人物，彼时距蒙古西征已有一个半世纪，就中古欧洲的信息传播和保存来看，就可靠度而言，这个时间差过大的记载大致等同于你画我猜水平；

其次，史实也证明，普尔卡瓦将时间记错了——摩拉维亚地区确曾遭受入侵，但那次入侵发生于1253年，而第二次蒙古西征入侵波希米亚、摩拉维亚等地是在1241年。从19世纪开始，包括捷克本国历史学家在内的许多研究者认为，普尔卡瓦很可能混淆了蒙古人和同样来自草原的钦察-库曼突厥人（Kipchaks、Cumans，俄国文献统称“波洛伏齐人”/ Polovtsians。这两支突厥部族来历说法不一，但学界多认为他们是同一部族、或后来发生融合）。后者大部在被蒙古人蹂躏后进入匈牙利避难，逐渐成为匈牙利国王麾下重要军事力量。1253年夏季，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为夺回被摩拉维亚侯爵奥托卡二世（Ottokar II，约1233-1278）占领的奥地利和施蒂里亚（Styria），曾出兵围攻奥洛穆茨【15】；由于贝拉四世此前接纳了众多钦察-库曼难民，因此其军队中充斥着数量不少的草原突厥骑兵【16】。普尔卡瓦可能将蒙古西征和突厥系匈牙利部队的围攻混淆（毕竟对欧洲而言，蒙古之后的绝大多数草原游牧势力都被称为“鞑靼”），最终将1253年的战事移花接木到了1241年。

第三处相关记载见于诸多编年史和基督教相关的文献，被视为一种宗教及战略层面的胜利、而非实际的战胜。1241年4月9日的列格尼卡战役后，瓦茨拉夫一世尽力采取自保措施，使波希米亚得以免于蒙古蹂躏。蒙古人撤军后，瓦茨拉夫一世向时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1194-1250）汇报“成功防御”（the victorious defense）的消息【17】。自19世纪末期以来的历史学家以此将瓦茨拉夫一世视为成功抵御外族入侵的雄主。

实际上，若从拔都西征的结果来看，瓦茨拉夫的“成功防御”是避开蒙古军锋芒、几乎放任后者大肆破坏西里西亚和摩拉维亚的结果，可谓毫无战果可言。“成功防御”对波希米亚更大的意义在于，它让后者得以跻身欧洲“普世观念”的认同圈，成为13世纪欧洲人认知中“世界”的一部分，与波兰、匈牙利共同成为基督教欧洲在地理和宗教认同上的边缘地带、乃至与异教亚洲的分水岭，并在某种程度上象征波希米亚获取欧洲话语权、民族自我认同萌芽及在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地位提升的开端。

若将演绎成分较大的第二种记载也算上，则很明显可看出，这三种说法中“击败”蒙古人、或在与蒙古作战中取得“成功”的领袖都是波希米亚出身——这似乎与将卡西米尔笼统视为波兰、立陶宛、匈牙利等地的一贯观念存在出入。然而，诚如上文对库兰塔指代对象的探讨，若单纯从族裔角度对卡西米尔的库兰塔进行比照，那么其最有可能的现实群体原型就是西斯拉夫人，而波希米亚（捷克）和波兰一样，其主体居民就是西斯拉夫人。因此，如果库兰塔确实包含对现实民族群体的映射、击败梦魇可汗的“金色天马”确有对现实人物的参照，则其原型人物较可能是与波兰主体居民同属西斯拉夫人的波希米亚国王瓦茨拉夫一世。

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逐魇骑士与临光有关“金血”的对话，似乎更偏向于仅是一个譬喻或象征——这当然不可能是物理意义上的金色血液，不然没有谁能比克拉苏的脑袋更有资格算得上是“金血”。这里的所谓“金血”可能有以下几层含义：一是指这名库兰塔的家族地位高贵、血统纯正；二是指这名天马战功卓著、武德丰沛，与旁人相比有如黄金与其他金属之别；三则可能指其财力雄厚，能凭一己之力组建一支军队与怯薛们对抗，而军队战损带来的财产消耗有如使其流血，故有“金血”之称。

如前文所述，在确定库兰塔存在现实民族群体原型的前提假设下，最有可能为“天马”影射对象的是西斯拉夫人，因而从血统和家族角度而论，“金血天马”就应为纯正的西斯拉夫贵族出身；如若再加上武力和财富出类拔萃的限定条件，则不能不把前文提到的奥托卡二世列为重要的考察对象。其从父亲瓦茨拉夫一世处继承王位后，将波希米亚发展为中欧强国和神圣罗马帝国最重要诸侯之一，使普热米斯尔家族达到权力的顶峰，因而得“铁金之王”（Iron and Golden King）之美誉，以“铁”喻其兵强马壮、手腕强硬，以“金”誉其治国有方、生财有道。

如果从“金血”可能的多层内涵来看，那么奥托卡二世或许确实为“金血天马”可能的来源之一；但相较于其父瓦茨拉夫一世，奥托卡二世最大的不同在于其从未与蒙古人有过直接接触，这就与金血天马击败梦魇可汗一说相出入。因此，此处不妨将金血天马在字面表达和事迹上视为瓦茨拉夫一世、奥托卡二世父子两人生平事迹的融合。

Ⅷ.轭与盾：文学与宗教视角下“可汗”及“卡西米尔”内涵之论

由此，又衍生出一种对新的可能性的探讨：所谓“可汗”（Khan），到底是一个切实存在的英雄人物，还是一种对梦魇政权的文学化、人格化的意象产物？站在宏观角度，【长夜临光】剧情中多次复述的“可汗”是否像自诩为乌萨斯意志实的“黑蛇”、以及普希金笔下代表彼得一世治下俄国的“青铜骑士”那样，是对如今已消失在地图上的梦魇汗国的“国家意志”的拟人化产物？

毕竟，如果一定要追寻游戏内映射与现实原型严丝合缝榫卯结合，上述有关“天马”与“可汗”的推导就有个很明显的问题——无论是列格尼卡之役后的小规模遭遇战，还是奥洛穆茨地区张冠李戴的攻防战，都与西征军总帅、后来的初代金帐汗拔都本人毫无关联。作为朮赤系巨擘及西征总帅，拔都在西征中直接对话的对象是皇帝腓特烈二世、而非后者的诸侯瓦茨拉夫一世，其劝降书发送给皇帝、而非波希米亚的国王；另外，列格尼卡战役及其后在西里西亚、摩拉维亚的一系列行动，皆由拜答儿和兀良哈台统率北路蒙军执行，拔都及速不台仅为最高战略制定者、并未实际介入北路军的作战指挥。因此，是否要将小规模局部战事的失败归于最高统帅“可汗”，仍存在较大的争议。

另一方面，瓦茨拉夫一世的“成功防御”，并非军事上你死我活的胜负，而是一种内外政策、宗教信仰等非暴力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利益至上式政治博弈的结果。基督教欧洲在鞑靼铁蹄下侥幸生还，欧洲人（不是第一次）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栉风沐雨、砥砺前行，击退了“只有上帝知道来自何方”、象征末日降临的歌革和玛各（Gog and Magog）的后裔，从而确保天主的壁垒仍然矗立【18】。就既成事实来说，由于窝阔台汗去世，拔都西征军确实没能攻入波希米亚、对神圣罗马帝国造成切肤之痛，大蒙古国西北边界也因而在波兰、匈牙利戛然而止；后继的金帐汗们对饮马于欧洲亦兴趣缺乏，更热衷于兄弟阋墙夺取亚洲范围内的兀鲁思【19】。如果将这种多方面因素所致的复杂结果简单粗暴表达为基于“源石技艺”的、类似军道杀拳对轰一百万匹超级无敌我爱你的战力比较，未免让“天马”和“可汗”担负其个体生命难以承受之重。

就剧本文案构建角度和一贯风格而言，“可汗”的文学化亦存在可以解释的余地。跳出正常对话形式、采取话剧或情景剧式的“自认旁白”式对白，在这游戏各剧情中稀松平常、并不罕见。以活动和主线剧情为代表，其中许多带有大量解释性质内容的对话并非交流双方说给对方听、而是说给这段对话中的“第三者”或“见证者”，也即屏幕外面的玩家听；同时，非口头语、文学书面陈述逻辑和情感渲染手法的层出不穷，让各部分剧情比起真实的“对话”，更像刻意凸显创作意图和情感表达、利用镜头这一媒介向外传播信息的“排练”——换言之，就是所谓的“不说人话”。

这一特色自始至终从未发生过改变，即便语言风格因执笔者不同而形成差异，但玄而又玄、带有强烈文学色彩的基调，在大多数剧情中仿佛如现杀现宰的200斤和牛一般“稳定”，其中又以仿骑士文学色彩浓厚的【长夜临光】剧情为个中翘楚。无论血骑士、临光、红松骑士团、大骑士长还是逐魇骑士，他们所有对话的目的皆非让交谈对象知道，而是为了让“你”知道；这种主体自身带第三人称视角进行陈述的对话本身并非纪实，而是所谓“纪实文学”，文学性的考量往往在与真实性的辩驳中占据上风，从而主导了剧情的语言基调和陈述意图——具体而言，这类以诗性文字去抒情式（而非客观现实式）地叙述事实或反映历史的手法，不啻于普希金、惠特曼、雪莱对俄国、亚伯拉罕·林肯和革命的寄寓式颂扬，其情感色彩更甚于理性和现实色彩；在这类描述中，被刻意重复强调和名词往往并非表达其原本含义，而是以小见大、试图以一个具有代表性和突出特点的概念去涵盖更广泛、更宏大的层面，从而实现所谓的“以点概面”。

因此，“可汗”和“卡西米尔”，就成为这种叙事风格和表达下需着重加以审视的切入点。在已知游戏内并未如实反映亚欧国家真实分布及衍变形成过程前提下，引入蒙古征服及蒙元帝国变迁的时代、国家、民族历史背景后，“可汗”和“卡西米尔”的含义就不再仅限于游牧民族首领和波兰及其接壤邻国的融合，而必定在其原有基础上吞取涵盖更加广泛、复杂的指代对象。若确实将其引以为一个高度文学化的意象，则逐魇骑士口中的“可汗”或并不囿于拔都及其后的金帐汗，而是入侵基督教欧洲、对欧陆原有生活和认知方式带来冲击的蒙古政权，大致与扰乱欧洲秩序、带来物质层面破坏的“鞑靼之轭”为同义替换；

与之相对地，“卡西米尔”的内涵亦不再局限于波兰、波匈联合或波立联邦，更可能为“欧洲中心论”视角下界定亚欧边界、以西斯拉夫人为个中翘楚、带有“基督教世界壁垒”（Antemurale Christianitatis）色彩的一系列历史政权或团体的集合，以波兰为主体，糅合立陶宛、匈牙利、捷克、利沃尼亚-条顿骑士团等势力，也即抵御异教入侵的“天主之盾”通俗说法的近义语——所谓“基督教世界壁垒”的另一层含义在于，构成卡西米尔阵营的原型势力，都位于基督教世界的“边缘”，象征欧洲宗教文化认同所能抵达的最远边界【21】；通过引入这一概念，上述皈依天主教的诸多势力就与曾为蒙古统治、并于后来接受正教信仰的罗斯诸国形成泾渭分明的界线。因此，与其将卡西米尔视为某个单一国家，不如将其视为处于天主教欧洲与正教势力区夹缝之间、以及曾处于抵御亚洲异族进攻前线的势力的集合。

结合上述论述及推导，在此可暂对明日方舟世界观下的蒙古征服确实存在一事形成基本认知。但是，尽管“蒙古征服”这一历史事件在明日方舟中确有迹可循，但创作者对地理、政治、文化层面的漠视和恣意缝合，导致孕育蒙古崛起及对外征服的条件、乃至蒙古征服对亚欧大陆的直接影响和遗产，在这个位面被广泛而残酷地抹消，从而出现无论逻辑还是现实角度都难以自圆其说的怪圈，以及只识结果、不知过程的“抄答案”弊病。本文下篇将试图浅陋而谨慎地探讨此事，并希望能最终阐明，至少对被称作“旧世界”（Old world）主体的亚欧大陆而言，蒙古人及其征服带来的影响是十分显著、不可否认、且不应通过对时间与空间进行平添擅减的创作方式而扭曲并湮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