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文献

谢文诗.网络谣言的社会病理学研究——基于“知微事见”2018年235条谣言的分析[J].新媒体研究,2019,5(19):5-9+13.

（谢文诗，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新闻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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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文本分析和统计学的方法，对“知微事见”所提供的首发媒体、重要媒体参与数、媒体参与度、事件持续天数、影响力指数等数据进行维度分析，内容处理的步骤如下：一是根据样本特点对235条谣言进行人工分类，将其划分为财经新闻类、军事类、国际领域类、科学常识类、历史文化类、明星八卦类、社会时政类；二是对抓取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并绘图。

3 病症描述及病因分析

3.1 病症描述

3.1.1 内容分布

在235条谣言中，社会时政类谣言占比39.57%，居于首位；其后是科学常识类谣言，占比21.70%；国际领域类谣言与财经新闻类谣言均占比12.77%；之后是明星八卦类谣言，占比8.94%；历史文化类谣言占比2.98%；军事类谣言居于末位，占比1.28%。社会时政类谣言占比最多，其次是科学常识类谣言，二者显示出“日常化议题”趋势，表明与人息息相关的社会时政、科学常识问题更容易引发人群关注，人们的注意力焦点更多地集中于日常生活、个体自身之上。而军事类谣言占比最少，可能与我国对军事类议题的严格监控、筛查有关。

3.1.2 首发媒体

网络谣言首发主要通过微博，其次是通过网媒，最后是通过微信。除历史文化类谣言，财经新闻类谣言、国际领域类谣言、军事类谣言、科学常识类谣言、明星八卦类谣言、社会时政类谣言都主要通过微博进行首发；历史文化类谣言主要通过微信进行首发。笔者认为微博用户数量较大、活跃度较高是微博作为谣言主要首发地的原因之一；且微博的转发、点赞等互动方式较为大众化，而微信集中于“圈群化”传播，网媒的互动性受限，是微博作为主要首发地的另一原因。历史文化类议题涉及的历史类、文化类知识丰富，需要长篇文章进行讲解、讲述，更适宜微信公众号媒体刊发。

通过网媒首发的网络谣言，其影响力平均数为49.46；其次是通过微博首发的网络谣言影响力平均数，为45.65；通过微信首发的网络谣言影响力平均数最低，为45。可以看出，虽然网络谣言主要通过微博首发，然而网媒首发的网络谣言影响力最大；但网媒、微博、微信三种首发媒体的影响力平均数相差不大。笔者推测，网媒的权威性“加冕”效应是网媒影响力最大的原因之一；融媒体时代，互联网传播平台、渠道等融合、贯通，使得网媒、微博和微信的影响力相差无几。

3.1.3 媒体参与度

重要媒体参与财经新闻类谣言数目最多，平均23家；其参与明星八卦类谣言平均18家；其参与社会时政类谣言平均14家；其参与国际领域类谣言、科学常识类谣言平均13家；其参与历史文化类谣言平均7家；重要媒体参与军事类谣言数目最少，平均5家。重要媒体参与各类网络谣言的平均数目，与网络谣言的数量、热度有关。网络谣言中军事类谣言最少，且其影响力相对较小，故而重要媒体参与其传播较少。财经新闻类谣涉及生活众多方面，具有传播的价值；同时，财经新闻类议题与人们日常生活又密切相关，迎合当下消费社会现状，具有较大受众群。因而，重要媒体参与财经新闻类谣言传播数目最多。

从柱状图可知，除历史文化类谣言，其他各类谣言中央级媒体参与度均最高；财经新闻类谣言、明星八卦类谣言中科技类媒体参与度位居第二；而在国际领域类谣言、科学常识类谣言、社会时政类谣言中财经类媒体位居第二。在历史文化类谣言中，科技类媒体参与度最高，其次是财经类媒体，最后是央级媒体。除历史文化类谣言，央级媒体参与各谣言的追踪、报道、辟谣较为积极，显示出央级媒体的担当与责任心；各类谣言传播中，财经类媒体与科技类媒体参与度大致相同，部分原因在当下媒体的激烈竞争，也与各类议题牵涉面宽泛有关。历史文化类谣言与人们日常生活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其报道面相对较为狭窄、专业，是央级媒体参与度较低的原因之一。

3.1.4 事件持续天数

国际领域类谣言平均传播持续时间最久，为9.83天；科学常识类谣言持续时间平均8天；社会时政类谣言持续时间平均7.44天；历史文化类谣言持续时间平均7.31天；明星八卦类谣言持续时间平均6.22天；财经新闻类谣言持续时间平均5.27天；军事类谣言持续时间最短，为4.82天。各类网络谣言持续时间均不超过10天，显示出当下人的“碎片化”“选择性注意”等了解“拟态环境”的习惯；同时，也彰显了当下谣言监控的优良状态，有关个人或部门能够及时发现谣言、控制谣言、疏解谣言。国际领域类谣言传播较为持久除与其背后势力等因素有关，也与国际谣言的辟谣程序较为繁琐有关；而军事类谣言、财经新闻类谣言等监控较为便利，且群众对其辟谣信任度较高是这二者平均传播时间较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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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文献

[1]McGregor, D. The major determinants of the prediction of social event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38,33:179-204.

[2]奥尔波特，等.谣言心理学[M].刘水平，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17.

[3]吴建，马超.谣言传播公式：溯源、修正与发展[J].新闻界，2015:13-21.

[4]喻国明.网络谣言的文本结构与表达特征——基于腾讯大数据筛选鉴定的6 000+谣言文本的分析[J].新闻与写作，2018(2):53.

[5]程萍，靳丽娜.网络谣言的传播及控制策略[J].编辑之友，2013(8):79.

[6]李彪，喻国明.“后真相”时代网络谣言的话语空间与传播场域研究——基于微信朋友圈4 160条谣言的分析[J].新闻大学，2018(2):107.

[7]谢新洲，安静.网络谣言传播分析[J].新闻与写作，2014(2):33.

[8]刘瑞生.微传播时代的网络谣言特征与治理途径[J].新闻与写作，2013(12):14.

[9] 程萍，靳丽娜.网络谣言的传播及控制策略[J].编辑之友，2013(12):80.

[10]白树亮.网络谣言成因及治理对策研究[J].新闻界，2010(4):83.

[11]皮埃乐.布迪厄著，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引导[M].李猛，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2] 涂尔干.社会学研究方法论[M].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87.

[13] 鲁宾顿，温伯格.社会问题导论——五种理论观点[M].陈慧娟，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88:29.

[14]张德伟.日本教育病理学的理论基础：社会病理学[J].外国教育研究，20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