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时期非汉文史料所见之「中国意识」

　　在这一节中，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和女真人建立的金朝，是否也存在类似的「中国意识」。关于这一问题，最近已由国内学者征引汉文史料进行了详细论证，并给出了确定无疑的回答。〔1〕正因为如此，以澶渊之盟后的宋辽形势为例，虽然南北尚未一统，但 「南北朝」的称呼已逐渐成为当时的习惯用语。〔2〕那么，非汉文史料是否也能透露出同样的研究信息呢？

　　早在1986年，蒙古国学者在肯特省境内发现了一处女真文摩崖石刻。到1991年，日本学者加藤晋平等又在其旁的另一石壁上发现了内容与之对应的汉文铭刻。近年来，已有多位学者参照汉文发表了关于女真文内容的解读报告。〔3〕根据这些学者的共同释读结果，女真文中首行内容是「伟大的中央金国尚书右丞」，与汉文铭刻中的首行表述「大金开府仪同三司上述右丞」颇为一致。显然，女真文中「伟大的中央金国」与汉文中的「大金」是彼此对应的。而「中央」一词在此的出现，再度使人联想到前引蒙古语文书出现的「中央蒙古国」一名。两者的共同点是均以「中央」一词加在先前的固有国号之前，反映了「中国意识」在北族王朝政权的国家观念中的传播。虽然也有学者对于 「中央」一词在上述国号中的出现持怀疑态度，〔4〕不过「中央金国」的名称，除了前述学者的共同性解读结论以外，还出现在反映清朝入关以前历史的《旧满洲档》及《满文老档》中，此即 1620 年努尔哈赤在致喀尔喀诸部首领的书信中，转述的前引 《元史》中所记铁木真羞辱卫绍王不配自称中原天子的内容，汉文中的「中原」在上述满文史料中的对应语即「中央金国」（dulimbai aisin gurun）。〔5〕据此可见，直到 17 世纪，女真人的后裔对于宋金时期的「中央金国」仍怀有历史记忆，且它的汉文对译语就相当于中国之义的「中原」。〔6〕

　　相对于金朝而言，辽朝的契丹大小字墓志资料中保留的以「中央」一词嵌入国名的情况就更加常见。最早刘凤翥先生将契丹小字《道宗哀册》（乾统元年，1101 ）册盖的第二个词汇释读为「中央」，〔7〕其说后来得到了公认。随着考古发现的日益增多，关于「中央」一词在国号中的另一写法，又分别在契丹小字 《耶律宗教墓志》（重熙二十二年，1053）、《耶律迪烈墓志》（大安八年，1092）、《耶律智先墓志》（大安十年）中出现。〔8〕此外，国号中的「中央」一词还在契丹大字 《永宁郡公主墓志》（大安八年）和 《耶律习涅墓志》（天庆四年，1114）中出现过。〔9〕

　　以上墓志中出现的国名，共有大中央契丹国、大中央胡里只契丹国、大中央契丹胡里只国三种情况。〔10〕其中学界对 「胡里只」（ * xuulji／hulji ）一名的含义尚存在争议，刘凤翥认为其含义为「辽远」，是汉化的国号「辽」的来源，因此它与「契丹」的组合搭配反映了辽朝政权下的双国号制。〔11〕乌拉熙春则在即实的解释基础上，支持后者提出的「胡里只」与突厥—蒙古语表示「国家、部众」的兀鲁思（ulus）一词同源。〔12〕虽然讨论双方的分歧目前未能消除，但「中央」一词明确见于国号却反映了中国意识的影响，完全可以和辽末汉文石刻史料 《鲜演大师墓碑》 中的「大辽中国」一名相互印证。〔13〕上述在国号中出现了「中央」一词的契丹大小字墓志资料的时间均在 11 世纪中叶以降，揭示出辽朝从兴宗、道宗之际开始逐渐接受「中国意识」，并体现在相应的契丹语国号名称上。而诸如「大中央契丹国」之类的国名，无疑又和前引肯特省女真文摩崖石刻中的「大中央金国」极具可比性，所以研究者认为后者是女真人向契丹人学习的结果。〔14〕当然女真人的汉化程度较契丹人更高，自从确立了「金」的国号后，就再未像契丹和蒙古人那样采取双国号制，故其更容易接受中国意识，「大中央金国」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其采纳的。

　　以上征引的非汉文史料足以证明，早在清朝以前，辽、金、元三朝在入主汉地以后，同样培育出很强的「中国意识」，早期的辽金两朝则将「中国」所具有的「地理上的中央位置」一义与其建立的国名相结合，从而在契丹—女真文字中组合成了「大中央……国」的套语式名称。

（本文摘自钟焓《北族王朝没有中国意识吗 ———以非汉文史料为中心的考察》）　　

　　参考文献：

　　〔1〕关于上述问题的研究，可参见赵永春：《试论辽人的「中国」观》， 《文史哲》2010 年第 3 期；赵永春、李玉君：《辽人自称「中国」考论》，《社会科学辑刊》2010 年第 5 期；赵永春：《中国古代东北民族的「中国」认同》，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5 年；熊鸣琴：《金人「中国」观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2〕陶晋生：《宋辽关系史研究》，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4 年，第 29－31 页。

　　〔3〕加藤晋平：《モンゴル人民共和国ヘンテイ县バヤンホトカの碑文》，《平井尚志先生古稀记念考古学论考》第１集，大阪：邮政考古学会，1992 年，第 131－138 页；穆鸿利、孙伯君：《蒙古国女真文、汉文〈九峰石壁纪功碑〉初释》，《世界民族》2004 年第 4 期；刘浦江：《再论阻卜与鞑靼》，《历史研究》2005 年第 2 期；乌拉熙春：《〈蒙古九峰石壁石刻〉と「札兀惕·忽里」》，《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女真契丹学研究》，京都：松香堂，2009 年，第 41－62 页。

　　〔4〕康丹（D. Kane）：《「大中央辽契丹国」考》，康鹏译，余太山、李锦绣主编：《欧亚译丛》第 2 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年，第 166－169 页。

　　〔5〕G. Stary, “Cinggis Khan in den Geheimen Chroniken der Mandschudynastie,”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vol. 23, 1992－1993, SS76 - 83.

　　〔6〕当时金元之际常见以「中原」指中国的用法，类似用法也见于修端《正统论》中称 「金朝太祖举兵西来，平辽克宋，奄有中原三分之二」。参见王恽：《玉堂嘉话》，杨晓春点 校，北京：中华书局，2006 年，第 170 页。

　　〔7〕刘凤翥：《契丹小字解读再探》，《考古学报》1983 年第 2 期。

　　〔8〕参见刘浦江、康鹏主编：《契丹小字词汇索引》，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原字表」，第 333 页；「石刻录文」，第 110、149、198 页。

　　〔9〕刘凤翥、唐彩兰：《辽〈萧兴言墓志〉和〈永宁郡公主墓志〉考释》，《燕京学报》（新）第 14 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71－93 页。

　　〔10〕康丹 （D. Kane）：《「大中央辽契丹国」考》，余太山、李锦绣主编：《欧亚译丛》第 2 辑，第 161－166 页。

　　〔11〕刘凤翥：《从契丹文字的解读谈辽代汉语中的双国号———兼论「哈喇契丹」》，《东北史研究》2006 年第 2 期。

　　〔12〕即实： 《谜林问径———契丹小字解读新探》，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 年，第 578 页；乌拉熙春：《辽朝国号非「哈喇契丹（辽契丹）」考》，《爱新觉罗乌拉熙春女真契丹学研究》，第 191－201 页。

　　〔13〕赵永春：《试论辽人的「中国」观》，《文史哲》2010 年第 3 期。不过他认为契丹小字中的「契丹」即「大中」或「中央」之意，以此推论契丹建国之初就已萌发了「中国意识」，似属误解。

　　〔14〕刘浦江：《辽朝国号考释》，《松漠之间———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第 48 页注释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