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我的家：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人和草木没什么区别，绿过了之后就黄，黄完了之后就枯。今年死了，明年还长出来，就算你不长出来，也有别的草长出来。从哪儿说起呢？不接你妈妈的话说那件事了，没什么可说的，我从认识你妈妈那天起，就下定了决心，这辈子不管什么时候，我都陪着她。除非她不要我了。为什么呢？这就说到几十年前，唉，我都快记不清了。你心里别嘀咕啦，你是我的儿子，亲生的，跟那个布和没有半点儿关系。

我要说我自己的事，我这棵草长成这样，是因为有这样一条根儿。人和草一样，根扎在哪儿，就只能一辈子在哪儿往上长了。我这个根儿……已经五十多年了。

达来，陈皮特早就和你说过了我的身世了，因为这层关系，我最终还是没忍住，劝你帮他救了沐沐。唉，如果当时我没劝你，不给他你的地址，是不是也不会有现在的事了？可是，我怎么可能忍心沐沐就这么死了？

我不知道陈皮特给你说了多少，怎么说的。我还是把我自己记得的说一下吧，很多事情，别人说和自己说，完全就是两回事。我不是蒙古族人，当然也不出生在乌拉盖。我是上海人。八九岁的时候，我被一列火车从上海拉到了内蒙古，然后分到了乌拉盖的萨仁妈妈家里。从那天起，我就再也没离开过乌拉盖，我从一个上海人，变成了一个蒙古族汉子。我一点儿都不觉得自己不幸，相反，我特别庆幸到了这里。

他们说那几年是最饿的几年，全国人民都吃不饱饭，连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是。我记不清到底是什么感觉了，唯一记得的却是一块梅菜烧肉。我就是因为一块梅菜烧肉来到这儿的。

那天早晨，天都没亮全呢，爸爸就把我叫起来，说带我去吃好吃的，还让我别吵醒妈妈。她那时正怀着孕，肚子里就是后来的陈皮特。我本来睡得迷迷糊糊，可是一听去吃好吃的，一下子就爬起来，不自觉地咽吐沫。因为吃不饱饭，只能不停地喝水，喝得肚子里咣咣响，咽下去一点口水，胃立马上泛上一股酸水，只能又把这股酸水咽下去。

我以为他顶多带我去吃一碗汤泡饭，再好点儿是一两水煎包，没想到是一大块梅菜烧肉和一碗米饭。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怎么就是一块，不是两块，也不是一盘？那块肉不太好，瘦的多，肥的少，肉皮上猪毛都没煺干净，梅菜好像也有点儿烧煳了。可是肉毕竟是肉，很大一块肉，那股味儿一进入鼻子，我的整个身体都激动地哆嗦起来。我心里有隐隐地害怕，不明白爸爸为何单独叫我吃，没叫妈妈，也没叫爷爷奶奶。我已经从几个小伙伴那里听过一些事，他们说，家里人没有吃的，就把小孩子卖掉换钞票了，而那个被卖掉的小孩子，则被买去的人家杀掉吃肉。我打了个冷战，再看那块肉时，便怀疑那是哪个小孩的肉。我们弄堂里已经有好几个小孩子不见了，大人们说他们被送去寄宿学校了，说那里管吃管喝，可是我们小孩子都说他们被卖掉吃肉了。我也不知道这个离奇的说法最早是怎么来的，在孩子们心里头，这就是真事。

我心里想，完了，我要被当肉吃了。

爸爸端起那块肉，说：囝囝，吃吧，好吃的呀。

我想吃又不敢吃。可那块肉碰到了我嘴边，我就再也忍不住了，一口咬住，几口就吞了下去。

吃完肉，爸爸带我走到大门外，说：儿子，爸得跟你说件事。

我不敢答话，心里还在想着刚才吃下去的那块肉。现在，一说起这事，我嘴里好像还有一根猪毛，就卡在喉咙里，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家里没有任何吃的东西了，你晓得吧？咱们家里人多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六七口人。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所以……爸爸送你去一个能吃饱饭，每天都喝牛奶、吃肉的地方去好吧？

我心里想，天天喝牛奶、吃肉，只能是天堂了。

我哇的一声哭出来，大声喊：爸爸爸爸，不要把我卖了，我不吃饭了，从今往后我只喝水不吃饭了。我把刚才吃的肉吐出来。

说着，我就用手指抠喉咙，干呕了半天，只反上一些胃酸，那块肉似乎已经被消化完了。

傻孩子，说什么呢，你听到啥乱七八糟的了。不是卖你，怎么是卖你呢？囝囝啊，上海好多人家都吃不上饭，已经饿死好多人了，爸爸也是没办法，要不全家都得饿死呀。政府替我们想办法，要把没饭吃的小孩送到大草原上去，好多孩子想去都去不成啊。你晓得吧，大草原哎，你课文里背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里。那里有奶牛，可以喝牛奶，有成群的羊，可以吃羊肉。不是你一个，好多孩子一起去。将来如果好了，爸爸一定去找你呀。

我脑子里浮现了那几句天苍苍野茫茫，但是不晓得大草原到底是哪里，心里头蒙蒙的。可是爸爸说的有肉吃、有奶喝让我的肚子咕噜咕噜叫，嘴里不断浸出口水。

爸爸就这么看着我，看了一会儿说：囡囡，你慢慢想，不急的，不急。我们走一走，一遍走一边想。

他抱住我，想把我抱起来，只是他也好久没有吃饱饭了，力气弱，一下没起来，第二下才把我抱起来。我的头伏在爸爸肩膀上，他走路一摇一晃，我很快感觉有点儿困，或许是胃里终于有点油水了，血液都赶过去吸收那块肉的营养，走着走着，就睡着了……

等我醒过来，已经在一个孤儿院里了，爸爸没了踪影。一大群哭着找父母的孩子，我也哭。一群保育员，每个都忙得张牙舞爪，没人在乎一个小毛头。后来，我搞清楚了，这里真的是要把我们送到大草原，不是卖掉吃肉的，心里的害怕减去了大半。我想起有一天晚上被尿憋醒，听见爸爸和妈妈说话。他们说家里没有米，也没有钱了，怎么办？爸爸说，要不流掉吧，现在大的都养不活，再生个小的怎么办？妈妈摸着肚子哭，哭了一阵，爸爸又安慰她：你不要哭了呀，哭对胎儿不好呀。他又哪里舍得。妈妈抽泣，爸爸叹息，就这样好久他们都没有睡。我尿急，心里想，你们快睡呀，睡着了我好去撒尿。可他们就不睡。过了很久，爸爸说了一句：要不，还是按之前商量的吧，大的走，小的养着。走了的能有个活路，留下的也能多点儿希望，日子总不会每年都坏的吧。妈妈没有说话。后来我想起这个场景，才明白，妈妈的沉默是一种默认。那天晚上，我没去成厕所，尿在了床上，湿答答睡了半夜。第二天，他们看见被褥，破天荒没有骂我。

坐了两天一夜的绿皮火车，从南方到了北方。先被送到包头的育婴院里，在那儿待了半个月，然后就被送到乌拉盖草原。那里有一个公社临时建的保育院,原本是镇里的小学，正好是暑假。学生们快开学的时候，我们被牧民们领养回家。

从上火车开始，我就没再说过话，那些工作人员还以为我是个哑巴。我不说话，是因为知道我被爸爸妈妈丢掉了，虽然没有卖掉我，可是把我骗到了孤儿院，骗到了包头，骗到了草原上。因为不说话的事，我是最后一个被领走的。萨仁妈妈说，这个孩子没人要，我带走吧。她把我带走了。当然，后来萨仁妈妈说，她带我走也不是看我哑巴不说话，而是知道我故意不说话的。这个娃娃精明得很呢，她后来一直说，我喜欢聪明的孩子。萨仁妈妈一辈子没有自己的孩子，她结过婚，也怀过孕，可是后来因为冬天去找走丢的牛，冻坏了身体，流产了，再后来丈夫得病去世，她就一个人生活。我到家里后，就我们两个人生活。

回到蒙古包里，她给我烧茶喝，还跟我说：你就叫拉西吧。我之前给孩子起的名字就是拉西。我知道你会说话的，你故意不说。

我看着她，心里想，她怎么会知道我会说话？

她看出了我的心思，笑笑说，你白天不说话，可是晚上说梦话了啊。你说，爸爸，我再也不吃梅菜烧肉了。梅菜烧肉，很难吃吗？

我撇撇嘴，嗓子被那根猪毛弄得痒起来。

她又笑笑，说：我们这里没有梅菜烧肉，只有手把肉。

那时候，我不会蒙古语，她的汉话也不灵，但是那些话的意思我都懂，从能她的表情和眼睛里看出来。

无论如何，我只是个孩子，一旦我感觉到人间的温暖，很快就活泼起来了。而且这里真能吃饱饭，可能大人也饿肚子，但我们小孩从来没饿到过。草原上有许多牛羊和小动物，它们都让我感到亲切和高兴。也许我天生就适合这里。我们一起来的那批孤儿，有的吃不了羊肉，有的喝不下刚挤出来的生牛奶，只有我，什么都能接受，而且我贪婪地吸收着肉和奶，很快就长膘了，身体渐渐壮实起来。几年后，我几乎就是一个标准的蒙古族小孩，跟其他孩子一起爬山坡，我总是第一个爬上去。我还第一个学会了骑马，十几岁的时候，就在苏木（相当于乡）举办的那达慕上拿过少年组的赛马冠军。

“你天生就是我的孩子，乌拉盖的孩子。”萨仁妈妈说。

这一切的变化，除了萨仁妈妈的照顾之外，最大的功臣就是萨日朗。那会儿我们两家一个生产队，离得近，后来牲口多了，人口也多了，草场不均衡，才分成了两个生产队的。她比我大两岁，我来的时候，她几乎就是个草原上的小大人了，每天都帮着父母干活。萨日朗的父母都在生产队里挣工分，家里的事全是由萨日朗张罗的：收拾蒙古包，做饭煮茶，缝补袍子，给小羊羔喂奶。

我们俩熟悉起来，和当时乌拉盖草原上的一件大事有关。

我来之前那年，因为全国都没吃没喝，耕地面积有限，尤其是南方，总共就那么几亩地，人口增加了，又赶上连年的灾荒，到处都缺吃少喝。这时候，上面想起了内蒙古大草原，这里有广阔的土地，只要开垦出来，就是上好的良田。于是就有了大开荒、改牧为耕的政策。上面来了命令，下面就得执行，几个月后，乌拉盖就建了一个国有农场，几万亩草场变成了耕地。这里面，我们生产队的大部分草场都被占了，要改成农田，牧民们心里当然是不愿意的。对那些城里人来说，不喝奶死不了，不吃粮食肯定要饿死的，所以他们不会知道牧民们的难处。

我到的时候，正是第一年垦荒。春天，刮起了风，垦荒工人开着拖拉机，要把整片草原翻个底朝天。以前草原上，风起来的时候，漫天都是枯黄的碎草、牛羊粪末子，可是那个春天，在我们苏木，漫天都是尘土、沙尘暴。牧民们围着翻草皮的拖拉机，嘴里头念叨着“天呀，不能这样”，可是也做不了什么，都在想：今年的牛羊，怎么过冬呢？国家有补贴，可大家知道，那点儿补贴能够人买点口粮就不赖了，哪里够去买草料？那些农垦工人则在欢呼，他们看见肥壮的黑土地，本能地觉得开心，因为他们是农民，是种田的，可是牧民的感觉刚好相反，看着刚刚冒芽的草地被翻开，每个人心头都像被铁犁铧犁过一样疼。

这时候，萨仁妈妈从人群里走出来，站到了拖拉机前。

你们不能这样。萨仁妈妈说。

拖拉机怒吼几声，仿佛是在回答她。她毫不畏惧。

僵持了一会儿，苏木的负责人来了，跟萨仁妈妈说：姐啊，这是国家政策。现在全国人民都没饭吃，到处都是天灾，只有咱们草原上的土地比较多，国家为了养活大伙儿，征用一些草场，改为农田种粮食。

萨仁妈妈说：书记你说的我知道，我还收养了一个上海来的娃娃，也是因为饥荒送来的。可是你把草场都变成农田，我们的牛羊没有吃的了，我拿啥养娃娃呀？

周围的人听萨仁妈妈把他们心里话说出来了，也都开始帮腔，说乌拉盖草原本来就草场少牛羊多，前些年变成生产队之后，就没有人再像以前那样保护草场了，连轮牧也做不到，很多本来茂盛的草场，现在雨水好的年景牧草都长不到齐膝高。国营农场偏又选了仅剩的最后几块好场地，因为挨着木伦河，因为方便灌溉。

书记看人群有些激动，赶紧大声喊：大伙儿的担心我都知道，我会跟上面去反映，我会帮咱们嘎查争取，到年底的时候，多给一点儿补贴。

接下来，他凑近了萨仁妈妈，小声说：姐，你如果再闹下去，我看你那个娃娃就养不住了，只能换到别人家里了。

萨仁妈妈一愣，她没想到他会说这个话，会用拉西来威胁她。其实萨仁妈妈心里也知道，自己这样闹，闹不出啥结果，她一个妇女，哪能挡住一层一层下来的命令？就像一棵小草，哪儿能挡住烧柴油的两米多高的拖拉机？但是她心里有怨气，只是想趁机发泄一下。几年前，草原上实行了合作社，牧民们把自己的牛羊入股合作社，成了集体财产，统一管理，但是还是分户散养，每家都签订了“四保”“四定”合同。牧民们有自己的私心，平常自留牛羊和集体的牛羊一起放牧，但是晚上都偷偷跑到草场割草，回来喂自己家的羊。因为家家户户都这么干，互助组的干部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这块草场被翻了个底朝天，他们再没有地方可去割夜草了。

萨仁妈妈听了书记的话，扭头看了我一眼，长叹一口气，拢了拢头发，弯腰捡起一块还带着草根的土坷垃，说了句：造孽啊，腾格里保佑。

我站在人群里，因为听不懂蒙古族话，搞不清状况，只是想：这群人在吵什么呢？

萨仁妈妈走过来，抱起我说：为了你这个小羔子，我也顾不得那些羊羔子了。

第二天早晨，萨仁妈妈一起来就发现羊圈的木栅栏坏了一个口子，羊全跑了。她急坏了，赶紧喊我起来去找羊，我听不懂她的话，但看着羊圈的豁口和妈妈着急的样子，也能猜到是怎么回事。我撒开腿就跑，可是那么大的草原，我也不熟悉，哪里知道去哪儿找呢？我只好去我唯一知道的地方，就是国营农场。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那些羊就在那里。我跑了一会儿，跑不动了，刚歇脚喘口气，一个人追上了我，是萨日朗。

我见过她，刚到的那天，她就去过萨仁妈妈的蒙古包。她是去借针线的，说她妈妈要缝袍子。

“你妈妈这么早就给你准备嫁妆啦。”萨仁妈妈说。

“才不是。”她红着脸摆手否认，随后想起我根本听不懂她们说的什么，又咯咯笑起来。

我正在吃一块水果糖，那是从上海上火车时保育院的阿姨给我的，我一直留着，没吃。我把那块糖拿出来，咬下一块，没控制好力度，咬下来的是一大半。我虽然很心疼，还是伸手递给她。

她有点儿不太相信地看着我。

“给你，可甜了。”我说。

她接过去，含进嘴里，糖刚一融化，她的眼睛就亮起来。

“我叫萨日朗。”她说。我没想到她会说一些汉话。

“我叫……”我一时竟想不起自己的名字了，后来我说出了“拉西”两个字。

萨日朗追上来，扯扯我的衣袖。

我陪你去找。她说。她的汉话说得不地道，不过我听懂了。

她的脸蛋红扑扑的，眼睛像木伦河里的清水，头发参差不齐，后来知道那是她爸爸用剪刀给她剪的。

我俩磕磕绊绊地走过拖拉机翻过的黑土地，沙土灌满了鞋窠，我们便脱掉鞋，光着脚走。我从未走过这样的土，麻沙沙的，泥土已经被太阳晒干晒热，踩上去甚至有点烫脚。我走得小心翼翼，偶尔有些坚硬的草棍硌一下，疼得龇牙咧嘴。而萨日朗却大步流星，仿佛她不是走在翻滚的黑浪上，而是走在海边柔软的沙滩上。

你的脚不怕硌吗？我问。

她抬起一只脚，亮出脚底板给我看，脚底黢黑，但是能看到很多老茧。

我平时不到冬天都不穿鞋，都是光脚走，早练出来了。她说。

你真厉害，铁脚大仙。我真心夸赞她。

铁脚大仙。她重复了一句。她其实并不太听得懂这个词，以为我在打趣她，一扭头，快速走远了。我在后面磕磕绊绊地紧追。

农场里已经围起了土墙，就是用泥巴和着草做的材料，墙还没干透，踩上去马上会塌下去一块。好在我们两个孩子比较轻，很容易就翻进了院子。那些工人正端着饭盒在食堂里吃饭，叫叫嚷嚷的。我们绕到十几台拖拉机旁边，那时候，我忘了自己来的目的，很想爬上拖拉机的驾驶楼去看看。

萨日朗使劲拉了拉我，说：我听见羊叫了。

真的？我竖起耳朵，可是什么也没听见。

你跟我走，这里绝对有羊。

我们摸到了挨着简易厕所的一处，那里也是用土坯围成的，门口挡着一块大铁皮。透过缝隙往里面瞅，竟然真有一只羊。我认出了，那就是我家的羊，最肥的那只。刚到那几天，我陪萨仁妈妈放羊的时候，发现每只羊的左耳朵都有个小豁口，好奇地问：妈妈，这些羊是不是叫缺耳朵羊啊？妈妈不明白，我指指那些羊耳朵。她用不太流利的汉话说，那是耳记，也就是耳朵上的记号。每家每户都给羊做耳记，有钱的人家，会在羊耳朵上打耳钉，一般人家就在羊羔出生后剪耳朵，有的在左耳，有的在右耳，有的剪三角形，有的剪半圆形，有的剪一个，有的剪两个，有的靠上有的靠下。等羊群转场的时候，成千上万只羊浩浩荡荡向另一处迁徙，人们就是凭着这些记号找见自己的羊的。

那只羊的右耳朵靠下的位置上有一个三角形的豁口，那是我家羊的耳记。

我们把羊放出来，小心翼翼地赶着往外走。刚到院子中间，那只羊不合时宜地叫了一声，把工人们招来了。我们赶紧赶着羊跑，才出了院子，那只羊慌不择路地跑起来，而我在翻过的土地上跑得很慢。我的鞋子摔掉了，也顾不得硌脚，只能拼命跑，过了一会儿，听不见后面的人声，才敢回头。其实也没跑出去多远，我看见萨日朗被农垦工人抓住了，他们把她挂在了拖拉机上，她看上去像蚂蚱一样小。

那一刻，我又害怕又难过。我想，完了，萨日朗死了。

我一路哭着回去找萨仁妈妈，可是又说不清发生了什么。妈妈跟着我到了农场里，远远地就看见了被挂着的萨日朗。

萨日朗也看见了妈妈和我，拼命大喊：别过来，别过来！他们吃人啊。他们是吃人怪。

妈妈走过去，那群工人抱着饭盒在那里吃挂面，头顶上就是萨日朗，她的袍子已经快被铁钩子抻破了。

萨日朗叽里咕噜说了一串话，应该是把我们发现羊在这里的情况告诉妈妈了。妈妈点点头。

妈妈要爬上拖拉机。她手刚搭上去的时候，一个农垦工人冲出来，想拉住她。妈妈回过身，手里多了一把明晃晃的蒙古刀，她轻声说：我这辈子杀过的羊，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了，我能把你剔得一根肉丝都不剩。妈妈说话声不大，轻轻的，甚至比风还轻，但是我明显看见那个人浑身哆嗦了一下，旁边的工人也都愣在那里。

妈妈把萨日朗从钩子上放下来，他们一起爬下拖拉机。

妈妈说，你们想吃肉跟我说，我杀羊。但是谁要再敢偷我的羊，我就挑了他的脚筋。我们乌拉盖人说话算话。

那些人抱着铝饭盒，一动也不动，直到我们走出去很远了，他们还在那里站着。那天以后，我们再也没有丢过羊。

也是从那天起，我和萨日朗成了最好的朋友。萨日朗没事就往我家跑，一是来找我玩，二是她看中了妈妈的蒙古刀，或者说，她看中了妈妈杀羊的手艺。她想学。她觉得那天妈妈亮出刀子的一瞬间太帅了，就像传说里的英雄。妈妈收了这个徒弟。后来，你妈妈就成了乌拉盖草原最厉害的女屠宰手了。

她教我说蒙古族话，教我怎么挤牛奶，怎么煮奶茶。偶尔有机会吃手把肉的时候，我总是啃得不干净，她把我吃过的骨头拿过去，好像就从嘴里一过，骨头就光溜溜的，一根肉丝都不剩了。等到我俩都成年，萨仁妈妈就张罗着给我俩订了婚，这是后来的事儿。

第二年春天，垦过的草原没有长草，长出了一望无际比青草还要整齐的麦苗。大地不管这些呀，你种什么，它就长什么。青草还是麦苗，对它来说都一样。麦苗青青，远远看去也和草一样，但是这里没有杂草，没有野花，也没有小动物。清明刚过，一股浓浓的农药味就开始飘散，在挨着农场的操场上，小动物也几乎绝迹了。

牧民们在山包上放牧的时候，远远地看着那一大片一大片的麦苗长得一天比一天高，高过其他地方长短不一的草场，然后吐穗，然后在某个夏日变黄，变得金黄。草原上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片这么纯粹而热烈的黄，好像是一块巨大的创可贴，贴在乌拉盖的伤口上。人们的眼神里，充满了好奇、迷惘，还有说不出的感觉。

那年秋天，农场丰收了，据说小麦产量破了纪录，而这也自然又被当成草原开荒必要性与合理性的证据。下一年，另外两块农场也在乌拉盖草原的其他地方建立起来。原先那些牛羊转场和勒勒车通行的便道上，时不时驶过一辆拖拉机、收割机，高大的轮胎在草地上轧出深深的两道沟。牧民们的勒勒车因为车辙更窄，经常一侧轮子陷在沟里，拉车的马和牛用尽浑身力气，也没办法把装满东西的车拉出来。大伙只好互相推车。

草场被占的苏木和合作社社员，分到了一些麦子，据说这是专门特批的福利。牧民们看着红褐色的麦粒不知所措，他们几乎没见过这种东西，炸果子做面食都是买现成的面粉，再说一年也吃不了几顿面。

这些麦子还得到镇子上的磨坊里磨成面才能吃，没有谁家会为了十几斤麦子跑一趟镇里的，除了萨仁妈妈。她的马背上不但装着我家的麦子，还有用羊毛和牛奶置换的其他人家的麦子，走四五十里路到镇上，磨成了面粉带回来。萨仁妈妈学着汉人的样子，给我擀面条、蒸馒头。我已经一年多没有吃过这样的食物啦，当雪白的馒头攥在我和萨日朗还有另一些孩子的手里时，我们疑心自己吞下去的是天上的云朵。

这种甜蜜短暂而易逝，再一年冬天，农场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了。

其实，第一场霜来的时候，愁容就开始浮上乌拉盖牧民的脸。因为大片优良草场变成了农场，草场锐减，而牛羊的数量却还在递增，草场负担过重。第一年的时候看不出来，那些牲口因为草不够，把草根都啃出来了；第二年草变稀了，瘦瘦小小的。这一年的牲口啃得更狠，第三年很多草场几乎不长草了，再加上木伦河河水被几个农场用抽水机抽水灌溉，草原上降水不够，很多地方也开始了沙化。农场连年丰收，草场却连年沙化。

再有就是，很多人看到种田收获粮食，粮食可以直接拿到公社去售卖，当年就能拿到收成，不像养牛羊，最少也要三年才能见到回头钱。于是，很多人偷偷把自己的草场垦成了田，种麦子、种玉米，好换回一些零用钱。就算不换成钱，也还能攒些口粮。

冬天的大风刮起来，牛羊和人走在风沙里，经常走大半天，也找不到一块有草的地方。两个羊群相遇在路上，一群对着一群咩咩叫，叫声里都是饿。

腊月时，连续下了一个星期大雪。牛羊连最后一点儿出去找草吃的机会也没有了，只能关在圈里，又根本没那么多秋草去喂，饿死的冻死的一个接一个。本来，自留的羊都比分养的膘肥一些，所以分养的羊先死了。可是合作社、互助组不管这个，分给你养的羊，养死了便只能拿自己的羊顶账。

我十二岁那年，雪灾最重。我和妈妈两个人躲在蒙古包里，没有足够的牛羊粪烧炉子，蒙古包里滴水成冰，只有做饭和晚上睡前才敢生一会儿炉子。不缺肉，那些冻死的羊吃都吃不完，但是没有米，也没有奶。秋天就没攒下多少奶嚼口和奶豆腐，也不敢烧奶茶，只能烧一些茶叶水喝。之前，冬天都是化雪水喝，可现在的雪里也充满了沙土，化了之后澄清一夜，第二天烧开了喝还是土腥味，只能放点儿砖茶末子压压。

我已经学会了流利的蒙古话，本来，政府是安排我们这批孤儿上学的，只是学校比较远，在镇子上，一来一回得一天的时间。我也不爱学，上了不到一年就辍学了，我喜欢骑马、放羊，在操场上闲逛。我觉得这才是最舒服的。

这年冬天，最大的那场雪落下来后，天寒地冻，不但死了牲口，还死了人。乌拉盖就有七八个，都是冻死的。前一晚哆哆嗦嗦睡下，半夜不知不觉失温，第二天人已经僵硬了。过了好些天，有人来找才发现尸体。萨日朗的妈妈，也就是你的姥姥，就是这年没的……

大雪是灾，可也是福。只要熬过了冬天，地气一暖，雪化了，草原上的草就开始疯长，不缺水啊。那些草像是憋了好几年的劲儿，一次都使出来了。草原活过来，牛羊活过来，人也就活过来了。风啊雪啊牲口啊，都像是草原上的草，今年没了枯了，第二年风吹来草籽，只要有水有土，便又长出来了。人也一样，一茬覆盖着一茬，总有旧的人离开，也总有新的人出生，是不是？所以日子看起来是重复的，今天跟昨天差不多，明天和今天一个样，但是再细想呢，这重复里又有很多不同。也许，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这点儿不一样吧？

达来，今天说了好多话，好多过去的事，只是想让你知道，我和你妈妈是怎么活过来的，是怎么面对那些好的坏的、甜的苦的。你从小就不喜欢草原上的日子，长得也不像蒙古族汉子，咱俩刚好相反。一棵草，可能没机会选择从哪块土地上生根发芽，可是它能决定自己长成什么样。

你的这些庄稼，铲了吧，趁现在还来得及。你的日子还长，你才从土里长出地面，还有许许多多的日子等你去过呢。

５

我没回答他，我心里还存着奢望，我已经走到最后一步了，只要一迈腿，我就能重新活过来。

夜色深了也凉了，我和拉西一起把母亲搀进屋子里。我烧了一大壶茶，又煮了一锅面。我和拉西各吃了一碗，母亲喝了一碗茶，面只吃了几根。我让她先躺下休息。她蜷缩在土炕的一角，像一个刚出生的羊羔。那时刻，我心里仍然充满犹疑——就这么放弃翻身的机会？就这样功亏一篑？

我想起艾丽，我这一生最对不起的人。她曾经无比相信我，相信我永远爱她，相信我会在车祸之后救她。我辜负了她的爱和信任。

父亲握着母亲的手，伏在旁边似乎也睡着了。我走出土屋，走进庄稼地里。

它们长得比我还高，一棵一棵在夜风里轻轻摇晃着，诱惑着我走进深重的梦里，或者拉扯着我从梦里醒过来。摸着它们麻粒粒的茎秆，我心里竟然生出一种父亲般的感觉，好像这些庄稼都是我的孩子。的确，它们是我亲手种植、灌溉和养大的，就像母亲养大我一样。还有一样就是，我们都是有毒的逆子。

刚才，拉西提起过大雪，那是他的大雪。

我也有一场我的大雪，每个人都有一场自己的大雪。

九岁还是十岁，我竟然记不清了。那场雪并不大，但是风大，风裹挟着雪，让整个世界看起来像一个启动的滚动洗衣机，让一切都旋转、翻滚。

那年寒假，我从镇子上的寄宿学校回到草原上。白毛风刮了三天。第一天的时候，拉西赶着羊群回到家里，羊少了一半。第二天，我躲在蒙古包里，拉西和母亲骑着马出去找羊。傍晚，他们找回了走失的一多半，还有不到十几只没找到，估计已经冻死在哪儿了。那些大尾羊，有着肥硕的尾巴，却并不禁冻。

第三天风停雪住，我命中注定的那只羊回来……

我还不知道，在我面对着这些庄稼犹豫的同时，那场同样命中注定的大火，也在路上了。

它已在母亲的心里燃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