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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孝王死后，地方藩国对西汉皇权的威胁已经解除，功臣武将页因此失去了用武之地。

此时居功自傲的周亚夫成了汉景帝心中最大的隐忧，为了试探他的忠心，一桌“鸿门宴”随即在禁宫里摆开了。

功臣末路

梁孝王刘武在公元前144年黯然离世。

就在他死去的第二年，戡定七国之乱的最大功臣——条侯周亚夫也步了他的后尘。

周亚夫的死同梁孝王刘武前后相继并非偶然，因为他同样是令孝景帝忌惮的政治对手。

凭借着在战场上横扫吴楚叛军的盖世武功，周亚夫在在七国之乱平定后的第五年坐上了首辅宰相的位置。

这时的他，同当年诛灭诸吕、迎立孝文帝的父亲周勃一样，在皇帝面前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

司马迁说：

景帝甚重之。

——《史记·绛侯世家》

这仿佛是周勃当年政坛辉煌的回光返照：

绛侯（周勃）为丞相，朝罢趋出，意得甚。上（孝文帝）礼之恭，常自送之。

——《史记·绛侯世家》

相权的强势必然会对皇权形成压迫，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宰相抑制外戚势力的崛起。

在西汉，外戚始终是皇权最亲密的政治同盟。从高祖刘邦到孝景帝刘启，对外戚都是一如既往地信任和重用。

刘邦当年之所以把皇位传给孝惠帝刘盈，很大程度上是要藉重吕后及其家族的支持。

外戚势力的膨胀必然会对朝中辅政的列侯功臣形成威胁，因此在吕太后驾崩之后，以周勃为首的功臣集团发动政变，清洗了吕氏，并选择了外戚势力最弱的代王刘恒继承皇位。

可继位的孝文帝刘恒为了要对抗周勃过分强势的相权，仍是必须藉助外戚。在他从代国带来京师的旧班底中，舅舅薄昭第一个封侯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文帝朝，皇权与周勃的相权之争焦点也在外戚身上，具体的说，是在窦皇后的两个兄弟身上：

在孝文帝册立窦姬为皇后之后，她的两个弟弟窦长君和窦广国都因此获得了丰厚的金钱、田宅的赏赐。

可对他们哥俩，周勃、灌婴等功臣武将保持着高度的警戒与敌视，就像看待当年的吕产、吕禄一样。

周勃同灌婴等人商量说：

“这哥俩出身寒微，没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必须慎重地为他们聘请师傅、宾客。否则让他们效法吕产、吕禄，你我都会死无葬身！”

周勃的言下之意，是要在窦长君和窦广国身边安插眼线，把他们监视起来。

正是因为功臣集团的压制，终孝文之世，二人都没能够获得封侯的爵赏。

直到孝景帝上台以后，功臣集团式微，外戚窦氏才等来了封侯的机会。

而这时，窦长君已经去世，获得封爵的是他的儿子窦彭祖。弟弟没能在有生之年封侯，这在窦太后的心里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现在，新的皇后王氏已经获得了孝景帝的册立，在他的哥哥王信的封侯问题上，窦太后又和故丞相周勃的儿子，现任丞相周亚夫较量上了。

当窦太后向孝景帝提出“皇后的哥哥王信应该封侯”的建议时，孝景帝回答说：“这个事儿要跟丞相商议。”

但丞相周亚夫对此表示了斩钉截铁的拒绝。

他说：“高皇帝当年同功臣们订立‘白马之盟’——非刘姓不得封王，非有功不得封侯。虽然王信是皇后的哥哥，但一寸功劳也没有。封他为侯，是违约的！”

周亚夫在此时抬出高皇帝刘邦的“白马之盟”，显然是要把“封侯”变成功臣武将集团的专属权力，不允许外戚染指。

挟着平定七国之乱的余威，功臣集团的领袖周亚夫在皇帝面前显得说一不二。而面对着周亚夫的强势，孝景帝务实地选择了隐忍。

对孝景帝来说，自己的大舅子不能封侯，他可以忍；但如果自己的儿子将来不能顺利登上皇位，他可就忍无可忍！

而恰恰是在建储的问题上，以周亚夫为首的功臣集团又同孝景帝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前元七年（公元前150年），因为母亲栗姬失德，连累太子刘荣被孝景帝废黜。

在孝景帝提议废黜刘荣的时候，平定七国之乱的两位大功臣魏其侯窦婴和条侯周亚夫都表示了激烈的反对。

窦婴和周亚夫之所以要力挺刘荣，很可能是因为忌惮窦太后的小儿子梁孝王刘武。

要知道，窦太后可是一直希望让刘武做储君的。而且在七国之乱前，孝景帝曾经亲口说过：“千秋万岁后传位于梁王”。

当初孝景帝说出这句话的时候，窦婴当即就批驳了皇帝的“谬论”：

“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此汉之约也，上何以得擅传梁王！”

——《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如今窦婴身为太子太傅，从身份上、从政治立场上都不能不为废太子刘荣奋力一争。

至于条侯周亚夫，当年平定七国之乱的过程中，他选择在昌邑坚壁清野，以梁国为诱饵来削弱、疲敝吴楚叛军。

无论梁孝王刘武在叛军的强大攻势之下如何高声求救，哪怕请出皇帝的圣旨，他都拒不发兵。

这让刘武对他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印象，总是借故在窦太后面前说周亚夫的坏话。因此梁王入京为嗣，对周亚夫来说也是一场灾难。

虽然周亚夫和窦婴反对废黜刘荣，极有可能是针对梁孝王刘武而发。

但在孝景帝看起来，周亚夫等大功臣这样维护废太子，那他们对新任太子的忠诚就可能存疑了。

联系到前文中周亚夫反对新任太子刘彻的舅舅王信封侯的事件，这必然加重孝景帝对他的疑虑。

尽管窦婴和周亚夫在废太子事件之后相继罢官，但身染重疾、命不久矣的孝景帝对自己死后，新皇帝能否镇得住这帮功臣勋旧十分担心。

为了试探周亚夫的忠诚，孝景帝特意在禁宫摆了一桌酒，请他赴宴。

周亚夫落座以后，发现自己的席位上只有一大块没切开的熟肉，既没有割肉的刀，也没有摆筷子。

周亚夫心里有气，扭头喝令主席的人拿双筷子来。

正在他发声的当口，孝景帝盯着他笑道：“这是我的安排，将军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听到这句话，周亚夫被迫免冠谢罪，退出了殿外。望着周亚夫离去的背影，孝景帝意味深长地说：

此鞅鞅者，非少主臣也！

——《史记·绛侯世家》

周亚夫从来就不是一个惟君命是从的将军。

孝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匈奴来犯，当时身为河内太守的周亚夫奉命驻军细柳。

皇帝要亲临犒军，但他的部下却披坚执锐把皇帝的先驱官挡在辕门之外，说“军中只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

要知道，这可是严重违反政治原则的话。

1906年醇亲王载沣检阅北洋军的时候，袁世凯的受阅部队也表现出了类似的倾向。

载沣回朝之后当即向慈禧太后报告：“北洋军只知有军令，不知有圣旨；只知有袁宫保（袁世凯），不知有太后皇上！”

不久之后，慈禧太后就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调升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架空了他的兵权。

虽然周亚夫的严于治军在匈奴入侵的特定情况下得到了孝文帝的赏识，但功臣武将对皇权的威胁却是文、景两朝皇帝时刻警惕的。

我想当孝景帝说出“非少主臣也”的时候，他很可能是想起了前朝的往事：

想当年，在吕太后驾崩之后，对吕太后的压制功臣政策不满的太尉周勃就是通过发动政变的方式血洗了吕氏，并且还把后少帝刘弘等四位孝惠帝的庶子全部杀死。

现在病入沉疴的孝景帝眼看着就要油尽灯枯，将来的少年皇帝刘彻和条侯周亚夫会不会成为第二个刘弘与周勃呢？

要保住儿子，就不能留下周亚夫!

何况到了这个时候，梁孝王刘武已死，梁国已经被一分为五。放眼天下，再没有哪个刘姓藩王能够对皇权构成威胁了。

狡兔死，走狗烹。

藩王们的威胁解除，功臣武将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他们也该到谢幕的时候了。

就在这场“鸿门宴”之后不久，条侯周亚夫被污参与了一桩谋反案。就像当年的孝文帝污蔑周勃谋反一样，周亚夫也被孝景帝投入了监狱。

不幸的是，这时的周亚夫不会再有薄太后和贾谊来为他陈情了，五天之后，因为绝食，周亚夫死在了廷尉狱中。

周亚夫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至此，汉朝开国以来一直延续的异姓功臣与刘姓藩王相互制衡的权力格局宣告解体，一个新的文治昌明的盛世即将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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