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资源诅咒”？

本文来源:《货币、权力与人——全球货币与金融体系的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

作者:翟东升，中国人民人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并任中国人民人学国际货币所特聘研究员、中国人民人学中国对外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曾在欧美多所人学访学和短期任教。近年研究方向包括金融与货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美国政治经济等。

1993年理查德·奥提在《矿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资源诅咒》一书中首次提出

“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

这一概念，即

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非但没能实现经济繁荣，反而出现了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长期低下、收入分配极不平等、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腐败和寻租活动盛行、内战频繁等一系列不利于经济持续增长的现象。

一国或者一地自然资源的富集，不但不是上天对他们的恩赐，反而是对他们的诅咒。

从宏观统计来看，一个国家一旦发现并大规模开采自然资源，那么在三五年内他们将经历一个资源业驱动的繁荣，但是在此后更长的时期内，往往出现一系列深度衰退，人均收入水平在低位徘徊，高通胀、高失业和政治动荡是常见现象。

这种现象不但出现在治理能力羸弱的发展中国家，甚至连荷兰这样的老牌欧洲发达国家都难以免疫“资源诅咒”。 针对“资源诅咒”产生的原因，代表性理论有贸易条件论、“荷兰病”、人力资本论、资源经济类型论、资源冲突论以及资源过剩导致制度扭曲的理论。 早期结构主义者普利维什、辛格与赫希曼等人认为

能源矿产等初级产品缺乏需求收入和价格弹性，导致发达的中心工业化国家和贫穷的初级产品出口国之间的“剪刀差”越来越大。

拉文指出，

初级产品的价格剧烈波动使得一国税收大受影响，从而导致了不稳定的经济政策。

“荷兰病”分析模式基于荷兰在发现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后制造业相对衰落的案例，指出

资源出口型部门的过度发展削弱了制造业部门，使得一国的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相对停滞。

伯索尔等人指出，

在资源出口型国家，整个社会对于劳动力技能的需求较低，从而缺乏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形成恶性循环。

穆尔希德认为

“资源诅咒”的内因不在于资源本身，而在于这些国家容易形成单一的“点资源经济”，相对于“散资源经济”更容易出现经济停滞。

挪威籍演化主义经济学家埃里克·赖纳特认为

能源和矿石等资源品部门的生产是收入递减的，而发展则是要在全球分工中占据那些收入递增的行业与部门。

在“资源诅咒”的制度内因方面，相关学者认为

资源出口型国家更容易出现强权联盟、独裁、寻租等扭曲性政府行为，从而导致一国更容易出现内部及外部冲突，经济长期停滞，贫富分化不均。

金融家慈善家索罗斯则认为

“资源诅咒”主要源自资源采掘业对外围国家的治理形成腐化作用，因为采掘资源的国家中统治群体无须向普通民众分享权利，只需要维护好同外部几个大国和几家跨国公司的关系就可以获得巨额现金流。

所以索罗斯认为，治理“资源诅咒”，一个必要的办法就是让那些资源出口国把出售资源获得的现金流主动或者被动地向全世界透明，接受全世界舆论的监督。

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贸易和平论的代表人物罗伯特·罗斯克兰斯教授来中国人民大学访问时，笔者担任接待工作，曾有机会与他做较深入的交流。他指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凡是能发展起来的经济体，都是人多地少缺资源的。日本、德国迅速恢复了经济强国的地位，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中国香港、以色列无不如此。而自然资源丰富的经济体都发展得不怎么样，有些经济体一旦开始倚重资源采掘业，其制造业部门便进入长期衰退。

笔者认为“资源诅咒”并不是简单的一个因素或者一个机理导致的，而是多种因素混杂在一起，从而导致它如同牛皮癣一般难以治愈。

从经济角度看，能源矿产的价格弹性小、波动大。

在CRB指数的上升周期，资源采掘业迅速带来暴利，从而对其他正常产业（即需要人的不断努力才能提升一点点收益率的行业）形成挤压和排斥，导致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单一化，人的能力被物的富饶取代。而到了CRB指数的低谷，则形成全面萧条和近乎全民失业的状态，经济与社会的稳定性受到伤害。

从政治上讲，资源型经济往往伴生着腐败和专权，更能引发不同族群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冲突，因为对资源的控制权天然具有排他性而非包容性，开采资源业不需要太多人的参与，只需要少数国际大公司的资本和技术投入便可。

小国、弱国的珍贵资源更容易引发外部强权势力（国家或者大型跨国公司）的觊觎，后者有时通过暴力和政治手段而非交易方式获得其资源。许多政客为了专权，除了诉诸暴力手段外，也往往以高福利承诺向民众赎买权力，而当资源价格下行时，这种建基于物的采掘而非人的能力基础上的高福利，往往演变为高通胀和政治冲突。这种现象，无论在右翼君主专制政权还是左翼民粹政权中都有表现。

由于“资源诅咒”的病理机制复杂，医治的方案也必须对症施药、多管齐下，比如建立主权财富基金对资源业带来的现金流进行逆周期调节；压缩并调控资源采掘业的规模，让其现金流（而不是产量）长期稳定；补贴制造业和其他贸易品的生产与出口，从而使经济结构多元化；扩大再分配的范围使之惠及更多地区和族群，同时控制国民福利水平使之与国民的能力和努力相称。总之，避免资源业带来的经济波动性和对人的要素的挤出效应，是应对“资源诅咒”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