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父母转移到孩子身上的理想自我||《生育制度》读书笔记6

理想是基于未来的，拥有理想的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产生了对未来的“真实感”，会用他对未来的想象描绘他在人生舞台上扮演的角色。然而，现实的自我每经检视必会显现出与理想的差距。普通人面对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所带来的悔恨，极有可能将其寄托于下一代，即通过“生孩子”来满足“再来一次”的重生愿望。

在父母眼中，孩子常常是自我的一部分。父母将孩子视为自我的部分是由社会促成的。社会用各种方法让父母认为孩子在心理上是和他们一体的，让父母产生“子女的成就比自己更重要”的感觉。这帮助父母缓解了个人内心中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将理想自我交托给孩子），同时也保障了父母对孩子的抚育（让父母有动力去抚育孩子）。由此，一个被现实蹂躏的自我在这个孩子身上找到了再来一次的机会。每个父母都或多或少地希望在子女身上矫正他过去的“过失”、“缺点”，小心提防自己不幸的遭遇在第二生命中再次出现。

一个人所具有的理想，并非全然由他个人决定，更多的还是由他所在的社会形塑，是社会对他的期望。换句话说，我们的理想是在他人的褒贬之中构筑的。理想中的自我反映了社会的标准，而现实与理想的差异则恰好是个人与社会的歧异。父母将理想自我托付于孩子，意味着他将社会标准责成于子女，这也再一次说明“父母代社会实现对子女的规训和控制”。

当社会一直都是同一种评价标准时，父母将未完成的心愿交付于子女且子女也同样无法完成，大致便展现出了现实与理想的差异。但社会标准会改变，会竞争和兴替，即产生社会变迁。社会上不断发生新的理想和行为方式，当这些新的比原有的更适合当时的需要，便会为人们所接受，代替原有的成为社会上新的标准形式。亲子之间隔着一代的时间，不同的社会环境可能也会产生理想的差别。父亲秉持旧有的社会标准，握着社会交付的权力，意图将儿子塑造成合乎旧标准的人，儿子若接受新的理想新旧理想之差也会让他陷入两难：他既不能抛脱供养和保障他生活的父母，且和父母有童年期亲密关系的锁定，但又不能随着前辈走上一条不适合当下标准的路。这体现出了文化绵续和变更的一个矛盾：文化的延续需要依靠世代之间的传递，社会也为之加上种种亲子的牵连，父母将旧标准施加在孩子身上；但文化的变更又需要将这种牵连斩断，成长于已然改变的文化环境中的孩子，要与施加旧标准的父母实现某种切割。

来源：

《生育制度》（费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