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皇到汉武：循环周期的密码
方源野（别鹤）/撰
个人看来，秦始皇真正的功绩，是把商鞅学斯基泰（西戎）和匈奴的总动员机制，形成的那种驭民五术、不断内卷而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自杀惯性，转变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总动员对外战争。蒙恬北伐，“匈奴不敢南下牧马”，秦汉之际几十年匈奴止于劫掠，除了河套等地区外，没有后世五胡、突厥和蒙古国对华夏主权的领土图谋。这场大捷的红利持续到汉高祖和汉文帝对匈奴的基本打平，和汉武帝再度北伐，总计百年左右。同时，他把这一惯性固化为国防工程，完成了春秋战国的长城攻防布置（不只是防守），这是他对后世最深远的影响。所以，秦始皇可以说是春秋战国以来“尊王攘夷”的外战顶峰。秦灭六国，是对战国寡头清除腐尸，黑吃黑，也是他顺应惯性力量的成果。
但这个过程中，他没有试图消除，而是继续利用商韩法术，所付出的代价是打破了华夏的统一（你没看错，他不是统一，而是反过来），把自己变成独大的战国，消灭了民众仅存的社区自治和在共同体内部的用脚投票，把民众变成支撑“匈奴式总动员经济”的海量刑徒，试图驯化为军犬，导致一个共同体内部只有暴力和韭菜的命令关系，没有人民自己的横向契约关系，所以共同体就变成了一触即溃的虚伪存在。这种原子化和散沙化，恰恰是对统一最大的伤害。华夏部落联盟及其文字，早在黄帝时就统一；度量衡更多是基于交易的市场自发行为，从炎黄的日中为市就开始统一进程。而秦政的出现，让民众无法回答“我们是谁”，引起的激烈反弹便是“赳赳老秦，喜迎沛公”。
但所幸并不存在“秦政两千年”。这一切的迅速终结，只因为刘邦的出现。汉高祖诛秦灭项（项羽是秦政路线，某种程度还更冷血，不是什么“贵族精神、诸侯契约”），重扬知雄守雌的黄帝之道，约法三章，废秦苛政，解放数百万刑徒，激活“任侠”秩序，首立平民政权，在野推行耕者有其田和乡约三老自治，在朝形成武勋合股，真正开创了在部落联盟之后的又一个凝聚共同体的模式，即基于自由民的全民族帝国，而非贵族寡头的铁板一块（无论战国还是秦项）。这也是《黄帝四经》表述的“四乡拥抱，各以元道”。所以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评价刘邦走出了夏商周秦的循环模式。在汉高祖基础上，汉文帝继续黄老路线，鼓励经商创业，进一步废除秦政的言论迫害、连坐、肉刑、挟书律、人牲人殉，夯实了藏富于民的下层基石，“人身自由基于财富自由”。同时，从汉高祖开始，匈奴的总动员机制继续扩张，出现了草原的秦始皇——冒顿单于，而汉高祖和汉文帝各有两次对匈奴的战略抵抗，基本维持了秦始皇整合的国防线，为汉武帝大张挞伐、四面开疆，打得匈奴“漠南无王庭”，留下了丰厚的经济基础，并由上层整合输出为“中华—夷狄”的国际秩序。从汉高祖到汉文帝再到汉武帝，完成了从安内到攘外的一个文武循环小周期，这也是华夏民族、黄炎子孙，又称汉人的由来。
如果汉武帝在反击匈奴过程中，没有趁机偷换立国纲领，罢黜黄帝四经，重新把商韩法术用董仲舒的“天尊君卑，君尊民卑”去包装，形成“外儒内刑”的缝合怪，以此强化内朝、扫荡中产、迭兴冤狱，致流民四起，那么汉高祖和汉文帝的安内惯性就能顺利地转化为攘外能量，最大限度避免不必要的能量损耗。正因为刘彻的双面性，这一后果导致了刘邦与刘恒缔造的社会有机体的中断，民众的自发秩序厚度无法跟上迅速扩大的体量。连锁反应就是刘彻首次成建制地用胡人组织，来填补社会秩序的真空。他首开胡越骑营，并收纳匈奴的浑邪王、给予超国民待遇、为此薄待汉人百姓，甚至列匈奴人为托孤大臣，这些操作在之前的朝代闻所未闻。而在之后的每一个华夏王朝，这反而成了常规操作，东汉、魏、晋、南朝、隋、唐、宋、明，无一例外，全部一再出现了养胡为患、被程度不一地反噬，这一“帝制阶段的无解现象”。在秦皇汉武之后的华夏正统朝代里，恐怕只有元末第一波北伐、光复宋都、横扫元上都的龙凤政权，因呈现为全民抗战、“人王未僭天帝”的模式，没有出现类似问题。
但是汉武帝并没有成为第二个“既内卷、也外扩”的秦始皇，更没有成为第二个“只内卷，不外扩”的商鞅，原因是汉高祖的“人和”与汉文帝的“地藏”制约了汉武帝的“天马行空”，还内蕴了后者扩展“天汉”的力量。比如黄老信徒汲黯，就坚决反对刘彻给匈奴浑邪王部的纵容与特权。但由于汉高祖和汉文帝并未充分发挥《黄帝四经》的另一面——“守弱节而坚之”基础上，同时击败外寇的“胥雄节之穷而因之”，所以无法把秦政遗留的对“存量”的内卷，及时消化到对“增量”的外扩上，所以文景之治也有不少贫富悬殊问题，而景帝的刻薄亦悄然埋下了汉武路线的伏笔。所以大汉帝国之兴，刘邦、刘恒、刘彻分别在人、地、天之三维，卓越完成了各自的业绩，却因黄帝大道的路线被倾覆，没能调合为一，这也是汉武在外战上，虽做到了由守转攻，却只能“北却匈奴”，无法突破秦始皇的外战格局，无法进一步做到“北灭匈奴”——完全解除其政权武装，打垮游牧奴隶制度对自耕农自治秩序的威胁集团。这也是五胡乱华时，两汉与魏晋内迁之匈奴余部，首先发难的一个长远原因。
后续演化，终于出现了君主制时期，一个兼备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三才，并超而上之的民族英雄，由于他正确坚持了“道为一，儒为二，释为客”的国纲，实现了众多积极要素的互补联合，自汉朝瓦解之后数百年暴政循环、胡虏侵侮，在他手上全部扭转，分别在革命、治世、灭虏三方面，超过了刘邦、刘恒、刘彻的业绩，将天地人调合为一，彻底凝合了“人民的民族国家”。但历史能量的另一个负面循环，后又悄然而至：商鞅的内卷法术，重新复活，依托于董仲舒之后又一“朱熹进化版”，实现了文官官僚对武勋格局和民间秩序的温水煮青蛙，反过来阉掉了商鞅法术的副产品——秦始皇的外扩力量。这是最严重的一种缝合。这种缝合，最终造成了崖山浩劫，也造成了崖山之后，被征服者未能摆脱西伯利亚强加于中华的、野蛮奴役制度的连锁反应，终于又带来了更加黑暗的甲申长夜。
但能量的另一面，亦从前述那个三者调和的新起点开始，以正面循环千年，从1911年的光复山河、共和缔造，开启了一个新周期的黎明。此一百多年，正是在这个“逆转时间”的正向循环周期中，并且只是这个周期的一个早期阶段，也自然有了一系列正面和负面的必然演化。
“通过充满意义和充满力量的仪式，在一望无际的重新生长的森林的凉荫下，在海滩上，或在面向旭日的不可侵犯的山峰上，他永远生活在他所象征的生命节奏的宇宙的忠实意识中。然而，一旦衰退明显地开始，人们就会感受到每一次循环的时间周期的特点——反抗时间——那种越来越强烈、最终近乎绝望的渴望，在他为之奋斗和失败的目的表现出完美之后，这种渴望就会成为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在未来的每一个黄金时代——每一个连续的创世之初——都将成为他最高梦想的活生生的实现：每一个无数年的时间里，都会有一首荣耀的赞美诗，宣告他——他——他——再一次获得了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