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传》第二十章 最高检察官(c)
切不得不面对伊尔达了,1月底,伊尔达带着3岁的女儿伊尔蒂塔从秘鲁来到哈瓦那。在战斗中无所畏惧的切在婚姻问题上似乎就没有这种大无畏的胆量了,他没有亲自去机场迎接妻儿,而是让他的朋友奥斯卡·费尔南德斯·梅尔去了机场。伊尔达希望两人能够复合,可是她只有伤心失望了。伊尔达在回忆录里记录了两人分手时的情形。
直率一直是埃内斯托的特点,他直白地告诉我他有了另外一个女人,他们是在圣克拉拉战役中相识的。我的内心深处很痛,不过,我同意离婚。
我仍然对那一时刻记忆犹新,他意识到我受到了伤害,说:“我要是死在战场上会更好。”
那一瞬间,我看着他,什么话也没说。尽管我在那一刻损失了很多,可是我想到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在这些事情中是必不可少的,他必须活着。他已经建立起了一个新社会。他必须努力工作,帮助古巴避免发生危地马拉曾经犯下的错误;他必须将自己全部的努力投入到美洲解放的斗争中去。不,我很高兴他没有在战斗中死去,衷心地高兴,我试图对他解释当时的想法,我最后说:“因为这一切,我一直都需要你。”
他感动了,说:“如果是这样,那很好……朋友,和同志?
“对。”我说。
伊尔达是否这么容易就对切放手了也许还有待商榷,不过这对夫妇的确很快和平分手了。伊尔达继续待在古巴,事情安排好后,她得到了一份工作。切先要离婚,然后和阿莱伊达结婚。
切特别努力地在他的小女儿面前扮演父亲的角色,之前他只能从照片里了解女儿。伊尔蒂塔到古巴的时候,她的一个脚趾甲长到了肉里,切让奥斯卡·费尔南德斯·梅尔拔出她的这个指甲。“你来动手,”切对费尔南德斯·梅尔说,“她一直没怎么见过我,如果我动手,她将来会恨我的。”费尔南德斯·梅尔照做了,多年后,他还是会笑着提起切当时的先见之明。这之后的几年里,每次伊尔蒂塔看见“奥斯卡叔叔”,都会想起他拔自己脚趾甲的痛苦时刻。
2月15日,切参加了伊尔达给女儿3岁生日举办的聚会。在当时拍摄的一张照片里,伊尔达微笑着坐在桌子一头,紧紧地搂着伊尔蒂塔。切坐在桌子的另一头,没和女儿在一起,他头戴贝雷帽,身穿皮夹克,露出一副犀利、克制的表情。
切还要照顾他的家人,他们在哈瓦那住了一个月。在最开始的几天,大家都很高兴,可是切和父亲之间的紧张关系渐渐升温。除了政治观点相左之外,切从来没有原谅过父亲对母亲塞莉亚的所作所为。切曾经对亲近的朋友透露过,父亲花光他母亲的钱,然后就把她抛弃了。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父子两人的关系陡然紧张起来。格瓦拉·林奇到一个业余无线电发烧友的家里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朋友对话。他在阿根廷的“古巴支持委员会”买了一台短波无线电发射机,这台机器是用来与起义军电台进行通信的,可是买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没在战争中派上用场。格瓦拉·林奇想测试一下这台机器,所以他一下午都通过电波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人对话。当天晚上,他遭到了儿子的责备。“老爸,你太不小心了。你在一个反革命的无线电爱好者家里用短波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对话。”格瓦拉·林奇解释说他没有说任何有关政治的话题,这件事到此结束了。不过后来他说:“显然刚刚成立的革命政府的情报工作(已经)起效了。”
在希尔顿酒店住了一段时间后,切的家人搬到了位于哈瓦那西郊米拉马尔的美丽的海滨酒店,科莫索罗酒店。大概是距离太远的关系,格瓦拉·林奇不太容易到拉卡巴纳见他的儿子。从那时起,切开始乘坐直升机来看望他们,直升机就降落在酒店的草坪上。“他下了飞机,”格瓦拉·林奇写道,“跟他的母亲塞莉亚聊了会天,然后又走了。”据大家说,塞莉亚被古巴迷住了,她充满骄傲,为儿子取得的胜利欢欣鼓舞。
在工作间隙,切带着家人进行了一次观光游览,游览了圣克拉拉和他原来在艾斯卡姆布雷呆过的地方,到阿莱伊达家做客,参观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在佩德莱罗,切离开家人,自己返回哈瓦那,派了两名战士带着家人骑马进山参观他的老司令部。
家人的造访给切带来了点麻烦。切对自己的公众形象异常关注,总是尽力避免给人留下滥用权力的印象。他从不给家人或私人朋友任何特权。如果不是卡米洛为了给切一个惊喜,给格瓦拉一家人安排免费班机,切很可能不会允许家人来看他。格瓦拉一家在造访期间亲身体验了切严格的行事标准。在哈瓦那期间,有一辆小车和司机可以供他们在城里游览,可是切坚决要求他们自己支付汽油费。当他的父亲说想看看马埃斯特腊山的战场时,切说他可以提供一辆吉普车,并让一个老兵做向导,不过他父亲必须自掏腰包支付汽油费和饭费。格瓦拉·林奇带的钱不够,而面对不留情面的儿子,他只好放弃了这个计划。
格瓦拉的家人走得很突然。格瓦拉·林奇回忆说:“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工作需要我。突然间,我决定回去。我打电话告诉埃内斯托,当晚就准备走了。他和劳尔·卡斯特罗一起到机场来跟我道别。”
在登机口聊天的时候,一个人走了过来,带着浓重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口音跟切介绍自己。他说他是阿根廷人,希望跟切握手。切什么话都没说,同意了,不过当这个人掏出笔记本和笔让切签名时,切拒绝了,他说:“我不是电影明星。”
格瓦拉·林奇带着和儿子的疏离感离开了哈瓦那,不过在最后一刻,他们象征性地和解了。当机场里广播他乘坐的班机就要起飞时,格瓦拉·林奇取下他一直戴着的金表,把它送给了儿子,这是切的祖母留下的传家宝。切接过金表,也解下自己的手表递给了父亲。他对父亲说,这块表是他被晋升为司令官的时候,卡斯特罗送给他的。
切的老朋友罗德尔弗·罗梅罗从尼加拉瓜来到哈瓦那的时候,切已经不住在拉卡巴纳堡垒了。3月4日,他被诊断为肺部感染,遵照医嘱,他和阿莱伊达搬到了附近海滨社区塔拉拉的一个被征用来的别墅里。
切的身体状况有时很不好。1月初,糖业专家胡安·博罗托到达拉卡巴纳的时候看到切苍白病态的面容就很吃惊:“他看起来就像是死神要临门了,非常憔悴,头发很长,眼游深陷。”糟糕的健康状况是切没有陪卡斯特罗去委内瑞拉的原因之一。直到3月。日,切才抽了个空让医生给他进行X光检查。医生们立刻嘱咐他要休养一段时间,而且得停止抽雪茄。可是切在战争期间已经对烟草上了瘾,他说服医生允许他每天抽一支。
不过切自由地解读这条规则。安东尼奥·努内斯·希梅内斯,现在是卡斯特罗的总管,经常出入切的别墅,一天早上,他“发现切正抽着一根足足有一英尺半[1]长的雪茄——他一脸坏笑地解释道:‘我遵守了诺言:每天一支雪茄,不会多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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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约45厘米。——搬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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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休养期间,塔拉拉的别墅让切可以更加秘密地进行他的革命工作。现在,他深入地参与到了古巴土地改革法的制定工作中,同时也在规划专门实施这项法案的部门。这个部门将被命名为国家土地改革所,不过实际上这里是古巴革命的真正发源地。国家土地改革所是“7·26”运动组织的左翼团体、前起义军部队和古巴共产党合并而成的,它逐步取代了乌鲁提亚政权的功能,直到最后乌鲁提亚政权被彻底免去。
在到达拉卡巴纳后,切立刻召集了他在糖类研究所的非正式顾问团,包括胡安.博罗托和人民社会党人阿尔弗雷多·梅南德斯。1959年的蔗糖收获季节已经开始了,切建议把每天的工作时间从8小时减少到6小时,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梅南德斯表示反对,他指出减少工作时长可以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可是也很可能在全古巴的劳动力市场掀起类似的减少工作量的浪潮,这样会提高蔗糖生产的成本,影响古巴在国际市场的收益。
“你也许是对的,”切回答说,“不过你看,革命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古巴的失业问题。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就无法保住政权。”
他坚持让梅南德斯提交一份减少工作时长的建议书,可是卡斯特罗最终打消了他的这个主意。不论这个措施多受工人的欢迎,它会带来很多其他问题。另外,蔗糖工业仍然掌握在有实力的古巴和美国资本家手中,卡斯特罗现在还无法承担与他们为敌的后果。“卡斯特罗很有远见,”梅南德斯说,“他对工人们说,大家不应该为面包屑而战,而应为权力而战。……他已经开始计划将蔗糖工业收归国有。”
2月,梅南德斯加入了共产党的一个高层团体,为了方便起见,他们在靠近拉卡巴纳的科希马尔以弗朗西斯科·加西亚·巴尔斯的名义租了一处房子,在那里召开秘密会议。加西亚·巴尔斯并没有上过战场,不过切喜欢这个聪明的年轻人,他是一名共产党员,精通英语和法语。切把他任命为中尉,担任自己的专职助理。加西亚·巴尔斯不费吹灰之力得到官衔和新职务在外人看来似乎无法理解,不过对切来说,加西亚·巴尔斯起着重要的作用:每天晚上,人民社会党的“经济委员会”都在他的房子里开会,进行土地改革法的起草工作。
尽管切没有参加人民社会党的夜间会议,可是他常常在下午去加西亚·巴尔斯的住所。当加西亚·巴尔斯和梅南德斯夜以继日地为经济事务工作的时候,切把自己的游击战思想口述出来,录在录音带上。何塞·曼努埃尔·曼雷萨曾在巴蒂斯塔政权里担任文职军官,现在是切的新任私人秘书,他把录音带里的内容用打字机打出来。切偶尔会把梅南德斯叫来,让他读一段已经打出来的文章。后来由此整理出来的《游击战》就是根据切的切身经验写出来的。切从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的著作中得到了启发,他也想让古巴的经验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也适用。这本书直到1960年才出版。当书印出来以后,切把第一本送给了梅南德斯,而且在上面提了字:“送给伟大的小个子蔗糖沙皇——切。”
切到塔拉拉后,建立国家土地改革所的工作就更加紧锣密鼓了。卡斯特罗在同一时间搬进了科希马尔的一座别墅,他任命努内斯·希梅内斯为土地改革工作小组组长,小组成员包括切、卡斯特罗的共产党人老友阿尔弗雷多·格瓦拉、佩德罗·米利特、劳尔的新婚妻子维尔玛·艾斯平以及两名人民社会党的高级顾问。工作小组每天在切的住所里开会,讨论由人民社会党人在加西亚·巴尔斯的房子里起草的土地改革法草案,向其中增加新内容,或者更改某些内容。阿尔弗雷多·格瓦拉说,他们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可是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卡斯特罗来了,把我们一晚上的成果都改掉了”。不过计划渐渐成形了。这一切都对乌鲁提亚政府的部长们绝对保密,农业部长阿姆伯托·索里·马丁当然没有受邀参加他们的会议。同时,切也在卡斯特罗的住所参加了关于起义军和人民社会党组成长期联盟的会谈。
工作小组必须保持低调。一篇杂志文章提到切现在正住在奢华的塔拉拉别墅里,切的反应很激烈。3月10日,他针对这篇文章写了一篇回应文章,让卡洛斯·弗朗吉发表在《革命》上。“这篇名为‘格瓦拉司令入住塔拉拉’的文章显然不具什么攻击性,”切写道,“不过似乎含沙射影地暗示我的革命态度”。
在这里,我不会分析这位绅士的记者是什么人,也不会泄露我从档案上看到的关于他的消息……(不过)出于对民意的考虑以及为了那些由于我是革命者而信任我的人……我必须向《革命》的读者澄清,我病了,我感染疾病并不是因为赌博或在酒馆整晚消磨时间,而是因为工作超过了我身体能够承受的极限,我是为了革命在工作。
医生建议我住在一处安静的地方,避免每天有人拜访。……我不得不住在一座属于旧政权代表的房子里,因为作为一名起义军军官,125美元的工资不足以让我租下足够大的房子,容纳我的所有随从。
这座房子是巴蒂斯塔政权中一个官僚的房子,这就意味着它一定很奢华。我选的已经是最朴素的一座房子了,不过无论如何,这都伤害了人民的感情。我向亚诺·蒙蒂斯先生(那篇文章的作者)和所有古巴人民承诺,只要我康复,我会立刻搬出这里。……
切
秘密会议进行的同时,新任美国大使菲利普·彭塞尔抵达哈瓦那。彭塞尔与卡斯特罗的初次会面十分愉快,他乐观地认为“可以搞定”卡斯特罗,不过军方的情报部门不这么想。3月10日,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了“让另一个政府掌握古巴政权”的可能性。
不管卡斯特罗是不是共产主义者,现在大部分美国政治分析家认为他是个无视规矩的人,在他对古巴和其他美洲地区的美国利益造成损害前必须让他受到控制。一些政治上中立的拉丁美洲国家领袖从前曾经支持过卡斯特罗,现在也赞成这种意见了。例如,何塞·菲格雷斯和罗姆洛·贝坦科尔向美国人吐露了他们的怀疑,他们认为古巴的“大部分关键地区”已经被共产党人牢牢地控制住了。不过,卡斯特罗一直在公共场合坚决否认他有任何共产主义倾向。
4月14日,美国驻哈瓦那代办丹尼尔·布拉多克又向华盛顿发了一份题为“共产主义在古巴的发展”的密电。他警告说,自从巴蒂斯塔垮台后,人民社会党“从幕后走了出来,获得了半合法地位,只要政党开始注册,他们很可能完全合法化。人民社会党在过去的3个月里增加了至少3000名党员,而且党员人数仍在不断增加。哈瓦那各处以及内陆大部分城镇都开设了他们的办事处。”这份密电还警告说古巴军队是共产主义渗透的首要目标。
拉卡巴纳看来是共产党人的中心,而拉卡巴纳的司令切·格瓦拉是和共产主义有关系的最重要的人物。格瓦拉就算不是共产主义者,也肯定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在拉卡巴纳命令对战士们教授政治教育课程。这些课程使用的材料绝对是按照共产党人的路子走的,大使馆看过其中一些材料。格瓦拉对菲德尔·卡斯特罗有很大影响,对军队总司令劳尔·卡斯特罗甚至更大,劳尔和切·格瓦拉有着相同的政治观点。
美国大使馆的分析没错,他们对于切在拉卡巴纳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计划的估计在切的中尉那里得到了间接的印证。奥兰多·伯雷格说自己在那时可以代表大部分拉卡巴纳的士兵,他是年轻的起义军士兵,没受过什么教育,但是拥有革命纪律感,而且对“切和卡斯特罗格外尊重”。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们非常困惑,因为开始有谣言说革命将要走向社会主义方向。部队里的人对此议论纷纷,我属于说‘不,这不可能’的人。而且,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不懂。因为大家对共产主义的普遍印象不佳,我也一样。……我们希望革命是正义的、崇高的,能够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一定不能和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我们互相讨论这个话题。我们也说:‘好吧,如果切和卡斯特罗是共产主义者,那么我们也是。’不过这完全是出于对他们的敬仰,而不是由于什么思想立场。”
在担任革命法官期间,伯雷格主持了对前警察局长埃尔南多·埃尔南德斯将军的审判。在审判期间,被告给了他一本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上面写的题词是:“送给奥兰多·伯雷格中尉——埃尔南多·埃尔南德斯将军恭送。”伯雷格不知道帕斯捷尔纳克是谁,他后来把这本书拿给切看。“切看了看这本书,然后开始哈哈大笑。‘你真是个不学无术的家伙。’切说。……他向我解释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是什么人,他的作品展现了斯大林年代的哪些东西。那个人是故意送给我这本书的,想要看看我是否能理解关于苏联所有负面的东西。”
在这件事后,伯雷格逐渐开始消除他在政治上的“愚昧”。“在那以前,切几乎没有对我们进行过直接的社会主义思想方面的政治教育。之后,在2月或3月的某天,切开始和我们这些军官在拉卡巴纳的一个小礼堂里开会。他开始进行一些政治教育方面的讲演。虽然他没把讲演叫做政治教育,但实际这些就是政治教育。他让我们在讨论会上讨论革命战士的职责是什么,革命军队应该是什么样子。”
在讨论会上,切特别强调掌握政权不是最重要的革命目标。伯雷格回忆说:“切对我们说,对于建设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而言,最困难、最复杂的任务才刚刚开始。他没有提到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不过在这些谈论会上,他开始从历史的角度介绍全世界的革命思想,一天,在一幅地图面前,他介绍了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以及列宁担任的角色,然后向我们讲述列宁的思想,并且说这些是很有价值的经验,值得学习。”
伯雷格说,他和战友们在当天研讨会结束后互相说:“这有共产主义的味道。”不过现在,他们对这些新思想不但不再害怕,反而更感兴趣了。很多留在拉卡巴纳的人都是起义军里的老兵——在对政府军进行清理后,切已经开除了大部分原政府军士兵,不过这段时间仍然不好过,革命军队是各路人马组成的混合体,很多人仍然持有反共观点。
切打破了低级军官之间的这块坚冰,随后他的副手阿曼多·阿科斯塔接过了政治思想教育的工作。“他开始接近我们这些军官,对我们进行政治教育,”伯雷格回忆说,“大家都认为他在给我们解释这些东西的时候表现得很聪明、很有头脑。在阐述革命术语的时候他没有谈论共产主义,而是强调革命者之间的团结是最重要的,不应该划分政治派别。”
对伯雷格来说,阿科斯塔的教育和他跟切每天密切的工作接触很快让他有了“思想”。而真正开窍的时候是在4月,那时,他在参战前的前任老板,一个富裕的古巴商人,提出给他一份高薪报酬的工作,让他到危地马拉去。伯雷格对此很感兴趣,他告诉了切这个消息,想问问切的意见。
切对伯雷格说,让他仔细地考虑一下事情的轻重缓急,因为他正承担着重要的革命责任。切让伯雷格认真考虑几天,等做出了决定再过来告诉他。伯雷格这么做了,最后他告诉切自己会留下。”这也因为我对他有一份责任感。我和切的关系已经十分亲密了。他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