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帝国时期

十四、尼古拉二世

庚子俄难

（一）1858年5月28日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与俄罗斯帝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签订《瑷珲条约》，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即外东北6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划归俄罗斯帝国，仅在江东六十四屯地区保留中国居民的永久居留权和清政府对居民的管辖权。在1860年11月14日签订的《中俄北京条约》又重申这一规定，但《瑷珲条约》未对江东六十四屯地区的界限做出明确的规定，从而为日后的争端埋下隐患。《瑷珲条约》签订后沙俄加快向黑龙江左岸流域移民的速度，但由于初期移民主要是为了满足军事占领的需要，所以移民以哥萨克和退役士兵为主，农民所占比例很小。移民不但不能为驻军提供给养，并且口粮需要从遥远的伊尔库茨克运输而来。而江东六十四屯土地肥沃、盛产粮食的优势，自然成为沙俄移民廉价的给养供应地。1900年6月29日沙俄阿穆尔军区司令康斯坦丁·格里布斯基的公告也指出：我布拉戈维申斯克居民的大部分非技术劳役均由华人承担，供应我居民种种食品，甚至帮助操持家务，理应受法律保护。正是由于这种经济上的依存关系沙俄当局才在一段时期内允许两地内的中国人生存和发展。自1882年以后沙俄向远东地区移民数量大量增加，并且军役人员比例下降，农民比例大增。由于农民数量的增加使耕地的需求量随之增加，但阿穆尔州多森林、荒野和沼泽地，只有黑龙江上游和中游沿岸地区适宜耕种，加之沙俄当局在远东地区加速推行俄罗斯化以及对中国满蒙地区的野心，所以江东六十四屯这片适宜耕种的农垦区就成了沙俄觊觎和蚕食的对象。1879年俄罗斯帝国占领段山屯草甸、牧场，1883年俄罗斯人占去耕地240余饷、荒地40余里。清政府曾于1880年、1883年、1889年三次勘定江东六十四屯边界、设立封堆、开掘界沟，经三次划界后江东六十四屯范围缩小至长140里、宽42里、面积1600平方公里。划界完成后双方仍冲突不断，最大的一次冲突是1890年的苏忠阿事件，俄方指责农户苏忠阿越界垦地，在中方的多次交涉下俄方最终承认苏忠阿并未越界。在沙俄的不断蚕食下江东六十四屯以北靠近精奇里江的土地均被占去，南至霍尔默津屯的一带地方则被俄罗斯人杂居。19世纪90年代初由于西伯利亚铁路的修建使俄罗斯帝国向远东的移民数量暴增，从而使阿穆尔省的土地问题变得更加尖锐。1894年俄罗斯官员马丘宁提出《彻底解决结雅河畔满洲人问题》的报告，该报告推翻《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中国居民拥有永久居留权和清政府对居民管辖权的规定，指出江东六十四屯居民在沙俄领土上不遵守俄国的法律是勿需证明的牵强附会，应当对六十四屯居民进行登记，迫使他们服从俄罗斯的法律，让他们缴纳人头税和土地税。马丘宁报告提出后，沙俄当局加紧采取行动。

（二）1893年沙俄官兵在补丁屯捣毁酒铺30多家，屯中酒汇流成渠，直接损失3百多万两白银。1898年沙俄官兵在江东六十四屯调查户口、房屋产业及六畜数目，瑷珲当局派官兵一哨渡过黑龙江保护旗屯，但被俄军强行缴械，双方几乎酿成武装冲突。由于沙俄当局的步步进逼，最终导致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的发生。海兰泡位于精奇里江口西岸和黑龙江北岸交界处，与黑河市隔江相望。早在《瑷珲条约》签订之前俄罗斯人便自贝加尔湖以东一带沿江顺流而下，渗透至黑龙江流域，其名称源自于“哈喇泊”，意为黑泡子或者黑河。1856年沙俄哥萨克在海兰泡建立最初的军事哨所和移民据点，名为乌斯特-结雅斯基（意为结雅河口之村），次年升级为一级居民点，称乌斯特-结雅斯卡亚。《瑷珲条约》签订后海兰泡被纳入俄罗斯帝国版图，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意为报喜城）。同年12月20日海兰泡被指定成为俄罗斯帝国阿穆尔州首府，成为当地政治、军事、文化和经济中心。1894年海兰泡人口约2万人，1900年增至4万人。其中中国人占万人以上，长期居住者几千人，多数从事经商和为俄罗斯人做工，部分在后结雅斯克淘金，部分从事农业活动。以山东黄县、掖县人数最多，少数来自于直隶、广东等其他省份。1900年前海兰泡城中共有中国大小商号有500多家，做工的人有木匠、瓦匠、电工、烧砖工人、油漆匠、铁匠和力工，连挑水、洗菜及俄罗斯人的家务也由中国人承担。江东六十四屯位于精里奇江口南至孙吴县霍尔默津屯对岸，黑龙江左岸地带，南北约140里，东西约80里，由康熙年间征讨沙俄的雅克萨之战设立的军屯点发展而来。因有64个村庄又地处瑷珲江东，故名江东六十四屯。江东六十四屯开发较早，土地肥沃每年收成较江右土地多一倍有余。《瑷珲条约》签订前该地归属瑷珲副都统管辖，屯中居民均被编入八旗。据1881年当地居民共14000人，其中汉族8600人、满族4500人、达斡尔族900人，共1266户。其中汉族散居于江东六十四屯各处，多数为山东和山西两省的移民。满族和达斡尔族居民与汉族居民在语言、服装和风俗习惯上基本相同。当地人主要从事农业、畜牧业、采金业和商业，与海兰泡和瑷珲联系密切。在惨案发生前江东六十四屯居民增加至35000人，其中居民2万人、流动人口15000人。

（三）俄军制造屠杀的动机和背景是借口1900年夏季爆发的东北地区义和团运动，当时俄罗斯在东北修建的东清铁路（中长铁路）被拆毁，部分俄罗斯人被攻击，但仍得到清政府尽力保护。事变中大批俄罗斯人侨民回国，并未遭受中国人袭击，更没被中国军队屠杀。但和海兰泡一江之隔的瑷珲发生中国军队奋起反击在江面挑衅的俄罗斯军舰的炮战，战斗中五名俄罗斯士兵阵亡，俄罗斯阿穆尔省省长恼羞成怒，决定对在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侨民泄愤。1900年6月23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阿穆尔军区进入战争状态，两天后阿穆尔军区和西伯利亚军区实行军事动员。27日两个军区分别应招16850和9515名预备役兵员入伍，海兰泡则召开市议会特别会议，决定将市内一些建筑物改造成野战医院，将非军人病员转移到梅毒和伤寒医院。与此同时沙俄当局将1500只奶壶式枪发给市民和消防队员，并将四艘轮船改造为军舰。7月8日戈罗戴科夫以保护东清铁路为名要求将集结在海兰泡的几千名俄军经瑷珲、齐齐哈尔进入哈尔滨，遭到黑龙江将军寿山的拒绝。9日尼古拉二世命令两路俄军在伯力和双城子集结，准备进攻哈尔滨和牡丹江，双方战事一触即发。1900年7月12日1000名哥萨克携带大量武器辎重乘坐6艘轮船及拖载的12艘驳船从海兰泡顺江东下，次日进入中国军队防区。寿山下令携带军火的俄船应当拦截检查，不予通行。14日俄船米哈依尔号拖5艘驳船从海兰泡驶抵瑷珲江面，清军管带陈连和奉命执旗要求其停岸检查，但米哈依尔号继续航行，清军下令向航头方向放两声空炮，迫使俄船靠岸。沙俄炮舰色楞格号接到米哈依尔号的呼救信号前来救援，海兰泡上校界务官科尔什米特登岸后态度骄横，不予中方人员对话，随后登船，驳船上的中国水手砍断缆绳后投奔清军。科尔什米特辱骂清军官兵并下令开枪射击，清军还击，双方交战半小时，俄方死20人、伤10人，科尔什米特伤重不治身亡。15日海兰泡西郊兵营俄军（100人）驾驶数十艘满载弹药的小船准备偷袭黑河屯，清军统领崇崐山下令开枪射击，船上俄军败逃回岸。这时海兰泡俄军向黑河屯方向射击，并出动两艘铁甲兵舰在黑龙江中向清军驻地扫射，清军还击，双方交战近三个小时，这一系列军事行动被称为黑龙江事件或米哈依尔号事件。俄方以黑龙江事件为契机大肆屠戮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两地中国居民。

（三）早在1900年6月海兰泡市内就发生多起针对中国人的流血事件，而有些与俄罗斯人交往密切的中国人，事先得知俄罗斯人即将展开屠杀的消息，纷纷乘船返回江右岸。由于局势愈加紧张海兰泡中方代表请示沙俄阿穆尔军区司令格里布斯基询问是否要撤离，但格里布斯基保证：“决不允许和平的外国人受到骚扰” 。7月15日格里布斯基突然下令封锁黑龙江，扣留所有渡船，驱散渡口的中国人，与此同时警察局以“在中国人的住宅中发现武器和炸药”为由开始大肆搜捕中国人。16日大搜捕行动继续进行，全副武装的哥萨克、警察和义勇兵将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一起押走，共抓捕中国人3000至3500人，先被集中于中国居民区，50至60名逃跑者被当场杀害，随后被转送往市警察局。由于人数众多警察局容纳不下，他们当晚被押送至精奇里江边的莫尔金木材厂大院。1900年7月17日俄军以“送中国人过江”的名义徒步二十多里，将中国人驱赶至上布拉戈维申斯克的黑龙江边，沿途行动不便的老幼妇孺遭到杀害。到达江岸时中国人发现根本没有一条渡江用的船和木筏，俄军从三面将中国人层层包围，用鞭打、刀刺、斧砍、枪击等方法将中国人驱赶到江中淹死。先跳入江中的人很快被溺毙，不敢下水和反抗的人遭到射杀和砍杀，或是被俄军三、两个将辫子拴在一起然后推进江里，连怀抱中的婴儿也不能幸免。气息未绝的伤者被俄军用枪托打死后扔进江里或是直接抓住衣襟踢进江里，少数在江中泅渡的中国人遭到俄军的射杀。随江波漂流至对岸的幸存者80余人，皆昏迷不能言语。从17日至21日俄方共进行四次屠杀，共有5000名中国人遭到杀害，22日阿穆尔当局宣布海兰泡市内的中国人已经全部被肃清。

（四）在海兰泡大屠杀进行的同时沙俄另派出军队在江东六十四屯展开扫荡，格里布斯基亲率骑兵焚烧补丁屯、凿沉渡船，将未能逃离的二十八屯居民集中于一间大屋中纵火焚烧，大部分人被活活烧死。俄军四处纵火、烧毁房屋、枪杀居民，仅在博尔多屯一地就杀害上千人。最后又将未来得及过江的居民全部驱赶至江中淹死，侥幸生还者仅70人，江东六十四屯大屠杀又有2000名中国人遇难。同年7月21日江东六十四屯被俄军全部占领，此外俄军在伊尔库茨克、尼布楚、伯力、海参崴、斯特烈田斯克、双城子、库页岛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其他地区对当地的中国居民也展开同样的大屠杀，遇害的中国居民数量不下20万。1900年8月17日阿穆尔总督宣布根据《瑷珲条约》规定一直归中国当局管辖的前满洲外结雅地区（江东六十四屯）已归沙俄当局管辖，凡离开俄方河岸的中国居民不准重返外结雅地区，其土地交给俄方供其专用。事先进行的海兰泡大屠杀极大的震动江东六十四屯的居民，当地居民纷纷逃离，哭号于瑷珲对岸。瑷珲副都统杨凤翔为保护屯民过江，于1900年7月17日夜间派统领王良臣等率步、骑、炮兵300渡江，在博尔多屯伏击俄军，俄军伤亡数十人，被迫退守精奇里江江口。瑷珲水师紧急调集兵船30艘、商船20艘昼夜接送，营救大部分江东六十四屯居民。1900年7月20日嘎尔产河西岸的嘎尔泌屯也发生战斗，200余名防守该屯的居民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迫撤出。

（五）俄军夺取江东六十四屯后，立即和海兰泡为基地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征服。俄军在江东六十四屯对岸向瑷珲城炮击数日，中弹房屋遭焚烧摧毁。戈罗戴科夫派俄船驶入额尔古纳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摧毁中国沿江卡伦和村镇，派骑兵深入乌苏里江左岸烧杀掠夺。1900年8月俄军进入黑河屯与瑷珲将黑河屯未来得及逃脱的居民全部屠杀或烧死，彻底毁灭这个拥有5、6千人口的城镇。俄军在瑷珲城中俄军四处放火，烧毁民房数千间，只留下一座营盘和一个火药库供俄军作战使用。1900年8月12日格里布斯基根据戈罗戴科夫的命令将瑷珲和黑河屯暂时纳入军事当局单独管辖，14日格里布斯基将黑河屯和瑷珲分别命名为伊林斯基第一哨所和玛利娅·玛格达丽娜二号哨所。在戈罗戴科夫向尼古拉二世呈送的贺信中他透露使黑龙江成为俄罗斯的内河，而不是界河的设想。他进一步提出将中俄边界向南推进，以大兴安岭、伊里胡里阿赖、小兴安岭、那兰哈达、肯特阿赖、老爷岭等山脊划界，将额尔古纳河、黑龙江右岸以及乌苏里江左岸的中国大片领土划归沙俄，又提出在黑河屯一带建立一个强大的军事要塞来保证吞并土地的安全。

（六）在国内外舆论对于大屠杀的指责下沙俄当局不得不于1901年5月成立军事法庭，对大屠杀进行调查和审讯。1902年调查结束后尼古拉二世将阿穆尔军区司令格里布斯基免职，但未将他从军部中除名。海兰泡的军事司令官被撤销职务，判处监禁三个月。实际负责中国难民渡江的警察局副局长被判处监禁三个月而对于惨案其它的控诉，则一概不予受理。1902年清朝与俄罗斯帝国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条约规定：东三省各地中俄军未经占据以前的仍归中国版图及中国官治理；如果再无变乱并他国之举动亦无牵制，俄国军队在一年半内分三期全部从东北撤走；俄军撤退前清政府在东北不另添练兵；撤兵后驻东北军队人数应随时知照俄罗斯帝国；俄罗斯帝国交还山海关﹑营口和新民厅沿线铁路后清政府应给予赔偿。1907年8月18日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黑龙江省巡抚程德全委托瑷珲副都统姚福升交接江东六十四屯。在双方的交涉上清政府将原江东六十四屯居民的生命、财产损失放到次要位置，重点要求收回江东六十四屯的主权，但这明显不符合《瑷珲条约》中的规定，成为俄方辩驳的借口。姚福升向俄方提出原江东六十四屯居民1万人居住江右，江右地少人多且耕地不足，一定要回归江左才能谋生，俄方以事关重大必须交由政府议定推诿。同年10月和11月外务部先后照会俄驻华公使璞科第，要求恢复江东六十四屯居民的原住所和产业，璞科第以江东六十四屯居民原居住于该地者，应保护其权利，离开该地者不能享有原来的权利”为由再次推诿中方据理力争，但交涉失败。

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府曾于1919年、1920年、1923年三次对华发表宣言，宣布废除帝俄时代和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1923年黑龙江省议员陈连悦向全国发出呼吁，要求苏联政府归还江东六十四屯。1924年5月31日北洋政府和苏联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条约规定：两缔约国平日使领关系应即恢复；两国政府允于该协定签字后1个月内举行会议，商定一切解决悬案的详细办法；两国政府同意在会议中将中国政府与前俄帝国政府所订立的一切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及合同等项概行废止，本着平等、相互、公平的原则重订条约、协约、协定等项；苏联政府根据其政策及1919年与1920年宣言声明前俄帝国政府与第三者所订立的一切条约、协定等项，有妨碍中国主权及利益的概为无效；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完全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以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的主权；两国政府互相承担义务，在各该国境内不准有为图谋以暴力反对对方政府而成立的各种机关或团体的存在及举动，彼此不做有损于对方国公共秩序、社会组织利益的宣传；两国政府将彼此疆界重行划定，在疆界未划定之前仍维持现有疆界；两国政府允将两国边界江湖及他种流域上的航行问题，按照平等、相互的原则，在举行会议中加以规定；两国政府在举行会议中按照该协定规定的原则解决中东铁路问题；苏联政府允予抛弃前俄政府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根据各种公约、条约、协定等所得的一切租界等特权及特许；苏联政府允予抛弃俄国部分的庚子赔款，允诺取消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两国政府允在举行上述所定会议中订立商约时两国关税税则平等。根据协定中苏两国代表在1926年举行会谈商议重新划界，但未达成协议，致使整个中华民国时期江东六十四屯问题都一直未能解决。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条约第六条规定：中俄双方相互没有领土要求。2004年又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彻底解决了中俄双方历史上的领土遗留问题，现时江东六十四屯为俄罗斯联邦阿穆尔州的一部分。

（七）关于庚子俄难中遇难的中国人数量史料记载不一，其中海兰泡惨案的遇难人数在沙俄方面马洛泽莫夫的记载为3000人，基尔赫涅尔的记载为3000至3500人，弗里奇的记载为3000至4000人，维列沙金的记载为3000或1万人。英国方面伦森的记载为不超过4000人，雨拉的记载为4800人，列奥·多伊奇的记载为1万至15000人。中国方面寿山的记载为5000多人，吉林将军长顺的记载为5000至6000人，周树模的记载为5000人。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共造成7000名中国居民死亡，1900年7月31日海兰泡市议会举行会议，授权格里布斯基征用江东六十四屯中中国居民遗弃的粮食、家畜，以供民用和军需。沙俄当局还对海兰泡中国居民的财产进行拍卖，将他们的住宅和商店改为军用医院和军人宿舍使用，中国居民的田园财产全部被沙俄当局征用和没收。中国居民的财产损失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据清朝东北当局的估计仅江东六十四屯居民所遗弃的房产、牲畜、粮食、犁具以及资材器物价值约50至60万卢布，另一种说法折合白银300多万两，土地损失达100万卢布，总数不少于150至160万卢布。海兰泡在大搜捕的同时对中国人的商店和住宅全部封查加岗，被捕者遭到搜身，甚至连溺尸都被捞起搜查，除遇难者的随身衣物外其余财产和物品均被搜掠一空。海兰泡当局拍卖中国人财产的借口是偿还俄国债权人，但更多的债权人却因中国人遇害而获利，两者相互抵消，因而拍卖款项基本被海兰泡当局占有。据估计海兰泡中国人损失的货物、现金、房产、家私、粮食等不低于100万卢布，加上江东六十四屯中国居民的损失总数约为250至260万卢布。

十月革命

（一）俄国十月革命因发生在公元1917年11月7日，因发生在俄国历法1917年10月25日而称十月革命。1903年布党（布尔什维克）与孟党（孟什维克）决裂后布党开始建设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方式的秘密革命家组织，布党自1903年开始的组织工作实质上就是在为持久人民战争作组织上的准备。在这个阶段俄罗斯的持久人民战争尚处于襁褓中。1905年革命爆发，在工人阶级和其他被压迫民众的推动与积极参与下布党于1905年12月掀起莫斯科起义，起义持续9天并且引起其他各地的暴动与起义，起义最终因遭到血腥镇压而失败，但这也标志着沙皇的专制统治再也难以维系下去。此后武装斗争没有因为大规模起义被镇压而停止，游击战争被到处发动起来。布党战斗队在各处组织武装示威，暗杀镇压人民、不得人心、罪大恶极、为人不齿的官僚及职员等，通过这种方式布党用战术上的进攻进行战略上的防御，用退却战为重整党的组织提供有效的掩护，为党积累了武装斗争的经验。同时在社会上布党所发动的各形式武装斗争增强了布党的影响力，为在第二届杜马内展开的合法公开斗争积累一定群众基础。战略防御阶段从1905年莫斯科起义开始，起初的革命力量还很弱小，革命力量只能对反革命力量采取战略防御。1906年到1907年开设两届杜马，在1906年由于认为革命高潮将如闪电般重新归来的缘故布党抵制1906年杜马选举，但孟党只采取半抵制策略，同时由于农民中的群众工作在民粹派的影响以及布党自身尚幼稚的缘故而开展不足，布党的抵制行动实际上并不成功。列宁在此后的总结中明确革命已真正转入低潮，因而抵制政策是错误的。在1905年后的革命低潮期革命派内产生左倾机会主义的召回派与右倾机会主义的取消派（经验批判主义、普列汉诺夫），前者要求召回党团只进行非法斗争，后者要求取消非法斗争并只进行合法的斗争，列宁等布党党员对这两种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

（二）1907年后布党暂停武装斗争，但是布党没有放弃革命的准备，将任何一个可供宣传的地方作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提高工人革命觉悟的战斗舞台。布党不放弃革命的事实还表现于在其推动每一次革命高潮发展成起义的行动中，从1907年到1917年这十年当中有多个时期被布党判断为革命高潮到来，而在每一个革命高潮到来时期布党实际上都在进行武装起义的实际准备，诸如制造炸弹、收集武器等。这些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实际上也一定程度地磨练布党在群众组织和战斗力的提升。从这一角度尽管布党暂停武装斗争，但是仍是半武装、半军事的。1907年起彼得·斯托雷平上台执政，政治上依靠铁腕政策维护沙皇专制，残酷镇压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者。经济上实行寡头资本主义政策，推行土地私有化改革，实现俄罗斯经济的高速增长，但由于其掠夺性私有化改革的极端不公正，使得底层民众并没有从经济的发展中获利太多，反而使相当一部分农民的私有财产遭受损害，社会不满度急剧上升。当时的俄罗斯皇后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是德国人（黑森和莱茵大公国阿历克丝郡主），战争期间她曾向前线发一封电报要求德国皇帝宣布停战，加上皇后派中坚人物拉斯普京也在1914年极力反对俄罗斯帝国同德国开战。结果俄罗斯帝国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德的一系列军事失败使皇后和皇后派被国内各方指控为德国间谍，这导致罗曼诺夫皇室成为众矢之的，彻底摧毁沙皇的“小父亲”形象，这个形象在俄罗斯百姓的心目中保持了几百年。1916年12月29日拉斯普京被暗杀，暗杀者包括费利克斯·尤苏波夫亲王、皇族成员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罗曼诺夫大公、俄罗斯杜马右翼议员普利什凯维奇、尤苏波夫的密友苏霍金大尉，这场暗杀事件使俄罗斯国内的各方矛盾表面化。1917年拉斯普京死亡不到一个月社会民主工党率先在首都彼得格勒策划反帝国主义战争示威运动，要求停止战争。运动扩展到莫斯科、巴库等大城市，获得反战者的支持。3月8日彼得格勒爆发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下台，罗曼诺夫王朝灭亡，俄罗斯帝国政权瓦解。

（三）在1917年3月二月革命中工人和士兵是反对沙皇的主力军，布党则号召：“推翻沙皇制度，争得民主共和国”，大地主和资产阶级因拒绝暴力而没有领导这场令他们惊恐的暴力革命。胜利后便由工人和士兵组织了自己的领导机构——苏维埃，并由士兵苏维埃掌握首都的主要武装力量，3月2日沙皇退位后国家机关的要害部门都掌握在苏维埃手中。两个政权同时在首都并存，是因一战俄军失利和工兵起义推翻沙皇从而武装苏维埃才最终形成的二月革命后俄罗斯存在三股主要的政治力量，一个是以立宪民主党为政治代表的资产阶级，一个是以几个小资产阶级政党控制的苏维埃，另一个是以布尔什维克党为首的几个较小的革命派社会主义政党，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终局就是根据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而来。二月革命胜利的当天主要由孟党和社党（社会革命党）召开首都苏维埃代表大会，绝大多数代表都是由两党所委派。布党在其中成为少数派的主要原因是：布党长期地下工作，缺乏参与普选的合法选举的经验； 俄罗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小资产阶级最多；布党的工人、士兵正在同沙皇的军警作战而不能参会；一战期间城市市民中大批老城市工人被征调到了前线；战争镇压致使多数布党领导人还在监狱或被流放。尼古拉二世退位当天资产阶级与苏维埃达成协议，第一届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立，且资产阶级掌握临时政府的所有主要部门。政府成立后发生政权危机，于是企图通过战争来摆脱危机，但军事冒险遭到惨败，激起了人民的愤怒（特别是士兵）。7月3日工兵们进行街头示威，示威即将激化的时候布党紧急做出劝阻，但起义还是发动了。布党又决定于第二天进行和平示威，使游行成为和平有组织的运动。自沙皇倒台后布党就主张两个政权并存，实际上在由苏维埃起着主导作用的有利条件下可以和平地消除与资产阶级妥协的幻想。这不能改变农民的小资性，但会及时促使农民离开资产阶级并同工人联合起来，这是布党对革命可能和平过渡的一个基本认识。7月4日和平示威在布党的组织下高呼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大量彼得格勒工兵参加游行。当日下午临时政府进行镇压，宣布首都戒严，解除工人武装，封闭《真理报》并通缉列宁。布尔什维克被迫转入地下，这就是著名的七月事变。

（四）七月事变把小资产阶级推向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为保权调和矛盾，推举小资政党社党人克伦斯基出任总理，但无力解决工兵农强烈要求的和平、土地和面包等一系列严重问题。 八月底俄军最高总司令、沙皇将军科尔尼洛夫发动一起反革命叛乱，目的是要消灭革命力量，解散苏维埃，建立反动的军事独裁，准备恢复君主制。8月25日叛乱开始，叛军攻向首都，首都内反动组织也准备叛乱。布党是反对叛乱斗争的领导组织者，三天内有大量工人参加赤卫军，叛军因受阻而内部瓦解。8月31日叛乱平息，在群众压力下临时政府被迫下令逮捕科尔尼洛夫及其同伙并交付法庭。临时政府虽然暂时保住，但威信已被严重损害，加重小资产阶级政党政权的信任危机。在芬兰赫尔辛基的列宁主张党的全部领导力量必须集中在工厂和兵营，并为此草拟计划。他主张工人、海军和陆军配合起来，首先占领基础设施。最坚决的分子当成立小队去占领最重要的据点。最优秀的队伍去占领中枢机关。握住起义的适当时机。列宁一再坚持鼓动立刻发动武装起义。1917年10月10、16日布党中委会在彼得格勒召开秘会，列宁出席目的是为统一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有效地领导将来的武装起义。起义由军事革命总部领导，原本一切顺利，但有两位委员强烈反对。第二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公报上泄露布党准备起义的全部信息，在这成败攸关的时刻，他们却出卖自己的组织和同志，列宁强烈地批评他们。列宁没有胆怯，起义仍将举行，地点设在彼得格勒的斯莫尔尼宫。在彼得格勒所有工厂的两万余工人赤卫队全副武装，他们等待军事革命总部发出开始起义的一声号令。

（五）七月事变成为两个政权并存局面的终结点，资产阶级已经举起刺刀，和平过渡的通道已经被关闭，自此政权基本上已经转到反革命的临时政府手中。苏维埃成了它的一个软弱无力的附属品，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不复存在。临时政府得到布党要起义的消息，他们因害怕得要命而疯狂地纠集力量。根据列宁的指示布党决定提前起义，彼得格勒工兵已转到布党的领导下，军事革命总部负责起义总指挥。临时政府准备封闭桥梁，但很快他们的努力就被赤卫队员破坏。列宁得知后迅速掏出假发、穿件大衣并急匆匆地走出大门，交通委员拉希亚跟随着列宁上了电车朝车场开去。下了车后突然两个士官生骑在马上冲他们叫道：“通行证！”他们没在意列宁扮成的老头，列宁迅速离开。拉希亚拖时间让他走远，之后士官生并没有伤害拉希亚。斯莫尔尼宫内集合大量武装的工兵，列宁盼望已久的时刻即将到来，他走进去后摘下帽子、摘下假发，大家认出他后非常高兴，以外力量、胆量和列宁一起来了。联络员进来领取指示，命令是占领电报局、电话局、火车站、桥梁和政府的所有机关。在斯莫尔尼宫的场地上赤卫队迅速集合，满载着武装工人的卡车向前开去，之后士兵和水兵也出发了。

（六）公历1917年11月6日至7日（儒略历10月24日至25日）夜里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终于爆发了，11月7日晚9时列宁领导赤卫队员、士兵和民众包围临时政府的所在地——冬宫，并于次日凌晨两点占领。晚上在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起义成功的士兵用炮轰击冬宫，而且在冬宫发生激烈的武装冲突。1917年11月6日列宁秘密来到起义总指挥部——斯莫尔尼宫，亲自领导武装起义。从1917年11月6日夜间到11月7日上午二十多万革命士兵和起义工人迅速占领彼得格勒的各个战略要地。7日凌晨1时起义部队占领邮政总局，2时攻占波罗的海火车站和尼古拉耶夫斯基火车站，接着关闭政府大楼的照明电路，电话局切断临时政府和司令部的大部分电话。6时赤卫队员、士兵和水兵已经占领皇宫大桥，除了宫廷广场和伊萨基耶夫斯卡广场地区其他地区几乎都掌握在起义者的手里，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坐上美国大使馆的汽车仓皇逃跑。10时革命军事委员会散发列宁起草的《告俄国公民书》，宣布临时政府已被推翻，政权已转归苏维埃。但临时政府仍负隅顽抗，2000多名军官和士官生继续盘踞着冬宫。1917年11月7日下午5时～6时，2万多名革命士兵和赤卫队员、9辆军车包围了冬宫。军事革命总部向临时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命令它于1917年11月7日6时20分缴械投降。8时过后遭到拒绝，晚上九点四十五分停泊在涅瓦河上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开炮，这代表发出总攻的信号。赤卫队员和革命士兵越过街垒后迅猛冲向冬宫，在冬宫的楼梯间里和楼梯上革命士兵和工人赤卫队员同士官生展开激烈的白刃战，到1917年11月8日凌晨临时政府的成员除克伦斯基逃跑外全部被擒，冬宫终于被攻克。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取得胜利，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击垮，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俄国革命将要由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战略相持转为革命力量的战略反攻。

（七）在攻打冬宫的隆隆炮声中全俄罗斯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开幕，大会首先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和农民书》，宣告临时政府已被推翻，一切权力归苏维埃。1917年11月8日大会通过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和平法令》揭露帝国主义掠夺性战争，反映广大劳动人民迫切希望和平的愿望，建议一切交战国立即进行谈判，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土地法令》法令规定立即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全部土地收归国有，交给劳动农民使用。最后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无产阶级伟大导师列宁当选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下设各部，执行无产阶级国家的各种职能。斯大林当选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当选为外交人民委员。 11月9日清晨大会胜利闭幕，它宣告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成立。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此诞生。十月革命的胜利沉重打击帝国主义的统治，推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鼓舞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还改变了俄罗斯历史的发展方向，用社会主义方式改造俄罗斯的道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十月革命也结束了资本主义独占天下的局面，并为之后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印度教

（一）印度教是随着印度封建社会形成，种姓制度发生新变化而出现的。印度教不是某位教主创立的思想体系，而是在长期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它是广泛吸收婆罗门教教义以及民间信仰、风俗习惯、哲学思想等的综合产物。也代指印度文化圈内所产生的宗教，是世界主要宗教之一。在南亚的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以及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的印度裔人群也有众多信徒，它拥有10.5亿信徒（1993年统计数），仅次于拥有15亿信徒的基督教、11亿信徒的伊斯兰教，大于拥有3亿信徒的佛教。所谓“印度教”是产生于印度文化圈上的宗教、哲学、文化和社会习俗的综合称谓，它的信仰、哲学、伦理观点等复杂多样，甚至相互矛盾。印度的社会等级、集团和不同的文化阶层有着各自相异的信仰和实践，但是与其他宗教不同。印度教有着三大特点：崇拜三向神，直接宣扬世袭等级制度，坚定相信轮回转世。把种姓制度作为核心教义，要求教徒严格遵守种姓制度。种姓制度是最典型、最森严的等级制度，四个等级在地位、权利、职业、义务等方面有严格的规定。印度教起源于哈拉帕的转世及灵魂不死之说，在吠陀时代晚期重新出现，并成为印度教更深一层的基本组成部分。凡人一生中产生的业决定他的灵魂下次转世重生时究竟是成为更高等或更低等的人还是变成一头兽，或甚至一只昆虫。特殊的虔诚、默想、禁欲和对永恒真理的理解可避免转世的生命轮回，这样境界的灵魂避开这种轮回而达到超脱，这并非有形的升入天国，而是精神上与神或天地万物重聚的极乐。借助凡人肉体的不死灵魂，凡人的生命可以包含一个具有神的不朽创造力的永生幽灵，而灵魂则能够再生或转世。

（二）转世的信念加强印度教尊重一切生命的情感，一个人的亲戚或祖先也许已经再生为一匹马或一只蜘蛛。从哈拉帕时代以来牛得到特别的尊敬，这是由于它们的基本用途及母牛产奶造成的创造和母性象征。公牛自然象征着耐力和男子汉气魄（与地中海文化一样），母牛则以其有光彩的大眼睛而象征温柔。但对印度教来说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任何生物都是显示神的存在的伟大生命链条上的一环，因此虔诚的印度教徒都是素食者，除最低等种姓外所有人都特别要避免吃牛肉，牛奶、凝乳、酥油、酸奶等等都只用于宗教献祭仪式上。进入吠陀时代晚期（前600年）之前印度教的万神殿已由三位一体的毗湿奴、湿婆和梵天统治，他们都是至高神，都是造物主。随着印度教继续合并地区性及民间宗教神祇和传统，出现五花八门、有各自的信仰和信徒的神祇配偶、神祇肉化身和小神祇的令人为难的局面，包括：仁慈的象头神，是湿婆和他妻子雪山神女之子，有象形头；象征忠心和力量的猴神哈奴曼；智慧和学识女神娑罗室伐底；黑天；毗湿奴之妻吉祥天女，兼财富及世俗功绩女神；还有始祖女神迦梨（又叫时母）或杜尔迦（又叫难近母），都是湿婆配偶的形象或其较阴森外表的女性等同物，有时称为死亡及疾病女神，但同湿婆一样，人们尤其是妇女也祈求她的帮助。湿婆成了最广受崇拜的大神，在人们心目中他既是创造之神，又是毁灭之神、收获之神、丰饶之神、宇宙舞神以及瑜伽信徒（瑜伽功及苦修的实行者）的主神。他还主宰人的生和死及天才的繁衍，被人们与其他宗教的类似神祇并列，包括代表苦难（钉死在十字架上）和永恒生命的基督。在其他一些宗教中用人做祭品作为祈求生命复活的手段，献祭的遭难者将生命让给他人，或献出生命为他人祈福。印度教承认这一观念，因为它把死亡看成生命的一个当然部分，并通过湿婆和迦梨女神的形象庆祝它。

（三）印度教形成于2世纪左右，奥义书集大成，六派哲学体系渐成，它是综合各种宗教，主要是婆罗门教信仰产生出来的一个新教。而在2世纪之前又被称为是婆罗门教，并且得到当时印度上层人物王孙贵族的支持。印度教继承婆罗门教的教义仍信仰梵，并对存在着造业、果报和轮回的观点赞成和积极发挥，但并不同于婆罗门教的教义、教规等。首先婆罗门教原是一个多神教，而印度教是一个具有相当特殊性的神教。印度教也信仰多神，但在多神中应以梵天、毗湿奴、湿婆三神为主神。认梵天是主管创造世界之神，毗湿奴是主管维持世界之神，湿婆是主管破坏世界之神，印度教认为释迦牟尼佛是毗湿奴的第九个化身。其次印度教吸收耆那教欲的主张，再次印度教也普遍建立起僧团和寺庙。婆罗门教起初无寺庙，1世纪左右才开始有点零星庙宇。印度教自建立起它的祭祀活动在寺庙举行，有些庆典祭祀还有专门的舞蹈者跳祭神舞，吸引成千上万的人，形成盛大、热烈的场面，因此产生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最后在哲学上是以一个更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为基础，提出这一体系的是8世纪吠檀多哲学大师商羯罗，他创立不二论（即一元论学说），认为除宇宙精神梵以外没有任何真实的物。梵和个人精神是同一的、不二的，为人们指出了如何摆脱虚妄，达到真实的道路。在他看来物质、个人灵魂、具有人性的神又都是存在的，但从总的真理的意义上来说这一切都是幻觉，是梵以幻力进行神秘而不可喻解的作用的结果。他认为把幻象当成真有是以人自身的无知无明为条件的，并强调指出：“只有智者可以透过它看到它背后除了唯一实在的梵以外无它物。”在商羯罗的眼里人的本我，也即他的不死的灵魂，他的精神在本性上是与最高实在梵完全相同。人生的目的就是摒虚幻不实的物质世界，使人的本我与梵合一，至此便可以摆脱痛苦的世世轮回，进入神妙而又销魂的纯粹极乐状态。

（四）鼓吹解脱之道是在心智上进行多方面的修养，逐步做到能区分永恒的东西和无常的东西，控制自己的感官，放弃对于世间物质的执着，热心向往与梵的结合，通过冥想梵我如一的真理获得坚定的信仰。商羯罗就是以这一客观唯心论的哲学理论，引导人们崇尚印度教。他还亲自组织一些重要的宗教活动，并在印度建立四个圣地和仿照佛教僧团成立“十名教团”印度教组织。与佛教和琐罗亚斯德教（琐罗亚斯德教，伊斯兰教出现之前古代伊朗的主要宗教，传说为伊朗人先知琐罗亚斯德所创。流行于古伊朗和中亚细亚一带，现存于伊朗偏僻地区并盛行于印度境内帕西人中间。该教教义认为宇宙间有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两种力量在斗争，善和光明终将战胜恶和黑暗，而火是善和光明的化身。其主要仪式是礼拜“圣火”，一切重大的祭奠祈祷都要燃起圣火）一样，印度教接受邪恶的存在，愿意忍受比其他宗教更多的世俗痛苦，承认人（他们自己就是善与恶、爱与恨、悲与喜、低贱与高贵、自私与利他的混合）必须服从自己的本性和宇宙的本质。因而印度教的主要男女神祇同时代表着毁灭者和创造者两个方面，既制造痛苦，又带来福祉，是本来面目的宇宙的真正代表。在印度教发展的后期印度教的主流教派逐渐向一神论发展，强调宇宙万物的统一性和超乎类人神灵之上的唯一创造本原的尊严。即使没有宗教信仰，没有默想和对永恒真理神秘理解的各种中间媒介，也可能找到通向创造力和宇宙真理之门。正如印度教箴言所说：“神虽唯一，名号繁多，惟智者知之。”印度教的改良主义流派耆那教和锡克教分别在前6世纪和14世纪后期都有一神论倾向。

（五）主神伦这是印度教的主要特征之一，表面上印度教号称有3300万个神灵，但多数印度教徒只崇拜一个天神。印度教有三大主神：梵天、毗湿奴和湿婆。梵天是第一位的主神，是创造万物的始祖。毗湿奴是第二位的主神，是宇宙的维持者，能创造和降服魔鬼，被奉为保护神。湿婆是第三位的主神，是世界的破坏者，以男性生殖器为象征，并不断变化着不同的形象，也被奉为毁灭之神。在三个主神中又往往把毗湿奴或湿婆立为一个主神，其他神都在其下，并都是这两个神之一的化身，所以是具有特殊性的一神教。教徒要严格遵守种姓制度，婆罗门享有至上的权威，这充分体现印度教宗教生活社会化的特征。印度教与佛教和基督教等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是印度教直接宣扬世袭等级制度，把种姓制度作为核心教义，要求教徒严格遵守种姓制度。种姓制度是最典型、最森严的等级制度，四个等级在地位、权利、职业、义务等方面有严格的规定。以僧侣贵族为主的第一等级婆罗门拥有解释宗教经典和祭神的特权，以军事贵族和行政贵族为主的第二等级刹帝利拥有征收各种赋税的特权。雅利安人自由平民是第三等级吠舍，从事农、牧、渔、猎等，必须以布施和纳税的形式来供养前两个等级。被征服的土著居民是第四等级首陀罗，只能从事农、牧、渔、猎等以及其他低贱的职业。种姓制度规定：各等级职业世袭，父子世代相传；各等级实行内部同一等级通婚，严格禁止低等级之男与高等级之女通婚；首陀罗没有参加宗教生活的权利。印度教就是印度剥削阶级世袭地统治印度被剥削阶段的工具，婆罗门和刹帝利是印度的剥削阶级，吠舍和首陀罗是印度的被剥削阶级，从前600年到现在印度剥削阶级婆罗门和刹帝利通过印度教成功地世袭地统治印度被剥削阶级吠舍和首陀罗达2617年。认为每一种生命都有灵魂，会再生或转世，善恶将得到报应，这种轮回周而复始、无始无终。要得解脱必须达到梵我如一的境界，即灵魂与神合而为一。

（六）解脱的道路有三种：一是行为的道路，严格奉行各种戒律、例行祭祀；二是知识的道路，通过学习、修行、亲证等；三是虔信的道路，靠信仰神而得到恩宠。由于印度教认为婆罗门地位至上，因而祭祀万能影响印度人两千多年的历史。教徒崇拜各种类型的神，且礼仪繁琐，有时甚至将活人作牺牲。此外印度教认为克制情绪及苦行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修炼方法，它可以使人达到梵我如一的境界，摆脱轮回之苦。吠陀经典被认为是印度历史上一切文化的渊源，被称为“天启的经典”。这部印度最早的宗教经典是印度古老宗教与历史文献的总集，对印度后世的宗教与哲学思想影响深远。梵天是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在《往事书》中被称作是世界的创造者，据说他有四只手四个头，曾创造娑罗室伐底为妻。娑罗室伐女在神话中是智慧、文艺和科学的保护神，手持乐器、贝叶书、念珠和莲花，常骑天鹅或孔雀。印度教徒认为梵天创造世界之后已经尽了他的天职，他以自己的女儿为妻是犯了忤逆的大罪，因此对梵天很不重视，只在普希伽尔有一所供奉梵天的神庙，但对娑罗室伐底的崇拜则很流行。印度教有显密两乘之分，在密教中盛行着轮座，对性力女神“五M”的祭仪等。另外在民间信仰中还流行着宰杀动物甚至活人等作为祭祀的牺牲，在另一些教派中又严格实行素食主义。提倡梵行（清净的行为），特别信奉非暴力或“不害”的理想，“不害”被《奥义书》列为再生族断灭轮回五种修行方法之一。《侏儒往事书》还将其作为一种人格化的女神加以崇拜，甘地继承这种思想，使“不害”构成他的非暴力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在传统的印度思想中有一个叫做Yuga的时间单位，世界的一个周期分为四个Yuga：SatyaYuga、TretaYuga、DvaparYuga、KaliYuga。在SatyaYuga中神的力量为众生所感知，人们相互之间通过心灵沟通，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没有隔阂。世界上没有痛苦，也没有悲哀，没有战争，没有宗教，也感受不到时间的流动，可以说这是人类的黄金时代。

（七）TretaYuga是一个精神的时代，人类发现时间，发明工具，用自己的心智占据世界的主导地位。人类的心灵交流受到阻碍，也出现战争，《罗摩衍那》的故事据说就发生在这个时代。到了DvaparYuga人类开始研究科学，发明更多的工具，在精神与物质之间开始作出选择。他们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而人与人的交流也要依赖文字，在这个时代权力掌握在女人手里。据说Krishna的死亡就是这个时代的终结，而《摩诃婆罗多》里就描述这一段。在《摩诃婆罗多》的最后人类迎来KaliYuga，KaliYuga是一个物质的时代，男人代替女人掌握世界的权力。人们追求物质胜过追求精神，权力和迷信开始统治人们的精神，神的存在只为少数人所感知，而使得人类了解神的方法只剩下宗教。印度教对于灵魂和肉体的关系是这样认为的：生命不是以生为始、以死而终，而是无穷无尽的一系列生命之中的一个环节，每一段生命都是由前世造作的行为所决定，动物、人和神的存在都是这个连锁中的环节。一个人的善良品行，可以使他升天，邪恶则能令他来世堕为畜类。一切生命即使在天上都必有终期，不能在天上或人间求得快乐。虔诚的印度人的愿望是获得解脱，在那种不变的状态之中获得安息，这称为梵。印度教具有正反“二元”性，它接受邪恶的存在，愿意忍受比其它宗教更多的世俗痛苦，承认人（他们自己就是善与恶、爱与恨、悲与喜、低贱与高贵、自私与利他的混合）必须服从自己的本性与宇宙的本质。因此印度教的主要男女神祇同时代表着毁灭者和创造者两个方面，既创造痛苦，又带来福祉。因此虔诚的（尤其是有文化的）教徒基本上是一神论者，强调宇宙万物的统一性和超乎类人神灵之上的唯一创造本源的尊严。即使没有宗教信仰，通过信仰、默想和对永恒真理神秘理解的各种中间媒介也可以找到通向创造力和宇宙真理之门。

（八）印度教源于古代印度韦陀教及婆罗门教，是世界主要宗教之一，它拥有10.5亿信徒（1993年统计数），仅次于拥有15亿信徒的基督教和11亿信徒的伊斯兰教。所谓“印度教”是存在于印度本土上的宗教、哲学、文化和社会习俗的综合称谓，它的信仰、哲学、伦理观点等复杂多样，甚至相互矛盾。印度的社会等级、集团和不同的文化阶层有着各自相异的信仰和实践，这种综合性、多样性使人们很难对印度教的信仰和特征作出公认、明确的定义。马克思曾说：“这个宗教既是纵欲享乐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既是林加崇拜的宗教，又是佳格纳特的宗教；既是和尚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可以说“印度教”囊括一神论、多神论、泛神论和无神论。19世纪英国殖民地曾用20年时间对印度教作了系统的调查，当年英国外交部曾宣布：“无法对印度教作出一个准确的定义，它既是有神论的宗教，又是无神论的宗教；既是多元论的宗教，又是一元论的宗教；既是禁欲主义的宗教，又是纵欲主义的宗教；既是宗教信仰，也是生活方式等等。”“印度教”一词并非印度人民对自有宗教的称谓，而是外来人强加的，在印度所有经典中都没有这个词的出现。"Hindu"实为"Sindhu"一字的讹传，此字本指自古以来就被西方国家称为“印度”的国度，是由希腊人从波斯人借用的字。后来由于印度周边地区的穆斯林无法念清楚"印度河"中的第一个字母"S"，因此把该字念成"Hindu"。这个字后来就被外国人用来代指生长在由印度河及恒河浇灌的土地上的人民所具有的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因此确切地说印度教是由存在于印度本土上的不同信仰组织集合而成的。不过尽管有那么多的信仰，但大多数的根源都来自一个，即成书于前2000年前的《韦陀经》（又译“吠陀”）。

（九）《韦陀经》有四部：娑摩、耶柔、梨俱、阿闼婆。这四部《韦陀经》教义主要分两个部分：祈求世间福报及达到灵性解脱。每一部分又各自分出不同的目标和不同的层次，正是这些林林总总的不同目标及不同层次才构成印度教各种信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印度教中所崇拜的神有很多，但主要的神有：创造之神大梵天、破坏之神湿婆、维系之神毗湿奴。印度教认为善恶有因果，灵魂有轮回，善行能让人死后升天，恶行则让人死后堕为畜牲。印度教主张禁欲和苦行，以达到灵魂的净化。印度教还主张非暴力，不杀生，即使踩死一只蚂蚁也是不仁。因而印度教教徒一般是吃素，最保守的印度教教徒甚至连鸡蛋都不吃。印度教有严格的种姓制度，即人分为从高贵到低贱的四个等级： 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各种姓间界限分明，不通婚，不往来，不变更。印度教还有形形色色的教律，诸如重男轻女、寡妇不能再嫁、已婚妇女不能在大庭广众下抛头露面以及重婚等等。印度教的经典主要是四部《韦陀经》，此外还有作为韦檀陀哲学来源的《奥义书》和《森林书》、历史文献《往世书》、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及一些宗教圣人传记等。印度教从未规定过一成不变的与基督教或犹太教相当的统一礼拜仪式，虔诚的印度教徒天天在每个印度教家庭都备有的简陋祭坛前背诵规定的祈祷文，他们可能频频到印度无处不在的由叫做祭司的人照管的某个寺庙中祈祷或捐赠食物和鲜花。但不存在固定的刻板的仪式，没有固定的圣职委任或教士职务，也没有专门的类似基督教的星期日、犹太教的安息日或穆斯林的礼拜五那样的宗教节日供人礼拜。在宗教仪式中担任专职书记员和主要由梵文写成的吠陀经及叙事诗的朗诵员的人都是最高等级婆罗门种姓成员，他们也是丧礼、婚礼、成年礼和代人向神祈祷的唯一执行者，这些无疑都是祭司的职能，然而并不要求执行人必为俗人与神灵之间的中间媒介。

（十）所有印度教婆罗门成员都不是祭司，虽然印度教祭司管理寺庙并接受供品，但他们远非基督教或犹太教那样正式任命的职务。印度教的节日也不少，其中大多数的文化色彩与宗教色彩一样浓厚，比如秋季的排灯节和春季的好利节。排灯节是印度重大宗教节日之一，为期五天，相当于现在通用日历的10月下旬。此节供奉财富女神吉祥天女，在孟加拉则供奉女神迦梨。好利节是印度教的春节，即公历2、3月间的望日。该节富于纵情狂欢的特征，届时人们不分种姓、性别、社会地位和年龄，力求尽欢。印度教还存在到著名寺庙和圣地朝觐的古老传统，2001年在恒河中游阿拉哈巴德举行的12年一次的无遮大会吸引3000万人参与，这是印度最盛大的河边法会，每三年在四个地方轮流举行，故同一地方每12年举行一次。据说在大会期间人们沐浴于河中，可以净身、涤心、洁口。看一看现代印度节日和朝觐就会对乔叟（1342～1400，英国莎士比亚时代以前最杰出的作家和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在晚年所写的长诗《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叙述朝圣者骑马从伦敦前往坎特伯雷城朝拜殉教圣人的圣祠的情景）时代英国和中世纪欧洲的西方大多数人满脑子宗教观念的情形有所了解，不过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时遍及欧洲的还俗浪潮已在受到城市化、工业化、技术革命和民族国家兴起等冲击的印度出现，对于数量日渐增加的城市职业印度人来说宗教已经不如其他更世俗的机会重要。虽然这些人仍只占总人口的少数，但他们多半就是那些抛弃种姓或对种姓抱无所谓态度的群体。现代印度很多领导人已经采纳非宗教观念，甚至甘地也曾声言反对种姓歧视，并公开反对苛刻对待不可接触者，不可接触者是印度各种姓以外的、没有权利的、没有地位的、最底层的一部分人，也称移民。

多伦会盟

（一）多伦会盟又称七溪会盟、多伦诺尔会盟、康熙会盟，是康熙为加强北方边防和对喀尔喀蒙古的管理。清初喀尔喀蒙古各部纷争，牵扯到俄国干涉和噶尔丹插手，事情相当复杂。喀尔喀内部纷争，不能诉诸武力，只能协商调解。于是康熙帝要亲自调解其内部的矛盾与纷争，亲临塞外，主持会盟。1691年在多伦诺尔（多伦）与蒙古各部贵族进行的会盟，1691年四月康熙帝亲率官兵到达距北京800里的多伦诺尔（多伦）驻营。喀尔喀蒙古三大部、内蒙古49旗王公贵族的营帐以康熙帝大营为中心，众星捧月，四面环绕，从五月初一日到初六日进行会盟。多伦诺尔蒙古语为七溪、七星潭之意，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进攻喀尔喀蒙古，其三部10万众南下投清。康熙为安置喀尔喀蒙古，并加强对其管理，遂决定于多伦举行会盟。五月二日康熙于御营殿帐依次召见内蒙古、外蒙古王公贵族，并赐宴。次日召集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哲布尊丹巴等35名喀尔喀三部贵族会盟，主要内容为：规定喀尔喀蒙古须遵行清廷的法令；令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等具疏请罪，以结束喀尔喀蒙古内部纷争；废除喀尔喀三部旧有济农、诺颜等名号，留汗号，依次授以汗、亲王、郡王、贝勒等爵位；依49旗例编族，分左、中、右三路，设盟，实行盟旗制度。此次会盟改善喀尔喀蒙古各部与清之间的关系，并使清王朝对漠北地区的管辖得到加强。明末清初在戈壁大漠的南面、北面和西面，蒙古主要分为三大部：漠南蒙古（内蒙古），又称察哈尔蒙古；漠北蒙古（外蒙古），又称喀尔喀蒙古；漠西蒙古（西蒙古），又称厄鲁特蒙古。漠南蒙古（内蒙古）问题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已经解决，康熙帝亲政后面临漠北喀尔喀蒙古（外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西蒙古）的问题。

（二）漠北喀尔喀蒙古（外蒙古）分为三大部：车臣汗部（东部）、土谢图汗部（中部）、札萨克图汗部（西部）。他们都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他们早在皇太极时期已经进“九白之贡”，表示臣服。在康熙朝出现漠北蒙古（外蒙古）的问题要从一桩血案说起，两部血仇土谢图汗部与札萨克图汗祖先本是兄弟，彼此相邻友善，后来却发生两部大汗的血案。1662年札萨克图汗旺舒克因私怨被部属所杀，发生内乱，许多部民为避战祸逃到土谢图汗部。事后康熙帝命旺舒克之弟成衮承袭其兄为札萨克图汗，后札萨克图汗要求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归还其收留的本部逃亡部民，土谢图汗拖延不办。札萨克图汗多次上疏康熙帝，要求土谢图汗归还部民。康熙帝进行调解并指出：“生事互杀，交相战争，兵戎一起，姑不论人民困苦，即两汗岂能并存？”土谢图汗仍然迟迟不还。统一台湾后的1684年康熙帝派大臣会同达赖喇嘛官员，到喀尔喀蒙古共同调解两部的纷争。康熙帝强调：“恐两部不和，必致有攻战之患。”所以要尽释旧怨，言归于好。于是札萨克图汗与土谢图汗悬挂佛像，共同盟誓：“自今以往，当永远和协。”但是由于噶尔丹插手，利用两部不和，拉拢札萨克图汗，企图达到吞并土谢图汗部的目的。札萨克图汗背盟，与噶尔丹会兵，土谢图汗以此为由准备用计杀之。1687年土谢图汗派人诱骗札萨克图汗沙喇及其台吉等到固尔班黑尔格加以杀害，又杀死噶尔丹之弟多尔齐扎卜。噶尔丹之弟被杀后事情就闹大了，1688年噶尔丹率领三万劲旅东进，突袭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不敌，部众或遭俘杀、或逃散，宗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土谢图汗之弟）的居帐也遭洗劫。土谢图汗率部败退，溃卒部民，弥漫山谷，昼夜不绝。

（三）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也随部东溃，清朝赴尼布楚谈判代表团翻译张诚在日记中写道：“ 喀尔喀鞑靼人携带家眷和牲畜逃难。”这时土谢图汗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商量是投奔俄国，还是投奔清朝？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说：“清朝皇帝遵奉喇嘛教，又同喀尔喀友善，投清朝！”土谢图汗向清廷告急求援，康熙帝闻讯震怒，于是遣使责问噶尔丹。噶尔丹礼遇清使，但将战争责任全推到土谢图汗身上，调停没有结果。于是土谢图汗部、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所属等奔向内蒙古，到了长城边外，噶尔丹也借口追赶土谢图汗而到达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的乌兰布通。噶尔丹这次发动东侵喀尔喀的战争是同俄罗斯帝国勾结，受到沙俄暗中驱使的，以此干扰中俄尼布楚谈判，直接影响边界画定。清廷原本要与俄国在外蒙古地方谈判雅克萨战后签约问题，但因此次战争而使得道路受阻导致无法谈判，以致改在尼布楚会商，让清廷改变态度，损失不少领土，所以调解喀尔喀蒙古内部纠纷是康熙帝的一项紧迫课题。康熙是一位善于把握时机，善于运用策略，讲求实效的君主。他抓住取得乌兰布通胜利和击退噶尔丹内犯之后的有利时机，利用喀尔喀蒙古内部的纷争，采取会盟的高招来解决喀尔喀蒙古的难题。初一日准备，先是派内大臣索额图等传达谕旨：“土谢图汗对杀死札萨克图汗写出认罪书，承认扰害生灵，实臣等之罪。”将其认罪书发给与盟的各部首领，以求取得札萨克图汗弟策妄扎布等的谅解与各部首领的宽容。初二日会盟，在御营外搭起黄色御帐篷。御帐篷南向两侧设紫红色长帐篷，这是为参加会盟的大臣、蒙古王公而设的。正对御座有一帐篷，帐内桌上摆满金银器、酒杯等用具。在皇帝御帐两侧的长桌上摆满丰盛的食物，其中有特意从北京带来的四头大象，装饰华丽，象征祥和。

（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弟策妄扎布、车臣汗四人坐在第一排，其他官员按序列座。喀尔喀总计近千人，八旗禁军佩带武器肃立。清晨康熙帝着朝服在御营升座，鼓乐齐鸣，喀尔喀王公贵族行三跪九叩礼。然后进行三项议程：第一，赦免。康熙帝宣布赦免土谢图汗之罪，将册文和汗印授予土谢图汗；第二，承袭。封被土谢图汗杀害的札萨克图汗亲弟策妄扎布承袭其兄为札萨克图汗；第三，编旗。康熙帝应允喀尔喀贵族请求，宣布将尔等与朕49旗一例编设，其名号亦与49旗同。分喀尔喀为34旗，下设参领、佐领，从行政建制上与内蒙古各旗划一；第四，赐宴。康熙帝主持200桌的盛大宴会，亲手把酒递给哲布尊丹巴，然后是三位喀尔喀亲王，再次给二十位主要台吉。他们都跪着接酒，一手持杯，同时叩首，以示对他们特殊恩宠的感激。在宴会过程中有各种杂技、木偶演出助兴，喀尔喀人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庄严隆重、声势浩大、气氛热烈、情感融洽的场面与表演，既非常高兴，又十分惊异。他们也拜觞起舞，欢欣雀跃，以致很多人都忘记吃酒席，会盟典仪至此结束。初三日册封：第一，赏赐。对哲布尊丹巴、三部汗各赏银千两，蟒缎、彩缎各15匹。他们匍匐于“圣主深仁”的“洪恩”之下而感激莫名，山呼万岁；第二，赐宴。康熙帝再次召见哲布尊丹巴、土谢图汗、策妄扎布、车臣汗等共35人赐宴，康熙帝用蒙古语与他们边吃边谈，气氛亲切，情感融洽。土谢图汗、车臣汗等奏曰：“圣主如此深仁，臣等恨归顺之晚耳！惟愿圣寿万年，俾臣等仰沐洪恩，长享太平之福。”；第三，封号。分别封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在爵位上完成“皆执臣礼”的等级序列，实行清朝封爵制度和法律制度。

（五）初四日，大阅。康熙帝身着戎装，头戴镶有貂皮的头盔，佩带胯刀和弓箭，骑马绕场一周。回来下马，亲自弯射，十矢九中。众蒙古王公贵族观射后震惊地感叹称：“神武也！”随后阅兵。受检阅的部队按八旗序列，有骑兵、步兵、炮兵等，据随行的耶稣会士张诚统计约1万名骑兵和1200名步兵，排列长约10里。步兵和炮兵在行列中间，骑兵分列两翼。康熙帝乘马由中间通过检阅部队，然后登上一座小山包。在这里安设御帐，四周侍卫林立。康熙帝命喀尔喀王公来到帐前站列于右，八旗大臣、都统站列于左，演习随即开始。响亮的号角吹响后先是步兵列队前进，角鸣声停，行进也停，如此反复，三进三停。突然号角声大作，所有骑兵大呼前进，万马奔腾，声动山谷。随之汉军火器营，枪炮齐射，声震大地。演习部队奔驰到康熙帝所在地的附近，戛然而止，整好队形。演习完毕，喀尔喀王公对于强大军容、庄严军威、严肃军纪、新式军械感到惊异。炮兵又进行出色的打靶表演，土谢图汗等悚惧失态，几乎躲避。多伦诺尔草原上空前的大阅，喀尔喀人为之震惊，为之慑服。初五日建寺，康熙帝敕建汇宗寺。为什么寺名“汇宗”呢？他解释说“有如江河之归于大海”之意，就是江河入海、万川归一的意思。后来乾隆帝诠释说：“昔我皇祖之定喀尔喀也，建汇宗寺于多伦，以一众志。”康熙帝还巡视喀尔喀营地，对穷困者赏以银币，对喀尔喀贵族赏给大批牛羊。汇宗寺成为居住在内蒙喀尔喀人朝拜的宗教中心。初六日回銮，康熙帝再一次单独会见哲布尊丹巴、土谢图汗，并赏赐御用帐幕和金盘、瓷碗等物，喀尔喀王公贵族列队跪送皇帝车驾回京。会盟所在地十三里滩草原东西长十公里左右，南北宽6公里左右，地势平坦，是一片辽阔的草滩。多京公路横贯东西，交通十分便利。

（六）会盟时以康熙帝的行宫大帐为中心，按众星捧月，众人朝崇的格局在方圆五十里内支设帐篷，屯兵列营。外蒙古三部王公贵族列右队，内蒙古各旗王公列左队，依次谒见康熙帝，行三跪九叩之礼，进行正式会盟。会盟后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据康熙身边的法国传教士统计有1万名骑兵、1200名步兵、500名炮兵、70门炮的八旗精锐参加阅兵和演习。号角齐鸣，枪炮齐发，铁骑隆隆，声震四野，大展清军神威。八旗官兵依次列阵受阅，康熙乘马亲射十矢九中，喀尔喀各部无不诚服 。经历300多年的岁月荡涤，昔日雄伟壮观的会盟场面早已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有亘古不变的草原和发生的往事。清朝为巩固北部边疆的安全，选择地理位置适中的多伦诺尔，于1691年五月召集进入漠南的喀尔喀三部首领和哲布尊丹巴活佛以及内蒙古各部48旗王公贵族在距多伦城25公里的十三里滩草原举行会盟。康熙帝宴赏蒙古各部，化解旧怨，尽释前嫌，使之永无离散之苦、争斗之害。同时对内蒙古各旗（尤其是锡林郭勒盟沿边旗）在平叛噶尔丹战争中的功绩予以奖励，共商北部边疆事宜。并按内蒙古设盟旗的办法对喀尔喀各部编设盟旗札萨克，确立对外蒙古的统治和管辖，从此外蒙古正式列入清政府的版图，史称“七溪会盟”、“多伦诺尔会盟”或“康熙会盟”。1691年康熙皇帝与喀尔喀蒙古（外蒙古）首领们于多伦诺尔（今内蒙古）会盟标志着外蒙古纳入清帝国的版图，从而彻底解决两千多年来蒙古高原对中原威胁，喀尔喀蒙古分为土谢图汗（居首）、车臣汗和札萨克图汗三部。盟旗制度是清朝为分化蒙古族，控制其上层贵族而实行的政治制度。

（七）1624年后金统治者对归附的蒙古部众按八旗组织原则在其原有社会制度基础上编制旗分，后复以此办法陆续安置归附的蒙古诸部，至1771年土尔扈特部蒙古返归中国后全蒙古部众悉数被纳入盟旗体制。盟为旗的会盟组织，合数旗而成。每盟设盟长一人、副盟长一人。原由盟内各旗札萨克在会盟时推举，后改由理藩院就盟内各旗札萨克中签请皇帝派人兼摄。喀尔喀蒙古各盟是在部的基础上建立的，所以部长又是盟长。旗是清廷设在蒙古地区的行政、军事单位，也是清朝皇帝赐给旗内各级封建主的世袭领地。旗是经过编织佐领，安置属民，分给牧地，划定旗界，任命札萨克形成的。任命札萨克时不但要考虑在部内的影响及地位，而且还要考虑对清廷是否忠顺有功。清代盟旗制度的渊源是蒙古族原有的鄂托克、艾马克社会组织、“楚固拉干”的集会以及努尔哈赤时期创建的满洲八旗制度，明清之际中国蒙古族正经历着封建领主制发展阶段，蒙古族居住地区形成的各部实际上就是大小不一、规模不等的各个封建领主集团，每个封建领主都拥有一定的领地和“阿寅勒”（牧户）。大领地叫做“兀鲁思”，由大的部落集团构成，并以该集团中强大部落名称为该兀鲁思名称。兀鲁思可以分成若干互相联合的、大的阿寅勒群，这些阿寅勒群在一块共同的土地上游牧，由这块土地的世袭领主做首领，该首领隶属于兀鲁思领主。人们称这种阿寅勒联合体为“鄂托克”。所以鄂托克是一块小领地上的地缘结合体，是明清之际中国蒙古族社会中的基层组织，所有蒙古人都必须加入。

（八）在鄂托克中一家一户的阿寅勒是基本的经济单位，他们要提供赋税和兵役。鄂托克又是一个军事组织单位，由鄂托克成员中的壮丁组成的武装集团叫“和硕”，每一个鄂托克根据人口多少提供人数不等的和硕队伍。兀鲁思除了分成若干鄂托克外还可以分成若干“艾马克”，爱马克是游牧于同一地区的同族“阿寅勒”（牧民）集团，是部落的分支，是近亲家族的结合。爱马克也必须要有共同的牧地，否则某一集团就不能称为爱马克。爱马克和鄂托克的主要区别是爱马克不仅以地缘关系为基础，而且必须属于同一的亲族集团。鄂托克则只以地缘关系为基础，阿寅勒之间不一定存在着亲族关系。爱马克本身的大小在彼此之间可以相差十分悬殊，有时一个爱马克就是一个鄂托克，甚至是一个兀鲁思；有时几个爱马克才构成一个鄂托克。由于鄂托克经常以处于支配地位的爱马克命名，所以在实际中爱马克和鄂托克两词常常互相代用。明清之际中国蒙古族社会中在大小封建主之间还存在一种集会叫“楚固拉干”，这种集会不是一种常设机构，集会地点、参加人员也都不固定，而是由参加集会的封建领主根据彼此间的关系事先商定。集会规模的大小也不尽相同，有时在一个兀鲁思内部进行，有时在几个兀鲁思之间召开。楚固拉干盟会解决的主要问题或是调解彼此间的关系，或是商讨重要的行政、立法事项，或是建立军事和贸易方面的盟约。蒙古族社会中鄂托克、爱马克和楚固拉干的存在为清朝在蒙古地区建立盟旗制度奠定基础，1636年后金改元为清是蒙古各部从后金盟友变为清朝属臣的开始。林丹汗的覆灭表明蒙古社会政治核心的崩溃，清朝的迫切任务是迅速填补这个空白，代之以自己的制度和秩序，把蒙古的力量重新组织起来。

（九）清朝在蒙古的制度建设方面必须要考虑三个因素：其一是必须建立社会秩序，建立行政区划和各级行政管理组织；其二是制度的建设必须与蒙古社会传统保持一定的延续性，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其三是蒙古地方组织只能属于中央，而不能产生与中央相抗衡的新的政治核心基础。因而在制度设计上要采取必要的分割和羁縻措施。于是就有了盟旗制度在蒙古的实施。旗分两类：清中央委派大臣、都统、将军直接节制的总管旗统称内属蒙古，共61旗；清中央理藩院监督的札萨克旗统称外藩蒙古，共201旗，札萨克旗又有内、外之分。盟旗制度使蒙古族人民不能越旗游牧、耕种及往来，在明代封建主长期内讧之后对稳定蒙古社会秩序起过一定作用外，基本上妨碍蒙古族的进步和发展。1949年后盟旗制度已彻底废除，仅保留盟旗称谓。盟相当于专区，旗相当于县，内蒙古自治区采用盟旗称谓的有3盟、49旗以及3个自治旗。盟的划分大约依据旧王公贵族的势力范围来划分，共划分为阿拉善盟、巴彦淖尔盟、呼伦贝尔盟、乌兰察布盟、锡林郭勒盟、兴安盟、伊克昭盟、昭乌达盟、哲里木盟共九盟。各盟设盟长一名，雍正六年开始设立副盟长一名。盟长与副盟长的人员从各旗任职的札萨克和闲散的王公、贝勒中选拔，由理藩院呈递皇帝报批，任命盟长后要颁发给印信。任期为终身制，但不得世袭，另外还设有帮办盟务的一到二个人来协同盟长和副盟长管理盟务。旗的划分大致以过去的封建领地鄂托克（地域集团）、艾马克（血缘集团）等为基础，尽可能予以分割，划一部为多旗，只有少数部得就原部编为一旗。

（十）由于统治上的考虑和历史、地理的原因，旗分两类：清中央委派大臣、都统、将军直接节制的总管旗统称“内属蒙古”，察哈尔、归化城土默特、新巴尔虎、陈巴尔虎以及分散于热河、新疆境内的蒙古诸旗属之，共61旗；清中央理藩院监督的札萨克旗统称“外藩蒙古”，漠南蒙古（又称内蒙古）6盟24部51旗、漠北蒙古（又称外蒙古或喀尔喀蒙古）4盟4部86旗、漠西蒙古（含西套蒙古）8盟4部64旗属之，共18盟32部201旗。札萨克旗又有“内札萨克”、“外札萨克”之分，漠南蒙古诸札萨克旗属“内札萨克”，漠北、漠西蒙古诸札萨克旗属“外札萨克”。其区分同样出于统治上的考虑，两者的职权、体制也因之略有差异。札萨克的职责是按照清廷所赋予的权限，负责处理旗内行政、司法、赋税、徭役、军事、贸易以及官吏的任免等事务。札萨克下面还设一些官职，辅佐札萨克处理事务。除札萨克外还有总管旗和喇嘛旗：总管旗是清廷的直辖领地，不设札萨克，不实行会盟，由清廷委派总管进行管理。总管旗设总管、副总管、参领、副参领、佐领、骁骑校、护军校、亲军校等官，总管旗的土地除指定游牧外还用于驻军、屯田，成年男子要承担劳役、兵役、充当牧丁；喇嘛旗是建立在大寺庙领地上的特殊旗，蒙古地区的喇嘛旗有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旗、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旗、扎牙班第达呼图克图旗、苏青珠呼图克图诺们罕旗、那鲁班禅呼图克图旗、青海察汉诺们罕旗、锡图库伦札萨克旗。喇嘛旗的政治地位与札萨克旗相同，它们互相之间不能干预对方的旗务。喇嘛旗属下的徒众和平民对本旗的上层喇嘛有劳役和赋税的义务，但免除对外所负的兵役、徭役和赋税。

（十一）协理台吉：协助札萨克处理旗务，札萨克因故缺席时协理台吉可以代行其职。协理台吉由札萨克从旗内王公台吉中选拔，经盟长呈报理藩院，由皇帝任命。实行终身制，但不得世袭，每旗协理二人或四人不等。管理章京：协助协理台吉管理旗务，其职权仅次于协理台吉，它无权代理札萨克。管理章京从旗内闲散台吉中选拔，经盟长斟酌任命，无需经皇上批准，管理章京只设一人。梅伦章京（副章京）：管理本旗的行政和军事事务，受协理台吉和管理章京的监督。副章京的任命由札萨克王公决定，不需经过盟长批准。一般不是十个佐领（苏木）的旗只设章京一人，十个佐领以上的旗设二、三人。参领：是旗属下军事单位的军事长官，协同军事梅伦分管本旗军事事务。它由札萨克王公、台吉从闲散台吉中选拔任命，每五佐领或六佐领设一参领（扎兰）。佐领（苏木章京）：管理本苏木的司法、赋税征收、服役、编制兵员等事务，从闲散台吉中选拔任命。佐以下分户，每十户设“什长”一人。内属蒙古不设盟，各旗直接隶属于将军、都统或驻札大臣。各旗长官为总管，综理一旗事务，由地方官员奏请朝廷补放，有些部落中部分旗的总管由副都统、散秩大臣兼任（如阿尔泰乌梁海）。旗长为副都统者称“副都统旗”，为散秩大臣者称“散秩大臣旗”，为总管者称“总管旗”。内属蒙古的佐领及以下官吏与外藩蒙古相同，盟旗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各族封建主之间为争夺属民和牧场而引起的争端，有利于牧业的民展和社会的安定，同时由盟长监督和控制各旗也达到削弱蒙古内部各封建主势力的目的，有利于清廷的统治。

（十二）清代前期盟旗制度下的盟主要是指会盟制度，按清政府规定每隔三年每个盟都要在指定地点简稽军实、巡阅边防、清理刑名、编审丁册。每盟设盟长1人，办理会盟事务。盟长在本盟内旗扎萨克中选任，报理藩院请旨简放，由理藩院颁给印信。到清代后期盟才发展为蒙古族地区一级行政机构，盟长有了办事衙署，增设副盟长以及帮办盟务等人员，盟长的职权和作用大大提高了。盟旗制度下的旗是清代蒙古族地区的治事机构、军事组织，每旗设扎萨克1人，由理藩院颁给印信，作为旗的首脑总理旗务。扎萨克的职责一般包括旗内的行政、军事、司法、课税、差派、属官任用和牧场更换，扎萨克的属官有协理旗务台吉2至4员及管旗章京、副章京2至3员，也均需要经过清政府批准。旗内150丁编1佐（1丁=1户，即150户)，设佐领，管理佐内事务。每佐还设骁骑校、领催等员，负责审查本佐内的户籍、钱粮、婚丧、诉讼、田土等事。旗作为蒙古族地区的政权机构，主要职能是：统计户口，编选壮丁；分配游牧场地，防止牧区被过度垦种；防止人口流动，稳定社会秩序；办理蒙古族牧民的婚姻；荒欠年份进行社会救济；审理刑事诉讼案件等。旗作为蒙古族地区的军事组织，主要任务是察阅兵丁和巡阅边防。清政府在蒙古族居住地区推行盟旗制度目的是要加强对蒙古族各部的统治，但是在客观上有利于蒙古族社会秩序的稳定，有利于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对于抵御外来入侵势力也有着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