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兴衰论（转载历史研习社《历史的荣耀》）

在刘备与诸葛亮时代，蜀汉政权的目标非常明确，那便是“北定中原，兴复汉室”。为此，从刘备入蜀之始，发动汉中会战为继，再到诸葛亮北伐中原，都是奉行了“嗣武二祖、龚行天罚”和“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政治纲领。

这些富有激情的口号，使益州人士前仆后继地为之奋斗，原本出身不同派系的士人，在这一口号和政治理想下团结起来，人心凝聚。因而才有了杨洪“男战女运”的坚定，程畿舍命护天子的忠诚；有了黄权请做先锋，身在曹魏不忘旧主的臣节，秦宓“天命在刘”的笃定；又有了谯周本人带头为刘备称帝造势，不顾一切奔赴前线吊唁诸葛亮的真诚……

然而，诸葛亮去世之后，蜀汉政权很快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蒋琬主政时，虽然和姜维进行了“偏军西入”的数次北伐，但已远远不及诸葛亮时期的规模；费祎成为蜀汉大将军后，更是以“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的理由彻底放弃了对魏作战；姜维掌政后，尽管他继承了诸葛遗志，重新将“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目标提上日程，但碍于能力有限，多次进行的北伐均徒耗国力而没能取得实质性战果。

可见，诸葛亮去世后，日益艰难的北伐形势严重打击了蜀汉的士人，他们对蜀汉政权的定位从自诩尚可与中原魏国争锋的正统政权，逐渐沦为承认偏安一隅的割据势力。换句话说，当初益州士人对刘备、诸葛亮时代蜀汉政权能“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期望，彻底落空了。而更要命的是，连年北伐已使原本“疲弊”的益州不堪重负，后主刘禅亲政后，又开始贪图享乐，大修宫室，宠信黄皓、陈祗等奸佞，这进一步激化了蜀汉内部的矛盾。

因此，在蜀汉政治理想与现实社会发生严重脱节之后，以谯周为首的益州士人不由得对蜀汉政权是否为正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从《上谏后主疏》到《仇国论》，从试图劝谏天子重振先帝遗志未果，到对蜀汉政权彻底死心，谯周的心路历程在《三国志》中展现得极为清晰。而谯周个人心态和思想的变化，正是蜀汉政权逐渐丧失人心的缩影。

一个国家精神信念崩塌的影响，永远比任何派系斗争带来的危害更为深刻。炎兴元年（263年）十一月，邓艾大军兵临成都之时，这位曾经如此爱戴蜀汉的老臣的劝降，便成了压倒蜀汉帝国的最后一棵稻草。

黄权和秦宓的故事体现了蜀汉人心凝聚和信念的统一，而谯周的故事又表明蜀汉人心离散和信念的崩塌，诚可叹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