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交换·伊曼纽尔

本文选译自Towards an Empirical 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nsfers of Value，原作者Paul Cooney 关于不平等交换的最著名的理论是由阿吉里·伊曼纽尔（1972）在一本同名的书中提出的，在1969年第一次用法语出版。伊曼纽尔关于不平等交换的定义有一些混乱，或者更好地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伊曼纽尔（1972:160-161)自己提供的定义如下： “我在第二章中已将两种不平等交换的形式区别开来，一种（显而易见的）形式，仅仅是在工资相等而资本有机构成不相等时由价值转变为生产价格而引起的；另一种形式，我称它为严格意义上的不平等交换，其特点在于工资和有有机构成都不相等。我不愿把第一种形式看作不平等交换。我的定义是以第二种形式为基础的。……按照这些论点，我们讨论这两种不平等交换的形式时，恰当的办法可能是既用“广义的”不平等交换，又用“狭义的”不平等交换来表达。”〔《不平等交换》176-177〕 伊曼纽尔（1972:161）承认，广义上的不平等交换涉及由于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导致的国际价值转移，但是，他说：“即使能把‘广义’和‘狭义’区分开来，我也不能把这种转让同由于工资水平不同所引起的转让归属相同的范畴。因为我发现二者之间的差别不是程度上的不同而是有质的不同。”〔《不平等交换》177〕 即使伊曼纽尔清楚地强调了“狭义的”不平等交换，两种情况都涉及到一个非常不真实的强假设，也即，一方面，在低度发展国家和低于平均水平的有机构成产业有严格的相关性，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和高于平均水平的有机构成的产业间也有严格的关联。这样的假设意味着从低有机构成的产业到高有机构成的产业间的价值转移总是导致价值由不发达国家转移向到发达国家。第一世界中存在轻工业和工业，第三世界中存在的重工业，这些事实都被忽视了。所有在发展中国家生产工业品的跨国公司似乎都被伊曼纽尔忽略了。因此，伊曼纽尔把产业间和国家间的利润率平均化混为一谈，抽象掉了这些国家中低有机构成和高有机构成产业的结合。 伊曼纽尔强调的一个重点是，资本在国际间是自由流动的，但是劳动力不是，这是国际间显著的工资差异的基础。因此，产业间的竞争导致因为利润率平均化的价值转移的发生。但是工资率的平均化被阻碍了，因此不平等交换阻碍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伊曼纽尔对李嘉图自由贸易理论主要批判的是李嘉图关于劳动力的流动性的假设，而不是李嘉图用来捍卫比较优势和为自由贸易辩护的货币数量论。（见谢克1979:298-9） 更成问题的假设是，伊曼纽尔认为一国的工资和剩余价值率直接相关。这说明剩余价值率与使用的技术无关。伊曼纽尔似乎忘记了剩余价值率是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的比率。尽管工资和利润之间负相关，当考察不同的国家间的剩余价值率时，有其它因素需要注意，例如，技术，社会差异，气候差异等等。 伊曼纽尔把工资描述成系统中的自变量，争论说价格依赖于工资而不是相反。这和马克思的说法矛盾，马克思很清楚，是工资而不是价格上升对利润率有直接影响。如果支付给制造者的工资增加了，这不会影响创造的价值量，也不会影响销售价格，它确实会影响到实现的利润量。在整个关于工资是自变量的讨论过程中，伊曼纽尔始终不提马克思对工资和积累的讨论以及马克思如何把后一个因素认定为自变量的主张。当然，人们可以争辩说这两个讨论是相互独立的，当然一个函数关系的自变量也可以是另一个关系中的因变量。比经济变量间的函数关系更重要的是阶级斗争和工会在社会政治背景下在工资斗争中发挥的作用。通过把工资描述为自变量，伊曼纽尔可以主张不发达是由低工资造成的，并可以通过提高工资来改变。实际上，在他对“第一世界”的分析中，他主张发达是高工资影响的表现，而不是高工资的原因。如果工资被视为依赖于积累的过程，这样的论点就不那么可信了。相反，由于高失业率，我们需要问，在什么程度上，不发达是低工资的原因，以及，低工资和不发达两者是如何相互加强的。 总而言之，伊曼纽尔（1972）的主张缺乏历史视角，他提出的主张忽略了存在于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间的差异。例如：“工资的增长和下跌独立于商品价格，并且是随地理区域而发生差别的。它们是严密的，在时间上来说显得特别稳定”〔《不平等交换》94〕 墨西哥最近的历史提供了反对伊曼纽尔主张的强证据，在19世纪80年代的十年中，实际工资下降了50%，仅在1995年就下降了45%或更多，这种经历在过去二十年间并不独特。当他讨论具体的国家时，特别是讨论工资问题时，他似乎对历史进程有一种相当经济主义的态度。他将工会描述为超经济的和政治的领域，就证明了这一点。工会和阶级斗争是政治经济制度的组成要素，而不仅仅是其它领域的问题。历史视角的缺乏可能和伊曼纽尔的方法论有关。尽管他使用了某些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和立场，但他的分析方法和主流经济学家的方法论更相似，而不是马克思。无论是术语，他用来构思关系的方式，变量，历史进程，他都更像一个主流经济学家。正如曼德尔（1978:354）指出的： “从艾曼纽尔的假设中产生出来的各种矛盾，在他的那些数字 例子中表现得非常清楚，他在这些数字例子中，除了某些例外情况之外，他都假定资本的有机组成在殖民地是高于宗主国的。他甚至连提都没有提一下与马克思《资本论》的精神相一致的一个起作用的假设——即，一个小得多的资本额存在于不发达国家中，这是一个低得多的资本有机组成和一种较低的剩余价值率——这一假设的结尾处决没有抵销了这种较低的资本有机组成的影响。除此以外，这一假设还完全符合上个世纪国际资本的实际发展状况。”〔《晚期资本主义》413〕 最后，贝特尔海姆（1972）和其它研究人员发现的伊曼纽尔的另一个主要弱点是伊曼纽尔关于穷国被富国剥削和第一世界的工人阶级是“第三世界”贫穷的受益者的结论。尽管在繁荣时期，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有更有利可图的条件导致“第一世界”国内的资产阶级更软弱的地位。这必须在国家间和不同历史时期进行实证检验。例如，尽管在整个“第三世界”都有盈利的企业和项目，但在过去20年间，美国的实际工资一直在稳步下降。在描述国家间的关系时，使用术语剥削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抽象自阶级剥削，那是资本主义的基础，给人一种“第一世界”工人阶级剥削“第三世界”工人阶级的印象。产品是在不受欢迎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并且“第一世界”国家工人阶级的消费在导致出口的产品变得便宜方面并不独特。在美国，欧洲，拉丁美洲都有廉价的纺织品和服装。这种类型的推理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购买廉价产品的工人都是在剥削这些纺织工人，即使他们是玻利维亚的农民或印度尼西亚的机械师。剥削发生在生产领域而不是交换领域。我们只需要说明谁正在从帝国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中获益。很明显，“第一世界”整体上会获得更多收益，但是不仅仅是“第一世界”的商业家，“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同样也获益。并且，“第一世界”获得的收益，很少渗漏到工业化国家工人阶级的具体收益中。这一整个课题和一系列问题比伊曼纽尔说明的要复杂得多。然而，《不平等交换》是在20年前写的。希望我们已经学会去理解历史的复杂性，并比过去更不容易接受简单的公式或分类。 由于我们将考察与不平等交换有关的价值转移，因此伊曼纽尔（1972:265)对不同类型不平等交换间相对重要性的观点值得一看。他明确强调了不平等交换的机制： “即使我们同意不平等交换仅是一种途径，价值由此途径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它的直接的影响，也只能作为生活水平差别的一部分。我想可以这样说,不平等交换是基本的转移途径。正是通过这种途径,使先进国家从一开始而且在以后经常对发展的平衡赋予新的动力，从而支配一切其他剥削手段，并充分说明财富是如此分配的。”〔《不平等交换》272〕 尽管伊曼纽尔关于不平等交换的论点受到了许多批评，其中一些批评已经在前面列举出来了，但他的工作的重要性仍然必须得到承认。最重要的是，它推动了围绕发展理论和价值理论进行的讨论。现在让我们转向另一个不平等交换争论中公认的贡献——萨米尔·阿明的《世界规模的积累》（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