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语言与文化”专题报告

2022-05-05 12:58 作者:小僧の神様 0人读过 | 我要投稿

大凡学术讲究“继往开来”。在《语言与文化》的序言中，邢公畹先生称罗常培先生有“开来”之功：

①从传统的“小学”研究演化为现代的语言学研究；

②从汉语方言学的研究发展到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

③从理论语言学研究扩张到语言与民族文化关系方面的研究。

我认为，其中第二、第三点贡献，对理解《语言与文化》本书的帮助尤其显著。罗先生本人在1940年代以后正式跨入文化人类学的视界，终于1950年代成就此书。他在“引言”部分自述，不无受到了Malinowski（晚年从人类学转向语言学）以及Sapir（晚年从语言学转向人类学）的跨学科意识的影响，并在全书中流露出为“中国化”的语言学和人类学研究牵线搭桥的雄心。

《语言与文化》是一部从语义角度讨论语言和文化关系的开山之作。大致从六大平行的话题展开：

① 从语源角度看文化的历史遗迹

② 从造词角度窥民族文化的心理

③ 论借字（词）和文化接触

④ 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状况

⑤ 从姓氏别号看民族渊源以及宗教信仰（尤其值得关注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

⑥ 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尤其值得关注黑夷的“交错从表婚”）

上世纪80年代中叶以来，大陆以“复旦语言学派”的游汝杰、申小龙为帅，掀起文化语言学的热潮，这似是感召罗先生的首创之功，继往圣之绝学是也。其实说得不当，这本不是一门“冷门绝学”，而是一门面向macrolinguistics的“显学”。除研究语言与文化，社会语言学、历史语言学、地理语言学、方言学、少数民族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等等相关知识也在其中，不可须臾离也。

以下文陋章浅，区区之言恐怕难以尽意，姑且学作雕虫摘句罢了。

一、从语源角度看文化的历史遗迹

1、印欧语的案例

首先和首要的是英语。依照谱系分类法，英语从属于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西日耳曼语支，不论是历时地还是共时地使用比较法，都常常与拉丁语及其族语、德语等兄弟语言相提并论。英语中作为“笔，钢笔”之常用义的“pen”，在拉丁语源中是“羽毛”，大概是因为羽毛笔转喻得名。可为什么法语把“笔”叫做“stylo”呢？法国不用羽毛笔吗？英语中倒有个与之音近的“style”，《韦氏字典》保存着本义：古人用以在蜡板上写字的尖笔。原来是各来有自啊。这就如英、德、法语中的“茶”（tea/Tee/thé）是通过从厦门起始的海路输入，因此渐染厦门音，而意、俄、印等语言的“茶”是经由大陆输入，发音基本上与今天普通话的“cha”无二。谈到货币文化，英语中有dollar/money/mint这三个词。“dollar”源自它的日耳曼兄弟——德语“Taler”，后者又是从“Joachimstaler”（即Joachim’s Dale），这原来是一个铸币匠师的名字，现代人也好用人名作符号性的纪念，比如形容辐射强度的单位“居里”。money/mint共享语源，来自罗马时代的一个造币所。

2、北美印第安语的案例

第一个案例：相当于“手套”（glove）的语词，实际上仅仅是“手袋（hand-bag）”的意思，如果究其原始意义，表示“只分拇指的手套”（mitten），代表当地文化中的底层。

第二个案例：相当于“火柴”（match）的语词，原始意义是“火钻”（fire-drill）。

3、汉语的案例

汉语的货币文化也很丰富。与货币相关的字大都属于贝部，因为中国古代从“以物易物”向“商品经济”过渡时，曾经用贝壳当作等价交换物。直到明代，云南地区还通行着一种“海 ”。

不太友好的女性观也在其中得到证明。很明显贬义的像“妬、嫉、姦、婬”，中性的像“妻、妾、娶”，反映女子为男子结发髻、执敝帚的附属之命，即便看似褒义的像“安”，罗先生解释为“把女子关在家里便可以安静”，古人常说待字闺中，而待字闺中的“字”在甲骨文中却是表现女人在产房分娩的苦差事。

其他像“纸”从“系”部，“系”和丝絮相关，可见中国早期造纸的材料。像“家”，说明古时上层住人、下层养猪的光景，如今一些南疆仍然有此住宅风格的遗存。

二、从造词角度窥民族文化的心理

1、倮倮族（中国彝族的支脉，现居于越南境内）、俅子（独龙族）、傈僳族的造词概况

倮倮族和独龙族的语言里都不太重视女性，甚至用今天的话来说有将女性“物化”的心理。倮倮族称“妻子”为“穿针婆”，认定她只识穿针引线似的，独龙族更是把“结婚”称作“买女人”，令人不寒而栗地想起了《盲山》。我记得湖南方言中多把“妻子”叫作“堂客”，客人相对主人而存在，日语中“妻子”是叫“奥さん”（相当于Mrs. Inside），“丈夫”是叫“主人”，可见这种宾主不对等关系在语言文化中的普遍性。

傈僳族是个好酒的民族，关于酒的说法罗先生举出了“酒/米酒/烧酒/水酒/秫酒”这样五种，其实相比较爱斯基摩人对于冰雪说法的创造数量之巨，实在见绌。英语、汉语中和“牛羊”相关的字词也不在少数，一派先民畜牧生活的田园牧歌式图景扑面而来。远离文明社会中心的边缘民族，往往形象思维胜于抽象。傈僳族表达一些抽象概念时显示了它的特殊趣味。比如称“发怒”为“血滚”，思维方式有点像我家乡称为“火冒”。

边缘民族的语词还有一个特点：通用或者通假现象频繁，怎一个“混沌”了得。独龙族的“麻布/衣服/被子”的叫法是“三位一体”的，依据三种功能而划分，界限分明。我想起突厥语中表示“毛”和“发”也是“二合一”的，毛发=羽毛。近年来被证实和突厥诸语在泛欧亚语系层面有亲缘关系的日语，至今尚有“髪の毛”的奇怪说法，从中或许可见一斑。反观华夏文明的中心地带，在上古汉语中“皮”、“革”、“毛”、“发”等字词的区别性用法已经有所分晓。

2、并不算独特的构词思维：以其所知喻其所未知

第一类是自然现象，先民的神话往往脱胎其中，命名风雨雷电时少不了灵异的揣测。我还记得浙江衢州话把“闪电”形象地叫作“雷公花招”，我家乡话则叫“火细”。

第二类是方位观念。倮倮、傈僳称方位时以日出日没的相对位置为标准，“东方”叫作“日出地/日出洞”，西方则叫作“日落地/日落洞”。据说“日本国”之名也是起源于“日出之国”，中国古代却不以日头为基准，把东边日出之地拿一种叫“扶桑”的神木替代，就像汉字的“东（東）”，本意即如太阳将出于扶桑。我很喜欢《诗经》里的两句诗“其雨其雨，杲杲出日”，再看这个“杲”，很明显就是“太阳已出于扶桑”的意思。汉字的“西”，甲骨文中如同禽鸟归依树木，为“栖”的本字，《诗经》中亦有“鸡栖（西）于埘，日之夕矣”可以为证。英语的“orient”来自拉丁语“orientem”，也是“日出之地”的意思。

第三类是发明针对一些新事物的描写词（descriptive forms）。傈僳族称“信”为“送礼的字”，倮倮族称“庙”为“佛房”。这里我想问：在倮倮文化中，“佛”相对于“庙”是旧事物的话（众所周知，原始佛教徒都是不修庙、不造像的苦行僧），是否说明了倮倮作为华夏文明边缘地带更早地输入了佛教？或者只是他国“小乘佛教”的渗透？滇西摆夷（傣族）称“飞机”为“天上火车”，这里也可见火车输入得比飞机早。

三、论借字（词）和文化接触

什么是“借字”现象以及为什么会有“借字”呢？对此，罗先生引用Sapir的一句经典说法：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足的，由于交际的需要使得说一种语言的人们与其他的语言群体发生接触。简单说来，“借字”因为语用。古往今来，中国同国内外其他民族之间发生着不同程度的语词借贷关系（注：须区分“借贷”。借词为借入，贷词为借出）。

1、 古代中国的借词

今天所说的“狮子”，早期亦写作“师子”，写法不统一，可见原本有音无词，“狮”字后起。罗先生也认为：在中国古书里凡是一个同义复词有许多异文，那一定是外来的借字。经过对音分析，有的学者支持“狮子/师子”来源于东伊兰语（East-Iranian Language），也有学者支持粟特语（Sogdian）的来源。总之，是十足的外来词。

提到“鲜卑”一词，人们大概会想到那个早已同化于华夏文明的古老民族，原本操通古斯语，那么“鲜卑”的语源至少应该锁定在阿尔泰语系之内。伯希和、白鸟库吉认为它来自匈奴字*serbi。不过，Otto Maenchen-Helfen指出，早在楚辞《大招》中即有“小腰秀颈，若鲜卑只”，那么此“鲜卑”非彼“鲜卑”了，他提出“鲜卑”来自印欧语的假说。

“璧流离”也有对音的两派：①出自梵文俗语（Prakrit）②出自梵文雅语（Sanskrit）。同样不明所以。唯一确定的是它的语义变迁，从本义“青色宝”发展为“有色玻璃的通称”。另外，也可以猜想古代印度—中亚—中国之间存在着一条经营奢侈品生意的商贸路线，特殊之处在于是从印度开辟的，单方面向中国输送。

“槟榔”早在汉代就以“仁频”的音译形式存在于文献之中。实际上，“槟榔”是比较晚起的马来语的pinang的对音，而“仁频”是较早在东南亚通行的爪哇语jambi的对音。

今天说的“车站”的“站”和“站立”的“站”实际上同形异字，前者源于蒙古语jam。随着蒙古帝国在欧亚大陆上的扩张，蒙古族的基因和语言一度强势注入他国民族的文化中，最典型的是俄罗斯，俄语中的“站”也是对jam的拟音，另外土耳其语中也有yam的对音。早在奥斯曼帝国发迹前的百年，蒙古帝国已经横扫过中东、西亚地区并一度形成割据。

中东地区的阿拉伯民族为汉语输送了“八哥”（学名鸲鹆），实际上在阿语中也表示鹦鹉，等于是依据两种鸟类都具有学舌的功能而通假用名，这在世界许多民族的语言中很是常见。

2、 近现代中国的借词

表现①：声音的替代（phonetic substitution）

纯音译。如ヤマト（“大和”）→邪马台。前文所述“师子”、“仁频”亦是如此。

音兼义。较上一种更具有象意性。如把“师子”写作“狮子”，增加了它的意义类属。不过，我认为最著名的译法还是要数把coca-cola翻译为“可口可乐”。

音加义。如beer→啤酒，card→卡片，保留音译过来的词素的基础上强调其上位属性或者其他区别性特征。

译音误作译义。如amateur，因为音译为“爱美的”，民国时曾有一场“爱美剧运动”，门外汉或许很难知悉它作为“业余剧团运动”的真意。

表现②：新谐声字（new phonetic-compound）

该类为汉化而新创造的，前文提到的“狮”便是。另外还有像“袈裟”、“茉莉”，如果不加以深究，很难想象它们分别来自梵文的kasaya和malli吧。现代社会的各行各业中也出现了很多新事物需要新符号加以命名，如用“砼”代“混凝土”，化学界的元素符号的命名是更成系统的新谐声字的典型。

表现③：借译词（loan-translation）

该类词大多是直译外来观念的抽象术语。如佛经中的“我执”、“住相”，近代哲学中的“超人”（Übermensch）等等。

表现④：描写词（descriptive forms）该类词前文已经提及，略。

3、 中国贷词的复杂状况

作为一种古往今来文化相对强势的语言，汉语的借词却往往多于贷词，存在“入超”的现象，这是为什么呢？这里不能做单一的文化层面的价值评判，还要考虑到时代征候、借贷的交流状况、借贷语言各方的本体特征等多种因素。即便是离析其中的汉语贷词成分，仍然可见其复杂性。

有汉字借出再译回的，但“昧于所出”，以及昧于那些充当中介的语言。如“太子”是从蒙古语对于“太师”一词的音译的变异，“相公”变异于“将军”，“夫人”变异于“无真”。英语typhoon据说是粤语“大风”的借出，再译回“台风”。对于译回时的音变现象，援引Sapir的说法便是：借用外国字往往引起它们在语音上的改变，也称之为“语音上的妥协”。如果从语音感知的角度，不难发现它的普遍性；而语音感知服从特定语言的音系规律，同样一个information，正字法相同，但英语和法语中各有它的念法。

解释外语中的汉语单词还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困难，比如：语流的共时音变层累地造成音系的历时变化，比如一些中古汉语入声字存在古今音差异；中国方言之间因历史的、地理的接触、渗透等客观条件而分歧芜杂，同样翻译Beckham，普通话翻译为“贝克汉姆”，粤语区翻译为“碧咸”，而闽南语的语言层次问题一直是个难题；汉语借入外语的时地条件不同等。

四、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状况

英国西部地名中含有Welsh语固有的词根“pen”，反映凯尔特民族活动的遗迹，后来在英格兰主体民族文化辐射之下逐渐收缩了生存空间。据考古实证，中国从江浙到岭南之间广大的土地上也曾经经历了类似的民族迁徙史，其实是“人挤人”的历史——操中原雅言的华夏族不断南下，挤压了操古侗台语的原住民（如东夷、山越）的生存空间，但后者依旧在今天许多南方地区留下了它的语言底层。比如这样一些地名：盱眙、姑苏、姑蔑、勾吴、勾践、余姚、余杭。单从构词法上看，与中原语言很大不同，实际上是“有音无词”，类似日语的某个双音节词，如“马”可训读为“ウマ”，用古音译为“宇末”，“猿/猴”可训读为“サル”，用古音译为“左吕”。我记得西周时期曾一度把“剑”叫作“轻吕”，据考证来自突厥语的双音词。再如美国的很多地名，像Chicago/Illinois/Michigan/Massachusetts，都来自当地被征服了的印第安民族的语言，命名所到之处都反映了一段血雨腥风的殖民史。

中国范围的“人挤人”的迁徙史悠长而丰富。汉代张掖郡治下的“骊轩”，音译自印欧语言（可能来自后来季羡林先生考证的操吐火罗语a/b，即焉耆语与龟兹语的中亚民族地区），而这似乎罗马帝国的东扩相关，汉代的西域地区确实出现过罗马军团活动的身影。之后最有深远影响的一次迁徙是“永嘉南渡”，北方士人世家大族在南方各地建立起“侨郡”，形成了各家大姓的“郡望”，由此，可从历史地理学+语言学角度，根据侨置的地名逆演其迁徙史，谭其骧先生的《晋永嘉丧乱后的民族迁徙》是很好的典范。另外，少数民族的古今分布差异也是历经“人挤人”的一个重要发现。如：壮语地名含有“那”、“都”、“古”、“六”等拟音字的，今天除壮族聚居区还分布在更广大的汉人居住地。

五、从姓氏别号看民族渊源以及宗教信仰

隋唐英雄传是我们民间耳熟能详的故事，其中有一位“尉迟敬德”，“尉迟”被很自然地视为汉族的复姓，与司马、公孙没有差别。实际上，“尉迟”是来自于阗语的对音，也就是说尉迟敬德本人或者至少是他的先祖拥有西域血统，操印欧语。其实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在姓氏上做的“汉化”努力更为深刻。比如曾经的鲜卑大姓“慕容”，后代从中分出了“慕”和“容”两姓，充作汉姓，另外像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直接更名为“元宏”，回族的阿拉伯语姓氏大多是多音节，也纷纷简化为单字。有谚云：“十个回子九个马，剩下一个准姓哈”，“张汉人，李倮倮，回回总是姓马多”……双音节或多音节姓氏的单音节化的趋势似乎是被少数民族内部所公认的道理。反过来，我们也可以根据现存的很多单音节姓氏逆推各自的先祖的民族渊源是何者。

北周宇文家族中有人取的小名很有意思。有人叫“萨保/萨宝”，有人叫“菩萨”，如果了解一些宗教学基础知识，可以察觉前者与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也叫拜火教）有关，当时有萨宝之官，执掌教务，后者显然与佛教有关，分别反映了各自的宗教信仰。由于宇文家族出身鲜卑，很容易让人将这种现象窄化地理解，其实汉族的一些使徒也通过命名表示虔诚侍奉之心，罗先生例举了两个基督徒世家：赵世延和赵萝蕤。当然，这些命名大多是调和了两种语境，如果不考察大量语料的对音关系，实在看不出很明显的宗教性。今天倒是有一众拜物教的使徒们纷纷自名为“王彼得”、“路易”、“李约翰”等等，虔诚之心脱口而出。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藏缅族（Tibeto-Burman speaking tribes）的“父子连名制”，基本的格式是：假设第一代的名字是ABC，第二代则为CDE/BCD，第三代则为EFG/CDE。与藏缅族有亲缘关系的大理摆夷族段氏是一个典例：祖辈叫段智祥，父辈叫段祥兴，子辈叫段兴智。

六、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

罗先生认为，在初民社会中名称的用处极大，名称相同的往往也被认为实质相同。这种思维有点像古希腊语文学派的一支秉持的“名实相符”论，认为事物命名反映其区别性特征。如果将这种初民的知识迁移到现代亲属谱系中，自然能用“父母、兄弟、姊妹”等名称区分关系的先后和血缘的亲疏，从而克服乱伦的陋习。然而，初民以及一些已经接触到现代文明的少数民族，并未根本地服从现代亲属谱系，在婚嫁制度上保留各自的的特色。

根据摩尔根《古代社会》对易洛魁人的婚嫁制度的分析，按照文明的先后可以分为：①完全杂交。②血族婚。③群婚制。其中，①不分亲属关系任意交媾，②只分出上下级，避免了“烝报”，但存在“并行从表婚”，也就是同辈男女之间的杂交。③是部落之间的联姻，在很大程度上排拒了家族内部的姻亲关系。罗先生对于黑夷的婚制考察，是基于第②点的“并行从表婚”开展，并提出了一个相对立的“交错从表婚”的概念。

“交错从表婚”可再细分为两种，区别在于是否允许“骨肉还家”。黑夷的“交错从表婚”反对“骨肉还家”，只允许外甥娶他的堂姊妹，类似汉人习惯把女子嫁出娘家。《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是表兄妹关系，触碰连少数民族都摒弃的伦理底线，难怪家长不允。倮倮的“交错从表婚”则是交互性的，外甥和内侄可以与从表姊妹交错相配，采取掉换法，并没有黑夷的那种“骨肉还家”的禁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