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8《毛泽东文集》第七卷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
目录
第七卷
（一九五六年一月━一九五八年十二月）
22、对范仲淹两首词的评注
23、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
24、给胡乔木的信
25、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问题
26、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27、独立自主地搞建设
28、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
29、同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的谈话
3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
3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
32、给周世钊的信
33、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
34、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22、对范仲淹两首词的评注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
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睡不着，哼范词，写了这些。江青看后，给李讷[2]看一看。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范仲淹（九八九——一○五二），字希文，苏州吴县（今吴县市）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他的两首词指《苏幕遮》和《渔家傲》。《苏幕遮》原词为：“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渔家傲》原词为：“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2]李讷，一九四○年生，毛泽东之女。
23、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六日)
亲爱的同志们:
当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节日，我和中国代表团全体同志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中国全体人民和全体共产党员，谨向伟大的苏联人民、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致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谨向在座的各位同志和朋友致以热烈的兄弟般的祝贺。
苏联人民在四十年前举行的这个伟大的革命，正如革命导师列宁多次指出的，开始了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
历史上发生过各种的革命。但是，过去的任何一次革命，都不能够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相比拟。
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十月革命破天荒第一次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这个革命证明:没有了地主和资产阶级，人民完全能够有计划地建设自由幸福的新生活。同时又证明:没有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世界各民族完全能够和睦共处。
苏联人民在四十年中经历了艰苦的路程。帝国主义者千方百计地企图消灭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的敌人曾经显得好像比苏联更强大，他们两次武装进攻苏联。但是英勇的苏联人民，在光荣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把这些侵略者的进攻彻底地粉碎了。
苏联之所以不可战胜，就是因为苏联是一个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是一个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是一个以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有的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国家，是一个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真正反对民族压迫和援助被压迫民族解放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有本国全体人民的热烈支持，同时有世界各国人民的热烈支持。这两种支持所达到的程度，是各国的历史所从来没有过的。
苏联的面貌在四十年间完全改变了。在革命以前，俄国的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曾经是比较落后的。现在苏联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等强大的工业国家。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苏联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规模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原子能发电站，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批喷气式客机，制成了世界上第一批洲际弹道火箭，发射了世界上第一个和第二个人造卫星。全世界公认:苏联两次发射人造卫星的成就，开辟了人类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所有这些，不但是苏联人民的骄傲，而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骄傲，而且是全人类的骄傲。对此感到不高兴的，只是一些反动派。
苏联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来解决实践中的任务，保证了苏联人民的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1]为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所提出的奋斗纲领，就是一个范例。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克服个人崇拜，在发展农业，在改组工业和建设的管理，在扩大加盟共和国和地方机构的权限，在反对反党集团、巩固党的团结，在改善苏联陆海军中党和政治的工作等等问题上所采取的明智措施，将毫无疑问地促成苏联各种事业的进一步巩固和进一步发展。
世界各国人民从苏联人民所获得的成就中，一天比一天明显地看到自己的将来。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世界各国的广大人民热烈地庆祝十月革命的四十周年，因为这四十年的历史使他们确信，无产阶级必然能够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然能够战胜资本主义，被压迫民族必然能够战胜帝国主义。当然，在人民前面还有困难和曲折。但是，列宁在三十六年前说得好，“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2]。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从来就是十月革命所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革命有自己民族的特点，估计到这些特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论在革命事业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都充分地利用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丰富经验。中国人民感到幸运，因为有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使自己可以减少或者避免许多错误，可以比较顺利地进行自己的事业，虽然中国人民面前的困难还很多。
事情很明显，在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视或者不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析地、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经验，那末，他就不能通晓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问题；那末，他就会或者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或者陷入修正主义的错误。我们需要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而在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
同样很明显，在十月革命以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如果拒绝同苏联友好相处，那就只能损害本国人民的真正利益。
现在全世界踏上十月革命道路而赢得胜利的，已经有欧洲和亚洲的一系列国家，包括了九亿多人口，形成了强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体系。资本主义早已丧失了优势，社会主义早已变成了不可战胜的力量。
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他们对于革命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难道沙皇和蒋介石对于革命人民的种种迫害，不就是对于伟大的俄国革命和伟大的中国革命起了这样的促进作用吗?
帝国主义除了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对国内人民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迫害以外，还指望着战争。但是他们能够从战争中指望什么呢?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已经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俄国出现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东欧和东方出现了更多的革命。如果帝国主义好汉们决心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们除了促使世界资本主义制度根本灭亡以外，不会得到什么别的结果。
社会主义各国的政府和人民是和平的新生活的建设者。我们完全不需要战争，并且坚决反对新的世界大战。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贯地为和缓国际紧张局势而努力。苏联在裁军问题上，在禁止制造、使用和试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问题上，所一再提出的建议，代表着社会主义各国的共同主张，同时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我们坚决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竞赛，各国内部的事务由本国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解决。我们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样大家知道的五项原则。
美帝国主义顽固地要干涉各国的内部事务，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事务，例如，在中国干涉解放台湾，在匈牙利制造反革命叛乱[3]。它特别放肆地干涉那些位于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中间地带各国的内部事务。美国现在还在策划通过土耳其或以色列侵入独立的叙利亚，还在阴谋颠覆反殖民主义的埃及政府。美国的这种疯狂的侵略政策，不但造成了中东的危机，而且造成了新的世界战争的危机。全世界爱好和平自由的人民都站在叙利亚方面，反对美国和土耳其的侵略者，正如他们在去年十月都站在埃及方面，反对英法和以色列的侵略者一样。苏联政府已经向美国和土耳其提出严重警告，要求他们迅速打消侵略计划。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叙利亚的卫国斗争，坚决支持苏联的正义立场。
帝国主义的豺狼们应该记住，由他们任意摆布人类命运、任意宰割亚非国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美国帝国主义曾经而且还在继续竭力破坏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但是它终究无法阻止中国的六亿人口勇敢地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的各种建设事业已经在八年的短时期内取得了过去百年中所不可能有的成就。中国有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企图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反对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中国同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结成亲密的联盟。他们的这种狂妄企图，已经在全国人民的反击之下彻底失败了。[4]
为了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迅速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国人民正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进行一个生气勃勃的整风运动。这就是在城市和农村中对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重大政策、党政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人民的生活福利等项问题，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有领导地自由地展开全民性的大辩论，用以正确地解决在人民内部实际存在而为当前所必须解决的各项矛盾问题。这是一个社会主义的人民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运动。这个运动已经取得巨大的胜利。凡是这样做了的地方，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迅速增长，错误思想迅速澄清，工作中的缺点迅速克服，人民内部的团结迅速加强，劳动纪律和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我们正在六亿人口中分期分批地推行这个人民自我教育运动，大概再有几个月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今后，我们准备每年或每两年举行一次整风运动，运动时间可以大为缩短，作为解决我国整个过渡时期各项社会矛盾的一个主要方法。实行这个方法有一个根本的出发点，就是必须坚决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是会站在我们方面的，是讲道理的。这一点已为运动的全部经验所证明。
我们根据列宁关于密切联系群众、承认群众的首创精神、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在多年的革命实践中，得出了整风的方法，而目前的社会主义自我教育运动又一次说明了这个方法的正确性。
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得到了苏联的多方面的兄弟般的援助。在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时候，请让我们对于给予中国这种友好援助的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致以衷心的谢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在成立的初期，就同苏联缔结了友好同盟互助的条约[5]。这是两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同盟。我们同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共命运，同呼吸。我们认为，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是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神圣的国际义务。
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采用一切挑拨离间的手段，企图破坏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友谊和团结。但是，事实只能使帝国主义者失望。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得愈来愈紧密了。自从有历史以来，任何国家间的关系，都不可能像社会主义国家间这样休戚与共，这样互相尊重和互相信任，这样互相援助和互相鼓舞。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新型的国家，是推翻了剥削阶级而由劳动人民掌握权力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间的相互关系中，实现着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统一的原则。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理想把我们紧紧地联结在一起。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这样说过:“过去的经验证明: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该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这个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6]九十几年前马克思的这个指示，对于我们永远不会过时。
亲爱的同志们!从世界各国来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代表今天在这里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盛会，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世界人民力量的伟大团结，就象征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兴旺发达。让我们继续努力增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增强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去迎接新的更伟大的胜利!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和友谊万岁!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的国际主义旗帜万岁!
全世界无产者和爱好和平的人民联合起来!
根据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七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释】
[1]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见本卷第22页注[4]。
[2]见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新的译文是：“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9页）
[3]指匈牙利一九五六年十月至十一月发生的反政府政治事件。
[4]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六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对右派进攻实行反击。当时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在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扩大化的错误。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来。
[5]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主要内容是，双方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制止日本或其同盟国家的侵略行为；双方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两国间的经济、文化互助合作关系。条约于同年四月十一日起生效，有效期三十年。一九七九年四月三日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鉴于国际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决定条约期满后不延长。
[6]见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新的译文是：“过去的经验证明：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那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受到惩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7页）
24、给胡乔木的信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乔木同志:
除四害通知[2]尚有缺点，不扎实，轻飘一些。这是因为没有研究各地已经取得的丰富经验，你脑子里对此问题还很不懂的原故。现在有大批经验了，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将国各省、市、县见于报纸的经验一齐找来仔细看一遍，边看边想，形成成套思想，然后下笔成文。至少改三遍、五遍，找彭真、刘仁[3]及北京有经验的除这干部二三人及科学家二三人开一二次会，发表意见，修正文件，字斟句酌，逻辑清楚，文字兴致勃勃。文件可以长一点，达一千字至二千字左右也可以。总之使人看了感觉解决问题，百倍信心，千钧干劲，行动起来。内容要把人人振奋，改造国家，带动消灭人病、牲口病、作物病的道理讲清楚，这是理论。然后讲办法，也要讲得入情入理，使人觉得切实可行，没有外行行话。要写这一部分，也要认真研究，下苦功钻一下。然后讲到书记动手，报纸、刊物、广播、定期扫除、定期检查等事，作为结束。两星期内写好、通过、发出就好了。送我看一次。
莫斯科讲话[4]，请打字送我再看一次，还觉得有需要修，改之处。
毛泽东
十一日一十五日八时
到济南时，可歇一宿，认真谈一下。那里的斗争文件，工业、农业计划，找一份带回去，认真看一遍。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
[2]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稿。
[3]彭真（一九○二 ——一九九七），山西曲沃人，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刘仁（一九○九——一九七三），四川酉阳人，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
[4]指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三次讲话。
25、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问题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金日成[1]首相同志: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和二十五日两次来信都已经收到了。
来信中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问题所提出的两个方案，我们已经仔细地研究过。我们觉得，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动提出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要求，然后由中国政府响应朝鲜政府的要求，是比较适宜的。因此，我们认为采用十二月十六日来信中所提出的方案较好。对于这个方案，我们提出一些具体意见。这些意见，我们已经同苏联政府商量过，他们表示完全同意。现将这些意见函告如下，请你和朝鲜劳动党中央考虑是否妥当。
1、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写信给联合国，要求联合国军撤出朝鲜，的确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因为这样可以便于苏联作为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在联合国内提出主张，推动联合国采取行动。但是，这个方式也有缺点，那就是把整个联合国作为同我们敌对的一方，而实际上派出侵略军队组成联合国军的，只是少数联合国的成员国。因此，我们建议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声明中根据朝、中方面在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2]上关于朝鲜问题的基本主张，提出以下的建议:
(1)联合国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时撤出朝鲜；
(2)由朝鲜南北双方在对等的基础上进行协商，以建立和发展南北朝鲜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并且筹备全朝鲜的自由选举；
(3)在外国军队完全撤出南北朝鲜以后的一定时期内，在中立国机构监督之下举行全朝鲜的自由选举。
2、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了公开声明以后，中国政府接着发表声明，支持朝鲜政府的主张，并且正式表示准备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协商分批定期撤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问题，同时要求联合国军方面有关各国政府采取同样的步骤。
3、苏联政府接着也发表声明，支持朝、中政府的声明，强调联合国军方面各国政府应该像中国政府那样响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要求，并且建议召开有关国家的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4、今年二月中，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政府访问朝鲜期间，朝中两国政府可以在联合公报中宣布，中国政府已经商得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同意，中国人民志愿军决定在一九五八年年底以前分批撤出朝鲜。在联合公报中，朝、中两国政府可以声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联合国军之前撤出朝鲜，是为了和缓紧张局势，便于朝鲜南北双方在对等的基础上协商朝鲜的和平统一。因此，联合国军应该采取同样的行动。同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是唇齿相依、患难与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决不是对朝、中人民休戚相关的利益置之不理。如果李承晚[3]和美国重新进行挑衅，越过停战线，那末，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政府提出要求的情况下，将毫不犹豫地再一次同朝鲜人民军并肩击退侵略。
5、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时间表，我们初步拟定如下:
(1)一九五八年三月至四月，在朝、中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以后，撤回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均放在第二道防线，由朝鲜人民军全部接防第一线；
(2)一九五八年七月至九月，撤回第二个三分之一；
(3)一九五八年年底以前撤回最后的三分之一。
6、在朝中两国政府联合公报发表后，中立国监察委员会[4]的两瑞方面很可能再次提出撤销监察委员会的要求，届时，我们可以根据联合国军尚未撤走的理由，请他们留一最小限度的人数在板门店执行监察任务，但是也要准备他们会不顾而去。
以上各点意见，请你们研究后答复。
此致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原件刊印。
【注释】
[1]金日成，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
[2]日内瓦会议，见本卷第148页注[3]。
[3]李承晚（一八七五——一九六五），当时任南朝鲜即韩国总统。
[4]中立国监察委员会，是根据《朝鲜停战协定》于一九五四年八月一日成立的，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典和瑞士四国成员组成，执行《朝鲜停战协定》有关条款所规定的监督、观察、视察与调查的职能。
26、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三月)
一
少奇同志在南宁会议[2]谈了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陈云[3]同志让他亲戚煮饭，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这是讲公安部。其他各部都有规章制度问题，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这也是拿钱买经验。建国之初，没有办法，搬苏联的，这有一部分真理，但也不是全部真理，不能认为非搬不可，没有其他办法。政治上、军事上的教条主义，历史上犯过，但就全党讲，犯这错误的只是小部分人，多数人并无硬搬的想法。建党和北伐时期，党比较生动活泼，后来才硬搬。规章制度是繁文缛节，都是“礼”。大批的“礼”，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部长也不一定知道。工业和教育两个部门搬得厉害。农业部门搬的也有，但是中央抓得紧，几个章程和细则都经过了中央，还批发一些地方的经验，从实际出发，搬得少一些。农业上见物也见人，工业上只见物不见人。商业好像搬得少一点，计划、统计、财政、基建程序、管理制度搬得不少。基本思想是用规章制度管人。
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教训就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理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这个道理没有运用到经济建设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为什么硬搬，就是不讲辩证法。苏联有苏联的一套办法。苏联经验是一个侧面，中国实践又是一个侧面，这是对立的统一。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如办报纸，搬《真理报》的一套，不独立思考，好像三岁小孩子一样，处处要扶，否则就丧魂失魄。什么事情都要提出两个办法来比较，这才是辩证法，不然就是形而上学。铁路选线、工厂选厂址、三峡选坝址，都有几个方案，为什么规章制度不可以有几个方案?部队的规章制度，也是不加分析，生搬硬套，进口“成套设备”。
二
规章制度是一个问题，借此为例，讲一讲思想方法问题——坚持原则和独创精神。
国际方面，要和苏联、一切人民民主国家及各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友好，讲国际主义，学习苏联及其他外国的长处，这是一个原则。但是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
我们党从建党到北伐这一时期，即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虽有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4]，但当时党的作风比较生动活泼。十月革命胜利后三年，我们建立了党，参加党的人都是参加五四运动和受其影响的青年人。十月革命后，列宁在世，苏联阶级斗争很尖锐，斯大林尚在岌岌可危的时候，他们也是生动活泼的。这个时期，一般说没有教条主义。
从内战开始到遵义会议[5]这一时期，即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我们党发生了三次“左”倾路线[6]，而以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王明路线[7]最为厉害。当时苏联反托派胜利了，斯大林的地位开始巩固，在理论上又战胜了德波林学派[8]，而共产国际[9]远东部实际上又是米夫[10]在负责，他的作用太大了。这些条件使教条主义得以形成。中国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差不多都是在苏联受到影响的，当然也不是所有去莫斯科的人都是教条主义者。当时去苏联的许多人当中，有些人是教条主义者，有些人不是；有些人联系实际，有些人不联系实际，只看外国。当时王明[11]等人搞了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几百人在苏联学习，为什么只有二十八个半呢?就是他们“左”得要命，自己整自己，使自己孤立。
中国的教条主义有中国的特色，过去已经作过结论。中国的教条主义表现在战争中，表现在富农等问题上。因为中国富农人数很少，决定原则上不要动它，向富农作某些让步。但是“左派”不赞成，他们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结果地主富农都没饭吃，一部分被迫上山搞白色游击队，赤白对立。在资产阶级问题上，他们主张一概打倒，不仅政治上消灭，经济上也消灭，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对帝国主义也不加分析，认为是一块铁板，没有矛盾，都支持国民党。
全国解放后，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工作、计划工作、银行工作和统计工作方面，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晓得，只好搬。统计几乎全部是抄苏联的。教育方面搬得也相当厉害，例如五分制、小学五年一贯制等，甚至不考虑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卫生工作也搬，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鸡蛋，不能喝鸡汤，因为苏联有一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喝鸡汤，后来又说能吃了。不管人家的文章正确不正确，中国人都听，都奉行，总是苏联第一。商业搬得少些，因为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因为中央直接抓，中央这几年主要抓革命和农业，商业也抓了一点。
各个部门存在教条主义的情况不同，需要分析比较，找出原因。
一、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这方面大部分正确，一部分不正确，是硬搬。
二、我们对苏联和中国的情况都不了解。对苏联的经验、情况、历史发展不甚了解，既然不了解只好盲目地学他们。现在情况变了，大企业的设计、施工，一般说来可以自己搞了；装备，再有五年就可以自己造了；对苏联的和对中国的情况，了解得也比较多了。
三、精神上受到压力。菩萨比人大好多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一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继续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在一起的像，我总比斯大林矮一些，这就是盲目屈服于苏联的压力。马列主义主张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赫鲁晓夫[12]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内多数人是不同意的，但也有一些人屈服于这个压力，要学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四、忘记了历史经验教训，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我昨天已经讲过，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合乎者另拟，也不作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中央苏区时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者，他们的《布尔什维克》[13]刊物把自己说成百分之百的正确，自己吹嘘自己。《实话》[14]报攻击中央苏区有五大错误，不讲一条好处，其办法是“攻其一点或几点，不及其余”。
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在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国防费用在和平时期要少，行政费用在任何时候都要少。
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到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他们不挂斯大林的像，我们挂。一九五○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订立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5]。对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的态度是:第一，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第二，如果你一定要坚持，我可以接受，但保留意见。这是因为要顾全整个社会主义的利益。还有两处势力范围，东北和新疆，不准第三国的人住在那里，现在取消了。批判斯大林，使那些迷信他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们的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对苏联经验，一切好的应当接受，不好的应当拒绝。现在我们已学会了一些本领，对苏联有了些了解，对自己也比较了解了。
一九五七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讲了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农业合作化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16]，群众性的对我们的批评，对人们思想的启发很大。
一九五八年，在杭州[17]、南宁、成都开了三次会。会上大家提了许多意见，开动脑筋，总结八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应当改。怎样改呢?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的则集，能分的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下来的[18]。资产阶级民主在社会主义之前是进步的，到社会主义时则是反动的。在苏联的总人口中，俄罗斯族占百分之五十多，少数民族占将近百分之五十，而在中国的总人口中，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少数民族占百分之六，所以中国不能像苏联那样搞加盟共和国。
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真洋鬼子”不许革命。党的七大[19]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建立新中国。抗日时期我们同王明的争论，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为止，我们提十大纲领[20]，王明提六大纲领[21]。按照王明的做法，即斯大林的做法，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革命胜利了，斯大林又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革命，我们也不辩护。抗美援朝战争[22]一打，这种怀疑才消除了。可是到我们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时候，我们讲这个问题，他们不讲，还说我们是搞自由主义，好像又不是真革命了。这个讲话发表后，《纽约时报》全文登载，杜勒斯[23]说要看一看。讲话是六月十九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六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他就看到了，并在二十三日作出结论，说是“中国要自由化”。当时苏联给了我们一个“备忘录”，怕我们向右转。资产阶级要灭亡，见了芦苇当渡船。半个月后杜勒斯说:中国坏透了，苏联还好些。反右派一起，当然“自由化”没有了。
总之，基本路线是普遍真理，但各有枝叶不同。各国如此，中国的各个省也如此。
三
各省、市、自治区要每两个月开一次会，开几个人或十几个人的小型会，检查总结一次工作。协作区[24]也要两三个月开一次会。今年要抓紧，因为是群众运动，两个月变化很大，要互通情报。开会的目的，是为了调整生产节奏。工业要有生产节奏，农业也要有，商业、文教、政治都要有点节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是快和慢的对立的统一。在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下，波浪式地前进，这是缓和急的对立的统一，劳和逸的对立的统一。只有急和劳，就是片面性。如果专搞劳动强度，不休息，那怎么行呀?湖北有个县委书记，不看农民的情绪，腊月二十九还让修水库，结果民工跑了一半。做事总是有缓有急，是苦战和休整的统一。打仗也是有节奏的。从前打仗，两个战役之间必须有一个休整、补充和练兵的时间，不可能一个接一个地打。但在中央苏区，那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就是反对休整，主张“勇猛果敢，乘胜直追，直捣南昌”，那怎么行呢?苦战和休整的对立的统一，这是规律，而且是互相转化的。没有一种事情不是互相转化的。急转化为缓，缓转化为急，劳转化为逸，逸转化为劳。苦战和休整，也是如此。劳和逸、急和缓有同一性，苦战和休整也有同一性。睡眠和起床也是对立的统一。试问，谁能担保起床以后就不睡觉?反之，“久卧者思起”。睡眠转化为起床，起床转化为睡眠。开会走向反面，转化为散会。只要一开会就包含着散会的因素，我们不能在成都开一万年的会。《红楼梦》里说:“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这是真理。散会以后，问题积起来了，又转化为开会。团结中就包含不团结，有意见分歧就转化为斗争，不可能天天团结，年年团结。讲团结，就是因为有不团结。人总是参差不齐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永久的、无条件的。不团结也是无条件的，讲团结时还有不团结，因此要做工作。只讲团结一致，不讲斗争，不是马列主义。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斗争，才能达到新的团结。团结转化为斗争，斗争再转化为团结。不能光讲团结和一致，不讲矛盾和斗争。苏联就只强调一致，不讲矛盾，特别是不讲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没有矛盾和斗争，就没有世界，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命，就没有一切。老讲团结，就是“一潭死水”，就会冷冷清清。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后浪逐前浪好?要打破旧的团结基础，经过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党是这样，阶级是这样，人也是这样。团结、斗争、团结，这就有工作做了。生产转化为消费，消费转化为生产。生产就是为了消费，生产不仅是为其他劳动者，生产者自己也是消费者。不吃饭，一点气力没有，不能生产，吃了饭有了热量，就可以多做工作。马克思认为，生产就包含着消费，新产品的生产就是原材料的消费，机器的消耗，劳动力的消耗。[25]生产与消费，建设与破坏，都是对立的统一，是互相转化的。鞍钢的生产就包含消费，几十年就要更换设备。播种转化为收获，收获转化为播种。播种是消费种子，种子播下后，就向反面转化，由种子变为秧苗，以后收获，又得到新的种子。
要举丰富的例子，搞几十个、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的统一和互相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
春夏秋冬也是相互转化的，春夏的因素就包含在秋冬中。生与死也是相互转化的，生物转化为死物，死物转化为生物。我主张五十岁以上的人死了以后开庆祝会，因为人是非死不可的，没有死就没有生，这是自然规律。
苏联出版的《简明哲学辞典》中有一条专门与我作对，它说生与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战争与和平相互转化是不对的。[26]那末究竟谁对?请问，生物不是由死物转化来的，那是如何而来的呢?地球上原来只有无机物，以后才有有机物。有生命的物质都是氮、氢等十二种元素变成的，生物总是死物转化而来的。
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也是相互转化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就是这样。当然，我们这个压迫者是对旧统治者阶级而言的，而不是对老百姓讲的。这是讲阶级专政，而不是讲个人压迫者。
战争转化为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和平是战争的反面，没有打仗哪会有“和平”二字。三八线[27]一打仗是战争，一停战又是和平。战争是特殊形式的政治，是政治的继续，政治也是一种战争。
总而言之，量变转化为质变，质变转化为量变。欧洲教条主义浓厚，苏联因为有伟大的成就，就产生一些缺点，总是要转化的。现在我们讲辩证法，将来也可能产生教条主义，思想僵化的现象可能发生。如果我们工业搞成世界第一，那时就可能翘尾巴，翘得像孙行者的尾巴那样高，那时就可能转变为落后。
有限转化为无限，无限转化为有限。古代的辩证法转化为中世纪的形而上学，中世纪的形而上学转化为近代的辩证法。宇宙也是转化的，不是永久不变的。资本主义要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又要转变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要转化的，也是有始有终的，一定会分阶段的，不会固定不变的，将来或许要另起个名字。只有量变没有质变，那就违背了辩证法。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不是经过发生、发展和消灭的。猴子变人，产生了人，但整个人类最后是要消灭的，它会变成另外一种东西，那时候地球也没有了。地球总要毁灭的，太阳也要冷却的，太阳的温度现在就比古代低得多了。二百万年以来我们处在第四纪冰河时期，冰河一来，生物就大批死亡。现在南极大陆下面有很多煤炭，可见古时候那里是很热的。
事物总是有始有终的，只有两个无限，时间和空间无限。无限是由有限构成的，各种东西都是逐步发展、逐步变动的。
讲这些，是为了解放思想，把思想活泼一下。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要教育干部，中央、省、地、县四级干部很重要，包括各个系统，有几十万人。要多想，不要死背经典著作，而要开动脑筋，使思想活泼起来。
过去我们在建设问题上用的心思太少，主要精力是搞革命。错误还是要犯的，不可能不犯，犯错误是正确路线形成的必要条件。正确路线是对错误路线而言，二者是对立的统一。正确路线是在同错误路线作斗争中形成的。说错误都可以避免，只有正确，没有错误，这种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犯得少一点，犯得小一点。正确与错误是对立的统一，难免论是正确的，可免论是不正确的。只有正确，没有错误，历史上没有这个事实，这是否认对立统一这个规律，是形而上学。争取错误犯得最少，这是可能的。错误犯得多少，是高个子和矮个子的关系。少犯错误，是可能的，应该办到，马克思、列宁就办到了。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四川成都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部分地方负责人、中央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会议。毛泽东在九日、十日、二十日、二十二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共作了六次讲话。本篇一是九日讲话的一部分；本篇二是十日的讲话；本篇三是二十日讲话的主要部分。
[2]南宁会议，见本卷第362页注[4]。
[3]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4]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见本卷第56页注[3]。
[5]遵义会议，见本卷第109页注[7]。
[6]三次“左”倾路线，见本卷第109页注[4]。
[7]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王明路线，见本卷第47页注[18]。
[8]德波林（一八八一——一九六三），苏联哲学家。一九二九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三十年代初，苏联哲学界发动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认为他们犯了理论脱离实践、哲学脱离政治等唯心主义性质的错误。
[9]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见本卷第57页注[7]。
[10]米夫（一九○一——一九三八），苏联人。一九二八年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兼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一九三○年冬到上海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在他的支持下，王明掌握了党的最高领导权。
[11]王明，见本卷第47页注[16]。
[12]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13]《布尔什维克》，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创刊，现存的最后一期是一九三二年七月出版的第五卷第一期。
[14]《实话》，由中共中央出版，一九三○年十月三十日创刊，现存的最后一期是一九三一年三月五日出版的第十三期。
[15]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见本卷第320页注[5]。
[16]见本卷第320页注[4]。
[17]杭州会议，见本卷第362页注[3]。
[18]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改进商业管理体制、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三个规定草案，适当向地方和企业下放管理权力。同年十一月十四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十四次会议原则批准这三个规定，决定自一九五八年起施行。
[19]七大，即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见本卷第98页注[3]。
[20]见本卷第129页注[12]。
[21]见本卷第129页注[11]。
[22]抗美援朝战争，见本卷第45页注[2]。
[23]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24]协作区，见本卷第363页注[9]。
[25]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2页）。
[26]参见罗森塔尔、尤金编的《简明哲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6页。
[27]三八线，见本卷第66页注[3]。
27、独立自主地搞建设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
此件即刻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上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反对这条路线的人们如果不能说服我们，他们就应当接受这条路线。“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2]，走进死胡同，请问有什么出路呢?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为向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印发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报告写的批语。
[2]见《孟子·离娄上》。
28、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昨天你们走了以后，我一直睡不着，也没有吃饭。今天请你们来谈谈，当个医生，下午就可以吃饭、睡觉了。你们很幸运，能够吃饭、睡觉。
我们言归正传，吹一吹昨天交谈的问题。就在这个房间里吹!我们之间没有紧张局势。我们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相同，一个指头不同。这个问题，我讲了两三次了你忘了没有?
昨天的问题我又想了一下，可能我有误会，也可能我是正确的，经过辩论可以解决。看来，关于海军提出的核潜艇的请求[2]可以撤销。这个问题我脑子里没有印象，问了他们才知道，海军司令部里有那么些热心人，就是苏联顾问，他们说苏联已经有了核潜艇，只要打个电报去，就可以给。
海军核潜艇是一门尖端科学，有秘密，中国人是毛手毛脚的，给了我们，可能发生问题。
苏联同志胜利了四十年，有经验。我们胜利才八年，没有经验，你们才提合营问题。所有制问题老早就提过，列宁就提过租让制[3]，但那是对资本家的。
中国还有资本家，但国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此外，还有什么理由?
你们控制过旅顺、大连，后来走了。为什么控制?因为当时是国民党的中国。后来你们自动走了，因为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了。
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和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4]。后来，赫鲁晓夫[5]同志提议取消了，我们感谢他。
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作是第二个铁托[6]，是个落后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
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7]是一样的。
另外，我们对米高扬[8]不满意。他摆老资格，把我们看做儿子。他摆架子，可神气了。一九四九年他第一次来西柏坡的时候，架子就很大，后来又来了几次，都是这样。每次来都劝我去莫斯科，我说去干什么?他说，总会有事情做的。后来，还是赫鲁晓夫同志出了题目，去开会，搞个文件。
去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当时我说过，什么兄弟党，只不过是口头上说说，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这一点，我在小范围内同赫鲁晓夫等同志谈过。他们承认。这种父子关系，不是欧洲式的，是亚洲式的。当时在场的有布尔加宁、米高扬、库西宁、苏斯洛夫[9]等人，还有你(指尤金)吗?中国方面，有我和邓小平[10]。
我对米高扬在我们八大[11]上的祝词不满意，那天我故意未出席，表示抗议。很多代表都不满意，你们不知道。他摆出父亲的样子，讲中国是俄国的儿子。
中国有它自己的革命传统，但中国革命没有十月革命也不能胜利，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能胜利。
苏联的经验要学。普遍真理要遵守，这就是《莫斯科宣言》里所写的那九条[12]。要学习所有的经验，正确的经验要学，错误的经验也要学。错误的经验是:斯大林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他不完全是形而上学，有一部分辩证法，但大部分是形而上学。你们叫做个人崇拜，是一个东西。斯大林很爱摆架子。
我们支持苏联，但错误的东西不支持。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我们没有公开谈，报上没有讲。我们很谨慎，也未公开批评你们，采取了内部交谈的办法。我去莫斯科以前，和你谈过。在莫斯科期间，由邓小平同志谈了五条[13]。今后，我们也不准备公开谈，因为这对赫鲁晓夫同志不利，应该巩固他的领导。我们不谈，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些意见不是真理。
在国家关系上，我们两国是团结一致的。这连我们的敌人都承认，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只要是不利于苏联的，我们都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对苏联的进攻，在大的问题上我们都反对。苏联也是这样做的。
苏联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的呢?从打朝鲜战争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两国开始合拢了，才有一百五十六项[14]。斯大林在世时是一百四十一项，后来赫鲁晓夫同志添了好多项。
我们对你们是没有秘密的。我们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你们都知道，你们有一千多个专家在我们这儿工作。我们相信你们，因为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列宁的后代。
但在我们的关系中，也有过问题，主要与斯大林有关。有三件事:第一，两次王明路线[15]。王明是斯大林的后代。第二，不要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第三国际[16]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国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并没有灭亡。第三，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时，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17]就向我进攻。
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
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到朝鲜战争时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和其他各国兄弟党对我们的怀疑。
这种怀疑是必然的:“第一，你们反王明；第二，不要你们革命，你们非革命不可；第三，到莫斯科要斯大林订条约，要收回中长路，那么神气。”在莫斯科，科瓦廖夫[18]招待我，费德林[19]当翻译。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我说，我在这儿有三个任务:一、吃饭；二、睡觉；三、拉屎。
军事学院有个苏联顾问，在讲战例的时候，只准讲苏联的，不准讲中国的，不准讲朝鲜战争的，只准讲苏军的十大打击。
让我们自己讲讲嘛!他连我们自己讲都不让。我们打了二十二年仗嘛!在朝鲜还打了三年嘛!请军委把这个材料搜集一下，交给尤金同志，如果他要的话。
有些事情我们没说，怕影响中苏关系，尤其是在波、匈事件的时候。当时波兰要赶走你们的专家，刘少奇同志在莫斯科建议你们撤走一部分，你们接受了，波兰人就高兴了，说他们有自由了。那时我们不能提专家问题，怕你们怀疑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赶走专家。我们不赶，即使有十个波兰赶，我们也不赶。我们需要苏联的帮助。
我劝过波兰人，要学习苏联，劝他们在反教条主义以后，提出学习苏联的口号。学习苏联，对谁有利?对苏联有利，还是对波兰有利?这首先对波兰有利。
我们要学习苏联，但首先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经验，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为主。
有些苏联顾问，任职可以定个期限。如在我国军事、公安两个部门的首席顾问，一直没有个期限，换来换去，也不通知我们，也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好比说派大使吧，你尤金走了，派另外的人来，如果不和我们商量，能行吗?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你们派到我们公安部门的顾问，坐在那里，如果中国人不告诉他情况，他能知道个什么?
我劝你们去各省跑跑，与人民接触，多了解情况。我同你谈了多次，如果不是一万次，也有一千次了。
苏联专家中大部分人基本上是好的，个别人有些缺点。我们过去也有缺点，没有主动多向苏联同志介绍情况。现在要克服这些缺点，采取积极的态度。这次就向他们介绍中国的总路线，一次不成，两次；两次不成，三次、多次。
这些话，都是由于搞核潜艇“合作社”引起的。现在我们决定不搞核潜艇了，撤回我们的请求。要不然就把全部海岸线交给你们，把过去的旅顺、大连加以扩大。但是不要混在一起搞，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两把手不好办。
打起仗来情况就不同了，你们的军队可以到我们这儿来，我们的军队也可以到你们那儿去。如果在我们这儿打，你们的军队也应该听我们的指挥。如果在你们那儿打，我们的军队比你们少的话，也应该听你们的指挥。
我这些话很不好听，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
取消四个合营公司、撤销旅顺基地的是赫鲁晓夫同志。斯大林在世时，要在我们这儿搞罐头工厂。我回答他说，你们给我们设备，帮助我们建设，全部产品都给你们。赫鲁晓夫同志夸奖了我，说我回答得好。但为什么现在又搞海军“合作社”?你们建议搞海军“合作社”，怎么向全世界讲话?怎么向中国人民讲话?你们可以训练中国人，同帝国主义斗争，你们作顾问。否则，旅顺，不仅旅顺，可以租给你们九十九年。搞“合作社”有一个所有权问题，你们提出双方各占百分之五十。你们昨天把我气得一宿没有睡觉。他们(指在座的其他中国领导人)没有气，我一个人有气。如果犯错误，是我一个人。
(周恩来:这是我们政治局的一致意见。)
这次没谈通，可以再谈，可以每天向你谈一次。不行，我可以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同志谈，或者请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把一切问题都谈清楚。
(彭德怀:今年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给我打来一个电报，要求在中国海岸建设一个长波雷达观测站，用来在太平洋指挥潜艇舰队，需要的费用一亿一千万卢布，苏联负担七千万，中国负担四千万。)
这个问题和搞海军“合作社”一样，无法向人民讲，向国外讲，政治上不利。
(彭:彼得罗舍夫斯基[20]，在作风上也很粗暴。他对我们的建军原则，对我们在个别地方不采用苏军条例，很不满。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福建军区的叶飞[21]同志说，福建到处是山，苏军的练兵条例不完全适用，因为苏军条例主要是按平原的条件制定的。彼得罗舍夫斯基听了很不满意当时就说:“你污辱了伟大斯大林所创造的伟大的军事科学。”他这样一说，会场的气氛很紧张。)
上面这些事，有的过去讲了，有的没有讲。你们这样大力地帮助我们，而我们又讲你们的坏话，可能使你们难过。我们的关系，就好像教授与学生的关系。教授可能有缺点，学生是不是要提意见?要提，这不是要把教授赶走，教授还是好教授。
你们就帮助我们建造核潜艇嘛!你们可以作顾问。为什么要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打算搞二三百艘这种潜艇。
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但其他方面的合作还可以进行，决不会闹翻。我们还是始终一致地支持苏联。我们可以在房子里吵架。
我在莫斯科时同赫鲁晓夫同志谈过，你们不一定满足我们的一切要求。你们不给援助，可以迫使我们自己努力。满足一切要求，反而对我们不利。
政治上的合作很重要。在政治上，我们拆你们的台，你们不好办；你们拆我们的台，我们也不好办。
战时，我们的一切军港、一切机场，你们都可以使用，一切地方你们都可以来。你们的地方，你们的海参崴，我们也可以去。战争结束了，就回来。关于这点，可以先订一个战时协定，不要等到战争开始时才订，要提前订。在协定里也要规定，我们也可以到你们那里去，即使我们不去，也要这样订，因为这是个平等问题。平时，这样做不行。平时你们帮助我们建立基地，建设军队。
搞海军“合作社”，就是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们也不干。我在莫斯科也和他吵过嘛!
赫鲁晓夫同志取消了“合作社”[22]，建立了信任。这次提所有权问题，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可能是我误会了，但话要讲清楚。
你昨天说，你们的条件不好，核潜艇不能充分发挥力量，没有前途，中国的条件好，海岸线长，等等。你们从海参崴经库页岛、千岛群岛出大洋，条件很好嘛!
你们讲的话，使我感到不愉快。请你照样告诉给赫鲁晓夫同志，我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讲，不要代我粉饰，好让他听了舒服。他批评了斯大林，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
分歧还是有的。我们的，有的你们不同意；你们的，有的我们不同意。比如，我们的“人民内部矛盾”、“百花齐放”，你们就那么满意呀!
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线，使我们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当革命处在关键的时候，他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革命胜利后，他又不信任我们。他大吹自己，说什么中国的胜利是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一定要彻底打破对他的迷信。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
(尤金:对于中共的各项政策，我们苏共中央的态度是:中国问题怎样解决，是中国同志自己的事情，因为他们 最了解情况。同时，我们认为，议论像中共这样伟大的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轻率的、傲慢的。)
只能说是基本上正确。我自己也犯过错误，由于我的过错，在战争中也打过败仗，比如长沙、土城等四次战役。如果说我基本上是正确的，我就很高兴了。只能说我基本上正确是接近实际的。
建立潜艇舰队的问题，这是个方针问题:是我们搞你们帮助，还是搞“合作社”，这一定要在中国决定。赫鲁晓夫同志也可以来，因为我已经去过他那里了。
对于什么都不能迷信。比如，你们一位专家，根据一个院士的一本书，就说我们山西的煤不能炼焦。这样一来就完了，我们没有炼焦煤了，因为山西的煤最多嘛!
在长江大桥工作过的苏联专家西宁同志，是一个好同志。他的建桥方法，在你们国内一直没有用武之地。大型的不让他搞，让他搞个中型的嘛!中型的也不让他搞，让他搞个小型的嘛!小型的也不让搞。但是，他到我们这儿来一说，蛮有道理。反正我们什么也不懂，就请他搞吧!结果一试验就成功了，成了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工作。
我没有见过西宁同志。我和建设长江大桥的很多领导同志谈过话，他们一致反映:西宁是个好同志，一切工作他都亲自参加，工作方法很好，凡事都和中国同志一起做。大桥修好了，中国同志学会了很多东西。你们当中谁认识他，请代我向他问候。
不要在专家中，在两党和两国的关系中造成一种紧张气氛，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们的合作是全面的，是很好的。你要向使馆的工作人员和专家们讲清楚，不要说毛泽东同志提了意见，可不得了了。
有些问题早就想讲，但过去情况不好，发生了波、匈事件，你们政治上有困难，不宜于讲。比如专家问题，那时我们不好讲。
斯大林后来也很好了，中苏订了条约[23]，帮助了朝鲜战争[24]，搞了一百四十一项。当然，这不都是他个人的功绩，是整个苏共中央的功绩。因此，我们不强调斯大林的错误。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话的主要部分。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尤金向毛泽东转达了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苏联同中国建立一支共同核潜艇舰队的建议，并希望周恩来、彭德怀去莫斯科进行具体商量。毛泽东当即表示：“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就是你们强迫我们合办？”
[2]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国方面根据苏联军事顾问的意见，向苏联提出为发展中国海军核潜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同年七月二十一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转达了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苏联同中国建立一支共同核潜艇舰队的建议。由于苏方的这一建议有损中国的主权，中国方面撤销了请苏方就发展核潜艇提供技术援助的要求。
[3]租让制，是苏俄政府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采取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讲到租让制时说：“苏维埃制度下的租让是什么呢？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为反对小私有者的（宗法式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而和国家资本主义订立的一种合同、同盟或联盟。承租人就是资本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是为了获得利润，他同意和无产阶级政权订立合同，是为了获得高于一般利润的额外利润，或者是为了获得用别的办法得不到或极难得到的原料。苏维埃政权获得的利益，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立刻或在最短期间增加产品数量。”“租让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和苏维埃体系内其他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比较起来，大概是最简单、明显、清楚和一目了然的形式。在这里，我们和最文明先进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合同。我们确切知道自己的得失、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我们确切知道租让的期限，如果合同规定有提前赎回的权利，我们也确切知道提前赎回的条件。我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赋’，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从而立刻在某种程度上使苏维埃政权的地位得到加强，使我们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5、506页）
[4]一九五○年三月和一九五一年七月，中苏两国政府分别签订有关创办中苏股份公司的四个协定，在中国境内开办民用航空公司、石油公司、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和造船公司。这四个合营企业的建立对当时中国的经济建设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苏方企图把合营企业变为独立于中国主权之外的经济实体，在一些做法上损害了中国的权益。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二日，中苏两国政府签署联合公报，苏方承诺于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前将四个中苏股份公司中的苏联股份出售给中国。苏联股份移交后，中苏民用航空公司由中国民用航空局接收，其余三个公司分别改名为新疆石油公司、新疆有色金属公司和大连造船厂。
[5]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6]铁托，见本卷第48页注[20]。
[7]季诺维也夫（一八八三——一九三六），十月革命前夕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因反对举行武装起义并泄露起义计划而受到列宁的严厉批评。后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等职。一九二七年被开除出党。一九三六年在“肃反”中被处决。
[8]米高扬（一八九五——一九七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9]布尔加宁（一八九五——一九七五），一九五七年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一 ， ，一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库四宁（一八八一一——一九六四），一九五七年时住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一九○二——一九八二），一九五七年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0]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至二十一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大会，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邓小平当时是代表团成员、中共中央总书记。
[11]八大，即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见本卷第98页注[2]。
[12]《莫斯科宣言》，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在这个《宣言》中，提出了普遍适用于各个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九条共同的规律，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工人阶级，领导劳动群众进行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同农民基本群众和其他劳动阶层的联盟；消灭基本生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建立基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以便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造成忠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消灭民族压迫，建立各民族间的平等和兄弟友谊；保卫社会主义果实，不让它受到国内外敌人的侵犯；实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各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
[13]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期间，十一月十日中共代表团由邓小平向苏共中央系统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观点，并向苏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提纲的主要内容有五条。
[14]指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由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的一百五十六项大中型工业项目。这些建设项目是中苏两国政府一九五○年至一九五四年间经过反复协商后分批确定的，后调整为一百五十四项。一九六○年由于苏联单方面废弃协议，实际进行施工的项目为一百五十项。
[15]指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见本卷第47页注[18]和第48页注[19]。
[16]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见本卷第57页注[7]。
[17]莫洛托夫（一八九○——一九八六），一九四九年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贝利亚，一九四九年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18]科瓦廖夫，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曾陪同毛泽东访问苏联，当时是苏联驻中国专家总负责人。
[19]费德林，一九一二年生，苏联汉学家。长期在苏联外交部门担任中文翻译，曾任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
[20]彼得罗舍夫斯基，曾受苏联政府派遣在中国任军事总顾问。
[21]叶飞（一九一四——一九九九），福建南安人。一九五六年八月至一九五七年十月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22]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中苏两国合办的民用航空公司、石油公司、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和造船公司。
[23]指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见本卷第320页注[5]。
[24]朝鲜战争，见本卷第66页注[2]。
29、同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的谈话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日)
毛泽东：你们等了很久吧?因为我们开会，没有能早见你们。
马罗金：得到你的接见是一件很光荣的事，等多久都可以。 杜特列夫人:等得再长，我们也感谢你的接见。而且，这样可以有时间多看一些材料，也可以在中国多呆一些时候。
毛：看了些什么材料?
马、杜：有你的著作，包括《新民主主义论》。
毛：我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可能再出现基马尔[1]式的土耳其那样的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没有其他的道路。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2]等国家却不适用。它们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民族主义国家。拉丁美洲也有许多这样的国家，将来还会多。
杜：《新民主主义论》这本书，对巴西这样的国家很重要。
毛：这本书里讲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般说来书中的观点是对的，只有像上面所说的个别地方需要做一些补充。
马：民族主义国家的中立立场可以长期维持吗?
毛：什么事情都不能永久维持。帝国主义不能够永久维持。社会主义也不能够永久维持，因为还要进入更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立立场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时期，维持到还有必要的时候。
杜：对于民族主义国家说来，采取中立的立场是不是正义的?
毛：是的。这些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它们现时的情况的。
杜：可以同时同双方维持正常关系吗?
毛：在我们看来是可以的。但是，民族主义国家采取中立立场，帝国主义国家却不喜欢，因为这些民族主义国家的中立是摆脱了它们的控制而取得的。民族主义国家的这种中立也就是一种独立自主、不受控制的立场。我们社会主义阵营欢迎这些国家的这种中立的立场，因为它有利于和平事业，不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我们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已经独立的国家看成朋友，把还没有独立、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也看成朋友。我们支持它们。
拉丁美洲有多少人口?
马：大约一亿。
毛：一亿人口的朋友。巴西人口占拉丁美洲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你们是大国。以后巴西人口还会多；土地那么大，跟中国差不多。你们的国家很有前途。
马：我们希望中国帮助我们工业化。
毛：只要你们愿意，我们没有不愿意的。所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要我们助一臂之力，我们都是愿意的。
杜：拉丁美洲是美国很重要的一个阵地，美国正在世界各地败退，所以加紧对拉丁美洲施加压力。
毛：拉丁美洲是美国的后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都曾经是或者仍然是帝国主义的后方和仓库。现在后方造反了，许多国家已经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
杜：拉丁美洲正在开始这样做，但是很不容易。
毛：可以先取得半独立的状态，然后完全独立。亚非有许多国家就是如此，有些已经独立了，有些已经半独立，正在争取完全独立，有些还在受帝国主义的统治。
马：我们希望知道主席对于中国同拉丁美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贸易的意见。
毛：只要巴西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愿意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一律欢迎。不建立外交关系，做生意也好。不做生意，一般往来也好。中国同拉丁美洲国家的社会制度是不同的，但是，在许多点上是相同的。首先，要求独立这一点是相同的。不仅你们有独立问题，我们也有。我们还有台湾问题，美国还在威胁我们。即使台湾收复了，美国的威胁还会存在。这是我们最大的共同点。其次，我们的经济都不发达。要求发展经济的愿望，在你们那里是迫切的，在我们这里也是迫切的。所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共同历史任务，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发展民族文化。
马：美国的禁运对中国有没有影响?
毛：对我们说来，没有影响，好处甚大。
马：主席对国际形势是乐观还是悲观?
毛：目前国际局势很好。西方国家要达到它们的目的是很困难的。它们的目的是要统治一切可能统治的地方，但是它们到处受到抵抗。它们这些殖民国家结成一体，自称为西方国家。从地理上看，巴西也算西方国家；但是，从政治上看，它们所说的西方国家，实际上只是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西德、荷兰等等。西方世界的太阳是傍晚的没落的太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太阳是早晨的上升的太阳。帝国主义历来就是吓唬人的，有时也动手打人，我们就是不要被它们吓倒，不要怕它们。对西方的崇拜是一种迷信，这是由历史形成的，现在这种迷信正在逐渐破除。说西方是先进的，这也是一种迷信；恰恰相反，它们是落后的。自然，它们有一点东西，无非是几斤钢铁和几个原子弹；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它们在政治上是落后的，是腐败的，是低级趣味的，所以我们看不起它们。列宁说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这样的话。[3]那时候，列宁所指的是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民主运动，他看出亚洲要跑在欧洲的前面。现在，除了社会主义阵营以外，除了亚洲的民族革命运动以外，还要加上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革命运动，这些都是先进的，而西方世界则是落后的。这句话，杜勒斯[4]这些人听起来是不服气的。他们会说:“这是吹牛，我们有钢铁和原子弹，怎么反而是落后呢?”我说:他们虽然有钢铁和原子弹，但是这些东西是拿在落后的人手里，拿在垄断资本家手里；他们一时耀武扬威，最后总是要垮下去的。
破除对西方的迷信，这是一件大事，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要进行。在我们国家也要继续破除这种迷信。我说的是，要在战略上蔑视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看成纸老虎，不算数；但是在战术上和在每件具体工作上，却要重视它们，要认真地对待它们。帝国主义由真老虎变成半真半假的老虎，再变成完全的假老虎，即纸老虎，这是一个事物走向反面的转化过程，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进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结束之前，老虎还可能要活一个时期，还能咬人。因此，打老虎要一拳一拳地打，要讲究拳法，不能大意。
西方国家的人民也不同意他们政府的做法。我说美国不好，只是说它的统治集团不好，美国人民是很好的。他们中间许多人现在还没有觉醒，但是一定会觉醒的。
杜：我们相信，你的解释对拉丁美洲很有帮助。
毛：我们对拉丁美洲人民的情况很关心。像尼克松到南美八国的故事[5]，我们很感兴趣。
马：他受到了很大的“欢迎”。杜勒斯在里约热内卢也受到很大的“欢迎”。
毛：拉丁美洲人民起来了，他们不把尼克松、杜勒斯看在眼里。在他们眼里，尼克松、杜勒斯不过是纸老虎。尼克松、杜勒斯都落后了，拉丁美洲人民比他们高明得多。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毛泽东外交文选》刊印，原题是《争取民族独立，破除对西方的迷信》。
【注释】
[1]基马尔，又译凯末尔（一八八一——一九三八），土耳其民族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领导土耳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九二三年，在土耳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当选为第一任总统。
[2]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一九五八年由埃及、叙利亚合并组成。一九六一年叙利亚脱离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成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一九七一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改名为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3]见列宁《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319页）。
[4]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5]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十四日，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先后对乌拉圭、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等八个拉丁美洲国家进行访问。访问期间，这些国家相继发生了反对美国的拉丁美洲政策的激烈的抗议行动。尼克松到委内瑞拉时被迫提前结束访问回国。
3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
(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期间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远及云、贵、川、康[1]、青海，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台、澎、金、马是中国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人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2]，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巨人会要出来作证明的。杜勒斯九月三十日的谈话[3]，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十三万金门军民，供应缺乏，饥寒交迫，难为久计。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十月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恩来总理在几年前已经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的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的问题。美国侵占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方有关的问题，应当由两国举行谈判解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4]。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它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它老是被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笑话?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决较为妥善。何去何从，请你们酌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
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上午一时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康，指西康省，一九五五年撤销。撤销时，原辖区划归四川省。
[2]指美国与台湾国民党政府一九五四年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见本卷第419页注[16]。
[3]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一九五八年九月三十日对记者发表谈话，重申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所持的国共“双方放弃武力”的立场，批评蒋介石政府在金门、马祖等岛屿上保持大量军队是不明智和不谨慎的，并承认蒋介石反攻大陆是一个“假设成分很大”的计划，认为“只靠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是不会回到那里去的”。当有记者问到如果中国共产党方面作出某些让步，那末美国的对台湾政策是否会有所改变时，杜勒斯说：“我们在这些方面的政策是灵活的，是适应于我们必须应付的局势的。如果我们必须应付的局势改变了，我们的政策也会随之改变。”
[4]指中美大使级会谈。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同年七月二十五日，中美双方就举行大使级会谈达成协议，并于八月一日在瑞士日内瓦进行首次会谈。此后由于美方缺乏诚意，会谈中断。一九五八年八月对金门炮击开始后，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准备恢复会谈，双方随即于九月十五日在波兰华沙恢复会谈。迄至一九七○年二月二十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共举行了一百三十六次。由于美方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在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
3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
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就全局说来，无损于己，有益于人。有益于什么人呢?有益于台、澎、金、马[2]一千万中国人，有益于全民族六亿五千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国人。有些共产党人可能暂时还不理解这个道理。怎么打出这样一个主意呢?不懂，不懂!同志们，过一会儿，你们会懂的。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回去。他们赖在这里是没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台、澎、金、马的中国人中，爱国的多，卖国的少。因此要做政治工作，使那里大多数的中国人逐步觉悟过来，孤立少数卖国贼。积以时日，成效自见。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依然存在。台湾的发言人说: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不过是共产党的一条诡计。停停打打，确是如此，但非诡计。你们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在你们采取现在这种顽固态度期间，我们是有自由权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美国人想在我国的内战问题上插进一只手来，他们叫做停火，令人忍俊不禁。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谈这个问题呢?请问他们代表什么人?什么也不代表。他们代表美国人吗?中美两国没有开战，无火可停。他们代表台湾人吗?台湾当局没有发给他们委任状，国民党领袖根本反对中美会谈。美国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人民是善良的。他们不要战争，欢迎和平。但是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例如杜勒斯[3]之流，实在不大高明。即如所谓停火一说，岂非缺乏常识?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通通都要被埋葬掉，为期不会很远。他们一定逃不掉的。他们想躲到月球里去也不行。寇能往，我亦能往，总是可以抓回来的。一句话，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金门海域，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切切此令!
国防部长 彭德怀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上午一时
根据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起草的。
[2]台、澎、金、马，指台湾、澎湖、金门和马祖。
[3]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32、给周世钊的信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惇元兄:
赐书收到，十月十七日的，读了高兴。受任新职，不要拈轻怕重，而要拈重鄙轻。古人有云: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者不可得而兼。我看你这个人是可以兼的。年年月月日日时时感觉自己能力不行，实则是因为一不甚认识自己；二不甚理解客观事物——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如此等类。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要经历的。此外，自己缺乏从政经验，临事而惧，陈力而后就列，这是好的。这些都是实事，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聪明、老实二义，足以解决一切困难问题。这点似乎同你谈过。聪谓多问多思，实谓实事求是。持之以恒，行之有素，总是比较能够做好事情的。你的勇气，看来比过去大有增加。士别三日，应当刮目相看了。我又讲了这一大篇，无非加一点油，添一点醋而已。坐地日行八万里，蒋竹如[2]讲得不对，是有数据的。地球直径约一万二千五百公里，以圆周率三点一四一六乘之，得约四万公里，即八万华里。这是地球的自转(即一天时间)里程。坐火车、轮船、汽车，要付代价，叫做旅行。坐地球，不付代价(即不买车票)，日行八万华里，问人这是旅行吗?答曰不是，我一动也没有动。真是岂有此理!囿于习俗，迷信未除。完全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却以为怪。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而已。我们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则可以无数。牛郎晋人，血吸虫病，蛊病，俗名鼓胀病，周秦汉累见书传，牛郎自然关心他的乡人，要问瘟神情况如何了。大熊星座，俗名牛郎星(是否记错了?)，属银河系。[3]这些解释，请向竹如道之。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十一月我不一定在京，不见也可吧!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
[1]周世钊（一八九七——一九七六），字惇元，湖南宁乡人，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当时任湖南省副省长。
[2]蒋竹如（一八九八——一九六七），湖南湘潭人，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3]牛郎星不属大熊星座，它是天鹰星座中的α星。大熊星座中的星和牛郎星都属银河系。
33、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一
许多人避而不谈商品和商业问题，好像不如此就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适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个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我们的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苏联也是这样，认为谁说到价值法则谁就不名誉似的，表现在雅罗申柯写的一封信上。这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苏联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我们搞社会主义只有几年，则差得更远。
列宁曾经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因为苏联那时城乡商品流通有断流的危险。我们在一九五○年也曾有过这种危险。现在运输情况不好，出现半断流的状态。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成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过去的战报，谎报战绩只能欺骗人民，欺骗不了敌人，敌人看了好笑。有真必有假，真真假假搞不清。偃师县原想瞒产，以多报少，也有的以少报多。《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要再看一遍。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要研究一下，都要研究这本书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过去看，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这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
第二章、第三章，讲商品和价值法则，你们有什么看法?我相当赞成其中的许多观点，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很有必要。斯大林认为在苏联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在我们国家就不同，生产资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
进入共产主义要有步骤。我们向两方面扩大:一方面发展自给性的生产，一方面发展商品生产。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方面，斯大林讲了许多理由。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方面呢?有就限制它嘛!
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印度的铁路、纺织比中国发达。去年我们生产粮食三千七百亿斤，其中三百亿斤作为公粮，五百亿斤作为商品卖给国家，两项合起来商品粮还不到粮食总产量的四分之一。粮食以外的经济作物也很不发达，例如茶、丝、麻、烟都没有恢复到历史上的最高产量。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否则公社发不出工资。例如河北省分三种县，一种只够吃饭，一种需要救济，一种除吃饭外还能发点工资。发工资又分几种情况，有的只能发几角钱。因此，每个公社在生产粮食以外还要发展能卖钱的东西，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产品只是一部分，多数产品是通过买卖进行商品交换。
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现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山东范县提出两年实现共产主义，要派人去调查一下。现在有些人总是想在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二
大跃进把有些人搞得糊里糊涂，到处都是诗。有人说“诗无达诂”，这是不对的。诗有达诂，达即是通达，诂即是确凿。
睡不着觉，想说一点。试图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我自以为是正确的，如果对立面的同志正确，那我服从。
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农村在有些方面走在前面，这是现象，不是本质。有人以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在农村，好像农民是无产者，工人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同志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者，一碰到实际问题就要打折扣。这一股风，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至于群众，也有些昏昏沉沉。于是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资本主义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十六条[2]的写法就是证据，尽量用不明显的词句，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斯大林说不能剥夺农民。我国人民公社，不但种子，还有肥料、产品，所有权在农民。国家不给它东西，不进行等价交换，它的产品也不会给你。是轻率地还是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好呢?修武县县委书记，不敢宣布公社是全民所有制。他第一条是怕有灾荒，农业减产了，发不了工资，而国家又不能包下来，不能给补贴；第二条是怕丰产了，国家把粮食调走。这个同志是想事情的，不冒失。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这一段时期内，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我以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果木、皮毛。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把陕西的核桃拿来吃了，一个钱不给，陕西的农民肯干吗?把七里营[3]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会马上打破脑袋。这是不认识五亿农民，不懂得无产阶级对农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恩格斯曾经说过，“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4]产品在旧社会对人是有控制作用的。斯大林对恩格斯的这个公式所作的分析是对的，斯大林说:“恩格斯在他的公式中所指的，不是把一部分生产资料收归国有，而是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即不仅把工业中的生产资料，而且也把农业中的生产资料都转归全民所有。”“恩格斯认为，在这样的国家中，在把一切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同时，还应该消除商品生产。”[5]现在我们的全民所有是一小部分，只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的一小部分。只有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才能废除商业。我们的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懂得这一点。
斯大林说，有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应当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6]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是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产品调拨，这就是剥夺农民，只会使台湾高兴。我们在一九五四年犯过点错误，征购粮食太多了，全体农民反对我们，人人说粮食，户户谈统购，这也是“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不知道农民手里到底有多少粮。这还是征购，只是过头了一点，农民就反对。曾经有过这种经验，犯过这种错误，后来我们就减下来了，决定只征购八百三十亿斤。现在农民的劳动，同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一样是他们自己所有的，因此有产品所有权。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显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
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我国还有没有资本家剥削工人?没有了，为什么还怕呢?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斯大林的话完全正确，他说:“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7]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把纣王、秦始皇、曹操[8]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只是损失太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以致亡了国。说什么“血流漂杵”[9]，纣王残暴极了，这是《书经》中夸张的说法。所以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10]在奴隶时代商品生产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斯大林说，商品生产“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11]斯大林的这一说法不很准确，应该说:封建社会这个母胎中已经孕育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12]上，我的报告中就说到限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问题，对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不是漫无限制地任其泛滥。从一九五○年开始，我们让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发展了六年之久，但同时已经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对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到一九五六年，他们实际上空手过来了，斯大林所说的“一些决定性的经济条件”[13]，我们已经完全有了。斯大林说:“试问，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呢?”[14]这句话很重要。已经把鬼吃了，还怕鬼?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把五亿农民引导到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是不是有利的工具?应当肯定说:是。为了五亿农民，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干部中进行讨论。
劳动、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统统是农民的，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因此产品也是公社所有。他们只愿意用他们生产的产品交换他们需要的商品，用商品交换以外的办法拿走公社的产品，他们都不接受。我们不要以为中国农民特别进步。修武县县委书记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产主义者要考虑的。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同志们，我们建国才九年就急着不要商品，这是不现实的。只有当国家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成为不必要而消失。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河南的农民就会同郑州的工人一样，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搞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曾经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在郑州举行工作会议。他在会上多次讲话，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本篇节选了毛泽东讲话中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的内容。其一选自十一月九日的讲话；其二选自十一月十日下午的讲话。
[2]指《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第一次修正稿修改时重新改写的第三十六条，内容是：“人民公社应当根据必要的社会分工发展生产，既要增加自给性的产品，又必须增加用以交换的产品。产品的交换，除了在公社相互之间可以继续采取合同制度以外，在国家和公社之间，应当逐步地从合同制度过渡到调拨制度。”这个纲要后来没有形成正式文件。
[3]指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
[4]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页）。
[5]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6页）。
[6]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原文是：“也不能把另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当作答案，他们认为，也许应该夺取政权，并且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公有化。”（《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7页）
[7]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9页）。
[8]纣王，又称帝辛，商朝最后的国君。秦始皇，即嬴政（公元前二五九——前二一○），秦王朝的建立者。曹操（一五五——二二○），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三国时期政治家、军事家。
[9]见《书经·周书·武成》。
[10]见《孟子·尽心下》。
[11]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9页）。
[12]七届二中全会，见本卷第98页注[8]。
[13]指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雇佣劳动制度的消灭和剥削制度的消灭。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9页）。
[14]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9页）。
34、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一)从写文章谈起。
中央十二个部的同志写了十二个报告，要议一议，作些修改。文章写得好，看了很高兴。路线还是那个路线，精神还是那个精神，就是所提指标和根据要切实研究一下。报告中提出的一些指标根据不充分，只讲可能，没有讲根据，各部需要补充根据。比如，讲十年达到四亿吨钢是可能的，为什么是可能的，就说得不充分。要搞得更扎实些。中央委员都要看一看，还可以发给十八个重点企业的党委书记、厂长，让他们都看一下，使他们有全局观点。有的文章修改以后甚至可以在报上发表，让人民知道，这没有什么秘密。我说要压缩空气，不是减少空气。物质不灭，空气还是那样多，只不过压缩一下而已，成为液体或者固体状态。
报告总要有充分根据。要再搞得清楚一些，说明什么时候可以过关。比如，钢铁的两头设备——采矿和轧钢没有过关，究竟什么时候可以过关?是否明年三月、四月、五月?为什么那时候可以过关?要说出个理由和根据。又比如，机械配套为什么配不起来，究竟什么时候配得起来，有什么根据?要与二把手商量一下。再比如，洋炉子可以吃土铁，有什么根据，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解决?还有电力不足怎样办?现在找到了一条出路，就是自建自备电厂。工厂、矿山、机关、学校、部队都自己搞电站，水、火、风、沼气都利用起来，解决了不少问题。这是东北搞出来的名堂。各地是否采取同样办法?能解决多少?在座的如果没有电力，一切事情都搞不成。
如何解决呢?是不是议论两三天后，再动手修改文件，补充根据，主要要求确实可靠，指标要改一下。
(四)作假问题。
郑州会议[2]提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3]初稿，现在要搞成指示，作假问题要专搞一条，不要同工作方法写在一起，否则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就造假。有一个公社，自己只有一百头猪，为了应付参观，借来了二百头大猪，参观后又送回去。有一百头就是一百头，没有就是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发捷报，讲俘虏多少、缴获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战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欺骗不了的。后来我们反对这样做，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实，才不敢作假了。其实，就都那么老实吗?人心不齐，我看还是有点假的，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规定的任务，他总说完成了，没有完成就造假。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果样样都不相信，那就变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做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煞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你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比如粮食，究竟有多少，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先说九千亿斤，后来又压到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这是否靠得住?我看七千五百亿斤翻了一番，那就了不起。
搞评比，结果就造假；不评比，那就不竞赛了。要订个竞赛办法，要检验，要组织验收委员会，像出口物资那样，不合规格不行。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密，越搞越实际越科学，这跟做诗不一样，要懂得做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巢湖怎么端得起来?即使检查了，也还要估计到里头还有假。有些假的，你查也查不出来，人家开了会，事先都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这三级都懂得这个问题，有个清醒头脑，打个折扣。三七开，十分中打个三分假，可不可以?这样是否对成绩估计不足，对干部、群众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要估计到至少不少于一成的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这是不好的造假。另一种是值得高兴的造假。比如瞒产，干部要多报，老百姓要瞒产，这是个矛盾。瞒产有好处，有些地方报多了，上面就调得多，留给它的就没有多少了，吃了亏。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对付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中南海有个下放干部写信回来说，他所在的那个公社规定要拔掉三百亩包谷，改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当时包谷已经长到人头那么高了，群众觉得可惜，只拔了三十亩，但上报说拔了三百亩。这种造假是好的。王任重[4]说，他的家乡河北某地，过春节时，要大家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里点上灯笼，人实际上在家里休息，干部看见遍地灯光，以为大家没有休息。湖北有一个县，要群众日夜苦战，夜间不睡觉。但群众要睡觉，就派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弄哄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总之，一要干部有清醒头脑，一要对他们进行教育，不要受骗，不要强迫命令。不然，人家起来放哨怎么办?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没有人听，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有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要进行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能做到就好。我看经过若干年，上了轨道，就可以比较踏实。
(五)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
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破除。张良[5]辟谷，但他吃肉。现在，不放手让群众吃饭，大概是产量报多了。人是要睡觉的，这也是科学。动物总是要休息，细菌也要休息，人的心脏一分钟跳七十二次，一天跳十万多次。一要吃饭，二要睡觉，破除了这两条，就不好办事，就要死人。此外，还有不少的东西被当作迷信在那里破除。人去压迫自然界，拿生产工具作用于生产对象，自然界这个对象要作抵抗，反作用一下，这是一条科学。人在地上走路，地就有个反抗，如果没有抵抗，就不能走路。草地不大抵抗，就不好走路；拌泥田不抵抗，陷进去就拔不出来，这种田要掺沙土。自然界有抵抗力，这是一条科学。你不承认，它就要把你整死。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比如说，连睡觉也不要了，说睡觉一小时就够了。方针是破除迷信，但科学是不能破的。
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打得体无完肤，会有一天我们要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向有用的资产阶级法权道歉。因此要有分析，分清哪些有用，哪些要破除。鉴于苏联对于资产阶级法权应破者没有破，秩序相当凝固，我们应当应破者破，有用的部分保护。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为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毛泽东于二十一日和二十三日在会上作了讲话。二十三日的讲话共有七个部分，本篇节选其中第一、第四、第五部分。
[2]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也称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企图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
[3]《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不久就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
[4]王任重（一九一七——一九九二），河北景县人。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5]张良（？——前一八六），字子房，城父（今安徽亳州东南）人，刘邦的重要谋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