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小辞典·儒法斗争史部分》5.30 《传习录》

【本文转载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仅供学习参考】

30、《传习录》

  明朝儒家主要代表王守仁的讲学和书信辑录。最早本只有讲学语录的一部分，于一五一八年出版；今本分为上、中、下三卷，于一五五六年出版。

  《传习录》集中地反映了王守仁对宋朝陆九渊“心学”的继承和发展。为了适应维护地主阶级反动统治和镇压农民起义的需要，他根据陆九渊所说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进一步加以发挥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在他看来，离开心就根本不存在什么事和理。他又说：“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夫便是。”这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列宁在批判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时指出：“从这个前提出发，除了自己以外，就不能承认别人的存在，这是最纯粹的唯我论。”[1]这话也完全适用于批判陆九渊和王守仁的“心学”。

  《传习录》反复宣扬王守仁提出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反动说教。王守仁认为：“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故心外无学。”他强调“天理”就是人心所固有的“良知”，心与理是合一的，事物的“天理”不需要到心外去求，只要在内心下功夫，就能“致良知”。他反对宋朝儒家主要代表朱熹把心与理分开，认为：“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他的“知行合一”说与“致良知”说是紧密相联的，他说：“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在他看来，“知”和“行”都是内心的东西，所以只要“求理于吾心”，两者就自然合一了。他强调人心固有的“良知”，是人的言行准则，只有老老实实地依着做去，才能掌握“格物”的真诀，达到“致知”的实功。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胡言。

  《传习录》贯穿着一条尊儒反法的黑线。书中对顽固维护没落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孔丘大肆吹捧，说他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的“圣人”，“气魄极大，凡帝王事业无不一一理会”。王守仁自称是“孔门嫡传”，用“心学”来解释和宣扬孔学。例如，他对“大学之道”，即对“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解释，就是用“修己”来解释“明明德”，用“安百姓”来解释“亲民”；用“心之本体”来解释“至善”；而所谓“止于至善”，就是“修己”要修炼到“至精至一处”，即完全合乎“天理”的地步。这说明反动腐朽的地主阶级，如果不欺骗自己和欺骗人民，就一天也过不下去。另一方面，《传习录》对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却大肆攻击，诬蔑法家的学说是霸术邪说；胡说荀况“言固多病”；攻击秦始皇的焚书“是出于私意”，并叫嚷什么，“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术焻；孔孟既没，圣学晦而邪说横。”这就充分暴露出封建社会没落时期地主阶级顽固派王守仁的反动面目。

  《传习录》所宣扬的“心学”，表面上虽和朱熹的“理学”[2]有所不同，但这只不过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的区别，正如列宁批判马赫派时所说的：“在唯物主义者看来，这将是信黄鬼的人和信绿鬼的人之间的争论。”[3]他们的反动本质都是一致的，都是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服务的。

注：

[1] 《列宁选集》第二卷36页。

[2] 亦称“道学”。

[3] 《列宁选集》第二卷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