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三章-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 I

【1.公社战士这次尝试的英雄主义何在】

    “马克思不仅是为‘冲天的’公社战士的英雄主义感到欢欣鼓舞，他还从这次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虽然它没有达到目的）中看到了有极重大意义的历史经验，看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定进步，看到了比几百种纲领和议论更为重要的实际步骤。分析这个经验，从这个经验中得到策略教训，根据这个经验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其实最开始马克思还些许有些担心工人对国家机器掀起的决战，担心政府机器的过于强大，但当革命爆发前一刻，马克思还是选择毅然支持工人阶级。这一场影响深远、声势浩大的运动，使得马克思欣喜若狂，理论在群众运动中进行了深刻地实践，产生了宝贵的经验。这也使得马克思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共产党宣言》德文新版上由两位作者署名的最后一篇序言，注明的日期是1872年6月24日。在这篇序言中，作者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共产党宣言》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接着他们说：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个极其重要的修改被机会主义者歪曲了，而《共产党宣言》的读者有十分之九，甚至有百分之九十九，大概都不知道这个修改所包含的意思——实际上恰巧相反，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对这句话的理解十分重要！！！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之后，我们无法掌握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无法用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进行建设。我们要做的是彻底粉碎这种机器，建立起无产阶级自己的国家机器。」

    “‘把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打碎’这几个字，已经简要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问题的主要教训。而正是这个教训，不仅被人完全忘记了，而且被现时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流行的即考茨基主义的‘解释’公然歪曲了！”「列宁再一次强调对打碎国家机器的正确认识。」

    “如果以20世纪的革命为例，那么无论葡萄牙革命或土耳其革命，当然都应该算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不是‘人民’革命，因为人民群众，人民的大多数，在这两次革命中都没有很积极地、独立地起来斗争，都没有明显地提出自己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要由人民积极独立地进行斗争，不能在革命中对资产阶级让步，要明确自己的革命方向，要具有革命的彻底性和坚决性，要最终取得经济和政治的专政，要以自己的方式建立新社会替代旧社会。」

【2.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

    “起源于中世纪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在19世纪发展起来了。随着资本和劳动之间阶级对抗的发展，国家政权也就愈益具有压迫劳动的公共权力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在每次标志着阶级斗争的一定进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愈益公开地显露出来。”

    “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公社正是一种不仅应该消灭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这一节列宁讨论的问题是无产阶级将用什么代替完全打碎的国家机器，列宁根据马克思理论和自己的分析，结合当时的环境，给出的结论是公社。但总体上来说，公社两个字本身也带有一种模糊性。时代的局限性是一直存在的，列宁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之间矛盾剧烈，无产阶级在俄罗斯夺取政权的时代。期望从100年前导师的文字中，找到对建设共产主义的具体措施，是不辩证的。但是列宁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给方面分析以及对公社的构想，是我们应该辨证研究的。」

    “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

    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这是列宁引用的马克思对公社的定义：由人民自行武装代替常备军，职员随时可更换，并且是工人代表，公职人员和普通工人相同薪资。」

    “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这对公社尤其必要，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坚决。既然是人民这个大多数自己镇压他们的压迫者，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大多数人可以代替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享有特权的官吏、常备军长官）的特殊机构，自己来直接行使这些职能，而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这里详细的讨论国家消亡的条件，也就是公民自我进行管理，社会职能由全体人民进行分摊。我个人的看法是可以实现，但是需要生产力极高的水平，每个人可以利用非常先进的生产工具在一天中很短的时间完成必要生产，剩下的时间从事社会管理。总之这需要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先进，并且要打破旧的社会秩序。」

    “降低国家高级官吏的薪金，看来不过是幼稚的原始的民主制度的要求。现代机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以前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爱·伯恩施坦曾不止一次地重复资产阶级那种嘲笑原始的民 主制度的庸俗做法。他同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同现在的考茨基主义者一样，完全不懂得：第一，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返回到原始的民主制度，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不这样做，怎么能够过渡到由大多数居民以至全体居民行使国家职能呢？）；第二，以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为基础的原始民主制度”同原始时代或资本主义以前时代的原始民主制度是不一样的。资本主义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旧的国家政权的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 以简化为登记、记录、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胜任这些职能，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普通的工人工资，并且可以（也应当）把这些职能中任何特权制、长官制的痕迹铲除干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化和有序化，全体公民具有胜任社会职能的条件。列宁的这段话里面，有个地方十分引起我的注意，“在某种程度上返回到原始民主制度”，在社会的发展中，最后的东西似乎也带有着最初始的形态或者本质，这个问题需要专门思考一下。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有这么一段话：前进就是回溯到根据，回溯到原始的和真正的东西，被用作开端的东西就依靠这种根据，并且在实际上奖是由根据产生的。这里提出的这些问题，都应该认真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