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行政管理考博真题（2020年育明学员回忆）
中央党校行政管理考博真题（2020年育明学员回忆）
育明考研考博 大印老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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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学》，李国正，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公共政策分析》，李国正，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公共管理学：考点热点与真题解析》，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公共政策分析：考点热点与真题解析》，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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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市场经济由政府和市场两个不可或缺的要素构成。两者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等方面都发挥各自不同且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与市场两者既相互分离，又相互合作，是互补关系。二者的关系问题始终是贯穿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进程的基础性问题，因此探究其关系具有现实意义[1]。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与其选择混合经济有着密切关系。混合经济，可谓是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密匙之一。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给我国甚至是全球的各方面带来了冲击，在经济方面亦是如此。本文探讨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混合经济与新冠疫情下的经济形势，对政府市场关系做出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1 政府与市场定位
1.1 相关概念
（1）政府：是一个国家为维护和实现特定的公共秩序，按照一定的区域划分原则组织起来的，以暴力为后盾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组织，是国家公共行政权力的象征、承载体和实际行为体。我们俗称政府为“看得见的手”
（2）市场：市场是以商品交换为基本内容的经济活动方式，即市场经济。我们俗称市场为“看不见的手”。
1.2 西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模式的发展历程
1.2.1 理论层面发展历程
通过之前阅读的经济学书目，个人认为，政府与市场发展历程可以说是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从1776年《国富论》出版到1935年凯恩斯《通论》的出版之前，在这160年左右的时间里，尽管古典经济学和后来的边际革命提炼出的理论含义、政策含义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对于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方面主张是完全一样的，即：在市场经济体系中，政府“无为而治”，只是起“守夜人”的作用。
在1935年凯恩斯的《通论》出版后，各派学者开始探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都是各自为理，如：凯恩斯学派，以哈耶夫、米塞斯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后来的新制度学派，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等等。直到现在，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没有达成定论[2]。
1.2.2 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程
就经济体而言，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以自由放任为主；到了1929年至1933年大危机，也就是从罗斯福新政开始，到今天的世界经济体，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是在实践中摸索和不断变化的。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到目前为止，依旧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说清楚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现依旧存在一种误解，即：西方经济学只讲市场。个人认为，这种说法太过偏颇。萨缪尔曾经指出：任何社会都是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结合，都是既有计划经济又有市场经济，没有百分之百纯粹的市场经济。[3]
因此，在任何时候政府“看的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都要发挥作用，而上述各种的政府与市场不同定位关系就在于：对于政府和市场二者的把握的度是不同的。
1.3 我国政府与市场的定位关系
1.3.1 我国政府与市场定位关系历程——社会主义政府与市场关系
1. 改革开放前：政府主导下的计划经济模式
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根本特征就是否定和排斥市场作用，完全由政府通过国家计划进行资源配置。马克思恩格斯对政府的重视，也为我国建立全能型政府提供了理论支持。当时主导的传统观念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
在计划时期，由于政府能力有限性，通过事无巨细的计划配置资源必然会导致无效率；同时，束缚了人民群众、企业的生产积极性，致使劳动生产率低下，劳动产出无法满足人民生产生活需要，导致严重生产生活资料的短缺，出现了严重的计划经济失灵现象。
2. 改革开放后：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改革开放后，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逐步摆脱了传统观念的束缚，对推动改革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党的十四大提出市场作用的定位之后，我们党一直在继续探索适应改革和发展客观实际变化要求的准确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删去了“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定语。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4]
从上述发展历程来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在探索政府与市场关系，并且顺势不断变化着：从当市场尚未发育起来之前，由政府主导下的计划经济模式（全能型政府），可以较快地培育和构建市场体系和产业结构，但同时暴露着计划经济的弊端：计划失灵；在市场培育形成以后，则是一个政府不断放权（有限型政府），市场不断完善的过程；市场化发展后期，市场制度相对完善，政府则扮演一个服务型政府角色，解决市场无法解决的负外部性问题。每一次变化都是以建设社会主义为大前提，这也是指引我国进行改革的路灯，正因为此我国的改革才会越来越顺应潮流。
3.新时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以来，经过 20 多年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就趋势来看，都在着重强调增强市场的作用。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给出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定位，即“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新定位”从根本上、制度上强调了市场为主，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
但当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5]：
(1) 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
(2) 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
(3) 市场规则不统一，一定程度上存在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
(4) 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
(5) 政府既有干预过多又有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并且，现在有许多矛盾，如产能过剩、部分商品价格扭曲、地方债务和金融风险积累、生态环境恶化等，都与政府对资源配置干预过多和干预不当、市场功能发挥不够有密切关系。
1.3.2 对我国政府市场关系理解
我认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是永恒不变的。原因如下：
首先，就理论层面而言，公共政策可以通过构建模型[6]进行分析，但政府与市场则不然。通过建立一个一般化的市场与政府之间的模型，来解决和解释现实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不可行的。在经济学发展的历程中，各路学者都在就此问题进行讨论，但是到目前为止，未果。没有哪一套理论、模型，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即使学者认为自己说清楚了，也没有得到一致认可。
其次，没有一成不变的政府市场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总是在动态演进的。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从西方国家、我国的政府市场关系发展历程上看，亦是如此。就我国而言，政府在经济增长方面功不可没，包括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及到现在的经济换挡期；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政府职能在不断转型、完善，达到了今天的市场化程度。
因此，必须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出发，去构建属于自己的政府市场关系。
十八大报告曾指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的问题。
就上述中国发展历程来看，我国在不断摸索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过程中，逐步增强着市场的作用，放缓政府的职能：政府从全能型变为有限型再变为服务型；市场的地位也在不断的变化着,市场从发挥辅助性作用到发挥基础性作用,再到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转变。政府“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看不见的手”相结合，更好的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新时代对于政府市场的新定位的提出，更需要我们去理解政府市场的定位。个人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政府和市场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针对经济转型国家在市场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著名的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强调：不要把市场和政府对立起来，而应该在两者之间保持恰到好处的平衡。中国的实践也表明，政府与市场之间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说的对立互斥关系，二者的作用是互补的。中国在改革发展的实践中始终坚持辩证法、两点论，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7]
其实，政府和市场都是解决稀缺资源配置问题的特定制度安排，这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决策模式的不同。政府主要是一种权威的集中式的决策模式，而市场主要是一种大众的分散化的决策模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市场经济不可能脱离政府的力量单纯的发挥作用。一切资源配置的实现都是市场和政府互相结合的结果。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市场和政府是资源配置的两种基本的对立的制度安排，体现的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动态替代的关系。
二、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是社会和个人、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关系。从此观点看来，市场和政府是对立的关系。实际上，两者之间有着边界，市场的作用是维护体系正常运行，而政府如同一个守门员，时刻保护着市场的正常运行。
现代经济学家霍奇逊认为，一个市场系统必定渗透着国家的规章条例和干预，但是政府的越位、错位和缺位都会影响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8]
因此,要明确政府与市场的作用边界。
市场失灵现象，为政府干预经济活动提供了一个前提条件。而政府干预的失灵诱发了政府放松管制。因此，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在理论上可以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市场机制是一个自主运行的系统，具有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和促进技术革新的功能。但是，市场机制的功能的正常发挥，还需要一些前提条件,如市场的普遍性、市场的完全性、信息的完备性等。如果上述条件的一项或者几项不存在，就会出现市场失灵的现象。
市场失灵的存在，导致市场机制不能带来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在这种情况下，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作为一种与市场机制并不是完全矛盾的资源配置方式，政府的介入经济根本目标是要提高长期的资源配置的效率，它的基本路径是弥补市场的空缺、纠正市场缺陷以及在有比较优势的时空范围内，组织和配置资源。
不过在实践过程中，由于存在着委托代理问题，而导致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问题，可能会出现政府失灵的情况，最终导致政府干预的低效率和社会福利损失。
当二者同时失灵时，需要第三领域，以独立部门的形式解决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问题。在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我国各种类型的非营利性组织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在提供公共物品和转移政府的部分规制政策和协调产业政策职能方面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9]
因此可以得到:政府干预和市场的边界既受到市场失灵的影响，也受到政府失灵的影响。同时在政府和市场失灵的情况下，以发展第三部门来塑造政府和市场的作用边界。
至于我国的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在我国的具体国情下，市场能够自我解决的就由市场来解决，市场不能解决的交由社会自治组织去解决，只有市场与自治组织都不能解决的问题，才由政府去解决。在三者共同作用下，实现更有效率、相对公平的资源配置。一方面需要在某些领域强化和增加有效的市场干预，另一方面，又需要从过度干预和不当干预的领域逐步退出。
因此，政府一方面应该努力创造市场的良好外部环境，放弃全民对经济的干预，只对市场溢出效应和市场失灵现象进行控制与治理，另一方面政府更应该加强自身的建设，缩小政府职能，进而逐渐由“发展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坚守有限理性，杜绝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扩大社会自身管理功能，完善选人用人机制，完善政府管理制度弘扬经济民主等。
三、政府职能的改进：更好的发挥着政府作用
通过阅读书目，得知：政府市场关系问题，核心是政府职能定位[10]。关于政府的改进，除了上一段以及书中提到的：转变政府职能；实施社会监督、约束机制；建立合理的偏好机制；健全法律制度；提高政府效率之外(法治我认为是重中之重),我认为还有以下的几点：
1. 尊重市场规律，才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与此相适应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依旧不完善。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目前存在问题：政府调控过多，政府职能在市场中起到太多作用，没能放手让市场调节自行调控，这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市场本身的优势，同时又不能更精准的把握市场动向。政府该管理的地方却没有发挥最大作用（比如环境治理、食品药品安全，现在的环境问题可以说是政府市场全部失灵）。只有政府这双看不见的手对于应该管理的地方进行调控，市场可以才能更好地进行民生建设和社会保障。
2. 加强公共政策的研究
公共政策研究非常重要，没有一成不变、十全十美的政策，任何政策都是在权衡利弊、仔细推敲之后制定的（例如：2018年的天津落户政策“打补丁”）。
公共政策研究宗旨是保证政府采取正确的政策以实现合理的目标[11]。加强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政府需要做到：加强官员的清廉、政策法制化与制度化等。
同时，我认为公共政策研究也不能单靠政府，还要靠专家学者。专家学者的作用不是代替政府决策，但是要从理论基础、吸取国外经验等方面给予理论支撑，帮助政府更好地决策。
3 混合经济
3.1 我国的混合经济
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讲的“混合经济”是指私人组织和政府机构都实施经济控制的经济[12],是以私人经济为主导的一种经济；而我国“混合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所以不能等同起来。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指在同一经济组织中,不同的产权主体多元投资、互相渗透、互相贯通、互相融合而形成的新的产权配置结构和经济形式,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股份制经济或以股份制为基础的经济。
个人认为，混合经济，从宏观来看，是政府“看得见的手”与市场“看得见的手”相互作用，控制经济所共同形成的。从微观上讲,是指一个企业，其出资人有不同的所有制投资主体。
现代市场经济,就其运行状况或调节方式而言,是一种“市场+政府”的混合经济。即一放面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化,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或立足点; 同时又因市场作用的局限性而又不能缺少政府的调控和干预。
混合经济下公共部门的三个核心职能是资源配置功能、稳定经济功能、收入分配功能。
3.2 中国经济改革历程
中国二十余年经济改革进程，实质是市场资本生产关系在中国经济结构中日益渗透而深化的进程。而这个进程，正是《资本论》曾叙述过的资本主义发生史的历史轮廓再现。学习中，中国经济的改革分为以下四步[13]：
(1) 20世纪50年代初期：公私并存的混合经济
(2) 50年代中期--70年代末：纯公有制经济
这期间中国以重化国防工业为先导的工业，进行国家资本主义资本的原始积累。在70年代末解散公社，农民开始为市场提供剩余农产品。
(3) 70年代末—90年代中期：所有制初步调整（公有制为主体，个人、私有补充）
在80年代初，私人资本首先萌生于商业领域，而在80年代中期逐渐扩及于沿海民办工业领域。80年代后期中国乡镇工业的蓬勃发展乃是产业新资本形态兴起的典型标志。尽管许多乡镇工业名义上属于乡镇集体所有，实质却是民办的私有经济。由于其能直接从农业过剩劳力中汲取最廉价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多数国营工业难以与其竞争，而走向衰落。
(4) 1997—至今：混合所有制经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
中共在前期改革开放二十年的摸索之后，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在有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一条路，而且这一条路，二十余年如一日走到了今天。
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历经三代领导，从提出股份制开始，到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建立现代产权制度基础、 以资本管理为纽带建立各种所有制及职工持股到深化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每一届中共代表大会，都持之以恒地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培土施肥，添枝加叶。混合经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丰富和深入的过程中，混合经济管理体制业已从制度、法律等各方保障层面越发完善。
也就是因为选择了混合所有制，中国至少走过了西方很多国家用上个世纪以来整整一百年所走过的路。中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GDP从1997年的7.9万亿至2019年的99万亿元，整整增长了12倍多。可谓是世界的奇迹。
解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奥妙所在，混合所有制经济，无疑是中国经济增长、发展奇迹的密码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