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共产党

（一）美国共产党（CPUSA）简称美共，创建于191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共产党曾利用美国国内外反法西斯同盟，建立广泛的人民阵线，其党员人数曾达到10万之众，成为美国首屈一指的左翼力量。二战后由于麦卡锡主义盛行，加之党本身“左”倾错误的影响，美国共产党的力量遭受重大的损失。20世纪70年代由于美国国内反对越南战争的浪潮高涨，美国共产党有所复苏。1989年东欧剧变使得美国共产党再次跌入低谷，但以前党主席格斯·霍尔同志为核心的美共中央坚持不改党名，不变党性，从组织和思想上保全美国共产党。美共主张修改由美国主流政党所控制的选举法，使更多的党派参加竞选。美共反对失业，反对侵略战争，认为帝国主义是世界和平的威胁。美共的目标是通过和平道路战胜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主张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美共的中央机关报是《每日世界》，理论刊物为《政治月刊》。1919年美国社会党左翼领袖鲁登堡创建美国共产党，1921年美共被迫转入地下进行活动。1923年4月美国共产党恢复其合法地位，并与美国工人党合并，鲁登堡担任美共中央总书记。20世纪30年代前期美共积极支持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领导和组织产业工人工会，动员3000人赴西班牙参加反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斗争。1943年12月德黑兰会议后 时任美共中央总书记白劳德认为世界已进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长期信任和合作”的时代，主张实现包括大资产阶级在内的团结。1944年5月白劳德宣布解散美共 ，另立非党组织美国共产主义政治协会，并担任会长，1945年美国共产党前中央总书记福斯特重建美共。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美共再次转入“地下” ，主要活动在产业工人和黑人中间。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共开始公开参加政党活动，1979年在美共二十二大中通过的纲领指出帝国主义是世界和平的威胁，美共反对侵略战争。美共的目标是通过和平道路战胜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主张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美国共产党章程》是美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基本准则和规定，具有最高党法、根本大法的效力，2014年6月15日《美国共产党章程》在美国共产党第三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修正。1987年通过、2014年美共三十大修改的《美国共产党章程》这样规定党的性质：“美国共产党是为美国工人阶级服务的美国工人阶级的政党，美国工人阶级的构成具有多种族和多民族特点，其成员有男有女；有年轻人，也有老年人；既包括有工作的工人，也包括失业的工人；既包括有组织的工人，也包括无组织的工人；既包括同性恋者，也包括异性恋者；既包括美国本土出生的工人，也包括外来移民；既包括城市工人，也包括农村工人，包括所有从事多种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工人群众，其人口在美国社会中占大多数。”

（二）“共产党党是非洲裔、墨西哥裔、波多黎各裔及其他拉美裔、土著、亚裔美国人和其他一切受到种族和民族压迫的人民的政党，同时也是妇女、青年人和其他所有劳动人民的政党。”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国内的形势发生重要的变化，其表现为人民反垄断情感不断增强，劳工运动不断开辟出新的天地，国内右翼势力被迫转入防御地位。1994年秋季在劳联-产联会议上原主席克兰被击败，富有战斗精神的约翰·斯温尼当选新任主席，这是自1955年两大工会合并以来抛弃劳工斗争主张阶级调和主义的右翼领导层第一次被从美国劳工运动的最高层上赶下台。劳联-产联章程中删除反共的条款，整个工人运动呈现出向左转的趋势。1999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西雅图”事件犹如一声惊雷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劳工运动，美国工会、环保、人权等组织发动的有数万美国群众参加的示威活动，抗议世界贸易组织把利润置于人权、劳工利益、环境保护之上。“西雅图”事件表现美国劳工运动战斗精神日益高涨的状况，这一事件为美国劳工运动的未来发展开辟新的天地。加利福尼亚的人民为了让恺撒·夏维兹的生日成为州节日举行的声势浩大的游行显示出人民反对种族歧视的坚强决心，劳联-产联在维奇斯通过的决议具有明显的反帝国主义的性质。波音公司工程师积极参与罢工活动显示出白领工人在日益以信息化和知识化为基础的美国经济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他们在阶级斗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右翼力量在退却，新的群众运动正在兴起，人民运动处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上，反垄断、反跨国公司、反种族主义的联盟在逐步形成。美共制定争取扩大这一联盟，拓展左翼中心、工人阶级和阶级联合的概念，把更多的受压迫的人们团结起来的战略策略，国内这些政治形势的新变化加之美共对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实践的深化促使美共对党章的部分内容进行修改。2001年5月17日美国共产党在经过充分酝酿、讨论、争论，在党的二十七大前对1987年通过的党章进行修改。修改最多的是党章的前言部分，即党章中关于美国共产党性质、指导思想、奋斗目标等部分。新党章保持党的名称美国共产党不变，再次肯定“美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为工人阶级服务的政党。它基于美国工人阶级历史上的斗争和进步传统，致力于提高工人阶级特别是受压迫人民的利益”。这次修改中增加在1987年党章中所没有明确提出的“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原理”，围绕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是以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为指导思想的问题曾在美共历史上引起争论。

（三）这次党章修改的措词既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强调坚持其“科学原理”，表明美共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教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个别过时的论断区别开来的态度。在此后不久召开的党的二十七次大会上美共重申其世界观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发出进一步以创造性的方式发展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号召。美共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从来不把自己的理论创造看作是无所不包的，而仅仅看作是进一步分析更广泛问题的基础，美共特别指出在解决当前国际工人运动所面临的许多新问题中迫切需要这种科学的理论方法。1987年的党章规定“党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社会”，这次修改为“党为人民利益和权利而奋斗，最终目标是用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具有广泛人民基础的政府”。这次修改对党的目标进行更明确的规定，把党的日常斗争和建立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并且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般特征作了概括，因而更具操作性。新党章详细论证资本主义的本质，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给民主充分发挥的空间，特别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民主是有限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政治、经济、法律制度都是牺牲大部分人的利益而为一小部分人服务的。政府的运行受有钱人、跨国公司和他们的代理人控制，工人阶级经过建立组织、开展斗争赢得一些政治改革，提高某些生活质量。但是只要跨国公司处于垄断地位，工人阶级的斗争成果就是不安全的，他们必须不断斗争保卫已取得的成果。当人类跨入21世纪后民主在美国受到垄断资本日益增加的危险，政治权力集中于越来越少的人手里，包括投票权在内的基本权力也遭受到极右势力的威胁。共产党号召为保卫和扩展工人阶级的民主权利而开展英勇的斗争，并把这作为美国社会和经济进步的必要前提。”基于上述分析时美共认为：“只有通过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够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消灭压迫战争种族主义和贫穷。”社会主义制度为人民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资本主义公司的私人利益服务。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处于政府的领导地位，社会主义是对民主的极大扩张。共产党以扩大的《人权法案》宣传社会主义民主：按照工会工资标准得到工作的权利，直到大学水平的免费教育，免费的医疗、体面的房子，提供儿童照顾制度和老年安全。美国是有深厚民主传统的国家，美国共产党一直认为社会主义建设要基于美国民主传统之上，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和本质特征，在党章修改前后美共围绕“社会主义权利法案”的问题展开非常活跃的讨论。

（四）党的主席韦伯提醒全党不要把“社会主义权利法案”变成陈词滥调，也不要把它变成新的颂歌。美共认为“社会主义权利法案 ”这一术语反映两个大的问题，就是美共对待民主的态度问题以及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争取民主的斗争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政治基石，这条红线贯穿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著作之中。美共认为追求民主权利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核心，没有持续的追求民主的斗争，工人阶级会和他的同盟军相分离，从而不能发挥领导的作用，这一问题和“社会主义权利法案”紧密联系在一起。美共认为只有社会主义的形象和内容彻底民主，才能够引导美国人民走社会主义的道路。20世纪社会主义的形象不够民主，所以不能说社会主义民主本身就比最发达的资本主义民主高好多倍。虽然可以肯定地说社会主义创造发挥民主的最好条件，但是加深和扩展民主的过程决不是自发的。相反执政党和人民的组织必须重视发展民主的形式和实践，使之适应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的特殊政治背景。 美共提醒全党社会主义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所开展的运动，没有正确对待民主、美国的民主传统和社会主义民主本质的态度，就不能想象在美国引导数百万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是美共对苏联没有处理好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导致社会主义挫折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新党章中规定美共通过大多数人的和平愿望的表达实现社会主义，结果是如何依靠人民来防止美国统治阶级使用暴力来阻止人民意愿的能力而定。美共珍惜与美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青年组织“共青团”的兄弟般的联系，高度评价青年人和学生在反垄断联盟中的作用，党同共青团一道带领年轻人参加建立更人道的社会主义的将来。美共和所有追求和平、民主、平等，反对军国主义侵略、压迫、种族主义，旨在提高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人士保持密切的团结。作为美国最大的左翼政党，美共一直致力于通过和平道路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80年代后期美共鉴于一些州提出不利于小党竞选的条件限制，决定不再单独提出本党的候选人参加总统大选，在选举策略上支持民主党，反对共和党。美共认为美国共和党是右翼政党，其中包括极右的种族主义者和反工人阶级的势力。如果共和党在选举中获胜，那么将是对民主的最大威胁。美共为2000年大选制定的主要目标是：结束共和党人在美国参议院中居多数席位的状况，同时也尽可能避免共和党人占据众议院的多数；击败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和美国共和党的任何其它总统候选人；

（五）在各州和全国尽可能地击败共和党的极右分子；使共产党人在全国尽可能多控制地方政府机构，并利用选举吸纳新的党员六壮大党的力量，促进党的建设。围绕上述目标时美共动员组织广大工人参与选举，动员全国成千上万的选民，团结联合一切左翼和中间的力量，结成广泛的反右翼联盟，组成“宽阔的多种族的劳工和人民的选举阵线”。虽然2000年大选以民主党失败而告终，但是美共在参与大选的过程中扩大影响，壮大队伍。美共在新党章中特别强调：美国共产党是美国工人运动的内在组成部分。党章中指出：“我们珍惜我们与构成这一运动的主体“劳动人民”和工会的联系，我们珍惜我们植根于这一运动之中的背景。我们在行动上寻求最大可能的跟劳联-产联以及其它独立工会保持团结，在反垄断的联盟中努力提高有组织的劳工的领导作用。我们追求提高美国工会同世界上其他国家工会的联系和团结，并且把全球劳工及其组织的更高水平的团结作为击败日益增长的全球帝国主义压迫的唯一有效方式，美国共产党是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内在组成部分”。面对世纪之交时国内出现的人民运动日益高涨的新情况，美国共产党对过去阶级和阶级斗争概念进行新的思考。美共认为阶级不是一个僵死的概念，而是一个开放的富有弹性的概念，世界上不存在纯粹的阶级斗争形式。美共进一步认为社会民主主义者不是党的敌人，而是党的同盟军，而且是今后美共工作的中心。也就是说美共认识到只有团结更多的朋友，才能打破孤立，在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在组织原则上美共仍然强调民主集中制，但是对民主集中制的解释有所不同。删去1987年党章中的“民主集中制保证全党成员和领导的意愿和行动的统一”的表述。新党章中把民主集中制解释为“党的决定和政策通过民主的程序产生，一旦做出最终的决时定所有成员都必须执行它”。增添“团结是劳动人民在提高自己利益的斗争中最强大武器”，删去“集体主义是党的工作作风”的基本概念，代之以“集体主义是我们党的基本工作作风，通过集体讨论和行动，我们应用可能最好的方案来提高工人阶级的利益”。新党章简化入党程序，在入党条件上删去“入党申请者至少有两个表现良好的党员同意，申请者所在地区俱乐部多数党员同意后才能加入党”的条款。新的党章规定：“党的任一成员、俱乐部、地区和全国组织都可以接受申请者的申请书，并且迅速地把申请书转交给申请者所在的俱乐部、地区组织。该俱乐部、地区组织应该迅速就此展开讨论，并尽可能的安排一个或多个党员同申请者交流谈话。”

（六）“除非俱乐部和地区组织得知申请书是假的，或者接受该申请者可能危害到党的组织和党的目标，申请者应该被迅速通知他（她）已被接受为党的成员，并且安排参加党的一个俱乐部。在没有组织的地区，没有俱乐部的地方，新的成员应被转到上一级具有管辖权的委员会。”安排新的成员参加党的教育工作、群众工作和其他活动是俱乐部的责任，或者是上级委员会的管辖权。新党章简化党员在国内转移组织关系的程序，规定：“党员从一州转移到另一州时通常应该在改变住址以前进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搬到新住址的30天内进行，介绍信由地区组织经过全国委员会转入新的地区，或者同时转交给新的地区组织和全国委员会。”新的党章删去“介绍信要附带一份转移组织关系同志的集体评估意见”的要求，删除“新的地区组织在接到介绍信之后才把转来的党员接受为成员”的规定。当前美共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组织力量太弱，在美国政治舞台上影响太小，致使美共始终不能融入社会主流，也谈不上问鼎政权。尽管在1995年1月党的主席霍尔在美共新年庆祝会上宣布美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正在全面激增，但从总体上来说美共的力量是弱小的。美共究竟有多少党员，美共没有正式宣布，估计的数字很不相同：有的说有1.5万人，有的说7000人左右，有的说4000人左右，而有的则说1500人。但无论哪个数字较准确，对于美国共产党来说要想在美国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并通过投票箱实现社会主义，党的力量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进一步复兴和发展党的队伍是当前美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最重要问题。在美国这个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反共势力特别强大的内部环境下，在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外部环境下发展新党员显得尤其困难。针对这一情况时美共高度重视党的建设问题，把扩大党的新成员，提高党的影响作为美共领导人心中的头等大事，把党建工作放在党的中心工作中优先开展。美共采取的措施首先在党章的规定中简化入党程序，以及根据美国人职业高流动性的特点简化党员转移组织关系的程序和手续。其次美共在党的建设中采取新的策略：党利用一切渠道和机会扩大党的队伍，利用新技术和媒体包括互联网和党的电视节目“变化中的美国”等来扩大党的队伍，积极发展党报的读者，扩大党的出版物的发行；在扩大党的队伍时党的领导更要富有指导性、现实性和创造性。对于共青团的建设时党要接触青年，了解青年工作的特殊性，并掌握联系和帮助他们的本领；

（七）逐步改进党的工作作风使党成为一个公共组织，一个群众性的党；党的队伍扩大和劳工运动密切联系，在思想上全党要清醒地认识到党的队伍扩大工作和劳工运动蓬勃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群众性的党的建设和党走向社会主义运动的战略目标有直接的联系。新党章在组织结构上取消全国理事会和全国监察委员会的设置，关于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中新党章删除“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提法，代之以“对党的集体工作和自己行为的批评性评估”的提法，提出“全国委员会及其领导在各级水平上应该主动开展批判性的评估和自我评估，以便改进工作”。在党的管理纪律程序和申辩条款中以“ 帮助”代替“管理”，把“管理工作帮助党员改正缺点和错误”改为“党给同志们提供帮助，以利于他们改正缺点和错误”，这些变化是美共基于党内一部分党员民主的呼声所做出的反应。美共历史上一部分党员曾打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招牌进行相互攻击和分裂党的活动，也有一部分党员认为原来党的体制压制党内民主，压抑党员个人意见的充分表达。这次修改党章的一个目的是要给予每个党员充分表达自己愿望的空间，允许不同意见存在，以推进党内民主。世纪之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阶级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发达国家共产党在相对弱小的情况下如何根据这一情况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战略策略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这需要各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具有理论创新的勇气，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本国实际以及时代特征结合起来，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的新领域，回答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前人不可能提供答案的新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共关于党章的修改，进行战略策略的调整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其效果如何，党章修改会不会带来新的问题，比如降低党员入党标准、简化党员入党程序会不会导致党员素质下降等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当然这一切还要靠今后实践来检验。美国共产党网站发表美国共产党国际部书记艾米尔·斯奇帕斯《21世纪的帝国主义同样也影响美国人》的文章对21世纪的帝国主义“新自由帝国主义”的崛起、在世界的表现、影响及应对新自由帝国主义等问题进行阐述，从文章所反映的内容来看美国共产党深入研究新自由主义政策对美国工人生活造成的影响，通过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来揭发美国大资本家对美国工人阶级的剥削，由此激发美国工人阶级反对美国政府的种种不公平政策、团结进行社会斗争、争取公平权利和合理的经济利益。

（八）美国共产党人民世界网站刊发网编苏珊·韦伯的文章《所有人都在讨论社会主义，但到底何为社会主义？》就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本质承诺、对美国社会的意义及实现途径等问题提出见解，引发关注。半年多时间里人民世界连续刊载系列文章，掀起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讨论中既批驳错误观点和主张，也提出新的认识和见解。批评对社会主义的片面化理解，捍卫作为人类理想的社会主义。对于桑德斯的主张时美共网站讨论者大多认为具有积极意义，指出其体现一个公平、公正社会的基本要求，对于改善工人阶级状况以及全面参与经济和政治生活的能力具有重要作用。桑德斯引发的社会主义热表明美国民众厌倦政治和经济现实，愿意去思考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可行性。指责保守派对社会主义的污蔑充满偏见、憎恨，是片面强调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失败，却不提中国和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指出苏东国家挫折不能证明社会主义的无效，社会主义不是空想，具有实际含义，人民世界通讯员、工会运动活动家里克·纳金在一本名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指南》的册子中强调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掌握权力。美国共产党成立于1919年，1938年曾有7.5万名党员，如今在全美国只有3000名党员。美共仍是个极其活跃的政治组织，特别是在工人和大学生中间。美共全国总部设在纽约曼哈顿一幢八层大楼里，在这里工作的专职人员不是老人就是大学生，甚至还有高中生。2000年以后一直担任美共主席的现任党主席山姆·韦伯说：“我们有不同的文化，我们不再用总书记这个词，而是用主席，美国人更容易理解。”65岁的美共副主席贾维斯·泰纳说：“很多人都说一个社会主义的美国可能会很美好，却不可能实现。我们应该让他们相信这不是空想，而是一场每天都要坚持的斗争，它所遵循的原则非常简单：重人轻利。”美共和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共产党不同，它仍坚持正统路线，坚守似乎永恒不变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美共的目标很实际，就是要给美国共和党内“彻头彻尾的资本家”设置障碍。泰纳羡慕地说：“当我看到中国发生的一切，我想社会主义在这里完全有机会执政。”现在美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大多数成员年事已高，候补力量不足，美共的目标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争取在美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一种政治信仰或社会状态，现今的共产主义奉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思想为基本思想。

（九）共产主义主张消灭生产资料私有，消除劳动成果分配特权，并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剥削制度，并且进行集体生产共同享有劳动成果，以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共产主义设想未来的所有阶级剥削社会将最终过渡成为共产主义的无阶级剥削压迫的人人平等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行上需要社会成员每人有高度自觉的集体主义思想，以劳动光荣为社会普遍共识。共产主义是通过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去消除社会隔阂及阶级剥削和压迫，以把全人类从压迫和贫困中解放的思想，并建立人人平等、没有特权阶级优先分配劳动成果特权的制度、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没有阶级压迫的政府以及全社会集体共同生产，平等享有劳动成果的社会。马克思充分研究人类的历史、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发现人类社会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现有生产力水平低下使得物质匮乏，不同人的经济地位决定不同人的社会地位，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决定整个社会的形态、法律、道德等。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地位所决定的，是人们社会地位的反映，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条件：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科技极度发达，劳动生产率空前提高，劳动时间大大缩短，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一切私人劳动和小规模生产都被社会化大生产取代，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平等占有生产资料，商品和货币因失去利润的代表符号而消亡；由于社会产品极大丰富，消灭工农经济差别、城乡经济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价值的差别；由于生产方式的改变，旧的社会经济分工的消亡，每个社会成员将获得自由和全面的发展；整个社会有计划的按照不同人的需要进行大规模订制生产；实行各尽其能、按需分配原则（这里指的是以人的需要作为劳动产品分配的唯一根据，人们的社会文明程度极大提高，社会道德水平很高，低级趣味已经消失了，任何贪婪欲望受到自觉地抵制）；阶级剥削，阶级差别消失，“机器对人的奴役”被“对物的管理”取代，国家机器将自行消亡；随着经济上的一切压迫和奴役制度消亡，阶级社会的一切不平等的道德观念和宗教鸦片也随之消亡；以私有制经济个体的家庭消亡，两性关系在消灭性别、财富、年纪、种族优先以后变成纯粹的私事，而社会无需干涉，未成年人的抚养和教育将完全成为社会的公共福利事业（家庭本质上就是一种私有制个体经济单位，在农业社会中既是生活单位又是生产单位，负担着教育、养老、防御、培训等多种职能。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其职能逐步被各种福利社会机构和公共服务取代，因而私有制家庭单位生产、生活规模变小，并且其生产能力、生活保障越来越社会化，最终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其社会单位功能会彻底消亡）。

华盛顿惨案

（一）华盛顿惨案又称“星期四大屠杀”，1932年7月28日（星期四）前往华盛顿请愿的老兵们怎么也想不到他们的鲜血会洒在自己首都的土地上，想不到没有异乡作鬼，却倒在自己军警的枪口下。当时2万名第一次世界大战老兵和家属在华盛顿国会附近搭帐篷住了1个多月，要求把原定1945年兑现的补贴马上发给他们（因1930大萧条）。麦克阿瑟和艾森豪威尔在胡佛总统同意下出动坦克驱散，艾森豪威尔有些犹豫，但麦克阿瑟说背后有共和党，坚决主张开枪，结果造成惨案。1932年经济危机的阴影依然笼罩着美国，5月美国一战退伍老兵携家带口前往华盛顿请愿，要求政府立即全部偿付他们的退伍补助金。他们共约2万余人，在国会大厦附近露营，每天秩序井然地到国会山请愿。6月15日众议院投票通过支付退伍金的帕特曼法案，但参议院在胡佛总统的强大压力下拒绝批准这一法案，胡佛下令镇压。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率领装备有坦克机枪的部队是主力，警察配合。驱散老兵的过程既开枪，又用刺刀，还扔催泪弹。华盛顿上空充满枪声、马嘶声、脚步声、哭喊声、警笛声、火烧声，数百名老兵及其家属包括儿童伤亡，“星期四大屠杀”或“华盛顿战役”的这一天曾经为美国而战的老兵们伤透了心。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许诺给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们每人一笔退役金，但议员们因考虑到预算成本，规定“荣民奖金券”要到1945年才能兑换。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盘后繁荣的泡沫破灭，取而代之的是几乎绝望的大萧条时代。而身处大萧条的一战老兵根本无力生活，与大多数失业者一样渴求政府的救济。现除了少数历史学家外多数美国人都忘了麦克阿瑟和艾森豪威尔在1932年造成的华盛顿惨案，当时二次大战老兵和家属在华盛顿国会附近搭帐篷住了1个多月，要求把原定1945年兑现的Bonus马上发给他们（因1930大萧条）。麦克阿瑟和艾森豪威尔在胡佛总统同意下出动坦克驱散，艾森豪威尔有些犹豫，但麦克阿瑟说背后有共产党，坚决主张开枪，结果造成惨案。为了改变贫困潦倒的经济状况，一战退伍军人十分渴求政府能提前支取退役金，前陆军士官WALTER WATERS便号召各地老兵集合起来，并发起一场向华盛顿进军的请愿运动，史称“退伍金军”。1932年5月29日大约有两万名退伍老兵及其老婆孩子陆续到达华盛顿，聚集在国会大厦附近。他们用捡来的旧木板搭成简易帐篷作为栖身之地，并以当时的总统的名字命名为“胡佛村”。退伍老兵们在这种难民营的村落里发愁地等待着，盼望美国政府能满足他们提出的要求。德克萨斯州众议员约翰·莱特·帕特曼提出提前向老兵支付福利补助金的议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大大鼓舞参加抗议示威活动的退伍军人的情绪。

（二）6月17日众议院通过的支付退休金的议案被参议院否决，而参院同意支付请愿者回家的路费。有5000名老兵领取回程的火车票，有的领取汽油和其它物资，但仍2万老兵因为没有达到目的而继续坚持示威。美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向胡佛总统报告称：“这次运动的意义和危险性，实际上远远超过想从濒于枯竭的国库索取金钱的作为。红色组织者渗入退伍军人组织，并立即从那些不了解情况的领导人手中接过指挥权。”麦克阿瑟要求全国各地的高级军官向他提供与退役金请愿者一起进军华盛顿的、已知的共产党人的名单，答复来了，结果没有一个人知道。1932年7月27日胡佛总统要求1100名“军役补贴军团”从联邦财政部楼房里撤离，由华盛顿警察实施，上午在警察的监视下退役军人们和平地撤出联邦建筑物。下午形势突变，华盛顿警察局总长格拉斯福特本来是示威者的同情者和朋友，可一名退役军人猛然扑上来，把格拉斯福特佩戴的金质徽章一把扯下来，另一些人则对着其他警察砸砖头，两名警察头骨开裂。警察开枪射击，两名退役军人被打死，1个居民被流弹击中肩膀受伤。警民对立情绪陡然高涨，愤怒的请愿者开始攻击警方，打伤12名警察。胡佛总统立即召见作战部长赫尔利，指示他调动陆军参谋总长麦克阿瑟，执行总统命令，命令道：“你立刻率领美国军队开赴骚乱地点，封锁骚乱波及地区，并且毫不迟疑地清理现场。必须妥善处理和善待妇女儿童，在执行此命令时要竭尽一切人道主义手段。”骚乱拨动胡佛和议会紧张的神经，这是美国政府的通病，与20世纪大多数“红色恐慌”事件一样都是因为在经济或政局陷入困窘时高度戒备和紧张，从而导致做出不必要的决定。麦克阿瑟用他的方式表达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治军原则，他说：“我很忙，没有时间会客，那些假装传达总统命令的人休想打扰我。”麦克阿瑟指挥军队跨河包围示威者营地，命令所有示威者限时离开，然后放火将营地烧为灰烬。整个清场过程中军队未发一枪，但使用刺刀及催泪瓦斯。1名11周的婴儿被母亲遗留在营地无人照看，吸入过多的催泪瓦斯毒气，陷入昏迷，最后死在医院。1儿童因催泪瓦斯毒害，眼睛半失明。1人被刺刀插伤屁股，1人被马刀削去大半只耳朵。在民众方面有超过1千名的男女包括儿童、记者、居民和救护车司机暴露于催泪瓦斯中，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也有警察。美陆军目标镇压的“退伍金进军”只死了三个人，但当时还不俱备橡皮弹这类非杀伤性武器，虽只死了三个人，但这次血腥镇压却成为美军公开承认的永久耻辱。

（三）美国有关当局并没有规定不准报道此事，据悉亦没有跟踪迫害死者家属以及报道此事的新闻从业人员，不过火燃烧示威者营地的照片后成为美国军队镇压示威者的历史经典照片。当时电影院里只要一提陆军或者麦克阿瑟将军，观众就是一片嘘声。纽约州长罗斯福当时正问鼎白宫，看了报纸之后他拍案叫道：这回我肯定能胜过他（指胡佛）！民众情绪反映到当年的选票上，罗斯福以57.4%对39.7%的压倒性胜利当选为32届总统。新闻界评论“镇压退伍金进军事件”是给胡佛的“致命一击”，彻底封死他的连任路。胡佛卸任后的一段时间里连共和党内的头面人物都怕受到胡佛负面的形象牵连，对其敬而远之，令这个过气政治明星一天到晚孤对钓鱼竿。两名被警察开枪打死的退役军人最后被政府埋葬于阿灵顿国家陵园，给予阵亡军人的荣誉。1933年3月讨奖大军又陆续返回华盛顿，示威游行又开始了，到了5月份已有3千人住在帐篷里。罗斯福总统刚推行新政，他下令陆军将功补过，在华盛顿外围的一处旧军营里设立住所，让老兵住进去。第一夫人亲自前往营地视察，还和老兵们问寒嘘暖，共唱圣歌。1934年Patman议员再度提出法案，要给那些老兵兑现战争奖金，罗斯福的亲信、参院元老哈里·杜鲁门大声疾呼要给老兵钱。法案终于通过，到来6月份老兵就拿到第一笔战争奖金。罗斯福总统在1944年6月22号签署生效的美国军人权益法案是美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对退伍美国军人提供补贴最优厚的一项法案。根据这项法案时军人在退役后可以得到丰厚的报酬，从而促使几百万退伍军人成为中产阶级，使美国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人数大增加。在经济上、政治上和社会上改变美国的社会结构，使美国社会更加稳定。此次惨案的根源在于大萧条，但是归根结底，还是胡佛政府处于困境时过度紧张的神经与采取的过分手段所致。胡佛总统生涯中最大的败笔即是此次惨案，而麦克阿瑟将军本身的性格也是此次惨案扩大的一个直接原因。不过麦克阿瑟将军本身没有因这次事件而被陆军令退，所他后来在朝鲜战争中也印证他“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军事原则。美国社会党是曾经存在的一个美国左翼党派，由美国社会民主党与社会主义工党温和派合并而成，总部设在圣路易斯。党的基本纲领是把工人阶级和同情它的阶级组成一个政党，以参加竞选作为政治斗争手段以期夺取政府的各项权力，并利用这些权力把现存的生产和分配手段的私有制改变为全体人民的集体所有制，反对通过社会革命途径建立社会主义。

（四）1898年美国劳工和政治领袖德布斯领导并创立的社会民主党，于1901年7月29日同希尔奎特领导的社会主义工党温和派合并，取名美国社会党。1901年有党员1万名，1912年增至12万，遍布各州工会。组织成员比较复杂，有城乡小资产阶级包括许多律师、牧师、小雇主和来自俄、波、匈等国的移民，还有工人，其中国外出生的工人占多数。党内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持党的领导权，党的主要领导者左派代表是德布斯，右派代表是希尔奎特，右派曾公开拥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1905～1914年间是社会党活动全盛时期，创办13种日报、12种月刊和近300种周刊。1912年社会党发生第一次分裂，著名工人运动活动家海伍德被免除全国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他和124名工人党员相继退党。1917年社会党在左派鼓动下通过反对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决议，德布斯与鲁滕堡因反战活动而被捕入狱。1920年总统竞选中德布斯虽在狱中，但仍获得92万张选票。社会党在许多地方工会和美国劳工联合会中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在州和地方议员选举中也发挥一定作用。但是社会党缺乏坚强的统一领导，德布斯本人有工团主义者色彩，希尔奎特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忽视群众的要求，不能充分组织和领导群众展开经济斗争，党内不断发生分裂。俄国十月革命后党内左派主张抛弃改良主义纲领、直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1919年社会党再次发生大分裂，左派鲁滕堡等退出，组建成美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劳工党（1921年两派合并为统一的共产党）。1924年社会党支持进步党罗伯特·拉福莱特竞选总统，以加强资产阶级和工会领袖掌握领导权的工人、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反对垄断资本的统一战线。1928年起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托马斯（1884～1968）连续5次参加总统竞选失败，以后在60年代又两次参加总统竞选，均得票极少。60年代末社会党分裂为左、中、右三派，左派和中派支持民主党。1936年分裂出去的社会民主联盟在1972年与社会党重新联合，更名为美国社会民主党。新美国社会党（SPUSA）成立于1973年1月1日，新社会党继续坚持老社会党的左翼路线，继续追求民主社会主义路线。从美国政治角度看该党一直反对美国的“两党系统”，希望能够建立更为民主和公正的“三党系统”。该党既反对资本主义，同时也反对威权共产主义，希望能够在国有制度和工人民主自我管理下构建经济模式。党内成员有1500人，虽然新社会党每次总统选举都会推出自己的候选人，但是每次得票都不到0.01%，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

（一）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ANC）现为南非执政党，简称非国大，是南非最大的黑人民族主义政党，也是南非跨种族的政党。1912年1月7日非国大在布隆方丹成立，最初叫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1923年改称现名，现有约100万党员。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在1960年被南非当局宣布为非法，主要领导人流亡国外。1961年决定开展武装斗争，并成立名为“民族之矛”的军事组织，由曼德拉任司令员，1962年曼德拉被捕入狱。非国大主张摆脱一切形式的歧视和民族压迫，建立统一、民主和种族平等的南非。1994年4月南非举行历史上首次多种族民主大选，非国大以近2/3的绝对优势获胜，曼德拉作为该党主席而出任总统，有成员70万。该党于1912年在布隆方丹由一些知名黑人、以都市内的知识阶层为中心创建的，第一任主席为杜比牧师。当时称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1925年改为现名，现有成员约70万人。非国大的组织架构为全国代表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全国工作委员会、各省委员会、地区委员会、妇女联合会以及青年团等，全国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每年举行一次会议。全国执行委员会是闭会期间的领导机关，每年举行两次会议，下设全国工作委员会，负责日常工作。民族之矛是南非人民于1961年12月16日成立的一个秘密武装组织，它坚决反对南非白人的殖民统治，主张以暴力推翻政权，带取民主和民族解放。当时南非共和国是在少数白人资产阶级和农场主统治下实行种族歧视制度的国家，南非人民为反对种族歧视进行长期的抗争，“民族之矛”的创始人和总司令是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1961年曼德拉意识到采取的非暴力运动不能为黑人争取到应有的权力，于是他创建非国大军事组织——民族之矛，曼德拉自己担任总司令，计划用武装斗争的方式来对抗政府的暴力镇压。他在首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这样说：“很多人都认为与一个只会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野蛮镇压的政府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来谈判是毫无结果的，我认为确实到我们要反思我们斗争方式的力度到底够不够的时刻。”可能采取的暴力形式有四种：破坏活动、游击战、恐怖活动和公开革命。他们决定采取破坏战略，这是与他们的政治背景相一致的符合逻辑的选择。曼德拉强调说：“进行破坏不会丧失生命，破坏战略给未来的种族关系带来希望。痛苦将保持在最低限度，如果这项政策奏效，民主政府将变成现实。”他领导全国最高指挥部，该部制定战术和目标，并负责训练和财务，另外还建立领导地区破坏小组的地区指挥部。

（二）1961年一个新的黑人组织“民族之矛”成立，“民族之矛”在其成立宣言中发誓：不惜任何代价争取全南非人民的平等和正义。该组织宣称：“是南非人民进行选择的时候了，每一个民族都会面临着只剩两种选择的时候：屈服或者战斗。我们不会屈服，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尽我们的力量用各种手段进行还击，以护卫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未来和我们的自由。”1961年12月16日是南非的公共假日，“民族之矛”组织为了纪念其诞辰，发动大规模的行动破坏政府设施。为纪念1838年纳塔尔省的“血河战役”（在这场战役中白人居民布尔人击败非洲土著人祖鲁人），黑人终于开始报复了。1956年12月5日南非当局采取大规模行动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参加人民大会的各方组织者，包括曼德拉在内的156人被捕，其罪名是“叛国”。曼德拉后被保释，但法庭禁止他离开约翰内斯堡和参加任何公众集会，因此他待在约翰内斯堡经营他的律师事务所，为那些因种族隔离法而被捕的人提供帮助。1958年8月1日南非当局开始“叛国罪审判”，经过4年多的审判后政府最终未能证明自己的指控，曼德拉被宣告无罪。在他被宣告无罪后曼德拉开始从事地下工作，加倍努力反对种族隔离法。他不仅巡游国内，检查处于地下状态的国大党各基层组织的工作情况，而且到国外争取国际力量对南非黑人自由事业的支持。在他被宣告无罪到再次被捕的8个月里遭到南非警方的严厉追缉，1962年8月5日曼德拉在纳塔尔省被捕，法庭第一次开庭时曼德拉被指控犯有煽动罢工和非法出国罪。10月22日正式开庭审理叛国罪，经过3天的法庭调查和辩护后裁决曼德拉犯了煽动罢工罪和无护照出国罪，11月7日法庭判处他5年监禁。正当曼德拉服刑之时，1963年7月11日南非警察突袭约翰内斯堡附近的利沃尼亚村，逮捕西苏鲁、姆贝基、伯恩斯坦等主要领导人，抄出大批非国大文件，发现这些人以及曼德拉都是“非洲之矛”的高级领导人。1927年非国大起与南非共产党合作，1956年制定《自由宪章》作为斗争纲领，提出南非民主改革的基本任务和战略目标。1960年因参加发动“反对通行证法运动”及“沙佩维尔惨案”，被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宣布为非法组织而遭取缔，其主要领导人流亡国外，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设立总部，并将国内组织转入地下。1961年12月非国大决定开展武装斗争，并建立军事组织“民族之矛”，曼德拉任总司令。1962年10月、1969年4月和1985年7月非国大在国外分别召开三次重要会议，通过《政治行动路线》、《战略与战术》等重要斗争纲领，将武装斗争和群众抗议运动相结合。

（三）1989年提出政治解决南非问题和灵活处理制宪谈判的主张，1990年2月国民党政府解除党禁后曼德拉等非国大领导人获释。1991年非国大倡议所有党派讨论制宪和制宪原则，主张通过民主选举的制宪议会负责起草和通过新宪法。1992年5月非国大宣布放弃武装斗争和全面国有化政策，11月有条件接受国民党提出的“分享权力”主张，不再坚持黑人多数统治，同意实行联邦制。1994年4月在南非首次不分种族的民主选举中以非国大为首，由非国大、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大会组成的三方联盟获62.65%选票，赢得大选，成为民族团结政府中的主要执政党。1997年12月非国大召开第五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曼德拉辞去党主席职务，姆贝基当选党主席。1999年6月南非举行第二次全国大选，非国大以66.35%选票获胜继续执政，在国民议会中占266个席位，在全国7个省中居主导地位。2003年《议员转党法》实行后非国大在国民议会的席位增至275个，同时成为西开普省和夸祖鲁/纳塔尔省第一大党。2004年4月新南非举行第三次全国大选，非国大以69.68%选票获胜继续执政，在国民议会中占279个席位，全国9省省长均为非国大人士。2005年非国大再获14席，议席总数达到293个。在2006年3月地方选举中非国大除开普敦外以66%的得票率获得全国6大都市中的5个，231个地方政府中的174个。非国大于1999年11月正式加入社会党国际，2002年12月非国大第五十一次代表大会再次选举塔博·姆贝基为领袖，非国大其他领导人有副领袖雅可布·祖马、全国主席帕特里克·勒科塔、总书记卡莱马·莫特兰蒂、副总书记桑姬·姆坦比－马汗耶利和总司库曼迪·姆西芒。1809年11月开普殖民地的总督卡林顿伯爵颁布“霍屯督公告”，这标志着通行证制度的产生。这种通行证当时是对付流浪者的一个手段，但它力图将非洲人限制在自己的保留地里，使他们成为白人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通行证制度意味着非洲人在保留地以外购买土地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样通行证制度使非洲人完全固定下来，他们的流动主要是为了满足白人对劳动力的需求。为了把科伊人变成农业上人，这份公告授权地方当局将没有通行证的科伊人当作游民处理，任意立契，强迫他们按照雇主规定的条件做工。1812年克拉多克总督发布命令，规定科伊儿童出生时若其父母正受雇于白人农场主，他们就应跟着学徒，直至18岁。

（四）1819年萨默塞特总督授权地方长官将父母双亡的科伊儿童登记为学徒，使他们实际沦为农奴的地位。1828年开普殖民地发布49号法令，进一步将通行证制度扩大到科萨人的范围，所有进入殖民地的科萨人都必须持有边境地区白人官员签发的通行证。这主要是因为欧洲人向内地渗透，与南下的科萨人的接触增多，同时开普殖民地的白人需要科萨人作为劳动力。殖民者担心这种交往会危及白人统治地位，就用通行证制度把两个种族隔离开来，这不能不说是后来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滥觞。后来在德兰士瓦和奥兰治自由邦等南非北部地区实行通行证制度也是为布尔人农庄提供劳动力的有效办法，同时通行证制度也是控制南非黑人的一种手段，它使种族主义政权在政治上有某种安全感。英国驻南非的高级专员米尔纳就坚持认为：“从政治和安全的角度考虑，必须实行通行证制度，因为这一制度可以辨认来到这里的土著和追踪他的动向，否则这个地方将变成一座群魔殿。”南非发现钻石矿和金矿后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扩大，同时非洲城市人口日益增加，这种新形势导致通行证制度运用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南非国民党政府上台后进一步加强种族立法，1952年颁布“取消土著通行证及施行统一的土著身份证法”，在此以前非洲人的各种通行证多达60多种，如居住许可证、宵禁特别通行证、月度通行证、计日工通行证、寻职通行证、迁移通行证、旅行通行证等等。这项法令规定取消其中一些已无必要的通行证，全面加强通行证制度，以控制非洲人的迁移和行动。这项法令规定一种统一的证件——一种特殊的查验册，每个土著居良都要随时携带。查验册中载有非洲人的照片、编号，并详细载明其相貌、纳税情况和许多事项，这些规定为南非黑人带来诸多不便。一家南非报刊曾在1957年底揭露一个关于纳尔逊·兰加的案例，纳尔逊·兰加是约翰内斯堡市政委员会雇佣的一位清洁工，有一天傍晚他被便衣警察拦住要通行证。和其他一切值勤的非洲清洁工一样，他因为怕遗失或弄脏，没有随身携带通行证。但他很顺从地给警察看了市政府发给他的证章，上面刻有他本人的公务员号码，这足可以证明他的合法雇员身份。可是傲慢的警察不管这些，还是将他逮捕并押送到比撒耳，他被迫在田间劳动。后来由于他和律师取得联系并申请人身保护令，纳尔逊·兰加才获得释放。

（五）在法庭上透露政府的特别规定：根据土著事务部、司法部和南非警察当局之间的安排，因违反通行证法被捕的非洲人毋需起诉，可直接交给土著事务部。而土著事务部在1954年颁发的一份行政通报指出：应该对因此项法令被捕的非洲人提供在农村做雇工的机会，而且要优先照顾农场。凡是拒绝这种工作的人不能被释放，而且要被送回南非警察局起诉。1960年3月21日的反对通行证游行主要是由阿扎尼亚（南非）泛非主义者大会组织的，泛非主义者大会于1959年4月成立后主要将精力集中在招收会员和建立地方组织上。由于这项工作进展顺利，泛非主义者大会得以在1959年12月19-20日在约翰内斯堡召开它的第一次全国会议。索布克韦和大会领导人向会员宣布组织计划，将从1960年3月21日反通行证法运动开始，经过一些没有具体说明的步骤后到1963年达到自由和独立。为什么泛非主义者大会如此仓促地决定在3个月内即要发起一场全国性的抵抗运动呢？这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这是来自一群急于行动的会员的要求，从自由宪章发表后南非政府采取一系列严厉措施，加速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叛国罪案开审后由于缺乏足够证据，南非当局节节败北。而维沃尔德上台后变本加厉，积极推行现行政策，这一系列因素促成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激进派强烈要求有所动作。其次泛非主义者大会对非洲民族主义思想对南非黑人的感召力估计过高，以索布韦克为代表的大会领导人坚持伦贝迪的非洲主义，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忽略艰难长期的组织工作。第三个因素是外部因素的促成，一方面是南非的自由党坚决支持泛非主义者大会采取激进措施；另一方面一些外国政府如加纳政府对泛非主义者大会表示将提供外交和财政支持。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亦已确定在3月31日发起全国性的反对通行证制度运动，为了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争夺黑人群众，泛非主义者只能在国民大会之前采取行动，以表明自己的力量。索布克韦在要求泛非主义者大会成员采用非暴力策略时号召他们将通行证丢在家里，并接受逮捕和坐牢，他希望这一行动将很快带动全国人民加入抵制的行列。一旦南非的监狱挤满，田间、工厂和商店的工作停顿下来，南非政府当局最终将不得不让步，废除通行证制度。这一运动将形成一系列“不停顿的运动”，这将导致种族主义政权的崩溃。

（六）他提出的口号是“不接受保释”、“不接受辩护”、“不接受罚款”，同时泛非主义者大会作了基层的组织工作。1960年3月21日清晨反通行证运动以平静而严肃的方式从索韦托地区开始，罗伯特·索布克韦在凌晨2时起床了，他将自己的文件整理好，对家里的事作了安排，于6时离开家，向4英里之遥的奥兰多警察局走去。一路上从费费尼、杜贝和西奥兰多等各个方面来的黑人群众缓缓地加入他的队伍，那一天约翰内斯堡警察局共逮捕170名违反通行证法的泛非主义者大会成员。在比勒陀利亚中6名成员到警察局自首，警察以违反通行证法将他们送走，在德班和东伦敦中也有一群人被警察以同样理由逮捕。群众的反应远不如预想的那么踊跃，只是在韦雷尼京、兰加和恩扬加等地中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号召得到普遍响应。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态度如何呢？在此之前国民大会已联合其他13个不同种族的组织，筹备发起反通行证运动，接着在5月和6月连续举行示威游行。但泛非主义者大会的计划在某种意义上打乱国民大会的原计划，索布克韦和他的助手的动员也颇具势头，非洲人国民大会只能十分被动地跟着泛非主义者大会，但在组织工作上仍是各自为政。韦雷尼京位于约翰内斯堡以南约50英里处，是南非的钢铁工业中心。二战结束时这个中心因扩展而人口大增，已有白人1.2万人、非洲人3万人。这里非洲工人多是流动劳工，在制造业受雇的16798名非洲黑人中近1.5万人是从奥兰治自由邦招募而来，住在棚户区。沙佩维尔是1937年韦雷尼京发生动乱后开始建设的，第一批房子在1942年竣工，其名取自当时的市长约翰·沙佩，到1960年沙佩维尔的人口已达3.66万人。从原住地被迫迁到沙佩维尔，每月的房租高达2镑15便士，一大群找不到工作又没有中学可进的青年人，这些为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宣传鼓动提供不满现实的社会基础。3月21日清晨在沙佩维尔的西文索街公共汽车站中去上班的人排起长队，这时泛非主义者大会的警戒队出现了，他们劝说人们不要去上班，这些警戒队还在其他路口阻止去韦雷尼京上班的人们。上午10时在市中心已聚集一大批人，这使地区警察大吃一惊，因为沙佩维尔素来以和平驯服著称，就是在蔑视运动中也没有出现很大波动。俯冲的飞机也没能驱散示威者，而警察则拒绝逮捕那些站在队伍前面的泛非主义者大会支持者。

（七）示威组织也拒绝警察要求解散示威者的命令，泛非主义者大会支部书记恩雅卡纳·往罗说：“在索布克韦发表讲话前我们不会解散。”人群中的大部分人认为将有人发布关于通行证制度的重要通知，这更使他们决心呆在原地不散。一些增援的警察在上午已抵达，有的还是乘的装甲车。下午1时15分300名军警与5000名示威者对峙着，突然警察局的大门口发生摩擦，围着警察局的铁丝网被冲开一条缺口。前排的示威者想看清楚，而后面的群众更想知道发生什么事，拼命向前挤。有一个警官被挤倒了，这时色厉内荏的警察开始开枪，人们赶紧朝四周散开逃跑。但无情的子弹呼啸而过，结果69名示威者被打死，其中包括8名妇女和10名儿童，绝大部分是背上中的弹，另有180人被打伤。射击过程持续20秒钟，警察共发射743发子弹，受伤的妇女、儿童和老人被送进索韦托的巴拉格瓦纳斯医院。在急如星火的救死扶伤的医院里弗莱克医生正在紧张地为伤员包扎、动手术，当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取东西时发现一名上校警官坐在他的桌子上，旁边站着一群低级警官。弗莱克医生说：“你们在这儿干什么？没看到我在抢救病人吗？”弗莱克医生勉强抑制住自己的愤怒情绪，那名上校傲慢地回答：“我想让你知道，送到巴拉格瓦纳斯医院来的所有受伤者全部被逮捕了。”弗莱克医生对这种非人道的行为表示抗议，然而无济于事。上校命令一个警察带上印台，挨病床将枪伤者的手印盖上，然后对另一位警官说：“在每个病床边派2名警察看守。”弗莱克被这种残酷所震惊，并说：“请你们有点良心，有些病人正因抢救不及时而生命垂危，其他的将失去一条腿或一只手。如果每个病床边站上两名警察，我们怎么能实施抢救措施？”由于弗莱克医生的不合作态度，那一个周末他被告知，比勒陀利亚已传来命令，将他解雇。弗莱克医生气愤已极，立即与国际新闻界取得联系，声明自己由于对警察暴力的牺牲者表示关心而失去工作，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政府只好恢复他的工作。在沙佩维尔惨案发生后几个小时里在开普敦的黑人市镇兰加也发生枪杀事件，那天清早人们开始聚集在兰加新的单身住宅区。尽管天下着雨，但当泛非主义者大会的地区负责人克哥桑纳在6时赶到时已有6000人站在那里等他讲话。警察进行干预时克哥桑纳决定将人群解散，并说明下午6时再聚集，他赶到开普敦去看望被捕的会员。兰加的警察局也得到加强，60名警察配备步枪、警棒和装甲车。

（八）下午5时45分警车驶进兰加的单身住宅区，高音喇叭宣布禁止群众集会，随后警察也赶到了。警察命令人群在三分钟内离开现场，但马上就用警棍开始驱散人群。这种故意的挑衅激起在场群众的愤怒，他们开始向警察投掷石块。现场指挥官命令部下开枪，结果又杀死6名示威者。当天晚上兰加的群众举行暴力反抗，他们将市政府烧毁，剪断电话线，袭击警察局，堵塞交通。第二天清早兰加的单身宿舍区遭到警察的袭击，他们见人就打，在这场事件中又有49人受伤。第二天世界各地的报纸都刊登沙佩维尔—兰加惨案的消息：“沙佩维尔惨案，南非种族政权的又一罪行，“兰加的血不会白流。”全世界为南非白人政权的赤裸裸的暴力所震惊了，同时南非股票和债券的牌价在世界各地交易所里直线下跌，恐慌袭击西方的金融市场和证券交易所。伴随着世界舆论的压力和正义力量的谴责，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南非政府的屠杀行为。南非的白人也惊恐不安，有些开始向国外移民，司法部长不得不呼吁全国平静下来，各地的屠杀、反抗、破坏和逮捕还在进行。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西苏鲁、曼德拉和当时的总书记诺克韦连续几天开会讨论局势，商量对策。当时正在比勒陀利亚准备作证的卢图利对屠杀进行谴责，并于3月27日当众烧毁自己的通行证，并号召其他人采取同样的行动。恰巧在这时南非政府宣布暂停实施通行证法，有些人天真地以为这是政府结束这一法律的具体行动，殊不知更严厉的镇压措施将在全国实行。卢图利酋长还号召全国在3月28日为纪念惨案中的死者举行哀悼，为抗议兰加屠杀，克哥桑纳组织3万人向开普敦进军的运动，但后因警察的欺骗而未能坚持。为了加强镇压并重新控制局势，在3月30日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法，并开始搜捕黑人积极分子。惨案发生后当局将曼德拉等被告又重新关进监狱，4月7日政府宣布重新实施通行证法，在紧急状态法实行期间共有2000名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被逮捕。4月8日南非议会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以128票对16票宣布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两个组织为非法，并规定继续从事该组织活动的人将被判处10年以下的徒刑。怀着善良愿望并一直坚持非暴力手段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在成立近50周年时，在政府采用极残暴的手法杀害无辜的黑人抗议者之后竟被宣布为非法组织。1960年8月初曼德拉出庭辩护，3位法官主要针对他的讲话和文章提问，曼德拉借着这一机会，详尽地介绍已被宣布为非法组织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张、政策和活动情况。

（九）他说：“我们要求实现成人普选权，为此我们准备施加经济压力。我们将发动蔑视运动和待在家里运动，我们将采取个人行动或集体行动，直到政府说：先生们，我们再也不能容忍这种蔑视法律的事态和待在家里运动所造成的局面，让我们谈判吧。”在辩护中曼德拉阐述非洲人国民大会对未来政府的构想，即从非洲人获得议会席位到普选权，最终实现人民民主。他又谈了非国大对暴力的看法，并保证：“就我们而言我们已经采取措施，保证暴力不会首先来自我们方面。”尽管沙佩维尔一兰加惨案已告诉他：政府为了恐吓非洲人，会毫不迟疑地屠杀数以百计的非洲人。同时他也驳斥法官对普选权的歪曲，并坦然地谈自己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以及态度的转变。8月9日他结束在法庭上的辩护。到1960年8月底政府取消紧急状态，并释放被拘留者。然而沙佩维尔的阴影还在，受害者的血不会白流。对于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和所有黑人解放运动的积极分子而言沙佩维尔惨案的重大意义在于它向非洲黑人提出一个问题：解放运动的策略还应该是坚持非暴力手段吗？回答是不言自明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沙佩维尔大屠杀标志着南非民族主义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而在这一历史的转折中曼德拉再一次扮演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非国大自认为是一个开放的群众性组织，以非暴力主义为基础来维和非洲人民的权利，对整个非洲大陆的振兴都负有神圣使命和不可推卸的责任，基于这一思想时起初都是采用请愿、诉讼等手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立不满“温和”手段的青年组织“青年同盟”。非国大仍把1955年6月26日由其主导通过的《自由宪章》作为执政纲领，坚持认为民族民主革命仍是南非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非国大总书记莫特兰蒂认为：“以《自由宪章》为指导，非国大在领导南非人民战胜‘白人至上’反动思想后也一定能够通过自身的改革，大力整治腐败。”1960年3月非国大在反对“通行证法”的“沙佩维尔事件”后被南非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主要领导人流亡国外，国内组织则转入地下。1961年非国大决定进行武装斗争，并于当年12月成立军事组织——“民族之矛”，由曼德拉任司令，1962年曼德拉等人被捕入狱。从1989年开始非国大逐步调整斗争策略，主张政治解决南非问题和灵活处理制宪谈判。1994年4月非国大在南非首次不分种族的大选中获胜，成为执政党。在1994年、1999年、2004年三次大选中以非国大为主体的三方联盟得票率分别为62.66%、66.36%、69.68%，处于优势地位。在全国9省地方选举中非国大在其中7个省获胜，并与新国民党和因卡塔自由党分别在西开普省和夸祖鲁—纳塔尔省联合执政，实质上执掌全国九省政权。

（十）南非在非国大的领导下取得的成就：一是民族团结和解放，大力提高广大黑人的政治、经济地位。同时强调包括白人在内的各个民族都是国家主人，保护他们的切身利益，逐步消除种族隔离时代造成的种族鸿沟。使各族人民平等地生活在一起，促进南非民主进程；二是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入，执政以来非国大先后为300万人提供干净饮用水，为贫困黑人建造80万套房屋，给黑人重新分配土地22万公顷。为200万用户安装电灯，为130万个家庭安装电话。新建638个医务所，为6岁以下儿童和孕妇提供免费医疗；三是外交政策，原南非只与30个国家保持外交关系，现已增至150多个。南非是不结盟运动的重要成员，是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主席国、全球贸发大会主席国；四是改造军队、警察、监狱、司法机关，使之成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合法力量，而不再是白人政府的专政工具。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组织领袖为纳尔逊·曼德拉，1964年因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被关入监狱，直到1990年才获得自由，他后来成为南非总统。1944年曼德拉参加“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并参与组建“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团”，他先后担任过南非德兰士瓦省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全国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副主席、全国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他在1952年的非国大反抗运动和1955年的人民议会中起到领导作用，这些运动的基础就是自由宪章。1953年他在非国大一次会议上发表“自由之路无坦途”的讲演，成为南非黑人向种族主义政权进行斗争的宣言书。1961年曼德拉意识到以前的非暴力运动不能为黑人争取到应有的权力，于是他创建非国大军事组织“民族之矛”，并担任总司令，计划用武装斗争方式对抗政府的暴力镇压。1962年南非当局以所谓“煽动罪”和“非法出国罪”将曼德拉逮捕，两年后判处他终身监禁。1990年时任南非总统德克勒克解除对非国大的禁令，1990年2月曼德拉出狱，其声望甚高。人们迫切希望他担任非国大的第一掌门人，但他坚持由非国大下届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赞扬时任非国大第一把手坦博的领导功绩。直至1991年7月通过非国大选举，曼德拉才正式成为非国大的第一号人物。1994年5月9日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曼德拉在南非首次多种族大选后当选为南非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1997年12月曼德拉辞去非国大主席一职。1912年1月7日南非黑人的第一个全国性的政治组织“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成立，该组织主张非洲人团结，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建立一个非种族的、统一的、民主的南非。1929年非国大与非洲人工会、南非共产党联合成立非洲人民权利，要求废除通行证法和许可证制度。

（十一）1952年非国大与南非印度人大会发起“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1955年6月参与制定《自由宪章》， 要求一切非洲人享有平等的公民权。1960年参加发动“反对通行证法运动”， “沙佩维尔惨案”后被宣布为非法组织。1961年建立武装组织“民族之矛”，同时大力开展政治、外交等多种形式的斗争，国内影响不断扩大，得到非洲统一组织的承认与支持，1989年重新成为合法组织。为了反抗白人政权的压迫，1952年曼德拉等人组织一场大规模的非暴力运动——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运动唤起黑人的斗志，并向白人政权施压，表达黑人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不满，南非国父曼德拉为此次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种族隔离制度在政治、经济方面对非白人实施歧视待遇，1948年后南非马兰政府更是全面推进种族隔离政策，将种族压迫法律化和制度化。当时南非的所有公共设施包括学校、医院、影院，甚至火车车厢和公园里的凳子都按肤色分隔开来，如果黑人进入白人的场所就会被按违法处理。黑人不但没有选举权，还不能和白人结婚，不能在政府中任职，甚至不能和白人公用同一部电话。非洲人国民大会一直是黑人寻求平等、争取权利的政治力量，1952年4月6号非国大两次要求政府撤销一切不公正的种族歧视立法，但均未得到合理答复。南非国民大会决定在全国举行地址不公正的群众大会，曼德拉当选为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全国志愿者总指挥，经过2个多月工作后在1952年6月26号蔑视运动正式开始。蔑视运动以不抵抗为宗旨，在整个过程中志愿者不制造事端，不抵抗甚至自愿被关押，当天曼德拉也被短暂关押，共有8500多名各种族的志愿者被捕，南非每个城市都有志愿者。1952年7月31号曼德拉等蔑视运动的领导人被捕，随后被判监禁九个月，缓刑2年，并禁止参加公共会议。由于运动后期暴力事件频发以及曼德拉等领导人被捕等原因，蔑视运动于1952年年底终止。蔑视运动使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得到国际关注，运动期间联合国首次就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进行辩论，曼德拉作为此次运动的领导人受到全体黑人尊敬，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最终于1994年被废除。1918年7月18日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出生于南非特兰斯凯，先后获南非大学文学士和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律师资格，曾任非国大青年联盟全国书记、主席。1994年至1999年任南非总统，是首位黑人总统，被尊称为南非国父。自由宪章是1955年6月在南非柯利普城召开的南非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一项重要文件，此宪章把处于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的南非人解救出来，满足他们追求平等、自由和民主的心愿。自由宪章象征着自由和平等，它指导和鼓励着南非一切民主力量进行斗争，成为1996年南非宪法的基石。

（十二）南非人民的自由宪章是在南非联邦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印度人大会、南非民主大会和南非有色人组织等四个团体联合发起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上制定的，在这个宪章中南非人民不分种族或肤色，在自己的历史上第一次通过他们的代表表达他们的愿望和写下自己的要求，这是南非各被压迫民族正义斗争的新发展。亚非会议已经严正地谴责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联合国大会特别政治委员会也通过谴责南非种族歧视的决议。主要内容：人民应该当家做主，成为国家的主人；一切民族团体应该有平等的权力，民族不能有优劣之分，不能有高下之分，各民族都是平等的友好兄弟，一个民族不能欺压其他的民族，提倡民族和睦相处；人民创造国家财富，人民就应分享国家财富，国家财富不能只是个别人的特殊人享受；土地应该为耕者所分有，反对土地垄断在少数人手里；全体人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都要得到法律的保护；人民必须有劳动和工作的权利；人人必须有安全保障；学习和的文化的大门必须对所有的人开放，全体人民都有得到良好的教育；必须有住宅安全和舒适；必须有和平和友谊。1955年南非还处在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的阴影之中，追求平等、自由和民主是无数南非人的最大心愿。同年的6月25日南非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民主大会和南非有色人组织等4个组织联合举行南非人民大会，当天来自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代表勇敢冲破白人种族隔离政权的阻挠和恐吓，一起聚集到柯利普城，参加这次为期两天的会议。6月26日大会正式通过象征自由平等的《自由宪章》，指导和鼓励着南非一切民主力量进行斗争，后来《自由宪章》还成为1996年南非宪法的基石。1996年在临时宪法基础上起草的新宪法被正式批准，并于1997年开始分阶段实施。宪法规定实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制度，中央、省级和地方政府相互依存，各行其权。宪法中的人权法案被称为南非民主的基石，明确保障公民各项权利。修改宪法序言须国民议会3/4议员和省务院中的六省通过；修改宪法其他条款须国民议会2/3议员通过；如修宪部分涉及省级事务条款，须省务院中的六省通过。南非从独立至今共制定5部宪法，1910年南非独立，由开普、德兰土瓦等4个殖民地组成南非联邦。《南非法》是其第一部宪法，采纳英国议会制度模式，实行两院制。1961年制定《南非共和国宪法》，沿袭1910年宪法确立的基本制度，但进一步推行种族歧视政策。1983年制定第三部宪法，改善白人和有色人种、印度人的关系，但没有彻底改变歧视黑人的种族隔离政策。1993年通过临时宪法，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为建立统一、民主的新南非，确定制宪原则。1996年南非宪法颁布，确立南非的新型政治体制，是南非的现行宪法。该宪法在制定过程中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是公认的体现民主的宪法。

（十三）《权利法案》又译《人权法案》，指的是美国宪法中第一至第十条宪法修正案，由詹姆斯·麦迪逊起草，1791年12月15日获得通过。权利法案的10条修正案包括：第一条：言论、宗教、和平集会自由； 第二条：持有与佩戴武器的权利；第三条：免于民房被军队征用；第四条：免于不合理的搜查与扣押；第五条：正当程序、一罪不能两判、禁止逼供、禁止剥夺私人财产；第六条：未经陪审团不可定罪以及剥夺被控告方的其他权利；第七条：民事案件中要求陪审团的权利；第八条：禁止过度罚金与酷刑；第九条：未被列入的其他权利同样可以受到保护；第十条：人民保留未经立法的权利。1787年美国宪法草案提交各州立法机构批准时有些人提出宪法无法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疑虑（很多人都持怀疑态度，甚至敌视，当时问世的7条正文没有一条是保障公民人身自由与安全的人权条款），对此支持宪法草案的美国联邦党人向美国人民保证将会在第一届国会会期时在宪法中加入权利法案。同时杰弗逊等人奔走呼吁，要求在宪法中增加包括信仰自由、出版自由、陪审制度等人权条款，以保证“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之权”（独立宣言）。在宪法获批准后第一届国会开会，大多数议员支持权利法案应该被提出，而有关的权利也应该在宪法中受到保护。起草权利法案的任务就落到詹姆斯·麦迪逊的身上，麦迪逊在《弗吉尼亚权利法案》的基础上开始着手进行权利法案的起草工作。人们也同意权利法案将会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被加入到宪法中去，以避免直接修改宪法而需要再次进行冗长的宪法批准过程。权利法案包括言论、新闻、宗教与集社等方面的自由与权利，权利法案也向美国人民保证，权利法案中所列出的权利并不是美国人民所能够享有的全部权利，而仅仅是人民所拥有的最重要的权利。1789年最初有12条修正案被提出，但其中2条未能通过。1791年12月15日其余的10条修正案获得通过，成为现在所称的《权利法案》。权利法案草案中的第11条在1992年最终获得批准，成为宪法第27条修正案，这条修正案禁止国会随意提高对议员的薪酬。理论上说第12条的权利法案草案依然在讨论中，但是不太可能获得通过，该草案有关确定国会的成员人数。权利法案很轻松地通过众议院审议，但当被提交到参议院时一条禁止州政府干预人民权利的修正案被删除。由于参议院会议讨论的纪录不对公众开放，人们无法获知该条草案为何被删除，不过1868年通过的第14条修正案被法庭广泛用来禁止州政府对权利的剥夺。《权利法案》的第一条即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对美国影响巨大，美国媒体所享有的一切自由都源于此，在美国凡是涉及言论、新闻、出版等诉讼往往都会搬出此。它几乎成为美国媒体或个人言论自由的护身符，不可动摇，以至于美国人把它颂扬为“美国生活方式”的主要内容。但是《权利法案》没有修正宪法的一个重大缺陷，即对奴隶制的确认，这使后来的南方地区农奴制扩张大大增长。

非暴力主义

（一）非暴力主义由甘地提出，是20世纪上半叶印度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是一种社会政治哲学。甘地试图用它来解决社会政治的各种矛盾与纷争，解决人与人、团体与团体、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争端与冲突。这种非暴力哲学既继承印度传统宗教与伦理学说，又吸收许多西方现代政治哲学和人道主义思想，可以说是一种东西方思想的融汇。1906年甘地在南非领导印度侨民反对种族歧视斗争中首先提出非暴力主义，后来回到印度，在开展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革运动中又不断地实践和完善它，使之逐步成为一种较为完整的政治学说。这种学说不仅对印度人民，而且对争取民族独立的亚非人民、反对种族歧视的美国黑人运动以及现代国际政治斗争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甘地思想的主要渊源是印度传统宗教学说，他的非暴力主义的理论基石就在于他的神灵观和人性观。如果不了解他对神的解说和对人性的分析，那么就很难透彻地理解非暴力主义。甘地曾从许多角度来解释神：认为神是宇宙的最高本体和万物的本源，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它的显现；认为神是宇宙和人类社会的最高道德准则，是人们必须遵守的永恒法则；认为神是宇宙的绝对真理，是人们追求的最高理想等等。但是比较来看甘地谈论最多的还是从道德观的角度描述神，称神为“至高无上的善”和“爱”，赋予神以道德的含义，使之成为人类社会最高的道德准则。他写道：“对我来说神是真理和爱，神是伦理和道德。神是无畏，神是光明和生命的源泉，神就是良知。因为我发现在死亡之中永存着生命，在虚假之中永存着真理，在黑暗之中永存着光明。所以我推断神就是生命、真理和光明，神就是爱，是至高无上的善。”善与恶、爱与恨、无畏与怯弱、有良心与无良心这些概念本来都是世俗社会用以衡量人们行为的道德观念，而甘地却把这些概念与神联系起来，断定神就是“无畏”、“爱”、“良知”和“至高无上的善”，从而使神的概念具有道德的意义。在他看来既然神是宇宙最高的、永恒的法则，那么与神等同的这些道德观念也必然具有至高的、永恒的性质。可见甘地从伦理观的角度论述神的目的就是力图使人们的道德规范神圣化，为人类社会找到一种永恒不变的道德法则。在对人性的分析上甘地继承古代印度教吠檀多哲学中“人是小宇宙”的观点，他认为人是一个小宇宙，就像外界的大宇宙一样也包括物质和精神、即肉体和灵魂两部分。肉体是人外在的，表面的物质部分，代表人的低级属性。而灵魂则是人内在的精神部分，代表人的高级属性。人内在的精神部分即灵魂（又称“自我”）才是人的真正本性，它来源于神，是神性在人身上的显现。

（二）甘地在许多地方阐述这种观点：“神就是存在于我们内部的一种全知全能的精神，我的神并不寓居在天上，在人世间就可以证悟到他。他就在这里，在你的心中，在我的心中。神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他也寓居在每个人的内部，因此每个人都是神的化身。”甘地认为人与人之间虽然表面肉体不同，但内在的精神本性却是同一的。人内部的这种精神来自于神，是神性在人身上的体现。由于神是同一的，因而人性也是同一的，所以他说：“我相信神的绝对统一，因而也相信人性的绝对统一。尽管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肉体，但是我们只有一个心灵。太阳的光辉经过折射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它们却同出一源。”这句话表明甘地确信人在精神本性上是绝对同一的，按照他的观点时既然人性是神性的表现，神性又是“最高的善”和“爱”，那么人性也自然是善和爱。也许有人会问人本性既然是善的，那么人为什么会有自私的欲望和邪恶的行为呢？甘地认为人的自私和邪恶只产生于肉体，是表面肉体的属性，并不代表潜居于人内部的真正本性。当人的内在本性被表面的肉体所遮盖而尚未显现出来时各种邪恶的行为才会产生，因此人的本性是善，而不是恶。如他所说：“我从不怀疑人的本性，因为它肯定与高尚和友善的行为相一致。”这种“人性同一”和“人性本善”的观点乃是甘地非暴力学说的哲学基础。甘地继承古代耆那教、佛教和印度教道德观中的“戒杀”原则，并且吸收基督教“以善抑恶”的主张、美国作家亨利·梭罗“非暴力抵抗”的思想、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神的天国就在你心中”的观点、英国作家约翰·罗斯金的人道主义思想等，才创立出他自己的一套独具特色的非暴力学说，这种学说实际上是一种东西方思想的融合。“非暴力”来源于古代梵文“阿希姆萨”一词，“阿希姆萨”在古代印度教和佛教的经典中作为一种宗教戒律或道德准则，通常具有两层含义：一是不杀生，即戒杀；二是不做伤害他人感情的事情。甘地的“非暴力”，基本上承袭“不杀生”和“不伤害他人感情”的传统意义，但是在具体应用上却有很大的差别。他认为如果一个人完全出于自私的或卑鄙的目的去杀害生命或损害感情，那是一种“暴力”行为。但是倘若他出于无私、爱或正当的目的去伤害生命和感情，这样的行为就不属于“暴力”。甘地有一段话专门说明这个问题：“捕捉生命可能是一种义务，我们可以毁坏一些我们认为维持自己身体所必需的生命。于是我们拿一些生命如植物或其他东西作为食物，我们为了健康常常使用杀虫剂杀死蚊虫等等，我们并不认为这样做是犯了亵渎信仰的罪过。”

（三）“为了人类的利益，我们可以杀死一些食肉动物，甚至人，屠杀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必要的。假如有一个人手中持刀，到处瞎闯，乱砍乱杀，杀死他遇到的任何人，而没有一个人敢于活捉他。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谁杀死这个疯子，都会受到社会的赞许，并被看作是慈善的人。”由此可见甘地并不像耆那教或佛教那样主张绝对不杀生，而是把“暴力”与“非暴力”的区别与人们行为的动机联系起来。凡是怀着邪恶目的的行为才是“暴力”，而怀着善良或爱的动机的行为，即使是伤害生也属于“非暴力”的范围。其实甘地的“非暴力”原则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消极的方面，二是积极的方面。所谓消极的方面是指不去做什么，即上述的“不杀生”或“不伤害感情”等。而积极的方面则是要求人们主动地、自觉地去爱，去爱一切人。所以甘地说：“非暴力就是以积极的形式来对待一切生命的善良意志，非暴力就是纯粹的爱。我在印度教的经典中，在《圣经》和《古兰经》中都读到过它。非暴力不单是具有‘不伤害’的消极方面，而且具有‘爱’，即对犯错误者行善的积极方面。”两个方面相比较时甘地更强调后者，强调“非暴力”所具有的“爱”和“行善”的含义。他认为他的“非暴力”核心就是爱，爱是一种最崇高的感情和力量，只有使心灵克服怨恨、厌恶、愤怒、嫉妒和报复等情感之后才能把爱的力量释放出来。爱是以自我牺牲和自我受苦为前提的，只有一个无私的、甘愿自我牺牲的人才能去爱他人。如他所说：“爱只有施舍，而无所求。爱只有宽恕，而从不怨恨和报复。衡量爱的标准是苦行，而苦行就是自愿忍受痛苦。”甘地的这种非暴力学说是以他的人性理论为基础的，甘地深信人的本性是善的，神性就在你的心中，因此他才主张通过非暴力的手段，即爱的方式去感化和唤醒人的内在善性，从而使恶人改恶从善，使犯错误者改邪归正。非暴力手段为什么能使人改恶从善呢？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从主动的方面看甘地认为神性代表最高的善和爱，具有无穷的潜力和转化力，一旦人证悟到自己内在的神性，他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会主动地去爱别人，帮助别人揭示自己的神性；从被动的方面看犯错误者的体内也潜居着神性或善性，他们之所以犯错误是因为他们表面的私欲遮盖内在的神性，一旦别人用非暴力或爱的方式去启迪他们的内在神性，他们就会“良心发现”，忏悔自己的错误。所以甘地竭力主张人们应当通过非暴力的手段，即通过自我牺牲和爱的行为来抑制自私、仇恨、报复、嫉妒的感情，首先使自己的内在“善”的本性显现出来，然后再去感化或唤醒犯错误者的内在的善性，使他们改邪归正。

（四）他说：“非暴力是一种感化他人的能力为前提的。”虽然甘地的“非暴力”学说带有很浓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但是也表现出他对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强烈追求。他曾说：“只要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即感化的方式，人们所希望得到的新时代就必定会到来。法国有一句名言：自由、平等、博爱那些法国从未实现过的，将留待我们去实现。”从这里可以看出甘地作为一位资产阶级政治家，他很自然地接受法国大革命时期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人道主义思想，并把它与印度传统宗教哲学结合起来，创立他的非暴力学说，这种非暴力学说正是印度传统伦理哲学与西方的“博爱”思想相结合的产物。非暴力即“坚持真理”的斗争，甘地的“坚持真理”原则就是其非暴力主义学说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应用。甘地明白光从理论上讲非暴力的价值和重要性，而不讲非暴力的方法，会使人感到摸不找头脑。因此他花了许多笔墨来阐述非暴力的方法，他称非暴力的方法就是“坚持真理”的斗争。“坚持真理”（音译“萨提亚格拉哈”）一词出自甘地家乡的古吉拉特语，其实这个词原来是不存在的，是甘地和别人一起创造出来的。1906年当甘地在南非领导印度侨民进行反种族歧视的“非暴力抵抗”或“消极抵抗”运动时他对“消极抵抗”一词深为不满，认为这个词含义太狭隘：一来容易使人感到这是一种“弱者的斗争”；二来它也包含着仇恨的种子，容易最后导致暴力冲突。因此甘地认为“消极抵抗”不能代表印度人进行斗争的真正性质，他想创造一个新的名称来取代“消极抵抗”一词。他在《自传》中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绞尽脑汁，还是找不到一个恰当的名称来，因此我便在《印度舆论》上悬赏征求读者的高明意见。结果摩干拉尔·甘地甘地提供的‘萨达格拉哈’（“萨特”意即真理，“阿格拉哈”意即实力）这个字得了奖。但是为了弄得更清楚，我把这个字改为‘萨提亚格拉哈’，从此便成为古吉拉特文中表明这个斗争的通称。”实际上“坚持真理”（Satyagraha）一词是由两部分组成的：“Satya”意为“真理”，“agraha”意为“抓住”、“坚持”或“执着”，两部分合起来则译为“坚持真理”，在英文中这个词常常被译为“真理的力量”、“心灵的力量”或“爱的力量”等。在甘地的哲学中“真理”与神是等同的，“真理”就是神，神也就是“真理”。所谓“坚持真理”简言之就是一个人要真正证悟到自己内在的神性或“真理”，依靠这种“真理的力量”或“爱的力量”去战胜一切邪恶。

（五）甘地认为神性就寓居在每个人的心中每个人内在的神性乃是“最高的善”和“爱”，只要人们证悟到内在的神性，牢牢地抓住神性，坚持依靠这种“善性”和“爱”就能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通过这种精神力量来战胜邪恶，铲除社会的各种罪恶现象。甘地甚至把这种精神力量看作是反对暴力、专制和非正义的唯一手段，在他看来那些邪恶的人心中也肯定有神性或善的因素，他们之所以干恶事只是由于内在的善性被肉体的私欲或仇恨所蔽而不能显现出来。因此只要坚持真理者依靠自己的神性，通过爱的力量不断地感化他们，启迪他们内在的善性，他们的善性就一定能被唤醒。一旦这种善性被唤醒，或者说一旦良心发现，他们就会忏悔自己的罪过，改邪归正。甘地的“坚持真理”实际上就是试图依靠“精神感化”的办法来消除社会上的各种罪恶，甚至对待英国殖民主义者也不例外。甘地的“坚持真理”学说是以虔诚的宗教信仰和严格的道德修养为前提的，他认为一个坚持真理者之所以能够依靠自己内在的精神力量，就是因为他虔诚地信仰唯一最高之神，并且确信每个人内中都含有神性。另外相信再生和业报轮回的观念也是“坚持真理”的先决条件，甘地认为：一个坚持真理者能够忘我地追求真理，甚至在危难时刻敢于挺身而出，不惜牺牲生命，就是因为他坚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即使今生不报，来世也必得善报。如他所说：“他（一个坚持真理者）一旦认识到肉体死后灵魂还活着，就不急于看到真理在今生肉体中的胜利。”在道德修养方面甘地对坚持真理者提出许多严格的要求，他要求坚持真理者必须具有公正、忠诚、无畏、不怕牺牲、忍耐、宽恕、能自觉吃苦等等品德。在他看来一个人只有具备这些道德修养，才能克服和抑制自私、仇恨和暴力的行为，才能使自己的神性显现出来，才能以极大的力量和耐心去启迪和唤醒他人的善性。甘地一再强调“坚持真理”或“非暴力”的斗争绝不是弱者的行为，有人认为只有弱者在不能以暴力对待暴力的时候才会运用这种方法。甘地坚决批判这种观点，他认为非暴力代表的是强大，而暴力在本质上才是虚弱的表现。一个心理虚弱、缺乏正义的人才具有恐惧感，才会采用暴力的方法去对待别人。相反只有一个正义在身，视死如归的人，才敢于运用非暴力或“坚持真理”的方法，去战胜一切邪恶。真正的强大不是暴力，而是非暴力。他说：“非暴力并不意味着向坏人的意志屈服和妥协，非暴力意味着以人的全部心灵来反对专制者的意志。只要在这种人类法则指导下进行斗争，哪怕一个人也能反抗非正义帝国的全部权力。”

（六）此外甘地主张这种“坚持真理”原则是普遍可行的，任何人在任何场合都可以应用，如他所说：“这种力量（指坚持真理的力量）既可以被个人所用，也可以被团体所用。它既可以用于政治事务，也可以用于家庭事务。它的普遍应用性就说明它是永恒的和战无不胜的，男人、妇女和儿童都可以运用它，这种力量对于一切暴力、专制、非正义来说就像是光明对待黑暗一样。”从这里不难看出甘地已经把“坚持真理”当作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了。实际上甘地的“坚持真理”斗争就是其非暴力学说在社会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他把一切非暴力斗争都看作是“坚持真理”的斗争。早在南非时期他就提出“坚持真理”的口号，并把它运用到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中，后来回到印度后又把它运用到民族解放斗争中。甘地不仅把他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和“文明不服从”运动看作是“坚持真理”的形式，而且把他经常进行的“绝食”斗争也视为“坚持真理”的形式。他本人为了抗议英国殖民当局，就曾进行15次绝食斗争。甘地作为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伟大领袖，他一直致力把非暴力主义运用于民族运动，并且在斗争中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它，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进行斗争的基本原则，无疑这种学说在印度人民挣脱殖民枷锁、获得民族独立的过程中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如何评价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作用呢？这是一个相当复杂而又争论性很大的问题。早在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与罗易（印度籍代表）就对甘地现象发生争论，列宁认为：“各国的民族解放斗争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甘地作为一场群众运动的鼓动者和领导者，他是革命者。”而罗易反对这种观点，他主张：“甘地是一个要复兴宗教和旧文化的人，那么在社会方面就必然是反动派，不管他在政治方面看起来是多么革命。”到了30年代斯大林与苏联史学界全盘否定甘地在印度民族运动中的作用，认为甘地的非暴力主义是对英帝国主义的妥协，甘地本人背叛人民，成了“帝国主义的帮凶”。后来经过多年的争论，到了50年代苏联史学界才纠正过去对甘地的错误评价，肯定他的历史作用。随后印度共产党也发表各种文章，肯定甘地和他的非暴力主义在印度民族运动中的作用。丹吉（印共主席）在1969年纪念甘地诞辰一百周年时发表文章说：“甘地已不再是帝国主义的帮凶，而是一位善于向人民群众学习，不断改正自己的错误，能顺应历史发展的需要，由人民群众推向前进的领袖。”具体地说非暴力主义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呢？它在印度民族运动中起了两方面的作用，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影响。

（七）积极作用：对动员广大民众投身民族斗争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印度是一个笃信宗教的国度，绝大数人都信仰宗教，宗教的影响力是根深蒂固的，在这里单纯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说教是很难把民众发动起来的。而甘地的非暴力学说正是以印度教神学和伦理观为基础又结合现实需要的一种民族主义斗争学说，它的浓重的宗教色彩和“坚持真理”的斗争方法对广大的印度民众有极强的号召力和吸引力，因此对发动民众投身民族斗争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另外再加上甘地本人高尚的人格、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处处深入群众、身先士卒的模范行为就更使广大下层群众对他的学说和信仰深信不疑。在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甘地曾用苦行精神训练15万非暴力志愿者，在第二次不合作运动中甘地精选2500名志愿者步行向丹地盐场进军，这些赤手空拳的志愿者面对殖民者的警棍和铁棒时毫无惧色，一批人被打倒在地，另一批又挺身而上，仍保持着原来的队型。在第三次不合作运动中不仅甘地和国大党的大多数领导人被逮捕，而且还有大批民众陆续被捕入狱，仅在1941年上半年被捕人数就达2万多。这些以甘地精神武装起来的“坚持真理者”，手持印度教经典《薄伽梵歌》，誓死如归，脸不变色心不跳地走进监狱。应当说是在甘地的宣和传教育下成千上万的民众才增强民族自信心，提高爱国热情，奋不顾身地走上争取民族解放的道路。对此法国作家罗曼. 罗兰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圣雄甘地唤醒他的三亿同胞，动摇大英帝国。”为国大党提供斗争武器，使国大党转化为具有群众基础的政党：以提拉克为首的国大党激进派领导在1905—1908年的反英斗争中被殖民当局镇压以后印度的民族运动处于低潮，国大党虽然还坚持“印度自治”的目标，但是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斗争策略。原来激进派领导的各种秘密武装组织，主张暴力斗争，但因为它们热中于暗杀和恐怖活动，都被镇压下去。采取合法斗争的形式由于缺乏广大民众的支持，也没有实际效果，当时国大党正处于低沉和举步为艰的状态。1919年甘地在领导印度人民反对罗拉特法的斗争中广泛发动群众并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方法，取得显著的效果和成功，非暴力不合作的斗争方式受到国大党多数人的赞许和承认。1920年国大党通过决议，正式接受非暴力不合作的斗争方式，并把它作为争取印度自治的手段，从此国大党找到一种比其他合法斗争更为有利的斗争策略和思想武器。尽管许多国大党领导人在理解和运用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时与甘地有分歧和矛盾，但是这种斗争方式始终被国大党所采用，并取得较好的效果。

（八）国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脱离广大群众，只是少数人进行某些改良性质的斗争。虽然以提拉克为首的一批激进派领袖主张发动群众，但是随着1908年这批领袖的被捕入狱，国大党又陷入脱离民众的深潭之中而不能自拔。直到1920年甘地领导国大党发动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国大党的领袖和成员才真正深入到农村和工厂中，了解民众的疾苦，宣传和鼓动广大下层群众投身到非暴力不合作的斗争中。从那时起大批农民和工人加入国大党，国大党在民众中威信才逐步提高。尼赫鲁曾评价甘地说：“甘地第一次踏进国民大会党组织就立刻把国民大会党的党章完全改变了，他把它变得民主化，并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组织。现在农民大量涌进来，在这种新的装束下国民大会党开始像一个掺杂有强大的中产阶级成分的庞大农民组织。这种农民性质还在增强，产业工人也进来，甘地领导下的国民大会党成为了一个生气勃勃的组织。”给英国殖民统治造成强大的政治压力，促进民族独立的进程：在非暴力不合作和文明不服从运动中甘地动员起数以百万计的群众投入到反英的斗争行列中，他们放弃殖民当局授予的职位和头衔，抵制法庭和学校，抵制英货，开展游行、集会、罢工、罢市和罢课的斗争，甚至抗税、抵制和不服从各种不公正的法律等。这些大规模群众行动给英国殖民统治造成巨大的威胁，也给其经济带来严重的损失。例如在1922年第一次不合作运动中甘地大力提倡农民开展手纺运动，抵制英货，结果使英国纺织品的进口下降28%，而印度自产的纺织品却猛增27%。这不仅打击英国殖民者的嚣张气焰，而且大大地提高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活水平和民族自信心。另外甘地是学习法律的，他经常研究殖民当局的法律和政策，然后加以利用，在政治上不厌其烦地与老谋深算的英国政客进行周旋，讨价还价。在广大民众的声援和支持下甘地常常通过多种斗争方式迫使英国殖民当局作出让步，总之甘地发动亿万群众参加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给殖民统治造成强大的威胁和压力，促进它的瓦解，加速印度民族独立的进程。消极作用：甘地常以违背“非暴力”原则为由中止运动，挫伤群众的斗争积极性：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始终包含着一种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要开展不合作运动，就必须发动广大群众。当广大群众被发动起来后他们的斗争无疑会触及殖民当局的利益，殖民当局就会镇压这种斗争。

（九）这种镇压又会引起人民群众更大的反抗，这种反抗不可避免地会冲破“非暴力”的束缚，出现以暴力对暴力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甘地是什么态度呢？甘地把他的非暴力原则看作是神圣不可动的，因此他宁愿停止不合作运动，也不允许群众破坏他的“非暴力”原则。甘地的做法严重地挫伤群众的斗争积极性，甚至助长敌人的气焰。例如1922年2月当第一次不合作运动蓬勃发展时，个叫曹力曹拉的小村庄发生暴力冲突，愤怒的村民放火烧死22名警察。甘地得知此事后不听任何人的劝说，就公然宣布中止全国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只因这个偶发事件，甘地就给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泼了冷水，直接导致本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失败。“非暴力”原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群众运动的发展：因为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斗争方式符合国大党的政治需要，所以国大党接受这种策略，并把它作为实现印度自治的手段。首先国大党可以利用“不合作”的斗争，发动广大群众，对殖民当局施加各种压力，迫使殖民当局在政治上或经济上作出让步。其次他们也可以利用“非暴力”的原则，控制群众运动，把群众运动控制在他们允许的范围之内，不允许群众运动出现“过激”行为。因为“过激”行为就会破坏国大党与殖民当局之间的“某种关系”，影响他们与殖民当局的谈判和讨价还价。所以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方法完全代表国大党的利益，一方面可以用它对殖民当局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又可以用它控制群众运动。在印度民族运动的斗争实践中有几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正蓬勃发展时甘地却以某些群众的“过激”行为而中止运动，因此极大地限制群众运动的发展。第二次不合作运动开始后群众运动像脱缰的野马一样迅猛发展，不到一年的时间就爆发袭击兵工厂和武装起义等暴力行动。甘地认为这违反“非暴力”原则，于1931年3月5日便与印度总督欧文签定“德里协定”，宣布暂时停止不合作运动。虽然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学说在印度民族运动中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影响，但是两者比较起来时还是积极的作用是主要的，因此绝不能否认或低估甘地和他的学说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的历史功绩。尽管非暴力学说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和某种消极影响，但是它对动员广大印度民众投身民族斗争、提高民族自信心和最终获得民族独立都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