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息时代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观的嬗变

作者:周利生 王水兴

来源:《领导权与话语权:“颜色革命”与文化霸权》

1848年《共产党宣言》庄严宣告：“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1] 尽管，马克思1871年曾告诫：“凡是利用和平宣传能更快更可靠地达到这一目的的地方，举行起义就是不明智的。” [2] 恩格斯晚年又进一步阐明，无产阶级采取什么样的斗争策略，应该根据各国具体条件来决定。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观就是在坚持暴力革命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前提下，不反对在合适的条件下开展和平的斗争。但是，长期以来，人们还是比较认可传统的暴力革命观。受传统革命观和大工业时代“革命与战争”时代主题的影响，人们极容易将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观，简单地理解为被统治阶级以暴力方式推翻统治阶级的社会政治革命。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告别革命”一度成为时髦的社会热词。全球信息社会的和平合作分享表象，进一步让“革命”去魅化，并由此淡化了人们的革命意识、弱化了革命精神认同。信息社会成为“地球村”，仿佛人类社会步入了一个不再需要革命的时代。而实际情况恰恰与此相反。

一 信息时代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发生的条件仍然存在

考察苏东剧变以及后来发生的中亚、北非等国家政权变革运动的历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搞乱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党，无不是从搞乱其思想开始的；互联网在制造负面舆论、放大执政当局的执政失误和不足方面具有发酵剂、助推器作用；一个仅仅有经济发展的国家或政党，并不意味着能够当然保持政治稳定和自然而然地获得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信息时代，既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又要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科学性，阶级分析方法仍然是我们认识复杂政治局势和国际斗争态势的锐利武器。

严格意义上讲，苏东剧变和后来的所谓“颜色革命”，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武装军事冲突。这既反映了信息网络化时代，经典马克思主义“革命”内涵的嬗变，又体现了国家权力变更有新的手段和途径，即通过垄断信息和操弄舆论工具，可以达到掌握政治权力的目的。质言之，信息时代，“那些控制信息流的人和政治势力，就有可能培养和改变整个民族和大陆的世界观和自我意识”。 [3] 无论是从传播的深度还是广度看，互联网为人类精神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当时间步入互联网时代，一切似乎都变了。爱党、爱国、爱集体、爱社会主义的人和事好像并不够吸引广大网民注意了；从前勤劳、诚实、助人、节俭、公私分明等许多美好品德在一些人眼里似乎不再能值得珍视和赞誉了……“标题党”在日复一日地污染着互联网信息场，互联网从业者日甚一日地滑向低俗、一味迎合一些群众所谓的“需要”去了。 [4]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艾伦·杜勒斯1945年发表关于对苏进行“和平演变”的经典演讲的第二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以此为标志，人类社会逐步由传统的工业时代迈向信息时代。20世纪80年代后，以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将人类的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信息化了，人们的生活、思维方式也信息化了。据中国国家信息中心披露，至2015年，全球近半数国家处于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过渡的加速转型期。 [5] 报告预计，到2018年全球将整体进入信息社会。

信息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全球信息社会有没有改变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社会、关于阶级矛盾、关于国家的本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解放道路的基本判断？“互联网+”的狂飙发展一方面将世界整合在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的“地球村”，另一方面，“互联网+”在技术层面和治理层面仍然是不公平、不合理的状况。网络空间信息看似“自由”流动，本质却是“不自由的”，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治势力掌握的信息资源是不均等的，在网络空间的话语权显然也是不平等的。信息垄断和信息剥削依然是信息社会的常态，这和工业时代相比没有区别，变化的只是信息的垄断和信息（知识）的剥削更隐蔽、更残酷、更广泛了。严格意义上讲，包括中国在内，世界上多数国家还不能实现互联网主权独立。在这种情势下，西方鼓噪的“网络自由”、“网络无国界”本质上都是为实现和维护其霸权主义的，是为利用互联网输出资本主义价值观，推行西方民主、自由、人权观而蓄意制造的欺世谎言。

在国际互联网信息规制上，美国奉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一方面，他们以保障自由、民主、人权为口号，要求别国实行网络自由，放松网络监管；另一方面，他们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和信息垄断地位，对他国不断进行情报战、信息战、意识形态渗透，妄图达到不战而瓦解和削弱战略对手的目的。网络空间的属性是属于“全球公域”还是“国家主权”目前在国际社会还无法统一认识，第66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国与俄罗斯等国提交的《信息安全国际标准》遭到西方国家抵制。 [6] 2012年在迪拜召开的国际电信大会上，主要西方国家与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电信法》的修改提案的观点完全对立。

综上所述，信息社会只在技术形态上表征了社会的变迁。在阶级之间、国家之间，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相互矛盾斗争的一面。信息社会没有也不可能消除阶级对抗和国家的本质——阶级统治的工具的根本属性。信息社会里发生的革命，虽是街头的政治运动，网络空间的舆论战，文化、观念和主义的纷争。但归根结底，革命始终是围绕“政权”展开的。信息社会貌似“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有言论和集会的自由，可是，信息资源是不均等的，大财阀和垄断集团通过控制互联网新传媒，操控一个国家的舆论，改变人们的政治观念和价值选择。甚至利用网络发动心理战和信息战，直接瓦解对手。《全球信息社会发展报告2015》表明，在当今世界，全球信息资源还主要控制在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手中，全球信息社会发展极不平衡，全球数字鸿沟巨大，短时间内不会得到根本改善。 [7] 即使在一个国家，信息资源仍然是不均衡分布的，相比广大的农民和工人阶级而言，知识精英阶层和官僚阶层仍然掌握着一个国家的主要信息资源。

二 信息时代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的新形态

考察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历史，我们发现，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普及应用，直至国际化的过程，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两极格局形成、全球“冷战”的同步时期。随着互联网的国际化，在这不到30年的时间里，西方主导全球舆论话语权的状况，不仅没有随着苏东解体、两极格局的瓦解而改变，相反，恰是冷战导致苏东解体，社会主义运动走入历史的低谷，客观上进一步强化了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存在感”和“普适性”。基于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先发优势以及信息资源垄断地位，国际互联网在助推信息时代社会“革命”中日益显露出不可替代的战略工具作用。

信息时代，既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又是“两制共存”的时代；既是“信息网络化”时代，又是“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经济发展、世界和平、社会进步是世界各国和人民的共同愿望。信息技术革命既为全球化提供了技术基础，使交往更加便利、经济联系更加广泛，合作更加深入，为“地球村”、“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了物质基础，又为资本主义输出他们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平等”价值观创造了天然机会。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是“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8] ，那么，“电子磨产生的是和谐的公民社会”还是“信息资本家的社会”？这取决于当今信息社会世界各国人民与资本力量，尤其是对信息资本家阶级和信息（知识）垄断集团的斗争情况。历史的逻辑是，资本主义主导的信息社会和信息革命，使我们这个社会的知识（信息）剥削更加残酷、更加隐蔽了。通过全球市场，美、日、西欧等信息社会发达的国家正在利用信息技术专利制度和苛刻的知识（专利）产权保护制度获取超额垄断利润。 [9] 仅“1998年的前9个月，微软在没有增加实物资产的情况下，它的普通资产增加了60%”。 [10] 由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引发的2008年金融海啸尽管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造成了深刻的危机，但是那些处于超级垄断地位的世界级信息技术公司和高科技企业仍然能够实现资本的巨大增长。超级垄断集团可以在超额利润中为工人阶级提供少许的福利，整个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并没有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资本主义深层次矛盾的暴露而实现预期的提高。这预示着，信息时代，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形态正发生着内容和形式的改变，与此对应的是，社会“革命”形态面临着如何改变内容和形式的课题。

在信息社会里，从本质上讲，毛泽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11] 的革命观没有过时。但是，在革命的形式和手段上，国际互联网为“革命”创造的条件，恰恰是“做文章”的，“雅致”的，“从容不迫”和“温良恭俭让”的，在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那里，俄罗斯和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可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扣动推翻别国民选合法政府战争扳机的人可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通过国际网络传媒，资本主义的“正义”、“和平”、“自由”、“民主”价值观得以灌输到世界各个角落。对一些不明就里的草根网民和普罗大众而言，无孔不入的电视广告和网络视频节目传递的是“消费至上”、“享乐至上”，“物质主义”膨胀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让人们“告别革命”正成为“反革命”的伎俩。

在信息时代，泛在智慧网络、大数据经济、云计算、物联网正塑造着新的国家治理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在互联网时代，所有的人，无论是资本家、农民、工人、街头商贩、私营企业主、国家元首、政府高官、娱乐明星，还是技术精英都无一例外地要依靠网络开展工作、发展业务、提升受关注程度，离开信息资源的支撑，就寸步难行，更谈不上发展。单从技术维度看待我们这个时代，阶级合作和社会和谐确要代替阶级对抗和阶级矛盾。

无论是“革命”的力量还是“反革命”势力，要改变现状，只有线上线下联合、推广业务、网罗粉丝，放大对手的阴暗面和失误，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推广自己的观念价值和理念。要动员草根阶层，必须最大限度地揭露腐败分子、曝光执政当局的政策错误，竭力撕裂社会共识。在这样的舆论生态里，历史虚无主义、“马克思主义已死论”、“共产主义过时论”、“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在时机成熟的时候，“革命”就演变为“街头政治”运动，推特、脸书、微信、微博客就释放出堪比国家主流媒体的强大宣传功效。网络意见领袖以及“大V”的动员和号召能力短时间内可超过军队统帅和政府首脑。所有这一切，“革命”的力量可以使用，“反革命”的势力也知道运用。一切都是静悄悄的、文质彬彬的、富有文化气息的。

但是，这样的革命结局仍然是“执政党解散”和“现政府更替”，需要经过血雨腥风、枪林弹雨、人头落地的长期的斗争才可以实现的革命目标，仿佛一夜间即唾手可得。问题是，那些原先支持“革命”的人，得到了原先想要的“自由”、“民主”、“人权”了吗？如今，列宁、斯大林的历史功勋又重新被俄罗斯人民追忆起来。无论是草根民众，还是工厂的工人和田地里的农民，“革命”留给他们的除了国家的动乱和社会的倒退，他们什么都没有得到。人民受到了欺骗。据最新解密的苏联档案，关于斯大林污名化的言论彻头彻尾就是敌对势力捏造的谎言。连苏联时期被人誉为“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的索尔仁尼琴近年也发表忏悔的言论。人民为这场“革命”付出的代价是多么巨大啊，教训是多么深刻啊。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66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第683页。

[3] 〔俄〕根纳季·久加诺夫：《全球化与人类命运》，新华出版社，2004，第21页。

[4] 朱继东：《“标题党”泛滥的危害、根源和对策》，《新闻爱好者》2012年第17期。

[5] 《全球信息社会发展报告2015》，《电子政务》2015年第6期。

[6] 鲁传颖：《试析当前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困境》，《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11期。

[7] 《全球信息社会发展报告2015》，《电子政务》2015年第6期。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222页。

[9] 参见英国《经济学人》2015年8月8日，转自《该修整专利制度了》，《参考消息》2015年8月11日。

[10] 鄢显俊：《信息垄断揭秘：信息技术革命视阈里的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第85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