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书：『ゲンロン戦記──「知の観客」をつくる』（2020）

作者：东浩纪 

翻译：will

本文是原书中前言+第一章的林琴南式摘译，题目为译者戏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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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浩纪（あずま ひろき）：1971年生，日本著名的文化批评家和哲学家，继承了柄谷行人和浅田彰的双重批评家道统，1999年获东京大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存在论的，邮政的》提出了阅读德里达的全新方法，广受好评。著作《动物化的后现代》（『動物化するポストモダン』）（2001）堪称二次元研究的圣经。2010年代创立言论公司（株式会社ゲンロン），即本文的主题。

前言

我生于1971年的批评家。九十年代，我作为批评家出道；零零年代，我开始在媒体上出镜。许多读者或许还记得当年的我。

但在那之后，我逐渐疏离了媒体，决定自己开一个小公司。东京的角落里，“言论”（genron/ゲンロン）公司成立了，而这恰恰是本书的标题。

言论公司成立于2010年。到了2020年，恰好是十年。本书的目的，就是反省这十年的历程。

本书不是文学批评，也不是哲学著作，它讲的东西非常庸俗。钱用完了，员工跑了，等等。里面也没有什么崇高的道理，只有平凡的教训。

言论是小公司，很小很小。包括其附属公司在内，年营业额不到三亿日元。（约合人民币一千六百万）它没有什么急速发展赚大钱的前途，也没有对社会做出什么贡献。我反复询问编集部的同仁——写这样一家公司的奋斗历程，对社会大众来说有什么意义？但他们最后说服了我，公司的平庸恰恰是它的吸引力所在。因此我决定还是出版此书。功过是非，知我罪我，还请诸位读者判断。

对我来说，言论公司的十年刚好是我四十岁到五十岁的这十年。这十年，其实就是从错误到错误的过程。言论能够坚持到今天，真的是一个奇迹。本书记了一箩筐错误。如果你们想看到成功学，那么读了之后大概会失望的。书里只有一个愚蠢的我。

即使过了40岁，我仍然很愚蠢，仍然在犯错。如果这个事实能给更多的人带来希望，那么我的自我曝露大概就有点意义了。

本书内容没有在其他地方发表过。非虚构作家石户谕先生汇总了五次对谈，我再略加修改，最后写成了此书。非常感谢石户先生的支持。

                                                                                                                                        东浩纪

第一章 一切的开始

1.前史

2010年代的"战斗"记录

为什么要成立言论公司？这与时代相关。首先，我们回顾一下总体的时代背景。

言论公司成立于2010年4月（准确地说，公司在成立时名字是「合同会社コンテクチュアズ」（Contectures），但由于两者实际上是同一家公司，因此下文一般也用言论公司统一指代）。因此，言论的十年与2010年代直接重合。2010年代可以被看作是社交网络的十年。在日本，推特的影响力尤其大。

推特于2006年在美国成立，日语版是2008年开始推出的。脸书成立于2004年，日语版也是2008年。然而，直到2010年代，社交网站才开始爆炸性地流行。

标志着日本2010年代开始的标志性事件，是2011年3月11日的东日本大地震和东京电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这两个事件成为了日本社交网站普及的推动力。众所周知，推特在灾难发生后迅速得到普及。它也改变了政治格局。地震后，人们在首相官邸前举行了反对重启核电站的示威，而在2010年代后半期，诸如SEALDs（Students Emergency Action for Liberal Democracy-s）等新的示威形式开始出现。如果没有社交网络，这些都不会存在。

在全球范围内，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发生在2010年底至2011年，在其中，社交网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社交网站也让许多国家的人们产生了分歧：2010年代后半期，英国投票脱欧（2016年），美国诞生了特朗普政府（2017年）……众所周知，社交网站在这些政治分歧事件背后扮演了重要角色。无论是体制一方还是anti体制一方，都在社交网络上反复进行动员和对抗。

社交网络和皿主主义的结合，有许多积极的方面，当然也有其缺点。这十年来，这两个方面都已经变得非常明显。

问题是，随着社交网站的普及，在言论、文化和政治方面，利用名人和体育人物来炒热度变成了常见策略。在坚实的论据基础上稳定地建立读者群和追随者，已经变成了旧时代的操作。与之相比，即时塑造博人眼球的话题才是正道。这样的策略在一时一地或许是有效的，但从长期和整体来看，文化将逐渐变成荒漠。在日本，liberal知识分子和反对党的影响力已经下降到了极点，我认为这恰恰是因为——他们在整个2010年代里只会“临时地”瞎骂政府。

我在这本书中要谈的，也是言论公司与这一趋势斗争的历史，以及我们为了创造"其他可能性"而进行的艰苦奋斗。正如序言中提到的，言论是一家小公司。本书中很少有名人和了不起的大事。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出版了这本书。因为我们想向尽可能多的读者展示“还有言论公司这样的‘战斗’”。

网络幻梦里的零零年代

2010年代是一个对互联网普遍感到失望的时代，相比之下，2000年代则是一个不断谈论互联网梦想的时代。特别是在政治领域，人们相信这样的理想主义——皿主将随着互联网的出现而改变。我也不例外，我曾经提出过一种新的皿主形式，即人们无意识的意见应该通过信息技术进行汇总，再进行可视化，最后作为建立共识的基础。这是我提倡的新的皿主主义。我的草稿写于2010年代，但直到2011年11月，即地震发生后才出版（『一般意志２.０』講談社）。

在2010年代的十年间，我说过，言论公司一直在与社交网络的负面影响作斗争。然而，在创建言论公司之前，恰恰相反，人们只谈论互联网的积极可能性。这种时代的变化，导致言论公司的立场有些难以理解。言论公司是因为相信互联网力量才开始的项目。然而，在开始之后，互联网的力量变得越来越不可信。言论公司在这样的狭小空间中搏斗了十年。

讲讲我的职业生涯。从2003年到2006年，我在国际大学的国际交流中心（GLOCOM）（国際大学グローバル・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センター）工作了三年。GLOCOM是一个小型研究所，只占了六本木某大楼的一层楼罢了，但它与庆应大学的SFC（湘南藤泽校区）一起，被认为是日本互联网草创期最重要的研究机构。我在那里的时候，所长是情报社会学家公文俊平，GLOCOM仍然有其全盛期的遗风。研究所的大部分研究经费由NTT（日本電信電話株式会社/Nippon Telegraph and Telephone）和经济产业省提供，所以也算一个政府智囊团。

没什么人关注我的这段经历，但实际上这对言论公司的创建而言十分重要。我出生于1971年，所以我加入GLOCOM时刚过30岁。在我30岁出头的时候，我就能与最前沿的研究人员和企业家密切接触，思考互联网如何改变社会这一主题。我现在完全不参加学会了，但那时我经常参会。我在那的一个同事叫铃木健，他后来开发了的大受好评的新闻应用程序SmartNews（スマートニュース），我们那时就是好朋友了。我至今还记得，我和他在研究中心的学会上谈笑风生。那大概是我在社论杂志《中央公论》上连载《情报自由论》的时候。

在创建言论公司之前，我也经常混大众传媒。我还记得第一次在『朝まで生テレビ！』里出镜的时候，我手里拿着智能手机，大谈特谈社交网络的可能性。大概是给田原总一朗先生和节目的工作人员留下了印象，那时候我经常被叫过去当嘉宾。当时，我大概被认为是一个主张“网络将会改变社会”的评论家吧。我采取这样的立场，在GLOCOM工作的时候积累下来的经验和知识功不可没。

发现“另类”

成立言论公司还有一个契机。那是1993年，我作为一个本科生就在批评杂志上出道了。之后，在1998年，我出版了一本关于当代法国思想的哲学书，我的处女作。此书获得了サントリー学芸賞。当时，我被认为是一个写晦涩著作的年轻哲学家。

但老读者会知道，当时我的工作已经有了两面性。除了学院里的工作，我还写亚文化批评的杂文。我在这方面相当有名。而参加科幻大会的经验，则一直影响我到现在。

我一直是科幻小说的读者。但我以前从未参加过大型聚会。但在2001年，我听说日本科幻大会在千叶的幕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我就去参加了。这次体验令我大为震惊。

在那里，我找到了我一直在寻找的"另类"。另类就是一种能够代替主流价值的观念。正是因为有另类的人，旧体制才会崩溃，新文化才会诞生。当时，我已经出版了好几本书，在文学界已经出名了。但文学杂志和社论杂志古老而腐朽，让人不适。然而，在科幻大会上，聚集着一批卖了几十万本书的科幻作家，但他们从来没有出现在文学期刊和杂志上。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生态网络，和粉丝交流，其乐融融。大会里讨论的水平也很高。我很惊讶，心想：“哇，这难道不是另类空间的代表吗？”

今天依然如此，文学杂志和社论杂志上的作家虽然一直嚷着要有另类的空间，但是基本都因为某种权威主义，总是蔑视娱乐的、业余爱好者的世界。这样是行不通的。接触到科幻大会之后，我寻思自己必须认真对待这样的另类空间。同年，我发表了《动物化的后现代》（講談社現代新書、２００１年11月），之后我一时沉迷于亚文化批评，但这并是单纯说“我喜欢动漫”或“我喜欢游戏”。关键在于另类的替代方案本身。

互联网和另类亚文化是创立言论公司的两个契机。

远离“年轻评论家”

零零年代末“年轻评论家”的兴起也是一个要点。事实上这是我直接的创业起点。

从2000年代后半期到2010年代，日本批评界突然涌现出一批被称为“零零年代系”的年轻学者。他们现在大概是三四十岁，仍然活跃在电视、广播和出版界。我曾经积极地支持他们，在我创立言论公司时，他们也帮了我。当时我的想法是，将这些人聚集在一起，创造一个“年轻评论家的新空间”。

结果是，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失败的原因在于我自己的弱点。我在下文会详细谈，但现在我想说的是：我们有不同的目标。正如我所说，我想创造一个另类的空间。但年轻人并没有这样想。

任何年轻人都想改变世界吧。但这和追求另类/替代路线是两回事。年轻人认为，如果他们摆脱了业界老人的束缚，这个行业就会改变。但事实是，电视和报纸总是需要新的评论员，评论界和文学界总是想推出新的写手和明星作家。因此，即使年轻一代鲨了先辈夺了鸟位，也不会改变整个行业的结构。我们必须思考一些更根本的问题。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了解这一点。

此外，他们中的一些人为了夺取业内前辈的江湖地位而紧紧抱团。换句话说，零零年代的年轻评论家是非常同质化的，他们排斥任何不属于小圈子的人。曾几何时，我还一直充当他们的先辈；但渐渐地，我自己也被排斥在外，变得疏离。

总之，在2000年，在我创立言论公司之前，我对互联网仍抱有希望，也相信代表未来的年轻人。言论公司就是在这种积极的氛围里面创办的。但是在企业办起来之后，我逐渐对互联网失望了，也对年轻人失望了。2010年代对我而言就是如此这般是十年。

真正的人生在别处

尽管如此，我仍然渴望着另类的空间。

我早些时候提到，我在创业的时候在『朝まで生テレビ！』里出镜了。其实我也找到了教职，也就是2010-2013年的早稻田大学的短聘教授。顺带一提，我当时的一个学生德久伦康后来进了言论公司，现在已经是董事了。

我在评论界的地位也很高。从2010年到2011年，我负责《朝日新闻》的时评栏目。实在是受宠若惊。在2010年，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量子家族》（新潮社，2009年12月）获得三岛由纪夫奖。文学批评家的小说居然能够得到专业作家的认可，实在是不可思议，于是引来了许多关注。简言之，将届不惑之时，我的人生很现充，收入也在增加。

当时我的女儿还小，（我也不缺钱），没有下海的必要。下海，毋宁说是冒险行为。最近妻子嘲笑我，说当时说了好多遍不要办公司了，但是我还是一意孤行。

很难回忆起我当时的焦虑心情，但只要一回忆就浑身难受。一看到主流的东西，我就不知所措。

早稻田大学、《朝日新闻》、三岛由纪夫奖。所有这些都是主流。学院、新闻、纯文学。我喜欢的是另类的东西，但是在意识到之前，我就已经坐在主流道统的中央了。我加入了世界的角逐，世界也要求我献上忠诚。这样活下去，钱也好搞，名也好捞。但是我闻到了危机的气息，这不是本真的生活。这正是言论公司的出发点。

然而，光有危机感是不够的。本书前半部分的主要内容，就是讲这种危机感的空转所导致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滑稽的失败。

当老板的哲学家

之前提到，在GLOCOM的三年对创办言论公司尤为关键。我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我学会了怎么用Excel。

我在离职之前最后拿到了GLOCOM的副所长。这只是虚名，但我就必须参加所有的会议，参与工资待遇的评定等等。当时我就觉得好麻烦，事实上这也是我离开公司的原因之一。现在回想起来，倒是变成了珍贵的经验。

我还记得看工资表的时候有一个发现。研究员大多数是短期雇佣的，乃至于外包的，而行政人员则是正式员工。简言之，研究员不是正规雇佣的，而行政人员则是正规雇佣的。我当时就非常疑惑。既然我们是研究所，那么是否应该以研究人员为主，而将行政人员外包呢？

这就是为什么在言论公司的早期，我一直认为言论应该是一个“创造内容的人”聚集而成的组织，而所有麻烦的部分，如会计和管理等等，都应该外包。我们当时甚至受到零零年代互联网万能论的影响，认为搞办公室太老套了，一切都可以在网上完成。事实上，言论刚成立的时候就没有设办公室了。近半年后，我们才终于租了一个小型共享办公室的一角。在那之前，我们仅仅在咖啡馆里开碰头会，签文件。直到一年后，我们才在五反田找到一栋便宜的写字楼，搞出来可以办公可以开会的办公室。

现在一寻思，当时的考虑实在是大错特错。公司的主体是事务。没有强大的事务管理，“商品”就生产不出来。研究成果也好，作品也好，归根到底还是商品。如果你认为只有研究人员和创造者重要，而事务管理只是辅助，那最后必然自食苦果。

我在这本书中谈了很多东西，但最重要的，也许是这个悖论：“想要创造新的东西，就会发现恰恰是看似非本质的东西才是本质；单纯追求本质的东西，最后就无法实现创新”。

在过去的十年里，各种各样的人都跑过来劝我，说东浩纪该放弃开言论公司，把时间用于"本质的事情"，比如写书。我很感激他们的好意，但我认为这种建议是错的。经营，和继续经营言论公司，本身就是我自身哲学的实践。如果我的哲学紧紧闭锁在“本质的东西”里面，那么它就永远不能在世界中实现。

2.创业

在中目黑的启动会议

现在是谈公司的时候了。言论公司成立于2010年4月6日。当时还叫合同会社コンテクチュアズ。

创办言论公司的想法，来自于五个人之间的对话：评论家宇野常宽，他现在开了另外一家公司；社会学家滨野智史；建筑师浅子佳英；还有一个不便透露姓名的X先生（*注：大概是李明喜（り・みょんひ），未加详细考证），最后算上我自己。我们大概在2009年的秋天开始对谈。X先生是最年长的，但在业务上恐怕还是我比较突出，他在团队中是大哥式的人物。

当时，我们都在复读我之前说过的话："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世界也将持续变化。所以批评必须改变，进而，批评家也必须改变"。因为都是年龄相仿的男人，所以我们越喝越兴奋，谈到了如何不依靠既有的媒体，另起炉灶，创造一个新的时代云云。我们应该自己创业！回过头来看，这和酒吧里中年男人的傻话没有什么区别。

或许正是如此，我们没有彻底的觉悟。宇野先生很快就因为公司的政策和我发生了冲突。他在创业之前就离开了。我们剩下的四个人，用150万日元创立了一家小公司。 这就是我们在2010年4月成立的合同会社コンテクチュアズ。 后来滨野先生也离开了，合同会社コンテクチュアズ马上变成了三人公司。

公司登记在了目黑，也就是X先生的事务所在的地方。2010年4月，我们在中目黑举行了启动会议，哲学家千叶雅也加入了我们，四个人在深夜的中目黑扺掌畅谈。我们从酒吧出来，沿着山手线走到了拉面馆，恰逢樱花盛开。

当时我还太naïve，还在做白日梦。我是创业团队的中心，但是对于企业经营却完全不懂。因为X先生在经营一个小型的设计事务所，所以我请他担任了社长。 我想把管理权交给别人，自己专心制作新杂志。我把存折和公章全部交给了他。这为后来的问题埋下了隐患。

『思想地图β vol.1』大热

在2010年不缓不急地准备了之后，同年12月，我们创办了思想杂志『思想地图β』。 这本杂志的奇怪名字来源于NHK出版集团的『思想地图』系列，我们获得了NHK的许可。

这本书在人文类书籍中异乎寻常地好卖。文案写道："跨学科收录社会、政治、科学等领域领军人物的论文，导向2010年代新感觉的言论杂志，分量十足，终于创刊！"。此书确实非常厚。在杂志的开头，刊载了当时的东京都副知事猪濑直树、艺术家村上隆和我之间的三人谈。另外还有速水健朗企划的购物中心特辑，目录做的也很华丽。在当时的2010年，大概能够感受到“积极地把握崭新社会”的气氛吧。

我以为这书卖出5000册就算成功了，但是在推特上一传十十传百，最后卖出了大约3万册。当时，言论公司没有与トーハン或日販这样的大经销商签订合同。我们通过传真接收书店的订单并直接发送。虽然如此，我们却卖出了这么多书。我们不需要花很多钱做广告，也不需要每天做很多无聊的采访来制造轰动效应，躺平就能够成为热点话题了。当时我颇自豪。我觉得互联网时代的，零零年代论坛的梦想已经成真了。

我们的概念是要打破传统出版的规则，所以版税的计算也是非常理想化的。我当时只有当作家的经验。我总是对编辑的工作不满意，觉得我们应该得到更多的版税。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思想地图β』的创刊号中引入了版税制度，而不是购买稿件。尽管这是一本杂志。我又把版税率定为破格的15%。有很多作者拿到了几十万日元的原稿费。

现在言论公司废除了这样畸高的版税率。单行本的版税率按业界标准的10%走，而杂志一般就是买断稿件。否则公司就开不下去。

当时我想，以项目为单位募款，净利也是按照每次的出版项目来分别使用，这样很公平，对每个人都好。几年后，我意识到这有多naïve。

大厦上的乌云

总之，创刊号的销量比预期的要好。而恰恰是这次成功，使得言论公司陷入了第一个麻烦。

在创刊号发行的同时，我们也在计算我们赚到的钱，开始瞎寻思。这时候我们想整一个“派对电影”。

2010年6月，我们成立了一个名为コンテクチュアズ之友的读者组织。现在已经改名为言论之友。在2011年2月，我们决定举行一次仅限会员参加的总会，在会上放映十分体面的派对电影，以庆祝言论公司的创办。

前面提到的宇野先生也参与了。宇野先生虽然退出了创业团队，但我们仍然是朋友，也在创刊号上投了稿。他参与了剧本的创作。至于演员，除了我和宇野先生，我们当时有很多朋友，如堀江贵文、村上隆和茂木健一郎。导演是入江悠，音乐是涉谷庆一郎，如此豪华的阵营，如此魔怔的电影。这电影在油管上搜一下就有。虽然这是一部充满笑话的傻球电影，但也花了一两百万。我不知道详情，但这就是它的成本。直到这时，还算风平浪静。

公款私用，东窗事发

将近年关，卖『思想地图β』赚的钱也到账了。付印刷费，作者版税乃至于电影的制作费都应该不成问题。由于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年度会议，我们决定租用惠比寿附近的一家俱乐部。

然而，就在我们准备预订场地时，X先生却告诉我们已经没钱了。我和浅子都很惊讶，因为无论怎么算，钱还是足够的。

我们追问X先生，他把我们叫到中目黑的一家居酒屋里。大概是一月上旬，我们仍然蒙在鼓里，他说他要辞职，让我们另请高明。我在几个月前，其实已经发现他脸色晦暗，似乎有难言之隐。我在去居酒屋的路上开导他，经营两家企业很辛苦吧，今天你多讲讲自己的烦恼，云云。到了居酒屋里，他把我们引到包间里边。

到了包间里，X先生一边寒暄，一边把信给我。我寻思这可能就是辞呈，于是打开信封。

我一打开，就发现它不是一封辞职信。好吧，它确实也算是一封辞职信，但里面包含了一个惊人的理由：“我已经从贵公司的账户中提取了数百万日元，并将其挪用为我私人事务所的周转资金”云云。我和浅子目瞪口呆，只觉得无话可说，这顿饭是吃不下去了。

我们这之后才发现，公司账户里几乎就没有现金了。X先生坚称有一天总会还钱，但没有提到具体的时间。我被耍了。

首要工作：讨债

所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X先生在1月31日离开公司，由我接任代表。 最初有五个人的创业团队，现在只有我和浅子两个人。

我作为新任代表的首要工作就是向X先生讨债。由于他的圈子与我的圈子差不多，我们共同的朋友有时要求我们不要把他逼得太紧。我当然知道这个道理，但是钱就是钱。

私人的交涉只能是无休止的扯皮。最后我咨询了律师，并通知他，如果他不在最后期限前还债，我将采取法律行动。然后，在截止日期那天，X先生带着现金来了。 我们在浅子家里交割，谁也不说话。X先生拿出一捆钱，我和浅子一张一张地点数。

这件事翻篇以后不久，发生了东日本大地震。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是在震灾之后还债，大概是挺难的。如果拖到这个时候，言论公司的未来将不堪设想。

浅子是我最早的“战友”。他已经退出了言论公司，在2012年公司架构调整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要有自己的生活，还是原来的工作比较好，于是退出了。他现在是建筑家和室内设计师。

天真的心理结构

挪用经费此事让我大受震惊。 我厌倦了大学和现有的媒体，想另起炉灶。我的『思想地图β』看似成功了。

然而，挪用事件其实已经发生了半年之久，而我毫无知觉。这样一个迟钝而愚蠢的人怎么有脸自称评论家呢？

我大吹特吹，说要搞一个崭新的出版社，但是实际上却把所有的麻烦事推给大学里的行政人员和出版社里的编辑。我对这些杂事视而不见，实际上还是那个浑身臭毛病的知识分子。直到那时，我在朋友面前一张一张地数钱，才终于告别了自己的幼稚年代。这是无可置辩的大失败。

但是失败一次，还是不足以让我灵魂深处闹革命。这大概是人类的本性。那时候我还没有当老板的自觉。明明是自己在创业，但是却不想经营企业，只想当随手掌柜，觉得自己被迫负起责任。仍然天真。震灾之后言论公司陷入的许多危机，都肇始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