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选择的智慧

突破非此即彼的选择困境

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孟子·公孙丑下》

20世纪90年代中期，铜价下跌得厉害，美国的一家铜矿经营遇到困难，于是这家铜矿所属的总公司就准备关闭铜矿。但是，该矿中有1000多名员工，如果铜矿关闭，这些矿工就会失业，而且这也意味着公司决策的失误。矿区管理团队为了面子，并不愿意把矿关掉。

除了关闭铜矿，当时还有两个选择，一是不在本地炼铜，把矿石运到总公司所在的地区，用新式熔炉提炼；二是继续开采，寻找可能存在的其他矿藏。

公司高管想要直接关矿，而矿区经理想要继续经营。双方各执一词，吵得不可开交，争论了几个小时也毫无进展。

你看，这像不像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争论？一个问题出现后，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每个选择都有各自的理由，每个人都固守自己的观点，结果就使问题变得非此即彼、非对即错。

孟子也曾经跟自己的一个弟子讨论过类似的问题。有一次，孟子的弟子陈臻问他：“您之前在齐国时，齐王给您一百镒上等的金，您没接受；而您到了宋国后，宋王送您七十镒，您却接受了；等到了薛邑，薛侯送您五十镒，您也接受了。如果您认为不接受齐国的赠金是对的，那为什么要接受宋国和薛邑的赠金呢？如果您在宋国和薛邑的接受是对的，那您为什么不接受齐国的赠金呢？”

这就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你要么全部接受，要么全不接受，为什么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所以陈臻就此断定，孟子肯定有一次选择做错了。

我们在遇到一些问题时也容易这样思考：你要么认为A策略是正确的，要么认为B策略是正确的，不可能两种策略都对。尤其是一些习惯于在同一层面思考问题的人，总是会陷入这样的困境。

而实际上，很多发散性问题都不能简单地用这种非此即彼、非对即错的简单思维来对待，孟子给出的答案就是：“我的两种做法都没错。在宋国时，我要远行，依据古礼，对方馈赠给我路费，我应该接受；在薛邑时，我有戒备之心，对方为了让我加强警卫，赠送我钱财，我也应该接受。而在齐国时，对方毫无理由地给我钱财，这不是要贿赂我吗？君子怎么能随便收人钱财，被人收买呢？所以我不能接受。”

这就是孟子理解这个问题的高度。陈臻站不到这个高度，也缺乏这个高度的认知，他认为这就是钱财的问题，你要么都接受，要么都不接受，没有第三种选择，所以他理解不了孟子的行为。我在讲《解惑》这本书时曾提到一种逻辑，就是同一个层面上出现的逻辑矛盾，通过简单的逻辑思维是根本没法解决的，要么对，要么不对，就是一种二元论。但是，当站在一个更高的认知层次去看待这个问题时，你会发现世界并不是二元的，很多事情之间原本也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我们没必要非把他们对立起来，而是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或局面的不同，辩证地看待问题，找到一个更加折中的可行性解决方案。

我们在生活中也常常遇到这种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问题，比如说教育孩子，到底是该对孩子严格一点，还是宽松一点？倡导严格的人，一旦严格起来，孩子都感到压抑，不愿意跟他一起生活；而倡导宽容的人，可能又会让孩子放纵得没边界了。这两种方法一定是矛盾的。

但是，如果你能让自己的认知提升一个层次，用本能和爱来面对这个问题，严格和宽松就会有了度。所以，人必须要不断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才能摆脱生活中面临的很多二元选择困境。

做事既要坚守原则，也要灵活多变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孟子·公孙丑上》

我们经常听说某个人做事很讲原则，觉得这样的人很好、很难得。我也喜欢讲原则的人，但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原则时还要考虑原则与发展的关系。如果总是被各种条条框框限制，就容易养成固定的行为习惯，甚至被固定的思维所束缚，让人失去灵活性和开拓精神，难以适应不断发展和变化的社会环境。

春秋时期，有个叫尾生的人，他跟一个女子约好在桥底下见面约会，于是就到了桥底下等这名女子。等了很久，女子也没来，结果河水涨起来了，但尾生为了坚守自己的承诺，怎么都不肯走，还抱着桥柱继续等，最后被淹死了。

这样的人讲原则吗？很讲原则。值得提倡吗？不值得。

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很正直，或者说很清高，为人处世特别坚守自己的原则。如果别人的观点跟他们不同，他们丝毫不留情面，更不屑与他人“同流合污”。

孟子就曾经提到过这样一个人，就是伯夷。伯夷是个很有性格的人，他不喜欢的君主就不去辅佐，看不上的人就不去交往，也不跟一些他认为糟糕的人一起同朝为官。这种感觉就像什么呢？就像他与一个乡下人站在一起，对方的帽子没戴正，他都会厌恶地离开，生怕对方的行为把他玷污了一样。如果有诸侯派人来好言好语地请他，他也不去，因为不屑与对方为伍。

你看，伯夷这样的人就像是有道德洁癖一样，孟子称他为“圣之清者”，就是圣人中最洁身自好的人。但是，孟子对伯夷的处事方式并不推崇，因为这种人只有在理想的社会环境下才可能有所成就，现实社会不可能一切都满足伯夷的要求。如此一来，像伯夷这种思想僵化、过于固守自己原则的人，必然难以生存，更不可能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和抱负。所以孟子认为“伯夷隘”，就是做法太狭隘了，如果大家都像伯夷这样干，那就没法干活了。而且最重要的是，那些所谓的恶人也是伯夷用自己的标准定义的，他不屑与这些人为伍，看似是坚守原则，其实是自己心胸不够开阔。

也有一种人跟伯夷刚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人跟什么人都能相处融洽，他不觉得给道德不好的人做事是什么耻辱，也不因为自己能力不足就觉得自卑；你冷落他、羞辱他，他也不怨恨你，甚至还愿意主动跟你结交。很显然，这样的人在社会上可以混得如鱼得水，很吃得开。

孟子也举了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柳下惠。柳下惠这个人很有意思，在《论语·微子》中记载了关于他的一个小故事：

柳下惠在鲁国担任掌管刑罚的官，大概就是典狱长，负责监狱事务的，结果多次被罢免。有人很不解，问他说：“你都被罢免好几次了，怎么还不离开鲁国呢？”

柳下惠回答说：“如果像我这样，一向以正直的方法跟人相处，去哪儿不会遇到这样被罢免的事情呢？如果不用正直之道来与人相处，那我为什么一定要离开故国家园呢？”

柳下惠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个体制就是这样，我在这里会被罢免，换个地方做典狱长也一样会被罢免。

这种态度看似有道理，但我们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他的话是有逻辑漏洞的，这个逻辑漏洞就是他认为全世界都是一样的。我们经常说“树挪死，人挪活”，你换到一个合适的地方，就可能发挥更好的作用，而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合适的地方，哪儿都一样，自己到哪儿都是这样的结果，这就是一种逻辑漏洞。

柳下惠的做法就与伯夷走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尽管他可能很混得开，但他不加选择地为人做事，甚至是为坏人做事，仅凭这一点，孟子就说他“不恭”，做事不庄重、太随便、没原则。虽然这样的人头脑灵活，容易与人相处，也善于灵活权变，但也可能会投机于世，甚至会助纣为虐。

类似伯夷和柳下惠这样的人在社会上有很多，有些人还故意把自己打造成这种人设，因为这会让自己显得有个性、很特别。大家如果看现在电视上的一些流行节目，就会经常发现这类人，他们标新立异，给自己贴标签，并且这个标签越简单、越个性，就越容易被人传播。有些人甚至还会故意从自己的个性上找一些瑕疵，将其放大，便于人们记住，增加自己的知名度。

显然，这些都不是正确的处世之道，也不值得效仿。真正值得我们效仿的，应该是那些既坚守自己做人做事的原则和底线，又能根据社会要求随时调整自己，努力去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人。能坚守自己的原则，这是对自己个人信仰和价值观的守护；能灵活地调整自我，这是对客观环境和世界的适应。两者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