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之王莽改制(第二十五集)学习记录

上一集《诏宣之治》讲的是西汉在汉诏帝、汉宣帝期间，执行汉武帝轮台诏反思之后的与民休息的国策，迅速改变了西汉汉武帝后期由于北击匆奴及征讨四方而导致的国力消耗过度、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窘况，使西汉又达到一个民富国强的盛景，从整个汉朝来看相当于在中期时，达到一个国民经济的高峰，因此诏宣之治又称为诏宣中兴。诏帝在位只有十三年，期间完全是由霍光主政。霍光做为汉武帝临终前安排的主要托孤大臣，比较忠实地贯彻了汉武帝轮台诏确定的治国政策。汉宣帝在位二十五年，霍光辅政了七年。霍光死后，宣帝进一步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国策，终使国力达到“诏宣中兴”，史称期间呈现出“吏称其职、民安其业”的繁荣景象。

王莽的新朝仅存在了14年

唐代著名画家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描绘了从西汉、东汉到魏晋南北朝，以及隋朝的七百多年中，十三位帝王的形象。这其中甚至包括割据政权的刘备和孙权，但有一个王朝的帝王却被忽略和轻视，他就是新朝的皇帝王莽。

建立于西汉与东汉之间的新朝仅存在了十四年，是中国历史上短命王朝。然而，人们对新朝的忽视并不是因为其享国时间短，因为与新朝相比，秦朝也不过存在了十五年，当然在历史上，新朝无法与秦朝相提并论，新朝的皇帝王莽更是被后来的东汉史学家班固定性为篡汉的奸臣。而这一观点几乎为后代所有的史学家所沿用，人们不愿意把这个时期称作新朝，而称作新莽或王莽篡汉。直到近两千年后的现代，人们才重新审视这位新朝皇帝。胡适等一些近代学者开始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个大改革。

那么，王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怎么当得皇帝？建立新朝后采取了哪些改革措施？

汉宣帝之后的57年里西汉经历了4位皇帝

王莽于公元9年篡汉称帝

汉元帝。汉武帝之后是汉诏帝（武帝最小儿子的刘弗陵），汉诏帝之后是汉宣帝（汉武帝大儿子的孙子，汉诏帝的侄孙），汉宣帝之后是汉元帝（宣帝之子）。汉诏帝及汉宣帝的“诏宣之治”使西汉再一次达到盛景，期间又被称为诏宣中兴。之后的西汉渐走下坡路，迅速衰败。汉元帝即刘奭，于公元前48年1月继位。元帝多才多艺、善史书，通音律，为人柔懦。在位期间，因为宠信宦官，导致皇权式微，朝政混乱不堪，西汉由此走向衰落。汉元帝在位16年，于公元前33年7月8日驾崩，享年42岁，葬于谓陵。

汉成帝。汉元帝死后，他与王政君所生之子刘骜即位，是为汉成帝。成帝即位后，荒于酒色，外戚擅权，大政几乎全被太后王氏一族（王莽家族）掌握，为王莽篡汉打下了基础，为西汉覆灭埋下了祸根。成帝是西汉的第十二位皇帝，在位27年，于公元前7年去世，终年四十四岁。汉成帝宠幸赵飞燕、赵合德。成语环肥燕瘦中的燕瘦即指的是赵飞燕。据说汉成帝是死在了赵合德的榻上。

汉衰帝。汉成帝由于无子嗣，便由他的侄子刘欣继位，是为汉衰帝。公元前7年即位，在位仅六年，年方二十五岁就驾崩。在此期间王莽任大司马。汉衰帝宠幸董贤，甚至一度要把皇位让给他，“断袖之癖”说的就是汉衰帝和董贤的故事。

汉平帝。汉衰帝同汉成帝一样没有子嗣，王莽便立汉衰帝的年仅9岁的侄子刘衎为帝(kan，衎的意思是快乐、刚直、安定、和适自得的样子)，是为汉平帝。汉平帝于公元前1年继位，在位5年，就于公元6年15岁时去世。汉平帝是西汉最后一个正式皇帝，自己一生都受王莽摆布。

刘婴。年仅15岁的汉平帝暴毙后，王莽让年仅2岁的刘婴继位，太后命王莽暂代天子摄政。此时的王莽虽然是假皇帝(代理之意)，但权势几乎等同于皇帝。刘婴在位3年后，王莽篡汉。

王莽篡汉。公元9年，王莽正式取代刘婴，成为新朝皇帝。

王莽出身官宦世家，精于人情世故

专注古文经学研读，造诣深厚，政治主张鲜明

大名县老城位于现在河北省大名县的东部，公元前45年，王莽出生于此地。可能因为历史上给王莽定位为篡位者的缘故，此地与其他帝王故里不同的是，既没有王莽的祠堂，也没有塑像，只有在大名县的方志馆中才能找到关于王莽的大量文字记载。《大名县志》中，记载王莽的出身非常煊赫，他所在的王氏家族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外戚家族，先后有五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族中之人多生活奢靡，意气骄横，只有王莽早年丧父，孤贫恭俭，拜当时名儒沛郡陈参学习《礼经》。如同普通的儒生一样，当时王莽良好的品行受到很多人的赞誉，为他日后出人头地奠定了舆论基础。

西汉汉成帝年间的大将军王凤是王莽的伯父，有一次他生病时，王莽精心护理，几个月不解衣带，以至于蓬头垢面，令王凤深为感动。王凤是当朝的重臣，临终前特地向皇帝推荐了王莽。公元前22年（汉成帝年间），二十四岁的王莽被任命为黄门侍郎，是服务在皇帝左右，传达诏命的官员。历史上对王莽做黄门侍郎并没有太多的记载，但是这段时间对王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在此期任职期间认识了同朝为官，任天禄阁校理图书的刘韵(xing) 。刘歆自小跟随父亲刘向整理校勘皇家藏书，接触到大量用秦以前古文字书写的没有立于官学的经本，让他深刻感受到这些经本好恶与圣人同，能纠正已逐渐僵化、神化的今文经学的弊端，这些经书就是古文经学。

在汉代，经学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今文经学是得到朝廷认可并且得立学官的经学流派。古文经学则是传承脉络不清晰，经本或藏于秘府或流行民间，未得立学官的经学流派。到西汉后期，一些学者开始反对今文经学垄断官学，认为今文经学门派森严，压制和排斥其他学派，蜕化为既得利益者的工具，而且很多人还肆意地曲解今文经学的含义，使其成为现实政治的附庸，导致人心混乱。当今文经学越来越陈腐、保守时，在野的古文经学则展现了勃勃生机。

王莽和刘歆都是古文经学的拥趸

治理社会的理念相同，成为坚定的政治盟友

正是在这个时期，古文经学将王莽和刘歆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刘韵和王莽在有很好的契合点，两人年龄相仿，爱好也差不多，社会治理的理念和寻找治理方法的这种途径也是一致的。因此两人开始从古文经学中去寻找一些新的社会治理办法，规划理想的政治蓝图。刘韵是一个理论家和设计师，王莽将成为实践者，二人是理论家和政治家的结合。

随着学术造诣及能力的提升，王莽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

在实现政治主张的初期，王莽刘歆遭受到压制

由于贤能谦恭，王莽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其地位和声誉都飞速提高。他的叔父王商上书，愿意把自己封地的一部分让给王莽，此举得到朝野的广泛支持。王莽累迁至骑都及光禄大夫侍中。公元前16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地位高了，王莽却一如既往地礼贤下士，经常把自己的俸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卖掉自己的车马衣服去接济穷人，不管在民间还是在朝堂王莽都深受爱戴。

公元前8年，38岁的王莽出任大司马(地位相当于丞相)。此时的王莽既是外朝的首领，又成为学界的领袖。他与刘韵一起开始力促古文经学成为官学，这将促成整个社会秩序的重大变革。然而仅仅过了一年，汉成帝薨，汉衰帝继位，丁、傅两家外威掌权，王氏家族受到沉重打击，王莽因此被免职，避居新都(今河南新野)，杜门自守。此时，刘韵也受到了传统势力的顽强抵抗，大司空师丹等人诋毁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由于王莽已被免职，刘歆失去了最有力的同盟和庇护，几乎被诛杀，不得已离开京城，几年后又因病被免去了官职。

王莽大义灭亲的行为，使他成为道德楷模

声望空前提高，再次回归朝堂

王莽虽然免职归家，但没有离开人们的视野，他仍是新都候，一件事情的发生使王莽再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一天，王莽的次子杀了一个奴婢，这在当时士大夫的眼中并不是一件大事，因为当时，奴婢的地位形同私人财产，可以被当作工具随意买卖。然而王莽本人却较真了，他认为奴婢的生命和常人没有什么不同，杀人就得偿命。因此，他硬是逼迫着自己的次子自杀。这件事使王莽在读书人中的声誉迅速提高，官员为王莽鸣冤上书的数以百计，希望他再次回归朝堂。

此时，王莽不光是一个道德楷模，更重要的是人们从王莽的行为中，看到了重整河山、复兴社会的希望。西汉从开国皇帝刘邦开始经略国家，经过了文景之治、汉武帝的励精图治、昭宣中兴后，西汉王朝开始走向衰落。元、成、哀、平等四个皇帝把昌盛的局面一步步糟蹋殆尽，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由于外威轮流当政，宦官受宠弄权，贤臣多被废罢黜，留在朝廷内的多是些贪官污吏。朝堂如此，地方上更加黑暗，地方官只要结交上权臣，就能肆无忌惮地对百姓搜刮盘剥。当时，经过诏宣中兴后激增的人口和频发的自然灾害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据史料记载，西汉初年的人口不过1300多万，到西汉汉平帝时期，人口已达6000多万，人口稠密的关东与关中某些地区，每公里平均多达千人以上。在生产方式没有革新的时代，人口的急剧增长，使得土地不堪重负，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满足果腹之需。于是社会暴乱、流民增加，灾荒，各种各样的问题非常多，社会矛盾非常突出。对此，传统的今文经学拿不出解决办法。从古文经学中寻找出社会治理的办法和措施，使刘韵和王莽更加走到了一起。

公元前2年，在众多官员的强烈呼吁下，王莽再次回到京城。一年后，汉哀帝病逝，王莽再次出任大司马，掌握了内政外交的实权。在他的建议下，五岁的汉平帝即位。公元3年，王莽的女儿成了皇后，王莽执政的地位更加巩固，他认为改变王朝意识形态的机会正在成熟。王莽迅速组建起一个得心应手的班底。

王莽倡导和支持古文经学的传播

希望建立符合《周礼》的理想的社会

王莽将刘韵从地方调到中央并特命为羲和，羲和是个新造的官名，原来的意思是传说的太阳神，这时变成典儒林史卜之官，刘韵成为当时意识形态与学术文化的最高领导人。一场大规模的古文经学宣传运动在全国掀起，刘歆与王莽同心协力，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为名，将《左传》、《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立于学官成为国家正统学说中的一部分。这意味着长期饱受压制的许多儒生将有机会进入国家的正规编制，实现他们的抱负。后来，王莽又增立《乐经》，并将《诗》、《书》、《礼》、《易》、《春秋》和《乐经》等每一经的博士增为五名，六经共30名，每一经博士领弟子360人，共有弟子 10800人。此外，又广召通晓各种学问者数千人来到京城。王莽希望得天下英才，使古文经学昌明于天下。为此，王莽在长安开始为学者建造一万套住宅，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在王莽的感召下，儒生与百姓纷纷投入义务劳动，经过10万人的奋力突击，一万套住宅竟然只用20天就全部完工。不仅如此，王莽的恩惠也播及更多的普通百姓，他在长安城中造五个里，有住宅二百区，让流民居住。此时的王莽希望建造一个能够造福于最大多数人的社会。

王莽曾在上书中说，古时市无二价(市无二价的原义是买卖公道，同一货品的售价不因人而异，后用于形容社会风气善良，不相欺诈)、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男女异路，应将古制颁示天下，让臣民遵守。这些其实就是王莽的终极理想，他想要按照上古三代所遵行的唐虞之道，建造一个国强民富而颂声作的小康社会。这种愿景不只是让天下儒生为之倾倒，也几乎激励了各个阶层的民众。

王莽和古文经学的关系，主要还在于提出用《周礼》的理论和制度来改制，建立起新莽政权的一个核心理论依据和制度依据，也延续了西汉对经学政治的发展。

王莽复古《周礼》的一件大事就是建明堂、立辟雍。明堂是周朝天子接见诸侯王公的场所，同时也是周礼的象征。在现今的上海市博物馆里，收藏着一幅王莽时期的铜镜，它上面的文字印证了这段历史。这面王莽时期的铜镜的重要意义在于镜的内圈有一周的铭文，铭文中最主要的几句话就是新兴辟雍，建明堂。当时实行的是一种复古的政策，就是要恢复《周礼》上的制度，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建辟雍明堂(辟雍为西周天子为教育贵族子弟设立的大学，明堂即明政教之堂，是天子之庙，用做朝会诸侯、发布政令、大享祭天，并配祀宗庙)。这些话和文献上记载的王莽复古政策中的建辟雍的记录是吻合的。

公元9年王莽正式篡汉称帝建立新朝

公元5年正月，诸王侯、宗室子弟上千人，在新建的辟雍明堂举行祭祀大典，场面隆重而庄严，理想之光充斥在每个人的内心，王莽正成为他们心中的圣贤。为此，九百名公卿大臣，请求朝廷赐予王莽象征至高无上礼遇的九命之锡。由此，改朝换代的大戏拉开了序幕。

九锡是古代君王对诸侯王中有特殊贡献者的一种嘉奖。凡是得到九锡的人后来都成为篡位者，王莽被加封了九锡，最后取代了西汉。

公元6年，汉平帝暴毙，王莽让年仅2岁的刘婴继位，太后命王莽暂代天子摄政。此时的王莽虽然是假皇帝(代理之意)，但权势几乎等同于皇帝，这引起了的刘氏宗室为主势力的反叛。在顺利地清除了这些障碍之后，王莽也进一步意识到自己成为皇帝的机会正在来临。即便他自己不想篡位，但如果想要从制度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实现自己宏伟的理想，也必须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于是，他更加紧锣密鼓地营造出上天要将王朝授予王莽的氛围，而制造了各种祥瑞。

在王莽摄正时，各种各样的符命祥瑞，纷至沓来。朝野上下，人们以不同方式劝王莽称帝，改朝换代。在长安求学的梓潼人哀章干脆做了个铜龛(kan)，在龛里写上王莽是真天子，皇太后要顺应天命，还将王莽的八位大臣和他自己的名字共十一人一一写上，在黄昏时分，哀章穿着黄衣，捧着龛去高祖庙，将它交给值班的官员。王莽得知后，择日去高庙，将铜龛迎到未央宫前殿。

公元9年一月十五日，在长安未央宫，王莽接受了西汉最后一个皇帝刘婴禅让后称帝，从假皇帝变成了真皇帝，改国号为新。

应该说，王莽通过自己多年的努力，在学术上有造诣，并能够礼贤下士，有着很强的亲和力。因此，王莽称帝不完全靠他的政治权术，也有他本身的人格魅力在其中，他笼络了相当一大批人。不仅如此，接受他的观念的儒生，人数很多，愿意让他改变，公众舆论也相当有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用自己的《周礼》方式来建国。

在中国的史书中，大多并不认为新朝是王朝的更替，而是将其视为王莽乱政篡位。然而也有人认为，王莽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必须登上皇位，这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不管如何，从公元9年一月十五日起，历时二百二十多年的西汉王朝结束，王莽的时代真正开始了。王莽代汉而立，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符命禅让做皇帝的先河。

王莽代汉称帝，首先争取到了话语权，话语权本身就是力量，而话语权和政治权利也和当时政治发展有很密切的内在关系。从传统意义上来讲，认为是他逼迫汉室让位，比如说子婴年龄很小，把权利让给他了，然而从现有的史书上看，当时刘氏政权中确实没有什么强势人物来跟他争夺权利。王莽在朝野得到最广泛的支持，用和平、合法方式接收政权，西汉王朝在平静中消失。公元9年一月，一个叫做新朝的新王朝在平静中诞生。两大王朝交接之际，几乎未发生太多流血。

王莽推行王田制、废奴、五均六莞改革措施

希望建立起理想型的社会

做了皇帝后的王莽，雄心勃勃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他的理想。在政治方面，为了表示革故鼎新，王莽根据儒家的经义，尤其是根据《周礼》，将很多政府机构和官职改换名称。此外，他还根据古籍，变革了秩禄之号，按照传说的周制，大封五等诸侯。如果说政治上的改革都是形式上的改变，那么王莽在经济方面的改革则更加全面而深刻，但也面临相当大的风险。

王田制。为消除西汉末年普遍存在的土地兼并的弊病，王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王田制，就是恢复类似于周朝的井田制度，将全国的土地国有化，不允许封地的自由买卖和转让。王田制本意是良好的，想抑制土地兼并，让人数众多的国家赋役负担者--编户农民有田可耕，重建被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等所破坏的经济秩序。

当时现状是土地集中在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手里，大量的平民因为没有土地而流离失所，变成了流民，导致社会不稳定。王莽采取了王田，认为所有的田都是国家的，可以重新分配，这样就严重触犯了他们的利益。

废奴。在推行王田制的同时，王莽又将奴婢改称为私属，并禁止奴婢买卖，即改变奴婢与牛马同栏的地位，又抑制大量农民沦为奴婢。然而，这项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麻烦，最后结果是上下不得人心。把奴隶从大土地所有者手中解救出来，虽然一是想削弱大土地所有者集团的势力，二是使国家获得更多的劳动力。但政策执行很不到位。

五均六莞。实施五均六莞(guan)政策，五均是指由政府统一物价，平衡市场供应。王莽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六大城市设立了五均官，来控制物价的暴跌，防止商人操纵市场。但由于缺乏官僚集团的支持，王莽只能依靠富商大贾来推行，这样反而形成危害更大的官商垄断集团。六莞(guan)就是由国家直接接管六项重要的经济业务，即包括酒、盐、铁器等由国家专营，中央政府统一铸币；经营山上、水中的资源，国家要收税。这项政策的结果是养肥了主管官员、国家财政并没有增加多少收入，百姓却负担更重。导致正当的商人、私业者在官营商业体制下，已无立足之地了。

王莽改革没有基础，脱离实际，无保障措施

在利益集团反对，人口激增及灾害频发等共同作用下，改革失败

王莽的想法是非常好的，包括五均六莞在内的很多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主要是具体执行这些政策的官僚阶层不支持，政府要求是一套，他们另搞一套。

在王莽的家乡大名县，现今很多人收藏有王莽时期的货币，这些货币种类繁多，只有真正的藏家才能分辨出它们当时的面值。王莽当皇帝后，前后共进行四次币制的改革，变更发行了几十种货币，而且每次易币都是以新铸的劣质货币代替质量较高的旧币。由于这些货币无信誉可言，所以在货币改革期间，物价飞涨，经济混乱，就像王莽别的政策一样，币制改革的节奏太快，百姓还没有熟悉过来，又改货币了，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就更多。

王莽的改制，在理想与现实、动机与效果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因此，王莽改制遇到了重重阻力和困难。

同时人口数量的激增，不仅是西汉末年的难题，同样是王莽必须面对的难题。为了管控不断出现的大量流民，王莽规定，凡是无业的游民，每人每年罚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由政府组织强迫劳役，劳役期间由政府供给衣食。这项政策同样是善意和富有理想的，然而实施起来非常困难。于是，王莽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青海湖，来解决流民安置问题。

在现今的青海省海晏县文化图书博物馆中，保存着一份王莽时期的重要文物--西海郡虎符石柜。虎符石柜是放兵符的柜子，是王莽西拓疆域，特派专员在青海湖畔设置的一个庞大的石质信物。雕凿和安放这个石柜，是为了表明王莽政权已经控制了西部草原。

当时王莽根据古书有四海之说，胁迫羌人献出青海湖一带的土地。王莽派人来此贿赂羌人，给了很多金银财宝，羌人见了很高兴，就跑到青海湖以西的地方去了，青海湖就归了汉王朝，汉王朝在此建立了西湖郡。

西海郡古城遗址目前保存完整，东西长650米，南北宽600米，城墙残高4米，四个城门址保存完好，城内还隐约可以看出，隆起的墙坯所构成的三个长方形的区域。当年修建西海郡城的工程相当浩大，除了主城本身，城里还有太守府、西部都尉府，以及一些兵营和筑城民工、囚犯等，可想当年还是挺热闹的。

为了缓解国内愈来愈尖锐的社会矛盾，王莽还多次发动与四夷的战争，其本意是通过外部战争来增强国内的凝聚力，然而在具体实施中，这些战争不仅没有起到缓解国内社会矛盾的作用，反而因强征暴敛加剧了国内矛盾。

自然灾害的发生也加速着王莽改制失败的步伐。位于河北省大名县的王莽塔，当年是为防止洪涝灾害而修筑的。它原是一条宽约40 米、高约2米塔基，宛如一条长龙纵卧在大名县境内，残断连绵20公里，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汉代金堤遗址。如今在堤上还能发现当年的汉砖，汉砖的一面有特别图案，其原因是当时地面水位比较高，制成砖坯之后，为了使它尽快惊晒干，就在当地铲芦苇铺成席，把砖坯放在上面以便更快地晾干，因此这些砖的一面都印有一些凹槽图案。公元11年，正是在大名县附近的黄河魏都河段发生了决口改道，致使人口极为稠密的关东地区大量的耕地被毁，民不聊生。

公元22年，各地农民相继起义，天下溃畔，事穷计迫，王莽不得不废除王田，奴婢、六莞之禁，即位以来不便于民的诏令也都废除，这意味着改革的全盘崩溃，而王莽本人也将面临最大的困境。

对于王莽推行的这场改革运动，能予以理解认同的人本来就少，在结局不好后，更是在多方面开始被质疑，认为时间短、步子大，有些好大喜功了。王莽在没有当皇帝的时候，是能礼贤下士的，当了皇帝后就逐渐地表现出骄横来，关键是改制进行得太急了，将很多改革同时在短期内推出，政策、措施之间互相抵触的地方很多，而且遇到阻力后，又没有应对办法，由此造成了政策执行不下去，或难以执行，造成了更大的社会混乱。

最致命的危害往往来自于组织内部。以王莽为核心的儒生改革集团发生了内部分化，是对王莽最沉重的打击。在王莽代汉的过程中，刘歆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王莽做了皇帝后，过于相信自己而疑心过重，对刘歆也有了防备，弃之不用。

由于王莽改革的全盘失败，原先的圣人王莽几乎成为全民公敌，人心思汉，民间出现了很多刘姓将再次称帝的传说。连与王莽有着共同理想的大经学家刘歆竟然也参与到废除王莽的兵变中。公元23年七月，在兵变失败后，已年近七旬的刘歆自杀身亡。这件事震动了朝野，也给王莽以致命的打击。

有理想的人往往都很寂寞、孤独，刘韵死后，王莽感到终日很潦倒，因为没有了知己，而且是和他在政治理想和实践上都很契合的知己，最后竟也变成了他的反对者，因此王莽到了晚年，政治理想破灭，政治的实践难以实行，使他有深刻的孤独感和寂寞感。刘歆与王莽年纪相仿，志同道合，当西汉末年整个王朝陷入腐败堕落之时，正是刘韵与王莽一起建立了新朝的理论基础，力促王莽建立新朝，然而在王莽军师外破、大臣内叛、左右无所信的艰难状况下，刘歆进行了最彻底的背叛，摧毁了数十年的情谊和共同的理想，这对王莽的打击相当沉重。

对王莽的重新评价，是现代史学中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改变社会制度会带来不可预期的后果，不管你的理想有多高。王莽当时所要处理的问题太过尖锐，特别是在汉代经过之前长期的发展，利益集团固化的环境下，不顾现实，急功近利，想在短期内改制，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王莽从此深居宫中，读书累了就靠着几案而睡，他似乎预感到了自己的悲惨结局。他的理想无法和现实相结合，他的近乎梦幻的改革已使他走到悬崖。然而他并不甘心，他自以为怀着救济天下苍生的儒家宏愿，兢克业业、事必躬亲，即便有错，自己的本心不错。他曾是那样的深得人心，他仍然希望从古文经学中找到出路和答案，希望上天给他重新来过的机会，但上天没有再次眷顾他，改革集团内部分裂，加速了新莽政权的灭亡。

王莽在落寞中被起义军所杀，新朝随之灭亡

此时，各地农民纷纷起义，逐渐形成赤眉及绿林两股势力最强的义军，而汉更始军的兵锋正直指京城。公元23年夏末，战火逼近长安，十月初二，起义兵攻入宫门，大火蔓延。《汉书》有“紫色蛙声，余分闺位”文字，把王莽篡汉说成是以紫夺金，蛙声大鸣。此时的王莽穿上了紫色的礼服，将自己的生命完成托付给了上天，最终死于乱军当中。随之在农民起义的凯歌声中，新朝政权宣告灭亡。

王莽之死使儒家们的理想从巅峰坠落，他们的政治实践也戛然而止。

 

好梦终究难以成真，然而我们依然应该肯定王莽作为壮志未酬的改革家在中国历史中的应有地位，肯定他为克服西汉末年社会危机而进行改革的见识和勇气，肯定他为实现儒家构思的理想社会而做出的大胆尝试。

我们还可以从斑驳的历史记忆中，从儒家恢宏的理想和未取得成功的政治改革实践中找到一些经验、一些教训。让我们认识到改革必须切合实际，措施得当，贯彻有力，善始善终，更要认识到改革的艰巨困难。如此，我们将在历史的教训中汲取营养，成就我们自己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