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分析—万历皇帝1
第一部分写万历皇帝是想通过皇帝这个制度的产物来表现当时的政治环境。作品在一开始反复强调这年无事可纪，所以通过举出一些小事来见微知著，例如官员因为流言而不在规定的礼数下上午朝而被万历皇帝责罚。皇帝通过罚俸对所有臣民展现他一视同仁的地步，以万历皇帝之聪慧他明白高级官员的主要收入不是俸禄，通过这种无关痛痒的处罚既能展现其作为皇帝的权威又可以不对臣僚处以过分的刑罚。但对于更多的以俸禄为生的低级官员这无疑是断了他们生活来源。万历皇帝不可能不知道，在1581年张居正死后他认为在张居正生前所进行的田亩测量多有官员为谄上而欺下使得很多非耕地面积被强行划进测量范围因而重新测量。当时万历皇帝17岁便有如此敏锐的洞察力，那么在6年后的1587年万历皇帝对于罚俸会影响大面积的低级官员这件事绝不会不知情，万历皇帝这么做是处于维系皇帝的权威、维护整个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制度。在明朝的时候作为政府代表的“皇帝”是无法面面俱到的管理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我们无法通过具体的政策指令或者法律来使我们这个内部存在巨大差异的国家形成统一的标准，既然如此那么就通过礼仪和抽象化的“道德”方式来使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形成相对统一的标准。1587年时万历皇帝已经多年深居，他表面如同他的祖父嘉靖一样不理朝事，可在权数与御下方面万历差嘉靖太多了，万历在文官的管理下长大对于文官的态度极其暧昧：一方面万历是皇帝，文官是臣子，文官在原则上需要严格服从万历皇帝。另一方面万历在这些文官的关怀下长大，作为皇帝的万历有无可否认的绝对领导权，作为孩童的万历则会对文官产生依赖与敬畏的情绪，这种双向复杂的感情尤其以张居正为代表：万历作为皇帝既领导命令臣子张居正又作为学生和孩童学习和尊敬老师张先生。1587年距离张居正离世已经6年，但这种感觉依旧在困扰着无论是皇帝还是后辈的万历。在面对这件事的时候万历并非不知实际情况而是故意为之。
万历皇帝对于张居正的记忆越发模糊了，常言道“盖棺定论”，张居正离开这个世界已经6年了但万历皇帝对于张居正的印象越发的模糊不清，他到底是那个教导他仁物爱民的张老师还是那个想要清厘全国土地的张首辅亦或者是贪污腐败罪大恶极的张居正。万历皇帝对于这种争执越发的无感也使得朝堂对于张居正的评价越发极端。到了1587年张居正的事还没有尘埃落定另一件事又使得文官集团对万历皇帝近乎公开指责。
明朝的继承问题一直以来是一个严肃的雷池，黄仁宇先生认为明成祖夺建文帝之位和明英宗的夺门之变使得万历朝的大臣对太子继承问题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因此当万历皇帝想封喜爱的第三个儿子为太子时遭到的反对远远出于他的意料，文官们以礼法为武器劝说万历要立长子而这明显违背了万历皇帝的意志，万历皇帝是如何从励精图治变为懒惰消极历史学家众说纷纭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立皇太子这件事上对万历皇帝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书的第3～7页，黄仁宇先生详细的描述了万历皇帝成人礼和成为皇帝后所举行的各种仪式，为什么要举行这么复杂的仪式？因为我们国家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皇帝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作为一个国家的象征和代表他需要无时无刻维护自己在全国臣民面前的形象，同时由于管辖如此庞大的帝国我们也需要皇帝作出符合制度需求的事从而以“道德”为主法律为辅来管理我们这个国家。在明清时期，皇权达到了中国帝制时期的巅峰，但这并不意味着皇权可以唯我独尊而无视文官集团的利益，在明朝时虽然代表政府实际负责人的“丞相”这一职位已经被废除，但实质上的宰相却依旧由内阁首辅来担任，内阁在明面上是为皇帝提供建议的品级不高的学士构成的参谋机构，皇帝可以任免和罢黜内阁成员，但在明朝的中后期自嘉靖朝始内阁变成了一个维系皇权与士权平衡的一个桥梁，一旦全体文官成员齐心一致逼迫皇帝做不愿做的事内阁也只能迁就文官集团而与皇帝周旋。内阁名义上没有权力仅是一个参谋机构，但在明朝后期皇帝往往把披红的权力交给司礼监秉笔太监而把草拟结案的权力交给内阁使得内阁在明中后期成为没有权力的权力机关。但即使如此，拥有实际权力的内阁在现实情况下依旧要和文官集团合作，一旦文官集团的利益收到威胁他们便会集体反对或者阳奉阴违，内阁乃至皇帝对此束手无策只得不断迁就。如果皇帝想杀一儆百那么全体文官便会以抽象的道德名义来诉求实际的利益，而这种道德和秩序也能将皇权压缩到一定范围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