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矛盾重重的生活：平行城市·城市研究

城市研究是历史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主要包括以城市空间布局与建筑形式为主的外在结构形态研究（如侯仁之：《元大都与明清北京城》、刘小萌：《清代北京内城居民的分布格局与变迁》，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李孝聪、成一农：《清代王府建筑的选址与分布》，《九州》第二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等）和城市功能与社会生活为主的内部机能研究（《北京风俗杂咏》《帝京岁时纪胜》《北平风俗类征》等，韩书瑞Susan Naqin《北京庙宇和城市生活（1400~1900）》（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1400~1900）等。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状况的差异，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地域，城市外在结构形态和内部机能，都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辛德勇、中村圭尔：《中日古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页）

 

 

城市与世界：“本书开篇叙述了一座城市，这座城市，象征地看，就是一个世界；本书结尾则描绘了一个世界，从许多实际内容来看，已变为一座城市。”

—— ［美］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

定义：什么是城市？

远在城市产生之前就已经有了小村落、圣祠和村镇；而在村庄之前则早已有了宿营地、贮物场、洞穴及石冢；而在所有这些形式产生之前则早已有了某些社会生活倾向——这显然是人类同许多其他动物物种所共有的倾向。游动和定居，人类生活就在这两种极端形式之间摇摆不定。总之，在生命发展的每一水平上，生物都以移动换来了安全，或者相反，因不能移动而遭受危险。

古人类敬重死去的同类，这本身即表明，古人类很困惑不解死者的强大身影何以会出现在他们的昼思夜梦之中。这种对死去同类的敬重心理，大约比实际的生活需要更有力地促使古人要寻求一个固定的聚汇地点，并最终促使他们形成了连续性的聚落。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rnford)，《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

 

城市的经济本质,市场聚落——《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

ü  “城市”此一概念可有许多不同的定义,所有这些定义唯一的共通点如下:城市是个(至少相对而言)密集的“聚落”,而不仅仅是个一些分散的住居的集合体；

ü  除了上述住居的密集外,另外与“城市”此一名词相关的概念是纯粹数量性的:它是个大聚落。就此而言,这个概念还算严谨。用社会学的说法就是:城市是个巨大的住居密集的聚落(聚落里各家户紧密相接)。由于过于巨大,以致缺乏在城市以外的邻人团体里居民皆相互认识的特色（熟人社会）。不过,如以此一定义为准,那么就只有极大的聚落才够格称为城市,至于要大到什么程度,才会凸显出居民彼此无法熟识的特色,则得看各个文化的特殊条件而定。许多聚落在过去虽具有城市的法律性格,却没有上述特征因此,仅凭数量上的多少显然是不足以决定的。

ü  如果我们采取一个纯粹经济观点的定义,那么城市就是一个其居民主要是依赖工业及商业而非农业为生的聚落。不过，将所有此类聚落都称为“城市”,显然也并不得当。

ü  当我们提到一个“城市”时,还必须加上另一个特质:在聚落内有一常规性的，而非临时性的财货交易的情况存在。此种交易构成当地居民生计(营利与满足需求)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换言之,即一个市场的存在……

在韦伯的眼中，现代的社会是个“公民社会”，而“公民“的概念，就西方史学而言，实与“市民”密不可分。在西方市民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城市共同体的出现无疑是其中最具关键性的转捩点。然而，此一共同体得以形成，却又是奠基在与传统束缚——包括氏族的羁绊、外来政治支配等——的决裂上。韦伯用“非正当性的支配”来形容西方的城市，正是为了凸现出这些城市共同体支配权力的自主性，以及其权力来源之挣脱传统的“篡夺性”。这样一个市民社会的发展过程，是有意了解现代公民社会的读者不得不掌握的背景知识。

 

美国城市的定义是由各州法律而定，因此各州也会有不同的城市人口下限，例如马萨诸塞州的城市人口下限是12000人，而马里兰州的下限则是300人；澳大利亚最少要有10000至30000人才为城市；印度的城市人口下限为5000人……

辨析：由于概念模糊的缘故，一些争论实际上不具有共同的前提。我们知道古代城市与现代城市不完全相同，曾有学者从有无城墙、是否为政区治所、工商业发达程度、城市的起源、职能、人口要素等方面论证中国古代城市史研究中“城市”概念之不确切，建议以“都市”取代“城市”。关于“都市”概念的表达是：“非季节性的产业的定居人口占居民的绝大多数，并具有两种以上（包括两种）非季节性产业职能的人群聚落。”（王妙发：《关于“都市（城市）”概念的地理学定义考察》，载《历史地理》，第10辑）

这个定义是否恰当自可见仁见智，但确定一些一般性的概念，并在讨论中一以贯之地运用这些概念，对于研究共同体之间的交流无疑是必要的。（辛德勇、中村圭尔：《中日古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6页）

 

一、起源­——城市与国家

东方的中国：

城市国家：帝制中国的“城”是一个变动的现象，尽管它的主要特征是能够容易且清楚辨识的。

“在中国，相当于‘城市’（city）的最常用字眼就是‘城’。严格的说，‘城’这个字是指‘城墙’（a city wall），即‘堡垒的土墙’（rampart），通常只是指那些有实质的砖墙和壕沟围起来的城镇。……知县或知县以上官员的衙门所在的任何城镇，都可以称为‘城’。中国还有一些市镇和村庄，规模比一些城大更大，更具有商业的重要性。但是，赋予一个地方‘城’的等级的，是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Edward T.Williams,China. Yesterday and Today(1927),P137,参见萧公权：《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

·表示春秋时各国的都城。各都城位置是根据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标注的。《史记》从这些大小诸国中选出了记录较多的十二个国家，称之为“十二诸侯”。

“城，以盛民也。从土从成，成亦聲。”——许慎 《说文解字》（卷十三 | 土部）

发展历程：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也是伴随人类文明与进步发展起来的。普遍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是工商业发展的产物。

 

经济

市——贸易与生活

 

 

文化

中国城和墙：五十年前，瑞典作家奥斯伍尔德·喜仁龙（Osvald Siren）在描述中国城市时，曾经提到墙的无处不在：“墙连着墙，连着还是墙，这形成了每个中国城市的基本构架。那些墙包围着空间，并且将空间划分成为地块和大院，这标志着中国社区区别于其他结构的基本特征。” （引自Siren Needham，1971：42-43）

但只是到了最近几年，院墙才被提高到文化的高度。从中国的长城到古代城墙，再到现代单位的围墙，研究者现在用一个统一的文化主题来讨论墙的变化。对于一个新的文化史分支来说，院墙似乎触及了中国文化的深层根基。

例如，詹纳（W.J.F.Jenner）在其关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大尺度研究中写道：“本章将讨论围合、墙和封闭等话题，包括实际存在的墙和思想中的墙。在围合的墙内，一切都可以被控制和安全地构建起来。”（Jenner,1992:83）然而，将实体的墙和各种制度实践并置在一起，詹纳明显意图在“围合”和“社会控制”两个概念之间进行对比。

白杰明（Geremie Barme）和闵福德（John Minford）也同样强调墙作为一种理解中国文化的隐喻，具有重要意义。（Barme and Minford,1989）在其主编文集的第一章，同样被冠以“墙”作为标题，并且在引言中阐明：“以长城的意象出发来进行分析，从故事撰写者、诗人、社会心理学家和剧作家等等视角，来面对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心理的等多种‘死胡同’和陷阱。”

和詹纳一样，白杰明和闵福德仅仅从消极方面来阅读墙：封闭、限制以及对于其内含事物的局限性。确实，墙的封闭性是一个建筑上的概念，说明文化变得无望、内视而奄奄一息，在这种境况下，社会只会生活在过去，拒绝各种改变的可能性。这种假定将墙看做是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普遍的隐含象征一大到外交政策，小到家庭关系。（例如，詹纳（Jenner，1992：83-102）认为，这种将外国人排除在中国之外、把农民排除在城市之外、把外人排除在家庭之外的做法，都可以归结于中国对封闭的一种倾向）

围城与围墙：各种形式的墙在中国都存在着，从长城到传统的家庭院落，再到现代围合着单位的墙，墙都被看做是中国一般性文化特质的代表。

电视纪录片《河殇》在1988年热播的时候，同样将长城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Su Xiaokang and Wang Luxiang,1989）纪录片引起了争议，因为在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比较时，它对中国文化采取了粗鲁和不友善的态度。它认为中国陷入了一种封闭、束缚于土地、回顾性和保守的农业文化，这与西方外向、前瞻、创造性和探索性的文化截然分立。”（白杰明和贾佩琳（Barme Geremie and Linda Jaivin，1992：138-164）提供了一系列有用的文件，来说明这一系列政治和文化的重要性）

15世纪的中国与西方：当世界其他国家开始将触角伸向海洋，并且在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快速扩张的时候，中国却在进行着重建和修复长城的浩大工程。因而，当欧洲国家忙着扩张疆域和发展贸易时，中国却在建起围墙和世界的其他地方割裂开来。编剧们还指出，中国的失败在于没有向外看，而且没有对西方的崛起作建设性的回应，而这都是保守的文化观所造成的。这种文化态度的核心要素，可以用黄河、龙和长城等来代表。黄河被认为代表着土地、季节、洪水的循环以及饥荒；龙被认为象征着至高无上和专制的权力；而长城则代表着凝聚全部中国文化的皇家力量。“因此，任何建设长城的人都将拥有土地、山川和长城内的人民。对于统治者来说，长城成为包围他们院落的墙。“（Su Xiaokang and Wang Luxiang,1988(JPRS Report)

早期城墙 河南的商朝二里岗的遗址；它周围有7km的城墙，大致位于现在郑州的位置。这些城墙始建于约公元前1500年，下部厚约为22m，有些部分现在仍然矗立，达9m之高。”（Robert Bagley,1999:165-166）而建设在独立住房周围围墙的证据，跟上述城墙遗址相比却晚很多。这些住房的院墙大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例如位于陕西省的周原遗址。（Zhongguo Dabaike Quanshu et al,1988:327.）总之，并没有关于中国墙的确切起源或雏形的记载；然而，这些考古遗址至少表明，3000年前中国的墙已经有两种形式：围合城镇的城墙，或者是围合家庭的院墙。

城市和家庭建墙的目的，通常被认为是防御。然而，一些人类学家和文化历史学家却认为，这种墙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于标记出神圣的社会空间。例如，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认为，文明古国之中的城市和家庭空间，是按照确切或者近似反映宗教体系的格局来布置的，在古罗马、印度、伊朗和中国等城市中就有此类发现。（Eliade,1976:18-27.）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以阿尔及利亚的卡拜尔（Kabyle）住房分析为例，说明传统家庭的空间布局，是如何象征着神圣的自然和家庭生活的秩序。（Bourdieu,1979:133-153.）与此类似，白馥兰的研究审视了家庭空间的布局，将其概括为“一种将仪式、政治和宇宙观转移为空间元素的机制，使之能在日常生活中被感受和吸收”。（Bray,1997:51-52.）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 ——《考工记•匠人营国》

 

二、意向

 

传统的中国城市常常有着一种消极的形象。在宋代以前（960-1279），中国城市是占据优势的行政中心，不可避免地联系着衙门、赋税、徭役、刑罚、诉讼。它的政治功能使得城市成了让人敬畏的所在，至少让乡下人敬畏。宋代以后中国城市的商业化特征并没有使乡下人头脑中的城市形象得以改善提高。在中国传统社会有着衙门：这是利用各种手段迫使人屈服的场所。伊懋可（Mark Elvin）曾提到：“城市是农民在某种程度上害怕的地方。一位清朝的官吏写道：‘乡下人害怕去县城，他们像害怕老虎那样害怕官员。’城市是上税交租的地方，是讼诉打官司的地方。城市又是各种罪犯云集之地。比如‘市场恶霸’，他们就是欺骗乡下人的行家里手。而在饥荒之际，城市又是卖儿藏女的所在。”（Elvin,”Chinese Cities”，p87）

顾炎武（1613-1682）曾评论道：“人聚于乡而治，聚于城而乱。聚于乡则土地辟田野治，欲民之无恒心不可得也；聚于城则徭役繁狱讼多，欲民之有恒心不可得也。” （顾炎武：《日知录》，第20页）这对中国传统城乡关系简单明了的陈述和概括。

毛曦.城市史学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6(2):71-81159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发展的推动、城市史学在我国的兴起、中国城市史研究传统的奠基以及多种学科发展的促进,中国的城市史研究步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城市史学是专门研究城市历史的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与其他学科对于城市史的研究不同,城市史学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具有显著的特征。加强中国古代城市史的研究应在五个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重视综合的、系统的宏观研究;多学科参与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考古学成果在研究中的应用;探索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特性和规律;构建中国的城市史学理论。

 

陈倩.从韦伯到施坚雅的中国城市研究.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3(3):100-104

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城市的研究由来已久。

费正清之前主要受欧洲思路的影响,费正清之后,随着“中国中心观”的兴起,美国汉学界采用了跨学科的方法,形成一套影响深远且不同于传统欧洲研究模式的体系。在总结比较韦伯、费正清、施坚雅等中国城市研究范式的基础上,评述它们各自的利弊得失以及各种外来理论在运用于中国本土研究时的意义与局限。

西方对中国的城市研究源自其本身的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社会学。

区域经济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初，迅速发展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其理论基础包括德国经济学家杜能（Tunen）的农业区位论、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的工业区位论、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的中心地学说。

城市社会学则以美国的芝加哥学派为始，它深受杜威（John Dewey）与米德（G.H.Mead）的实用主义哲学传统影响，提倡定量定性的科学分析方法、强调人口与区域的互动及社群研究，重视个体因素和采样调查等实证手段。

美国汉学界对中国的城市研究除了以上的经济学、哲学与社会学方面的理论来源之外，早期做出贡献的还有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冀朝鼎、魏特夫（Karl August Witfogel）等人。发展到60年代，兴起了在城市与区域研究领域影响巨大的施坚雅模式，这一模式之前占主导地位的范式主要有2种：

其一为韦伯（Max Weber）模式——《非正当性的支配——城市的类型学》

关于城市与制度：韦伯认为中国政治制度是典型的家产制，缺乏有效的财政与官僚基础，国家实际控制的能力极其有限。儒教与道教这些本土宗教又缺乏资本主义的理性精神，因而限制了传统中国去构筑类似于西方现代化的“理想类型”……由此开启了中国研究的一个新趋向，即从发生学意义上去追问“理性资本主义”（Rational Capitalism）在中国能否产生。这个“韦伯式命题”也影响了战后美国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中国研究。

对中国城市的观察是韦伯产生偏见的起点。韦伯认为中国城市的首要功能是行政性的，只能相当于西方农奴制时期的城市，收入主要靠周边农村交纳的地租和国家拨给官员与地方政府的年金，其本身几乎不能创造财富。进一步来说，中国城市也不需要有西方意义的“市民阶层”，不需要参议会、商人行会、商人与工匠的协会等组织。在西方，一个城市有自己独立的军事武装以争取城市的自主权，而中国的都市居民常以暴动迫使官吏逃入卫城，但他们的目的仅在于驱逐某一个具体的官员或排队一项法令，从来不可能真正对抗大的封建领主与中央政权。中国乡村与城镇都过于稳定，容易停滞不前，因为大多数居民即使由于经济原因发生迁移，他们在血缘、礼仪、人际方面都还是固定在其本土上。由于地域广大，中央对地方的实际控制不可能太强，于是城市行会兴起，但这种行会更多基于排他性的宗族血缘而非西方那种单纯的经济关系。这种群体的问题不在于它们的能力不足——他们可以非常成功地实现私人的、非公共性的目标，而在于它们反对城市居民联合成为一个地位相同的匀质集团。从而，中国也不可能产生如西方城邦制那样的民主“共同体”。

韦伯模式的主旨：因中国城市未能促成中国走出中世纪，实现“自治共同体”并拓展行政首府的经济功能，故而将中国城市置于一个充满偏见的东西方比较序列中，即，西方城市代表“现代”，而中国则象征“前现代”。费正清（Fairbank，John King）模式受到了韦伯关于现代化理论及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使其假设：西方世界为动态的，中国则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缺乏自身发展动力，只有经过西方的冲击才能摆脱困境。

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对韦伯与费正清的反动和挑战：

关于城市市场：较之于韦伯和费正清模式中表露的西方中心主义，施坚雅更多地看到了中国历史的复杂性，认为在西方“冲击”之前，中国各地已经存在明显地域性差异，且发展程度层次不齐而是非均质的，即“一些中国地区的商业、手工业、交通与居民生活方式甚至比帝国时期的巴黎还要‘现代化’”（Mark Elvin，G.William Skinner.The Chinese city between two words［M］.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6-11）所以中国许多现象并不能全以西方世界的挑战来解释，只有进入各地区、各时段的具体情景中才能得出全面结论。

施坚雅模式的许多细节暗中与韦伯、费正清较劲。

首先,它打破城乡壁垒,将区域分为以市场为中心的不同层级,这些层级只是职能与规模上的差别而不是先进与落后、政府与宗族、商业与农业之间的差别,强调中国城市研究不应以传统的行政因素界分,而应以经济结构——功能(即“市场——中心地”)区分,从而突破用制度缺陷解释中国城市滞后的框架。施坚雅模式认为韦伯将行政与经济割裂被许多中国学者运用而造成恶果:或者将以上2类中心重合起来,以张盛涛为代表。

其次,施坚雅关注“基层市场社区”,提出与之相联系的另一重要概念“非正式管理”,他将中国农村结构首先定义为经济结构,指出基层市场社区的权力结构与对市场的控制不可分离。

区域性、阶段性的比较研究被美国汉学界各领域吸收，进而开启了中国史研究的“区域史“、“地方史”范式：

黄宗智(Huang Phllip C.C)、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等人利用这个理论描述中国农村的基层市场、村落共同体。国家对于社会的管理与控制以经济上的中心地(各级市场)为中心,而非正式官僚政治与亚文化群对于社会的调节则通过由低到高的区域级别向上渗透与扩散,最终也集中到各个中心地。

周锡瑞、冉枚烁（Mary B. Rankin)、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孔飞力( Philip A..Kuhn)等人进一步深入到国家、社会、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关注从帝国晚期直到近代,地方士绅权力作为国家与地方的中间协调者是如何逐渐扩张的。这些成果又间接促进了王斯福( Stephan Feuchtwang)、桑格瑞(Steven San-gren)等人对中国民间宗族组织、地方宗教、秘密团体等研究。围绕“中心地”,中国城市史研究也深受

围绕“中心地”,中国城市史研究也深受影响,如贝蒂( Hilary J. Beattie)关于安徽桐城、包德威(David Buck)对济南、罗威廉对汉口的分析。

中世纪城市革命——中国城市停滞论

帝制晚期以来的中国城市已有相当规模的经济集中和社会复杂性，它一直按照自身的模式寻求发展，既不是停滞的，也不完全依赖西方“冲击”的推动。施坚雅与伊懋可合作提出“中世纪城市革命”(从8世纪后半期开始,南宋时达到高潮)。这个观点直接针对中国城市停滞论,以一种更动态的观点来探讨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

当然，施坚雅关于中国城市研究的理论仍有相当不足：

中国学者的批评多针对施坚雅的具体结论,比如施坚雅通过对四川进行考察后抽象出作为空间与经济体系的所谓“正六边形市场结构”。这个近乎标准的数学模型尤受诟病。因为现实中很难找到正六边形的结构,许多人认为施坚雅的这个理论是根据成都平原的一些村庄个案推导出来的,不具有代表性。还有人干脆认为他将欧洲的模型移到了中国。（史建云.对施坚雅市场理论的若干思考[J].近代史研究,2004(4):70 -89.）

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第75页图5.3

 

区域与市场中心地(城市)之间的相对独立造成对中国“民族共同体”的最根本质疑。葛兆光曾指出,施坚雅模式意外造成的最大恶果,即使原来朦胧定义为整体的民族范畴,包括一些思想与文化现象清晰地定位在某个特定区域,将其作为一定地方一定阶层的现象。从而对“同一性中国历史、中国文明与中国思想是否存在”发生了根本质疑。葛兆光实际上在提醒我们,当区域与市场向度强调过多时,我们怎么理解经济之外的其它问题?反过来说,即使“中国”作为文化共同体也全然是想象出来的,我们也可以同样质疑:区域划分(比如9大巨区)又是否合理呢？（葛兆光.重建关于“中国”的历史论述——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还是在历史中理解民族国家?[J].二十一世纪,2005(8)）

三、变迁

然而，合作和情感相通的积极力量还是一次次使人们重返残破不堪的城市地面，“重建被毁掉的城市，治理许多世代的荒芜。”颇有讽刺意味——同时又令人安慰的是，城市终于胜过许多仿佛要永远消灭城市的那些军事帝国，并比它们存活得更长久。大马士革、巴格达、耶路撒冷、雅典，都依然屹立在原地，依然存活着，尽管它们的古代基础已很难得见到了。

若不是由于下述事实，城市生活的习惯性流产早会引起人们灰心绝望，甚至使他们大批放弃城市生活及其种种二重性的惠赠，这个事实就是：城市总是不断地从农村地区吸收新鲜的、纯粹的生命，这些生命充满了旺盛的肌肉力量、活力、生育热望和忠实的肉体。这些农村人以他们的血肉之躯，更以他们的希望使城市重新复活。据法国地理学家马克斯·索里（Max Sorre）的统计，甚至今天仍有4/5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这些农村在功能上更接近于其新石器时代的原型，而不接近高度组织化的大都市，虽然这些大都市已开始把农村吸引向自己的轨道，甚至开始更快地破坏农村的古代生活方式。但一旦我们让村庄消失，这一古老的安全因素也将消失。这一危险目前人类仍须看到并与预防。

重要，都只是预备性的，或附属性的。爱默生（R.W.Emerson）讲得很对，城市“是靠记忆而存在的。”

依靠经久性的建筑物和制度化的结构，以及更为经久性的文学艺术的象征形式，城市将过去的时代、当今的时代，以及未来的时代联系在一起。在城市的历史性范畴中，时代与时代相冲突：时代向时代提出挑战。城市的功能和目的缔造了城市的结构，但城市的结构却较这些功能和目的更为经久，因此，城市有时会把被老一代任意抛弃的思想意识保存给将来；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它却将一些不适应的东西留传给后代——就像身体本身会以伤疤或定时发作的疡肿等形式把过去受过的创伤或打击留传下来一样；而这些东西，如果本身尚未在城市环境中获得载体并留下影响，本来是有可能被彻底摒除的。我们这一代人就肩负着一项特殊的任务，要重新审视这种极坏的长期创痛中的城市产物——战争。

我们可以这样形象地说，最初盛装美索不达米亚大麦的这种城市瓮罐，同样会盛装雅典的橄榄、埃及的啤酒，或者罗马的香肠。有时，城市形体也会破裂、溢漏；它还会接二连三地掉在地上被摔碎，将其中的内容物迸溅出来，无可挽回地被毁掉。这种连遭破坏的情况，大约可以解释铜器时代开始之后机械发明仍然比较稀少（战争时期除外）的原因。但是，至少一直到17世纪时，城市一直流传下来，其形式并无重要改变：在这个铸模中，“文明人类”的活动已经冷却、凝固。

因此，城市变成了一个特殊的环境，它不仅支持着王权制，而且创造着不同类型的人：这种新型的人，与其处于较狭窄环境中的同类相比较，更容易接受宇宙的现实，更容易超脱部落社会习俗的羁绊，更能以同化旧的价值观而创造新的价值观，更能以作出新的决定，选择新的方向。最先向社区的其他成员转移的皇室特权是死后的名声，古埃及人正是这样做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象征也接着发生转移。

终于，城市本身变成了改造人类的主要场所，人格在这里得以充分的发挥。进入城市的，是一连串的神灵；经过一段段长期间隔后，从城市走出来的，是面目一新的男男女女，他们能以超越其神灵的禁限。但是，人类起初形成城市时是不曾料想到会有这种后果的。权力和财富毫无意识地为人格诞生准备了一个巢穴。而最终，人格又将会破坏人们种种过分的虚妄与要求。

 

相关城市研究：

对于战争时期的沦陷城市研究 [加]卜正民/著，潘敏/译：《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商务印书馆，2016年；作者选取江南五城（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为例，描述了日军残暴占领城市、试图重建基层机构的过程，并分析地方头面人物与日伪政府的关系交织。“这里有通敌，有抵抗，但两者之外的其他行为要多得多。”借助对这种模糊行为的分析，作者考察了战争时期城市秩序的维持，以及生活其间的个人的心态、处境与选择，以求揭示一个复杂的战时社会。

巫仁恕：《劫后“天堂”：抗战沦陷后的苏州城市生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本书透过苏州的茶馆、菜馆、旅馆与烟馆等四种休闲行业的研究，呈现抗战时期苏州“畸形繁荣”的城市生活，扭转了过往对沦陷区遭受严重破坏、经济凋敝、工商与金融萎缩等的既定印象。同时从大时代的城市看人民的日常生活，亦从畸形的繁荣见民众的消费习惯与集体心态。此外，作者通过对沦陷区的城市史研究，试图扩大抗战史的研究视野

古代城市研究：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本书在总结唐宋城市史研究的基础上，对宋代的城市规模、类型和特征，城市管理制度、市场、税制、市政建设、人口和文化等问题进行探讨，多有新见，是对宋代城市的独创性研究。

[美]罗威廉（William T.Rowe）著，鲁西奇 罗杜芳 译 / 马钊 萧致治 审校：《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作者以坚实的资料和严密的论证，对中国城市与资本主义发展进行了研究，再现了汉口这座典型的中国近代城市的发展史；同时作者证明了马克斯•韦伯所谓“中国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城市共同体”的论断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大误解。

 

城市研究——帕特里克•格迪斯 《进化中的城市：城市规划与城市研究导论》（Cities In Evolu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own Planning Movement and to the Study of Civics）

以往人们对中世纪的认知也存在偏差，他们被告知，中世纪城镇多么贫困、痛苦和潦倒。而实际上，在任何的图书馆中，我们很容易找到一些旧档案，借此能证实许多中世纪城市的市场和公共场所是多么豪华和宽敞，花园是多么富足，甚至大街是多么宽阔和宏伟。而我们生活的当下，正处于工业时期最坏的情况。

我们过去的教育采用严格的“3R”（read/write/reckon）式学校训练，导致人们对印刷物的理解胜于对图片的理解，对图片的理解胜于对事实的理解。所以结果就是作者提到的，对于美丽的街道，我们已经成为半盲人（half-blind），我们也看不到城市的衰退。尤其是在古老的文化城市中，这种盲目主要是知识或信仰方面的僵化。

当然，这不是全部，更为区域性的科学已经开始与这种人为的盲目相对抗，各种层次的教育，已开始撕掉那些长期以来遮蔽我们双眼的印刷物。为了认真研究城市生活的基本事实和进程，让我们具体研究一个城市，下面将从伦敦开始。

英国的人口地图上，会发现一些巨大的增长的团块，每个都像另外一个大伦敦。从地图上看，曼彻斯特与利物浦很快地拓展成一个整体，在许多地方已联结起来，这里将成为另一个巨大的住房省。所以现在是我们需要对这些住房省进行详细调查的时候，因为这将影响公共健康和城镇规划。

对于这些城市区域、这些城镇集合体，作者想过一些其他的称呼，像“星群”（Constellations）、集聚区（Conglomerations），但是觉得不太悦耳，于是提出了“组合城市”（Conurbations），表达人口组群发展（population-grouping）的新形态。潜意识地，它代表着一种处于发展中的社会组群新形态，以及不久后相应的政府和管理机构。

旧技术工业和旧技术经济活动的综合成就，最后不可避免的创造了贫民窟。人类的栖居之所正逐步走向更恶劣的环境，而人们对此漠不关心。工业时代财富的积累并没有实质的让人们获得更好的生活。

经济发展史的核心就是住房。而乡村和城市劳工，他们的住房从中世纪后期实物工资的最好状况衰退到19世纪早期的最低水平，甚至到了灾难的阶段。

回顾劳工的整个悲惨历史，到实实在在的现状，表现在人、工作和场所。在城市中，现代的“贫困区”和“工业区”，组成了我们工业城镇的四分之三甚至更多。

我们到任意一栋建筑的后面去看，广场因各种各样的目的被废弃和破坏，有一大片死气沉沉的晒衣场，被简陋的围墙分割成四边形、三角形和梯形的迷宫。建筑靠近马厩，提供了苍蝇滋生的温床，并间接导致了苍蝇携带疾病的滋生。

同时，建筑师发明了将地窖和地牢合二为一的地下居室，随着日益加剧的社会阶层分异，这种住房演变成英国各个体面地区的标准户型。一些收入低的年轻人只能支付昂贵的租金，租住在经济公寓的阁楼或地下室。

概括地总结经济和工业的历史，就是普遍的萧条、城镇的丑陋、富人的庸俗艺术和穷人的拙劣品味的记录。在旧技术思维和生活的限制和习惯下，人们只能看到穷困的经济前景。

 

几点总结：

1.     人类在不断进化，城市也在不断进化之中，我们要基于系统的城市研究，去探究城市未来发展趋向。同时我们要唤起城市中各个阶层人士对于城市的兴趣，以及民众对城市进行观察的意识。

2.     我们正从旧技术时代迈向新技术时代，旧技术时代与新技术时代分别是坎坷邦与优托邦，前者迄今仍占支配地位。但是旧技术时代采掘更多的煤矿，发动更多的机器，并不是真正财富的正当发展，最根本的财富是住房和花园。

3.     在通向新技术城市的道路上，要重视城市美学，保护自然，并将景观塑造同城市设计结合，使“街道旁有田野，而不仅是田野中有街道”。并运用拆除、改造、重建等方式对现有贫民窟的生活环境进行改善。

4.     健康生存是功能和环境等所有事物有机联系的整体，我们的城市生活和社会进步，包括人对生活、地点的改善和依赖，也包括工作。因此城市进化和人的进化必须同步。

 

 

城市是个复杂议题，有历史文化、城市规划、审美、政经等诸多讨论角度，理解城市运行的逻辑，并去选择生活。在平行城市中，寻找你我的安身之处。

总述（补充）：

现代化与现代性：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城市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首先，从明清以来，尤其是到19世纪中叶以后，城市数量逐渐增多，规模也逐渐扩大，如此快速的城市化现象标志着新时代的到来。这种情况相对中国农村长期趋近停滞的发展，形成了强烈对比，更凸显城市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

此外，在思想方面近代的城市是新观念发展的温床，同时也是新事物的试验场，更是近代国家税收财源的重要基石。由是，在探讨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与变迁时，不但无规避城市的重要性，而且从城市史的角度，正可提供变迁线索。

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城市化，所谓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意指客观的工业化发展，会带动资本主义的兴起，继而带动政制体制变革的理念。该理论即“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理念，其假定是：现代欧洲展起来的现代文化和制度，将最终为所有正在现代化的社会和现代社会照单全收，随着现代化的扩张，西方现代文化将在全世界流行。然而，90年代后，愈来愈多的研究倾向以「现代性]（modernity）来取代“现代化”，背后反映出中国学者对过往现代化理论偏见的反动。

而近代中国城市史的研究亦起自该角度。西方学者早在1950年代起，便始留意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Rhoads Murphey率先将上海城市视为近代中国变革的中心，接着有谢诺（Jean Chesneaux）研究近代工人和城市无产阶级、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ere）分析商人与资牵附级、伊懋可（Mark Elvin）探时上海士绅的权力消长。

19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大陆采取改革放政策，学界逐渐将研究焦点从毛泽东强调的农村革命转移到过去被忽略的城市。如罗威廉（William T.Rowe）对汉口城市社史的研究、David Strand探讨北京的社会与公共领域；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论上海工人的罢工、韩起澜（Emily Honig）与贺萧（Gail Hershatter）分别研究上海与天津的女工；梁元生关于上海的道台、马丁（BrianG.Martin）研究上海的青帮、瓦格纳（Rudolf G.Wagner）研究《申报》；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探讨上海市政的权力运作，且与叶凯蒂（Catherine V.Yeh）、贺萧等人都有关于城市妓女的研究；魏斐德（Frederic E.Wakeman，Jr.）关于上海的警察与黑社会等等。中国大陆关于近代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在1980年代后逐渐形成风潮。上海、武汉、重庆与天津成为四个城市史研究的重镇，其中又以上海城市史的研究最引学界关注。

——巫仁恕、康豹、林美莉主编：《从城市看中国的现代性》，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11年，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