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扩展（一）“生活与制度”史

从这周五开始小编做个搬运工，从知网上的《历史教学》期刊上搬运一些新的史学前沿观点来给各位淀粉扩充一下自己的知识面！一起学习历史，感受历史的美和乐趣！

“生活与制度史”是我国社会史研究的新领域，在原有“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视角上，为审视社会 及其变迁提供了新思路，突破了西方理论框架不适用我国国情的障碍；另外也避免了我国传统上“制度与生 活史”研究的瓶颈，为现有的社会史、民族史、政治史、生活史、经济史等提供了新方向，也厘清了日常政治、日常生活、社会生活等概念。——《历史教学》2021年第2期

【一】生活与制度 ：中国社会史的新探索

（1）历史学对于制度与生活关系的探索

一般而言，历史学的制度与生活关系的探索，比较侧重于制度的实行对于生活的影响，关心制度的有效性与局限性的问题。例如：在《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生活世界——以石刻为中心的考察》侯旭东认为，北朝乡里编制普遍存在，但在实 际生活中似乎未受到村民的积极认同，村民对世代生活其中的村落表现出更强的归属感，“村”组织活动使得官方的乡里设置被架空。更借助“日常统治”的概念，研究国家统治的日常性，如 他探讨传舍使用情况与汉帝国日常统治的关系， 论述了郡吏日常活动与传舍使用的关系，揭示外繇与传舍使用在汉代官员日常活动中的普遍性， 分析刺史行部与郡守行县、皇帝或朝廷使者出行 以及日常祭祀与传舍使用的关系。

（2）从“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的社会学探讨

上海大学的社会学家李友梅首先指出：对于1978 年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考察路径，“国家—社会”视角受到青睐。这一视角的基本特点：一是主要基于公民社会理论构建而成，其中的“社会”主要是指政治学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二是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二元的权力对应和相互约束的关系；三是其价值取向是塑造具有高度自主性的公民社会，建立民主政治制度。

（3）“日常生活”理论建构中 对于“制度”的看法

社会生活、日常生活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分的两个概念。社会生活，“是人们以一定生产方式结合起来的共同活动过程，是社会主体的人与生活条件（环境）以一定方式相结合的特殊活动形式”。而“把‘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生活也可以划分为社会生活与日常生活，或者划分为类生活和个人生活。正是基于日常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区别，常建华曾主张在已经开展大量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日常生活史的探讨。传统中国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皇权支配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受到国家制度的制约，不应当将“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割裂开来，而应当将二者联系起来思考，这也就是我们开展“生活与制度”研究的出发点。

【二】“生活与制度 ”视野下的明清士绅——以侯岐曾应对籍没为例

制度史领域以“日常政治”或“日常统治”为名的研究导向 与之殊途同归。由此，士绅的“日常抵抗”与普通 民众有何区别，在制度压力下如何发挥“被统治 的艺术”，士绅视角下生活与制度的关系为何，随之成为值得讨论的话题。

（1）籍没制度概览

“籍没”指将某家财产与人口登记并没收入官的惩罚，此刑在秦律中已有，在传世文献中首次出 现则在《三国志》中。唐、宋以后，法律逐步将籍没 定性为对谋叛等重罪的附加惩罚，明清两朝予以沿袭，其名在清中叶后逐步演变为“抄家”。

（2）侯岐曾应对籍没的策略

从侯岐曾应对籍没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与农民、军户、匠役等群体相似，乡绅也会运用一系列非正式手段与制度抗衡，例如行贿、示弱、转移财产等。侯岐曾也善于利用官僚机构的弱点与制度自身存在的缝隙，如借助江宁巡抚衙门的申文向下级机构施压，以及试图阻止巡抚土国宝将籍没侯家具题上奏，从而免除籍没之忧。对官僚机构与文书制度的熟悉，以及与体制内人员良好的私人关系，构成了乡绅对抗国家制度的优势，创造出直接“从打结处解结”的条件，大抵为普通民众所不具备。

生活与制度相互影响，国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民众的生活状态，又在潜移默化间为民 众的生活需求与策略所更易，至今已属常论，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二者关系在不同情境中的具体形态。由侯岐曾一案来看，首先，国家制度被民众生活的影响与改变过程是长期的，但在短时间内对个体生活的支配可能是决定性的。在个体直面制度压力之时，“被统治的艺术”产生的效果不宜夸大。其次，二者的关系深受制度自身的属性所影响。如卫所、匠籍制度对军户、匠役而言是“内嵌” 于生活、作为日常行为基本背景的制度，其设立的初衷亦非伤害后者，而只是满足国家征兵、征匠的 需求，因此为双方创造了较为广阔的互动空间。侯岐曾面对的籍没制度则由外部强加于生活，也完全作为国家惩罚异己的措施而存在，导致协商空间大受压缩，制度的刚性特征对私人关系的施展也构成了强有力的制约。

【三】清至民国的屠牛食牛生活习俗与禁宰政策 ——兼论日常生活与制度变迁

“屠牛食牛生活习俗”该生活习俗存在与否的现象及其变化作为日常生活的一个主视角来观察制度的变迁。由清至民国的屠牛食牛生活习俗与禁宰政策来看多方因素合力下的生活与制度变迁。

屠牛食牛的生活习俗被掩盖的情况在清末至 民国时期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不仅是百姓生活 上的，也是制度上的。总的来看，外来生活方式与观念的传入为其提供了契机。清末以来洋人的进入对民众的日常生活与官府的社会治理产生了影响。受到西洋生活方式的影响，时人观念，尤其是士绅观念产生了一定的转变。被认为是蛮夷未开之地的西方用武力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促使一些 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中国落后的原因。他们观察到 西方人体魄强壮，也观察到西方的食牛习俗，将二者联系到一起，产生了吃牛肉是西方人的体质强 于中国人的原因这样一种意识。民国屠宰税的合法化使查禁私宰耕牛的规定形同虚设，同时屠宰税的出现导致宰剥之风大盛。

借由多种途径，一个屠牛食牛的日常生活空间得以显现，这是外来生活方式与观念的影响导致制度控制力松弛的结果，同时又成为倒逼制度变迁的源头，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屠牛食牛观念与制度设计演变。

注：本文来自《历史教学》2021年第2期，其中“【一】生活与制度 ：中国社会史的新探索”来自南开大学常建华先生；“【二】“生活与制度 ”视野下的明清士绅——以侯岐曾应对籍没为例”来自南开大学朱亦灵先生；“【三】清至民国的屠牛食牛生活习俗与禁宰政策 ——兼论日常生活与制度变迁”来自南开大学李尔岑先生。最后感谢三位前辈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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