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良小伞考据（续）

唐伞不仅是代表雨水防火 又因为当时江户城动不动就是大火灾而受到推崇 这类属于平民百姓用的番伞丶蛇目伞 艺伎使用的舞伞则没有防水的作用 重心转移到遮挡视线上 在这类平民器物中营造出一种神秘又尊贵的氛围
平安以后，官商的衰微给了私商发展的空间，在一些寺庙、港口都出现了坐商，并且形成了寺内町等区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町人”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开始登上历史舞台[3]。大量的来自大陆的金属货币流入日本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以集市、港口等交换频繁的场所为中心的町镇的形成[4]。战国大名为增强自己领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纷纷在自己城郭的城下建造作为其政治和经济据点的“城下町”。不仅工商业者越来越多地集中到城下町，而且原来分散的手工业生产和物资、各种集散市场和流通物资也向这里聚集，使得城下町逐渐成为各领国的军事、经济和交通中心，从而产生了“城下町人”[5]。
在这些新要素的孕育之下，町人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终于在江户时代形成。不过这些商人们之所以最终能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基督教这个“不速之客”却起到了微妙但是重要的作用。早在室町时代，基督教便随着传教士的到来而在日本开始传播。为了避免造成统治不稳的局面，幕府开始镇压教徒，通过在民间广泛修建寺庙神社、向武士阶层教授程朱理学并实行锁国政策和书报检查等方式，从精神上加强管制。但从客观方面来说，寺子屋对平民教育的普及、西方书籍尤其是来自荷兰的西方文化，都让给町人们创造自己的文化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正如之前所说，江户时代的日本等级划分分明，各阶层各司其职，由于没有科举考试，所以社会流动性很小。武士都有自己的领地，主要靠领地中领取的俸禄米生活。但是这时日本的社会已经相当程度上的商品化了，所以即使是武士阶级也需要将自己的俸禄米出售给商人，换取货币进行消费。江户幕府还规定了大名的觐见制度，除了关东的大名需要每半年向将军觐见一次以外，其他地方的大名都需要在江户和自己的领地轮流居住。这样的做法一方面是保证幕府对大名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让大名们不断变更住所，将自己的钱财消耗在旅途上，削弱大名的经济实力。在这个过程中，商人们为大名们提供消费品和各种服务，也刺激了商业的发展。
商人们坐拥巨大的财富，由于无法将其直接转化成政治资本，土地也被幕府禁止买卖，所以只能将其用于消费。而居住于此地的手工业者、艺术家、表演者也乐于借此机会谋生，于是歌舞伎、净琉璃、俳句、浮世绘等等各种各样的文化形式就在这个过程中被创造出来，最终形成我们现在所说的“町人文化”。这种文化不同于平安时代的贵族文化，也不同于镰仓幕府以降的武士文化，是一种真正的平民文化。参与者多来自平民，而消费者同样也是平民，像落语、歌舞伎等很多平民创造的艺术形式开始大放异彩。这些表演和创作品具有充分的商业性，所以这些事物的发展也带动了城市的进一步繁荣和社会的商品化的进一步发展。木板雕刻以及与此相关的印刷技术的普及必要的技术支持。在此前，作品难以广泛的传播使得艺术家们只有依靠以武士为代表的达官显贵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这样就在动机上限制了艺术作品的表现范围。当艺术作品能够通过大量的复制在民间进行传播，市民文化的主题与意象便会大量体现在作品中。创作者们也得以摆脱当权者的控制，在艺术创作上为自己争取更大的空间[6]。
町人文化的兴盛对于传统的观念的冲击是多方位的。这种建立在金钱与消费的社会风气让人的自我解放和自我满足成为了人们精神的一个要素。虽然在高雅之士看来，这种行为“俗不可耐”，但是却依然无法阻止这种生活模式所释放出来的强大魅力。这一点从以《好色一代男》所引领的的“浮世草子”与“好色”文学以及浮世绘中春画数量的庞大就可以看出。“浮世”中本身所包含的“好色”并非是指单纯的沉溺于肉欲，而是一种将爱情作为至高的追求、将内心被压抑的情感释放出来的主张[7]。这些作品的出现与广泛传播也反映出了社会大众对于其中所包含的对于人自身的欲望、情感乃至生命力本身的一种肯定与赞颂。于是就和武士文化所推崇的程朱理学中包含的“存天理，去人欲”等抑制人欲望的自由表达的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游女为核心的风俗业、以歌舞伎为代表的艺能业还有浮世绘为代表的艺术业都通过丰富的、市民化的表现内容消弭了传统的武士文化中对于雅俗、美丑的认定与褒贬，进而潜移默化中树立起了新的、非权力性的道德观念，这在当时那个强调“士农工商”的次序不可动摇的社会中，无疑是对于“平等”与“包容”的革命性的呼唤。
结合下职人与付丧神联系 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小伞身上的町人要素


考据来自@水狮提督衙门

出处是《关于町人文化的考察》周荼和《日本江户时代前期大众文化雏形研究》张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