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某位视频作者解读中法战争的满嘴火车和奇葩论调

上个月在看到一条解读中法战争的视频时，发现这位视频作者解读中法战争的陆战全盘时，居然对宣光之战这场历史最久最惨烈，甚至是镇南关之战起源的关键战役轻描淡写基本不提。而且对于一些战役数据也根本没有考证，某些论调更是荒唐之极，堪称满嘴火车。 更好笑的之后看到他解读李的电报，其中一封对于吴长庆的去世只字不提，这个可以说跟中法战争没太大关系。但是对于黄玉贤这个观音桥之战的主要将领居然能说不清楚这是谁，这就不是侧重的问题，这是根本就没下功夫。 我之前看过他的一期视频，知道他是在做一个系列。我质疑他对这段历史是囫囵吞枣，他则是指责我“你们这种人”无视第一手资料，不惜撒谎编故事只为满足自己虚荣心云云。 之后我又看了他有关中法战争的全部视频，发现他有一套奇怪理论，说中法战争是

赫德自作主张，促成了中法和谈，骂李鸿章是没有道理的，和谈也不是他促成的，他只是个负责签字的

。贪污也不是罪名了，又要说中法战争李潘不是主要责任，又要说中法谈判李没有责任，骂李没有一点道理。心思何在昭然若揭。 他解读李鸿章的电报时，指出“战胜不追，战败则退”这句话没有出现在电文里，所以是无知媒体谣传，还说“不可攻坚伤精锐”这句话同样是断章取义。 以我所见，这八个字如果不是李的“密令”“密电”“暗令”，那或许是激愤憎恨者的加工，或者是研究论据者的总结，但这句话总不是平白而来的吧？如果李潘全程的的行为无可指摘，为什么要给他们扣这样的帽子?就因为什么挑拨憎恨?几十年来有关于中法战争的论刊文章，将这八个字作为概括乃至于引叙的绝不在少数。一句误解造谣就要洗脱他们的责任，何以服人? 如研究中国近代史方向的海南大学研究员张朔人教授，早年发表在合肥教育学院学报的《潘鼎新略论》中指出，在谅山退敌之后，潘鼎新受到了李鸿章的影响，采取了战胜不追，战败则退的消极方针。 安徽省的门户媒体中安在线于安徽名人故事介绍潘鼎新的《解甲一心系桑梓 报国鏖战镇南关》中也提及这八字，指为“密令”。就算都些是不知出处的说法，是否是无根据不负责任的谣传还需研究。说以此就足以证明李潘是被误解冤枉?只怕不然。 我不太懂b站视频的吞评规则，也不知还是他设置了什么，总之在同一条评论下，我对他的回复质疑永远是发出去就不见，而回复别人的则不会。本来也没有太当回事，在某天吃席途中跟他私信之后就没有再搭理。

不料前日在他高挂我的评论区跟一个奇葩对线完之后，他又跳出来说你也没说服我啊，我可什么也没说。配上他评论区高挂我的一幕，好像是我在满嘴火车无理取闹一样。之前在私信指出他胡诌谬误，他说要认真研究的屁话就像忘了一样。那么这事就没这么容易完了，我不怕别人扣帽子，但我就见不得别人装蒜。 因此，出于激愤和带些睚眦必报的心理，我特地花了几天时间编辑了这篇长文，来梳理谈论一下

“避重就轻”“分不清时间线”“无视事实和第一手资料”“扯谎编故事满足自己虚荣心”

的人到底是谁。再谈谈潘鼎新和李鸿章在中法之战里的一些表现，看看是不是如他所言，李鸿章就是个负责签字的，和谈跟他没有关系，后人对他的指责是不是都是无端的乃至于是所谓受什么阶级对立的影响。 我毫不客气的说，他有关于中法战争的视频，其中谬误之多，理论之奇葩实在令人不敢恭维。等之后看到有人称呼其为大神，更是忍俊不禁。 责人之前先自责，既然要指出别人的错误，那就要先说出并承认自己的错误，我全盘看了一下，除了分心打字把赫德说成黑赫德，外甥张士珩说成女婿张士珩这些以外。我的谬误在于两点：一：把野史故事当真，搞错了潘鼎新生擒法军三画总兵的时间线。二：潘鼎新并不是完全否认王德榜参与镇南关之战，但是确实抹杀了王德榜的功劳。

第一点是源自于早年我看过的一篇晚清笔记的内容，由于时间太久也记不清是刘体智还是某个不知名文人所记载，大概内容为：谅山失守之后潘鼎新马不停蹄溜回镇南关，又光速从镇南关撤离，一路狂奔把关城丢给了法夷。而当法国人烧毁镇南关撤退时，有一名三画军官掉队被后续赶来的清军部队抓住。我记得故事记载似是魏纲的鄂军或者王孝祺所部，带队军官姓周，是潘鼎新的同乡，本就惦记跟西抚潘中丞攀上关系。抓到这个三画军官阿来登后，发现这是追击部队里寥寥俘获的最高军衔者，觉得飞黄腾达的机会到了，赶紧去迎接得知法军撤退往前线赶来的潘鼎新。而潘鼎新愁眉苦脸的出发，在路上遇到了周某某，周某某将俘虏献出，口称潘抚宪亲身督战击退法夷并生擒法夷总兵官，自己奉命解押前来。潘鼎新顿时大喜，给朝廷发报，说自己率领亲兵在关城击退法夷，身受枪伤，生擒三画总兵阿来登。本来疆臣失地罪该问斩，但是因为这个功劳最后潘只是革职回乡。而同乡周某本来只是个带领几十号人马的小军官，经过潘鼎新投桃报李，在光绪中叶官至福建补用道。 由于这个故事太过生动，多年来我都印象深刻，加之深夜酒精上脑义愤填膺跟他讨论就直接顺口而出。但事后我就在想虽然实录似乎看过类似的文字记载，但这个事情我并不知道真假。而中法战争战报常有击毙俘获法军一画、两画、三画乃至于五画兵总的记录，几画兵总是法军尉官校官的笼统称呼，一画是少尉，五画是中校上校，三画总兵官不过就是个上尉军官，换在清军方面也就是个哨长，就算是再润色，生擒法军哨长能让他免于死罪吗？ 于是今天特地查证了一下，发现这个“三画总兵阿来登”其实是叫“三画法官阿麦登”，并不是在镇南关之战擒获的，而是在几个月前的船头之战，先报前方擒获交由抚宪潘某审讯，然后再报潘鼎新前线督战，生擒三画法兵阿麦登。所以这最多就是个冒功的事情，而自古以来的社会生态，都是功劳归领导视作天经地义，所以严格说还不是冒功，是所谓“归功”。 而潘鼎新实际上在镇南关失守之后一直缩在后方百里，前移也只是移到60里外地海村做无情的电报收发工作，以至于冯子材苏元春因为往返耽搁时间太久都不再请示他。而当时替代他坐镇调度的是广西臬司李秉衡，所以潘也自然谈不上什么亲自督战。当然，根据冯子材的电报记录，镇南关之前的二月初一，潘鼎新还是到过前线视察的，也不能说潘没有到过前线。 那既然时间线不对，这个故事自然也就是当笑话看看，这一点确实缘于我没有查证的缘故，属于错误。 二则是潘鼎新并不是全盘否认王德榜参与了镇南关之战，毕竟是众目睽睽，不能不报，但是他对于王德榜的战绩却含糊其辞，倾轧之意不能再明显。 镇南关之战发生日期是光绪十一年二月初七初八日，初九时就已经收打扫战场收尾追击了。同时报捷的电讯在同日已经由龙州发往广州转向京师总署。 但是潘鼎新全程电报涉及王德榜部分的只有闻王司在东路亦获胜，某处命王司克之寥寥几语。以至于朝廷从彭玉麟左宗棠处得知王德榜在镇南关功绩时一脸懵逼，因为潘鼎新就没有汇报过这些，于是下旨要苏元春李秉衡调查王德榜到底有没有参与镇南关及后续战役。 只说潘鼎新的结论，直到三月初四潘鼎新到了广州，与张之洞交流过后，才通过香港转递电报，陈述王德榜的战绩，还特地申明

“关前大捷，苏提谓王司抄击之力最大。谅山克复，又谓王司之功最伟至……实系异常出力。”

意思朝廷是让苏元春查询的，那这就是苏元春的讲述，而自己并不知晓。 可是他真不知晓吗？王德榜二月初八战甫谷，十二战板泥，汇合苏元春冯子材两部合攻谅山，十五日王德榜又战谷松。这些都不是单独作战。就算是王德榜痛恨潘鼎新，只汇报给彭玉麟，那其他几部的战报里也绝不会只字不提全程“功最伟至”的王德榜。 只说冯子材《军牍集要》第九卷里，二月初十日发给潘鼎新的咨文《

萃军进剿法匪先获小胜随会同诸军鏖战三昼夜大获全胜会奏咨

》和二月十二日《

各营攻剿法匪克复越南文渊州并将出力各员卞请具奏奖励咨

》在论述战况时就清楚陈述了王德榜的调动去向和参战情况。末尾都是“请西抚部院核明具奏”“咨行查照”。按照潘鼎新之后的奏报，镇南关大捷及后续收复文渊谅山都是他来负责指挥调度的，那就更好笑了，他到底是不知道王德榜参与这些战役还是故意模糊王德榜的功劳呢? 同时期王德榜，王孝祺，苏元春等人的咨文我没有找到，但是他们绝不可能不把“大胜”的战况向潘鼎新或者李秉衡汇报。当时主持指挥调度的是按察使李秉恒，而戴罪留任的潘鼎新以养伤为名缩在海村只管收发电报，所以不管是咨文战报交到谁手里，最后的电文战报都要经潘鼎新之手发往两广总督署和京津。 他模糊王德榜的战绩的结果就是，等到大胜之后张之洞才把扣留的革职潘鼎新王德榜电报下发，前线人人受奖只有王德榜在血战之后被解除职务，手下人马统归苏元春调度。王德榜勃然大怒，以受伤为由自请告归。左宗棠更是不满，向张之洞去电要求把王德榜调回原属两江。张之洞深知其中的倾轧陷害，向左去电说：

朗卿老将，又立新功。桂防未解，留作长城，不能遽归江南也。其中委曲，洞当疏通之。李鉴堂贤者，闻与朗卿水乳，必能维持。

最后也确实是由李秉衡和稀泥和张之洞疏通才还了王德榜清白，按照战后潘鼎新的奏折和说法，战事不利都是王德榜冯子材不听调遣掣肘万分，而自己是指挥镇南关之战克复文渊谅山的功臣。可是当时关心战事的张之洞向李秉衡询问潘鼎新在何处时，李秉衡的回答却是“正在海村”。中法战争史作者廖宗麟根据潘鼎新的奏折和苏元春在潘鼎新去世后的纪念图画来判定，潘鼎新是镇南关大捷的实际指挥者，所谓龙州士民在潘鼎新归途抛石痛骂三十里是张之洞李秉衡对潘的污蔑抹黑，思之令人发笑。 另外，李秉衡也不是什么两不相帮，不得罪谁。李秉衡素有正人君子廉洁奉公之名，在直隶总督李某属下任官十二年，张之洞外放山西，李特意推荐李秉衡给他。中法冲突肇始，李鸿章又把李秉衡从浙江按察使荐调广西按察使。最后汇报潘鼎新王德榜争端各打五十大板看着是持正，可实际上有没有偏帮呢？如果有，那么责任其实在谁? 谅山和镇南关失守责任到底是在潘还是在冯子材王德榜?以冯子材的说法：“

时八营已抵宁明界，复同各营初十仍至派站。十一关警，则十二兼程赴援，十五抵凭祥。闻琴帅恐关受攻，初五先退幕府二十里，初九又退凭祥二十里，复宵遁海村六十里。征调已属纷更。退回更滋摇惑，谅在鉴中

。”

“是月内，讵桂军与法接战，迄未得手，先后七日，左右两军八营经广西巡抚部院潘咨调十一次，该兵弁等每每行至中途，非另饬赴他途处，即系飞令往阻，以致八营疲于应付，未能一战。”

而王德榜的说法也是一样，征调屡更。

而以十一年正月初一李鸿章直发潘鼎新的电文就可见端倪：

沁电保衰飒，未便转总署。王德榜电：二十二、三截击获军火，斩馘多名。二十五辰奉函饬扎牛墟，酉又奉文回扎焕增。二十八又奉函饬捣船头。冯距车尚百二十里。香帅电：苏扎威坡，冯扎峒朴，王扎那阳，孝祺已率队赴谅各等语。事急，尤须驾驭联络，务得众心，共出死力。号令不可屡更，谅山不可再退。

越南北部的地形可以参照广西，像镇南关到谅山十八公里，法军进攻都要走上半天，半个月里这么来回折腾责任在谁，不用再说了吧？他说是潘鼎新在甩锅，但是甩锅和陷害可不是一回事。 为免有“避重就轻”之嫌，像左宗棠付信贺熙龄谋划两广战局说是写给两广总督、窥伺军情的俄军中校索斯诺夫斯基考察团一行说成是旅行家这种谬误就不提了，毕竟跟中法战争没什么关系。 首先指出一些常识性的简单错误，按照他的观点，说甲申易枢前慈禧并不掌权，如果掌权就没必要更换全部的军机处大臣，而掌权的是恭亲王，恭亲王还是倾向主战，这就是个错误。慈禧从辛酉政变掌权到甲申易枢专权，这是非常明确的转变。 恭亲王早在同治年就有过两次被整下台的历史，那时候还是两宫垂帘。而慈安去世之后，清廷掌权的两宫一王三角架构变成了西太后和恭王两极。如果说慈禧不掌权怎么凭借一道谕旨罢黜全部军机? 辛酉政变之后是恭亲王权势最大的时期，他身兼数大要职，获得了乾隆时期已经废除的议政王头衔。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掌管外交事务。并改变嘉庆以后定下的“祖制”以亲王领军机大臣，决策中枢。任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掌管皇族和宫廷事务。掌火器营和神机营事，控制了护卫京畿的部队。在内廷及弘德殿行走，日值内廷，参谋国事，监督约束同治皇帝的教育事宜。还管理造办处、钦天监及算学、负责太庙祭祀和近支的婚嫁事务。等同于军国要政，洋务外交，大小事宜可以悉数过问。内有宗室皇亲支持，外有团练和列强撑腰，可以说这时期的恭亲王是一生最高光的时刻。然而如此威势煊赫一样被两宫整治的数次“痛哭引咎”。 皇帝年幼，太后垂帘问政自然是应有之义，而被剥夺了议政王的头衔，即使是亲王领班军机也不过是承旨办事，一道谕旨就可以撤去，任由拿捏。同治十三年，恭亲王就再次被革去全部职使，只不过这一次是由同治皇帝发难。 1881年，被恭亲王倚重为左膀右臂的“吴江枢相”沈桂芬去世，接着是东宫慈安去世，在慈禧眼中，恭亲王成为她从掌权变成专权的阻碍。这才有了中法时期的甲申易枢，至于说为什么要全盘罢免，那就要看和恭亲王一起被罢免的四个人都是谁了。 宝鋆，与去世的文祥沈桂芬等人同为恭亲王的心腹，从辛酉政变时期就是恭亲王团体的首脑，多年来主事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是主持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 李鸿藻，翁同龢，分别是南北清流的领袖人物，也是当时中枢呼声最高的主战派。相比之下景廉这个八旗大员反倒像是个陪衬凑数的。 清流派是同光年间形成的一个政治派系，抨击时政，影响中枢，其形成和慈禧的有意为之不无关系，其目的是平衡恭亲王等宗亲和李鸿章等实权大臣。 然而南北清流在光绪初年，经过清流派“青牛角”张佩纶的运作，军机大臣李鸿藻与直隶总督李鸿章逐渐合成一气，内外合流染指中枢事务。而原本用来制衡恭亲王的清流派，其中很多骨干都和恭亲王往来甚密，诗词唱和，俨然是贤王附庸。于是清流派、恭王、李鸿章逐渐串联一气，打破了政治生态的平衡。 此时清流派在慈禧眼中已经不是合用的工具，未免被架空之虞，慈禧以越事不利的借口，全盘罢免枢府。不但解踢走了自己专权的最后一块绊脚石，顺带把南北清流的领袖李鸿藻翁同龢都赶出军机处，让清流派无法再参与中枢决策。同时拆分了军机处与总理衙门枢译一体的设置。而清流派的主要骨干张佩纶、吴大瀓、陈宝琛、邓承修加上之前外放的张之洞，都在这段时间前后被打发到地方任事。 尤其是张佩纶，作为李鸿章的子侄，李鸿藻的门生，他是搭建清流和淮系桥梁的支点，是作为李鸿章与李鸿藻的联络人。慈禧轻轻一子就拿掉了这个关键人物，把他送到了福建前线。又踢走了恭亲王李鸿藻，让李鸿章去签订和约从此不容于清议，轻松几步就让这个已经形成雏形决策中枢的政治联盟分崩离析。 吴大瀓、陈宝琛、张佩纶在中法战争时期分别会办北洋、南洋、福建海疆事宜。邓承修在战后被派出去分勘中法边界，张之洞则是早早外放山西巡抚，之后调任两广总督。结果除了识趣告病的邓承修和青云直上的张之洞，其他几个都没好哪去。张佩纶因为马尾之失一败涂地，流放军台，此后只能寄身李鸿章幕下求食盘旋。陈宝琛因为极力举荐唐炯、徐延旭被降五级调用，此后屡次被举荐，都被慈禧压制都不许任用，直到宣统年慈禧去世才复起，连带着官运亨通的张之洞都被降一级留任。吴大瀓的运气稍好，之后在辽东还做出了成绩，但到了甲午年也仍是难逃一个身败名裂永不叙用的结局。 说到底清流派主战的呼声虽高，但大部分都没有实际办事能力，忽然放在战场自然是跳进火坑。时人对于慈禧的不良居心借刀杀人就看得分明“西太后久恶清流，故使书生典戎，以速其败”。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清流派在甲午时期如何如何猖獗如何如何影响战争决定朝政，实际上清流派在最鼎盛时期已败于甲申易枢。此后只有唯唯诺诺谨慎小心的翁同龢被重新启用，清流派失去了骨干，也只剩一帮御史嘴炮，说这些货色能决定朝政，影响中国百年命运，有些人是真的电视剧看的太多了。 中法战争时期，恭亲王认为国家积弱不足开战，一直在谋求外交和谈，而清流派物议纷纷，一味主战，以至于影响恭亲王为主的中枢决策不定，贻误时局。准确说恭亲王的态度还是偏于和戎，而不是主战。 还有所谓只有李鸿章一个人的主和派对抗所有主战派的滑稽论调，这跟他之后“李鸿章根本没有决策力”的说法简直是矛盾。没有决策力又怎么能一个人抵挡主战派? 事实上清廷的主和派在声势上看起来不多，但绝不是只有李一个人，甚至于李的一些论调也不是一味媾和，只不过都是长期以来习惯性的脸谱化而已。以前是主战派就是爱国，主和派就是卖国，现在是主和派并非卖国，主战派只会误国。 如著名的“主战派”云南布政使唐炯，他在奏折里就多次陈明，

“耗三省之力而为越南守土，在彼无丝毫之益，在我有邱山之损”“惟自固疆圉，于安南则不能救也。”“出境兴师，甚非长策。”“事君之道，首贵勿欺；疆场之事，尤戒粉饰。务一时主战之虚名，贻将来全局之实祸”。

建议收缩固边，以拒法人，完全没有必要因为越南和法国起冲突。等到听说两国要议和了，立马高兴的从前线返回省城接任巡抚去了，岂知是谣传，山西北宁失陷直接被一撸到底斩监候。不少人就因为他是清流人物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推荐，就把他归入嘴炮误国主战派一流，实际上他虽然巩固边防，支持刘永福抗法，却一直对主战与清流派抱否定态度，如果说强调巩固边防的就是主战派，那这个要求也太低了。我都不敢想主和派乃至投降派得是什么德行。 再如顺天府尹周家楣，时兼三部侍郎，并任总理衙门大臣，在当时属重量级人物之一。他认为和议才是上策，绝不能与法国冲突影响了洋务开办和国家发展，“轻动则力量一耗，将来即不能自强矣”。还有署理两广总督的前粤抚裕宽，认为因为越南和法国纠缠是“徒损威信，无益事机。”尤其是新上任的总理衙门大臣醇王，架着左宗棠上台唱了几天主战高调，光速转向主和，说到底都是看西太后的心思需要行事。 最直观的一点，光绪十年四月八日朝廷将李鸿章与福禄诺和谈五条下发由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廷议，在四月十二日，以掌卫事大臣、正白旗满洲都统蒙古亲王伯彦讷谟祜为首领衔上奏，多达159名朝臣画稿签名赞成和谈，只有张佩纶邓承修等清流派三十一人表示反对拒绝画稿。 而随着中法彻底开战，之前主战的四川总督丁宝桢头痛于川藩库银挥霍殆尽，也转向支持主和。两江总督曾国荃则更是全程态度暧昧，全然不是有些人以为的剃头公对内磨刀霍霍对外主战不屈。陛见时振振有词豪言壮语的刘铭传被法国军舰轰得灰头土脸，到达台湾不到三个月就开始叫屈卖惨，说自己一死何惜，全台大局何以图存。其他沿海督抚的态度同样转变飞快，申报上就有人在中法战后痛骂说，沿海督抚除张之洞以外俱是全无心肝之辈。就像清议和舆论并不能决定朝政一样，主战派的呼声再高，实际上赞同和谈的人并不是少数，尤其是随大流顺风倒的时候，主和派永远是大多数。所谓主和派只有或者几乎只有李鸿章一个人，这种话就好像所谓清廷只有李鸿章跟清流之分一样，滑稽不堪。裱糊匠就是裱糊匠，就是造出个舌战群儒的戏码也不会变成诸葛亮。 而且主和派不是不主战，主战派也不是不主和。甚至于主战主和很多时候都是模糊的，李鸿章都曾一度是中法战争的主战派，尽管只有很短时期。像是曾纪泽，他强调中法之间足可一战不可退让的同时就一直在建议增加战备强硬外交震慑法国以避免开战，当开战后也一直是以战促和的论调，李鸿章的乘胜即收曾纪泽就是认同者之一。 时人把他归为主战派，曾纪泽却并不自认，在他看来主战的目的不是为了开战，更多的是震慑外邦争取和谈不落下风，如果不懂强硬一味主和最后只能“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取法乎下,无所得矣。”他与邵友濂的书信就说的明白，

“中人西人多言李傅相为主和之党，纪泽为主战之党。弟深知我,必能辨其隐微。夫主战与主和,语虽不同,意岂有异?若早采主战之言,断不至有战祸。”

而主战派也有清流嘴炮天子守在四夷和狂热分子出击决战以及传统论调固边反击和固边自守之别，像是彭玉麟，他和熟悉南洋情形的粤人郑观因商议，准备游说暹罗国王拉玛五世，请他发兵直捣空虚的法军大本营西贡，再从越南西贡和新加坡两地的十几万华人中广邀仁人志士一齐发动，烧毁两地的法军补给军火和港口军舰，被清廷饬为天方夜谭不许胡来。镇南关大捷后中法和议更是叫嚣要法国赔偿一千万两军费才肯罢休。这种激进派你觉得跟岑毓英左宗棠这种一样吗？不区分这些反而分出来什么主战清流和主战湘军，而且这些论调也站不住脚。比如主战的张树声不是淮系首领之一?广西的桂军已经逐步归属淮军势力，都已经两广总督了而且那时期病的都快死了还主战干什么?是因为要扩充势力?还是对于边防的担忧?最后主战主到把自己的官职都主没了。湘军里真正想重掌兵权扩充势力的也就一个鲍超，最离谱的时候向丁宝桢提出要在川蜀增募四十六营兵勇，年饷近二百万，直接把丁宝桢给唬成了主和派。 一谈历史就教育别人不要非黑即白二极管，一说论调就是非此即彼二元对立。这就是当下b站历史圈的风气，一谈政治就是主战派主和派，一提晚清，就是当朝只有李鸿章和清流之分。有时候你们自己说的话自己不觉得矛盾吗？比如我跟里奥谈“时人”所言中法结果不败而败，他就说时人不就是清流，好像除了清流派，晚清政治就没有别人了。可这论调是申报最先提出的，申报这些报界的“时议”和士大夫的“士论”，清流的“清议”，说着是一回事，实际上可不是一回事。

淮军没有被大批裁撤那是因为剿捻之后，李鸿章及时把部队大部拉到了西北，一直混到日本侵台，海塞之争，大造海防危急需练兵简器等舆论，把淮军从私人团练转成了朝廷的经制兵，遍布安插在直隶山东江苏湖北等地，即所谓的防军。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淮军除了他带去直隶的盛军所部，从他升任直隶总督开始这些就已经不是他的部队了，都归当地督抚调遣。只不过湘淮军的地域色彩浓重，虽然名义上是地方驻防部队，但是不受兵部调遣，兵为将有，所以实际上这些还是私人掌控的队伍，涉及部队调拨将领升降，都要过问首领的意见，这也是曾李被称为军阀头子的原因。 如李鸿章曾想调动驻防两江的淮军唐定奎十五营和王德榜楚军所部奔赴广西战场支援潘鼎新，还需要向朝廷申请，下谕问询两江总督左宗棠是否许可“委调”。当时淮河泛滥，刚刚修浚，加之山东的“末后一着教”（即数十年后某一度猖獗组织）数年里几度发起反清武装暴动，波及数省，两江地方更是教徒四布，刚刚被镇压下去不久。左宗棠认为驻扎在徐州淮扬一带的淮军部队是驻守河防和维持地方秩序的主力，这时候抽走部队是顾此失彼，就给撅了回去，最后李鸿章竟毫无办法。因为这在程序上是两江地方的防军，两江总督不同意，哪怕这些兵实际上只听淮军首领的命令，李在两江也调不走一个兵。之后刘铭传赴台，李鸿章和刘铭传又向两江总督曾国荃提出只从唐定奎部调拨八营，曾也不许。又向张之洞提出将驻防广州的吴宏洛部五营调拨赴台，张之洞一样多次拒绝，到最后吴宏洛只能不辞而去孤身赴台。唐定奎吴宏洛都是刘铭传铭军大将，部队都是淮军嫡系精锐，可是不管是李鸿章还是刘铭传，哪怕通过中枢谕旨，地方总督不同意，一样能硬顶着不放人。 说到底，归入各省之后，这些部队吃的都是本省官饷，不再是私募军饷或请求调拨协饷的团练部队。跟创建者、实际领导的关系再深，如果没有中枢和地方委派调拨的名义，在程序上也跟创建者领导本人没半毛钱关系。那自然，在程序上已经不是李的部队，只要不是交给他本人带领，这些部队不管是打了胜仗或者败仗，最后影响的虽然是李鸿章本身的权势，却不会有他什么责任。像是徐延旭黄桂兰打了败仗搞得张树声丢了官，那不是因为黄桂兰是淮军，而是因为张树声是两广总督。同样，不管是淮军还是湘军外出作战，战事失利第一追究统兵将领再追究的是指挥督抚而不是已经不在程序内的实际领导。除非说打败仗的统领是他推举的，这才会有责任。 再就是因为举荐，举荐的责任那就更谈不上全责，像是陈宝琛张之洞张佩纶举荐唐炯徐延旭可堪大用，最严重的不过是降五级调用。清代的加级随带记录都快烂了大街，根本就不按会典的四级十二等来。随便打开同光朝的某年实录，动不动就某某殿大学士实录馆总裁随带二十级某某内阁学士翰林编修随带十几级，甚至有些地方的县令靠着捐纳政绩都能加到七八级。如果不是不准抵消，在某些时候，降级连惩罚都算不上。因为这个降级的处分是能用加级来抵消的，像李鸿章左宗棠为唐炯徐延旭说情都各吃一个降两级留任，可实际上对他们连毛毛雨都算不上。如名臣周祖培在京城做了一辈子京官大学士，去世前的资历是加到二十六级，而这些带兵打仗用功劳堆到伯爵的资历加级就更夸张了，还能怕这点责任。 剿灭太平天国之后，各地的勇营绿营交织渗透，逐渐改编为防军、练军，成为驻守地方边防的国家经制兵。最先是曾国藩改湘军水师为长江水师和刘长佑改组直隶练军，继而是李鸿章海塞之争将淮军改头换面。淮军的部队从直隶山东铺散到山西、湖北、两江、两广地带。地方上驻防的八旗绿营已经不堪，实质上被绿营改组的练军和勇营改组的防军所替代，这些部队最重要的职责就是驻防地方，其次才是被调拨打仗。说淮军部队打败了仗就会被裁军，湘军就能东山再起，啧，我对这种说法不做评价。 再有就是先说李鸿章一个人的主和派抵抗主战派，后来又动态说他连军机大臣都不是根本没有决策力说了不算，是网友或者别的什么人把他的权力想的太大，份量想的太重了。这话讲的矛不矛盾我就不说了，首先，军机大臣是实质上的中枢宰相不假，但可不是说不是军机大臣就对中枢事务说了不算没有分量。 军机大臣这个职位是兼差，是从各殿大学士，各部院的尚书京卿里拣选，而甲申易枢之前，军机大臣基本上都兼职总理衙门大臣。所以二鸦之后的二十多年，清廷名义上是军机处“枢府”和总理衙门“总署”并列决策内外事务。但在实际上是枢译一体，无论是内政外交，都决策于这些军机大臣。枢译一体决策内外的情况直到甲申易枢之后才被慈禧拆分，用醇王代替恭王的同时，却只给他总理衙门大臣的职事，没有让他担任军机大臣，只让军机大臣礼亲王有事和他“商办”。而此后的军机大臣就只由排名末位或个别一二人兼管总理衙门，总理衙门的地位自此下降。而中法战争之后由总理衙门剥离的海防股，扩建为海军总理衙门，分走了海军海防，洋务军工等职能。总理衙门从此由中枢决策机构降成六部一级，成为货真价实的外交部。 海军衙门的重要性由于清廷在甲午后在资料里刻意的阉割清除，很多人并不了解。且这个机构建于中法战争之后，可以不用谈。在甲申易枢前后，军国大事由军机大臣承禀，外交洋务事宜归总理衙门决策。 军机大臣基本上都担任总理衙门大臣，所以事实上是枢译一体。拆分之后总理衙门和总理衙门大臣的地位下降，但是也有例外，比如北洋通商大臣与南洋通商大臣。北洋大臣南洋大臣的前身是三口通商和五口通商大臣，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总理衙门大臣平行，经过短时间的单独设立后分别由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兼任。办理辖区内的一切外交、洋务、军工、通商、关税、海防等事宜，遇到重大事务需要通告总署由皇帝和军机大臣决策。 外国人有事为什么都喜欢找李鸿章谈?一是他还算当时的明白人，比较好说话，二就是他直隶总督兼任的北洋大臣，本身就是负责外交通商洋务事宜，属于在天津办公的总理衙门大臣。而总理衙门除了恭亲王以外并没有几个能让列强愿意打交道的，这些多少带着些天朝上国夷夏之防观念的总理衙门大臣也乐意打发这些不好说话的外国人去找李鸿章协商问题。所以晚清的一道奇景就是明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才是管理外交洋务的总部，但是遇到纠纷，外国人总是去找在天津办公的直隶总督来解决。 不同于两江总督和其他督抚的常年调换，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位置上一任就是近三十年，直隶山东奉天三省的洋务海防外交都由他一手办理，而他之后会办海军衙门更是负责晚清的海军、兵工、铁路、矿务等业务。这就是为什么翻开史书，晚清的洋务外交总是绕不开李鸿章的身影 。 至于他太子太傅，一等肃毅伯这些荣衔和爵位的含金量就不必多谈了，至于他的文华殿大学士，很多人都觉得，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才是真宰相，所以大学士就没有实权。可要知道虽然李的文华殿大学士虽然并不管理部务，但是殿阁大学士这个职位，官居正一品，表率百僚，卓异九卿，与亲王见礼不须跪拜，哪怕是不担任职事也有超然地位。且大部分时间只设四到六位，并不影响担任其他职位，比如兼任总督、左都御史、各部尚书，而能担任大学士的就算不是皇帝太后信任的权臣也是宠臣。 因此，说大学士这个职位不兼军机不管部务是有位无权是对的，但是如果说能担任大学士的人没有实权，那就是笑话了。刘秉章之子刘体智后来如此评价

“李文忠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

后世学者更是形容北洋几有第二朝廷的趋势，这就是某些人口中的李没有实权，说了不算。另，清代殿阁大学士若以汉人为首为武英，以满人为首，则为文华。唯独李鸿章以汉臣任文华殿大学士，在左宗棠以举人大拜入阁之前，堪称清代阁臣二百年未有之异数。 且有清一代，重臣信员职事兼差都极为繁多，比如宝鋆，除了他本身的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傅、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以外，还兼着实录馆监修总裁、国史馆总裁、管理吏部事务、管理户部三库事务、翰林院掌院学士、稽査钦奉上谕事件处、镶蓝旗满洲都统、阅兵大臣八项职事。再如同光年后起之秀荣禄，在光绪四五年期间，由左都御史调任工部尚书兼任总管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职司，还管理健锐营、神机营事务和右翼官学。但凡权臣重臣，身上的职事兼差都不会少。 而李鸿章三十年疆臣之首，除开肃毅伯太子太傅大学士的荣衔，职事只有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中法战争后添了一个海军衙门会办，甲午后罢去直隶总督却又任总理衙门大臣。“坐镇北洋，遥执朝政”的李傅相职事基本就是这几项，到底是因为朝廷不信重他还是因为权势已经重到不能再添，这点各位请自己想象。当然这些都是跟明白人说的，要是到这会还能嘴硬觉得李没有实权没有决策力影响不了中枢，就不用往下看了，还是去看走向共和更适合，里头那个管着海军衙门还能让户部尚书为难的老头子比较符合你们想象。 再说所谓的赫德“自作主张”跟法国议和，这就更是个好笑的论调，赫德管理中国海关地位尊崇不假，但他与金登干却是获得了清廷的谈判全权，不通过醇王为主的总理衙门同意乃至于慈禧认可，就能自作主张替中国决定中法议和?你在说这话的时候应该看看赫德是应谁之邀去干预谈判的，看看他是不是自作主张。 李宝协议，李脱谈判，都可以视作两国交涉，不管谈的如何都可以说没有李的责任。但是到李福协定和李巴协定，就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第一次李宝交涉，宝海特意找到夺情的李鸿章进行沟通，经过谈判在备忘录里定下这么几条协议：清廷撤回再越南驻军，法国作出声名不侵犯越南土地；以红河为界，中法分管南北；开放红河通商，但是为了顾及天朝上国之体面，并不在中国境内设通商口岸，而将另设在越南保胜，由中国方面负责肃清保胜红河一带影响通商的盗匪和征收私税的关卡。意思就是不但不干涉法国侵略藩属国越南，还要开放口岸，还要自行出兵剿灭抗击法国的黑旗军部队。 虽然损及中国的利益，但是脸面上过得去，只不过苦一苦在边境打游击的天地会反贼刘永福而已，还能把藩属国的土地并入囊中，非常划算。正当清廷在疆臣反对清议纷纷中有所迟疑时，法国国内的激进派和中间派都大发牢骚，表示不能接受，觉得这个协议太过忍让。因为法国的意图是把整个越南变成殖民地甚至还在图谋中国，怎么可能止步不前跟老牌软蛋大清平分越南。于是新上任的茹费理内阁将协议全盘推翻，撤回公使宝海，军队进攻顺化，逼迫越南签订顺化条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控制。等同于把李耍了一遍，落了个里外不讨好。 而之后福禄诺奉行茹费理意愿，绕开了议员和前线海军，李鸿章也秉承慈禧的意思，绕开了军机处和总署，经德璀琳斡旋在天津进行议和。等李福协定签订，李就信誓旦旦的向清廷上奏表示

“惟目下和议已成，法人必无翻覆，法兵必渐减撤。”“庶法越之事由此而定，中外邦交从此益固矣。”

李福协定虽然在实质上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用开放口岸，不干预法国殖民来换取两国的和平。但是也不用赔款，最重要的不会在字面上出现有损于“天朝上国”的字样。所以尽管上下非议纷纷，但清廷还是选择接受这个不平等条约。如果这个条约能够落实，李以藩属国土地来换取国家和平的外交方针也不能算错，毕竟宗藩关系确实已经落后，中国也不再是天朝上国，那么以土地换取和平，还不是自己的土地，它不香吗？ 然而法国的胃口却远不止于此，当得知和约内容，法国军政界一片哗然，前线的海军舰队司令孤拔大为不满，请求允许军舰进攻福州等沿海口岸，迫使清廷赔款。连前任驻华公使宝海这种温和派都认为这个和约“没有意义”，法国很快就决定推翻和议，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利用这个条约作文章。 《李福协定》签订之后，专使巴德诺带着和议文件很快赶到了顺化。当越方的主战派得知宗主国已经签订了和约，驻越清军即将撤离，自知已无力回天，放弃了抵抗。于是《李福协定》签署后二十五天，越南政府派出全权大臣范慎遹和辅政大臣阮文祥与法国专使巴德诺签订了第二份《顺化条约》，沦为了法国的傀儡殖民政权。同时，越南将清朝颁赐的越南国王金印熔毁，不再承认清朝为宗主国。 当法国的逼降目的达成之后，距离《顺化条约》签订还不到二十天，也没有到达和议商定三个月期限时，法国就借口李鸿章同意的撤兵期限已到，派兵进驻谅山宣布“接收”，结果引发观音桥的冲突，双方互有死伤。法国随即宣布：清军没有按时撤离边界，违反了两国协定，宣布和约作废。 当然，还是可以闭着眼睛说，李没有一点责任。毕竟，虽然德璀琳的斡旋是由他和巴夏礼商议决定的，但是按他的说法，这是热心肠的德璀琳主动请缨去斡旋。而按着历来的论调，虽然这是李鸿章的失误给了法国借口，但还是要怪法国不讲信用，福禄诺不懂外交，李的责任接近没有。 但是请注意，李福协定签订之前，法国政府就由福禄诺向李鸿章声明，必须要把驻法大臣曾纪泽调走才可重开和议，否则免谈。于是李鸿章用加急电报上奏总署，要求以大局为重，调走曾纪泽。最后清廷只免去曾纪泽驻防使臣的职位，专司英俄二使，以许景澄代替，未到任前由李大人心腹李凤苞署理。 当李鸿章把撤换曾纪泽的回复电报告知在天津等候的福禄诺时，都不等翻译讲完，福禄诺就笑的合不拢嘴，握着李鸿章的手说李中堂真是我们法国最好的朋友，连胡须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至于为什么法国这么忌惮曾纪泽，那是因为远渡重洋身在敌国的曾纪泽已经使法国在对外舆论方面狼狈不堪陷入被动。曾纪泽在欧洲报界活动频频制造舆论，指出法国的背信弃义和无理欺凌，多次使法国外交部哑口无言乃至恼羞成怒。曾纪泽还在致德报函中，公开将中国军队在越南山西的大败，与普法战争中拿破仑三世被掳、全军覆没的色当一役相对比，使得法国朝野上下一致认为这是对法国的最大侮辱，一度掀起了驱曾浪潮。之后曾纪泽不断策动各国调停干涉，利用舆论压力使法国深感头痛。其中主要活动对象是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尔，但面对英国别有居心的调停和法国无理条件曾纪泽又严正拒绝，使英法两国都深感不满。 英国一直在意图操纵控制清王朝的外交财政，b站的傅正老师就有过很多讲述，我就不啰嗦了。只说中法战争里，曾纪泽已经取得了总理衙门授权，与格兰维尔面商向法国斡旋议和之事。然而英国方面却意图绕过曾纪泽，替中国决定和议内容。暗藏鬼胎的赫德通过总理衙门向曾纪泽递出三条损害中国利益的条件，用赫德的话说，“双方比较，法国尽得其欲，毫无所损。保有实益而虚名惠人。”格兰维尔拒绝转达递交曾纪泽提出的合理诉求，用恫吓引诱等手段均在曾纪泽处碰壁后，赫德深感“曾侯在英国很碍事。”与金登干商议想办法调走曾纪泽，这样更方便他们操纵清廷与法国的和议。如金登干所言“只有在曾侯辞职后，面见茹费理，才是合理且有益的。” 那如何调走曾纪泽呢？那自然是通过李鸿章。但茹费理已经决心武力胁迫中国，清廷又对于赫德的居心表示怀疑犹豫，最后他们的目的也没有达成。直到不久后，法国在越南节节胜利攻破镇南关，他们才获得清廷授权再次“热心肠”的参与到中法谈判中。由于曾纪泽已经被撤去驻法使臣，没有权力干预谈判。所以最后李巴协定的谈判，实际上就是由英国人金登干和法国外交部政务司副司长戈可当在巴黎商议的。而李鸿章此时已经被撵去就中日朝鲜问题进行谈判，在李巴协定的前两个月，签了一个十年后让日本获得口实入侵朝鲜引发甲午战争的条约。 这也是很多人来洗地，说李只是负责签字，根本没有参与谈判，一点责任也没有的理由。可英国人通过在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活动，获得了清廷的信任控制了此次外交和谈，清除了妨碍他们出卖中国主权利益的曾纪泽，最后签订了一个卖国条约。这能说跟整件事情的关键人李鸿章没有关系?还没有主要责任? 而这样由英国人替中国与外国和谈，来商议决定中国利益的谈判在一年前又来了一次，同样是撇开了曾纪泽，不过这次更荒唐。还是由英国人、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来主持，由他与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谈判关于缅甸事宜，英国人与英国人谈判中国的藩属国和国家利益，以最后由奕劻和欧格纳签订《中英缅藏条款》告终。用缅甸十年一贡的表面虚名，换取了清廷承认英国对缅甸的占领，然后分界、通商老一套齐活。没办法，赫德实在太懂大清了。 有关曾纪泽在中法战争的外交活动，有兴趣可以自行查找，我用只言片语是难以详述的。有些人真该拿曾纪泽对比一下某位位高权重被称作很不容易，再世诸葛，大清唯一明白人，大外交家的所作所为。看看到底什么叫做外交斡旋，什么叫做折冲樽俎，什么叫有理有据，什么叫百折不回。 再看看这位已经在外交舆论上取得上风，飘零海外在苦苦为祖国谋划争取和谈利益的外交官是怎么被李和英国人联合从背后捅刀卸去驻法职使的，以至于中法战争的最后和谈居然是由英国人去和法国人来商议决定，而中国只能由李鸿章来“画诺”。这其中，李鸿章扮演了什么角色，起了什么作用，是不是如你所说的，李根本没有责任，说了不算，后人骂他没有一点道理。 请你仔细、认真、“客观”的看看，再推荐你一本书，由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刊的《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当然，这本书跟我推荐给你的中国军事研究院《中国近代战争史》一样都是上世纪的出版作品，属于你口中“都懒得看，一点都不客观，更多的是站在民族主义角度，还带有宣传鼓动的性质，没有一点价值”的书籍。请你在业余时，拿出一点研究李鸿章的宝贵时间，好好看看这些“没有价值”的书籍，看看编者作者是不是在宣传鼓动什么民族主义，看看是不是一点都不客观。看看有些人几十年的研编是不是不如你看完李鸿章全集就能得出中法战争根本没有一点意义的观点客观高明客观有价值。 1885年6月9日，中法和议在天津签订，法国军队移交台湾，清军撤出越南，彻底放弃了对藩属国的掌控。一个月后，不甘的越南的主战派权臣尊室说在顺化起兵围攻法军驻地和统监府，失败后护送咸宜帝逃往广治，咸宜帝阮福明在广治省发布勤王檄文，号召越南士绅民众起兵抵抗法国侵略者，除了法军掌控已久的南圻，中圻北圻义军四起，声势浩大，这就是越南历史上著名的文绅勤王运动。同时期增兵的法军部队遭受疟疾，大幅减员，无力围剿。咸宜帝一直带着部队在老挝边境的山里跟法军打游击，直到1888年由于护卫张光玉的出卖而被俘获，被流放到法国在北非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尊室说则出逃中国求援，最后客死龙州。越南抗法勤王的活动被不断镇压，到1896年最后一位抵抗派人物潘廷逢被害结束，勤王运动在越南北部足足坚持了十一年，极大牵制了法国精力。 中法战争前后，国内民情汹汹，将士摩拳擦掌，海外华人踊跃捐款，左宗棠彭玉麟这些主战派都希望借此一吐四十年来中国被列强欺压的恶气“一战以振奋中国人心”。但是由于清廷的软弱，将士血战的成果被拱手送人，法国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被轻易拿到，使有识之士心沮背向。就如孙中山所言“予于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余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 闻听中法议和，正在规军进发的冯子材急电张之洞，希望暂缓议和，以免前功尽弃，张之洞无奈回复

“事权不一，洞能请之，需饷需械，洞能筹之。班师迫促尽弃前功，已得越疆仍还法虏。事机可惜，边患何穷。”

而前方血战多日的将士一路追击，听闻得胜议和，拔剑斫地，恨声连连。由于自天津转来逼迫撤兵的电令频频，驻扎广州的彭玉麟不厌其烦，在《羊城军中有感》诗中讥刺“电飞宰相和戎惯，雷厉班师撤战回。”这句诗跟十年后丘逢甲在台湾甲午悲呼的“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何其辛辣。 张之洞更是怒不可遏的致电李鸿章：

“去岁奉电传上谕：‘法人无理，已饬决故。嗣后如有以和议进者定即军法从事。’此次进和议者为谁？”

李鸿章心安理得的把责任推给赫德：

“查进和议者‘二赤’，我不过随同画诺而已。”

好一个随同画诺！

当时议和已定，无可悔改，张之洞只能电函李鸿章，希望慎重订约，尽力维护国家主权，以免前线将士浴血的成果空付：

“今议详约，万望力争，天下责望，惟在公也。”“画押宜慎，关系国家万年之计。”

他还恳请朝廷将议约草案发沿海沿边的督抚筹议，但未被采纳。和约签字前夕，张之洞在与左宗棠的电报痛心疾首的说：

闻详约十条数日内即画押，无非利法害华之事。洞请发沿海、沿边疆民筹议，不报。洞前后电奏二十二次矣，三争撤兵，余争条约、地界、商务、刘军、义民；初则切责，后则不报。人微言轻，无术挽救。若再草草画押，后悔曷追。公有回天之力，幸迅图之。

他哪里知道这场和谈的内容是在万里之外由英国人去跟法国政府商定的，而本来积极活动的本国外交官曾纪泽根本没有权限参与。而这时间，左宗棠已经气的呕血不起，凄凉老叟又哪有什么回天之力。你说中法战争打的没有意义，确实没有意义，中法战争开战的目的是护卫西南藩屏，最后打了一仗让人家外国人之间私相授受给得逞了，还要什么意义? 你告诉我你能觉得什么是有意义的?甲午战争有意义吗？抗日战争有意义吗？抗美援朝有意义吗？援越抗美有意义吗？明明能和谈为什么要开战?意义在哪?

自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签订以来，外文文本历来是在中外条约中居于基准。西方列强利用同中国签订条约文本的不同进行有利于列强自身的解释，成为西方列强的惯用伎俩。 李福协定中文条约文本里“均置不理”“限三月后”“即行调回边界”与法文条约翻译文本“一体遵照”“限三个月内”“火速调回边界”，意义差别之大不言而喻。而根据《中法越南交涉档》可知，该翻译文本是由福禄诺本人提供的。李鸿章又称经由税务司德璀琳和道员马建忠、法国领事法兰亭再三校对。而福禄诺回去后却根据法文版本来催使前线法军进驻，这分明就是福禄诺给李鸿章下的套，一个业余外交的海军舰长给“外交洋务手腕高超”的李鸿章耍文字把戏，他却懵然不知。

另外，李福协定即《中法会议简明条约》可不是李宝协定一样的草案草约，双边已经换约签字交给双方首脑批准了，你解读这么多期视频难道自己没在李的电文奏稿里看到签字前李申请的“全权谕旨”和之后“画押定议”吗？

“校对中法文义无讹公同，画押盖印，各执一本为据。”

只是关于撤兵事项延后了商谈，这也能叫做草约?

这也不是口头协定，而是条约的附加条款一纸节略。只不过福禄诺误判了李鸿章在此事中的地位，觉得他们两个谈妥就可以决定，就不必再经过总理衙门了。李鸿章虽然对撤兵事项表示拒绝，却根本没有把福禄诺这一纸节略通知给总署，而这才有了观音桥发生冲突被质问的事。

前边已经说了，这不是草约，这是双方全权代表签字画押的合约，议定的内容怎么可能不汇报给朝廷。光绪十年四月十三日，他汇报给总署的《与福禄诺议定五条》就说的分明

“其第二款北圻华军调回边界云云，要桂军退扎谅山，滇军退扎馆司、保胜，皆近边界。此约倘蒙许可，只须密访边军扎原处，勿再进攻生事，便能相安亦不背约。”

之后又在闰五月初九的《声明福禄诺原议》陈明：

“彼注意系在第二条，中国兵营限时退出，即面告以滇、粤各军，闻分扎谅山、保胜一带，皆距中国边界甚近。十余年来久驻剿匪，属邦赖其弹压，与法国毫无关碍。兹既议和，应俟详细条款定后再议办法。今汝国商令限期退兵，语近胁制，我实不敢应允，亦不敢据以入奏。福仍力请照约将防营调回，告以相距过远，该处情形难以遥度，总在统兵大员随时察度、妥办。我劝法兵不必急于前进，即与华兵相遇，亦勿接战生衅。福即辞去，其电报该国不知如何措词，当时实未备文照会，更无所谓续约也。彼此游谈不足为据，是以未及函陈钧署，但于致滇督、桂抚函内述及，福禄诺有限期退兵之说，属其相机进止，随时察酌情形奏明、办理。”

这叫没有汇报?你到底知不知道李福协定在谈的是什么内容?

这就更是为了印证所谓湘淮左李斗争整出来的谬论，我就问你知不知道左宗棠是什么时候进京重入军机的?怎么得出这些是左宗棠“直接给前方清军下达命令”并“严厉责问李鸿章的”?你有对你随口而出的话查证过吗？结论根据又是什么? 还是我来告诉你吧，光绪十年四月初九，清廷谕左宗棠来京陛见。四月二十日左宗棠上折汇报北上日期，四月二十一日从江宁启行，从水路到济宁，又经陆路到德州，乘船达天津转通州。五月二十日到达北京，住旃檀寺，五月二十一日上《

途中受暑请假调理折

》请假就医。一直到五月二十五日己亥时即晚上近十一点时分才有谕旨让他二入军机并管理神机营事务。

而对李鸿章发出“严厉责问”和给前线潘鼎新岑毓英发去“驻扎原处，不准稍退示弱，亦不必先发接仗。倘法兵竟来扑犯，则衅自彼开，惟有与之决战”的军机处命令又是什么时间呢?

也就是说左受命入军机和这道命令一式四份发出的日期是同一天。我猜你并不知道官员接到任命，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要先写谢恩折，奏报接印日期然后才能上任视事，军机大臣的银印是领班军机掌管，但是政治环境就是如此，不接印一样要先写谢恩折才能正式问事。五月二十六日，左宗棠上了一份《

军机大臣上行走并管理神机营事务谢恩折

》，并说明自己已经请假了，等过几天自己“病体稍愈，即行入直。”不知几天之后才正式开始在军机处过问事务，这怎么就能在二十五日的夜里到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发出跟他受任谕旨同一天下达的军机处电寄? 而 “

目前办法，总以固守北圻为主。倘法人侵及我軍驻扎之地，则衅自彼开，自不能不与接仗。

”这个论调，是早在前一年的光绪九年十月，就已经由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知会兵部尚书彭玉麟和两广督抚了。同时总理衙门还郑重告诉法国公使

“傥竟侵及我军驻扎之地，惟有开仗，不能坐视。”

衅自彼开，不得不战这个论调是左在任两江时就已经由中枢定好的，甚至是更早。怎么就能得出这是左宗棠入京之后才改变中枢意愿下达的命令? 当时龙州到广州的电报线还未接通，总理衙门译署的电报到达南宁左江道电报局后要再经过驿站长途传递到广西巡抚驻扎的桂林和龙州乃至更前线。而京城的电报线线只架到通州，同在五月二十五这一天，李鸿章上总署《议设京城电线》准备把电报线拉进总理衙门，在京城建立官电局和商电局。这段时间总署到两广的电报都由天津电报局承接，中间来往译转耽搁快则一二日，慢则三五日。而岑毓英所在的云南战场电文往来和讯息沟通更是要从云南的广南府转一大圈到广西镇安，再发龙州或者广州，能慢到半个月之久。 在五月二十五日下午戌时、酉时，即五点到九点之间，总理衙门和军机处才接到二十三日两广总督督张树声转潘鼎新二十二日来电以及李发给总署的电报：“

顷据粤督二十三日来电，琴轩二十二电称：法人于十九日分两路出兵，图犯谷松、屯梅二处，桂军恐不可恃。谷松王方四营病者大半，方友升新到四营，正在学习。此次一经接仗，彼以巡界为词，我以守营为词，款局复败，朝廷得毋责备否？新已密疏请照章守界，以顾门户，然到京需时等语。似应转达总署，请酌核云云。昨函已陈明，乞代奏。”

“顷接潘中丞二十三日由龙州来电，称连日警报，法兵及黄邪六千余，越匪二万余，分路攻谷松、屯梅。王军病甚，方友升始到，守地太远，后路龙州人心摇动，下冻一带居民迁徙。惟有

敌来则战，衅非我开

。惜兵将未齐，炮械不至，米粮缺乏，不知谅山能保否云云。查下冻在龙州边境，前敌军粮必由南宁采运，所称米粮缺乏，自系实情。”

这才有了以上电文，而左宗棠入军机的谕旨下发还要在这两条电文之后，或者是同时。而李的电报记录记载分明，直到第二天二十六日的巳刻即上午九点到十一点间。左谢恩的折子还不知递没递到军机处的时候，总署发来的这几条二十五日示谕已经在天津电报局完成了收发转译繁杂多至几个小时的步骤，发往广西前线。这之后的闰五月初一下午就发生了观音桥冲突。由此，顶多也就是说左的进京走动入值军机，使主战派声势高涨，导致了中枢更加摇摆不定。你的那套论调，也就只有五月二十八对李的传旨申饬，没准与左宗棠有关，因为他入直军机的时间在历史上没有确切记载，这道申饬旨意在五月初十到达天津。 观音桥之战发生的原因就是法国政见不一，出尔反尔，贪心不足，明摆着把李鸿章耍了一通。而李鸿章担心福禄诺限期撤兵的言语和纸面要求会伤及大国体面引起慈禧不满，竟然在签订条约之后，对福禄诺节略的撤兵要求日期没有一字提及，以至于冲突之后法国强词夺理的抓住了这个借口得寸进尺。可是按他视频里意思就成了李鸿章已经搞定了和谈，中法之间不用再发生战争，而左宗棠顽固主战引起了观音桥冲突。侃侃而谈之下就把责任甩的干干净净推给了左宗棠，何其颠倒黑白。 当然我知道这对你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你对自己说的这些也根本也没有查证过。毕竟，从网上的小文章截取几句就做成自己的视频内容，还能有多高要求呢？你视频里从网上文章搬下来的内容还不止这些，再比如：

这套东西就又是从网络文章原样搬下来的，几乎连字都不带改的，我就问你自己说的这些你知道出处吗？你知不知你说的舆论攻击“遁饰之隐，屠戮之虐，搜括罗织之苛，使九边泣血之声，千里暴骨之惨状，一旦而毕呈于足下之前，亦足下之所不忍闻也。”出自哪里? 我来告诉你，这是出自当时新上任的安肃道史念祖《复程伯宇书》，收录在他《俞俞斋文稿》的第三卷，他的文稿直到甲午前在云南布政使任上才刻刊见世。这封信写于他同治十年八月到任之后，这部分内容是回答友人关于西北舆地民情、汉唐羁縻得失之比的问题。而后来史念祖对于左宗棠与回怀柔大为不满，几次于左发生冲突，于光绪七年被左弹劾离职。此后几十年一直是士林里不遗余力抨击痛骂左宗棠的主力，因此他的书信内容多被搬出来运用。 而这封书信的内容是在多年后清末民初，被维新改良派人物，推崇多隆阿灭绝政策蔑视左宗棠妇人之仁的陕西文人李岳瑞于笔记《春冰室野乘》里删头添尾之后发表在上海国风报的。他取书信里“督师者”三字，将与这段文字中间的一大片内容删去，再移花接木添上

“甘肃僻处天西，风气朴傻，士人仅知帖括，兴兵十余年，未有能著一书以述攻战之迹者。文襄持节西征，又极力牢笼士大夫，结其欢心，使不持异议，故竟无一人能发其骄愎粉饰之情状。”

改头换面就把两封书信捏在一起加工成了史念祖风骨凛凛不顾“左氏偏狭阴刻”揭露其在西北残暴行为的伟岸之作。 学术界中被作为清史研究掌故补充的笔记《花随人圣庵摭忆》中，作者黄濬就不加考证的原文录述了这一段。岂不知史念祖虽然和左宗棠冲突剧烈，但在原书信开头史念祖就陈明，自己是当年八月才第一次来到兰州。即使是刊录时间排列顺序有误，即使在甘肃做到按察使的史念祖几年没有在兰州按察使署所办公，即使按史念祖离开西北的光绪七年第一次才到兰州计算，也没有所谓兴兵十几年，且那时候左宗棠尚在人世，哪来的文襄如何如何，简直是又一个“我孝庄”的笑话。再看看朝廷让刘铭传“暗中调查左宗棠”的到底是什么内容。

另看刘铭传的小报告《遵旨密陈左宗棠军情片》是什么内容：

再查金积堡未复以前，悍贼逃併，西去甚多。克复后，所余皆妇女老弱，经左宗棠安插得宜，谅无反覆。惟西路贼势甚大，金积堡虽克，军事稍有归属，岂得谓已定已安？左宗棠固实心任事，奈所部兵将堪战者稀。自金积堡克复后，诸将星散，至今尚无进剿之期。贼骑肆掠巩、秦之间，如入无人之境。兵贵乘势，乃有虚声，抑或猛攻，乃见实力。今特迁延岁月，不计虚糜，贼势未衰，兵气已散。揆形度势，既恐蕆事无期，叛勇降回，犹恐变生意外。臣目睹心忧，情难自默，仰蒙天语下询，用敢据实密陈，伏求圣鉴！

小报告确实是打了，却不是揭露什么左屠虐搜刮，而是歪曲左军平复西北和出关情形的情况，说陕甘西路的叛军肆虐已经如入无人之境，左宗棠兵势衰弱将星凋零，已经是强弩之末。目的是配合在朝中造舆论的李鸿章将左宗棠和湘军部队撤换，由淮军皖军接替驻扎西路。 而在报告刚打上去还没半个月，沙俄侵占了伊犁，消息传到了西北。刘铭传听闻之后顾不得打自己的脸光速上折，说现在

“秦、徽、盐、固之间，游氛日少，左宗棠将驻静宁甘军，已图西进，纵不能克日荡平，谅可严扼洮河，遏贼东窜。此后秦关千里，更无风鹤之惊。”

说现在西路局势大好，不需要自己的部队驻扎了，请求由已经受命调防回湖北的湘军谭仁芳七营来接替自己的铭军四十营，同时以头风久治不愈告假三月，说等自己病好了马上回来率队出关效命疆场。

“即请赏假三月，俾臣得回里就医。一俟病体就痊，无论如何军务，得效驰驱，定当赴营从事，决不敢自甘沦弃，仰负裁成。”

等左宗棠摈弃对淮军成见跟刘铭传沟通出关征战事宜，刘又连连告假，获得同意后一去不返，到最后连部队都整了一波哗变全数调走。 后来人为尊者讳甚至是扭曲黑白编出来这套刘正义直言被左宗棠妒恨打压十几年不得重用的故事，当中蹊跷一看即破。莫说偏处西北的左宗棠怎么来打压淮军新贵，李某心腹，就刘全程的表现，就算真有矛盾，这个矛盾只怕不是因为什么密奏吧。 说真的这种囫囵吞枣跑火车的东西在他的视频不要太多，比如淡水关的子口基隆不是通商口岸。台湾的两关四口我估计他也没听过，毕竟这种知识已经是超出初中历史书的内容，也不好强求。 再比如宣光战场的“数万清军”更是让人笑掉大牙，岑毓英在十年八月准备布置时就说的清楚是要以滇军六千人加刘永福二千人督黄守忠合围宣光，战后上奏的报告更是说的清清楚楚

“至诸军攻宣光，丁槐所统黄河洲、张世荣等共四千人，唐景崧二千人，何秀林三千五百人，历三十五、六昼夜”。

就是算上后援的覃修纲等部，被调去东线的蒋宗汉等部，整个西线滇越边界的清军最多的时候也就两万五千人上下，这还不算他们吃空饷的人数，只在宣光战场就“数万清军”了，那别的地方还要不要了？催动阴兵作战是吧?连战场人数都搞不清楚还能解说中法战争头头是道。你看的书有没有告诉你，滇军因为资金所限，本地练勇都是二百二十人的小营? 还有把张之洞征询潘鼎新冯部出关的日期说成是张之洞派出冯子材的时间，还冯子材部太慢。冯子材从受命募兵的十月十二日到整编首批十营出发只用了二十天，其后从钦州开拔经在十二月初五到达千里之外的龙州，这种整编开拔和行进速度在铁路建成之前的任何年代都已经是飞速了。跟冯子材差不多同时期进发，抛下大部队带着亲兵溯江而行抄近路的王孝祺甚至都比冯子材的大部队慢了十天到达龙州，也不知道是怎么能得出冯子材部太慢的结论。就是跑火车也该看看铁路线在哪。 这种错误我是真不想花时间一点点挑出来，不然总有吹毛求疵的嫌疑。现在b站历史圈最常见的就是整大概念提大理论，一整套高亢论调问牛答马压下来，人家自己输出的错误不是错误，出来指出错误的人反倒是有错了。 可是要是不提，把这些小文章上的东西再夹着私货做进视频里，能做出什么东西可想而知。当然以我对线过的网友，到最后发现我指出错误总是以一套兴趣不在这些细枝末节，历史也不在某个人的言行讲述，用只谈大理论讲大概念的说法来反击，说我知道的太多影响了他们输出观点，最后人身攻击一番后光速拉黑搞精神胜利法。 我是不知道你能说出什么话来，或许要说你简介里是业余军事爱好者而非历史爱好者?所以对历史不用太考究?先不说这是不是一而二二而一，我自己对军事方面的探索是极少的，可是当我看到阁下这位“业余军事爱好者”关于军事的一句话时，连我这个堪称军事领域门外汉的人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麻烦你再教教我，在那部电影里看来的美军在北越地形吃过亏?越战近二十年里，主要战场不都是在南越吗？美国的空军海军对北越进行的轰炸袭击是连年不断，可地面作战部队基本上没有越过北纬十七度线作战。北纬十七度线在哪?越南广治，往南几十里有个城市叫做顺化，那地方叫北越?说真的你太谦虚了，别说军事业余爱好者，就是地理业余爱好者也不一定有你这高论。 不过这都不要紧，反正用你的话说，只要是你不知道或者不熟悉不了解的，就都是“细枝末节”。那就再谈谈你中法战争视频系列里最可笑荒谬的一个说法，也是我执意要跟你过不去的原因。你随便给我扣什么帽子，输出什么奇葩观点都没关系，可是你搞这一套说法简直是混淆视听。 即你那套所谓的西方文明国家跟日本这种强抢不一样，人家只想打开中国市场建立口岸倾销商品，也跟沙俄不一样，人家对中国领土没有想法。能不能问问你是怎么得出这种结论的?根据又是什么？ 晚清民国时期，英法俄对于我国边疆的罪恶可谓罄竹难书。英国借马嘉理案发难觊觎西南，俄国多次侵占我国边境土地仍欲壑难填，甚至到苏联时期直接整出来一套以陕甘长城为界的方案。英国侵藏及沙俄对新疆藏地的渗透影响，遗祸至今，而法国的德行可丝毫不比这两位老伙计好到哪里去。 就如英国趁着坎巨提动乱侵占坎巨提及我国边境领土，造成两属之地的既成事实一样。法国人是同样的见缝插针，欲壑难填，丝毫没有李大宰相高瞻远瞩，所谓

“当借谅山一战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要求。”

的可笑期望。 1895年，法国驻华公使施柯兰借口法国参与三国干涉还辽“有功”，向清朝的总理衙门提出要“通融”定议商务、界务事项。6月20日，中法签订《续议商务专条附章》和《续议界务专条附章》。 这两个条约是对中法战争结束以后1887年签订的《中法续议商务专条》和《中法续议界务专条》的扩充修订。通过这几个条约专条，法国在西南边疆获取了更多的特权。 续议商务专条及附章规定：中国开放广西龙州、云南蒙自、蛮耗（后改为思茅）、河口为边界通商口岸，允许法国派驻领事。法国商品经中越边界贸易进出口税大幅减免。法国厂商及矿师有在云南、广西、广东开矿的优先权，并接通电报线。法国在中国南境和西南境，享有无条件的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等。 《续议界务专条附章》五款，其中规定对本已在《滇越边界勘界节略》和《续议界务专条》磋商定界之大致为龙博河东西五段滇越边界进行勘改，将西双版纳地区的勐乌、乌德及化邦、哈当贺、联盟、猛地等面积约为1800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法属印度支那。通过此约，法国将其占领下的越南领土扩张至湄公河上游东岸。现在老挝丰沙里省的约乌县就是被割去的勐乌、乌德等地，中老边境至今还有五百公里的共管区域，源头就在此条。 以这两个条约的签订为开端，英法轮番开始了对清王朝勒索讹诈。英国以带清将猛乌、乌得等地让给法国为由，要求开放西江作为给英国的“补偿”。法国见状不甘示弱，又向清廷提出修筑越南同登到广西龙州，并可延伸至南宁、百色的铁路。同时派出舰队在中国海面游弋恫吓，对清廷施加军事压力，最后清廷全盘应允。 之后英国获知法国取得以上特权后，又向清王朝提出了更过分的要求。在1897年2月4日在北京签订的《续议缅甸条约附款》里，对1887年的《中英缅甸条款》进行补充。清廷允将野人山南部的部分地区割让缅甸，将南坎果敢等地区即勐卯三角地“永租与英国管辖”。若云南修筑铁路，中国同意将其与缅甸铁路相接。在西江通商，中国开放梧州、三水、江根墟为商埠，英国派驻领事。 见英国又得以深入广西、广东腹地，法国不愿意让英国吃独食，又一次提出新的要求，而带清不失本色的再次同意。1897年3月15日带清照会法国，声明“永不将海南岛让与任何他国，承认法国对海南岛的特权”。6月18日照会又接着允诺：同登至龙州铁路修成后，可展修至南宁、百色；中国在广东、广西、云南开矿，可延聘法国矿师厂商。中国疏通红河上游河道，修平河口至蛮耗、蒙自至昆明的道路。从云南与越南的边界处，沿百色河或红河，修筑铁路至昆明。在英法竞争勒索之中，云南的半殖民地化逐步加深，其中尤以法国获利为多。 中法战争结束之后，法国一直意图浑水摸鱼，侵占钦廉与法占越南的交界地。光绪十三年正月，主持中法划界的邓承修去电张之洞告知法军在边境屯兵驱杀百姓。张之洞又转电冯子材

“屡接邓星使电，法兵分屯江平，黄竹，石角，句冬，白龙尾等处。百姓死亡转徙，恐有他变，望速筹备。”

冯子材立即致电京城及沿海各省建议对法备战，但电文被张之洞收回，无奈的叮嘱他：“公忠则忠矣，壮则壮矣，但未审时势，未悉庙谟，以后切望与鄙人熟商，勿过性急。” 而当中法分界谈判进入到与边界无干，本属广东的九头山，亚婆湾等地归属时，冯子材已然预见到法人对于海南及雷州半岛的窥伺垂涎，勃然大怒，声称

“若归法人，招纳逋匪，廉，琼，雷沿海永难安枕矣。此山此湾必应归中国，关系甚大，务望公等即速设法力争。况此两处系大洋中海岛，本属华地，不与越地相连，和约以全越属法，并非以全海属法.况经材以兵力取之，岂可让与法人，请公等竭力争回.倘彼不依，材现将匪办清，即撤兵渡海与之决战矣。今上不发兵，材必起东西两省民团三十万，直捣西贡，决不干休。”

这是痛心疾首又无计可施的爱国老将发出的无力嘶吼，之后多年，冯子材不肯赴任云南提督，滞留广西，组织团练，严密防备，就是预防法国图谋侵占沿海琼雷领土。一直到甲午之后中英在滇缅争界产生纠纷，急需冯子材这样能震慑外国的老将坐镇，冯子材这才赴任云南。果然就在一年多之后，

“二十四年，法乘广东雷州人杀其士民二人，以兵舰据广州湾，来商租借，言为停船屯煤之所，无损中国主权，而所租借跨高，雷二府之间，由海岸以人内地，所行东海，围州各岛，及赤坎，志满，新墟等处，均归入租界，又得吴川之半岛及通明港。”

1898年3月13日，法国向清廷要求 “准允法国在粤省海面租设 ‘趸船’之所”，并在4月22日派出军舰在遂溪海头汛武装登陆，占据了海头炮台，强划租界，引起了湛江民众接连不断的武装反抗。第二年在意大利准备强租浙江三门湾，中国方面备战之际，法国人又把军舰开进了广州湾进行胁迫。于是1899年11月16日，清廷授意广西提督苏元春与法国海军提督高礼睿签订 《广州湾租界条约 》，条约规定:“中国国家将广州湾租与法国国家，作为停船趸煤之所，定期九十九年。” 这块广州湾租借地的海陆总面积约为2130平方公里，接近雷州半岛面积的六分之一，法国人在广州湾修筑灯塔、炮台、铁路、电报线，派驻部队。将这块中国的领土合并到了法属印支联邦，由安南总督管辖。之后在1943年被日军占领，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华民国政府根据《中法交收广州湾专约》才收回了广州湾，设置了湛江市这一区划。 其后1946年3月，在距离镇南关三百里外的越南海防，中国军队53军130师面对法国十艘军舰的侵犯，奋起反击，以几十人伤亡的代价击沉军舰一艘，重伤两艘，造成法军五百余人死伤，另有说法是法军三千余人伤亡。与冯子材在镇南关痛击法军取得大捷的时间正隔一甲子，当然结果是同样的乘胜即收放弃越北占领地，因为委员长要忙着打内战。 再说由法国殖民者1901年动工修建的滇越铁路，作为米轨铁路，滇越铁路全长由南向北859公里，其中越南段长384公里，1901年开始动工，1903年竣工通车。云南段长465公里，1904年开工，1910年竣工。铁路经过了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跨越金沙江，珠江、红河三大水系和三大气候带，差不多百分之八十的线路是在崇山峻岭间穿行，线路南北海拔高差达1954米，共有桥梁425座，隧道115座，占全线长度的百分之三十六，平均3公里1个隧道，1公里1座桥、涵，其规模宏大，修建艰辛，完全是用中国老百姓的血泪铸成。 在法国人勘测线路期间，就引起了沿途百姓的强烈反对。十几年接连不断的武1899年6月，蒙自大屯坝杨家寨的杨自元召集锡矿工人及附近村民一两千人，夜袭蒙自县城未果，转攻蒙自海关，最后火烧洋关税司，迫使勘测铁路的法方人员逃回越南。之后又有云南建水人周云祥组织锡矿工人两千余人占领个旧县城，抵抗法国人侵占中国的矿产土地，最后都被血腥镇压。 　 在修建铁路期间，法国殖民者对中国的筑路工人进行了野蛮至极的奴役压迫。在滇段修筑过程中，法国除役使云南各族人民外，还从四川、河北、山东、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等省招募大量民工，滇段铁路修建前后7年间，民工总数不下二、三十万，因为工程浩大、天气炎热而被虐待折磨致死的民工据民间记载将近7到8万人，而根据法国人自己的统计，死亡人数只有1.2万人。想必在某些人眼里，这当然又是外国人的记载更准确，民间记载都不做数，都是挑拨仇恨的无根据说法。 　　在云南省档案馆的史料中，还保存着当时的记录。每个劳工每天要完成土方1.37至2.46立方米，石方0.34至0.62立方米，因而每天要工作10小时以上。然而，劳工的工资却极为微薄。清政府驻蒙自铁路局会办、云南临安知府贺宗章在其《幻影谈》一书中如此记载：

“每棚能行者十无一二。外人见而恶之，不问已死未死，火焚其棚，随覆之以土。或病坐路旁奄奄一息，外人过者，以足踢之深涧。”

1907年1月湖南候补道沈祖燕奉湖南巡抚岑春蓂之命到云南边勘，在滇越铁路施工沿线查访，以耳闻目睹据实禀报清廷：“洋包工督责甚严，每日须点名两次，偶有歇息，即扣资一日，稍不如意，鞭挞立至，偶有倦息，即以榛击之。种种苛虐，实不以人类相待。”沈祖燕在奏折中叙述查访的死亡人数：

“据沿路所查访，此次滇越铁路劳工所毙人数，其死于瘴、于疾、于饿毙、于虐待者，实不止六七万人计。”

而印支铁路建设公司1910年法文版云南铁道线路说明书的记载为“60700人，不含云南、四川”，“死亡12000人，单是南溪地段死亡的人数大约就有10000人”。 　 为保证劳工数量，印支总督除设置机构在越南专事招募越南劳工外，印支铁路建筑公司还串通云贵总督丁振铎和洋务局，在云南各地摊派劳工，其中楚雄府竟然规定：十八岁以上者，概充铁路苦工一年，不愿意者缚手于背，以枪队押送，不从者则杀之。西南数省民众，受此荼毒残害者不计其数，而他们修建的铁路更是成为法国攫取中国领土资源的吸血管道。云南“一根枕木一条命，一颗道钉一滴血认亲”的民谣背后是各族同胞的血泪尸骸。连当时的云南地方官吏也不得不承认“此路实吾国血肉所造成矣”。铁路修建之中不断激起云南人民反抗，“拒修洋路”呼声不绝。昆明的革命党人和爱国士绅一再提出“赎路自办”，但由于法国的强大压力和清廷的软弱腐败，西南人民的反抗屡遭镇压，有志之士的呼吁终不被采纳。 而凭借这条铁路，法国不仅控制了云南的铁路交通命脉，掌握了中国锡都个旧的命运，还操纵了云南的金融，支配了云南的邮政和电讯。法国人柏顿在考察云南后如此说道：“滇越铁路不独云南全省商务为法人所掌握，而云南政府也在巴黎政府掌握之中。”而这种掌握一直持续到抗战期间。 在目前中国最古老的火车站之一云南红河碧色寨，向西四十公里处。有个叫做个旧的地方，被称为锡都，从两汉开始就进行了对银、铅、锡的发现和采炼。1953年开始，新中国组织专业勘探队伍对矿区砂锡矿进行了全面的地质勘探，同时对脉矿进行调查，在1956年基本完成了矿区的砂锡矿勘探工作，探获锡储量77万多吨，包括伴生金属在内的综合储量达335万多吨。 到1993年时我国已经探明个旧的锡铜多金属矿有金、银、铁、锡、铜、铅、锌、钨、硫、砷等有色、稀有和贵金属矿产二十多种，地下蕴藏的锡铜锌钨等有色金属足足800多万吨。经过两千年的不断开采，在本世纪初勘探到个旧锡矿储量仍有约90万吨，这是什么概念?在2015的年底，全球的锡储量不过480万吨。锡是什么资源就不必我来解释了吧？几十年来西南地区的矿产被列强轮番攫取，光是法国通过滇越铁路运走的锡就有近24万吨，其他的金属矿产更是难以统计。 据《建国前滇越铁路修建史料》，在滇越铁路通车后的30年中，法国通过该铁路共运走云南的大锡234242吨，价值达293845923两关平银，折合243892116美元，通过滇越铁路公司获取的利润超过了3亿法郎。从1915年至1920年，法国在滇越铁路公司云南段年均盈利100万法郎，1920年至1930年增至年均盈利600余万法郎。1914年至1930年，法国从云南搜罗外运的银元，达1455万元。而同时期被奴役压迫的云南人民却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法国运走的每一块矿石，每一块银元，都滴着西南民众的血泪汗！ 可是你居然能说，殖民者打开中国的西南门户，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这一切掠夺吸血行为就只是图谋通商口岸?只是为了倾销商品而对中国的“五金之地”没有觊觎? 那再看另一桩事，1897年，曾为首任法驻云南蒙自领事的印度支那商务副大臣弥乐石率领法国商团在滇桂粤边境进行地质勘探商业考察，1901年法国又派出商团代表和工程师会同弥乐石与云南洋务总办兴禄、矿务总办唐炯会商，提出开采云南府、澄江府、临安府、开化府、楚雄府、元江州、永北厅等地七处矿产。英国驻滇领事列敦得知此事，要求两国“利益均沾”。于是英法成立英法七府矿务公司，又称英法隆兴公司。 隆兴公司于1902年6月与云南督抚、矿务大臣议定《云南隆兴公司承办七属矿务章程》二十四款，其中规定：

“准隆兴公司寻采各项矿产如下：一、公家现在荒废之铜矿，并公司寻出之铜矿；二、曾经开采现在荒废之金、银、煤、铁等矿；三、公司寻出之金、银、煤、铁、白金、白铜、锡及火油、宝石、硃砂矿。如云南府、澄江府、临安府、开化府、楚雄府、元江直隶州、永北厅七处矿产、云南大吏允奏请国家给该公司承办。嗣后别国公司，概不准在隆兴公司所指之地勘采。”

最重要的一条是

“设或以上所列各府州县境内，无矿开办，则应由中国国家以隆兴公司另指他府州县相为互抵，惟先后统计仍不得逾七处为率。”

意思是如某一地无矿可开，就可以另选云南省内别处“互抵”。名为在七处开矿，实际上是等同于英法可在云南全省开矿。英法隆兴公司在1902年9月26日伦敦股东会议上，主席阿登就说：“合同载明，七府厅境内之矿，如开工后，见矿产不佳，或地势不合，准以他地更换；此言所关甚要，必如此而后云南全省矿权，始尽归本公司掌握也。” 此章程遭到了云南士绅民众的强烈反对，云南民众组织了“保矿会”“矿务研究会”“矿务调查会”，进行护矿活动，游行示威，并派代表赴京请愿，上血书抗议，要求收回矿权。清廷被迫只好与英法两国谈判，于1911年取消了原定合同，出白银150万两白银“赎回”七府矿权。如果没有这些士绅民众的抗议，英法是不是要在云南全省开矿?他们要从中国运走的金银铜锡，煤炭宝石等矿产是他们倾销商品的利润吗？ 中法战争时期茹费理上台时就说的很露骨，是要在广褒的亚洲尤其是中国占领一大块领土下来，这在有些人眼里是法国对中国的领土没有兴趣。 在法国《 巴黎殖民报》署名雪生的《法人与云南》一文中如此写道

“云南物产矿源之丰富，尤为支那全部所不及，必宜实行取而领有之，以为法人子孙万世之基业，断不可使他人势力侵占当份。”“云南气候温和，寒暖适宜，恰似巴黎。使滇越铁路完成，则安南殖民，皆可由该路径移云南，固不必遥望本国，而兴非土之叹矣。”

《印度支那官报》也有：

“吾法居留越地者，将可移住舒适卫生之云南省静养。行程便利，需费又省，其为功于法人殖民之生活，殊非浅矣。其有前患病思归者，今可尽移殖法国云南矣。”

之说。前来勘探铁路矿产的法国工程师古德尔孟则云

：“以气候论，云南宜编入越南版图，实天然之形势使然也”

清朝的某些士大夫，或许对于洋务外事是门外汉全然懵懂，可是对于西洋人的狼子野心那是最明白不过了，如果不是远涉重洋，中国体量又太大，人家又岂止于占几个通商口岸设立几个租界?中国有句古话叫得陇望蜀，左宗棠有句名言：“以骨投犬，骨尽而噬仍不止。”但有些人脑子里不知装的什么东西，觉得外国人是独特的，不会按中国人那套弱肉强食的规则行事。百年后的人更是言辞凿凿，对国家民族的苦难史视若无睹，说出西方文明国家跟日本这种豺狼有所不同的搞笑言论来。 我就问，只说西南边境的这些事情，这还是在有一场所谓的“大胜”之后数年里发生的，越南之后几年的民众起义更是牵制了法国大量精力，如果没有这场仗让他们的蚕食得以延缓，是不是这一切只会加剧提前?是不是印证了当时左宗棠所言的

“五金之矿甚旺，法人垂涎已久，若置之不顾，法人得陇望蜀。”“事机纷乘，间不容发。及今为之，已苦其缓，若再置之不理，西南之祸，岂有穷期。如法人得逞，泰西诸国群艳滇南五金矿利，势必联翩而来。且国威未扬，各省伏莽，亦将狡焉思逞。”

张树声岑毓英乃至于那些传统士大夫这担忧是不是成为了现实?既然你说这些“传统观念”的士大夫根本不了解西方，观念有问题。我想知道这些殖民侵略者和其后西南乃至于整个国家民族几十年的苦难历史，哪里跟他们说的不一样?

要用你的话说，当时的人不了解，很正常。现在的人看着中国几十年的苦难史，尤其是西南边境的种种历史，还有这种想法，那实在是太不应该了。想问问你在作出如此高论的同时，真的有看过乃至于稍微认真了解过相关的内容吗？我说的这些是不是又是我为了满足自己虚荣心特意编造的?请你自己去查查看。 按照这位里奥Lex的高论，欧洲的西方列强和沙俄不一样，人家对我们的领土根本没有兴趣，只是要借中国的市场来倾销商品。那么左宗棠和那些士大夫所谓西方列强目的是以越南为跳板侵占中国领土，图谋中国矿产和铁路支配权，完全是臆想，是不知洋务杞人忧天，与李俾斯麦的广阔视野顾大局相比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当时这些老顽固观念陈旧不足为怪，而二十一世纪的我们还如此误会当年西方的文明国家实在是太不应该了。这简直是在闭着眼睛说瞎话！ 睁开眼看看晚清仅有的两场对外胜利的结果吧，英法俄对于中国南疆领土资源的贪婪渗透停止了吗？从变本加厉变成侵吞蚕食就不是侵略了？这还是在西北西南战场上取得了一些战果让列强不敢太过分的结果。列强没能在西南攫取更多利益是因为中国的西南民众数十年如一日的奋起斗争让他们不厌其烦，投鼠忌器，加之经济掠夺的利益更实际于强占土地，这才从强占改为蚕食。可不是所谓李大俾斯麦“辛苦”的签了条约才造成法国“没有侵略西南”的事实。

我就不提英俄平分帕米尔高原之后俄国对于边境的蚕食和英国对于坎巨提及藏地的渗透吞并了。就只说中国西南清末的片马事件，江心坡事件，还有国民政府时期的班洪事件。英国人所图谋的的锡矿、银矿、土地，难道不是中国的领土资源?被他们残害的各族百姓不是中国人?这些西方殖民者真的就是为了通商倾销商品吗？真就抛开历史事实不谈是吧? 而法国通过修筑铁路，搭建电报线控制了云南广东广西之后尤嫌不足。在日本图谋东沙群岛之前，法国就已意图染指南海。1899年法属印度支那就借口在西沙群岛修建灯塔，派人驻守西沙群岛，此事当时没有被法国当局批准。直到二十年后，在法国默许下，法属印度支那开始对西沙海域进行渗透，宣布将西沙群岛划归越南。 上世纪20到30年代，日本对东沙南沙西沙等岛屿进行掠取磷矿及借助粤商承办垦植、渔业等业务，在经海南岛人民反抗并中国政府交涉撤出之后。法国又盯上了这西沙这个位于海南和会安港之间的门户之地。在西贡《舆论报》鼓吹加强对西沙群岛的掌控。原海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上议院议员裴雄两次在《舆论报》发表社论，要求占领西沙群岛，归并于殖民联邦。为此，他们遍搜安南王朝记录，编造了所谓“19世纪初期，安南嘉隆王与明命王时，均曾出征西沙，现安南既归法国所有，则西沙群岛亦当归法国所有”的谎言，以此为借口多次在南海进行武装活动，并在1933年照会中国驻法使馆，声称西沙群岛系属安南所有。 1930年，法国派遣麦里休士号炮舰到中国渔民居住的南威岛进行“测量”， 偷偷插上法国国旗扬长而去，之后又武力阻挠广东省政府所组织对西沙群岛的勘探活动。1933年4月，西贡海洋研究所所长薛弗氏率领阿美罗德号炮舰和阿斯德罗拉勃号测量舰，遍历南沙群岛，详加“考察”，之后就是“占领南沙九小岛”事件。法国通讯社宣称

“法属印度支那菲律宾西北方中国海内之九小岛，现属于法国主权之下。各该小岛于本年四月上半月，先后由法国军舰竖立法国之旗，作为占领。”

中国政府交涉无果。 1937年初，法国又派工程师勘测西沙群岛是否可以作为飞行基地。恰逢此时日本提出了南洋三角防卫计划，而这计划的重点便是要控制中国南海的交通线。于是英国当局不怀好意的怂恿法国，应当趁此机会占领西沙群岛这片关键地带。 1937年9月，日本占领东沙群岛以后，越南的保大帝阮福晪向法国建议，应当马上出兵占领西沙，法国当局没有同意。直到1938年6月中旬，武汉会战打响，中日战事如火如荼。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布雷维尔认为等待已久的时机到了，在武汉会战爆发3天后，签署法令在越南承天顺化省成立了管理西沙群岛的机构，宣布中国的西沙群岛划归法国印支联邦所属。并派出由越南士兵组成的军队强占西沙诸岛，在岛上建立气象站、广播站、灯塔，甚至还立起了所谓的“主权碑”。 当时的中国政府无力他顾，只能派驻法特使顾维钧对法国政府表示抗议。但法国外交部居然恬不知耻的宣称：“我们只不过是在岛礁上驻扎了一些警察部队，以此来保证过往商船和渔船的安全，这样的做法根本算不上是占领，更谈不上侵略。” 更搞笑的是最后居然是由日本外务省出面来抗议，因为法国占领的是他们的囊中之物。之后日本出兵驱逐了法国人并占领了海南岛和西沙南沙等岛屿，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被国民政府收回。然而，法兰西的殖民流毒至今未尽，越南于我国西沙，菲律宾于我国南沙，觊觎窥伺，几十年来争端不断。中国的十一段海岸线甚至都因此变成了九段，其源头何在?这不用我来讲述吧？ 日本、英国、法国，图谋南海是为了什么？只说20年代日本占据西沙群岛，对磷矿盗采就达10万吨之巨，更无论其他。这还只是南海，稍微了解下有关历史，只会觉得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蚕食掠夺令人发指。 当然，按照这位老兄对李大人的极力推崇，这些边角之地几千几百乃至于几十平方公里的地方当然不值得动武。哪怕是从百年后能明确看到法国吞并越南，打开中国西南门户，修铁路开矿的目的，是准备把中国西南当成非洲一样的血库来吸血，列强四角蚕食是图谋中国的领土和资源，也不值得引起战争。毕竟，连中法战争他都“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打这场仗”了，看完李鸿章全集都能得出中法战争没有一点意义的结论了，而战后法国对于中国西南也“没有侵略的事实”嘛。 不过对于这种论调，我还是表示理解的，因为对于李鸿章而言，憎恶者必然要添油加醋夸大一些论述，而推崇者，则必然要歪曲粉饰李的一些观点。比如：

严格来说没有说放弃新疆?还国力恢复再收回来未尝不可?你到底知不知道海防派论调是什么?瞅瞅李大人给海防论定调的著名《筹议海防折》中是如何说的：

“一、原奏筹饷一条，近日财用极绌，人所共知。欲图报作，必统天下全局，通盘合筹，而后定计，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厄，已为不值。且其地北邻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大方波斯各回国，南近英属之印度，外日强大，内日侵削，今昔异势，即勉图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屡阅外国新闻纸及西路探报，喀什噶尔回酋新受土耳其回部之封，并与俄英国立约通商，是已与各大邦勾结一气，不独伊梨久踞已也。拨度情形，俄先蚕食，英必分其利，皆不愿中国得志于西方，而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师老财痛，尤虑别生他变。曾国藩前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殆老成谋同之见。今虽命将出师，兵力饷力万不能逮，可否密谕西路各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且屯儿耕，不必急图进取。一面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粤蜀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可矣。两存之则两利，俄英既免各怀兼并中国，亦不至屡烦兵力，似为经久之道，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孰重孰轻，必有能辨之者。比议果定，则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似须略加覆减，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否则，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

我历史学得不好，谁能告诉我同治十三年是什么时间?跟曾国藩时期的西路千里糜烂是一回事吗？我读的书少，也看不太懂文言文，谁告诉我这通篇讲的是什么意思? 既然越南是落后的宗藩属国，可以不为它打仗。那么新疆在乾隆时期就已经是新归的华夏故土，怎么建议撤兵撤饷，在自己国家的领土上让别人来立国建宗藩奉为正朔，反而是“严格来说不是要彻底放弃新疆”?都成藩属国了还国力恢复收回来未尝不可?李鸿章的全集我真的没兴趣看太多，请你跟我说说哪一封家书奏折里有这个说法，让我开开眼界，以免误解了李中堂。 当然，按照这位里奥Lex的论调，这部分的意思严格来讲只是说把自己国家领土内被外敌侵占的地方改成和越南朝鲜一样的“落后宗藩”体系而已。只是说要出塞各军和未出塞各军，可撤则撤，可停则停，把塞防停撤之饷挪做海防所用。可没有一个字说要放弃新疆啊，那么有这回事吗？那当然是没有这回事了，这完全是相信后人智慧嘛。属于无知者对于李中堂的误解与污蔑啊。 这事情自然也就如之前那一套说法一样，李潘两人的电报里都没有各路文章自媒体相传的“战胜不追 战败则退”这句话，而存在的一句“不可攻坚伤精锐”也不是发给潘鼎新让他保存实力的意思。那自然，“俾斯麦”和潘鼎新也就谈不上避战求和了，那都是出于派系斗争和中枢无能，主要责任都不在他们身上，李大人维持时局还要受非议指责，实在是太难太辛苦太不容易啦！ 按照这么讲，李也从来没有要放弃新疆的论调。那么西征时期前后，他分别向乔松年、英翰、马新贻、吴棠、钱鼎铭、邵亨豫、李瀚章、刘秉章、沈葆桢这些人写信极力唱衰的言语又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极力支持左宗棠西征收复新疆吗?你不是有李鸿章的全集在手吗?那些贬低抹黑甚至挑拨的文字不用我来拉给你看吧?西征的结果与左宗棠和湘军的表现是他极力唱衰的预测吗？从吴棠挑起的竹枝词案到协饷兵变问题，再到陕西巡抚之争，海防塞防之争，染指船政局排挤左氏人马，截流西征协饷，调走协征部队，怎么哪里都有李大人的身影?为什么老成谋国这么繁忙多事的李傅相执意要搞垮左和贬低西征军?国家领土被外敌侵占，而李傅相还不忘给前线征战的左宗棠拉后腿挖墙脚。前线的作战军队远征千里，后勤补给困难，沿途打下来的地方全靠各地协征的部队驻守，一旦撤回或者奔溃会造成什么后果?如此“不容易”的他心里能不清楚?忙于国事的期间还要抽空来搞这套，那可真是不容易啊，我怎么记得上一个这么干的人叫秦桧啊。

东西捻都分不清我就不说了，毕竟我自己跟他议论也有嘴瓢的时候。我就问，什么密折?不就是袁保恒宋晋这批人?他们的奏章说的很明白就是要裁撤西征湘军用淮皖军替代。李的奏折也说的很清楚，推荐刘铭传来督办陕西军务，图谋的不就是陕西巡抚甚至于陕甘总督这个位置?结果等部队开过来的时候，十六个月久攻不下的叛军大本营金积堡被荡平，整个陕西境内再也没有回军踪迹，更没有战事可以让淮军参与。刘铭传的队伍只好从同治九年开始就一直在陕西驻防，吃西征的军饷。 据李鸿章同治十二年四月十一日《淮军西征报销折》、光绪元年七月二十八日《淮军西征报销折》、光绪二年五月十四日《淮军军需报销折》三折统计可知。在陕西驻防的这四十营铭军两万多人，从同治九年四月起至同治十三年底，五十个月里通过粮台转运，各省海关协饷拨付等耗费军资粮饷达一千五百二十万两之巨，经奏报核销后数目仍有一千三百九十万往上。这支装备大量新式洋枪洋炮的淮军嫡系队伍，五十个月里的战绩就是在十室九空的平原和大山里“剿匪”。 而同时期的左部是什么情形?陕甘军费积欠上千万，民生凋敝，百废待兴，之后又遇上丁戊奇荒，连着几年的大旱，左的部队不但要打仗还要抚赈民生，禁绝鸦片，恢复生产，以至于同僚憎诋不断。左的书信就多次指出，他的部队一年只能在年底发放一到两个月的满饷，每到发饷之日军费空空就急得帐中饶案彷徨不知何出，而淮军一年能实发至少九个月的军饷，两支队伍放在一起共事，则又是他与陈国瑞的旧事。

“李相以淮军久驻秦中，本可不必，弟所以不肯调用者，以淮军异帅，自分彼此。以兵事论，淮好用众，陇右谋食太艰，多则必溃，不宜一也。以饷事论，淮军一岁九月实饷，楚军一岁求一月满饷尚不可得，若调并一处，彼此相形，难以抚慰二也。若必言明淮军在秦为赘，则李相本未须秦饷，所遣之军，自裹其粮，以备策应，于陕甘若本无损也。弟之处比，委曲出之，不敢多有论说，天地神明共实鉴之。平心而论，淮军置之无用之地积年，费饷何下千万？若节此虚糜，以饷我饥军，岂不两利？李相固不肯言，而党李相者亦不言之，岂非俟楚军饥溃见雠者快耶？自古用西北之甲兵者，必济以东南之刍粟。弟自东南而西北，所见所闻亦然。及身当西北艰危至极之处，而所为顿异。李相不能谅之，旁人不能谅之，即同局之人亦复因有所受命不肯说一句实话，吁，可异矣！”

陕甘军费积欠达上千万，粮台转运途长艰辛，耗费巨大。而有些人为了贬低左收复新疆的功劳来抬高李的地位还整出一套塞防经费挤压海防经费的谬论来，浑然不讲，在整个国家西征十年耗费的近一亿经费里，是什么人在拥重兵空耗塞防经费。只同治十二年底，左宗棠在前线作战的部队已经积年滚欠军饷达八百二十多万，每年只能在中秋和过年发一到两个月实饷。而在早已经肃清的后方，一支每年发放九个月实饷，平均每月要耗费三十万两巨款的两万精锐，只在山里平原坐视“剿匪”。 而等左宗棠同治十三年肃清西路准备告老还乡由李鸿章自吹自擂重饷将养的这些“北人”接替自己和湘军出关征战时。刘铭传是什么表现?这货早在同治十年六七月得知俄人“代收”伊犁之后就开始上折告病请求回家休养。等朝廷有谕旨要求他和他的部队与左宗棠接洽替代成禄、景廉出关剿贼克复新疆各城时，更是接着连上《覆陈暂难出关恳假离营养病折》《详奏转运情形并恳续假三月回籍调理折》《密荐曹克忠接统替归片》三折求去，连李鸿章都劝不住

“省三前函云不告不休，屡阻不听”，

获得准许后“

跌宕自喜，掉头不顾”。

一直躲到中法战争时期改任文职才肯出山。 而李鸿章的态度更是光速转变，一反之前对淮军的吹嘘和对湘军的贬低，之前他跟袁保恒宋晋串通要用淮军替代湘军时，满口“淮军与北路人地相宜”，这时候眼看自己的部队要出关远征甚至还可能还要和俄国人冲突争斗时，立马又

“今欲以南勇出塞，开千古未有之奇局。且令咄嗟立办，未免稍失审慎。”

说到底，他把部队拉到西北就不是为了打仗。 还对曾国藩说：

“昨奉寄谕，省三乞病未准，并有新疆之役。中隔甘、陇数千里，荆棘转运，何能筹办?荣全景廉成禄等皆系无兵无饷，欲以牵制俄人，其可得耶？库伦必调练军，亦为隐防俄界起见。看来北路稍有可恃，西陲实无了期。”

并抱怨：

“惟左公无强将劲旅，委蛇撦捂。河湟、甘凉一时未能得手，又不愿推谷待贤”

。推谷待贤?刘铭传不是来陕西督办军务的吗？怎么要陕甘总督左宗棠让位待贤?那他到底是来干嘛的? 当西路肃清之际，左宗棠已然要功成身退，准备精简军队，“推谷让贤”时，这支装备精良拥重兵巨饷的淮军却借着哗变和日本侵台海塞之争几件事，一番运作全数撤回关内，并且摇身一变，成为充实海防、国防，吃官饷的地方防军。 这就不得不提李大人借助日本侵台事件大炒海防危急舆论的高超手段了，不知道你从李的全集你能不能研究出他是怎么把淮军从吃私人饷银无战事便该裁撤的团练勇营转变成了地方防练军的。他先是与沈葆桢沟通，将之前以“

江淮伏莽游匪遍地，不可不防

”为理由从西北调防到徐州的唐定奎武毅军马步十六营中拨出十三营到台澎一线驻防，从此变身国防部队，由江苏负责兵费。 再以备战为名调走西北铭军十七营到济宁，加上之前就以天津教民滋事调到直隶山东的其他淮军部队。这支在西北五十个月吃了一千五百多万军饷马肥人壮的精锐部队，在西征将士准备出关收复失地的前夕，光速开拔回师，从团练营勇摇身一变为常规性质的国防部队，成为李在中枢三十年毅立不倒的坚实后盾。 整个西征收复新疆的过程，与这支靡费千万的大军可以说毫无干系。后世有些恬不知耻者将调防旅顺之后才归入淮军指挥的毅军，张曜去世后才并入淮军的嵩武军、安徽地方的皖军说成是李鸿章授意派去西征的淮军部队，以裱美李鸿章对于西征的“大功”，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诚然，皖军，毅军都是安徽人，老湘营中敬字三营也是张锡嵘从淮北所募，西征实效大力。左宗棠所言江淮之人不足用实有偏颇，但是这跟淮军有什么关系?毅军嵩武军那会还是归属河南的部队，归到淮军都是猴年马月了，皖军的老大英翰那会可还在乌鲁木齐做都统。张锡嵘的部队干脆就是从临淮一带遣散捻军里边挑出来的，论编制讲这还是属于曾国藩调拨给刘松山的。至于淮军，刘铭传告病之后，在两江驻防的吴长庆倒是自告奋勇愿意替代刘铭传出关御敌，却被李鸿章撅了回去。人家自己都不愿意沾这个光，居然有后来人为他加工裱美，真是精神子孙孝心可嘉啊。 又扯远了，等到左出关西征，李更是对各地督抚极力唱衰，

“湘才如左者岂少哉”“季帅强弩之末”“西师不撤，断无力量兼谋东南，经此所已知者也”“西陲恢复无期，已成无底之壑”“昨英使福西特过谈，彼曾住喀什噶尔七月，谓回王雄桀能军与俄人狼狈一气，左军殊难制胜，但冀此役成功，毋为邻邦贻笑耳。”“纵能恢复无用之新疆，而腹地脂膏逼削殆尽。”“左相议改设疆吏分置戍兵，端绪甚大，经纬需才，穷天下之力，犹虑莫殚莫究。病在无人，而用人又未尽得法，可慨也！”“左公老矣，贻累后人，未敢许为经国远谟，但旧物既经光复，摆布殊不易耳。”

甚至采信一些申报上的胡言乱语，说以左的本事，对上有气吞天南之概的阿古柏匪军，必然势有不能，纵使一时得胜，也难免丧师失地误国误民。跟沈葆桢的不可使中兴元老出关征战坐困绝域的论调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等到左收复新疆，立马又贬低说阿古柏不过匪寇之患，驱除这些西域蟊贼根本没有什么水平可言，完全是左宗棠运气好，其战功虚报，只怕未必有其实。在跟他大哥李瀚章的书信里还念叨怎么就让左骡子得此大功，还到处去贬低左的为人策略。

“左帅主战，倡率一班书生腐官，大言高论，不顾国家之安危，即其西路调度不过尔尔，把握何在?”“左公衰耄好为大言，究其军实饷糈，素为俄人所蔑视。”“岂知俄人藐视太冲已久。”“左相拥重兵巨饷，又当新疆人所不争之地。饰词欲战，不顾国家全局。稍通古今者，皆识其奸伪。”

这又是怎么说法?为什么一件事能先后有四个论调?我地理不太好，安徽和湖南到底那个算南勇?收复新疆的清军里的两万湘军不是湖南人吗?皖军蜀军不是南方人吗？怎么这“千古未有之事”别人的南勇能行，到自己的部队就不行?李这么辛苦到底是用在了什么地方?对外是裱糊了，这对内是在干什么? 虽然某些人干的事情，造成的后果，发表的言论都在那里，但是只要按图索骥来查证东西，那么这一切都是站不住脚的野史谣传，就都是世人的短视抹黑误解。看了李的文集奏稿，就觉得别的不需要探讨了?我有时都不能理解这种脑回路，这不叫囫囵吞枣按图索骥叫什么?

我相信就是去对着秦桧汪精卫的文集里去找精忠报国论持久战之类的内容都能找出来不少。拿着李书信文集里的东西来证明历史上没有这回事，都是误解谣传，那么不但李大人应该从耻辱柱上下来，秦桧都该在文武庙立像了。 历史的细枝末节不重要?更是搞笑，很多历史的细枝末节才是窥视历史的关键。就说中法战争里，张树声和吴长庆对大老板李的地位谋夺失败后，接连失势去世，这对于跟他们关系密切的潘鼎新有何影响?李在清流派的代言人张佩纶，早期几次对广西人事发言又有李的什么心思?李全程的主和到主战再到主和又受了什么影响?潘鼎新为何前后判若两人?李的老下属李秉衡怎么捏着鼻子两不得罪各打五十大板?怎么几个人的说法各不相同? 潘鼎新是不是畏葸避战，推卸责任，看这些细枝末节就很容易能分辨出来，其曲在谁?难道没有受到某人的影响?哈，从建议备战到畏葸避战，消极应对，连着丢地躲到后方，只一句泛泛而谈的派系斗争将帅不和都能概括了就没有责任，甚至都不是主要责任了?只怕不然吧。 在这位里奥Lex口中，这些战争细节都是细枝末节，只需要看李鸿章全集，就足以研究明白历史了。在李鸿章全集里看下来通篇都是洋务、兵工、海防、水利、赈灾，那这妥妥的一代名臣啊，怎么可能是相传的那样，那么自然就能推翻几十年来的指责了。 我还是那句话，我不认为李鸿章是汉奸，虽然他确实卖国。但这更不影响我鄙视他，他自己形容自己的裱糊匠就已经很贴切了，要求别人客观评价的时候最好自己先看看自己的屁股在什么地方。总是提功劳则大夸特夸说各种不容易说民众无知官员掣肘，谈污点则旧王朝官吏弊病遮遮掩掩洗地翻案。晚清四大买办三个靠着他起家怎么不说?淮系集团督抚藩臬多达三十八员，提镇大员多达百人间接把控了接近中国半壁的财权兵权怎么不提?晚清最大的腐败集团和民国军阀是从哪里衍生出来的怎么不谈?甲午失败导致了中国和台湾遭受了什么样的屈辱怎么不谈?这一切根源都推给制度，而只字不提某些人在其中的坏作用。好像什么“推动洋务运动近代化”是什么万古不移的丰功伟绩，“维持时局不容易”是能抹平一切历史污点的万金油。 举个直观点的例子，主人家请了木瓦匠来建房子，木瓦匠商量发现给的预算不够买好材料，所以就偷工减料。最后刮来大风把建好的房子吹塌了，就怪主家太小气不肯多花钱，又要怪围观者挑剔指指点点说你行你上，说主要责任不在他们，而是在于主家没有事先关注天气预报，在于主家不肯多花钱让他们买更好的材料，在于后来的围观者不够客观不够公正。就问，要脸吗？当然某些把李鸿章当成再世诸葛亮的人是没有脸的，屁股都在人家一边，每天想的就是自己是士大夫如何如何治国如何如何裱糊，这不把李鸿章当成偶像才有了鬼。我的建议是知青下乡是个好政策，让这些脑袋在天上的少爷们去地里刨上两年食，再看看某些人的所作所为就该知道自己屁股在什么地方了。 说实话，中法时期里的李鸿章很多事情有他的责任，但还真的很容易从各种角度给他甩掉这些锅。甲午时期则不然，这更是一个被颠倒黑白，神魔乱舞的区域。作为甲午战争的总指挥，消极避战，指挥不力，打了败仗丧权辱国，在某些人口中居然能被说成成没有一点责任。 一甩慈禧修园子花费一亿（也不知道这个离谱的数据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二甩光绪愤青主战听信清流怂恿误国误民（甲午最围魏救赵的就是这个论调，这帮清流能使晚清武备不振丧权辱国?）三甩八月中旬才在山东正式接印视事的李秉衡，要为同时失利的平壤战事乃至于甲午失败负责任，还有所谓的不发援军导致北洋水师覆灭（据说这个业余论调是来自海军史专家陈悦，我对此存疑。）四甩户部尚书翁同龢，克扣自己根本管辖不到的海军衙门拨给北洋水师的经费（与李秉衡真是一对难兄难弟，别人是至少五分责任说成一分乃至于没有责任，这俩是一两分责任抹黑到要负全部责任。）五甩已经去世九年还能在棺材里掣肘李鸿章挤压北洋水师经费的左宗棠（不过这个论调在近十年又换成了塞防经费挤压海防经费。）六甩丁汝昌不懂海军，邓世昌冒进，叶志超畏葸，卫汝贵避战，张士珩倒卖炮弹军械出卖情报给日军，张翼倒卖水师供应煤炭等等。都是无国无君，辜负中堂信任的卑劣下属。至于李大人，只有一些微不足道的用人失误、大意失荆州的轻微责任而已。甚至都不能影响他在马关折冲樽俎、力挽狂澜的伟岸形象。 看这位里奥lex的的动态，又要解读甲午战争了，我等着能解读出什么新花样来，料想也不过老调重弹，什么都是制度的错就是没有人的错，一切都不能都怪李鸿章，他也很不容易，我们应当正视李的辛苦不易，正面作为，认清晚清的腐朽制度云云。 四万字的长文颇费工夫，我可再没有空给你揭你的短，你大可以再编几个故事出来，我绝不出来影响你给他洗腚。反正李无辜，甲午没有主要责任不能影响他的功劳这种论调已经大行其道几十年了，不差你一个半桶水的人来摇旗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