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之北·河北人文地理解读】源流篇
（上）｜人猿揖别_大河之北
东方人类的故乡
泥河湾沟壑纵横的地貌。（资料片）
>>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
2020年9月5日傍晚，阳原县大田洼乡油房村石沟遗址工作站。
白日有左手拿电动手铲，右手拿小毛刷，在一块犀牛腿骨化石表面铲铲、刷刷，清理化石上的杂质。
61岁的白日有，是大田洼乡岑家湾村村民。除了农民，他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阳原旧石器考古技工。
作为一名技工，他从事考古已29年，参与了省内外十几个旧石器遗址的勘探、发掘。如今，包括后期动物化石清理、石器整理和拼接，他都能做。
阳原，有全国唯一一支旧石器农民考古技工队伍。老中青三代，十几人，全国很多重要的旧石器遗址，都是他们发现的。
一个县能培养一支全国考古界闻名的农民技工队伍，追根溯源，是因为旧石器考古圣地——泥河湾的存在。
距今176万年，马圈沟遗址。
距今136万年，小长梁遗址。
距今110万年，东谷坨遗址。
距今78万年，马梁遗址。
距今39万年，后沟遗址。
距今10万年-7万年，侯家窑—许家窑遗址。
距今7.8万年，板井子遗址。
距今4万年，西白马营遗址。
距今1.4万年，于家沟遗址。
距今1.2万年，马鞍山遗址。
它们，都位于东西长60余公里，南北宽10余公里的阳原泥河湾遗址群——一百多万年前，泥河湾已经有远古人类活动。
2020年9月5日，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站在遗址公园一处山梁上，向东、西、北三面远眺，千沟万壑，山梁纵横交错。这是泥河湾典型的景观。
遥望东北方向的山坳，能看见一座小村庄。
它，就是泥河湾旧石器传奇故事的起点，泥河湾村。
1921年，泥河湾村天主教堂神父文森特响应北疆博物院（今天津自然博物馆）创始人桑志华呼吁，在泥河湾村附近进行地质考察，发现了双壳蚌化石和哺乳动物化石。
1924年，英国学者巴尔博到泥河湾村附近进行地质考察，将含有这些化石的地层命名为泥河湾层。
自此，泥河湾考古序幕徐徐拉开。
大约250万年前，泥河湾地区发生沉陷，成为盆地，河水汇聚形成“泥河湾古湖”，它面积最大时达9000平方公里，占据了今天阳原县全部、蔚县的一部分和山西省大同、朔州的一部分。
大湖四面环山，烟波浩渺。岸上气候温暖潮湿，有辽阔的草原、高耸的山峰，可谓古动植物和远古人类繁衍生息的天堂。
直到距今七八万年前，“泥河湾古湖”逐渐干涸，变成“泥河湾盆地”。
“从泥河湾盆地发现动物化石起，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悬而未决，那就是这里有没有古人类。”河北师范大学泥河湾考古研究院院长谢飞说。
突破，发生在1965年。
这一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太原工作站考古工作者王择义，在盆地中部的虎头梁村附近，发现了泥河湾第一件石器。石器加工精致，距今大约1万年。
“泥河湾”与“古人类”真正联系在一起。
“虎头梁遗址文化时代属于旧石器晚期偏晚阶段至新石器早期，尽管年代较晚，但追索泥河湾原始人类的大门就此叩开了。”谢飞说。
那么，更早的古人类呢？
1980年，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贾兰坡看到了一批从泥河湾送到北京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这位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者，用这两个字形容其感受——“惊奇”。
贾兰坡看中的，是这些石制品的简单粗糙、类型单一，这意味着“年代古老”。
它们来自阳原县大田洼乡官厅村西北的台地，是两年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尤玉柱、汤英俊、李毅等人发现的。
最终，通过地质测年技术证实，官厅村西北台地发现的这处小长梁遗址距今超过100万年，达到136万年。
在此之前，中国发现的百万年以上文化遗址只有两处，云南元谋人遗址（距今170万年）和陕西西安蓝田猿人遗址（距今110万年）。
小长梁遗址，成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发展史上的又一重要里程碑。
更重要的是，上世纪80年代，随着科学发展，人类对自身起源、迁徙等重大命题的探讨日益迫切，小长梁遗址年代古老、文化丰富，恰巧处在人类进化的这些重大命题的关键节点上。
一时间，中国乃至全球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目光都聚焦在以小长梁遗址为代表的泥河湾，人们相信，泥河湾还会有新的发现。
谢飞在泥河湾马圈沟遗址发掘现场工作。（资料片）
>>找到石器里隐藏的秘密
2001年9月，在阳原马圈沟遗址领队考古发掘的谢飞，在清理到遗址第三文化层时，看到了“神奇”的一幕：
一根长约20厘米的大象肋骨上，不仅清晰地保留着被石器砍砸、刮削的痕迹，而且有一枚小型片状石器，刚好卡在肋骨缝隙里。
这一场景记录了176万年前，泥河湾的古人类吸髓敲骨的一个瞬间。
远古人类茹毛饮血的“日常”，在这样的“组合”里，变得具体生动。
马圈沟遗址，位于阳原县大田洼乡岑家湾村西南，遗址共发现7个文化层，其中第三文化层是古人类进食的生活遗迹。
探方内遗物密集，以象的骨骼为主，骨骼分布集中而无序，中间散落着一些石核、石片、刮削器等“餐具”。另有3件石锤在外围分布，这是用来制造“餐具”的工具。
“很多动物骨骼上保存有十分清晰的砍砸和刮削痕迹，显然，古人类集体围捕了一只大象，然后在这里用石器刮削象骨，分食象肉。”谢飞形象地称之为古人类的“大象餐桌”。
人们对泥河湾的寄望没有落空，马圈沟遗址第三文化层面世，是泥河湾旧石器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
此后，马圈沟第四、五、六文化层数百件石制品和动物化石相继出土，泥河湾古人类活动的历史，一下推进到距今176万年。
马圈沟遗址成为迄今发现的我国年代最早的旧石器遗址，是东方人类最古老的生存证据。
考古工作者能够穿越时空“围观”176万年前古人类的“一顿饭”，主要功劳当归石器。
石器时代，分为新、旧两段。“旧石器时代”十分漫长，为距今300万年到1万年，这一时期古人类只会以石击石、打制石器。
旧石器考古，首先是找到这些经过古人类打制的石头，它们记录着古人类的故事。
2020年9月5日下午，阳原县大田洼乡东谷坨村北。
阳原县文物保管所原所长成胜泉在前方带路，我们要前往一处正在发掘的考古工地——距今大约39万年的后沟遗址。
所谓的路，其实已被野草遮掩，深一脚浅一脚踩下去，草里的飞虫随之飞起。
走下一处陡坡，再转过一个大弯，路延伸到一面陡坡上，坡上踩出一连串土台阶，每级仅可容两只脚。
经过一番跋涉，后沟遗址到了。
后沟遗址位于山梁的“腰”上。现场，七八位技工正在拿着铁锹、手铲、毛刷“刮地皮”。
脚下，是坚硬、平整的发掘面，大约五六十平方米，用白线拉成1米乘1米的探方。
“5厘米厚算一层，一层一层刮，一直刮到没有人类活动的生土为止。”成胜泉抬头向上指指，“切开”的山体，已经有三层楼高。
蹲下来凑近地面看，“长”在地上的石制品“新鲜出炉”，还未被移动。
石制品不少，大的差不多拳头大小，小的、碎的只有瓜子大，有石锤、刮削器、砍砸器、尖状器等，每一件顶面上都用记号笔标出指北的箭头。提取前，考古工作者还要拍照、测海拔和经纬度，记录位置信息。
泥河湾的旧石器遗址，绝大多数是像后沟遗址这样，一点点发掘出来的。
如今，泥河湾已经发现旧石器遗址200多处，时间跨度170多万年，出土古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和石器数万件。
“这样兼具数量规模和时间纵深的旧石器遗址群，全世界独一无二。”谢飞说。
新的考古研究，不仅要找到石制品，证明有古人类活动，还要分析其加工技术，弄清石器是怎么打制的。
2020年6月22日，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6楼，河北省泥河湾研究中心实验室。
实验室的中央，一张大木桌，靠墙排着货架。桌上、架子上，大大小小的白色收纳盒，分门别类盛放着泥河湾出土的石制品。
“一块天然石块经过打制碎成几部分，有的成为石器，有的就是边角料，统称为石制品。我们重新拼起来，逆推当时打制的过程。”谢飞拿起岑家湾遗址一组由10件石制品合成的石块，让记者逐个细看。
每一块石头上，都有一个或多个打击点，断裂面上有不规则的放射纹理。
这些石块最初被分在一组，是因为出土位置相近，质地、颜色、结构、构造、包含物等相似。
“我们不知道石块的原始形状，也不知道遗失了多少，而且每个石块又有多个断面，要拼合，需要很强的观察力、想象力和耐心。”谢飞说。
通过石制品拼合研究，能看出古人类在原料选择、打制方式和加工修理工序上的偏好，找到不同时期石器打制技术的特征和演变规律。
中国最早的石制品拼合研究，就是从泥河湾岑家湾遗址开始的。
岑家湾遗址，距今110万年，在1986年的发掘中出土了897件石制品标本，因为数量较多，被称为古人类石器“加工厂”。
1990—1991年，谢飞等人对岑家湾的石制品进行筛选，确定了131件可拼合石制品标本，分成了49个拼合组。
最终有19件可以拼合，拼合率为14.5%。
“拼合率之高出人意料，这在当时世界范围内同时期遗址中都是罕见的。”谢飞至今提起，依然很兴奋。
此后，岑家湾遗址石制品拼合随着发掘持续进行。最终，1383件标本，有462件成功拼合，拼合率高达33.4%。
其中一块天然石块，由30余件石制品拼合而成，几乎复原了石块原貌。
如今，河北省泥河湾研究中心拼合技术研究已经世界领先。
围绕石制品加工技术分析研究，近些年又有了新的科学方法。
2020年10月20日，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实验中心石器分析室。
副教授赵海龙戴好橡胶手套，将一件自己新近打制并使用过的石器轻轻放到超景深显微镜的载物台上，调整好显微镜焦距，让记者通过显示器观看。
这是石器的微观世界，肉眼看到的凹凸不平的石器表面在这里被放大到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借助不同角度的光线，石器刃口处的崩疤、磨圆、擦痕直观可见。
这是旧石器考古领域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石器微痕考古。
不同器物上的这些划痕和磨损是赵海龙带着学生们刮剔过千余次带肉的牛、羊骨留下的，除了兽骨，他们还会用石器刮竹片、木棍、兽皮，将留下的痕迹与出土石器上的痕迹进行对照，由此推断石器的用途和使用场景。
2014年起，作为河北省考古学的重要教研基地，河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系开设了石器实验考古课程，并购进了数台高精的显微镜用于教学与科研。
“不会制作石器就不能深入理解石器，不理解石器就无法理解古人类。石器中藏着古人类生产、生活、思考方式的众多信息，是古人类活动的‘证人’。”赵海龙说，破译它，才能解读古人类的故事。
出土于泥河湾泥河湾板井子遗址的石器——尖状器。 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翻拍
>>复合工具吹响文明前哨
1974年6月，河北与山西交界的阳原侯家窑村、许家窑村，当地的药材收购站开出高价收购一种名为“土龙骨”的药材。
龙骨，其实是古动物化石。
这件事引起了正在阳原进行野外考古调查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卫奇的注意，他开始到侯家窑村、许家窑村一带细致勘察。
1976年4月，卫奇在两村交界的人工扰土层中清理出两件早期智人顶骨化石碎片。
泥河湾第一次发现了古人类化石，这处遗址被命名为侯家窑—许家窑遗址（距今10万年—7万年）。
接着，1977年和1979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三次正式发掘，获得古人类化石20余件，其中有顶骨、枕骨残片以及齿、颌骨等。
考古学家不会盯着某一个遗址孤立地思考，侯家窑—许家窑遗址被放到更广阔的地理和时间坐标下。
由此向东100公里，就是著名的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的发现地。
考古工作者将生活在距今70万年—20万年的北京猿人，和侯家窑—许家窑人的诸多参数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侯家窑—许家窑人的脑容量比北京猿人更大，而且很可能是北京猿人的后裔。
泥河湾盆地被纳入追索北京猿人来龙去脉的视野中。
从石器加工技术看，侯家窑—许家窑人比北京猿人又进化了。
2020年7月21日，河北博物院“石器时代的河北”展厅。
在众多小型石器中，侯家窑—许家窑遗址出土的几个“大块头”格外显眼——铅球大小、浑圆的石球。
靠近细看，石球加工得很匀称，球面上有很多击打修整时留下的石疤。
石球，如果只出土几个，倒不足为奇，可是当地总共发现了1079个。
这是什么“秘密武器”，做什么用？
石球是侯家窑—许家窑人最具特色的石器，直径在5—10厘米不等，最小的大约100克，最大的约1.5千克。
与石球一同出土的，还有300多匹野马的遗骨，总的动物骸骨则数以吨计，但没有一具完整的，全部被外力砸碎。
石球可能就是用于捕捉野马等野兽的武器。它们与木棒、绳索组合，变成棍棒投石、飞石索、流星索、绊马索等，可以集体远距离围猎。
很巧，石球在北京猿人遗址也出现过，但那里的石球加工十分粗糙，一件石球往往有一小半保留了砾石面，明显不及这里的规整精致，应该算是后来石球的雏形。
从单一工具到复合工具，这是古人类工具制造史上一次重大进步。
组合成器的技术思想，为旧石器晚期泥河湾另一项技术飞跃——“细石器”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2020年7月9日，石家庄井陉王寨村旁，滹沱河岸边。
赵海龙为协助一家拍摄人类起源纪录片的摄制组取景，来到这里。
镜头前，他一边示范一边讲解，泥河湾古人类如何打制一件“高级”“精致”的石器——细石叶。
赵海龙从河边找来一块大石头做基石，左手把拳头大的石核摁在基石上，右手拿起另一块石头，看准石核边缘，快速劈下。
“当——”“当——”“当——”石与石打击发出的声响回荡在山间。
“每一次击打，速度、力量、打击点、角度都有技巧。”几下之后，赵海龙在剥落的小石片中，小心挑拣出一块，递给记者，“刃很锋利，小心划手。”
石器很小，长四五厘米，宽不到一厘米，薄薄一片，两侧两道锋利的刃鲜亮得反光，让人想起家用削皮器的刀刃。
这，就是细石叶，属于细石器典型的一类，代表旧石器时代最先进的石器制造工艺。
把细石叶嵌入木头或骨头里，做成刮削器、雕刻器，这就是古人类的“刀”。
“别小看这把‘刀’，它可以轻松划开兽皮，甚至动物皮下组织中那层韧性很强的筋膜。”赵海龙说。
在泥河湾，旧石器晚期遗址油房、二道梁、籍箕滩、虎头梁，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细石叶和切剥细石叶的“坯子”——楔型石核。
“距今3.5万年到1万年，泥河湾出现细石器，这是旧石器晚期的‘高精尖’技术，吹响了文明的前哨。”赵海龙说。
“万花筒”般的文化
河北新石器时代重要遗址分布图。 （资料片）
>>祖先离我们并不遥远
距今1万年前后，古人类发现，石与石之间的相互作用，除了击打，还可以摩擦。一念之间，人类开启了新石器时代。
2020年7月，河北博物院“石器时代的河北”展厅。
展厅中悬挂着一幅《河北新石器时代重要遗址分布图》，图上用红色圆点清晰地标注了河北省内重要的新石器遗址。
与旧石器遗址主要集中在张家口阳原不同，河北境内的新石器遗址每个市都有分布。
如果你生活在石家庄，距离今天石家庄东站不到5公里，有距今6000—6500多年的南杨庄遗址；
如果你家住在唐山，路北区陡河西岸的大城山东坡上，有距今4500年的大城山遗址；
如果你在白洋淀一带长大，安新县城西1.5公里有留村遗址，距今近7000年；任丘哑叭庄村西北1.5公里，是哑叭庄遗址，距今4500年；容城县上坡村南50米台地上，有上坡遗址，距今约8000年。
……
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许多河北人都能在自己家乡附近找到新石器遗址。
从地图上看，冀中南片区新石器遗址最密集的地方在邯郸。
“磁山遗址、涧沟遗址、龟台遗址、赵窑遗址、石北口遗址……”一位来自邯郸的参观者有些吃惊，他没想到在他的家乡，新石器遗址如此之多。
其实，地图上只标注了邯郸最主要的14处遗址。根据《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北分册》中的数据，在邯郸，共发现了92处新石器遗址，其中武安最为密集，有51处。
地图上，它们大部分集中在邯郸、邢台、石家庄、保定的西部地区，如武安市、涉县、永年区、磁县、邯郸县、平山县、涞水县、曲阳县、容城县等地。
“这些看似不相关的县市区，在地理区位上却有着共同的特征。”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张文瑞，翻开《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北分册》，找到《河北省地势图》。
地图上，上述提到的县市区，绝大部分坐落在太行山东麓低山丘陵河谷以及山前洪积冲积平原地带，遗址所处海拔高度绝大部分在50米以上。
河北另一个新石器遗址大市，是张家口，有新石器遗址160多处。
张家口不仅是旧石器的宝库，在新石器时期，同样适宜先民居住。而且每个县都有新石器遗址分布。
“整个河北，太行山山前地带和张家口地区，是新石器时期先民居住、活动最密集的地区。”张文瑞说。
与上述区域密密麻麻的遗址红点相比，沧州、衡水、廊坊、秦皇岛，新石器遗址较少。
这些地方在当时不适合人类居住吗？
“学界主流的观点认为，那一带的新石器遗址因古黄河泛滥、泥沙堆积，被深埋在地下。不是没有，只是埋藏太深，还没能发现。”张文瑞解释。
邯郸磁山遗址，考古工作者在地表以下0.4米，就发现了新石器文化层，而沧州沧县陈圩遗址，是砖厂取土深挖6米以下的土层中才发现的。这个深度，传统田野考古地表踏查很难达到。
所以，山前地带密集，近海平原稀疏，成为河北新石器遗址分布的鲜明格局。
新石器先民的“家”，除了依山，还傍水。
“水源是先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几乎所有的新石器遗址，都分布在河流沿岸，我们总能在遗址附近找到古河道或仍在流淌的河。”张文瑞说。
邯郸磁山遗址旁是南洺河，唐山大城山遗址在陡河西岸，保定徐水南庄头遗址在萍河与鸡爪河之间，石家庄正定南杨庄遗址北面就是滹沱河……
滦河、伊逊河、老哈河、壶流河、桑干河、洋河、永定河……每一条河边，也都有新石器遗址分布。
当我们站在一张新石器遗址地图前，就会发现，千年、万年前的故事，并非缥缈不可追，祖先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
我们今天生活的地方，许多也曾是祖先们的家园；昔日哺育祖先的河流，许多今天依然在我们身边流淌。
2020年9月5日，泥河湾后沟遗址考古发掘现场。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摄
>>万年融汇的多元文化
2020年6月24日，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磁山遗址文物保管室。
一进门，可见一排排浅砖红色的陶罐，排满了三面墙。大的口径有30厘米，小的只有酒盅大小，所有罐子都是上下一般粗细的直筒。
略显憨态的陶罐，考古上被称作直筒盂或直腹盆。
它们乍看上去“其貌不扬”，但40多年前在邯郸武安磁山村一出土，就震惊了整个考古界。
这就是1972年磁山遗址的发现。
这批陶器制作的技法原始、粗糙，器型样式少见、新鲜。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河北送去鉴定的几件陶器给出预判——这很可能是我国半个世纪以来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突破口。
几件“灰头土脸”的陶器，怎么就成了新石器考古的“突破口”？
“在磁山遗址发现之前，国内最早的新石器遗址是西安半坡遗址，距今约6500年，而最晚的旧石器遗存距今约1万年，两者之间，有几千年的文化缺环无法衔接。”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原所长乔登云解释。
很快，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C14实验室测定，磁山遗址距今7335±105年，加上树轮校正值，实际年代达8000年以上，时间跨度五六百年。
磁山遗址，正好落在这个“文化缺环”里，打开了中国新石器考古向前求索的局面。
那么，河北新石器先民最早落脚在哪里？
在新石器早期（距今1万年—7500年），先民的足迹还只是零星几处：
北部，张家口，阳原县虎头梁村的于家沟里，人们在烧制陶器；
中部，保定，徐水区南庄头村东北，鸡爪河和萍河之间，人们用石磨盘、石磨棒加工谷物；
南部，邯郸，武安市磁山村东1公里南洺河北岸的台地上，人们驯化的小米长势正好。
于家沟遗址（距今14000年—5000年）、南庄头遗址（距今10500年—9700年）、磁山遗址，这是河北早期新石器遗址的代表。
文明的星火，就这样在河北大地北、中、南陆续点燃。
到了新石器中期（距今7500年—5000年），遗址遍地开花，河北大地上热闹起来。
在冀中南，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遗址，是仰韶文化时期遗址。保定曲阳钓鱼台遗址、邯郸百家村遗址、石家庄正定南杨庄遗址，都是仰韶文化时期遗址的河北代表。
而冀东、冀东北、冀西北的新石器中期遗址，与燕山以北遗址能找到共性。“考古发现，唐山、承德、张家口的新石器中期遗址，很多与内蒙古地区的遗址发展同步，年代相近、文化面貌相似。”张文瑞说。
唐山迁西西寨遗址、东寨遗址，有内蒙古兴隆洼文化的特征。
承德围场北梁遗址、承德滦平县后台子遗址、唐山迁安安新庄遗址等，出土器物带有内蒙古、辽宁红山文化的元素。特别是北梁遗址，曾发现红山文化典型玉器玉环和玉猪龙。
张家口蔚县三关遗址，更是出现了仰韶文化彩陶和红山文化彩陶共出的现象。
到了新石器晚期（距今5000年—4000年），河北境内新石器遗址的“朋友圈”越扩越大，与周边省份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有了更深入的文化交流。
新石器晚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龙山文化，在邯郸、唐山、张家口均有分布，且多与山东、河南两地文化面貌相近。
“仅邯郸一市，就发现了龟台遗址、台口遗址等60余处龙山文化遗址，密度之大在黄河中下游罕见。”乔登云说。
“大部分省份新石器遗址文化面貌相对单一，没有哪个省份像河北这样复杂、多元。”曾参与蔚县三关遗址考古的河北省文物保护中心原主任任亚珊说。
是什么，造就了河北复杂、多元的新石器文化？
1982年夏，考古学家苏秉琦在蔚县三关遗址与考古工作者交流。 蔚州博物馆供图
>>“满天星斗”的河北样本
2020年10月19日下午，张家口蔚县蔚州博物馆。
建筑面积13000平方米，上至旧石器时代、下至明清，各类藏品11000余件……普通游客可能想不到，一座县级博物馆这么大，而且藏品时间跨度大，类型丰富多样。
这些文物能摆在这里，而没有沉睡地下，要感谢一位出生于河北高阳的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苏秉琦。
1979年4月，23岁的任亚珊刚调入张家口市文物保管所不久，他接到通知有几位吉林大学考古系师生要来蔚县，与河北省合作，在蔚县壶流河流域开展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
考古合作持续了4年，成果丰硕。
在此之前，张家口地区新石器遗址只发现了十几处。从1979年到1982年，考古队在蔚县调查面积数百平方千米，发掘面积数千平方米，出土了丰富的遗址、遗迹、遗物。
“遗址年代从春秋早期（距今2700年）到距今7500年，一下为冀西北先秦考古年代序列树起了一把标尺。”任亚珊说。
极力促成这次考古调查的，正是苏秉琦。这也成了蔚县在中国考古界大放异彩的开端。
在蔚州博物馆的展墙上，有一张拍摄于1982年的珍贵老照片。
“照片中间坐着的是苏秉琦先生，站在后边的就是我。”任亚珊指着照片说。照片拍摄于蔚县三关遗址的考古现场，当时，中国考古界一场重要的学术研讨会在此召开，核心议题，是从史前到商周时期，中原文化区和北方文化区的古文化发展和相互关系。
苏秉琦观摩了三关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彩陶，以及筛子绫罗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袋足器标本，最终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张家口是中原与北方古文化接触的‘三岔口’，又是北方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双向通道。”
这就是后来张家口被称为文化交融“三岔口”的由来。
怎么是“三岔口”呢？
张家口东北方，辽西地区，是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
西南方，山西、陕西一带，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夏商文化；
西方，内蒙古地区，是河套地区新石器文化—青铜文化。
三个方向，三类文化，在蔚县“碰撞”。
“三岔口”只是个“小课题”。1981年，苏秉琦在探索中国文化起源和文明起源上，提出了更为宏大的课题：《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
文中，苏秉琦将中国人口分布稠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
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
“它不单单是一个考古学理论学说，而且关系中华民族的起源，是在探索怎样从精神上将十几亿中国人、56个民族凝聚在一起。”蔚州博物馆馆长李新威说。
河北的考古学研究，因此被放到了更大的考古学文化体系框架内。
李新威展开一张蔚县地图，直指穿县境而过的北纬40度线。
苏秉琦所指的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正是以北纬40度线为轴线南北铺开。
蔚县，北纬39度33分到40度12分，成了这一区域新考古工作的突破口。
很快，考古队就在包括蔚县三关遗址在内的多个遗址，发现了北方文化因素和中原文化因素共存的器物例证。接着，在辽西和内蒙古东南地区，发现了红山文化等多支从史前到商周前的古文化。
苏秉琦传神地将中华大地上的文明状态形容为“满天星斗”，认为多元的文化通过“裂变”“碰撞”“融合”等多种形式，汇聚成后来的中华文明。
“满天星斗”说，也给河北文化带来新的解读方式。
依据“满天星斗”说，回看整个河北新石器时代的时空、文化分布，南北文化并蒂开花，复杂、多元的文化次第闪耀，交流融合，这才成就了今天文化有如“万花筒”般绚烂的河北。
河北，正是苏秉琦“满天星斗”说最典型的地域样本和考古缩影。
考古见证的文明
磁山遗址出土的先民粮食脱粒工具石磨盘、石磨棒。（资料片）
>>农业：文明的先声
2020年6月24日，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磁山遗址文物保管室。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磁山遗址发掘报告撰写人之一高建强打开保管箱，小心翼翼拿出两件器物——磁山遗址出土的石磨盘和石磨棒。
记者接过石磨盘掂一掂，沉甸甸的。摸摸，表面有明显的磨砂感。
石磨盘和石磨棒，是磁山遗址最早的考古线索。
1972年初冬，武安城南16公里，南洺河北岸的滨河台地上，磁山第二生产大队（今磁山二街）在开挖水利沟渠。
“谁认识这是啥？”一块鞋底形状的石板被铁锹挖了出来，大约50厘米长，25厘米宽，一面还有四个2厘米高的短腿儿。
“还有呢！”接着，队员们又挖出一根石棒，大约30厘米长，中间粗两头细，最粗的地方直径大约4厘米。
这个消息辗转传到了当时的省文物管理处（今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出土器物被收存上来，磁山考古就此拉开序幕。
这外观奇特的石器，怎么确定是磨盘和磨棒呢？
高建强让记者靠近了仔细看。
“看石板没腿儿的一面，还有石棒这个侧面，有反复摩擦的痕迹，很可能是粮食脱粒工具。”他把石棒放在石板上，向前平推磋磨，示范当时给粮食脱粒的过程。
磁山遗址最终出土了一百多组石磨盘、石磨棒，数量惊人。
粮食脱粒工具多，储粮的窖穴和粮食也多。
磁山遗址第一次发掘共发掘灰坑468个，其中88个长方形的窖穴底部堆积有灰化粮食，层厚0.3米至2米，其中10个窖穴的粮食堆积厚在2米以上。
“窖穴分布范围之广，密度之大，数量之多，在当时新石器遗址中是不多见的。部分粮食刚出土时，一粒一粒黏在一起，还能看得很清楚。”乔登云说。
这是什么粮食？
武安小米，是武安优势主导农产品，国家质检总局认定的“地理保护标志产品”。武安市年种植谷子面积近30万亩，产值超过7亿元。
这片土地，其实早在8000年前后，就适宜谷子生长。在磁山遗址窖穴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黏在一起的粒状物，经鉴定是粟（俗称谷子）。
“磁山人在采集野生‘狗尾草’过程中，逐渐掌握了它的生长规律，经过无数次选育、栽培的实践，驯化成粟，栽培种植。”乔登云说。
在此之前，农业史学界普遍认为粟起源于埃及、印度。磁山遗址粟的出土，把我国黄河流域植粟记录提前到距今8000多年，也修正了世界对人类植粟年代、发源地的认识。
磁山遗址出土的器物，70%以上是农耕和脱粒工具，加上众多的窖穴和灰化的粟，说明磁山原始农业已经有很大发展。
磁山人不仅驯化了野生植物狗尾草，也驯化了野生动物，比如野猪。
“通过对磁山遗址上百块猪骨的DNA检测研究，我们最终确认磁山遗址为中国北方家猪的起源地。”
2012年11月22日，在中国考古学会第十五次年会上，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赵兴波，发表了对磁山出土猪骨的研究成果。
此前，磁山遗址出土的猪骨，是野猪还是家猪的，一直悬而未决。
古生物实验中，判定野猪、家猪主要有两个标准，牙齿长度、死亡年龄。
“磁山遗址中，猪的下第3臼齿的平均长度为41.4毫米。普通家猪为40毫米以下，已经很接近。”赵兴波在报告中阐明，磁山遗址超过60%的猪在0.5到1岁时就被宰杀，这种死亡年龄结构不像是狩猎的结果，而是人为控制。
“家庭饲养业的出现，是以有剩余粮食为前提的，并有粮食贮藏，饲养数量不多的家猪和其他家畜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乔登云说。
这再次说明，磁山文化时期原始农业生产已有相当的水平。
磁山遗址的发现，把中国北方的农业文明带到了新的高度。
邯郸磁山遗址出土的陶制直筒盂和支架。 （资料片）
>>制陶：土与火的交融
在河北博物院“石器时代”展厅，“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主题的过渡展区，有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块出土于阳原于家沟遗址的陶器残片，黄褐色，巴掌大小。专家推测，这是一件陶器的底部，当时的烧制温度大约为800℃。
这是中国北方迄今发现最古老的陶器残片，距今11000年。
制陶技术，起源于中国，是可与农业、磨制石器比肩的人类划时代的创造。
2020年7月20日，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磁山遗址文物保管室。
“外壁这一圈圈的浅棱，其实是一圈圈搓好的泥条摞在一起留下的。”乔登云指着架子上的一件小口壶，示意记者摸摸看。
这是最原始的陶器制作法之一——泥条盘筑。之后，制陶经历了慢轮修坯成型、快轮拉坯成型的技术升级。
陶器不仅有棱，而且磨手，这是因为其中夹杂了砂砾。
夹砂陶，是河北新石器早期陶器主要的一类。
“夹砂陶的原料是没经过淘洗的黏土，且掺入砂粒，虽杂质较多，质地粗糙，却耐高温，有韧性。距今大概6000年左右，根据需要人们还学会了淘洗，出现了杂质更少或光洁、吸水性小的泥制陶、细泥陶。”乔登云说。
陶器的变化较快，地方特征也比较显著。所以考古工作中一般把陶器作为识别“文化”，区别“类型”，划分“时期”的重要依据。
给陶器分型、分式，是乔登云和高建强撰写磁山遗址考古报告过程中一项重要工作。
“谁和谁长得像，可能是一家子，谁是爷爷，谁是爸爸，谁是儿子，我们要通过观察、比对，给陶器分堆儿、排队。”高建强说。
一类最具代表性的陶器——磁山人用的“锅”，他们就通过分型、分式，找出了五六百年里演变的规律。
磁山人的“锅”，是复合炊具。上面的“盂”，是圆筒形陶罐，相当于锅，下面的三个分体支脚，相当于锅架。
单看一个支脚，不稀奇，但这类复合炊具在出土陶器中占了七成，放一起对比，差别就出现了——越晚的地层出土的支脚，顶面越窄，与锅的接触面越小。
“支脚顶端缩小，锅底儿受热面积增大，这就提高了煮饭效率。”乔登云说。
这看似并不显著的变化，正是一代代先民经验的积累，集体智慧的凝聚。从这细微的演化中，我们看到的就是文明发展的具体印记。
这种复合炊具，此后并未消失，在年代晚于磁山的遗址中，考古工作者找到了它的“进化”版。
正定南杨庄遗址考古中就发现了和磁山遗址带支脚直腹盆很像的“锅”。
只是锅从平底儿演变成圆底儿，支脚为了贴合锅壁，演变成马蹄形弯把儿。
圆底儿锅和弯把儿支脚合体，就是后来的“鼎”。
南杨庄遗址，是河北典型的仰韶文化遗址之一，还出土了泥质敞口红顶钵、彩陶钵、敞口红顶碗……
看过磁山遗址陶器的“素面朝天”，再看这些有黑色、红色彩色纹饰的陶器，让人眼前一亮。
彩陶出现，是仰韶文化的显著特点。
河北彩陶，出土数量较多的，有正定南杨庄、永年石北口、曲阳钓鱼台遗址等。
由于河北没处在仰韶文化核心区，因此彩陶数量较少，纹饰简单，颜色以红彩、黑彩为主，往往绘在陶器腹部或口沿上。
陶器上最多见的纹饰，是竖线组成的平行线纹、平行斜线组成的正倒相间空心三角纹，其次是斜线组成的交叉网状纹，或者仅在器口涂一道或几道宽带纹。
河北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绝大部分是生活用具，器型有盂、钵、壶、罐、鼎等，功能分为炊具、盛储器和汲水器，不过通常一器多用。
这些陶器是在哪里烧制的？
河北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都未发现陶窑。
考古专家推测，当时陶器烧制一是采取露天形式，即把手工制作成型的陶坯放入火堆中，几个小时后，陶坯变硬，就成了陶器，但火候相对较低。
二是采用平地封护形式，即将适量的木材等燃料与器物陶坯堆放在平地上，四周用木棍等支撑为伞状，其上覆盖树木枝条、苇箔或草席，并用草拌泥将其封严，仅留点火孔和烟孔，当大量燃料全部燃尽，陶器即已烧制成功。
河北迄今发现最早的陶窑，出自邯郸磁县下潘汪遗址，属仰韶文化时期，距今约6500多年。尤其磁县南城遗址还发现龙山文化时期的陶窑群，距今约4500年。
“当时的陶窑都是窑室在后上方，火膛设在窑室的前下方，窑床上开有树枝状火道，烟火通过火道进入窑室，陶器烧成温度能达到1000℃以上。”乔登云说。
在磁县下七垣遗址（距今4000年—3600年），考古工作者发现，陶窑结构升级了。
火膛改建到窑室正下方，这一改良，将窑室加热温度提高到1100℃。
这个温度，已经接近陶与瓷的临界温度，为河北瓷器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河北博物院展示的北福地遗址先民建造的半地穴式房屋复原样式。 河北日报记者 赵杰摄
>>居所：从生到死的庇护
在河北博物院“石器时代的河北”展厅，有一座房屋模型。
房子地基近正方形，圆角，南北长3.9米，东西宽3.85米，屋内地面在地平面下0.5米深，地面烧烤成红褐色硬土。屋子中央垒石支灶，灶旁小坑堆柴灰。
门在北面，有一坡道通向地面。房子主体框架由墙四壁内置的13根木柱支起。
建造这座房子的，是一户生活在易县北福地的先民，他们还有11户邻居，距今7000年—8000年前他们一起居住在易水河畔的台地上。
这是迄今河北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村落遗址。它们分布密集却不零乱，甚至有些“村庄规划”的味道，被称为“燕赵史前村”。
和居住遗址一样，墓葬也是考古要寻找的一类遗址要件。
2020年9月5日，张家口阳原县西水地村东，姜家梁遗址。
“就是在这里，我省发现并发掘了第一座新石器时代大型墓地。”成胜泉绕到遗址碑后面，指着土梁上一块长条形土地说。
遗址发掘面积1600平方米，1998年发掘后已经回填，荒草下隐约还能看到考古探坑的轮廓。
1995年、1998年，姜家梁墓地分两次发掘，共发现距今5000年的墓葬117座。
遗址墓葬形制分为竖穴土坑墓和洞式墓两类。整个墓区除两座为仰身直肢外，其余皆为仰身屈肢葬。以单人葬为主，也有双人葬和多人葬，最多的墓穴葬有五人。
“墓葬文化面貌具有浓郁的北方文化特色，年代相当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过渡阶段。”成胜泉说。
1998年，姜家梁墓地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但如此大型的墓地，埋葬的究竟是何人，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考古发现，常伴随新的未解之谜，对远古人类精神世界的探寻更是如此。
在河北博物院的展柜中，有一个人脸形状的方形陶面具。
面具由碎成的六大片拼成，面部上宽下窄，鼻子、嘴是浅浮雕，两只眼睛是透雕，面具的四角，有四个小穿孔。
面具雕刻技法上，阳刻、阴刻、镂空相结合，把写实性、象征性、装饰性融为一体。
这件陶刻具，就出土于易县北福地遗址，距今已有7000年—8000年。
遗址共出土了10多件陶面具，形制有大有小，大的有真人面部大，小的只有10厘米见方。
这是目前我国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史前面具作品，不仅把中国的雕刻艺术向史前推进了几千年，还为研究史前宗教、巫术提供了资料。
陶面具，显然不是一件生活用品，应该是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考古工作者推测，它们可能是一种原始宗教或巫术的辅助用具，由祭祀者或巫师使用。
先人们已远去，留下房址的柱洞、古老的墓地、祭祀的面具，向我们诉说，他们和我们一样，曾用心生活，并对自然和祖先充满敬畏。 （采访/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 朱艳冰 执笔/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
【大河之北·河北人文地理解读】源流篇（下）｜人文初祖_大河之北
文明的初曙
泥河湾博物馆镇馆之宝、迄今在河北境内保存的唯一一条新石器时代的“龙”——玉猪龙。泥河湾博物馆供图
三祖融合成华夏
2019年12月15日，阳原。
一件重要文物在严密护送下，从省文物研究所（今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出发，历时4个小时、337公里行程，被转运至位于这里的泥河湾博物馆。
这是一次“回家”之旅——在出土24年后，这件文物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泥河湾。
“它一回来就成为我们的镇馆之宝。原本我们准备在春节之后为它举办一个欢迎仪式，因为疫情防控没能举行。”泥河湾博物馆馆长侯文玉至今觉得“亏欠”了它。
它究竟是什么“宝贝”？
2020年9月6日，在泥河湾博物馆一楼新石器时代展厅，我们见到了它——玉猪龙。
它很小，高3.3厘米、宽2.6厘米，要透过展柜的放大镜，方能看清阴刻的纹理。它脱胎于一块环形玉，有着猪首、龙身，身体卷曲，首尾相接，因此得名“玉猪龙”。
1995年，在阳原姜家梁墓地，考古工作者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一座墓中发现它时，它静静躺在墓主人颈部右侧。
它是迄今在河北境内保存的唯一一条新石器时代的“龙”，对于河北考古界，弥足珍贵。
龙，中华民族的图腾和象征。我们都是“龙的传人”。
其实，在两千多年前，便有一个人来到河北，探寻中华文明的渊源。
公元前107年，西汉靠近北境的涿鹿古城，一位39岁的史官，细细考察涿鹿古城的遗迹，耐心向当地老人询问古城与黄帝、炎帝、蚩尤等原始部落有关的民间传说，为他正在写的一部史书收集素材。
他就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
司马迁到访的这座古城，城址就在今天张家口市涿鹿县城之下。今天的考古发掘表明，这座古城始建于战国时期，在这里发现的秦砖汉瓦，虽然并未见证炎黄时代的风云际会，但或许真的曾迎接那位亲访古迹的太史公。
最终，他把考察的收获结合史料，写入了《史记·五帝本纪》。
黄帝“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黄帝胜利后，“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
这是今天我们在记载中能看到的关于中华民族源流较早的记述。
史籍记载，距今大约5000年前，黄河中下游分布着众多规模大小不一的部落，其中三个最强大的，首领分别是黄帝、炎帝和蚩尤。
在部落间征伐中，黄帝经过“阪泉之战”“涿鹿之战”，征服了炎帝、蚩尤部落，统一华夏。
黄帝、炎帝、蚩尤被尊为“华夏三祖”。
涿鹿一带，就是中华民族第一次大规模战争的古战场。
“通过战争，黄帝、炎帝、蚩尤领导下的三个主要部族，在这里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次大融合。”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夏自正说。
考古发现也在印证，这一带有着多元文化的交汇融合。
2020年10月19日，蔚县蔚州博物馆。
馆长李新威指着馆中两件器物的图片，“要放在一起看，才能发现深意。”
一件是蔚县三关遗址出土的红山文化的典型器——龙鳞纹彩陶罐。龙鳞纹由平行的单向曲线构成，线条为红彩，从口沿一直延伸到腹部。
一件是蔚县琵琶嘴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典型器——玫瑰花彩陶盆。彩陶盆为泥质红陶，敛口平沿，圆唇鼓腹，陶盆肩、腹部用黑彩绘有玫瑰花卉纹图案。
一种考古学观点认为，这一“龙”一“花”在众多器物上的出现，有规律可循。
“龙”，多出现在黄帝部落主要活动区红山文化区；“花”，也就是“华”，多出现在炎帝部落主要活动区仰韶文化区。
“龙”和“花（华）”，正是中华民族文明起源中最重要的两个徽标。
“炎、黄两大部落的典型器在蔚县共出，说明壶流河一带是仰韶文化、红山文化等多文化交流融合的通道，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的重要地区之一。”河北师范大学泥河湾考古研究院院长谢飞说。
回到地图上，蔚县距离司马迁考察的涿鹿古城并不远，直线距离只有80多公里。
千古文明开涿鹿。
“史料与考古发现让我们看到，中华文明的初曙之光，在河北闪亮。”夏自正说。
位于涿鹿、纪念黄帝在涿鹿釜山合符，实现中华民族首次融合的中华合符坛。 （资料片）
神话时代的河北
2020年7月9日，唐县。
“尧山”“唐尧路”“唐尧公园”“大白尧村”“尧都瑞府”“尧康医药”……来到唐县，经过的乡村、社区、公园、企业、医院，在名称中有一个字出现频率极高——“尧”。
唐县人用这种命名的方式，纪念传说中曾居住在这里、被历代帝王奉为典范的上古部落联盟首领——尧。
尧，五帝之一，传说中黄帝的玄孙。
唐县，在古籍记载中，是尧被封侯时的封地，所以尧又称唐尧。
《后汉书·郡国志》唐县条注：“《帝王世纪》曰：‘尧封唐，尧山在北，唐水西入河，南有庆都山。’”
尧受封来到唐地，这里北有尧山、南有都山，唐地的治所在尧山脚下，尧的母亲庆都住在都山，尧登尧山向南眺望母亲居住的都山，便有了“望都”一词，这就是望都县名的由来。
今天的望都县城，依旧在唐县的东南。
唐尧文化研究者考证推测，今天唐县、顺平、望都三县交界一带，大致就是尧受封唐地的中心地带。
尧在位期间，一直面临一个重大挑战——水患。
当时的华北平原，并不像今天这样一马平川，沃野千里。那时气候湿润、雨量丰沛，加之古黄河水系的存在，河泽遍布。
“距今约5500年前后，由于渤海海侵，海平面上升，华北平原只局限在今天馆陶—邢台—宁晋—清苑—北京（马驹桥）一线以西的太行山山前部分。”河北省科学院地理科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原主任、研究员吴忱说，华北平原这种“湿润多雨”的状态，直到距今3000年前后才向干燥少雨转变。
地貌学家的科学研究，为上古时代的传说提供了最好注脚。
而尧治下的唐县、望都一带，正处在湿润多雨期的古黄河水系滹沱河流域。
史料记载，因饱受水患之苦，尧决定带领部落向西迁徙。
一条可能的路线是，他们顺着太行山东麓南下，从唐地一路向南经过行唐、灵寿、平山、井陉，之后过娘子关到达太原，在汾水流域定居下来。
在这一路，尧留下了许多故事。
“行唐”，同样是一个古老的地名。
在战国时，这里是赵国属地，名为“南行唐”邑，西汉时置“南行唐”县。而“南行唐”，其实是“于唐南行”的倒装句，是对帝尧“于唐地向南行过此地”的纪念。
唐县、望都、行唐、顺平、定州……今天，在我省中南部这些县市的地方志中，都有关于尧活动的记载。
为了治水，不久后，又一位上古帝王——禹踏上河北的土地。
《史记》记载，“禹行自冀州始”。
这个“冀州”，并非今天我们熟知的衡水冀州区，而是当时禹划分的九州之首。
唐代张守节撰写的《史记正义》记载：“东河之西，西河之东，南河之北，皆冀州也。”
东河、西河、南河指的是黄河的不同河段。
“东河，指的是黄河下游近南北流向的部分；西河，指黄河中游陕西、山西交界处自北向南流的部分；南河，指黄河中下游自西向东流的部分。”吴忱说。
也就是说，当时的冀州，至少包括今天河北古黄河西北的部分、山西全境以及河南黄河以北。
《尚书·禹贡》详细记载了禹在冀州治水的路线：“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底绩，至于衡漳。”
“衡漳”是大禹治水的重要一站，专家推测在今天的邯郸邱县一带。
2020年9月9日，邱县人文历史博物馆。
博物馆中厅的浮雕墙上，雕刻着一幅大禹治水的浮雕。浮雕上，黄河之水弯曲而下，大禹率众疏黄河水入漳河。
邱县，地处太行山前冲积平原，土地肥沃，先民们在古黄河两岸繁衍生息。
至今邱县还有大河套、黄河套、波流固、大临河等39个村庄因临近或环绕古黄河而得名。
禹的足迹，不止到达邱县。在河北古黄河故道沿途的城市临漳、成安、曲周、临西、清河等地，人们用建大禹公园、塑雕塑、办文化宣传栏等方式，纪念这位上古帝王的治水功绩。
历时数年，大禹带领族人通九泽、决九河，终于解除了自尧以来水患的威胁。
“冀州”，这个大禹命名的地名，历史上许多朝代设置行政区划时继续沿用，并逐渐落在了河北。
现在，“冀”便是河北省的简称。
东汉刘熙《释名》一书中，解释了“冀州”的由来：“其地有险有易，帝王所都，乱则冀治，弱则冀强，荒则冀丰也。”
或许在上古帝王心中，河北就已经是一片被寄托了太平、兴旺美好愿望的土地。
商文化的“老家”
河北境内商代遗址分布图。河北日报记者 赵杰摄
商先祖故地
2020年11月13日，邯郸市博物馆新馆正式开馆。
在“‘甘丹’风华——邯郸历史文化陈列”展厅，几件长着三只袋状足的陶罐，在众多陶器中形制显得有些特别，看上去萌态十足。
它们叫“鬲”（lì），出土于邯郸涧沟遗址、下七垣遗址等多个遗址，是一种生活炊具，用来炊煮加热，相当于今天的锅。
虽然几件鬲高矮胖瘦不同，但有一个辨识度很高的共同特征——三个中空的袋状足。
“袋状足的出现，使锅有了连体支脚，受热面积更大，加热效率更高。”邯郸市文物研究所原所长乔登云说。
鬲是商文化的传统炊具。
这种升级了的“锅”，大约在距今4000年到3600年，开始在河北中南部流行。创造和使用它们的，是商人的祖先。
商代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一支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国古代文明。
提到商，大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殷商。其实殷商是因为商王盘庚迁都殷而得名，而早在商王朝建立前，商部族就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
那么，商文明究竟在哪里孕育？
《尚书·商书序》记载：“自契（xiè）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bó），从先王居。”
商王朝的开国之君成汤，最初居住的“亳”这个地方，这里也是商的“先王”居住的地方。
商的“先王”，指的是商的始祖，契。商民族的形成以契为开端，所以找到契的居住地，就确定了商民族发祥地。
契，曾住在哪里？
《世本·居篇》云：“契居蕃（bō）。”
关于契的史料很少，这三个字，成为史学界和考古界探寻商民族起源的切入点之一。
“蕃”，是今天的哪里？
因为还缺乏确凿考古实证，学界尚无定论，但目前有石家庄、邯郸、保定等多种说法：
考古学家邹衡、丁山考证认为，今天平山县古地名为“蒲吾”（亦作“番吾”）城，就是“蕃”地所在；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音韵学上，滳、漳二字音近，且古可通假。甲骨文中记载商人起源于滳水流域，就是邯郸磁县附近的古漳水流域；
还有学者根据孟子所说“汤居亳，与葛为邻”推断，葛城，是今雄安新区安新县安州镇的古称，所以商部族起源于保定一带古博水流域……
尽管“蕃”的地理位置说法众多，但从大多落在河北境内来看，河北是先商文化的重要分布区，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2008年9月，邯郸市磁县南城乡南城村西北。
古涧河主河道南岸台地上，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的开展，南城遗址考古发掘正在紧张进行。
在遗址Ⅱ区M3发掘地一处墓葬发掘中，最先露出的是一枚大蚌壳。
这个蚌壳比成年人的巴掌还大，覆盖在女性墓主人的面部，在墓主人脖颈周围，还散落着许多小型的贝壳饰件。
根据出土器物判断，这是一处先商墓葬，这位墓主人，是先商先民。
2007年9月至2008年12月下旬，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今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南城遗址进行发掘，确定了82座先商墓葬，它们集中分布在遗址北部，南北长50米、东西宽约25米的范围内。
这是河北境内首次发现如此大规模、保存这么完整并且相对集中的先商墓群。
“蚌覆面”，可防止泥土直接覆盖在死者脸上，这种现象，在南城遗址发现了多处。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蚌是海蚌，不是河蚌。
南城遗址属于内陆地区，距离海比较远，先商的先民能用海蚌做随葬品，考古工作者推测可能是贸易的结果。
先商时期，农业、畜牧业快速发展，农牧产品过剩，催生了贸易的出现。
这在史料中是有记载的。
《竹书纪年》中写道：“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
亥，商部落首领，是契的六世孙。他曾亲自赶着驯养的牛羊，到各部落以物易物进行贸易。然而，在易国（今易县一带）遭遇了抢劫，亥被杀害，牛羊被夺走，随行人员被赶走。
“亥开创了商业贸易的先河，今天贸易活动称‘商业’，从事贸易的人称‘商人’，交换的物品称‘商品’，大致来源于此。”夏自正说。
根据《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北分册》的统计，迄今为止，河北中南部已经发现先商文化遗址百余处。邯郸市磁县下七垣遗址、邢台市邢台县东先贤遗址、石家庄市鹿泉区北胡庄遗址、保定市容城县午方遗址等，都有丰富的先商文化遗存。
正如北京大学教授、“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所言，河北的先商遗址分布面更广、起源更早，在先商文化的研究中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河北，是商代文明早期形成的重要区域，可谓商文化的“老家”。
邢台园博园祖乙迁邢雕像。 河北日报记者闫立军 王永晨摄
殷商的先声
2020年11月14日，邢台园博园南广场。
在广场的中轴线上，矗立着一组雕塑，雕塑最前方，八位士兵手持战旗、身骑骏马为后方的车驾开路，车上站着气宇轩昂的首领和他的王后，身后仪仗相拥，气势宏大。
这位首领，是商朝第十四代君王，祖乙。这组雕塑名为“祖乙迁邢”。
“祖乙迁邢”，最早见于《竹书纪年》：“商祖乙九祀圮于耿，迁邢”。《史记·周本纪》也有“商祖乙迁于邢”的记载。
约公元前1600年，商王朝建立，定都殷前，曾五次迁都，迁邢是第三次，称为邢商时期。
邢地，据考证，大致在今天邢台市一带。
河北商代早期的文化遗存，集中在邢台、邯郸，邢台尤其密集，发现了东先贤、葛庄、西关外、贾村、曹演庄等几十处商代早期文化遗址。出土的高等级陶器、卜骨等器物，为商王朝曾经建都于此提供了佐证。
“如葛庄遗址，出土的仿青铜器的大型兽面鬲足和兽面陶鼎等陶礼器残件，明显是君王和高等级贵族葬礼、祭祀用的礼器，而非平民所能用。”邢台博物院院长李恩玮说。
河北不仅有商的王都，还有拱卫王都的大型城邑。
2020年11月15日，河北博物院“河北商代文明”展厅。
我国目前出土年代最早的铁器——铁刃铜钺；
我国目前出土保存最完整的酿酒作坊遗址；
全世界目前出土的最早的平纹绉丝织物——縠；
全世界目前出土的最早的脱胶麻织品——麻布残片；
全世界目前出土最早的实物酒曲；
……
这么多的“全国之最”“世界之最”，都出土自同一个遗址——石家庄藁城台西遗址。
人们不禁要问：台西，在商代，是一座什么级别的城？
在展厅中，有一组台西出土的漆器残片的照片——为减少光线因素的影响，目前，实物只能存放在库房。
“或朱地黑漆、或黑地朱漆的漆器残片，表面绘制着饕餮纹、蕉叶纹、云雷纹等精美图案，漆地油亮，花纹纤细精巧、比例匀称，有的漆器上还嵌有绿松石或贴有金箔片。”已故省文物研究所（今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唐云明，生前在《台西遗址漆器的渊源及遗址文化性质的探讨》一文中，曾细致描绘了这些华丽的漆器。
“这是只有王室和贵族才有资格使用的‘奢侈品’。而在台西，这些漆器残片主要发现在房址中，说明是日用品。”唐云明在文中做出这样的推断。
台西出土漆器的房址，规模不小，由六间房组成，其中，还发现了类似门楼的建筑装饰，以及高等建筑才会用到的石柱础。
台西遗址还出土了高级丝织品、珍贵的白陶，而且台西的宫殿建筑要用人头骨奠基，这些，都反映了奴隶制时期上层统治阶级的富有和残酷。
唐云明由此作出判断，“台西遗址可能属于诸侯一级的重要城邑”，即等级上，可能仅次于商的王都殷，是拱卫王都的北方重镇。
在河北，还曾建有商代的王室园林，也是中国最早的古典园林——沙丘苑台。
2020年9月10日，邢台市广宗县大平台村南，沙丘平台遗址。
这里，如今只是一处高不足2米、周长十几米的“土疙瘩”。处在周边农田和民居间，并不起眼。
3000多年前属于沙丘的恢宏和喧嚣，我们如今只能通过史料来感受了。
《竹书纪年》记载：自盘庚徙殷至灭亡，以殷为中心，“南距朝歌，北距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
《史记·殷本纪》记载，公元前1075年，商纣王帝辛，“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能容“野兽蜚鸟”的地方，说明沙丘林木繁茂，面积广大；能“大聚乐戏”，有“酒池肉林”，而且“长夜之饮”，可见宴乐场面宏大，且持续到深夜，食物保障十分充足。由此也可看出商末上层统治者的奢靡之风。
“要支撑这样一座规模宏大的王室乐园运转，从苑区的保卫、动物饲养管理，到食物和酒的运输、存储，所有人的食宿后勤服务保障等，都要有相当高的水平。这表明早在商代，邯郸、邢台一带，在农业、畜牧业、酿酒业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夏自正说。
考古发现，也印证了这一判断。
邯郸赵窑遗址，发现了70余座商代贵族及平民墓葬，出土了大量商代后期的青铜器、玉器等精美器物。邢台东先贤遗址，邯郸涧沟、彭家寨、龟台寺遗址等也发现了丰富的商文化遗存。
回望商文明，从始祖契定居“蕃”，祖乙迁邢，到纣王肇建沙丘苑台，公元前约1046年商王朝覆灭，前后近一千年的发展史中，河北始终占有重要地位。
蔚县三关遗址出土的陶鬲和蔚县筛子绫罗遗址出土的陶甗。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摄
文化的交融
2005年8月的一个晚上，沧州任丘，哑叭庄遗址出土文物临时保管所。
省文物研究所（今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高建强端详着十几件刚出土不久的陶罐和陶鬲，纳闷地嘀咕：“怎么这些陶罐大多数都没底儿，陶鬲大多数都没有口沿呢？”
突然，他灵光一闪，拿起一件没底的陶罐，架在了一件没口沿的陶鬲上——竟然对在了一起！
原来这是一件陶器的上下两部分。
他兴奋得差点跳起来，继续！很快，按照这个办法，又有好几对陶罐和陶鬲“配对”成功。
拼合而成的这种器物，叫甗（yǎn），是古代蒸煮用的炊具，相当于现在的蒸锅。它有上下两层，中间有箅子。上层叫甑（zèng），是笼屉，下层叫鬲，可盛水加热。
甗，在新石器晚期最早出现，通常上部呈敞口浅盆型。但哑叭庄遗址一期出土的甗的上部，呈深腹罐型，所以起初高建强没把两部分往一处想。
任丘哑叭庄遗址，是新石器时代至东周的一处聚落遗址，包含有龙山文化（距今5000—4000年）、燕南夏家店下层文化（距今4000年左右）、西周、东周等多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类型，文化内涵丰富。
高建强拼对的这类甑部呈罐型的甗，是哑叭庄遗址一期“龙山文化哑叭庄类型”具有鲜明自身特征的一件器物。
“通过出土器物形制比较，哑叭庄一期遗址的文化面貌，与地处河南省永城市的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地处河北唐山的大城山T8②层文化比较接近。”高建强说。
根据《河北省任丘市哑叭庄遗址发掘报告》，到了夏商时期的哑叭庄遗址二期，出土的肥袋足甗等器物，与京津唐、张家口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同类器物基本相同，同时与中原地区的先商文化和二里头文化遗存也存在着比较密切的联系。
一处任丘哑叭庄遗址，已经展现出从龙山时代到夏商时期中原与北方文化的交流。
同样地处拒马河流域的容城白龙遗址、上坡遗址三期、易县七里庄遗址等，也都具有此类特征：处在中原、北方文化摆动的边界上，出土的很多器物都同时具有中原、北方两地文化特征。
2020年11月14日，0：47，张家口南火车站。
一阵电铃响起，K962次列车准时出发，它载着从张家口上车的旅客，一路先向东南，经北京、廊坊，再折而向东，过唐山，上午8：52，到达了河北最东面的海滨城市秦皇岛。
这是一次从山到海的旅程。火车一路穿行而过的河北北部城市，无论从地理风貌还是人文风俗，都差异很大。
这种差异，并不是到近现代才形成的。早在夏商时期，河北北方的文化，就呈现出类型众多、特点各异、交错分布、复杂多样的特征。
省文物保护中心原主任任亚珊翻开《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北分册》中的《河北省地势图》，圈出夏商时期北方文化的三个小区：冀北山地区、燕山南麓区、蔚阳盆地区。每个小分区，又有多种文化类型。
——冀北山地区，有李大人庄类型、小白阳类型、夏家店上层文化等。
——燕山南麓区，有大坨头类型、围坊三期文化、张家园上层文化等。
——蔚阳盆地区，有壶流河类型、海河北系类型等。
“河北北部地貌复杂多样，又处于东北地区、太行山地、华北平原交接的前沿地带，来自内蒙古、辽宁、山西和河北中南部各种类型的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使得遗址文化面貌像个‘万花筒’。”曾多年在张家口从事考古工作的任亚珊说。
至今，考古学界对这些遗址的文化面貌、性质尚没有统一的认识。但总体来看，它们主要是以戎狄部族为主的族群建立的活动区，曾长时间与中原的夏商部族并存。
2021年5月20日，河北博物院“石器时代的河北”展厅。
展柜里并排摆放着两枚带孔的铜片，一枚长4.6厘米、宽3.6厘米，一枚长5.8厘米、宽4.1厘米，厚度大约5毫米。铜片表面凹凸不平，边缘厚钝无刃，各有一个两面对穿的圆孔。
它们是我省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铜器，出土于唐山大城山遗址，距今约4500年，推测是利用天然铜锻造而成，用途尚不清楚。
人类利用金属的历史自铜开始。
河北步入青铜时代在夏早期（距今约4000年），青铜技术最早由西向东传入燕山南北。
尽管当时大城山的先民，可能还没有掌握青铜冶炼技术，但已经有了利用天然铜和铜矿石的意识。
然而，北方“万花筒”般的文化布局，最终没有凝聚形成像中原夏文化、商文化一样的强势文化，延续发展。它们正是考古学家苏秉琦所表述的新石器时代中华文明的“满天星斗”，最终成为中原的周文化圈的拱卫之星。
中国历史上，这种以中原为中心的发展格局，直接影响了今天河北“燕赵”版图的形成。
燕赵的由来
荆轲塔，又名圣塔院塔，为纪念古义士荆轲所建，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始建于辽乾统三年（1103年）。
苦寒图强的燕国
公元前227年的一天，燕下都西郊，北易水河畔。
燕国太子丹一行人为壮士荆轲送行。荆轲和随从秦舞阳要从这里出发，沿北易水向西，过紫荆关，经蒲阴陉，穿越太行山，再横渡黄河，前往秦国“咸阳宫”（今陕西西安市西），利用进献燕国督亢（gāng）地图和秦国叛将樊於期首级的机会，刺杀秦王。
这次行动就是著名的“荆轲刺秦”。
用来迷惑秦王的那幅督亢地图，价值何在？
督亢，据考证，在今涿州、易县、固安一带，是燕国非常富庶的地区。
《史记》卷34《索隐》云：“督亢之田在燕东，甚良沃。”
然而，这样的良田沃土，燕国并不多。
公元前1044年，西周初年，周武王将弟弟召公封于燕地（今北京房山琉璃河一带）。
诞生之初的燕国，地处王朝北部边疆，又赶上华北地区一次重大气候变化，后世文献中常用两个字形容当时燕国的自然地理环境——“苦寒”。
“距今大约3000年前，河北大平原气候转冷、雨量减少，海平面逐渐下降，海岸线开始从孟村—沧州—青县—天津—曹妃甸—乐亭一线后退，平原开始出露。”吴忱说。
所以，燕国适宜耕种的土地资源有限，并不像今天华北平原北部这样辽阔。如《禹贡》记载，沿海区域“厥土惟白壤”，也就是土壤盐碱化。
缺少良田，养育的人口就有限。
史料记载，战国七雄并立时期，燕国人口约150万，其余六国，人口都在300万以上。
而且，燕国的外部环境，也十分艰难。
司马迁在《史记》中形容燕国处境：“燕北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
河北对于燕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来自易县燕下都遗址。这里记录了鼎盛时期的燕国。
在河北博物院“慷慨悲歌——燕国故事”展厅，可以看到，燕国的极盛时期，浓缩于一件摄人心魄的宫殿“门环”——透雕龙凤纹铜铺首。
铜铺首出土自燕下都遗址，兽首衔环样式，高74.5厘米，重21.5公斤。在目前发现的铺首中体量最大，堪称“铺首之王”。
兽首，是怪兽饕餮，它怒目圆睁，头顶立凤，脸颊两侧攀着两条蛟龙，立凤伸出利爪，抓住挣扎的游蛇；饕餮衔的铜环内径16厘米，外径29厘米，环上攀着两条浮雕蛟龙。
“这样巨大的门环，该装在多有气势的殿门上？殿门如此，宫殿该是多么恢弘？”曾主持燕下都考古的省文物研究所（今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研究馆员石永士感慨。
燕下都，位于今易县县城东南2.5公里。近80年的考古接力，重现了一座总面积近50平方公里的煌煌国都。
燕下都考古证实，战国中晚期的燕国，不仅能铸造精美的青铜器，冶铁技术也十分高超。燕下都就是燕国的冶铁中心之一。
燕下都遗址21号手工作坊，就是一处重要的战国中晚期冶铁遗址。
“这里共出土了861件铁器，几乎囊括了已知铁器的所有类别，而且部分铁器使用了锻造和淬火工艺，生产出了硬度更高的钢。”石永士说。
铁制农具和兵器的广泛使用，提高了农业耕种的效率，改善了军队的装备，提高了战斗力。
这是战国时期燕国国力提升、跻身七雄的重要原因之一。
2021年5月10日，易县城西，紫荆关。
紫荆关，号称“畿辅第一雄关”，它东为万仞山，西有犀牛山，北傍拒马河，南靠黄土岭。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向西，就是进出太行山的要道之一——蒲阴陉。
这个关口，这条要道，在战国时期，对燕国抵御西面赵国、秦国的东进至关重要。因此，燕昭王（公元前311—公元前279年）下令扩建武阳城，定为燕下都。
武阳城距离紫荆关只有不到40公里，在此建都，就像在太行山东出要道插上一颗楔子，将太行山真正变成一道坚实的屏障。
然而，对于强敌环伺的燕国，这还不够。于是，燕国又在南北构筑了人工战略防线——长城。
燕南长城首先建立，大致在燕昭王时期。
在《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北分册》的《河北省历史图（战国时期）》地图中，燕南长城的大致走向西起涞源乌龙沟，经易县紫荆关、徐水区遂城、雄县张青口、文安县新镇、苏桥、左各庄、滩里，向南过黄甫、德归，至大城县刘固献村南子牙河畔。
今天的雄安新区，就处在燕南赵北的融合之地。
公元前300年，燕将秦开“东胡却千余里”，将燕国边境线向东推进了500多公里，直至今天韩国安州。
至此，燕山以南，西至河北宣化东北，东到韩国安州，成为燕国北部边境。
鼎盛时期燕国国土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占据河北北部和辽宁西部，仅次于秦国和楚国。至公元前222年秦灭燕，延续800余年，六国中仅次于楚国。
内部条件、外部环境都不占优的燕国，最终在战国舞台上跻身七雄。
燕国在苦寒环境下锻就的勇武任侠、慷慨悲歌的人文气质，也留在了河北。
位于平山的中山国王陵陈列馆。 河北日报记者 赵海江摄
国祚短暂的中山国
2020年7月2日上午，行唐县南桥镇故郡村北，行唐故郡战国墓葬遗址考古现场。
实验室内，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故郡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张春长拉下一只巨大木箱顶上的苫布，木箱内是一辆从土里整体提取、经过初步清理的东周时期高等级马车。
第一眼，是金光。
被挤压变形的马车车厢外围，贴着一片片似龙似虎神兽金箔。金箔表面还有凸起的细腻纹理。车厢四周的立板表面，还有繁复的髹漆彩绘图案。
两只巨大车轮向内歪斜，倚靠在车厢两侧。1根、2根、3根……每个车轮有38根辐条。
经过测量，这驾马车车轮直径约1.4米，一个成年人要水平张开双臂才能摸到两端。车厢残高50多厘米，车轴残长近2.8米。
这是一辆巨大且装饰华丽的马车。
这还只是车马坑中的“头车”，在它身后，还有4驾马车一字排列追随头车。
这样豪华阵容的马车，它的主人会是谁？
跨过车马坑东部一道生土隔梁，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一个4米见方的殉牲坑，坑内埋葬着近400只动物的头骨和前蹄。
“这要杀死37头牛，27匹马，313只羊——这样的殉牲规模，可见墓主人的身份地位之高。”张春长说。
然而，这种车马坑连通殉牲坑的布局，从没有在燕国和赵国的区域内出现过，尤其是马牛羊头蹄葬，显然是一种北方族群的风俗。
北方民族，曾生活在河北平原，会是什么人？
一件带有文字的陶壶，带来了新的发现。
陶壶上的“丘”字，和距故郡30公里的平山战国中山国遗址出土的《公乘得守丘刻石》上的“丘”字，写法完全相同，说明它们同属中山国文字系统。
“结合墓葬发现的北方民族丧葬习俗、特色器物和文字，综合分析，我们确认，故郡遗址的性质和内涵，都指向中山国，绝对年代属于战国早期。”张春长说。
2017年，故郡遗址入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终评。
中山国成为考古领域备受瞩目的焦点，这不是第一次。早在20世纪70年代，便声名鹊起。
1974年3月的一天，平山县上三汲公社。
省文物管理处（今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刘来成、尤道源骑着租来的自行车，沿着乡村小路，进行考古调查。
“隔着滹沱河，我们就远远看见两个并排的大土丘，有十几米高，目测每个直径有90多米。”后来主持战国中山国考古的省文物研究所（今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刘来成回忆。
在刘来成看来，这两个土丘大得有些不寻常。
走近了，他们看到村民正在土丘顶上取土，挖出的一些筒瓦、板瓦的碎片就堆在一旁。土丘附近有一座古墓，墓口已经在取土时露了出来。
这就是战国中山国遗址最初的考古发现。
关于战国中山国的记录，史籍中非常少，它几乎被人遗忘。中山国考古，唤醒了这个沉睡两千多年的神秘国度。
“战国中山国的先民是狄族一支——白狄鲜虞，他们原本生活在陕西西北部一带，因受秦国、晋国打压，向太行山东麓迁徙。”刘来成说。
《史记》记载，春秋晚期，公元前506年，白狄鲜虞在中人城（今唐县西北）建立中山国，后两次被灭国又复国，公元前380年前后定都古灵寿城（今平山上三汲村），公元前295年被赵国所灭，存世210年。
中山国国祚虽短，但却深受中原文化之风影响。
在河北博物院“战国雄风——古中山国”展厅，可见中山王公式（cuò）墓出土的三件最重要的带有铭文的青铜器——中山王公式铁足大铜鼎、胤嗣刻铭铜圆壶、夔龙饰刻铭铜方壶，合称“中山三器”。
中山三器铭文总和1123字，其中鼎铭文469字，仅次于西周宣王的毛公鼎，创下战国青铜器长铭之最。
这些文字，填补了史书记录稀少的不足，记录了中山在大国夹缝中博弈求生的历史。
其中一件铜方壶上，用小篆写有这样一段话：
“夫古之圣王，务在得贤，其次得民，故辞礼敬则贤人至，愿爱深则贤人亲，作敛中则庶民附。”
敬贤爱民，这是中原文化中君王治国的重要核心思想之一。中山王公式将它刻于铜壶，传于子孙，可见已经受到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
战国中期，中山国国力逐渐强盛。强盛时期的疆域，包括今河北保定市南部、石家庄市大部、邢台市北部及衡水市西部，南北约200公里，东西约150公里。
今天生活在燕赵大地上的我们，脚下有很大一部分土地，其实曾属于古中山国。
公元前296年，几乎完全华夏化的中山国，却被一支穿着西北戎狄之服的骑兵军团灭国。耐人寻味的是，这些骑兵来自一个中原正统国家——赵国。
河北博物院按考古发现复原重现的赵王城城墙，它表明两千多年前战国都城城墙已经具备较为完备的防雨排水系统。河北日报记者 赵杰摄
四战之地的赵国
2020年9月，张家口蔚县代王城遗址。遗址周边的农田里一片金黄，粟谷被沉甸甸的谷穗压弯了腰。
遗址地处小五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有着适宜谷子生长最佳的气候和自然环境。
同一时间，在邯郸市赵王城遗址周边，也是一派丰收景象，联合收割机正在收割玉米，颗粒饱满的玉米棒从收割机的翻斗倒入农家的电动三轮车里。
蔚县代王城，东经114.68度，北纬39.90度。
邯郸赵王城，东经114.43度，北纬36.57度。
河北这两座几乎在同一经度的古城，南北相距372公里之遥，它们无论地理环境、气候、主要粮食作物、民风民俗都有着巨大差异。
但在战国时期，蔚县代王城、邯郸赵王城属于同一个诸侯国——赵国。
在很多人的认知里，燕赵的“赵”在冀南，怎么会和张家口有关系？
这要从赵国的开国之君赵简子说起。
在赵国的历代国君中，赵武灵王知名度可能最高，而他在推行胡服骑射时曾说：“简、襄主之烈，计胡（北方少数民族）、翟（翟国，在今天的陕西省耀州区、富平县一带）之利……今吾欲继襄主之迹，开于胡、翟之乡。”赵武灵王的叔父公子成也说：“今吾将继简、襄之意以顺先王之意。”
可见在赵氏子孙心目中，赵简子是立国始主。
赵简子，春秋时期晋国六卿之一，三家分晋前晋国的实权人物。
在他事晋期间，最大的功业是制定了以晋阳（今太原）为中心，向南、北发展的战略。南，是冀南豫北一带；北，是当时的代地，今山西大同、河北蔚县一带。
正是赵简子的这一战略布局，使自己及其后代从“山西卿相”变成了“河北王侯”，也使赵得以和燕并称，成为后世河北的共同源流。
其实，据《史记》记载，早在春秋晚期（至迟公元前551年），邯郸已成为赵氏封邑，但一直被赵氏的庶传支族控制，不在赵简子之手。
赵氏南北扩张的战略，经父子两代人接力完成。
公元前490年，赵简子在晋国贵族内战中胜利，夺取了冀南豫北控制权；公元前475年，其子赵襄子，吞并代国，将赵氏的北疆推进到今天桑干河、洋河一线。
这两个地区，也成为后来河北境内战国赵的关键版图。
在今天的河北博物院，有一段按考古发现复原重现的赵王城城墙，它展示了两千多年前战国都城城墙较为完备的防雨排水系统。
“板瓦、筒瓦铺在城垣内侧台阶面上，雨水顺着瓦面汇入陶制排水槽，再下泄到城墙脚下0.6米—1米宽的鹅卵石散水面上排走。”河北博物院讲解员用激光笔辅助讲解排水“路线”。
就这样，铺瓦、排水槽、散水面组成一个城墙排水系统，大大减少了雨水的侵蚀破坏。
这座城的大规模建设，始于赵国迁都。
公元前386年，赵敬侯迁都邯郸，大兴土木，在此建立王城。至公元前229年秦军攻陷邯郸，这座城市作为赵都的历史共计158年。
赵王城遗址，位于邯郸市西南，是赵都宫城，也是中国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战国时期古城址，属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考古勘探发现，邯郸赵王故城总面积1887.9万平方米，其中王城面积512万平方米，由东城、西城、北城三个小城呈“品”字形排布。
今天来看，这座城无论建筑规模还是形制，比燕国燕下都、齐国临淄城都更大、更完整。
邯郸——为什么赵国最终把政治中心选在了这里呢？
“邯郸是最佳选择。”邯郸市博物馆原馆长、研究馆员郝良真解释，“韩、赵、魏三家分晋后，赵国正式加入诸侯间逐鹿中原的战争，所以要选一个靠近中原、有经济基础、军事地理位置优越的城市，邯郸三个条件都满足。”
实地踏访，从赵王城沿省道315一路向西南，进入邯郸峰峰矿区石鼓山中，在滏阳河畔，有一条向西能通往山西上党（今长治）的滏口古道。
这里也是太行山的一个“豁口”，太行八陉第四陉——滏口陉，也是八陉中河北最南的一陉。
滏口陉山高岭深，形势险峻。一座廊桥横跨在滏口河上，河岸的山坡上耸立着一座古塔，塔下是“响堂山石窟博物馆”。
地图上，从这里往赵王城遗址拉一条直线，距离只有26公里。
赵国控制区内，太行山东麓的南北大道上不止邯郸一座城，最终选在这里，与滏口陉的存在关系密切。
“邯郸自古是‘四战之地’。尤其是太行山东麓的南北大道与山西上党东出太行的滏口陉的交汇处，形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靠近中原，又临近齐、魏，是赵国进取中原、争衡天下的理想出发地。”郝良真说。
而且，邯郸具备了成为都城的经济基础。
这里南临漳河，土地肥沃，交通便利，商业发达。早在春秋后期就是晋国东部地区重要的农业产区和手工业、商业城市。
大约在公元前275年前后，经过赵武灵王等几代君王的开疆拓土，赵国的疆域比定都邯郸时扩大了三倍，进入全盛。
向北，到达今内蒙古南部，向西，到今山西省中部和北部，向东到达山东省西部，向南，到达河南省北部，河北境内完全占据燕南长城以南。
司马迁在分析燕赵风气时曾说：代地靠近胡人，经常受到侵扰，师旅屡兴，所以那里的人民矜持、慷慨、嫉妒、好气、任侠为奸，有“赵之风”；中山“地薄人众……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燕地距离内地遥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
这表明，从战国至秦汉，燕、赵之风已相融合，并已形成一个具有自身特点的文化区域。
自此，燕赵作为一个独立的人文系统正式形成。
采访/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 朱艳冰 执笔/河北日报记者 李冬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