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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之北——河北人文地理解读

2022-08-28 17:48 作者:风润生  | 我要投稿

这是一次文化之旅。

阳原盆地泥河湾的石器,涿鹿之战的远古回响,华北最古老城市的设计智慧,赵武灵王掀起的改革风云,正定古建群、赵州桥的巧夺天工,张库大道上的商贾传奇,冀东近代工业的前世今生……慷慨燕赵,生生不息。

【大河之北·河北人文地理解读】长城篇(上)

万仞千关

采访/河北日报记者朱艳冰 袁伟华 郭猛 李建成 史晓多

执笔/河北日报记者袁伟华 朱艳冰

【阅读提示】

河北最具代表性的人文符号,当属长城。

河北现存长城2498.5公里,行经9个设区市59个县(市、区),长城资源数量居全国第二位。全国长城保存最完整、建筑最雄伟、文化最丰富的地段,均在河北。

在山海间8公里构筑起的山海关,是明长城关隘系统的代表;金山岭在建筑构件、形制上完美保存了长城原貌;张家口则因现存长城多代建筑、分布广泛、形制丰富,被称为“历代长城博物馆”……除了长城本体,河北长城沿线还有丰富的历史资源、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源,是阅读河北人文地理的最好样本。

山海关长城。新华社发

●长城的精华在河北

山海关

山、海知何处,缘何号称第一

2020年9月9日,秦皇岛,角山长城。

天气晴好,视野异常通透。

“停——”

山海关文保所原所长郭泽民突然招呼大家停下脚步。这里是角山长城“登山”前的第一座敌台,山势从这里骤然升高,再往上就是近乎绝壁的山崖。

“大家回头看!”

顺着郭泽民手指的方向望去,脚下的长城犹如一条巨龙,由群山之间蜿蜒东去,串起山海关尚存的水门、关城,一直延伸向远处蔚蓝的大海。“看,那里是天下第一关。再往前,天海相接的地方,就是老龙头入海石城。”

长城,在这里将高山、雄关、大海连成一体。

“山海关从山到海,直线距离只有8公里。”郭泽民说。

历史的因缘际会,有时便根源于自然的鬼斧神工。

缩小比例尺,从地理上看,连接华北和东北的辽西走廊,东边是大海,西边是燕山、七老图山、努鲁儿虎山等连绵的崇山峻岭。这条狭长而相对平坦的通道长约二百公里,最宽处不过十余公里,最窄的地方只有几公里。

在辽西走廊南端,最窄的地方便是山海关。过去的京奉驿道,现在的京哈铁路、京沈高速,都从这窄窄的8公里一线间通过——自古至今,这里始终是华北通往东北的要冲。

显然,古人早就注意到了这个“咽喉锁钥”之地。

从历史上看,山海关作为战略要地早在秦代就已经形成——山海关就是秦代驰道“碣石道”的要冲。

南北朝时期,北齐在这里修筑长城,其遗址在今天的山海关长寿山石门横岭一带尚能看到。到隋唐时期,山海关作为军事要隘,被称为“渝关”,又作“榆关”。金元时期,这里的战略优势明显得到加强。

而山海关真正成为雄关要塞,则是明朝的事情了。

“虽然目前认定的明长城东起点是辽宁虎山,但山海关仍然可以算作明长城修筑的历史起点——明朝最初修筑长城时先是把长城的东端起点确定在山海关,较辽东那段长城要早。”郭泽民说。

明朝建立之后,明太祖朱元璋为加强北方防务,设立了卫所。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大将军徐达派遣燕山等卫所屯兵15100人,在永平、界岭等地修筑了三十二关,当年十二月,修筑山海卫城,这就是山海关得名的由来。

这是名副其实的山·海·关:

“海”是渤海;

“山”是山势陡然拔起519米的角山;

山与海构成了天然屏障,而老龙头至角山这条山和海之间8公里的狭长孔道上,被人为构筑了由关城、瓮城、罗城、翼城、前哨城堡、海防卫城和长城共同组成的独特城防布局——这就是“关”。

“事实上,这一系列严密的城防布局,共同构成了山海关的‘关’。真正的‘山海关’,指的绝不仅仅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挂着‘天下第一关’匾额的那一座楼。”郭泽民说。

而这一城防布局,使得山海关成为中国长城线上最负盛名的关城体系。

“当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打开的就有这道门。”行至山海关关城的北水门时,郭泽民指着眼前一道仅宽1米左右、毫不起眼的小门说。

在明与清的对峙中,对明来说,山海关是辽西防线的核心和重中之重。明王朝几乎动用了全国之力保卫山海关。山海关的存在,在当时真所谓“天下安危系于一垣”。

山海关的确曾有效地遏制了清军的入侵。始终拿不下山海关的清军曾十次绕关入内,威胁北京,甚至一度占领山东等地,但是却未能在关内立足。根本原因就像魏源在《圣武记》中所说:“山海关控制其间,则内外声势不接,即入其它口,而彼能绕我后路。”这也就导致了“所克山东、直隶郡邑辄不守而去,皆由山海关阻隔之故”。

“吴三桂当时只打开了山海关的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三道门,其中两道水门仅能容一人一骑通过。”郭泽民说,“但就是这三道门,彻底改变了历史。”

山海关关城上,游人纷纷在“天下第一关”巨匾之下拍照留念。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悬挂‘天下第一关’匾额的这栋两层楼,其实是山海关关城东门上的箭楼,也名镇东楼。它只是关城的一小部分而已。”郭泽民笑着看大家拍照“打卡”,一番话也引起游客的注意,不少人围拢过来。

“山海关被称为天下第一关,可不仅仅因为一幅巨匾、几个大字。”郭泽民话锋一转,“或许,楼里展出的一幅《万里长城山海关古建筑复原图》更能说明问题,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这是一幅山海关关城体系全图。长卷之上,角山巍峨、渤海滔滔,山海之间,布局鼎盛时期的山海关关城系统,包括南北翼城、东西罗城、宁海城、威远城和城中各类建筑。

总体上,山海关的防御体系可以分为内外两层:内层以关城为核心,辅以瓮城和罗城;外层主要是散点分布的哨城、翼城和各路的关隘、烽堠等,与内层核心形成掎角之势。

这种城防建筑布局充分利用了山海关地区的地形特征,按照“因地形,用险制塞”的方法来设计。

“从对山海之间8公里锁钥之地的控扼,到内外结合的立体防御体系的设计,你可以看到长城在选址和构筑方面的精妙之处,整个关城系统既有陆防设施,也有海防设施。既有内外呼应平面交互设计,也有防御纵深的立体化防御布局。充分显示了当时人们在山海关设置上的匠心独具。”郭泽民说,“这才是‘天下第一关’的真正意义。”

而在整个山海关辖区内,南起渤海之滨的老龙头,北至燕山深处的九门口,绵延26公里的长城线上,险要地段设置了南海口关、南水关、山海关、北水关、旱门关、角山关、滥水关、三道关、寺儿峪关和一片石关10个关隘,有43座敌台、51座城台、14座烽火台,共同铸就了山海关大纵深防御的体系,拱卫森严,守望相助,互为掎角,结构严谨,功能明确,攻守自如。

金山岭长城。王亚明摄

张家口

城、堡越千年,长城不只是一道墙

2020年9月3日,张家口,大境门。

第五届河北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正在张家口举行,大境门长城历史文化体验区是重点观摩项目之一。随着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河北段)建设全面展开,河北正积极推进山海关、金山岭、大境门、崇礼等重要建设区段长城保护工作。

“大境门不是张家口的城门吗,难道也算长城吗?”站在“大好河山”四个大字之下,很多游人提出这样的疑问。

甚至连很多当地人都不清楚的是,大境门其实是长城的一部分——它原本只是长城线上的一个普通关隘。就连张家口城市的发祥地张家口堡,也都是长城关堡体系的一部分。

“大境门是万里长城众多关隘中一个十分特殊的长城地标,学术界认为它与山海关、居庸关、嘉峪关同样重要。”张家口市长城保护管理处业务科科长常文鹏解释说,长城的关口几乎均以“关”“口”称谓,只有张家口的这个关口被称作“门”。

现存大境门墙高12米,底长13米,宽9米,是一座条石基础的砖筑拱门。然而,作为长城线上重要关口,设置这样一个硕大的门,与军事防御的初衷其实并不相符。

事实上,如今我们看到的大境门始建于清朝顺治元年(1644年),它并不是明长城体系中的大境门。

“看这里——”常文鹏走到大境门东四五米处。低于地平面的一个凹地,有一个被玻璃罩隔离保护起来的小门,“这叫西境门,又称小境门。它才是明长城上真正的关口。”

2007年,随着张家口有关部门对大境门东段长城的抢救性修复,被掩埋了很多年的西境门得以重见天日。重新发掘出来的西境门高3米,宽1.62米。

它的低矮狭窄事出有因。

明代中期与鞑靼战争频发,边境并不太平。但中原需要草原的皮毛,草原也需要中原的丝茶,西境门作为华北地区进出中原与草原的便捷通道,贸易却未彻底中断。为防止有入侵者自贸易关口乘虚而入,仅容一人一马一车通过的小门,成为最佳选择。这个因战争防御而建的长城关口,就这样成了当时人们贸易交流的“口岸”、民族融合的前沿。

“这也是大境门作为长城线上最独特关隘的最大特色。”河北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工程办公室主任、河北省长城保护协会会长孟琦说,“人们一般认为,长城是一道高大、坚固而且连绵不断的长垣,用以限隔敌骑的行动。但实际上,长城不是一道单纯孤立的长墙,而是以墙体为主体,同大量的关隘、城堡、烽燧相结合的防御体系。”

常文鹏介绍,现在人们看到的大境门,其实是清顺治元年(1644年)在小境门的西侧新开的。清时长城的防御功能已弱化,而一个高大的门,更能强化茶马互市、交流互通的开放形象。

2020年9月,张家口怀安县城南城墙巷。

一座仿古双层灰檐、挂着烫金大字巨匾的老店门前停满了外地车辆,人们在排队购买远近闻名的“柴沟堡”熏肉。这个以熏肉闻名的“柴沟堡”,同样也是长城的一部分。

古代的“堡”,是指“用土和石块修筑而成的小城”,也有“有城墙的村镇”“构筑的军事工事”之意。明正统二年(1437年),为巩固边防,抵御蒙古入侵,明将在当时的“柴沟营”的东部夯土重修堡城,命名为“柴沟堡”。

“明长城防御体系构建非常科学实用,由镇、卫、所、城、堡、敌楼、烽火台、边墙等组成,体系严密,层次也非常分明。”常文鹏拿起笔,在一张纸上用寥寥数笔勾勒出一幅示意图:

烽燧一般在长城外侧,起瞭望预警的作用;

长城墙体在明代一般被称为边墙;

边墙内分布着大量城堡,这些军堡或民堡(数量较少)是长城关堡体系中基础的防御单位,开始是官兵屯田驻戍,用于军事防御,后来家属随军落户、民众投靠,比如张家口堡、来远堡、柴沟堡等。

再高一级的所城、卫城,都是明代卫所体系下的不同城池。比如现在万全县万全镇,就是当年万全右卫城的所在地。

最高一级的,则是镇城——

张家口市宣化区。

三檐两层、高近30米的清远楼坐落在城市中心,站在清远楼上,南面的镇朔楼(鼓楼)清晰可见。极目四望,残存的古城墙,正南的拱极楼、西边的大新门依稀勾勒出600多年前“宣府镇城”的宏伟轮廓。

“宣化早在唐代就开始建城,但其战略位置的重要性,是在明初扩建并成为宣府镇城之后才进一步凸显的。”孟琦说。

因距京师最近,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宣府镇在明代被列为“极冲”之地,于是便有了“九边冲要数宣府”之说。

宣府镇辖宣府前、左、右卫,万全左、右卫,怀安卫等11卫和云州、龙门等7个千户所,城堡若干,是京师北部最重要的军事机构。

“明长城有‘蓟镇城墙、宣府校场’的说法,宣化在当年的地位,有点类似现在朱日和的意思。”孟琦进一步解释说,宣府作为北方长城沿线的重要军事要塞,每年朝廷的阅兵仪式多在宣府举行,故而宣府的阅兵校场极为壮观。

明代建筑的宣化城规模宏大,七门一关,仅次于京师的九门格局。现除南城门楼保存较好,其他门楼、瓮城、角楼等均已无存。

宣府镇城不仅成为军事防御中枢,本身也因为城墙高大,成为具有独立作战功能的军事堡垒。当时宣府镇不仅在北方诸镇中首屈一指,就是在全国的城市中规模也不小。

“如果说秦皇岛、承德境内的长城防御功能主要由坚固的长城墙体、关隘这些‘硬件’实现的话,那么在张家口一带,长城的防御功能则更强调充分发挥镇城、卫所、堡寨与长城边墙、烽燧系统结合起来的立体军事系统的协同性。”常文鹏表示,这是张家口长城最显著的特点。

究其根源,由于张家口处于太行山、阴山和燕山山结地带,山势复杂多变,冲沟裂谷众多,所以长城墙体的连续性很难保证。从军事角度来看,在重要点位上布置大量烽燧、城堡更具实用价值。

山海关防御体系示意图。 喻萍/制图

金山岭

楼、台今犹在,何以万里独秀

1980年11月,滦平县巴克什营镇花楼沟村。

一场大雨不期而至,行至半山的人们纷纷往山下跑。一位老人却背着照相机,冒着寒雨继续往山顶的长城上爬去。

他,就是著名长城专家罗哲文先生。

几天前,滦平当地一位退休教师给北京的长城专家们写了一封信,介绍在自己的家乡金山岭上,有一段“无名长城”。几百年来,山外的世界天翻地覆,偶尔有战火波及这里,但毕竟因处于深山僻岭,这段长城虽风剥雨蚀,却基本保持了原始风貌。

20世纪80年代初,八达岭长城、山海关长城早已名声大噪,人们蜂拥而往。但这里的长城,仍不为外界所知。

信引起了专家的注意,他们组成考察组,专程赶赴金山岭现场考察,却不巧遇上了这场雨。

年过半百的罗哲文独自爬上长城的制高点,尽情纵览雨后的长城,并拍摄起长城雄姿。他越拍越兴奋:“从事长城研究工作几十年,还没见过这么好的一段长城!”

“万里长城,金山独秀”,金山岭长城的确不负这冒雨抢登的“知遇”。

历代长城中,明代长城规模最大、质量最高、修筑时间也最长,而金山岭长城几乎集中了明长城所有的建筑形式,是欣赏和研究明代长城建筑结构最理想的地段。

2020年9月17日,金山岭长城砖垛口。

金山岭长城文物管理处主任郭中兴带记者由这里直上后川口——这条线路,正是金山岭长城的精华段。

当清晨第一缕阳光刺破晨雾照射在长城的青砖上时,用手触摸冰冷的城墙,温度仿佛正从几百年之前缓慢传来。

郭中兴双手轻拍着墙砖,“墙是长城的主体,金山岭长城的墙体一般是用条石作基础,条砖包砌到顶,里面用黄土和石块填充,然后夯实,所以墙体异常坚固。”

金山岭长城墙体依山就势,构筑巧妙,同时利用了悬崖、山险、隘口,形成了借墙、劈山墙、山险墙。

根据明代长城碑刻记载,明代中后期城墙的建筑是分一等、二等和三等三个等级的:

一等边墙多修在要害部位,一般以方正条石为基座,墙身内外两侧用砖或条石砌筑,墙心填以黄土或毛石、碎石,上部的垛口和宇墙一律用砖砌筑,马道用方砖铺墁。

二等边墙外侧用砖或条石砌筑,内侧用毛石砌体,表面做虎皮石墙面,并用白灰勾缝。垛口和宇墙全部用砖砌筑。马道也用砖墁地。

三等边墙一般用毛石砌筑,内外两侧墙面均做虎皮石墙面(有的只做外侧),墙的厚度、断面尺寸及马道上部的做法,根据防御需要和地形条件而异。

河北境内的明长城边墙等级大多较高,山海关、金山岭等长城墙体多属于一等边墙。

从砖垛口至将军楼这一段长城线路,是来金山岭的游客必选路段。这一段长城墙体保存非常完整,大块青砖包筑了整个长城墙体和马道,白灰勾缝一丝不苟。

沿青砖台阶拾级而上,郭中兴介绍,我们脚下是马道,外侧为垛口墙,垛口墙上设有垛口和礌石孔,内侧为宇墙(又称女儿墙),内外高低不一,宇墙低于垛口墙。

站在垛口前向北望去,群山绵延不绝,直接天际,让人恍惚有睥睨千军万马的错觉。

“垛口墙主要是士兵作战时使用,敌人来犯时,可从垛口或礌石孔观察远处和城墙下的敌情,通过垛口发射火器或射箭,通过礌石孔释放礌石。”郭中兴介绍,“在有的墙体上,明军甚至使用了在当时威力巨大的佛朗机火炮。”

郭中兴特别指出两个细节——

“你看这个礌石孔设计,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孔洞,而是在孔洞下的墙体上设计了一个像弹道一样的凹槽,石雷在下滑的过程中出现加速度,以抛物线的形式离开墙体,既能扩大打击面,也防止炸开的碎石破坏墙体。”另一处独到的设计就是垛口,金山岭长城的垛口呈倒八字形,这种设计既能扩大观察面和打击面,也能更好地保护自己不被敌人射中。

在金山岭长城宇墙墙体上,分布着数量不同的孔洞,郭中兴转过身,指着几个20厘米见方的孔洞说,早期研究者们不清楚为何在长城内侧一方也设置若干孔洞,难道是为了瞭望后方?

经专家研究后才判断,这些其实是长城墙体上设计的通风孔。长城所在地常年风力较大,为了避免墙体被风力侵蚀和减小风力对墙体的撞击,长城建造者们在宇墙上特意设置通风孔,与垛口、礌石孔形成风力通道。

金山岭长城墙体的另一大特色是保存有形态完整的障墙。

在金山岭长城将军楼西侧,郭中兴先一步迈进障墙后,将自己整个身形隐藏在障墙之后,“障墙可以说是一道攻守兼备的屏障,即使敌军攻上城墙,守城将士仍可依托障墙步步为营,步步设防,保护自己,杀伤敌人。”

因为接近指挥中枢,障墙的坡度极大,手脚并用爬上障墙,就登上了将军楼。郭中兴介绍,将军楼是金山岭段长城的指挥中心,它实际上是一座空心敌台。

金山岭长城最显要、最突出的建筑是一个个前后相望、遥相呼应的敌台。

敌台一般骑墙而建,基础之上多为二层(亦有三层),下层空心,周围有箭窗和望孔。可以贮存粮草,驻守兵士。

“敌人要想攻上将军楼,需要突破五道防线,”郭中兴领着记者站上将军楼二层,视野一下开阔起来。

站在将军楼上,郭中兴指着北面左右两座山头上的圆柱形建筑介绍,那是金山岭长城的第一道防线,叫烽燧也称烽火台,起到预警和传递军情的作用。

烽火台又称烟墩、烽燧和狼烟墩等,多建在山顶,平原地区也有。白天放烟叫“烽”,夜间举火叫“燧”,台台相连,各个烽火台之间的距离以目力可以看清为准。为了报告敌兵来犯的多少,还以燃烟、举火数目的多少来加以区别。到了明代,还在燃烟、举火的同时加放炮声,以增强报警的效果,使军情可迅速传达千里之外。

在东西走向的长城主线之外,从将军楼向北伸出一段支墙,支墙可与东西长城主线形成夹击包围之势,围歼来犯之敌,这是第二道防线。如果敌人再向将军楼指挥中心突进,将军楼之外的山坡上还有第三道防线挡马墙,将军楼下的第四道防线月墙,如果敌人从关口突破进攻将军楼或架云梯攻上长城,障墙是第五道防线。

明代长城的另一个基本构件是马面(又称墙台、战台),高度与城墙同高,多为长方形,少数圆形,突出于墙体一侧(多为外侧),其主要功能是用来据守杀敌的。

当敌军来犯时,守兵登台迎战,矢石铳炮居高临下投射,使敌军不能近台。而当敌军一旦逼近城墙,守兵又可以从马面突出城墙的部位从侧面攻击来犯之敌。

“如此严密的防御体系,保存完整的各种构件,在整个长城沿线上都不多见。”郭中兴说,“金山独秀,不仅仅秀在时过数百年依旧壮美奇崛,更为重要的是,可以让后人得以窥见当年长城原貌,穿越时光领略万里长城上古塞雄关的气势。”

巍峨雄壮大境门。 通讯员陈亮摄

●大时空坐标里的河北长城

最古老的长城

“那个山坳就是当时八路军迫击炮所在的位置。”

2020年11月10日,涞源县黄土岭村。

站在“雁宿崖村黄土岭战役胜利纪念碑”前,村干部陈汉凯指着对面山坳间的一小块平地告诉记者。

1939年11月7日,有“名将之花”之称的日军中将阿部规秀,被八路军从那里发射过来的迫击炮炮弹击毙。

“这个迫击炮阵地身后,就是战国中山长城的一个前沿隘口所在地。明代沿用了中山长城的城墙,又构筑了两个城圈。”河北大学博物馆原副馆长李文龙,指着山坳不远的山脊,“看,那里还有清晰的长城墙体。”

81年前,战斗在黄土岭上的八路军们也许无从得知,他们身后正是2300多年前建造的战国中山长城。81年后,从小在这里长大的陈汉凯也只知道黄土岭上有长城,但直到此次记者陪同专家共同造访,才意外地了解到这段长城的前世今生——

这也是河北境内已知修筑年代最早的长城!

“涞源在历史上曾经叫广昌县、飞狐县,南有倒马关,东有紫荆关(易县),西边是山西省灵丘县,北边是张家口的蔚县。历史上著名的太行八陉‘飞狐古道’就通过这里,所以涞源这一带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其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李文龙说。

《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成侯六年(公元前369年),“中山筑长城”。据李文龙考证,处在燕、赵之间的中山国,为了谋求生存和发展,在今保定的涞源、唐县、顺平和曲阳一带修建了长城,大致走向为西北—东南—西南。

“这道长城真是蜿蜒曲折,其北起涞源县,进唐县,过顺平县,再转入唐县,最后进入曲阳县,在蜿蜒山巅和沟谷之间拐来拐去,现在测量的总长度约89公里。”李文龙说。中山长城的结构分石砌和土石混砌两种,和后来的长城一样,也有烽燧和屯军之城,烽燧在险要处,关口筑城,墙内侧修筑屯戍点。

黄土岭村战国时期的古中山长城,位于村东北侧的山岭上,全长6.3公里,现残存黄土岭城堡一座、烽火台3座,2015年被确定为河北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城堡城址位于两山沟谷中,长宽约450米、200米,是一座前沿隘口。墙体为石砌,两侧块石略经打制,内填碎石、褐土,底宽约3.5米,残高0.8至3米。城址内,有少量战国夹砂灰陶绳纹陶片、明代青花瓷片等。李文龙认为,此段中山长城明代曾修缮利用,属真保镇白石口路。

李文龙一直致力于河北早期长城研究。他说,关于战国中山长城的存在,曾长期停留在书面记载上,直至保定境内中山长城的发现,才填补了这一段长城调查研究的空白。

1988年,李文龙和同事们在做文物普查时,在唐县唐河东岸发现一道石砌长城遗迹,以后数年又陆续在曲阳县、顺平县、涞源县发现相近的长城遗迹,经查证确定为战国中山长城。

李文龙说,中山长城比秦始皇修筑的长城大约还早200年。因为距今太为久远,中山长城的墙体坍塌已不成墙状,当地人都形象地称之“土龙”或“龙脊”。

寻找早期长城

“术业有专攻,虽然对野外考古工作本身已经很熟悉,可我当初对长城的认识其实跟普通人差不多,不外乎是秦始皇修的,劳民伤财,外观都像八达岭那样……”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韩金秋说,长城对他意义尤其特殊——作为以北方青铜时代考古为研究方向的考古学博士,他在河北的考古生涯却是从调查早期长城开始的。

其实,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个朝代都有修建长城,我们目前看到最多的是明代长城,在学术界,明以前修建的长城统称为早期长城。

不过,早期长城多为土筑或石砌,由于年代久远,风雨剥蚀,残损极为严重,在大自然作用下,加上个别的人为因素,湮没殆尽。因此相比明长城,早期长城往往很少引人关注,对早期长城的研究,也多以文献研究为主。

按照国家文物局的总体部署和要求,2009年4月,河北省早期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正式启动。作为责任单位,省古建所与省文物研究所(现为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省文物保护中心、河北大学博物馆、河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四家单位协作,组织了10多支调查队共50余人进行了河北省早期长城资源调查工作。

也正是这一年,刚刚从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韩金秋进入当时的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工作,他接到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出任张家口早期长城调查执行领队。

学术界有研究认为,最早关于长城的记载来源于《左传》,“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那段位于河南省伏牛山脉和桐柏山脉之间的楚长城,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长城。

战国时期,齐、魏、赵、秦、燕和中山等国,相继修建了长城。秦统一后,出于防御匈奴的需要,将秦、赵、燕北部边境的长城连接起来,并加以扩展和修缮,第一次形成了一条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的绵延万余里的长城,万里长城由此正式出现。

此后,从汉代到明代的许多朝代,尤其是汉朝和明朝等大一统时期,为了战略上和军事上的需要,都曾大规模修建长城。

河北早期长城资源非常丰富,主要分布在秦皇岛、唐山、承德、张家口、保定、廊坊、石家庄、邯郸8个设区市的30多个县(市、区)。

而张家口更是被称为“历代长城博物馆”,因早期长城不但分布广,而且线路长,时间跨度大,主要分布在康保、沽源、张北、尚义等县。

在崇山峻岭中寻找早期长城,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尚义,韩金秋带队发现的长城,并不是一条线,而是一道断断续续的“虚线”,各个线段间的距离也不等。于是队员时常要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一段长城调查完毕,下一段长城还不知道在哪里。

“只要有与长城墙体相似的条状物,或者山顶上与烽火台相似的凸起,就要爬上去看个究竟。”韩金秋说。

可山上与长城相似的东西太多了。在一个山上,他们遇到过一道黑色石头条带,“简直就是一道长城”,仔细看才能看出是自然的地层。

有一次,韩金秋和队员们的调查到了尚义县牛家营村北的三草垛山前。这里的山体从东西向转为南北向,与长城相伴而行的瑟尔基河也转为南北向,按理说长城也应该转为南北向。但队员在这里的山上走了几天,最远走到了洋河口,也没有发现长城延续的痕迹。

长城到哪里去了?

当时调查队住在小蒜沟村,一天下午吃完饭到村周围遛弯。走到村北,这里地势较高,正在兴建火车站。忽然,韩金秋在一个低矮的山丘上发现了大量陶片,判断是汉代的罐、盆、瓮等,再仔细看山丘顶部,有人工修起的土质烽火台。

拿出电子地图,韩金秋一番勾画才发现,原来长城在小蒜沟村南就不再向东修了,而是又越过了瑟尔基河,到了河的北面。

兴奋的队员们一路又赶到河北面的小土台村寻找,发现了一座烽火台和村东的长城,这是尚义早期长城保存最为完好的一段,石砌墙体基础尚存,而且非常清晰。

韩金秋他们找到的这一段汉代长城,与内蒙古考古部门对这一段长城的调查相衔接,由此也基本摸清了汉长城在内蒙古和河北省尚义、张北一带的走向。

神奇的内外长城

2020年8月28日,邢台市内丘县侯家庄乡鹤度岭。

“130523****** 01,这是我们这段长城的编号,是不是有点像身份证号?”站在鹤度岭关北墙下,内丘县文物保管所所长贾城会报出一长段数字。它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眼前这段石片扦插的古墙,也是长城。

邢台的深山里怎么也会有长城?

要搞清楚这段长城的身世,需要先了解明代依托长城建立起来的“九边”防御体系。

“九边”,即明朝建立的九个边防重镇。

明朝建立后,退居北方边塞以外的元朝旧势力仍不时骚扰,为巩固北部边防,朝廷于沿边设镇,派兵驻扎。据《明史·兵志》记载:“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

在“九边”体系之中,河北明长城主要有两条:一条从山海关老龙头开始,先向东北,在与辽东长城交会后折而向西,经秦皇岛、唐山、天津、承德、北京、张家口,直到山西边界;另一条从怀来陈家堡起始,自北向南,经张家口、保定、石家庄、邢台至邯郸,纵贯冀西山区,进入山西境内。

这两条长城,分别属于“九边”的蓟镇(包括嘉靖三十年于蓟镇管理范围内增设的昌镇和真保镇)和宣府镇。

“鹤度岭就是属于明代内长城真保镇龙泉关路的重要关隘,扼守山西昔阳通往冀南平原的交通要道。”贾城会介绍,鹤度岭东侧壁立险峻,西侧坡势较缓,长城在西坡筑就,关门外的摩崖石刻“鹤度仙踪”,最能说明此地的险要秀美。

2006年国家文物局启动“2006-2014长城保护工程”,指定河北及甘肃两省为长城资源调查试点省份全面展开明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我们从秦皇岛的山海关出发,沿着燕山、太行山走下去,沿着长城行走了1000多公里。”河北省长城保护协会副会长、省古建筑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郭建永介绍,正是这次资源调查,彻底摸清了河北长城资源家底及保存状况。

调查显示,河北境内的明长城,东起山海关老龙头,西至怀安县马市口,南至邯郸武安。

鹤度岭长城的“身份证号”,也正是在这次长城调查后获得的。

2020年10月29日,涞源。

下了108国道,沿着河道向乌龙沟进发,河边的怪石或立或踞,好像藏在草丛中的猛兽。傍晚时分,夕阳背面的山脊黝黑蜿蜒,如一条巨龙盘踞,据说此处山形似五条巨龙,乌龙沟由此得名。

涞源长城是内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南连倒马关,东接紫荆关,修建于明万历元年至十四年(1573-1586年),属真保镇管辖,称为“次边”,全长122.5公里。其中乌龙沟长城是其精华地段。

涞源县文保所原所长安志敏介绍,乌龙沟长城修建于明万历元年至二年。这段长城的亮点是敌楼十分完整,除雷击和水冲、自然坍塌残毁的9座之外,乌龙沟长城全线71座敌楼中62座完好或基本完好。这也是当初乌龙沟长城能够较早被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原因之一。

“内长城的修建主要是吸取了土木堡之变的教训。”郭建永说,俘虏明英宗后,蒙古太师也先率领大军从山西绕道,攻破紫荆关,然后北上威胁京师,才有了此后的北京保卫战。

涞源长城正是亡羊补牢的紫荆关防御体系中的一部分,它充分结合了涞源特殊的地形地貌,属于内长城的代表性地段,也是最精华的地段。

潘家口“水下长城”。河北日报记者赵杰摄

●在这里读懂长城

长城之变

2020年9月21日,赤城县独石口镇马厂村。

汽车沿着当年开辟的风力发电机的运输道路,颠簸着来到山顶,终于找到了三棵树长城2段这一明代长城的重要遗址。

山风凛冽,乱云飞渡,碎石横陈。第一眼看此段长城,让人不禁生疑——

这是长城吗?

没有青砖、没有敌楼,一片片碎石直接扦插垒起,下宽上窄,剖面呈梯形。从坍塌断面上看,内部也没有夯土和碎石芯。

这完全就是用片石垒起来的一道墙。

赤城县博物馆馆长李沐心显然看出了记者的一脸疑惑:“长城并不都是金山岭、八达岭那个样子的,三棵树长城才最接近长城出现之初的模样。”

“早期长城是以烽燧列戍的形式出现,后来才逐渐出现连续墙体。长城的墙体建造也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孟琦介绍,比如在敦煌玉门关附近的西汉长城,现存墙体系用沙石和红柳筑成;而在河北大部分地区,长城墙体多是石砌。

当然,即便是石砌长城,样式也大不相同。

怀来县小南辛堡乡庙港村。

怀来县文旅局李鼎元背着30斤重的背包,徒步行走在村东南平均海拔1000多米的山路上。这是他巡查的重点路段——庙港长城。

史料记载,明开国大将徐达修筑居庸关长城时为保证工程质量,先选择部分险要地段修建长城“样板”,以此来标定长城的质量和规格,最后选定在庙港一带。因此,庙港长城是明代早期修筑长城时的“样板工程”,也被称为“样边”。

“样板”是个什么样?

庙港长城的规格建制至今仍十分完整,质量很高,由整齐的石条砌成,城基宽5.5米、顶宽4米左右、高度在4至8米之间。

这段绵延3公里的长城,还有许多科学的配套设施,墙上用石板砌出檐来做排水之用,另外还有泄水孔。内侧每200米设有一个门洞,城上有石阶,供士兵上下城墙用。城墙较宽,可容4匹马并行或8个人并排,外有女儿墙,内有垛口,每300米设有敌楼或墙台。

更精致的包砖长城的出现,则是明中期以后的事了。

2020年9月10日,秦皇岛市海港区板厂峪长城景区。

“看,堆在窑里那些都是砖,长城砖就是在这样的窑里烧出来的。”景区负责人许国华指着眼前一座砖窑说,2002年以来,板厂峪一带已经累计探明砖窑遗址217座,是目前国内发现数量最多、最集中,保护现状最为完整、文物遗存最为丰富的一处大型长城砖窑遗址群,“它们揭开了长城用砖的秘密。”

万历年间,戚继光在此重修长城,在石筑长城的基础上加砖修复,并增修砖制敌楼。正是戚继光带来的义乌兵在此开窑烧砖,以供修筑长城之用。

板厂峪长城砖窑随地势而建,沿土坡一字排开,工艺精湛,两窑之间距离不等。共有砖窑100座,灰窑5座、小打铁作坊3座。2003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2号、4号两座砖窑进行了考古发掘。如今,这两座保存完好的砖窑已开发,可对外开放参观。

“中国古代多用夯土筑城”,孟琦表示,唐代制砖技术有了发展,对城门及附近的城墙,开始采取用砖包砌、内填黄土的方法来修筑。到了明代,砖的质量和制砖技术都有了很大提高,砖已普遍用于居民砌墙。用砖砌墙不仅能承受较大的垂直载荷,而且它的强度大大高于版筑土墙及坯垒土墙。

建材上的革新,也使得长城建筑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

“明长城屹立数百年,跟砌砖时使用的胶结材料也有关。宋代以前是用黄泥浆,宋代以后,石灰砂浆才逐渐普遍使用。”孟琦说,明代在砌筑城墙时,广泛采用石灰砂浆和糯米汁一起搅拌后做胶结材料,直到今天,砖缝的砂浆胶结力仍很坚固。

明长城的另一个创举是空心敌台的出现。

2016年8月,浙江台州古城。

河北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杨越峦第一次见到台州古城墙上的敌楼。这位以拍摄长城而闻名的摄影家不禁脱口而出:“这不就是金山岭上的空心敌台吗?”

视线回到金山岭。

金山岭长城的小金山楼是空心敌台的典型代表。郭中兴带着记者,从小金山楼一层的券室通过,找到了隐藏极其巧妙的砖制楼梯。仅容一人勉强通过的楼梯连接二层的铺房。铺房为砖仿木结构,构建精巧别致。

“空心敌台是蓟镇长城的重要防御设施,它使得长城的防御能力大大加强。”孟琦介绍,据《明史·戚继光传》记载,在此之前,蓟镇长城的防御,只是在重要关隘驻兵防守,“有警征召四集”,平时则“以据险为事”,在高低险厄、峰谷交错的防御线上,只是“巡边”而已。

隆庆二年(1568年),戚继光、谭纶二人被调往蓟州,负责修建北京附近的明长城。他们抽调江南三千兵士,将台州的筑城经验运用到北方长城的修建之中,在长城上增修了空心敌台。

有了空心敌台,守卫长城的将士采取以台为中心,按垛授兵。敌楼之间互为掎角,相互救应,都配备有火炮,犹如一座座小型堡垒。现存的八达岭、金山岭、黄崖关、山海关等多处长城都这样被戚继光改进过。

金山岭长城部分残存敌台。河北日报记者袁伟华摄

选址之谜

2020年9月21日,赤城县青虎沟。

“这一段长城,是明长城叠压北魏时期的长城。滴水崖那边还有一段,可能是明长城叠压唐代长城。”李沐心指着山脊处的长城墙体说,在长城修建时代复杂的张家口,经常会看到后代长城沿用或叠压前代长城的情况。

为什么不同朝代的长城修筑者,会不约而同地选择这样的线路?长城的选址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长城的每一个选址决策都是巨大的投入,因此每一段长城出现在哪里,都有其目的性。”在中国长城学会常务副会长董耀会看来,修建长城在选址、布局和施工等方面都遵循一定的原则。这些原则虽然多为后世所总结,但其在长城建筑史上的一致性,足以说明其为长城修建的规律价值。

作为国内首位徒步考察长城并历经30多年一直潜心研究长城的专家,董耀会对长城的理解有其全局视野。在他看来,天然的地理条件造成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经济类型的不同,导致地方在社会发展上的巨大差异,这也是长城得以产生的历史根据。

在国家地理的尺度上,长城的走势恰恰与历史上著名的“两条线”基本重合:

第一条是司马迁线。

中华文明的历史是农耕和游牧两种文化冲突、交错、融合的历史。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期,他写《史记》之时,汉朝通过北击匈奴获取了塞外大片土地,多民族融合统一的版图首次形成。广袤的疆域内,农业和牧业地区的格局形成了鲜明对照。司马迁通过对物产的考察,找到了二者的分界,“龙门—碣石北”线,也被称为“司马迁线”。

第二条是胡焕庸线。

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于1935年提出的划分我国人口密度的“黑河(瑷珲)—腾冲线”——线以东国土占43.71%,人口占了94.39%;线以西国土占56.29%,人口比例却只有5.61%。这条被称为“胡焕庸线”的连线,不仅是一条人口、经济线,同时也大体划分了我国的农耕与游牧文化区。

“从大的空间分布上看,长城规范了农耕与游牧文化区域的秩序。”董耀会表示,从具体的长城段落来看,长城的选址、布局和施工,则首先要考虑与自然环境有机联系,强调充分利用自然天险的屏障作用,历代长城选址都充分考虑了“用险制塞”的原则。

从防御到融合

2020年9月22日,张家口大境门景区商业街。

从剪纸到黑陶,从肉石到杏脯,各种带有地方特色的商品在口街上售卖。而数百年前,这里最大宗的贸易商品还是马匹、皮毛和茶叶。

相比军事用途,大境门的商业色彩要浓厚得多。其实早在1571年,大境门还未开豁建口之时,门外元宝山一带的边境贸易就十分频繁。后来形成了被称为“贡市”和“茶马互市”的边贸市场。

来自蒙古草原和欧洲腹地的牲畜、皮毛、药材、毛织品、银器等货物在此处换成丝绸、茶叶、瓷器、白糖,于是张家口便有了“陆路商埠”“皮都”之称,而大境门一带也一跃成为古代中国北方国际贸易的内陆口岸。

大境门历史近四百年,见证过战争的残酷,也目睹了商业的繁华。它是战争的关口,更是商业的大门。比起拒敌“关”外,大境门更多的则是开“门”迎客,这大概就是它作为长城关口,却被称作“门”的根本原因。

这一奇特细节,为长城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给出了不一样的注脚——以防御为初衷建筑起来的长城,在更多时间里其实是民族间贸易与融合的平台。

无独有偶。

金山岭长城沙岭口。

“即便是边关最紧张的时候,这里也是内外边民进出的通道。”郭中兴带领记者走出沙岭口的小门,这是金山岭长城上建造较早的五个隘口之一。

在郭中兴看来,长城主要是为了防御而建,但历史上各个朝代向长城沿线广大地区移民、屯田,长城区域的征战本身在客观上都起到了促进民族融合的作用。

长城不单单是军事防御工程,长城所在区域更是古代各民族交错杂居,既互相对抗,又互相学习,乃至共同生活的地方,由此产生了广泛的民族融合。长城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是民族融合的纽带。

“从历史地图上不难发现,明长城与秦汉长城的走向是大体重合的,但是二者在滦河流域却南北相距将近数百里之遥,从而使这个流域处于蒙古草原南部的秦汉长城和华北平原北部的明长城的包围之中。”河北省政协原副主席、省历史文化研究发展促进会名誉会长李月辉在对滦河流域进行深入研究时曾有独到的发现。

两大地理板块对峙状态下的缓冲,被认为是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整个滦河流域不同时代的长城、界壕、烽燧普遍分布,它们记录了农耕与游牧民族控制界线的反复推移,从而形成了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长城和民族关系博物馆。”李月辉认为。

2020年9月18日,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

董耀会受邀为学院的师生们做一次演讲。“在人类文明史上,中国长城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文化现象。”董耀会说,“在中国古代,长城存在的价值与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死存亡、构建文明发展秩序、文明发展和延续三大基本问题始终息息相关。构筑长城的初衷无疑体现了一个隔离的主张,但同时修建的成千上万的关隘却是联系长城内外的。任何时期长城都不仅是隔离的屏障,同时还是联系长城内外的纽带。”

2020年9月22日,大境门东北50公里,张家口崇礼。

少有人知的是,在这片冰雪覆盖的绵延群山之上,还有许多长城遗迹纵横错落。

“近期我们将用虚拟灯光的形式,让长城在这里的山脊上重新站立起来。”常文鹏向记者透露,目前,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已在建设中,崇礼长城保护展示工程项目正在推进,“长城脚下的冬奥会,历史与未来相遇,让人期待。”


【大河之北·河北人文地理解读】长城篇(下)|我的长城_大河之北

●长城脚下是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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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岭长城云海美如画。新华社发(刘满仓 摄)

>>长城是“回家的方向”

2020年9月17日,金山岭。

天气晴好无风,是航拍好时机。

金山岭长城文物管理处的航拍摄影师周杰,要在这天和同事做一场视频直播,为观众介绍金山岭长城将军楼段独特的防御体系。

“我是金山岭第一个用‘上帝视角’看长城的人。”周杰一边调整无人机镜头的角度,一边用带着些许炫耀的语气问记者,“你知道那感觉有多奇妙吗?”

金山岭,位于滦平县巴克什营镇二道梁子村,1998年周杰出生的时候,这里已经是远近闻名的长城旅游目的地。坐在周杰家老屋的炕头,就能看到山脊上的长城敌楼。

“小时候长城对我来说是玩伴。孩子们放了学没事,就到山上的楼子里面去。那时候没多少游人,敌楼里黑咕隆咚的,还挺吓人。”爬着长城长大的周杰,那时候的梦想是“要走出去”。

18岁时,周杰去了120多公里外的北京。2009年京承高速全线贯通之后,从二道梁子村到北京城,最多也就两个小时。跟崇山峻岭包围着的小山村比起来,大都市就是另一个世界。

“一开始在一个传媒公司干,跟着师傅学摄影摄像,也干舞台布置等各种杂活。”周杰印象最深的是住在通州的时候,有一天看到马路边上的一条隔离墙,“一个豁口一个豁口那种,突然就想起长城上的垛口墙了。那一刻就想,或许我的人生方向还是在长城脚下。”

2020年4月,金山岭长城管理处招聘航拍摄影师,周杰决定回家来,给长城拍视频。

随着螺旋桨“嗡嗡”的低鸣声,周杰操控的无人机拔地而起,操作平台里的视野一下子越上头顶。整段长城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

“将军楼是保存最完整的长城指挥系统。根据史料记载,我们推断戚继光曾经在这里驻扎过,也在将军楼接待过朝廷来视察的重要官员。”无人机飞越砖垛口下的戚继光塑像时,直播主持人介绍。

这样的视角吸引了大量网友的关注,直播刚一开始,网友的提问就一条接一条。

“长城上能驻兵吗?”

“就这么一道墙,怎么防得住?”

周杰把镜头拉向将军楼,这是一座二层空心敌台,一层是券室和箭窗,二层是铺房。比较独特的是,敌楼后方还有一座类似北方民居的建筑,这是指挥作战的军官办公休息的地方。

“不要小瞧长城的防御能力,从这个视角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敌人在这里要想攻上将军楼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至少要攻破四道防线。”主持人讲解的有些知识,连周杰也是第一次听到。

“将军楼直接向北伸出一段支墙,这也是长城线上比较独特的设计。支墙可以与东西两侧的长城主线形成包围圈,夹击来犯之敌。”同事提醒周杰将镜头推到支墙上,“支墙往上靠近将军楼的部分还有一段挡马墙,将军楼一层之下还有月墙,这是支墙后的第三道防线了。”

周杰自小在长城上玩耍,但从没有系统研究过长城的构建,同事的专业介绍,也勾起了他的兴趣。他操作着无人机上下翻飞,闪转腾挪,从各个角度配合讲解。

这场无人机视频直播持续了15分钟,直播间里的问题一直不断,连周杰都觉得意犹未尽。

“这些墙、这些楼,小时候都爬过、都摸过,就是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像盲人摸象。现在用专业的视角一看,才知道这里面还有这么多门道。”找到了个人技能与长城最好的结合点,周杰觉得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事实上,河北长城脚下的许多村庄,都处在深山或林草交界带,曾经是贫困发生最集中的地方。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长城旅游资源被陆续开发,越来越多像金山岭长城一样的长城段落,成为周边村庄发展旅游业的资源。在河北长城沿线走访过程中,记者见到无数像周杰这样曾经远离家乡,最终又被长城召唤回来的人。

对于他们来说,长城是什么?

“长城是回家的方向,是咱们的根。别管飘到过哪里,最终还是要在这里扎根。”周杰抬起头,透过农家院宽大的玻璃窗,看着落日余晖中的小金山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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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摄影家周万萍。

>>长城是“梦想的方向”

“如果没有长城,我或许还在哪个工地上背砖呢!”

2020年9月18日,见到周万萍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他带着几位摄影师刚刚从长城上下来。

摄影爱好者是金山岭长城游客中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常年以金山岭长城为创作对象,有人每个月都要来几次,还有的在这里一住就是几个月。周万萍的家就在金山岭脚下,那里也是很多摄影界的朋友们落脚的“基地”。

尽管周万萍一直坚称自己“是个农民”,但不少摄影爱好者都习惯叫周万萍“老师”。虽然少年时因一场意外触电事故左腿及右手致残,但在长城摄影界,周万萍成名已久。

周万萍是最早尝试用镜头记录这段长城的当地人之一。

“这台‘海鸥120’是我的第一台相机,是给长城背砖赚来的。”周万萍从书桌上拿起一台老式照相机,小心捧在手里。

早年,二道梁子村村民祖祖辈辈都是以种地为生。周万萍家有八口人,只有两亩地。一年忙到头,地里的收入只够供一家人吃饭。读初中时,他第一次在学校见到照相机,也是从那天开始,他下定决心,将来等自己有钱了也要买一台那样的照相机。

1980年,15岁的周万萍初中毕业后辍学回家帮父母种地。其后,相关部门开始对金山岭长城的破损地段进行维修。农闲时,村里很多壮劳力都去工地背砖头。

一块砖重12公斤,从山脚下背到长城上,能赚一角钱。买相机的念头,成了周万萍背砖的动力。

整整攒了一年,他揣着背砖赚到的40元,兴冲冲地来到镇上一家照相馆。软磨硬泡了很久,老板才答应卖给他一台“海鸥120”照相机。

长城雄伟壮丽的风光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周万萍发现,他们当中有不少摄影名家,这让他如获至宝。每每有摄影师到长城上,他就跟着人家跑前跑后,问这问那,从专业摄影师们一点一滴的点拨中慢慢提高自己的技术。

1986年,为了偿还欠下的胶卷钱,周万萍开始在长城上给游客拍照赚钱,业余时间自己琢磨着拍些风光片。

或许是因为从小生长在长城脚下,周万萍的长城摄影一入门就显示出极高的品位。

在周万萍的镜头里,长城具有特别的神韵,或巍峨挺拔,或气势凌云,或苍凉雄健,无不给人深深的震撼。

有一次,天降暴雨。按照周万萍的经验,雨后一般都能出好片子。爬到半山腰,大雾过来了,周万萍赶紧拿出相机拍了一组照片,画面中云雾缭绕,长城像一条龙在天际间翻滚。

周万萍将这张照片寄给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摄影赛组委会,结果,他的作品从90个国家参赛的四万九千张照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二名。

2020年9月19日,离周万萍家不远的“海军农家院”,迎来北京一家公司搞团建活动的40多位客人,21间客房全部住满。

“如果不是长城,我可能还是巴克什营镇上的一个汽车修理工。”

吃晚饭的时候,老板周海军特意打开电视机,上面循环播放着他最得意的作品片段——这些用延时摄影手法拍摄的金山岭长城,经常登上央视和各大视频网站。

“我是金山岭长城最早搞延时摄影的人之一。”周海军说。

20世纪90年代,初中毕业后的周海军进装修队,当修车工,做了不少行当。2000年,眼看着来长城的人多起来,周海军有了新想法:开个农家院。从简单的板床通铺,到单独的床位、单独的卫生间,农家院的条件不断提升。

周海军又成了金山岭最早搞农家院的人之一。如今,全村90%的村民都搞起了农家院,生意还不错。

身份的转变,在周海军看来并不突兀。

“因为住客好多都是摄影师,2009年我就开始接触和学习摄影。2012年有一个纪录片摄制组住在我家,提出需要一段延时摄影素材,他们把任务交给了我。”周海军说,延时摄影需要技术和设备,更需要的是时间。一组延时摄影作品,至少需要250张照片,“有时候为了拍云海,需要在长城上蹲好几天。”

周万萍、周海军、周广山……在金山岭,有着一个农民摄影家群体。

“长城对你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面对记者的提问,周万萍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柜子里翻出了一本书。那是周万萍用自己多年的积蓄,还借了十几万外债,出版的一部摄影集,名字叫——《我的家乡》。

“如果没有长城,我们可能在打工、种地。放下锄头,拿起相机,是长城实现了我们的梦想,改变了大家的人生轨迹。”周万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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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11日,长城调查队员李子春在张家口赤城三岔口村,跟孩子合影。李子春供图

>>在长城找到“心灵归宿”

北纬41°19′3.9″,东经115°38′65″。

海拔高度1667米。

2013年中秋前夜,月光沐浴下的独石口长城上,赤城县博物馆馆长李沐心找到了心之所向。

“那天我在长城上露宿了一晚,想明白了很多事情。”李沐心身材瘦高,戴着厚厚的眼镜,一头向后梳起的鬈发,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诗人。

李沐心也的确喜爱诗歌和散文,性格恬淡,向往浪漫和自由。琐碎刻板的现实跟诗与远方的差距,曾让他一度十分迷茫。

2013年,赤城民间长城爱好者明晓东以个人名义,在当地博物馆举办“赤城长城摄影展”,其间,跟李沐心聊起徒步行走长城的故事。

第一次行走长城时,明晓东和同伴迷路了,最终还是在深山老林里找到了长城,才找到了方向。

明晓东告诉李沐心,有了长城,便不会迷路。后半辈子要认真研究长城了,人生也不会再迷茫。

“在长城上能找到人生之路”,明晓东的一句话点醒了李沐心。这一年的中秋前一天,李沐心一个人爬上了独石口长城。

从高空俯视独石口长城的形制,就像一只尖角,三面孤悬,“角突”塞外。它身处燕山余脉那条高山走廊的尽头,由此向北10多公里,即是一马平川的草原。

这里是元代望云驿道由草原进入山地的隘口,也是明朝的“肩颈之地”——明中期曾统理北部边防的翁万达在《请城北路内塞疏》中指出:“国之后门犹人之肩背,养其肩背以卫其腹心……又以独石、马营、永宁、四海冶之间,素称险峻,朵颜支部巢处其外,尚能为我藩篱”。

但这已然是500年前的形势。

“只有站在历史的角度和空间的高度上,去回望和俯视它,才能感到丝丝冷峻。”李沐心说,曾经有一位长城专家推心置腹地嘱咐他,独石口长城在明代宣府长城防御系统中作用极为重要,“扼边地咽喉,控长城内外,交通和军事地位甲于诸路。”

但是如今的独石口,在景点众多的河北段长城中,仍鲜为人知。相比游人如织的山海关、金山岭,偏僻的独石口显得有些寂寞。

“这可能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吧,独石口作为曾经显赫一时的长城要塞,其后虽一度颓废,但历史文化价值依然不菲——长城,总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李沐心说,“这就如同豪情万丈的年轻人,总要在成长中回归平凡,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像独石口那样,平凡的坚守就是一种非凡。在那个中秋之夜,我在长城的怀抱中想明白了这一点。”

事实上,独石口长城最吸引人的地方,除去独特的“凸”字形走向之外,就数粗犷质朴的扦插石垒建造技法了。

修建长城一般是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就地取材。张家口的长城90%以上是扦插石垒长城。所谓扦插石垒,就是纯粹用石头片砌起来的,既不包砖,也不加糯米和白灰之类的传统黏合剂。

独石口长城的墙体一般高是4-6米,底宽为4米左右,顶宽最窄的地方仅有30厘米。或因战争破坏,或因风雨侵蚀,历经数百年的城墙有的已经倒塌。但坍塌下来的长城墙体,只是改变了它们彼此的结构顺序,却依然和站立的长城一道,坚强蜿蜒在崇山峻岭之巅。

“现在想一想,长城再雄伟,也是由这一块块的条石垒砌而成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像这样一块条石,在历史烟火和岁月风尘中学会坚强,善于协作,才能有所作为,这是长城给我的人生启迪。”李沐心说。

如今,他的主要工作是对赤城现存的长城段落开展研究、保护,对其文化进行推广。“做一块长城的条石”,是他的使命。

●长城之上是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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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6月11日 河北金山岭长城开展保护修缮施工。 新华社发(王立群 摄)

>>具体的家国

2012年,秦皇岛抚宁县驻操营镇(现属海港区)板厂峪村。

一场大雨冲倒了25米明长城,显露出一通刻有“三屯营当中军守备许大成”巡视长城的记事碑。

板厂峪村民许国华听到消息后飞奔而来,捧着石碑反复端详。让他兴奋的,不仅仅是这块碑的文物价值,更是碑文上“许大成”这个名字。

2009年春,当时的抚宁县长城沿线发现大量古墓,一些古墓旁的石碑上,隐隐可见镌刻的“祖籍浙江金华府义乌县”字样。

考古学家通过考察了解到,400余年前的明隆庆年间,在这一带戍守、修筑长城的,是一群来自浙江的义乌兵。此后,这些义乌兵后裔聚居的地方,形成了散落在长城沿线的“义乌村”。在今天秦皇岛境内的明长城沿线,有158个自然村里有驻守长城的后裔聚居——义乌村百姓口口相传故乡是“金华府易武县”,就连那些故去的人,也留下一座座面向东南的坟茔。

2010年夏,在浙江省义乌市地方志的邀请下,秦皇岛市董家口、城子峪、板厂峪的义乌籍长城后裔到义乌寻根、探亲。祖辈口口相传的很多祖先名讳,竟真的在义乌当地族谱中得到查证。

“村里老辈儿人都说,我们也是义乌兵后代。”这让许国华不禁生出一些淡淡的向往。如今,这通长城里冲出来的石碑,会不会真的与自己有些渊源?

许国华马上联系了千里之外的义乌方面。很快,消息传来,据浙江义乌市许宅村许氏家谱记载,明隆庆二年(1568年),许氏族人许大洪带着两个儿子许伟继、许伟纯来到蓟镇。许大洪在三屯营当中军守备,后调义院口任游击将军,镇守义院口关。

最终,经考证,板厂峪碑文上写明的“许大成”就是“许大洪”,许国华和板厂峪的许氏乡亲找到了自己的祖先——他们因长城而来,因长城而落地生根,又因长城找到了自己的历史根脉。

在长城脚下长大的许国华,本来就对长城有特殊的感情。20年前,曾经是“煤老板”的他,关掉煤矿当起了长城保护员,在长城脚下发现了石雷、石炮和沉睡数百年的长城窑址群。他投资建设板厂峪长城景区,自费建起一座展馆,并把收集自民间的长城防御兵器、火铳、长城文字砖、记事碑等1300多件文物,交由文物部门指导和管理。

“那时候想得挺简单,觉得长城就是自己生长的家。现在,长城对我来说就不单是家的概念了,我们祖先从义乌到这里来为的是修长城、守长城,是为国戍边。这特别明白地说明了,家就是国,国就是家。家国家国,对我们来说,一具体,就是长城。”许国华说,他现在能做的,就是沿着先祖的脚步,在守护长城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

把义乌兵带到长城边的,又是谁呢?

2020年10月22日,迁西。

在许大洪曾经担任中军守备的三屯营镇,镇边的三岔路口矗立着一座塑像,他身披战袍,左手拿剑鞘,右手长剑直指前方,似乎在指挥着千军万马。这就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戚继光。

“大家对戚继光的了解大都停留在抗倭英雄这一点上,实际上,戚继光不仅是一名军事家,还是一位建筑大师。明代蓟镇长城的防御能力得到加强,戚继光居功至伟。”原唐山市文物管理处(现唐山市文物古建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子春说。

明隆庆二年(1568年)五月,在与俞大猷、谭纶等人消灭南部倭寇之后,戚继光被朝廷调往蓟镇练兵。次年秋,他又受命担任蓟镇总兵官。

这一时期戚继光抓练兵,修边墙,并重修三屯营镇府城。

据李子春考证,戚继光曾在三屯营镇守16年,为防御蒙古诸部的袭击,他首先在此修补长城,又于明万历五年(1577年)重修镇府。重修后的三屯营镇府城固若金汤,可谓全镇塞垣之典范。

历经400余年的岁月洗礼,如今三屯营城已难觅踪迹,只有戚继光撰写的《重建三屯营镇府记》石碑得以幸存。

我们今天仍然有幸能够见到戚继光主持修筑的长城。而最能体现其中创新举措的,正是金山岭。

在金山岭长城的砖垛口,同样矗立着一座戚继光雕像。

金山岭长城文物管理处主任郭中兴介绍说,戚继光在修建长城过程中,依据“因地制宜,用险制塞”的建筑思想,山势低矮处,加高城墙;山势高峻处,修建敌楼,个别地方加修了障墙、支墙、挡马墙,全部为砖石结构或砖石木结构,使这段长城设施完备、构筑牢固、布局严谨、可攻可守。

“连绵墙体上每隔一段距离有一座形制各异的空心敌台。现代人看到的金山岭、八达岭那样经典长城样式,其实也是戚继光之后才出现的。”郭中兴说,戚继光在加固城墙的同时,又借鉴浙江台州城墙的经验,修建了空心敌台。

戚继光带来的空心敌台设计,下部为基座,用大条石砌成,高与城墙相同,中部为空心部分,有的用砖墙和砖砌筒拱承重,构筑成相互连通的券室,有的用木柱和木楼板承重,外侧包以厚重的砖墙,形成一层或二层较大的室内空间,以供士兵驻守,存放粮秣和兵器。上部为台顶,多数敌台台顶中央筑有楼橹,供守城士兵遮风避雨,也有的台顶铺墁成平台,供燃烟举火以报警。

“蓟镇长城最早修建于明朝初期,虽然到弘治、嘉靖年间长城也都有所修筑,但过于简单。真正大规模的修筑则是从隆庆至万历初由戚继光完成的。”李子春曾经参与过明长城和早期长城的调查工作,在他看来,戚继光主持修筑的、增设了空心敌台的长城样式,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最经典的长城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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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上。沙飞摄

>>血肉的长城

2001年10月2日,河北涞源县文史展览室。

老普在一幅泛黄的老照片前停下脚步。

照片上,一座雄伟的长城敌楼巍然耸立,八路军战士们振臂举枪,正在呐喊欢呼。

作为中国长城学会理事、晋察冀抗战史图片研究专家,老普主要研究长城与抗战老照片。在长城圈和摄影圈里,“老普”这个笔名大名鼎鼎,以至于他的本名张保田倒很少有人提起。

“我在各种老照片、电影里看到长城的影像,总想确认是哪里,然后马上再去找到这个原点,复拍一下。”老普退休前是做信息加密和解密工作的,对历史影像中隐藏的信息格外敏感。“涞源这张照片的原说明文里提到的‘东团堡’是该县的一个乡,但东团堡本地并没有长城,那么这张照片到底是在哪里拍的?”

带着疑问,老普一头扎进文献资料里。

1940年9月下旬,晋察冀军区一分区部队执行八路军总部命令,发起“百团大战第二阶段涞(源)灵(丘)战役”,向涞源县境内的日军发起全面进攻,先后拔除日军设在插箭岭、白石口、三甲村、北石佛等地的堡垒据点。

东团堡战斗于9月22日晚打响,八路军一分区三团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与日军激战四天,最终,当时盘踞在东团堡的日军第二混成旅团士官教导队全数被歼。

整个涞灵战役后期,以东团堡战斗最为惨烈。

东团堡战斗胜利后,八路军战地记者、著名摄影家沙飞拍摄了八路军战士在长城敌楼上欢呼胜利的照片,1946年在《人民战争》丛书中以“八路军解放东团堡”为名首次发表。

2003年8月,经过近两年的搜寻,老普和长城小站志愿者最终确认了这张照片的拍摄地——涞源县宁静庵长城。

宁静庵与东团堡相距40公里。原来,在涞灵战役中,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的前线指挥所就设在宁静庵长城上。当东团堡全歼日军的消息传到宁静庵指挥所时,沙飞拍下了警卫排战士在长城上振臂举枪欢呼胜利的瞬间,从而诞生了抗战经典照片“八路军解放东团堡”。

这并不是长城与抗战首次“同框”。

2020年9月9日,山海关古城。

“城墙上这些密密麻麻的小孔,就是当年日本侵略军攻城时留下的弹孔。”原山海关文物保管所所长郭泽民,带记者来到了山海关南门外、东南角的一处城墙前,他指着城墙上几个大的、连在一起的孔洞告诉我们,那就是日军机关枪射击留下的。“这里是榆关抗战战斗最激烈的地方。”

榆关是山海关的旧称。1933年1月1日-3日,日军先后出动4000余人,在上有飞机、下有坦克重炮、海上有鱼雷舰的猛烈炮火掩护下,由山海关南城墙全线攀墙而上。中国守军与日军在城头展开肉搏,刀砍、枪挑、石砸,甚至抱着日军从城墙上跳下。城破后,守军仍与日军展开殊死巷战。626团第一营营长安德馨多处负伤,仍裹创苦战,最后头、腹两处中弹,壮烈殉国。1988年9月3日落成的“榆关抗战纪念碑”,就位于安德馨当年殉国的西水门外不远。

2020年10月22日,迁西滦阳镇石梯子村。

潘家口水库北岸,喜峰雄关大刀园。

“这里是埋葬喜峰口长城抗战烈士尸骨的地方。”大刀园景区负责人张国华指着园里那把用废旧钢材制成,长29米、重19.33吨的大刀告诉我们,这寓意为二十九军将士在1933年血战喜峰口。

1933年1月-5月,为抗击侵华日军进攻热河,中国军队在长城的山海关、冷口、古北口、喜峰口和滦东等地作战,这就是著名的长城抗战。1933年3月,日军占领长城喜峰口第一道关口后,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在赵登禹、何基沣、佟麟阁的指挥下,夜袭喜峰口日军,近敌作战,夺回喜峰口阵地。

“喜峰口的胜利,是中国军队自‘九一八’以来的首次大捷。当时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大刀队战士们的英雄形象深入人心。这场战役也催生了著名的抗日救亡歌曲——《大刀进行曲》。”迁西县党史研究室主任马振说。

长城,就这样从古老的军事防御系统,变成了中华民族反抗侵略的精神象征,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家国象征。

1933年夏,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长城脚下的张家口成立,并在共产党人吉鸿昌的指挥下,相继收复康保、沽源、宝昌、多伦,将日本军队全部逐出察哈尔,成为“九一八事变”以来首支从日军手中收复失地的中国军队。

1937年9月24日,八路军115师骑兵营在唐县西北60公里的倒马关,在长城关西碉堡击退日寇板垣师团一部,开八路军华北敌后抗战之先声。

1939年11月,八路军在涞源黄土岭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当年八路军炮兵阵地的背后,就是河北现在已知的最古老的一段长城。

1945年8月30日,八路军冀热辽军区部队12团、18团经过了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最终从日伪军手中解放了长城重镇山海关。

……

修建在自古兵家必争之地的长城,见证了抗日战场上一场场激战,也见证了“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整个过程。

就是从涞源那张老照片开始,十几年里,老普沿着沙飞的足迹,走遍了自己能找到的、沙飞拍摄八路军在长城上战斗组照的所有地点。

1937年10月,沙飞以全民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奔赴刚刚建立的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采访,在聂荣臻的安排下来到杨成武的独立团。当时,杨成武部连续克复灵丘、涞源、易县、蔚县、繁峙、紫荆关等重镇——这一带崇山峻岭间尽是蜿蜒曲折的长城。

在涞源县城以南十几公里的插箭岭,沙飞第一次见到长城,这位从南方来的摄影青年被惊呆了。

在插箭岭、浮图峪等长城沿线,沙飞的创作激情被充分调动了起来,连续拍摄了《八路军收复插箭岭》《八路军占领长城烽火台》及最著名的《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上》等数组精彩作品。

“长城雄浑壮美的外观、抵御外侮的象征意义,与抗战完美契合。”老普说,“正是这些真实发生在长城上的历史画卷,讲述了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长城为什么变成了中华民族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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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东楼城台施工现场。郭颖供图

>>可触摸的历史

2020年9月10日,山海关古城。

镇东楼城台外侧搭起了脚手架,相关部门正在对这段城台实施抢险加固工程。

镇东楼即大名鼎鼎的“天下第一关”箭楼,是山海关最具代表性的地标建筑。

山海关区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党组副书记郭颖介绍,不久前,山海关区通过长城险情排查工作发现这段墙体存在不同程度险情,委托专业勘察单位采用探地雷达等技术手段进行现场勘察,编制了除险保护方案,经省文物局批复后启动了抢险加固工程。

对山海关长城来说,这只是一次小规模维修。

长城修复历史上最重要、过程最令人难忘,也最激发全国性爱国主义情绪的,是在1984年。

“这几尊汉白玉石碑,就是1984年上海市各界赞助修复的山海关长城纪念碑。”郭颖指着石碑上镌刻的众多人名和单位说,如今的老龙头澄海楼是当时根据历史档案重新设计修建的,靖卤台和入海石城则是根据考古挖掘再现遗址及建筑结构而复建。而这一切,都始于1984年一场名为“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全国性活动。

1984年6月27日,当时的地质矿产部地质遥感中心,应用航空遥感技术对北京地区长城的调查成果在《北京晚报》发表。8天后,《北京晚报》刊发了发动社会力量赞助修建长城活动的启事。

活动启事见报的第二天,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习仲勋同志在人民大会堂对记者说“这是一个好的活动,是个大好事”,并欣然命笔,为这次活动题写了主题——“爱我中华,修我长城”。

9月1日,邓小平同志相同内容的题词更把活动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资料记载,自1984年9月起,秦皇岛市山海关区陆续收到来自全国24个省区市以及世界各地的捐款,其中,以上海市的捐款额和捐助人为最多,捐款者达86万余人,捐款总计70.98万元,占老龙头第一期修复工程总费用的73.2%。

在那个走向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以“爱我中华,修我长城”为载体,长城又一次被上升到民族精神的高度,也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一段触手可及的历史记忆。

2020年10月22日,潘家口水库。

群山环抱一汪清水,快艇劈开水面,从码头向水库深处驶去。山风夹带着水面寒气刮在脸上,冬天的气息比山外更明显些。

远处山脊上隐约有长城蜿蜒而下,至水面后一头扎进水中。这里是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保护维修工程项目所在地。

河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工程办主任、河北长城保护协会会长孟琦,早早站在码头边的山坡上等着我们。“这段工地的特殊之处在于,全部施工现场被水库和横亘在绝壁上的长城隔绝成一个半岛……”一个多月来,能和孟琦聊几句的“外人”不多。

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建于明洪武年间,城墙为砖石结构。20世纪70年代,潘家口水库修建后,潘家口关城和部分长城被淹没到水下,形成独特的“水下长城”景观。随着水位变化,“水下长城”时隐时现。

国家文物局公布的信息显示,岁月的磨砺、风雪的侵蚀、战争的洗礼,加之人为的破坏,保存现状“较差”“差”“已消失”的长城点段,占总数的近七成。

“如今,像1984年那样的大规模长城修复已经没有了,现在对长城的维修主要是针对长城段落的不同险情进行精准维修。”孟琦说。

2018年,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保护维修工程(一期)开工仪式在宽城满族自治县举行。“这是使用社会公募资金进行的长城保护项目。”孟琦介绍,该工程一期有17.4万人参与募捐,筹款281万余元,已维修长城132米、敌楼1个。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二期工程,将维修长城敌楼3个、墙体873米。

平滑如镜的水面容易给人误判,实际上,这里的很多山险如今都已淹没在水下。长城在燕山南麓依山势迂回蜿蜒,时而刺向峰顶,时而跌入山谷没入水中。

孟琦带着记者上山,“这里是水库中间,货车、塔吊均无用武之地,修缮所需砖头、石条都是用船一点一点运进来的。然后再由工人往上背,最后通过缆绳、滑道把材料运送至施工地点。”

潘家口段长城的主要问题是水侵蚀。

“由于水浪的横向掏蚀和正面冲击,造成水下长城墙体的结构和整体稳定性严重破坏。”孟琦指着一段墙体说,水的浸泡冲刷使条石基础侧滑变形,灰浆失效,墙面砖风化酥碱和剥落严重。酥碱是夯土结构长城的大问题,水库区域内的长城遇到的问题更大。

“‘隆庆□□年□□造’,字迹有些不清楚了。我们在维修过程中发现了很多这样的文字砖。”孟琦指着被砌回长城墙体的一块砖向记者解释,“这些文字砖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这段长城是哪年由哪些人建造的,一目了然。很多这样的细微历史信息隐藏在长城上,也将通过我们的修复继续留给后人。”

孟琦向记者说到这样一个细节:有一年在秦皇岛一段极度险峻的长城段落调查时,“在那种多少年人迹罕至的长城边上一脚踩下去,就能感觉到脚下绝对是以前有人走过的小路,跟荒山不一样。我们推测是当年修建和维护长城时古人走的路。”

作为把大半生都献给了长城的古建专家,孟琦最看重的,是这些古建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后人讲述有关它的故事。而此次喜峰口修缮将以排险为主,本着最小干预原则,不做过度修缮,保留喜峰口西潘家口段长城的雄关险要、风景奇秀、独一无二、原汁原味等特点。

“就是希望最大限度保留长城的历史细节信息,给通过这里认知长城的今人和后人,留下一段真实的触手可及的历史。”孟琦说。

●长城是一生奉献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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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保专家孟琦带领技术人员对露出对刚刚露出水面的长城敌楼进行勘查。河北日报记者赵杰摄

>>用脚步丈量

2020年8月24日,河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

“作为我国现存体量最大的世界文化遗产,河北境内现存有战国、秦、汉、北魏、北齐、唐、金、明代等不同时期长城,行经9个设区市59个县(市、区)。其中河北明长城,东起山海关老龙头,西至怀安县马市口,南至邯郸武安,总长1338.63千米,长城墙体共1153段,包括单体建筑5388座、关堡302座、相关遗存156处……”

准确无误地说出这一连串的数字时,河北省长城保护协会副会长、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郭建永似乎并不需要时间去思考——毕竟,这里的每一个数字,都是他和同伴们用双脚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

2006年2月,涉及全国14个省区市的“长城保护工程”正式启动。

然而,工程面临一个核心问题:长城究竟有多长,都在哪儿,存在和保护的状况究竟如何?摸清长城的“家底儿”、开展长城资源调查、建立长城文物记录档案,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

作为明长城分布里程最长的省份,2006年4月7日,河北率先启动了明代砖结构长城的试点调查。

“我所在这一组从秦皇岛的山海关出发,沿着燕山、太行山走下去。整个调查时间在一年半左右,沿着外长城、内长城行走了1000多公里。”郭建永回忆。

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基层的长城调查员最是清楚。

2007年5月22日,迁西龙井关。

参与了此次调查的李子春所在调查小队四人分成两组,分别对两段长城进行调查。

“我和一位同事去对龙井关西侧群山内的一段独立长城进行调查,另一组到遵化与迁西交界的洪山口沿长城主线向东调查。”李子春说,当时从地图上看,他们这一组的任务似乎并不难。

可走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跟沿途碰上的老乡一打听,要找到那段单体长城,“还需要翻三座山!”李子春暗暗叫苦——由于前一天在野外饮食不当,他和同伴这时都患上了急性肠炎,一路走一路腹痛。

强忍着翻山越岭疾行了一个多小时,总算看到了那段独立的长城墙体和敌楼——这段单体长城全长500米,两端与山险(悬崖)相接,共有三座敌楼,其功能主要是拦截跨山偷袭的敌人。

令人高兴的是,这段长城整体保存还算完好。两个人赶忙抓紧时间进行定位、拍照、记录、测量。

结束了调查工作之后,为尽快与另外一组同事会合,他们决定不再走回头路,而是在墙体北侧另辟蹊径。穿过这段长城墙体和敌楼后,果然发现有条狭窄山路。

山路狭窄而弯曲,茂密的树丛将山路覆盖,两人一边走一边拨开枝丛寻路前行。而此时,雷声越来越近,雨也开始穿过峡谷缝隙打在巨石上。

“雨一旦大起来,挂满青苔的山石就会变得极滑难行。更可怕的是,大雨倾聚于山谷可能形成山洪。”事隔多年,李子春回忆起这一幕,仍禁不住皱紧眉头。

但更险的境况还在后边:走着走着,脚下的路没了,一个悬空的跳崖横在眼前。探身向下望,崖深数十米,下面是个深水潭。

怎么办?进退维谷之际,他们发现长满青苔绿草的岩壁上,似有几个脚坑隐约向上延伸,一路向东而去——过去一定有人在此处攀岩出山。

“这是今天唯一的出路了。”两人下定决心,重整行装,束紧腰带、系好鞋带,循着那几个隐约的脚坑开始了绝壁攀登。

突然,李子春脚下一滑,岩石被踩落,顿时身体悬空、下滑。他在忙乱中两手本能地顺势一抓,一把攥住树根,右脚死死蹬住了崖缝,稳住了身体。

石块翻滚而下,“咚”的一声滚至谷底。李子春头发直竖:“好悬!五十岁的老命差点撂这儿!”

前途比他们想象的更糟糕,在不足一公里的距离内,又出现了两个悬空跳崖。两人用同样的攀岩方法,艰难寻找适合手脚蹬、爬、抓的位置,挑战体能极限,终于在大雨降临前看到了山谷出口。

三年多的时间,河北长城资源调查队的25名队员,就这样横跨全省8个地市,行程89579公里,徒步近20000公里,调查登记敌台2049座,烽燧2665座,马面637座,城堡302座……为长城河北段的保护工作留下了第一手的详尽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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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耀会。 河北日报记者史晟全摄

>>用一生阅读

1984年5月4日,秦皇岛。

淅淅沥沥的小雨,一直下到凌晨。整整一夜,时年27岁的董耀会一直处于似睡非睡的状态。

不到5点,妻子就已经起来做饭了。几个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也早早赶来为他送行。可董耀会还是在床上赖了半天——这一天起,他将暂时告别这张床,“说暂时也要至少两年”。

“现在只记得送行的饭桌上有一盘花生米、几根黄瓜,还有西红柿,两瓶白酒。大家只是喝酒,很少说话。”董耀会至今记得,妻子煮熟饺子时已经快7点了,而出发的时间定在7点半。“离开母亲,离开老婆孩子的那一刻,我不敢和她们的目光相对,我不知道自己走了之后,她们的日子怎么过,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回到她们面前。”

这一天,青年工人董耀会和吴德玉从山海关老龙头出发,开始自费徒步考察明长城。两个月后,东北青年张元华在北京的平谷追上他们,加入了队伍。

1985年9月24日,他们一起攀登抵达嘉峪关城楼。

三人又于当年10月20日从辽宁丹东出发,12月28日到达山海关,徒步考察了明辽东镇长城,最终完成了首次徒步考察长城的全部旅程。

2020年9月18日,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

已经成为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的著名长城专家董耀会,受邀为学院的师生们做一次演讲。

“第一个徒步考察长城的必须是中国人。”谈及当年走长城的初衷,董耀会说,彼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上涌动着要开创一番事业的激情与梦想。1981年,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毕业的杨联康用315天时间徒步考察黄河,给了自己很大的启发。“那时候听说有几个外国人计划走长城,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刺激。”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可当时除八达岭等少数几个得到修缮开放的景点之外,绝大部分长城的资料是匮乏的,还没有人从头到尾完整地走一遍做过考察。从山海关动身,董耀会他们每天各自背着20多斤的设备和资料,天一亮就出发、日落前下山,晚上就住在长城附近的村子里。

“无论走到哪,当地的人听说我们是第一个徒步走长城的,都会主动给我们提供无私的帮助。”董耀会记得,有一回,他们请一个放羊的老汉带路,并想给他点钱作为报酬,老人却说,你们要是看长城我就带你们去,要是给钱我就不管了。

这一次行走改变了董耀会的人生轨迹。

“从出发的那一天开始,我再也没有离开过长城。”考察归来,董耀会到北京大学师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先生,并在其后的36年里,一直致力于长城的研究和写作,致力于为长城的保护、维修、宣传和开发奔走。

1998年、2002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和小布什访华期间参观长城,作为国家指定专家全程陪同讲解的,正是董耀会。

他还参与创建了中国长城学会,参与研究《长城保护条例》,倡议成立长城保护基金会,与多所大学联合成立长城研究学院,到社会各界、大中小学举办长城文化讲座……最近,河北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相关工作陆续展开,董耀会也在积极参与。

“长城对于您来说意味着什么?”讲座上有学生提问。

“长城是一本厚重的书,那一次行走只是翻开了这本书的扉页,还有更深层次的内容,等着我和一代一代的长城人去挖掘和研究。”

壮年时曾把长城比作“老父亲”的董耀会,现在开始忙着向年轻人讲述长城。2020年,他参与了万里长城保护计划公益纪录片《筑魂华夏》的制作,并与用户群体主要为年轻人的B站进行了合作。

“长城的保护不是我们一群人、一代人的事情,我们就是要通过这样新颖的形式把保护长城这样一件文物部门一家的事变成每个中国人自己的事。”董耀会解释,“要让‘90后’‘00后’的年轻人主动亲近长城文化,体悟长城精神,参与到世界文化遗产、中华民族图腾的保护工作中来。”

董耀会注意到,2021年3月31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全票通过《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

在他看来,条例的出台为加强长城保护利用、阐释长城价值、弘扬长城精神,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解决长城文化价值发掘和保护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和弱项提供了有力法治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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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鹏在使用无人机巡查长城。

>>用双手守护

2020年12月18日,秦皇岛城子峪长城。

雪后的长城上人迹罕至,山路上只留下一串奇怪的脚印。那是65岁的张鹤珊拄着一根自制的拐棍巡山时留下的。

脚蹬胶鞋、左手镰刀、右手编织袋,拾捡着游客丢弃的塑料水瓶,劝阻年轻人乱写乱画,给游客讲关于长城的民间传说……这是秦皇岛海港区驻操营镇城子峪村长城保护员张鹤珊的生活常态,即便大雪封山也是如此。

从1978年起,张鹤珊巡护村子附近的明长城已经40多年了。

因为守长城,从城子峪到平顶峪10公里长的长城沿线,老张几乎每天都要走上一两趟。40多年里,光爬山的胶鞋,他就穿坏了200多双。其间的每座山包、每条小路以至长城的每座城楼每个门洞,都深深地烙印在他的脑海里。

因为守长城,老张成为中国长城学会的第一位农民会员,边保护边研究长城,他写下的笔记,放在地上有一摞子,七八十厘米高,还整理出了20多万字的长城考察笔记和故事传说。

秦皇岛市是较早试点长城保护员的地区。

15年前,城子峪村当时所属的抚宁县就成立了长城保护员队伍,制定责任制和年终考核制度,采取定地段、定专人、定责任、定补贴、定奖惩的“五定”模式运行。张鹤珊就是首批受聘的18位长城保护员之一。

“秦皇岛长城以雄奇险秀著称,但即使这样,仍有很多点段并不具备旅游开发的潜力,很难带来直观经济效益。”秦皇岛市旅游文广局文物科负责人马猛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引入长城保护员等社会力量势在必行,也可缓解基层文物工作者匮乏的问题。

2018年9月,秦皇岛市制定长城保护条例,完善了长城保护员管理机制,为长城保护员提供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并明确补助标准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如今,秦皇岛市有258名长城保护员日夜守护境内的223公里长城。有些长城段落成了景区,村民们办起农家乐享受到长城保护的红利,也自发成为义务保护员。”马猛说。

相比于张鹤珊那一辈人,秦皇岛“80后”张鹏更愿意把自己看成是长城保护员的2.0版。

迷彩服、变色镜、GPS、专业户外装备、无人机……33岁的张鹏向记者展示,“咋样,咱这身装备豪横不?”

2017年,山海关区文物局吸纳长城爱好者张鹏成为一名长城保护员。干个体经营的张鹏花了1万多元,用一个月时间考取民用无人机驾驶员执照,又购置了一架小型民用航拍无人机。

出山海关关城,东北方向8公里外,有一处“倒挂”胜景,名三道关。

古人在两山对峙的峭壁峡谷间设关三重:第一道设在涧口,依山傍崖,锁口若瓶;第二道悬于绝壁,险峻异常,高耸入云;第三道龙盘岭腰,巨石高筑,劈山截谷。站在涧口仰望,三道石砌长城如游龙巨蟒从崖顶逶迤而下,直插谷底,又依山背奔腾而上。

但这样坡度接近75°的段落,也给人工巡护出了难题。“无人机优势在于能对长城进行全方位拍摄观察。”说话间,无人机腾空而起,往三道关上空飞驰而去,片刻后便传回清晰的影像。

目前,张鹏和队员摸索了一整套报备、巡查、监督、反馈体系。他们拍照上传的长城建筑开裂等隐患信息,成为有关部门开展长城保护的参考。

“这是巡视状态记录软件,记录长城保护巡查人员的线路轨迹,分析路程路况……”张鹏拿出手机向记者演示。

针对传统长城保护员单独进入山林的风险,张鹏他们将巡视状态记录软件与GPS定位功能相结合,这样文管工作人员就能够在办公室实时监控保护员所处位置。

张鹏现在是山海关区长城保护员团队的队长,他的团队目前有10人,以“85后”为主。

这支队伍的成员都是从众多优秀长城保护志愿者中选拔出来的。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退伍军人、大学老师,也有民间长城专家等。

“虽然都是兼职,但是大家热情很高,综合素质非常优秀。现在报名的排着长队,以至于我们初选时先问是不是党员。”张鹏说。

除了运用新科技力量无人机进行巡护,队员们还要结合大数据、专业应用软件等,更好地服务长城保护和宣传长城工作。

“我们致力于打造一个‘长城保护员2.0版’的团队,用四个关键词来形容就是年轻化、知识化、科技化和专业化。”郭颖说,这是符合现在长城保护需求的,是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也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采访/记者 朱艳冰 袁伟华 史晓多 陈宝云 尉迟国利 执笔/记者 袁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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