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洛迪传记】戈登·朗斯代尔:我的职业是间谍-第二章
***本书系他人根据材料整理而成的“仿自传”体人物传记,不同类型作品/可查证资料间可能存在部分出入,结合起来自行品鉴即可***
《戈登·朗斯代尔:我的职业是间谍》
(Гордон Лонсдейл: Моя профессия — разведчик)
作者: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古别纳托罗夫(Н. В. Губернаторов),亚历山大·叶夫谢耶维奇·叶夫谢耶夫(А. Е. Евсеев),列夫·康斯坦丁诺维奇·科尔涅绍夫(Л. К. Корнешов),加琳娜·彼得罗夫娜·莫洛达娅(Г. П. Молодая)
出版时间:1990年
出版单位:波兰-苏联出版印刷协会“轨道”,莫斯科分社(Польско-совет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ко-поли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Орбита». Московский филиал)
第二章
……在我进入船舱几分钟后,我听到了低沉而悠长的号角,铁锚链条发出刺耳的声响,地板开始颤抖摇晃。
“您要柠檬汁吗?”乘务员打开舱门礼貌地问道。
“谢谢,暂时不用。你为什么要给我柠檬汁?”
“七分钟后,我们要穿过风暴。”乘务员大方地回答。
“餐厅还营业吗?”
“当然开着。”
我来到餐厅,在空荡荡的小厅里点了午餐,艰难地咽下一份沙拉,很快就觉得再也坐不住了。
我握着走廊扶手穿过整个游轮,回到自己的船舱,刚脱下外套就倒在了床铺上。我想我在温哥华一定累坏了。我盯着天花板上的一点,聆听海浪狂暴地拍打着汽船船身的轰鸣。“不过没什么,我这就爬到鲁珀特王子港睡一觉……”
我通常不会晕船。也许是因为这艘船不大,所以反应才会如此猛烈。
几个小时后,我站在鲁珀特王子港的海事站前,只觉得房屋、街道、汽车——所有这一切都在缓慢地前后翻滚,直叫我头晕目眩。
我在旅馆里躺了一会儿,但没有入睡。待再次感觉能结结实实地在地面站稳之后,便起身去了城里。
像往常一样,我提前为这次旅行做了准备,了解了鲁珀特王子港的大致轮廓,尤其是它的所有旅游景点。我要去欣赏美丽的海港、横贯加拿大铁路线的终点站,还要去奥尔德公园——根据旅游指南,那里展示着世界上最好的印第安图腾柱收藏。
这些图腾真的很不错——色彩鲜艳的巨大树干上雕刻着各种动物的脸,一个比一个高,浮雕从木料底部一直攀到顶上。这些图腾柱曾经矗立在印第安人的小屋前,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主题,而今却成了占据这片土地的人们的住所装饰。
由印第安人巧手雕成的小图腾从二十公分到一米不等,在这里作为纪念品出售。有这项手艺的工匠已所剩无几。这些图腾并不便宜,但对于加拿大人戈登·朗斯代尔来说,却是可以珍藏的东西,它可以陪伴他前往伦敦,或是其他任何地方。
我挑选了几个图腾——是真的图腾,而不是在鲁珀特王子港已经烂大街的批量生产的仿制品。我付了钱,意识到正因为买了这些东西,我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开始节衣缩食了。我把它们夹在腋下,大步走出公园。
由此我开始收集图腾柱,这些图腾柱为我在伦敦的小公寓增添了绚丽的加拿大色彩,也为我向朋友们讲述的一些故事提供了素材。
第二天,我乘坐首班车前往基蒂马特,这个小村庄的名字(注:基蒂马特得名于附近一个印第安村庄)总是出现在当年的加拿大报纸上。原因如下。
本世纪初,在距离温哥华约600公里的加拿大北部,人们发现了一个大型湖泊水系,它与太平洋之间被一条仅16公里宽的山脉隔开。于是,一个通过凿山将湖水引向海洋的项目应运而生,从而创造了巨大的廉价电力来源——湖水的海拔高度差竟达到了惊人的两千五百米!
尽管从工程学角度看,这个想法颇具可行性,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还是遇到了一个几乎无法逾越的障碍:应如何处理如此大量的电力?直到1951年,人们才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在水电站周边地区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炼铝厂。事实证明,从英属圭亚那、牙买加甚至非洲进口铝矿石是非常划算的,而基马诺水电站将为炼铝厂提供充足的廉价能源。
一道巨大的水坝让整个湖泊系统的水倒流回去。长达16公里的隧道穿过群山。十二台强大的发电机将水流的力量转化为源源不断的电能。由此产生的多数能源将在80公里以外耗尽——一家铝厂正在基蒂马特运行,它每天生产500吨金属。
基蒂马特原来是一个不大的工人定居点,平坦的街道如几何图形排布开来,老式楼屋和平房散落在深深切入山地的狭窄海湾沿岸。酒吧、商店、邮局——总之,这里没什么有趣的东西。冶炼厂就矗立在村子旁边的岸上,我可以看到远洋轮船缓缓驶过海湾,将一船又一船铝土矿扔进这个铝业巨头贪婪的腹中。
不过,亲自“触碰”一下周围的环境还是很有帮助的。我在村子附近闲逛,到一家和温哥华的酒吧一样索然无味的酒馆里喝了一瓶啤酒,买了几张基蒂马特和基马诺的明信片,然后就回去了。当天下午我返回鲁珀特王子港,翌日上午飞往乔治王子城,从那里继续向北前往白马市——Белаялошадь(俄语“白马”)(也是一个著名的威士忌品牌),正如我们之前所说,我将在那里完成一项中心(Центре)交付的任务。
这个任务似乎并不难:把一笔钱存入一个秘密的地方,当然,我已经事先得到了有关这个地方的描述。我不知道这笔钱是给谁的。我所要做的就是在十一月的第三个星期天到达白马市,每天上午11点检查发布信号的地方。信号发出的那一天,我必须把钱放进储藏室,打出信号等待对方取走钱款,然后离开白马市。就是这样。
有两种方式可以抵达这个大名鼎鼎的地方:乘飞机,或是沿著名的阿拉斯加公路驾车前往。我打听了一下,发现最有趣也最便宜的路线是开车。
在乔治王子城汽车站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馆里,我吃了一个传统热狗,喝了一杯橙汁,然后向服务员打听赫兹汽车租赁公司(Hertz car rental)在当地的分部在哪里。不出我所料,赫兹公司的停车场停满了车,却没有顾客——旅游旺季已经过去了。我悠闲地绕着车打转,思考目的地是否有停车的地方。在这样的旅行中,最好还是和熟悉的车型打交道。(我想还是开福特车吧,既便宜又可靠。)
一个身材修长、体格健壮的家伙正在办公室里翻阅一些文件,他把文件放在一边,向我打招呼,好像我是亲自来拜访他的。他问我是否要去阿拉斯加。
“差不多,”我说,“是去白马市。我想把车停到那里……”
“哦,没问题。赫兹在那里当然也有分公司。您选好车了吗?”
“是的,一辆福特。”
“换作我的话也会选它,”男人温和地说,“您想去看看吗?”
我们来到停车场,启动了引擎。发动机运转良好。我们检查了刹车和车灯。一切正常。然后那个家伙打开后门,拿出一袋工具,快速翻看了一下。千斤顶、水泵——所有东西都是齐备的。
“请容我给您一些建议。”说话间,男人小心翼翼地收好工具包,将它放回原处。
“当然了,请。”
“现在是冬天,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最好带上帐篷、汽油炉和睡袋。”
“公司有这些东西吗?”
那人摊开双手,意思是“不然我说这个干嘛”。
“好吧,这些也算上。”我笑着说。“再加个保温瓶。”
赫兹公司的代表把所有东西都放进后备箱,收了钱,然后亲自把车从停车场开到大门口,递上钥匙并告知:“如果开始下雪,请把车停在路边,爬进睡袋……”
“谢谢,”我说着,准备发动汽车。“我会照做的。”
“对了,还有一点提示:晚上一定要把油箱加满。”
“如果油箱快满了,还用得着这么麻烦吗?”
“只需两分钟,保管您早上和赶路时不会有任何麻烦。”
当他注意到我仍然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时,他解释道:“夜里,没加满的油箱中会形成冷凝水并结成冰粒。等足够多的冰粒粘到一块时,您的燃料供应就会被切断,天知道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把您拖到温暖的车库里。有时甚至会冻死人……这就是育空。”你可以从他的声音中听出他对这片残酷土地的自豪之情。
我认真听取了建议。
我开车在镇上转了一圈,顺便检查了一下汽车;这个小镇安静、整洁,街道上残留着古代的印记,可以看见近代晚期第一批建筑的木质结构。然后我开上了高速公路,这条公路将把我带到道森克里克(Dawson Creek),阿拉斯加公路就是从这个小镇发源的。
轻快的福特车载着我一路向北。这条路非常好,路面平整而略显粗糙,让我能够在转弯时保持速度,路面上的标记也很清晰,还没有被轮胎磨掉——这条路是在我出发前一年才修建的。它主要跑货车,路上几乎没有小汽车,每年这个季节的游客也非常稀少。这里可能正是人们心中遥不可及的旅游天堂,而他们仍无休止地徜徉在寻找天堂的路上。
晚上9点,我抵达了道森克里克,身后是两百五十五英里的行程和满满一箱汽油。
“请把它完全加满。”我说。
我在阿拉斯加酒店外的停车场下了车。
黎明时分,我再度启程。这里是著名的阿拉斯加公路的起点,也是连接美国与其北部领土的唯一陆路大动脉。
如果没有战争,这条线路可能根本不会修起来。然而,由于担心日本人会在阿拉斯加登陆,美国人决定紧急修建一条连接加拿大和阿拉斯加的高速公路。建造工作委托给了军队。工程立即从南面的道森克里克和北面的三角洲开始。六个月后,即1942年10月,两支施工队共同加入其中。
我驾着车驶过阿尔坎(Alcan)高速公路。这条路上到处都是碎石,柏油也不甚完整。但汽车旅馆、露营地和加油站比比皆是。尽管下过大雪,这条公路一年四季都畅通无阻。
我并不着急,反正我是在截止日期前一天抵达的。此外,这条路通往我最喜欢的杰克·伦敦和他笔下永恒的英雄。我凝视着福特车挡风玻璃外的严酷世界,努力欣赏着山间金色的夕照,尚未从人类那里尝到苦头的森林散发出的树脂气味,以及加拿大伐木工人古铜色的面孔,他们晚上都在路边的小酒馆里打牌。
我到达育空地区首府时已是傍晚,白马市已经入睡。福特汽车强劲的前大灯照亮了老式木屋和现代建筑的两层楼房,我只在牛仔电影中见过这种景象。
我注意到前方有一家酒店的霓虹灯广告,就把车开了过去。
当时,白马市正在经历其开拓史上的第二个鼎盛时期。第一次还是在“淘金热”时期,当时在克朗代克发现了稀有金属。第二个鼎盛时期则与该地区发现的丰富石油和天然气矿藏有关。
旅馆很小,很朴素,但足够温暖舒适。隔壁的咖啡馆和阿尔坎沿路几乎所有的咖啡馆一样,一直营业到晚上12点,我在那里吃了晚饭。
当日天气干燥,还结着霜,几乎就像在故乡一样。群星沉静地闪烁着,落在镀锌屋顶上的星光格外柔和。我在咖啡馆外站了几分钟,呼吸着夹带了雪花和松香的冰冷空气,然后打开了门。
大厅内喧闹而温暖。点唱机正在播放音乐,几对情侣跟不上音乐的节奏,只能在桌边跺脚。新来的人引起了注意。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家伙端着酒杯向我走来,摇摇晃晃地走到一半就停住了。他的同伴把他带回了自己那边。
我匆匆吃过晚饭,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上午11点整,这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按照传递物品的章程,我检查了信号是否设置完毕。
不,他还没来。
好吧,我也没太在意。我已经按时完成了我的那部分任务,剩下的就交给那位未知的同事了。
午饭前,我在小镇上闲逛——小镇只有三四条平行的街道——并拍摄了一些老房子(“有机会我会带大家看看这些房子:杰克·伦敦曾经住在这间小屋里,这是他笔下的英雄们住过的地方……”)。 的确,许多老建筑的外墙已经现代化,店面完全是纽约式的,商品陈列和广告铭文也是千篇一律,这显然与它们的老旧外观有所龃龉。
我注意了一下车牌——都是本地的——城里很少有外人,为了不吸引咖啡馆常客的视线,我去了城市的另一个地方吃午饭。
我在一家精巧的小酒馆里打听了白马地区的景点,然后去了纪念品商店。那家店即使在周日也会营业几个小时。
我没有太多的好奇心,只是稍微看了看那些冒充印第安木雕的毫无艺术气息的手工艺品。我手里拿着用碎皮革和羽毛装饰的粗制人偶,买了一个小的浮雕,然后往街上走。
店主用薄蜡纸把浮雕包好,夸赞我眼力不错,并告诉我这就是当地印第安人的作品。但就算他说这是个日本制造的玩意儿,我也不会感到惊讶,因为所有纪念品的生产都是如此标准化。
因为实在无所事事,我还跑了一趟电影院。
我对这部电影很熟悉,也就没看到最后,便回到那三条街继续漫步。夜幕降临,城市里华灯初上。天气很冷。我来到我的同事应该藏身的区域。地点选得很好;无论如何,在傍晚时分神不知鬼不觉地做个“书签”(应指“标记”)无需任何代价。钱已经准备好了,并被包在一个密封的包裹里。
到了星期一早上,我确信这次不会再有信号了。事实也是如此,因为我现在觉得自己成了杰克·伦敦城里的囚犯。我无事可做,因为我已经逛遍了白马市的景点。唯一剩下的就是斯卡格威港口,淘金热时期,那里修建了通往白马的窄轨铁路。货物由此处沿育空河而上,被转运到前往淘金营地的河船上。
我站在一辆小拖车的窗后,欣赏着育空地区荒凉严酷的自然风光,幻想着我那不知名的同事终于现身。
第二天,我又回到了原来藏钱的地方。根据行动规定,三天后的星期三,即使没有信号,我也要立即离开白马市。
星期三的11点整,按照约定(不过晚了两天),信号出现了。
那一刻,我体会到了真正的幸福。
我立即赶去买了一张飞机票。然后,我找到当地的赫兹分公司,把租来的车开了过去。我准时把邮件放进了储藏柜,设置好信号,便上床睡觉了。
之后的午饭我是在温哥华吃的。
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我乘坐公共汽车、小汽车和火车穿梭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观赏沿途风景和城市风光,聆听同行者的故事,欣赏加拿大的美景。有时我会对一切感到疑惑或是记忆犹新,因为眼前的一切或几乎全部都可以成为我个人生平的一部分。我只需要从这些原材料中挑选出合适的部分,然后塑造出戈登·朗斯代尔的冒险生活,一个与火、水、铜管成日打交道的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火、育空地区的水、多伦多的铜管。
是时候去那里了。
但在那之前,我必须拿到一份证明文件:证明我是朗斯代尔。
我不想细说这次行动的细节,因为这涉及中心的细密布局,我只想说,一个星期过去后,我收到了“我的”证件——一小块塑料片,它证实戈登·阿诺德·朗斯代尔确实于1924年8月27日出生在安大略省的科博尔特矿村。
下一步是获得汽车驾驶执照。在没有身份证制度的加拿大,这个证件可以发挥相应作用。我的车开得不错。拿到驾照并不难。
现在需要戈登·朗斯代尔的护照。为此,我必须前往多伦多。
得知房客要离开时,格伦默默微笑着,毫不掩饰自己的失落。
“给我写信吧,兄弟,写写各种事情的进展。”他捏着我的手掌恳求道。“如果不喜欢那里就回来吧……”
我们喝了一杯威士忌,然后又是一杯,最后格伦把车开出来,亲自送我去火车站。
他接过房租,没有数钱,而是将钱直接揉成一团懊丧地塞进口袋。“我一定会写信的”——我高兴地做了决定。后来到了英国,我也会定期同这位英俊的加拿大人通信。
对本书主人公的专访
“上校同志,毫无疑问,读者们对您所谓的特殊使命的前情后果非常感兴趣。我们是否应该和他们一样,将您的这些传奇视作真实?”
“我的传奇,就像它应该成为的那样,已经成为过去。”
“那就说说您想说的话吧。为什么选中了您?”
“这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我在战争期间曾任职于军队情报部门,因此对这项工作有所了解。第二,我从小就精通英语,还会读写德语和法语。但这完全不是我的优点——在我们家,会几种语言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我的父母——他们都是科学家、教授(我父亲是物理学家,母亲是医生)——从一开始就向我们灌输对语言的热爱。阅读席勒和莎士比亚的原著就像阅读普希金的俄文……一样自然。这样一来,谁还会想到去读法文的译本呢?顺便说一句,那感觉真不错。”
“语言对您来说容易吗?”
“你看,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语言问题——你的记忆会吸收所有呈现在它面前的东西,不知不觉间便能学会。要是其他科学也能这样学就好了,唉……”
“您在英国度过的那些年,会自然而然地用英语说话和思考。现在呢?”
“我对此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我认为,人不是用语言,而是用独立的概念来思考,用语言以外的范畴来思考,当然,是用语言把它们形式化……自己仔细想想,你就会发现我是对的。为什么我们坚信自己是用母语思考的呢?很简单,因为当我们学习一门外语时,我们首先用母语构思一个短语,然后将其翻译出来。奇怪的是,当我回到祖国时,起初我的俄语还有点‘生疏’——我忘记了一些词汇。但这一切很快就恢复了。”
“您说您在战争中从事侦察工作。是在敌后吗?”
“我所在的部队是第一支直接在前线执行任务的侦察队,任务是‘抓舌头’(языка),侦察火力点的位置。”
“二等兵还是军官?”
“先是二等兵,然后是军官。战争结束时,我是这支侦察队的参谋长。你可以判断我们被分配的任务的性质,因为在和我一起参战的三百人中,只有十七个人走到了最后。包括我自己。”
“因为幸运?”
“当然,但不仅如此。还需要专业能力和良好的反应。”
“不过我们好像正在跑题:您是如何成为戈登·朗斯代尔的?”
“顺便说一句,在这方面,传言和现实差不多……战后,我进入研究所,顺利完成了学业。我的专业与情报无关——我准备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我还要继续攻读研究生,从事科研工作。就这样,直到那个难忘的夜晚,我在家里接到了一个电话……”
“经典的电话情节,要不是这个电话……”
“但事实就是如此,又能怎么办呢……对面的声音听起来很熟悉,当这个人表明身份后,我立刻想起了他:安东(Антон)是我的战友。”
“那么这位‘安东’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吗?”
“请允许我这样回答:如你所说,有一个‘真实存在’的人,我和他一起战斗过,我对他的称呼正是‘安东’。战后,他留在了情报部门。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我想知道他是怎么找到我的。我问了他。
‘说来话长,’安东有些隐晦地回答,‘我们见面时再告诉你吧。’
一小时后,他来到我的住处。像往常一样,我们开始回忆战争,回忆朋友,其中有些人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了。我问我的前上司现在在哪里。自1948年以来,他一直杳无音信,我猜他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
安东回答说:‘我正想亲自向你介绍他呢——A.在国外工作。我最近遇到了他,他要求见你。’
我问道:‘他什么时候回家?毕竟他马上就要五十岁了!是时候换份安静点的工作了。’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但他向你问好,并邀请你做他的助手。’
不用说也知道我会对此感到惊讶。有一段时间,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记得我只是在想:我对未来有坚定的计划,而且不想离开我的家庭。然后我们进行了这样的对话:
‘是这样的,安东,你知道我已经尽了自己的职责,而且绰绰有余。现在该轮到年轻人了。’
‘我没指望你马上答应。你再考虑一下,别着急,在这种情况下,用不着太快作出决定。’
‘这有什么可想的?我已经回答过了。如果战争爆发,我愿意深入敌后,但我现在另有打算。’
‘奇怪,’安东笑了,‘战争正在进行着啊,虽然隐蔽且秘密,但仍在如火如荼地继续!’
当然,我知道温斯顿·丘吉尔在富尔顿发表了咄咄逼人的演说(即铁幕演说),知道美国的原子弹轰炸机正沿着我国边境飞行,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反对苏联的冷战的主要中心之一——已经成立。但我当时并不知道,早在战争期间,特别是后期,美国和英国情报部门就对苏联进行了广泛的颠覆活动。他们开始了深入的特工攻势,总共通过飞机和潜艇向我们转移了一百多名间谍和破坏分子。他们中的一些人携带了传染病生物制剂,用于传播流行病、传染病和传染病病原体。我们现在可以说,杰出的苏联情报官员金·菲尔比在英国情报机构中的崇高地位使他能够提前警告我们某些此类性质的行动,他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安东说服你了?”
“差不多,但不完全是。根据不成文的情报人员道德规范,安东没有透露我的前指挥官的任何工作细节,但我意识到他在一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担任非法职务。
这个提议让我受宠若惊。我当然知道,如果我被任命为A.的助手,就意味着中心认为我不仅值得信任,而且可以证明自己的能力。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冷静地考虑一下,以确保自己能够完成这项任务。毕竟,从事情报工作不仅要求一个人有过硬的道德和政治素质,还要求他有健康的体魄和这一职业所特有的一些特质。
当我的同志们建议我去和A.接洽时,我是否达到了他们所希望的程度?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当时我已经成家。要离开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多年,却不能告诉她离开的原因,更不能告诉她这次旅行的风险,这是很难做到的。
总之,我想了很多。不过,我现在跟你们阐述的这个事实,已经表明我最终做出了什么决定。”
“我们的谈话已经进行得够久了。我们要不要打断它,开始下一环节?”
“什么事?”
“你要去多伦多以朗斯代尔的名义办护照。办护照难吗?”
“不难。我再说一遍:中心作出的一切决策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两周后,这份文件已经在我手中……”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