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客丛书》 宋 王楙 （七）
新书所云
贡禹注疏说“所以世人都在说‘什么是孝弟的行为呢？你越富越显得光荣；什么是遵守礼义呢？学习史书，看怎么做官；什么是谨畏呢？勇敢、不折手段成为高官。’因而那些被黥劓或髡钳的人，依然兴奋地露出胳膊希望能在这世上搞政治；有人的行为虽然像狗像猪，但因为他有钱有势力，别人便观察他的眼神和鼻口出气轻重做事，这帮人以为这就是有贤德；所以普遍大众以为那些做官的、有钱的人是才智出众的人，通过行奸猾而获得利益的人是心雄胆壮的人。作大哥的劝弟弟，要不择手段成为高官；作父亲的勉励自己的儿子，为了利益你不得不奸猾；世俗风情败坏，大部分都是这样开始的。”
贡禹所讲的这句话，和贾谊在《新书》里所记载的相同。《新书》说“什么是孝弟循善呢？要好好读书将来能写一手好文章，这样就能当官；什么是行谊礼节呢？搞钱然后做官。”又说“那些被黥劓的人兴奋地露出胳膊希望能在这世上搞政治，虽然这帮人行为像狗像猪，但家中财物满足，嚣张得很。”与贡禹注疏所讲的父子兄弟互相劝勉的意思非常相同，但贾谊注疏没说出这句，从中可以相信那个时候的世俗风情不好到什么地步。
《新书》又记载“秦朝的世俗风情越来越败坏，儿子借给父亲耰、钮、杖、彗用一下，就觉得自己很贤德；母亲到儿子家里拿瓢、碗、箕、帚，儿子见了开口就骂‘怎么不说一声就拿走。’儿媳妇在公公前，不避嫌抱着婴儿吃奶，新妇和婆婆互相怎么都看不顺眼，经常互相谩骂怒目而视；人人只懂溺爱自己的孩子，贪图利益，不关心自己的父母。”如此贾谊注疏也不见说。
胶东之诈
《容斋随笔》说“龚遂任渤海太守，他接受王生的建议，说自己所作的一切都是仰仗圣主。宣帝对他的谦让很喜欢，于是令龚遂迁任水衡都尉，召王生为丞相。龚遂治理渤海的功绩显明，可宣帝却不欣赏他的能力，却很喜欢听讨好他的话，取用虚伪的王胶东。”
我个人考校胶东王相受赏这件事，是发生在地节三年（地节，汉宣帝的第二个年号）的春天，龚遂从渤海太守迁任水衡都尉，是在地节四年。王胶东被任命为丞相在此事之后，所以可以说王胶东因龚遂这件事有冒赏之弊，不应该因此说皇帝很喜欢王胶东教龚遂说讨好他的话，而取用他的奸诈。
蜀先主读书
《蜀书》说“先主刘备不喜欢读书，喜欢养狗、马这些宠物。”我个人读刘先主三顾草庐，以及他平时的行兵布阵，已经获得书中所说的要旨，这样的刘先主真的不喜欢读书吗？因为当时的局势正是吴国和魏国相持阶段，正好借此时机说自己是个不学无术的莽夫，我的能力不如你们，要是他当时表现出很喜欢读书，是个很有计谋的人，估计曹操会令大军把他灭了，这说明刘先主学懂了汉高祖骂儒。不然，他怎么会在临终劝自己的儿子说“你要认真读《汉书》、《礼记》，学习历代诸子的行为、《六韬》、《商君书》，可以开发人的智慧。”从这句临终劝诫，可以知道刘先主是个什么样的人。
袁郭论孔明
《蜀书》里袁孝尼说“张子布向孙权推荐诸葛亮，但诸葛亮选择离开。有人问诸葛亮‘为什么？’诸葛亮说‘孙将军能礼待我，但不可能用到我的能力，因此我不想留下来。’”
我个人观察孔明遇到刘先主，如鱼儿入水，二人互相获得最大的希求，因而心中极为欢喜，即便当时孙权用到孔明的能力，孔明可能舍弃能达到人生最大希求的刘先主，而去就被孙权压制的状态吗？孔明是因为张子布的推荐，他不能不给张子布面子，因而说了这么一句客套话，孔明其实是很不想替孙权办事。
又，郭冲说“诸葛亮执行很严厉的刑罚，还苛刻剥削百姓，导致君子小人，人人心怀怨叹。”
我个人读到刘先主有这么一句，他说“曹操若是激进，我便宽和；曹操若是执行暴政，我便实行仁政；曹操这人生性很狡猾，我便走生性忠厚这条道。做法和曹操反着来，没有不成功的。”怎么可能反过来如此严酷呢？那是为了惩治刘璋的暗弱导致的衰败，目的是起到提振的作用，这不能归纳为过度苛刻剥削，而导致君子小人都心怀怨叹。我觉得郭冲这句话说得过分了。
穆生邹阳
最初，楚元王每次请穆生来吃饭，都会在他的位置摆上好酒，一直到刘戊继位这段时间，每回办宴席都会穆生的位置摆上好酒，有次宴席忘了在穆生位置摆上好酒，穆生退席后说“可以离开了！不摆上好酒，说明王已经不再重视我了。再不走，楚人将会找机会办我。”
我个人以为穆生不是因为没摆上好酒而离开，他呢是把不摆上好酒当借口，趁机离去。这和夫子所谓的“脯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一样，都是借口。即便与人绝交也不要说不好听的话，把老婆休了允许前妻出嫁，这是作为士夫应有的肚量，士夫的宽容大量不是世俗那些偏激暴躁的平常人可以窥测的。穆生是看到王戊越来越淫暴，越来越不是东西，根本无法去阻止他的一意孤行。某次，休侯（刘富）派人向规劝刘戊，刘戊说“季父不和我同心了？我起兵，一定先拿下季父！”还有什么盼头，对待自己的季父尚且如此，那对待其他人态度可想而知。穆生高蹈远举，能举一反三，推理出以后自己不可能幸免，不是看得清楚的人，谁能具备这些！
又，邹阳与枚乘、严忌仕吴，经常规劝吴王，吴王不听规劝。三人某天碰头商量，决定离开吴国到梁国，没多久，吴王果然叛乱。这些都是有先见之明的人所作的决定，有先见之明的人择优去劣大都如此。多聪明啊这些人！阮元瑜说“穆生谢病，以免楚难；邹阳北游，不同吴祸。”我信这话。
汉贵荐贤
按照史书记载，邓通这人虽然没什么本领，自己也没那眼力，可以推荐人才给朝廷，他本人就是处事谨慎，谄媚皇上而已。邓通为何被人谴责说不能推荐人才给朝廷呢？因为当时汉朝，向朝廷推荐人才是士大夫的责任，所以才有司马迁被宫刑之后，他的老朋友任安谴责他没有像古代圣贤那样向朝廷举荐有用的人才，司马迁回信说“刀锯之余，奈何荐天下豪俊（大意：皇上会让一个受过刀锯摧残之刑的人，来推荐天下的豪杰俊才呢）？”
卫青显贵时，当时的士大夫没人称赞他。他的老部下苏建便建议卫青参照古代名将，也招选些人到门下，卫青说“感谢你的好意啊”，然后接着说“魏其、武安有大量的宾客，而且他们对待宾客也很好，就因为这样被天子恨到咬牙切齿，作为天子的大臣，做到奉公守法就可以了，何必召门人惹祸呢？”我只举这两个例子，其他可以推理得知。
唐人言牡丹
欧阳修认为，牡丹在以前其实很少用文字描述它，是从武则天以后才开始盛行，唐朝人比如沈、宋、元、白这些人，他们都非常擅长咏花，可惜没见他们咏过牡丹花，只有刘梦得作过一《咏鱼朝恩宅牡丹》的诗，其实也没说牡丹有什么特别之处。
《苕溪渔隐》于是引用刘梦得、元微之、白乐天所作数首咏牡丹的诗，来证明是欧阳修说错了，但是他所引用的这些人都是开元时期的诗人咏牡丹，这就更加证明了欧公的说法是正确的，确实是从武则天才开始兴盛的啊！
最近有《容斋随笔》，书中也是引用元、白所作的数首诗，来证明欧阳修错了，而且还说元、白不是也作了咏牡丹的诗吗？怎么能说他们没作咏牡丹诗，怎么能说唐朝人不注重牡丹花呢？我觉得，是不是《容斋随笔》的作者不知道《苕溪渔隐》，所以不知道他的这些话，在《苕溪渔隐》已经聊过了。
我个人曾经取来唐朝六十名家诗集进行研读，其中作牡丹诗的占一大半。我不能一一列举，暂且以《刘禹锡集》来看，里面就有数篇，比如在浑侍中宅子里看牡丹、在唐郎中宅子里看牡丹、在自家宅子里看牡丹，再怎么也不能说刘梦得就作了一篇，这不符合实际。我觉得欧阳修不应该这么卤莽才对，难道是有人造谣是欧公说的吗？至于《容斋随笔》、《苕溪渔隐》的作者，他们用来证明欧公的失误的引证，也太狭了。
《龙城录》里记载：高宗办宴席召请群臣过来一起欣赏双头牡丹，舒元舆的序写道“西河精舍有牡丹，天后命移植焉，由是京国日盛。”从这里可以了解到牡丹在唐朝高宗时期就有了，其实根本不用引开元所发生的事作为证据。
读李绰的《尚书故实》，里面说北齐杨子华擅长画牡丹，在《谢康乐集》说人们多在水际竹间种牡丹。陆农师作《埤雅》也按欧阳修的说法，认为唐朝很少记载牡丹，是从武则天以后开始盛行的，比如沈、宋、元、白这些人没见他们咏过牡丹花。只有刘梦得写过一篇，看来也没去详细考究。
玉蕊花
《容斋随笔》说：人们认为这东西珍贵，是因为罕见。长安的唐昌观有玉蕊花，就是黄鲁直所讲的“山矾”，鲁直还说这花在江东漫山遍野都是；唐昌观里的玉蕊花，说是有神女下凡到那儿游玩，采了一玉蕊花离开，来应玉峰之约，说这花不但人间罕见，即便在天上也很难见到。
我个人读《李卫公集》时，发现里面有《为润州招隐玉蕊花诗》，诗说“玉蕊天中树，金銮昔共窥。”他自己注解说“禁林里栽种此树，吴人不认识，因可赏玩而得此名。”里面又说“内署沈大夫所居住的阁楼前，也栽了此树，每当花开花落时，花在空中回旋很久才落到庭砌。沈大夫在忙完工作，便会邀请大家一起欣赏。”沈大夫就是沈传师。
又在《晏元献公集》里，作有《翰林盛谏议借示扬州庙玉蕊诗》，序言说“这花是因为王元之而更名为琼花，也可称为玉蕊。”二花差不多，但名字不同，不知道是不是同一种花？还是属于不同种的花？根据《春明退朝录》记载说“招隐玉蕊就是后土琼花”，如果是的话，那么玉蕊就是琼花，不是黄鲁直所说的“山矾”。
有些事表面看起来好像是一样的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玉蕊花是因为罕见，所以让人觉得忒珍贵。《高斋诗话》、《蔡宽夫诗话》与《随笔》里都说玉蕊花和琼花是同一种。
后世务省文
《史记 卫青传》说“封青子伉为宜春侯，青子不疑为阴安侯，青子登为发干侯。”里面写三次青子，但不会让人觉得累赘。在《汉书》只用一“青子”，其余的只用“子”，说“封青子伉为宜春侯，子不疑为阴安侯，子登为发干侯。”按现在的《史记》也省略了两个“青”字。现在人作墓志等文时，则只用一个“子”字，其余是写“某某”而已。后人写文章，比古人更简略；虽然古书有些字确实可以删去，却不知这样作把古人的纯实之气也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