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瑜陀耶王朝

（一）泰国阿瑜陀耶王朝（1351年—1767年）又译阿育他亚王朝、大城王朝，是泰国的封建王朝，其首都位于今泰国中部的阿瑜陀耶城（意为“不可战胜之城”）。华侨习惯称阿瑜陀耶城为大城，故阿瑜陀耶王朝又叫大城王朝。阿瑜陀耶王朝的创始者乌通王（拉玛蒂菩提）原为罗斛国国王，乌通王于1350年率众迁都阿瑜陀耶，建立阿瑜陀耶王朝。王国建立时北方已有傣族所建立的素可泰，阿瑜陀耶王国依靠素可泰所垫下之基础，但是后来15世纪时阿瑜陀耶王国并吞素可泰，与位于泰国更北方的兰纳王国相邻。15世纪中叶查洛王建立更完整的行政与法律制度，阿瑜陀耶王国以制度、稻米耕作以及对中国的贸易维持强盛。从阿瑜陀耶开国以来经常与缅甸发生冲突，1548-1549年第一次大战缅甸王莽瑞体与阿瑜陀耶王国开战，结果失败。第二次大战在1563年，缅甸王莽应龙与阿瑜陀耶王国摩诃·查克腊帕交战，此次大战叫“白象战争”，阿瑜陀耶王国损失惨重。第三次在1568年阿瑜陀耶王国马欣国王与彭世洛王（摩诃·昙摩罗阇）发生内讧，莽应龙抓这个机会与阿瑜陀耶王国开展战争，结果阿瑜陀耶王国被并吞，但在1581年纳黎萱宣布阿瑜陀耶王国独立。在17至18世纪时是东南亚强国，与欧洲国家通商。1767年被缅甸灭亡，历时417年，传35位国王。在阿瑜陀耶王朝最强盛时期其统治势力北抵大明王朝，南达马来半岛，东至长山山脉（今老挝与越南界山），西临萨尔温江、印度洋。

（二）阿瑜陀耶王朝建立之初基本上承袭素可泰王朝的政治体制，军务和民政不分，中央权力分散。波罗摩·戴莱洛迦纳统治时期进行行政制度的改革，设文、武沙木罕分管全国的民政和军务；民政方面设内务、宫务、财务、田务四个部；实行按爵位等级授田的“萨克迪纳制”。从而加强中央集权，奠定暹罗封建社会的统治基础。萨克迪纳制是泰国的封建等级制，亦称食田制度，在泰语中“萨克迪纳”可直译为“对稻田的权利”。萨克迪纳制规定泰国全体世俗社会成员占有土地的级别，这些级别体现着人们各自在泰国封建社会中的地位。萨迪纳制是本着土地王有的原则而建立的，1466年颁行的《文职官员土地占有法令》和《武官及地方官员土地占有法令》，对于全国的王族、各级文武官员（贵族）、王室各种扈从仆役以至所有的农奴和奴婢，详细规定反映他们各自不同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的级别，这一种级别是以国王授田的等级为标志。19世纪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加紧向东南亚地区渗透，1855年泰国接受《泰英友好通商条约》（《鲍林条约》）后被迫取消进出口贸易的一切限制，从而形成一个不断扩大的大米销售市场。泰国政府相继采取措施奖励垦荒种稻，导致缴纳货币租税代替劳役。土地私有和土地买卖日益盛行逐渐破坏萨克迪纳制关于土地使用权和人身依附的种种规定，促成农奴地位的变化和奴婢制度的废除。1874～1908年泰国政府逐步禁止以人为奴婢，使的大批奴婢先后变成生产商品稻米的小农。1856年～1908年王有土地逐渐变成私有，封建义务变成货币租税，农奴和奴婢挣脱人身依附，萨克迪纳制终于解体。

（三）萨迪纳制是泰国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逐渐形成的，14世纪已略见端倪。及至国王戴莱洛迦纳统治期间随着国王、王族和贵族对村社土地的占有和村社成员的控制进一步强化，萨克迪纳制也就由国王用法令的形式予以确立。萨克迪纳制是本着土地王有的原则而建立的，1466年颁行的《文职官员土地占有法令》和《武官及地方官员土地占有法令》对于全国的王族、各级文武官员（贵族）、王室各种扈从仆役（包括王室成员的保姆在内）以至所有的农奴和奴婢详细规定反映他们各自不同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的级别，这种级别是以国王授田的等级为标志。在王族中最高可以达到授田10万莱（每莱约合2.4中国市亩）的级别，最高武官和重要的地方官员的授田级别为1万莱，最低的贵族授田 400莱，乡村小吏100～300莱。对于各种农奴规定有授田30、25、20、15、10莱共五级，各种奴婢一律5莱。授田级别与实际占有或使用的土地数量并不完全相等，但举国上下却以此区分尊卑。萨克迪纳制确立后泰国社会鲜明地分成两大阶级——封建主阶级和农奴阶级，封建主阶级占有全国的土地，掌握着国家全部的军事、行政和司法权力，享有各种特权，不事劳动，依靠农奴和奴婢无偿提供的实物贡赋和劳务为生。他们受封于国王，以国王为总代表，并向国王承担一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义务。

（三）这个阶级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王族，一部分是贵族。最初的贵族主要是由部落和村社的首领转化而来的，贵族是终身的，但不是世袭的，其子孙须另行请求国王授予萨克迪纳级别。贵族在各级政权中担任职务，成为泰国封建国家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各个时期的贵族级别不尽相同，或为五级（昭披耶、披耶、帕、銮、坤），或为六级（在最前面加颂德昭披耶一级）。另外授田级别在100～300莱之间的农村基层小官史、小头领，其经济收入主要得自农奴的劳役和贡赋，他们在当时的社会中虽不算贵族，但实际上是封建主阶级的最下层。由此可见萨克迪纳制使大大小小的统治者集政治军事权力和经济利益于一身，因而官吏、军官和封建主是合一的，大封建主必须是大军官、大官吏，小封建主必须是小军官、小官吏。农奴阶级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其中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被称为“派”的农奴，包括直接隶属于国王的农奴、专门从事手工业的农奴和隶属于封建主的农奴。他们按照五个授田级别，通过村社从封建主那里取得一份土地耕种，同时承担着向特定的封建主缴纳实物贡赋、服劳役和服兵役的义务。年幼的或年老的农奴无力承担封建义务，也就没有份地。

（四）按照规定每个成年的男子农奴都必须向一个封建主登记，否则将受到严厉处罚。就农奴承担的封建义务而言租与税是合一的，当兵和务农也是合一的，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自始至终都是泰国封建社会中经济剥削的基本形式。另一部分是奴仆或奴婢，按其来源可以分为债务奴婢、战俘奴婢、家生奴婢三类，按占有关系则可分为私有奴婢、官有奴婢、寺院奴婢三种。一切奴婢均被当成主人的财产，必须无偿地为主人做各种家务、耕田种地。主人可以殴打或转卖奴婢，但不能打死或杀死奴婢。奴婢可以有私人财产，可以由他们的亲属继承其私有财产，可以同别人订立契约。他们还有一些自己支配的时间，用于从事属于自己的生产活动。奴婢还可以用自身原先的身价来赎身，一旦赎身也就返回到前一种农奴的行列中去。19世纪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加紧向东南亚地区渗透，1855年泰国接受《泰英友好通商条约》（鲍林条约）后被迫取消进出口贸易的一切限制，同时随着西方对东方的侵略在泰国形成一个不断扩大的大米销售市场，因此泰国出现大米出口的增长和稻田面积扩大的状况。1858年泰国政府相继采取措施奖励垦荒种稻，并长期实行低租税政策，因而在此之后特别在1880～1905年间掀起一个开荒种稻热潮，严重地破坏萨克迪纳制关于土地使用权和人身依附的种种规定。

（五）泰国大米大量出口又逐渐在全国范围内造成用货币缴纳租税以代替劳役，使各种农奴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关系逐渐演化为货币契约关系，土地私有和土地买卖日益盛行促成农奴地位的变化和奴婢制度的废除。1874～1908年泰国逐步实行全面禁止以人为奴婢，使大批奴婢先后变成生产商品稻米的小农。1856～1908年王有土地逐渐变成私有，封建义务变成货币租税，农奴和奴婢挣脱人身依附，萨克迪纳制终于解体。它规定的各种称号（除王族称号以外）在泰国1932年革命后才废除，但其影响至今并未完全消失。大城王朝（1350- 1767年） 八世王戴莱罗迦纳（1448- 1488年）立法改革建立萨迪纳制度，此后一直作为统治制度的核心，直到19世纪末解体。在萨迪纳制度中,国王拥有全国的土地，官员和王室成员无俸禄，国王按爵位赐数量不等的土地。王储占有土地高达10万莱,，亲王、公爵、侯爵、伯爵、銮、比丘、万户候、沙弥、文书逐级递减，人数较多的平民有25莱，奴隶也有5莱，不过各阶层人土地实际占有量与规定量是不相等的。19世纪以前泰国土地制度的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土地不能自由买卖，地主只是享有土地的使用权和对依附于该土地的相应数量的人口的控制权，所以萨迪纳制度实际上也是依附民制度，爵衔不同,时依附民数量不等。

（六）依附民的多少也就意味着财富、地位和权力的差别，萨迪纳制中的依附民就是平民和奴隶。奴隶的职责是为乃（长官）服杂役、做家务，来源以战俘和债务奴隶为主。平民则是最主要的依附民，兵役和徭役的责任主要落到他们身上。大城王朝规定国内平民年满18岁征为新兵，服役两年成为现役兵，直到60岁退役为止。无战事时,现役兵必须每年服役 6个月，为乃耕种土地，还要自备粮食。实行萨迪纳统治制度的泰族社会历史上一直存在对依附民的需求，800多年前泰民族第一个政治国家素可泰（1238- 1438年）建立时,人口还十分稀少，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人口数量与政治权力、国家财富有直接关系，历代王朝都将保护、扩大人力资源视为大事。在泰国历史上发生的与邻国的冲突中,胜者总是要掠去大量的俘虏和居民，有时整村的村民被裹胁至战胜国定居,，直至与当地人通婚繁衍后代。为了进一步弥补依附民的不足，统治者把定居的外籍人列入平民的行列中，这些外籍人主要是华人和印度人。每一个平民必须向一个乃登记，服从其管辖，外国人可以用纳税代替服役。由于实施萨迪纳制的泰族社会对外籍人有着潜在的需求， 初来暹罗的华人很容易被当地社会接受，并由于制度的规定找到自己的合法位置。

（七）暹罗华人在当地的合法地位保证华人与原住民历史上一直相安无事，甚至关系和睦融洽，华人移民与暹罗地当地人和睦相处的结果或者说是现象之一就是族际通婚普遍发生。20世纪初期以前,由于传统观念束缚、旅行条件艰辛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漂洋过海来到东南亚的中国人中基本上没有女性，所以华人与当地人的通婚一般发生在华人男子与当地女性之间。虽然族际通婚在东南亚各国都常见，但泰国华人与当地民族通婚的比例是最高的，究其根源就是因为泰国实行独特的萨迪纳制度。萨迪纳制中的平民依附民,包括女性平民，兵役和每年6个月的徭役则是男性平民的义务，严重束缚本族男性平民。而且泰国有史以来战争频仍，兵役必然引起本族社会女比例失调。而女性则留守家中,做一个完全的自由人，自然与不用服役的华人男子有较多接触的机会，在本族男女比例失调的情况下,华泰通婚自然非常普遍。阿瑜陀耶王朝中期暹罗成为中南半岛上的一个强国，为了和缅甸争夺这一地区的霸权从1538年起泰缅之间进行长期的战争。1569年阿瑜陀耶城第一次被缅军攻陷，暹罗沦为缅甸属国达15年之久。1584年纳黎宣宣布摆脱缅甸的统治而独立，带领暹罗军民再次与缅甸较量，并于1595年打到缅甸的首都勃固，使暹罗转败为胜。

（八）继纳黎宣之后的厄迦陀沙律王统治时期（1605～1610）、嵩贪王统治时期（1612～1628）、巴塞通王统治时期（1629～1656）和那莱王统治时期（1656～1688）阿瑜陀耶王朝曾一度中兴，由于没有对外战争让社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文化艺术出现兴旺繁荣的景象。阿瑜陀耶王朝中期用纸逐渐取代传统的贝叶，文学作品除了王朝初期流传下来的乌通王的《饮水誓盟诗》和戴莱洛迦纳的《律诗集》之外，嵩贪王时期又出现以宗教为题材的长诗《第十世菩萨的诞生》。纳雷王时期诗歌创作中客龙体、缠体、嘎柏体等形式趋于成熟，作品数量之多、题材之广为前代所未有，被誉为泰国诗歌的黄金时代。为宗教服务的寺院建筑也很发达，帕希讪派寺是当时阿瑜陀耶城中最宏伟的一座寺院，充分表现泰国建筑艺术的特色。1490年后又相继在该寺修三座佛塔，用来盛放戴莱洛迦纳等三位国王的骨灰，这三座佛塔当今依然保存完好。将领帕碧罗阇以驱逐法国人为名义，于1688年发动兵变篡位，建立阿瑜陀耶王朝的巴沙通王朝，使得王朝陷入动荡当中。在帕碧罗阇夺权后先后有三场以前那莱王名义为号召的大规模民众起义，帕碧罗阇的篡位极大损耗阿瑜陀耶王朝的凝聚力。1758年4月阿瑜陀耶王朝第32代国王武仑阁病逝后短短3个月内便更换了三个君主，给缅甸的入侵带来可乘之机。

（九）1766年缅王孟驳的军队再次陈兵阿瑜陀耶城下，将该城围困14个月后，终于在1767年4月7日将阿瑜陀耶城攻破。暹王阿迦达身亡，金银财宝被掠一空，3万居民沦为战俘，维持400余年的阿瑜陀耶王朝遂告结束。在整个明代阿瑜陀耶派使臣访问中国一百多次，最多一年达到6次。从中国那里他们得到当时国际市场上利润丰厚的丝绸、瓷器，中国也从阿瑜陀耶获得沉香、象牙、犀角。16世纪以后西方殖民主义势力逐渐渗入暹罗，1516年葡萄牙和阿瑜陀耶王朝签订第一个条约，规定葡萄牙人可以在阿瑜陀耶城、丹那沙林、墨吉、北大年、六坤等地居住、经商和传教。1598年西班牙和暹罗签订通商条约，16世纪末就有日本人抵达阿瑜陀耶，到了17世纪初这座城市有1000多名日本人定居，当代的街道上仍然不时见到日本人开的小旅馆、小酒吧。1612年英国被允许在北大年开设商馆，1617年荷暹签订通商条约，1687年亲法的那莱王同意法军进驻曼谷和墨吉的要求。但随后那莱王病重，将领帕碧罗阇发动兵变，驱逐法国人（华尔康事件）。阿瑜陀耶王朝末期暹罗的商品经济有很大的发展，对外贸易十分活跃，几乎每年都要派船来中国进行朝贡式贸易，有时一年多达数次。1722中暹大米贸易兴起，许多华人移居暹罗，华人对暹罗的商业和航海作出突出的贡献。

隆维克之围

（一）早在13世纪之前作为当代泰国前身的暹罗王国还不存在，众多泰人部族全部依附在强大的高棉帝国治下，后者的领域几乎占据1/3的中南半岛，甚至将地盘扩充到当代的越南南部外海。但到14世纪高棉开始因外战失败和内部矛盾爆发而衰退，众多泰人部族纷纷起事自立，构筑最初的暹罗王国。到了这个世纪的50年代他们已经反过来将高棉死死压制，事情一直发展到16世纪曾经建立高棉的柬埔寨部族都开始分崩离析，虽然在表面上还有一个拥有都城的中央王权，但真正的势力都分散到地方封建土司手中。若非暹罗人在西面遭到缅甸人狂攻可能会在更早之前就入主湄公河流域，所以直到16世纪90年代顶住缅甸东吁王朝进攻的他们才开始重新将战略目标对准东方。当时的暹罗国王是非常有名的大城王朝君主——纳黎萱大帝，他年轻时曾作为人质在敌国缅甸生活，并因此接受非常传统的武装佛寺团体教育和已经东来的葡萄牙西方教育。成年回国后他帮助自己的王朝展开反攻，并一再击退已是强弩之末的缅甸人。为了让暹罗控制更大地盘，具有更大实力去和缅甸对抗，纳腊萱将目标对准柬埔寨。后者的王国完全靠着湄公河水系建立，同样也是中南半岛国际贸易的十字路口。来自云贵高原和老挝的内陆商品会通过柬埔寨抵达沿海，再通过聚集区内的欧洲和穆斯林商人远销其他地方，所以控制柬埔寨就等于手握一条繁忙的南北贸易动脉。1591年数万暹罗军队入侵柬埔寨北部，他们通过向北进攻暹粒等城市，企图从源头上阻断洞里萨湖和湄公河相连的水运贸易。

（二）在野战获胜的情况下暹罗人却陷入为其3个月的艰苦城市围攻战，最后由于补给耗尽和对方援军抵达，纳腊萱带着主力退出柬埔寨国内。第二年缅甸军队再次重返暹罗，又为柬埔寨人争取一定时间，但在王子被泰人打死后缅甸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陷入消停。纳腊萱便在1593年带着包括辅兵近10万人的大军再次东征，对于此次战争时暹罗王国决心将柬埔寨一口吞下，所以全军分为南北两路共4个独立分队，准备施行全面性的合围战略。其中的南路军从沿海出发，负责拿下贡布和白马两地，然后沿湄公河占据旧都金边，顺便也阻断对手同海外的海外贸易。但真正的主力还是集中在北方，他们必须一如既往的攻下暹粒、马德望等地，再沿着洞里萨湖南下，两军若在水上会师则意味着合围柬埔寨人的新都城——朗维克。为了应对纳腊萱的大举进攻，柬埔寨王子索利奥尔成为名义上的武装抵抗领袖，他麾下的野战军数量被扩充到7.5万人（包括辅兵），并依靠150艘大小船只在洞里萨湖和湄公河机动。这些士兵的核心力量是王室平日里就供养的常备军部队，但主体士兵还是来自地方征召部队。他们在各自的家乡，以佛寺为基层中心，接受必要的武器和战斗训练。少量的战象部队也来自那些专门负责驯养大象的特殊村落，他们同样以佛寺作为基层动员机构。为了以防万一的他还从沿海的冒险家社区内招募外族佣兵，除了少量的西班牙与葡萄牙人外还有数量不少的马来亚移民和占城流亡者。

（三）全军虽然被分开部署，但以作为航运中心的都城朗维克为总部，依然能够实现彼此间的快速增援。其中又以驻扎在菩萨省的分队，数量最多且最善战。因为这里是洞里萨湖流域的中心位置，比较方便调动，一旦南北的两翼的任何分队遇袭，他们就会以最快速度去悄悄接近战场。对正忙于正面激战的敌人实施猝不及防的突袭，但如此精妙的战略计划还是因为个别斥候的被抓而泄露给对手，由于已经洞悉柬埔寨人的虚实，暹罗军队立刻展开针对性打击。北方的两路部队集合猛攻重镇马德望，迅速击败数量有限的守备力量，接着更多分队从南方赶来汇合，形成数量达5万人（包含辅兵）的主力军。他们将直扑菩萨省，歼灭柬埔寨人的抵抗能力。指挥当地防卫的切特王子直到他们开始进攻才意识到大难将至，基于历史渊源因素时纳腊萱的暹罗王国军队在组织架构方面和柬埔寨人是如出一辙的，只是因为长期战争与国内允许让暹罗君主可以供养一支规模更大的常备军部队。他们当中有负责国王安全的宫廷卫队，也有专门驻扎在都城的野战军团，当大规模战事来临时这些部队会分出不少人去担任地方军指挥官。骑兵、战象与舰队也都来自负担特定义务的村庄，大部分适龄兵役人群都从少年时代开始接受地方佛寺给予的军事训练，相比柬埔寨王子的外族部队时纳腊萱的雇佣军规模更加庞大。来自缅甸和马六甲的葡萄牙分队有着完善的火枪手与炮兵序列，此外还有许多来自孟加拉、古吉拉特甚至是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冒险家也在纳腊萱麾下组成雇佣军团。

（四）在他们的影响下暹罗的本土炮兵和工兵队伍得以发展壮大，面对突如其来的进攻者时柬埔寨人很快在野战中被击败，虽然同样是依靠战象支持的步兵部队，但暹罗人的战象数量更多，还有成建制的骑兵掩护侧翼。由于长期的内乱和孤立，柬埔寨人并未从高棉时代的辉煌记忆中走出来，他们战术亦如两个世纪之前，在日新月异的对手面前显得软绵无力。当战象间彼此展开单挑，拱卫其安全的步兵也杀成一片，暹罗人的骑兵和火力优势便展现无疑。最终守军被全面包围，在惊恐中遭至惨败。三天后暹罗军队进抵菩萨省省城，并迅速将其包围起来。大量的工兵部队开始构筑围攻战壕，并偷偷开始挖掘攻城地道并安放火药。由于守军疏于对这类战法的防范，暹罗人在黄昏时就已经炸毁一些城墙段落，困守城中的索利奥尔王子带着只有千人的精锐部队突围，其余守军则在混战中被屠杀殆尽。之后的战争完全集中到柬埔寨王都——隆维克，索利奥尔在逃回都城后马上向越南国王与远在马尼拉的西班牙总督求援，但在任何可能的援军抵达前他都只能依靠从南部沿海招募来的西班牙雇佣军来加强城防的热武器力量。因为时间仓促，除了大量部署削减尖的木桩外就只有安放数量有限的大炮。柬埔寨的水军则在城市北部设防，不让进攻者靠近隆维克的护城河，因为那才是都城最可靠的防御设施。但面对来势汹汹的暹罗舰队时他们还是在狭路相逢中被击溃，纳腊萱的战船上会部署6-12磅小型火炮，士兵也可以使用火绳枪作战。

（五）他们的柬埔寨对手就无此精良装备，在获得外围控制权后进攻者可以尝试对城墙进行强突，但在依然需要跨越护城河的情况下很难不被守军的火力所击退。作为应对时暹罗工程师开始在守军火炮射程之外构筑起数个大型的土台，炮兵登上高台就可以进行肆无忌惮的单方面打击，同时大量军队的围困也让隆维克的对外补给限于停顿。暹罗人则可以通过水路补给，并定期派兵肆虐周围乡村。城内的残余守军也没有放弃，他们使用土木、石块等各种材料又在城市内筑起第二道城墙，由于在暹罗人原先测算的炮火极限射程外，所以就能够有效保护城市的核心区域。进攻者要继续向前修筑新的土台就会遭到大炮的轰击，战斗就这样完全成为双方之间的工程学较量，但拥有更多火炮和人力的暹罗人无疑还是会在漫长的消耗中逐步获得应有的优势。1594年的1月暹罗军队已完成新的土台建造，并用更多火炮击败守军炮兵，经过长达一个小时的准备射击后总攻在战象的冲锋中拉开序幕。这些巨兽撞开木质城门，义无反顾的冲杀进去，大量的暹罗步兵也蜂拥而入，随着大象冲入隆维克。柬埔寨国王萨塔在混乱中出逃，一口气奔向和自己关系最为友好的老挝。暹罗人无法对柬埔寨实施全面占领，就转而笼络地方封建领主，使各地区都直接对自己的宫廷负责。这场乱局甚至还引起西班牙人注意，并激发他们的征服柬埔寨欲望，但无论是泰国人还是西班牙人都没有能够成功地控制整个柬埔寨。残存的王室在更靠内陆的地方重建据点，此后的数百年里他们的子孙都将为自己的权力而战。

远征柬埔寨

（一）高棉帝国是位于东南亚中南半岛柬埔寨的一个古国，高棉于中国古籍亦称为吉蔑、阁蔑。统治时期最为强盛，建立高棉国家。高棉军队拥有数百头战象，他们征服周边大多数地区。400年高棉人建立叫作真腊的国家，它在700年前后阇耶跋摩一世统治时期最为强盛。13世纪人们逐渐厌倦被迫为神王服劳役，高棉社会开始瓦解，1431年入侵的暹罗军队强迫高棉人放弃吴哥 ，因此高棉帝国灭亡。400年高棉人建立叫作真腊的国家，它在700年前后阇耶跋摩一世统治时期最为强盛。高棉人信俸印度教，这一时期接受佛教.真腊衰落，被爪哇人短暂占领一段时间。802年阇耶跋摩二世建立高棉国家，他是一位神王，在吴哥王城作为帝国首都。高棉军队拥有数百头战象，他们征服周边大多数地区。1010-1150年苏利耶跋摩一世和苏利耶跋摩二世的统治时期帝国步入极盛，高棉帝国从13世纪开始衰落，1431年暹罗军队攻陷吴哥后帝国灭亡，吴哥王城从此湮没在丛林之中。帝国的正式宗教包括印度教，吴哥曾是高棉帝国的首都，周围有上千座庙宇，这里也汇集最好的高棉经典建筑物。吴哥窟本身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纪念碑，巴戎寺坐落于吴哥通王城之中心点，其回廊东西长160公尺、南北长140公尺。回廊上方原本皆有木造之屋顶，但由于年代久远，当前只剩下断垣残壁及巨大之石柱供后人凭吊。

（二）值得一提的是寺庙之墙壁上仍保存着丰富且生动之雕刻，举凡古代战争记述、寻常百姓之生活百态、洞里萨湖之湖畔风光等皆充分透露着当时之情景，绝对是不可不看的珍贵史迹。那一幅幅活灵活现的壁画彷佛诉说着一段段遥远的故事。巴戎寺共分三层，下两层为正方形，外侧廊壁雕刻故事性浮雕。顶层为圆形，树立佛塔。底层浮雕从东门开始顺时针行进，看到的分别是：出征占婆-林迦崇拜-水战-水上生活-赢得胜利-斗鸡和下棋-军队-内战-大鱼吞羊-胜利游行-马戏团-占婆人洗劫吴哥（从情节上看这应该是整个故事的开篇）。从外观上看巴戎寺是一座金字塔形建筑，最高处是一座涂金的圆形宝塔，它建在两层空心的台基之上，按照宗教意识这表示天上的佛与地上的人得以息息相通。周围建起48座大小不一的宝塔，众星捧月一般，簇拥着中心宝塔。在整个15-16世纪柬埔寨都是容易遭人遗忘的角落，由于盛极一时的高棉王朝（高棉帝国）衰败让整个地区都重新回到封建联盟状态，由各部落与神庙推选名义上的君主维持平衡。虽然屡遭泰国和越南威胁，而且实力也不如北方的老挝，但总能在关键时刻爆发出强大韧劲。早在1555年首位葡萄牙传教士就成功抵达过柬埔寨海岸，除了目睹繁华的湄公河贸易外也为当地的恶劣气候而叫苦不迭，最终这次微不足道的接触就因热带流行病肆虐而中道崩殂，但相关教训却没有引起任何外界注意。

（三）不过还是有少量西葡商人陆续抵达，在沿岸的有限区域内进行贸易，他们对柬埔寨的粗浅观察则更容易为后来的决策者所注意。随着欧洲人对柬埔寨的了解程度加深，部分冒险家开始常驻当地，成为王公贵族们的私人侍卫，比如曾在西属菲律宾服役的鲁伊斯就摇身一变为国王萨塔一世的佣兵队长。当泰国大城王朝的军队在1593年发起全面入侵，后者立刻想到派人去吕宋向西班牙人求援。但此时的菲律宾总督正忙于部署对南方莫罗岛水域的探索，根本顾不上遥远的中南半岛事务，直到泰国人兵临王城隆维克（隆维克之围）才因鲁伊斯的亲赴求助而同意给予帮助，只是由于吕宋本身的兵力太过有限才让计划中的远征队被一拖再拖。1596年总数为120人的柬埔寨救援军终于上路，除少量的来自墨西哥的西班牙士兵还包括皈依天主教的吕宋仆从和少量被招募来的日本浪人，但对于当时还很虚弱的西班牙东方帝国而言这已经是难能可贵的武装规模。按照事先计划他们将分乘1艘中型加莱桨帆船和2艘东亚式帆船沿着加里曼丹岛的北部海岸前进，最后才登陆中南半岛。但加莱船的航行要求过于苛刻，以至于让2艘帆船抢先抵达目标水域。船员们也诧异地发现泰国人的军队已经撤走，而召唤他们的前来的国王也不在原地。原来萨塔一世为躲避泰国人的兵灾在隆维克城陷落后就向北撤离，最后获得老挝境内的各封建主庇护，并因此在万象常住下来。

（四）但留在本土坚持抵抗的首领阿纳卡帕兰也借机上位，靠着自己在战争中获得的威望公开宣布自己才应该是柬埔寨的最高君主，这原本是在当地已持续两个世纪的习俗却不为远道而来的鲁伊斯认识。同时那些长期活跃在南部海岸与湄公河流域的马来、占城的明朝武装商团也纷纷支持这位强人上位，尤其当西班牙士兵与上述团体发生械斗，阿纳卡帕兰便非常自然的派兵过来驱逐，但2船的西班牙部队还是依靠自身战力优势迅速击垮刚刚经历长期战乱的柬埔寨士兵。出于立威和泄愤的他们还在追击中冲入隆维克城，纵火烧毁大部分建筑。同时鲁伊斯与副手维罗索商议决定直接向北寻找前任国王的下落，并将其带回南方重新登位。在当年的余下时间里人员不整的远征队都忙于向中南半岛腹地前进，不仅需要和埋伏在沿途的柬埔寨土著作战，还要忍受无休止的热带疾病侵袭，好在由于成员都是见过各种大场面的老手才得以在连续的摸爬滚打后来到万象。然而鲁伊斯又极度失落地发现自己苦苦追寻的萨塔一世已经因病去世，这不仅意味着自己的人马在本地失去威权支柱，薪金也会因雇主的死而没着落。因此这位暴躁的西班牙队长下令按原路返回，扶持老朋友的儿子登上王位。1597年稍作休整的西班牙远征队又重新回到柬埔寨南部，在拉拢前国王的支持者后依靠无可争议的军事优势击败数量少且实力弱的王家军队，并成功将萨塔二世扶上王位。

（五）同时先前走散的那艘加莱桨帆船也终于靠岸，带来余下士兵和迟迟不能上岗的真正总负责人贝洛索。借此机会的西班牙人要求新国王批准自己建立据点，以此控制住大部分贸易的主导权。但和许多早期的欧洲商站要塞不同的是这片租借地是处于更靠内陆的湄公河两岸，当然这势必会遭到其他沿海商业团体的集体抵制。到了1598年处在草创阶段的西班牙据点就遭遇重大麻烦，那些在柬埔寨有长期经营的马来、占城的华人移民纷纷选择避开他们的控制区域，从南北两头予以绕道架空。如此一来吕宋总督所期望的巨大经济收益就无从谈起，让后续人员的调拨也多少有些动力不足。曾长期混迹当地的鲁伊斯自然非常清楚其中的缘由，转而希望从菲律宾获得更多军队来扩大势力范围，但在姗姗来迟的下一批援军抵达前心浮气躁的队长已主动带人攻击马来商团社区。此举不仅没能给小块租借地带来新生，反而彻底激化所有潜藏矛盾。由于长期的封建政治传统，柬埔寨的贵族们长期靠推荐能人充当明面君主，又不希望其太过强势而反噬自身，这些集团的相当部分收入就需要依靠与之签约的外国商队获得。所以西班牙远征队的粗鲁举动，仅是强加一个没有本地基础的君主，还有意无意的触动真正实力派的奶酪。后者也迅速联合有相似境遇的小集团，掀起血腥而轰轰烈烈的驱逐西班牙人运动。

（六）1599年吕宋的西班牙总督又勉为其难地批准第二波远征军出动，但4艘搭载士兵的小船竟有一半因天气突变而中途沉没，至于留在湄公河两岸的先遣队也遭到大批柬埔寨封建武装的围攻。由于地形分散在河道两头，他们从未建立起足够稳固的防御堡垒。经年累月的水土不服又让相当多的成员都患病不起，于是向来能以少胜多的西班牙征服者在中南半岛的内陆遭遇惨痛挫折。来势汹汹的敌军又包括许多马来武装商人，他们一直能通过马六甲和印度获得火器，所以较之土著正规军是更为难缠。利益层面的根本矛盾也直接转化为杀戮场中的你死我活，让包括鲁伊斯在内的大部分远征队成员都被处决，仅有1个西班牙人和几个吕宋仆从得以幸免，将湄公河据点被拔除的消息传出来。噩耗传到吕宋后菲律宾总督对此却是无动于衷，丝毫没有要继续增兵报复的意思，因为柬埔寨从来都不是西班牙东方帝国的利益所在，只能算是无心插柳的顺带一笔。除了鲁伊斯带来的收益保障和片面介绍外其他大部分情报都源自短暂造访的西葡商贩，但在他们在眼里是弱不禁风的蛮荒之地却恰恰是难以被征服的藏龙卧虎之地。早期的西方殖民者无法像后来人那样能享受工业时代的飞跃成果，也就容易在不适于自己发挥的区域翻车，处在盛世尾端的西班牙帝国是如此，半个世纪后才抵达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更是亦然。

基隆战役

（一）从16世纪开始西班牙海外事业的重心就是美洲地区，他们不仅在当地收获广袤领地，还通过秘鲁的银矿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帝国。尽管军事行动总不能如愿，但西班牙人确实用美洲白银改变世界，新教徒国家的崛起、奥斯曼帝国的衰败和大明朝的中兴改革都与其有所关联。在远东的西班牙人根据1495年修订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成功控制南洋地区的东部，从墨西哥等地出发的二代征服者占据吕宋大城马尼拉，并横扫文莱帝国都城。来自美洲的白银也从秘鲁的港湾出发，经过关岛等中转站抵达当地。来自东亚大陆的商人则可以在1567年的隆庆开关后抵达马尼拉直接贸易，著名的太平洋航线由此被彻底确定下来。但到17世纪荷兰人从东西两面同时杀入，彻底搅乱确立不足一个世纪的南洋国际贸易，通过频繁派遣船队袭击和笼络亚洲地方统治者等手段让他们成功在锡兰和南洋腹地建立起势力范围，接着通过定期封锁中国澳门和马尼拉两港力图彻底垄断同明朝的国际贸易。西班牙帝国因为忙于在欧陆参与争霸战争根本无力在海外投放更多资源，荷兰人便利用宝贵的窗口期将他们彻底限制在吕宋等地。162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部队从巴达维亚出发，成功登陆缺乏管理的中国台湾，随着很多人都熟悉的热兰遮城开始建立，身在马尼拉的西班牙人也如坐针毡。

（二）因为只要荷兰人在台湾的势力坐大，就可以更方便的阻断从中国厦门开往马尼拉的商船，这对于非常依赖外贸经济的菲律宾而言是非常重大的打击。而且荷兰相比早年的葡萄牙人在对待本地人的态度上要强硬不少，稍有不合便可能诉诸于武力，为此马尼拉当局必须想办法开辟新的前进基地，否则整个太平洋航线的一头将陷入停滞。其蝴蝶效应也将从菲律宾波及美洲，并进而影响到西班牙本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西班牙人才从并不宽裕的兵力中再抽调人手，尝试在中国台湾北部建立据点。1626年由2艘大型桨帆船战舰护航的12艘中国式帆船从马尼拉港出发，除了百余名西班牙官员、士兵和传教士外大部分远征军成员是吕宋的土著人口，他们成功绕过台湾东北面的海角发现当代都是重要港口的基隆。起初西班牙人在中国台湾的开拓比较顺利，在基隆港的入口他们发现一座适合防御的小岛，并将之命名为桑蒂西玛-特立尼达。首批征服者们在岛上构筑1座棱堡要塞，并以此作为进一步开拓的基地，只需要很少的兵力就足以防御这个战略要点。三年后的1629年西班牙人已经开始航行到台湾西北部沿海，他们发现非常适合进入内陆的淡水河，并在当代的淡水又建立第二座要塞——圣多明各堡垒。

（三）西班牙士兵和传教士也更多的以圣多明各堡垒为起点顺着河流深入内陆，一边向土著部落传教，一边尝试扩大自身的势力范围。在部分人看来这个新建立的西班牙-tw已经具备替代马尼拉的可能，因为马尼拉本身就是作为西班牙美洲的附属品而存在的。没有美洲的白银输入时马尼拉就无法吸引厦门和澳门的商船抵达，也无力从香料群岛大量进货，相比之下淡水无疑在地图上的位置更佳。那里更靠近西班牙控制下的关岛以及东亚另一大银矿所在地日本，还不会被热兰遮城的荷兰舰队所轻易阻断，如果计划顺利那么西班牙人将以淡水为中心建立大范围的领地。西班牙-tw也将成为美洲总督区的主要贸易对象，使得马尼拉沦为自己的经济附庸，台湾岛也有足够的面积让开拓者在岛上发展粮食产业和经济作物。虽然在西班牙贵族官僚内部这是触及旧利益分配问题的大事，但对于纵览一切的王室来说却是毫无损失，毕竟只要让淡水能够不断做到人进来、货出去就不愁竞争不过西南海岸的荷兰人。然而西班牙人很快发现他们低估开拓台湾所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也严重高估所能获得的相关收益，计划制定者忽略一个历史因素，台湾从不是一个海上势力所热衷的对象。

（四）因此直到欧洲商船已经定期抵达日本的时代全岛大部分地方还处于欠开发状态，之前的荷兰人后之后的郑成功集团都苦于需要付出大量人力开拓可用土地，而无法立刻收到期望的回报，对于人力资源还不如两者的西班牙人情况自然是更为严重一些，以至于在整个殖民地存在阶段淡水等要塞的口粮还需要从马尼拉输入。西班牙人还发现本地的部落很难被他们成功驾驭，由于缺乏同外部世界的联系，土著的文明水平也远低于吕宋地区。征服者们在能够动员起他们之前首先要给予必须的控制、教育和引导，由此他们就不免介入不同部族间的冲突，干着吃力不讨好的仲裁者角色。在完成这些工作之前大量的土地就不可能有人手进行开发，本地的货物出口期望自然就难以兑现，反过来气候恶劣且土地贫瘠的西班牙-tw也不可能吸引来更多带有热情的殖民者，发展效率自然被南面的荷兰人给比了下去。西班牙帝国的海外殖民模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淡水等据点的发展，在本地已经缺乏吸引力和竞争条件的前提下他们还始终不允许吸纳更多明朝流民、吕宋人或日本人来新地盘开拓，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口依靠幻想会成功的单一经济模式，做着抱残守缺的事情。位于美洲总督区的西班牙人就奇怪的发现号称更有地利优势的淡水，运来的货物可能比马尼拉的更贵。

（五）由于这些有相互作用的失败运作，西班牙-tw在十多年时间里都没有实质性发展。一小撮根本不理解本地需求的上层，妄图靠着自己控制的一亩三分地，玩转于太平洋两岸三地之间。这种缺乏对本地人的真正重视，盲目依靠外部经济因素加分的行为，是根本不可能获得成功的。淡水不仅没有将马尼拉比肩下去，甚至还被西班牙宫廷都视为是赔钱赚不到吆喝的累赘。当美洲的银矿出现枯竭时淡水的经济也马上陷入凋敝，一旦马尼拉的粮食供应出现晚点，宣布要让西班牙-tw富起来的当局就立刻揭不开锅。作为西班牙-tw最大对手的热兰遮城里的荷兰人也一直关注着北部局势，他们就和自己的西葡对手一样需要用非常有限的兵力，应付相隔甚远的各个战场，所以只要淡水当局足够强大的话荷兰人就没有能力发起进攻。1640年后西班牙-tw的凋敝已成定局，曾被寄予厚望的圣多明各堡垒惨遭裁撤，很多人选择返回菲律宾发展。过去常驻台湾的小规模舰队也一并消失，只留下最后的400人在苦苦支撑着基隆的桑蒂西玛-特立尼达要塞。于是在1641年总部设在热兰遮城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分部尝试向西班牙据点发起首次试探性进攻，为了测试西班牙人可能的反应力度，担任tw总督的保卢斯还提前给基隆方面写信，将自己的意图都告诉对方。这一次远征虽然被击退，却也让荷兰人清楚的看到对手最有力度的反击，只是带有傲气和不妥协口吻的回信。

（六）1642年8月真正的荷兰远征军重返基隆，在4艘盖伦帆船和7艘小型战船的掩护下有369名士兵在岛上成功登陆，但拥有远胜于西班牙人的火力力量。他们所要面对的只是400名西班牙和吕宋土著组成的守军，虽然西班牙要塞的防御水平不低，但荷兰人却首先选择占据岛上的制高点。随着炮兵阵地的完成，攻城火力开始不断倾泻到桑蒂西玛-特立尼达要塞内部，对于近代的棱堡防御体系来说这是最为致命的攻击手段。经过6天的抵抗和要塞内的西班牙守军宣布投降，在交出旗帜和全部火炮后所有人得以被允许坐船返回马尼拉。由于时间过于短促让菲律宾方面甚至没有准备好任何增援行动，尽管菲律宾总督因为基隆的失守而被问罪，但西班牙人也再没有提出任何反攻计划。荷兰人在控制基隆后也发现当地没有多少经营价值，他们将旧的西班牙要塞规模缩小，留下象征性的防御部队。在被更早放弃的淡水上他们也重建一座要塞，但还是像西班牙前任那样缺乏人力资源。要塞本身也在后来被郑成功与满清的军队接受，最后在19世纪成为英国领事馆驻地。西班牙-tw的迅速衰败无疑是在策略上本末倒置的结果，西班牙人自己就有诸多问题，在海外竞争方面不如荷兰挑战者要强势。台湾北部的殖民方案仅仅是一个根据本能所得出的权宜之计，这也注定圣多明各堡垒无法壮大，因为真正能把商人吸引到热兰遮城或马尼拉的还是来自美洲或日本的白银资本。

马尼拉战役

（一）在腓力二世死后西班牙帝国正遭受来自其他欧洲强国的各个方面的强大压力，最显著的是荷兰人，他们与亚洲巩固贸易往来，而且还开始对巴西的军事和商业渗透。一个马德里的大臣这样抱怨道：“如果荷兰不停下来，我们将会失去整个印度。然后是佛兰德斯，然后是意大利，最后是西班牙本身。”1621年西班牙与荷兰人达成的12年停战协定的到期使得西班牙人确信有必要准备军事行动，在战争初期西班牙居于上风，通过布雷达之围等几个军事胜利重塑威望。 但在1628年在古巴哈瓦那附近的马坦萨斯湾中皮特·彼得松·海因率领的荷兰船队包围并击败西班牙珍宝船队，捕获价值数千万盾的西班牙宝藏船，使西班牙经济严重衰退。马坦萨斯湾海战导致西班牙经济严重衰退，而荷兰的经济却得到很大的改善，实力蒸蒸日上。西班牙发现他不能应付日益增长的海军之威胁，不单是荷兰，还有法国和英国。同时在1628年荷兰还介入曼图亚王位继承战争，使得西班牙的军队和经济越来越疲软，典型的西班牙最精锐的佛兰德斯军团从1627年的5.8万人下降到1628年的5.5万人。在整个17世纪前期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海外扩张都显得顺风顺水，尽管常在缺乏土著力量支持的区域失败，但终究依靠各种手段在南洋收获甚多，尤其是巴达维亚总部的建立让其确立称雄香料群岛——日本的既定方针。但西属菲律宾的存在还是让公司股东们感到骨鲠在喉，那里也成为荷兰人屡屡用兵的重点目标。

（二）由于在中国台湾建立北进基地让荷兰商船实际上已经控制对日贸易的半壁江山，但他们的最大目标还是由明朝控制的福建沿海，然而来自厦门、福州和漳州的大量海商往往不能满足于只到对岸出货，更期望直抵马尼拉从西班牙人手里赚取廉价白银。当大型的福船容易遭荷兰人堵截时他们就换上小艇从沿岸偷偷绕道，让东印度公司的计划不攻自破，加上荷兰当时还无权独断对日贸易，就免不要同数个阵营不断争夺。1646年巴达维亚当局终于忍无可忍，决定以最终方案解决菲律宾问题，此前的他们其实已经向吕宋岛派遣过多批船队，但目的仅限于劫掠和摧毁外围据点。西班牙方面受制于欧陆的三十年战争牵制无法获得任何强有力支援，却有着更为丰富的海外生存经验，通过建立沿海的烽火系统为来自墨西哥的白银运输船预警。再以分布在岛屿和港口之间的炮位，打击任何会随时闯入的敌船，这些低成本的防御措施迫使荷兰人决定集中兵力对菲律宾实施鲸吞。当年2月东印度公司从巴达维亚派出18艘战船和800名士兵分成三支舰队杀向北方水域，其中的第一舰队由4艘盖伦帆船和1艘快艇组成，将前往北部煽动那些不满西班牙征服的土著，顺便堵住来自福建的明朝商船。

（三）第二舰队有5艘盖伦帆船和2艘火船，赶往圣贝南迪诺海峡，拦截从墨西哥驶来的运保大帆船，目的就是断绝西班牙驻军的经费支持。另有6艘小艇组成的第三舰队负责以上两批部队的联络，并切断吕宋到婆罗洲之间的联系，在各分队完成初步任务后将到马尼拉集中发起总攻。相比之下西班牙方面不仅很晚才得到入侵消息，战备情况也非常不堪。由于经济衰退和海难，当时只有2艘老旧的大帆船停泊在马尼拉附近，虽然吨位都在500吨以上但却没有什么武装且状况较差。城市本身则刚刚经历大规模地震，连带周遭的土著村庄都严重受损。为了能应付这场大规模袭击，他们将分布在各岛屿的守备队后撤集中，随即又将许多岸炮拆除，安装到手头仅有的伊卡纳菲尔号与罗萨里奥号上。这样不仅每艘船有至少30门大炮，还有额外的100名火绳枪手加强战力。鉴于对方已主动分散手头兵力，西班牙人决定利用内线优势主动出击，对荷兰舰队施行逐个击破。他们首先向北行驶攻击正在策反土人群体的荷兰第一舰队，后者在当地也极不受待见，因此就不能获得任何援助。当2艘西班牙大帆船在3月15日突然靠近，所有荷兰人都对此大吃一惊，在之后爆发的激战中两军先后对射长达5个小时。荷兰旗舰在西班牙人的第一次射击被命中，整个船头遭重炮直接撕裂。

（四）由于这些武装商船的吨位大都小于西班牙运宝船，士兵的战斗素质也远远不如伊比利亚对手，所以打得非常艰难。他们尝试以多艘船包围700吨的伊卡纳菲尔号，却又在重炮和火绳枪的连番还击下损失惨重，直到夜幕降临才由险些沉没的旗舰带头，脱离与西班牙人的接触。后者则在海战中没有任何人员阵亡，随后2艘大帆船回到吕宋的港口进行修补，并在4月中旬往南前去保护太平洋贸易航线。此时兵力最为强大的第二舰队已开始进攻三宝岩的西班牙据点，期望控制吕宋到香料群岛之间的航线，并截获当年从墨西哥驶来的白银运宝船。但当地的30名西班牙驻军带领着大量土著附庸进行顽强抗击，在长达2个月的炮击和围攻中先后打死100多名荷兰士兵，等到2艘大帆船抵达战场后东印度公司的舰队又因不甘心失败而继续对峙31天。荷兰指挥官此时做出判断，自己的目标已经提前得到预警，会绕道附近水域去往马尼拉卸货，于是抢先率领7艘船离开，并将2艘西班牙大帆船从设防锚地中吸引出来。当发现体积较大的伊卡纳菲尔号位置过于前突，又突然掉头对其实施包围，结果惨烈的海上对轰场面再次出现。西班牙旗舰依靠重炮火力与自身的坚固船体，在夜间的数小时内硬抗5艘荷兰盖伦帆船。

（五）落在后面的罗萨里奥号在大分部时间内只能从远处发炮支援，荷兰人还在战斗间隙释放1艘火船扑向伊卡纳菲尔号却被对方的压制性火力摧毁，几次跳帮尝试也都遭火枪手齐射阻挡，最后只等在天亮时扬长而去。愈战愈勇的西班牙人不经调整地立刻进行追击，经过大半天的追赶迫使荷兰舰队再次调头决战，结果大型运宝船的优势被进一步放大，在距离较远的火炮对轰中压制东印度公司舰船，让惯于使用较小吨位船舶的他们叫苦不迭。慌乱中荷兰人再次释放火船冲锋，并特意安排2艘战舰护送其靠近目标，然而行动还是被大帆船的密集弹幕所遏制，提前被引爆的火药便将整艘船和上面的士兵都瞬间带入海底。迫于无奈的荷兰第二舰队又只能利用夜幕迅速脱离接触，此时西班牙人觉得自己已获得完胜，进而开始放松对周遭海域的警戒。但从吕宋起航的圣迭戈号商船还是在通过圣贝纳迪诺海峡时发现有3艘荷兰战舰在那里来回巡弋，由于没有强大的自卫火力让这艘幸运的帆船在奋力挣脱追捕后将危险信号带回马尼拉，西班牙当局立刻着手反击，并再次将城市要塞的火炮装载到圣迭戈号上加强武备。

（六）同时还有新组建的辅助船队，由1艘加莱桨帆船和4艘双杆快船协同主力舰进行最后决战。1646年的10月4日双方舰队上演这场马尼拉战役的最后一幕，由于伊卡纳菲尔号被洋流带离其他战舰遭到3艘最好的东印度公司战船群起围攻，其中就包括装载40门火炮的舰队旗舰对老迈的西班牙大帆船形成严重威胁。然而荷兰人发现只有抵近射击才有可能将坚固的大帆船击毁，但他们的靠近又给西班牙人以释放全部火力的机会。经过4个小时的激烈对轰后又是荷兰人首先支撑不住，但突如其来的无风窘境又让3艘帆船无法立刻脱离接触，闻风赶来的西班牙桨帆船却可以通过人力向他们继续发起攻击，直到海风重新吹拂战场才让惊恐万分的荷兰人成功脱逃。至此东印度公司策划的这次马尼拉战役就以彻底失败而宣告结束，他们不仅为战争耗费大量欠款，还付出数百人伤亡的巨大代价，但只给看似弱势的西班牙守军造成不足百人的损失。此后荷兰人依旧能控制南洋的半壁江山，却明白自己无力夺取西属菲律宾的控制权，好在与他们势不两立的西班牙人更没有能力向南攻击巴达维亚，日后的菲律宾与印尼两国边界就在这样的长期对立中孕育雏形。

帝国城市文化

（一）西班牙帝国在早期全球化的进程中打造一批殖民城市，其中分别处于欧洲、美洲和亚洲的三座城市——那不勒斯、利马、马尼拉在空间上体现西班牙帝国推动下的城市发展模式。在经济方面西班牙帝国的大帆船贸易将三座城市联系在一起，带动商品和货币的全球流动，同时也改变城市的命运。在城市建设方面三座城市具有相似性，棋盘格的城市形态，城市防御功能的加强，港口城市的特征以及居民和族群的多元化。在文化方面西班牙帝国利用城市实现其文化霸权，通过城市空间整合和仪式活动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近代早期西班牙帝国掀起的全球化影响深远，在全球范围内塑造一种带有其典型特征的城市类型，而这些城市的地位和空间变化则体现西班牙霸权文化与在地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调试。欧洲的那不勒斯、美洲的利马、亚洲的马尼拉，人们一般很难将这三座城市联系在一起，但如果将它们的城市形态加以比较便可以明显地看出其相似的特征。这种相似性并非偶然，也不是在各自的历史环境中有机地发展起来的，而是近代早期西班牙帝国全球殖民的结果。西班牙帝国在16—17世纪建立起纵横欧、美、亚三大洲的日不落帝国。在其缔造的帝国网络中作为节点的城市纷纷出现，它们扮演着将西班牙帝国的商品、思想和文化传播到各处的中介者，同时其城市自身也被改造，体现着西班牙帝国对殖民地的控制。三座被西班牙帝国打造出来的殖民城市，在城市形态日益趋近的同时也反映出早期全球性帝国的统治特征。

（二）16世纪伊始随着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的展开，西班牙帝国最先开创一个早期全球化时代，在葡萄牙、西班牙的主导下欧洲与美洲、亚洲的联系开始密切起来，并且出现经济和文化的交流网络。网络触及的地方都发生巨大的变化，城市更是集中体现这些变化，代表早期全球化的成果。西班牙帝国的崛起最早影响到的是美洲，由于新兴的大西洋贸易，美洲出现城市格局的重大变化。珍宝船队的建立和美洲白银的发现使这里成为西班牙帝国非常倚重的地方，利马便是西班牙建造和影响的一个典型城市。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美洲的城市是由本土的印第安人建造的，如特诺奇蒂特兰、库斯科等，并且形成本土的区域结构。西班牙人征服这里之后形成墨西哥城和利马两大中心城市，分别代表新西班牙和秘鲁两大总督区，尤其是利马成为连接亚洲和欧洲的重要枢纽。利马由皮萨罗（1471-1541年）所建造，他于1513年征服巴拿马，1519—1523年服务于巴拿马城长官，此后带着很少的兵力冒险南下征服印加帝国。利马从1535年起便成为秘鲁总督的驻跸地，控制玻利维亚、智利北部、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利马的重要性在于其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在资源方面利马的内陆腹地开发出波托西银矿，大量白银从这里运回西班牙，使其成为继墨西哥城之后对西班牙最重要的美洲城市。

（三）在区位方面这座城市与墨西哥城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一个同时面向两大洋的贸易中心，大量白银、贵重物品以及是来自亚洲的丝绸被运到宗主国西班牙，可以说这两个要素是利马能够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在横跨太平洋的马尼拉大帆船贸易开通之前利马仅与墨西哥城有往来且从属于后者，到16世纪中叶两大西属殖民地之间的商路上兴起特旺特佩克、瓦图尔科等港口，从墨西哥城有陆路通往这些港口，然后再从这里驶往利马，厄瓜多尔和秘鲁西部的曼塔、瓜达基尔海湾的特鲁希略等构成秘鲁西海岸的一系列港口，用于停泊来自墨西哥城的船只。利马西边的卡亚俄港成为商路的南部终点，货物在这里被卸下后运往利马，然后再等待顺风时返回北部，这种沿海岸线进行的贸易成为利马与墨西哥城之间贸易的主要形式。利马后来能够与墨西哥城比肩与太平洋贸易的兴起息息相关，16世纪60年代波托西银矿的发现使利马可以获取更多的中国商品，大量的奢侈品和铁、铜等商品都以比西班牙和墨西哥城产品更低的价格购进，因此从16世纪70年代起阿卡普尔科的马尼拉大帆船还会进一步向南到达利马运输大量的中国丝绸、瓷器、漆器及其他奢侈品前往阿卡普尔科，墨西哥城与利马之间的贸易大幅度增加。卡亚俄港与阿卡普尔科一样发展成为重要的枢纽港，均有大量的亚洲商品流入。卡亚俄港的商品被运至利马和通过巴拿马城被运回宗主国，阿卡普尔科的商品部分被卖到墨西哥城，部分通过韦拉克鲁斯被运回宗主国。

（四）由此利马携白银进入贸易网络，在新兴的两洋贸易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有效地控制利马的西班牙帝国将其从印加帝国的边疆城市转变成殖民地首府，印加帝国在君主帕查库提·尤潘基统治时期（1438—1471年在位）被建设成号称“四方之国”的广袤帝国，其领土从今北边的厄瓜多尔一直延伸到南边的智利，包括秘鲁、玻利维亚和阿根廷部分地区。首都库斯科和行宫马丘比丘城得到较快发展，到其孙瓦伊纳·卡帕克（1493—1527年在位）时期印加帝国达到鼎盛，他不仅大力建设库斯科，还在今厄瓜多尔建立新都基多。皮萨罗最初打算以库斯科作为首都，希望借用印加帝国的政治遗产，但后来转向利马。利马之所以取代库斯科不仅因为它是集中大量西班牙贵族和国家机构的总督所在地，还由于它的地理优势成为帝国财富的集结地，可以说正是太平洋贸易帮助这个城市成为首都。利马在崛起的过程中需要打破库斯科的中心地位并取代之是一个漫长的斗争过程，利马只是一座在海边新建的城市，与印加帝国并没有历史渊源。库斯科则深处南边的山区谷地当中，长期以来是印加帝国的统治中心，有大量石制建筑和道路等优越的基础设施，也有大量代表印加帝国权力的建筑和景观。库斯科曾被比作卡斯提尔王国的旧都布尔戈斯，利马则被比作新都马德里。利马从一座无名之城发展成为新的中心需要长期的建设，这既包括西班牙王室的政治承认，也需要树立起大量的文化象征，而这些都贯穿于城市建设当中。利马城市发展的目标不仅仅是成为商业重镇，更使西班牙帝国的政治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五）由于大帆船贸易让亚洲也被纳入西班牙帝国的全球网络之中，马尼拉的建立便是一个标志，经由太平洋将美洲与亚洲联系起来一般会追溯至麦哲伦的环球航行及1521年抵达菲律宾，但直到半个世纪之后的1571年当西班牙人在菲律宾建立据点后亚洲才算正式被纳入西班牙帝国的全球贸易网络当中。在此期间西班牙人一直垂涎地处亚洲的香料群岛，到1556年菲利普二世继位后随着香料价格的不断上涨，他决定向东南亚地区发展，为此还同法国签订《卡托-康布雷齐和约》。国王任命新西班牙总督组织船队向马鲁古群岛出发，受墨西哥城当局委托的黎牙实比成为这次行动的领导者。他于1564年底起航，次年到达宿雾，成为新占领土地的所有者。然而鉴于北部的吕宋岛与中国、日本、马六甲的频繁贸易，黎牙实比决定北上占领这个既有历史也有潜力的商业中心。1571年5月19日黎牙实比占领并正式进入马尼拉，成为这里的行政长官，马尼拉由此隶属于新西班牙总督管辖。他在马尼拉设立市政府进行管理，到其次年去世时吕宋岛已大部分处于西班牙人的控制之下。1595年马尼拉成为整个菲律宾的首府，统治着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曾数次想占领更多的东亚地域和国家，然而都没能成功。但在此过程中亦有所成就，即菲律宾与美洲、西班牙的大帆船贸易。

（六）在这个贸易中马尼拉成为前沿据点，马尼拉大帆船的出现使这个城市成为联系东亚和东南亚许多其他城市的中心（包括葡属am、长崎等），由此形成以马尼拉为枢纽的东亚贸易网络。中国南部的商人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在菲律宾群岛之间贸易，从这里购买金属、蜡等商品，而向这里出口瓷器、丝绸、棉布等马尼拉-阿卡普尔科贸易所需要的商品。西班牙人的到来也为中国商人提供扩大出口贸易的渠道，前者大量购买中国物品运回美洲和欧洲。中国的丝织品开始大量出口，尤其是在17世纪中叶后随着日本银产量的降低，美洲白银成为替代品以填补中国对白银的大量需求。因而经由马尼拉运往西属美洲和欧洲的丝织品也一直保持较多数量，形成一种白银与丝绸的对等贸易，马尼拉成为中国以丝换银的重要枢纽港。同样西属美洲也对东亚的纺织品有极大需求，当地人不管阶层和族裔都穿吕宋或印度产的棉布和中国产的丝绸，其质量比本地或西班牙生产的布料好许多，在新西班牙和秘鲁都是如此，这种质量和价格上的双重优势正是东亚纺织品占领西属美洲市场的重要原因。马尼拉作为一个贸易港口城市成为西班牙帝国在亚洲的据点以及欧、美、亚三大洲交流的节点，在美洲和亚洲的殖民地被整合进西班牙帝国后欧洲也受到影响，西班牙的塞维利亚港口迅速崛起成为美洲白银和亚洲商品的终点站，与此同时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也受到全球化的冲击。

（七）那不勒斯作为地中海的重要港口城市在漫长的中世纪时期历经法国、德国、西班牙的角逐，从11世纪起其为诺曼王朝统治，继之以霍亨斯陶芬王朝。从1266年起归法国安茹公爵所有，并且成为西西里王国首府，建造法国风格的新堡和大教堂。1282年西西里晚祷起义后以那不勒斯为主的意大利半岛南部归安茹公爵，西西里岛归阿拉贡王室，此后那不勒斯的地位有所提高，吸引比萨、热那亚的商人、托斯卡纳的银行家以及当时的著名艺术家（如薄伽丘、比特拉克、乔托等）。1442年安茹公爵勒内被迫将那不勒斯交给阿拉贡的阿方索一世，那不勒斯与西西里都归西班牙的阿拉贡王室统治，由于与西班牙的关系让那不勒斯的商业地位得以提高，也成为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国的政治中心。1501年受法国短暂统治后那不勒斯王国重又归于西班牙，于1516年起成为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西班牙帝国的一部分，西班牙王室向这里派遣总督进行管理，这种统治持续两个世纪，那不勒斯被深深卷入西班牙帝国的全球化之中。美洲白银的开发和流动使欧洲的纺织品市场受到亚洲产品的冲击和影响，从菲律宾运到塞维利亚的纺织品直接参与欧洲商品的竞争，故而塞维利亚的商人一般对马尼拉大帆船都是持抵制态度。

（八）根据舒尔茨的看法马尼拉运输中国丝绸的大帆船对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的城市构成竞争，后者也与美洲总督区进行贸易，而来自中国的丝绸也威胁到西班牙本土的丝织业。那不勒斯从中世纪晚期起以呢绒业和丝织业最为发达，这里的广袤草地适合养羊，织布的质量也极高，羊毛与棉布、丝绸等混纺织品供应着国内外市场。那不勒斯的丝织品加工业也非常发达，主广场附近区域就是丝织品加工业的集中地，除了供应国内消费外呢绒布料还大量出口到西班牙和波兰、中欧等地，丝织品向美洲出口。但是到17世纪那不勒斯的呢绒和丝织品不仅不能与外国商品竞争，甚至还被外国纺织品攻占国内市场，尤其是丝织品几乎被外国产品竞争下去。来自中国的丝绸非常便宜，仅为西班牙布料价格的1/9，墨西哥布料价格在二者之间，可见亚洲商品有着很强的竞争力。纺织行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失败应当还有许多其他因素，但是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恰恰是亚洲织物大举进入美洲和欧洲市场的时期，在这种全球化的冲击下那不勒斯的纺织业面临灭顶之灾，可见在大航海时代的经济交流中这三座城市形成休戚与共、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真正的全球化贸易的起点是1565年阿卡普尔科与菲律宾的通航和1571年马尼拉建城，西班牙帝国的城市被串联在一起。

（九）从宏观空间来看三座城市所在的区域正是基于海洋的跨区域交流才有了全球同步的发展，也为文化交流提供平台，从微观空间来看三座城市的建设体现西班牙帝国引发的全球性流动特征。在西班牙帝国的统治下这三座城市都得到迅速发展，首先是那不勒斯和利马，其后是马尼拉。西班牙帝国的城市改造很大程度上是将自身形象投射到殖民地，从16世纪中期起马德里取代巴利亚多利德成为帝国首都，并且开始从中世纪城市向现代城市的转变，这种改造经验在向外殖民过程中也被带到殖民地城市，体现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影响。同时在城市改造中也注重殖民地城市的特定环境，创造出适合其发展的城市模式。那不勒斯新的变化体现在从陆上老城向海滨新城的转移，虽然安茹王朝统治时期在海边建造新堡，但从15世纪中叶起在阿拉贡王国的统治下其发展一直限于陆地。15世纪80年代阿拉贡王国的建设范围主要在城东的以东南边的卡尔米内城门和东边的卡普阿城门为中心，后者作为进入那不勒斯的陆上门户有着重要的政治和符号意义。阿拉贡的阿方索统治时期计划将东门边的卡普阿城堡周围打造成其统治中心，这也是阿拉贡王国为了区别于以老城为中心的安茹王朝。从1516年起哈布斯堡王朝接管那不勒斯王国，派遣总督统治。

（十）总督佩德罗·托莱多（1532—1552年在位）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驱使周围领主和大量农民迁入城中，由此使那不勒斯人口大为增加，很快成为仅次于巴黎的欧洲第二大都市。他重点推动那不勒斯向老城的西南边发展，为此还扩建旧城墙，并沿海岸线建造一道新城墙，在城墙上建造堡垒，尤其是西边的圣埃莫堡和东南角的卡尔米内城堡。这个新城区就是西班牙区，建有棋盘格状街道和临街多层建筑，这在当时的欧洲是非常独特的。西班牙区的主干道是托莱多路，是总督以其名字命名的，他任命意大利建筑规划师费尔迪南多·芒里奥建造这条大道，从南向北连接起总督府所在的新城和老城西城门。作为西班牙帝国权力象征的总督府建于1540年临海而建，从卡普阿城堡到总督府体现统治中心在城市空间中的位移。总督府和新码头是方塔纳设计的，由总督弗朗基·卡斯特罗（1601—1603年在位）及其子佩德罗·费尔南德兹（1610—1616年在位）建造，最终完成佩德罗·托莱多开启的城市建设。这座历史悠久的意大利城市被改造成带有浓重西班牙风格的城市，西班牙帝国的印记被刻在城市的空间中。利马的城市发展也在16世纪上半叶，从1502年建立圣多明各起整个16世纪在美洲建立二百多座新城，这些殖民城市在结构布局上非常类似。利马是1535年初起由皮萨罗建造，位于里马克河南岸，是一个非常规则的棋盘格状规划，被垂直的道路规则地分成若干街区。

（十一）城市最北边的主广场上北边是总督府，是皮萨罗担任总督时的府邸，东边是大教堂和大主教府，西边是市政厅。整座城市的建设就是从主广场上的大教堂为坐标开始的向外分配城市空间，形成网格状的街区。利马城总共有117个街区，每个街区边长125米，又可分为4个大小相同的区块，街道的宽度从一开始就被设定为11米，皮萨罗将这些平均划出的区块分给他的支持者。1538年市政委员会还命令所有业主都要在规定的区块内建筑房屋，不得侵占公共街道，否则就要归还给城市。外立面也要求非常一致，都用进口石块、硬木、黏土以及非常昂贵的砖块建造房屋和城墙。主广场是重点建设的区域，每边长134米。虽然帝国在1573年颁布的关于美洲城市建设的法令规定主广场要按3∶2的比例建成矩形形状，但实际上很多城市的主广场都是正方形的，因为在1573年法令之前美洲许多城市的基本形态就已奠定（如墨西哥城、基多、波哥大等），因此法令只是美洲城市化现实的归纳。主广场是利马的中心，经常举办仪式，在仪式期间广场被清空、美化。主广场也是城市的市场和会面场所，由于商贩云集让这里非常混乱，是市政府一直想整顿的地方。主广场两边建有拱廊，是公证人、律师办公的地方，还有各种店铺。17世纪广场附近的梅卡德雷斯街成为奢侈品商店集中区，有超过40家店铺出售从西班牙、墨西哥和中国进口的纺织品和其他产品。

（十二）可以说利马这座城市既有全球商品的流动，也体现出西班牙帝国的统治特征。最后发展起来的是马尼拉，比前二者晚半个世纪。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马尼拉的居民是他加禄人（意为居住在河边的人），居住在以亲属为纽带的小型自治社区巴朗盖中。1571年西班牙人征服马尼拉后建立起一座新的城市，内城为西班牙人所居住，与城外以城墙隔开。沿着城墙建有堡垒和防御工事，水陆城门均有。陆城门塔楼矗立，夜间关闭。在黎牙实比的规划和建设下这座位于西靠马尼拉湾、北临帕西格河的城市也有一座主广场，城市布局为网格状，主广场周围是最重要的建筑，有最高法院、税务机构、总督府（1863年被毁）、市政厅、皇家财库、军械库、大教堂。城市西北部还有一座小的军事要塞，是西班牙人从当地穆斯林手中夺取的，16世纪末木质结构被石制建筑所取代。总督府仿照西班牙殖民城市风格，两个庭院均设有凉廊，这里不仅住着总督及其家人，还住着部分官员以及负责总督安全的火绳枪手。马尼拉市内有大量的木制房屋，1583年大火后为石制建筑所取代。根据编年史家巴托罗缪·莱托纳1662年的记载：“马尼拉街道非常美丽、宽敞、对称，就像墨西哥城和普埃布拉，主广场宽大对称。东边是大教堂，南边是总督建筑，北边是市政厅和监狱等。虽然1645年到1658年的大地震毁坏这座城市，但是基本结构并未改变。”在西班牙帝国的统治下，其分布在全球的城市形成一些共同的特征。

（十三）从城市的形态上来看这三座城市非常相似，都体现网格状的城市布局。其中都有主广场，广场周边建有教堂和行政官邸，而且有大道贯穿城市，组织起有规则的道路网。这种城市布局通行于西班牙帝国各城市，在当时留下来的许多城市地图和图像中都可以看出。就广场而言意大利的与美洲的有较大差异，欧洲城市的中心广场的经济职能没有像美洲的那么集中在主广场上，而是分散在多个广场，甚至集中在道路两旁。欧洲广场是封闭的，美洲广场是开放的，欧洲广场规模远远不如美洲广场那么大。东南亚城市一般没有大型广场，而是以宫殿、城堡、清真寺或佛寺以及集市作为城市的中心，这也是为何马尼拉内城与城外的华人区和日本人区有很大不同，外来者规划的内城从一开始就设计出规则的城市和广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城市形态是与13世纪以来的欧洲新城建设实践有着很大关系，法国西南部、德国东部、西班牙都出现大量新城，14世纪西班牙瓦伦西亚的方济各会士艾克希米尼克根据阿拉贡王国新城建设的实践还做了理论总结，在其《基督教十二书》当中提出基督教的理想城市，即矩形、两条轴线垂直相交于中心广场且周围是凉廊，这种城市模式对美洲的影响较大。15世纪意大利率先发展出一批新式城市（如皮恩扎、乌尔比诺、费拉拉等），强调几何规则的广场在城市中的重要地位，这些传统深刻影响后来的西班牙帝国，其在殖民地和本土都打造新式城市空间。

（十四）这种几何状的理想城市类型所体现出来的权力色彩正是西班牙帝国所需要的，但是从空间上看这些影响又不都是从欧洲到美洲和亚洲。文艺复兴城市规划思想直到16世纪下半叶才在西班牙流行，经过胡安·埃拉拉、莫拉叔侄等城市规划家的努力后马德里的城市空间被大大改变，逐渐产生以矩形的主广场为中心、中轴线道路贯穿城市东西的城市形态。这种新的城市样式与西班牙本土的中世纪城市传统大为不同，譬如故都巴利亚多利德就没有宽敞的中心广场和笔直的中轴线街道，而是体现中世纪西班牙曾经受到过的伊斯兰文明的影响，道路蜿蜒曲折，缺乏开阔的公共空间。马德里的建设为西班牙城市建设开辟一条新的道路，对后世的欧洲城市发展影响甚大，这时期美洲城市均已建造起来。马德里的建设发生在那不勒斯、利马之后甚至与马尼拉同时期，这种时间差体现此种城市风格源头的多样性，这三座城市都体现防御性设施的增强，新式堡垒成为重要的标志性景观。出于对奥斯曼帝国和北方法国人的提防，那不勒斯这时期的城市建设增强城市防御功能，城墙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在佩德罗·托莱多时期城市的防御体系变得连续，他将城墙和海岸的优势结合起来，增强圣埃莫堡、蛋堡、新堡、卡尔米内堡几个防御要塞，尤其是圣埃莫堡和新堡正好围成一处驻军区域，即“西班牙区。在马尼拉到16世纪末行政长官达斯玛里纳仿照美洲的哈瓦那和卡塔赫纳模式，在城市周围建造城墙和堡垒，墙体上还架有青铜炮。

（十五）因为这时期葡萄牙人经常攻击西班牙据点，荷兰人也占据中国台湾同西班牙的菲律宾为敌，故而城墙和堡垒被增建。在马尼拉湾入口处的港口城市卡维特还建有菲利普堡，作为保卫马尼拉城的第一道防御。利马的城墙建设比较晚，一直到17世纪后半叶才开始，但其非常重视对卡亚俄港口的城墙和防御设施的建设。这一时期在西班牙经营的领地上均出现竞争的加强，为了保障其商业和政治利益，西班牙帝国在建设城市时都会考虑都将其作为堡垒来增强军事性，这也是西班牙殖民城市的重要特征。星形堡垒体现了西班牙帝国推动这种建筑类型在其殖民城市的应用。建造城墙的活动在帝国境内普遍存在，如16世纪40年代的安特卫普由皇帝查理五世下令建造城墙，为了迎接1549年查理五世来访的凯撒利亚城门还被改造成凯旋门。16世纪欧洲开始出现一种新型防御体系，其与中世纪的城堡和城墙不同的是新式城墙更低更厚，有的是双层，有的是外面增建一座星形堡垒，或多处嵌以多边形棱堡。之所以出现这种革新是与当时热兵器的出现分不开的，为了抵御枪炮时城墙防御体系出现深刻变革，从过去注重高度转而利用斜角和厚度。1564—1566年在都灵城墙的一角由弗朗切斯科·帕乔托建造这种星形堡垒，紧接着在安特卫普就由同一个建筑师建造同样的堡垒，这种类型的堡垒很快风行欧洲，那不勒斯的圣艾莫堡也是在这一时期建造起来的，这种新式城墙甫一出现被理论家们进行总结并写进著作之中。

（十六）欧洲以外的利马和马尼拉由于西班牙的引进也建起类似的防御设施，但是利马和马尼拉并没有专门的星形堡垒，而是在城墙上普遍建造棱堡。城市空间向海边集聚形成港口城市也体现西班牙帝国作为海洋帝国的引力，西班牙帝国的许多其他城市亦是如此，如安特卫普、塞维利亚等。西班牙在中美洲和菲律宾诸岛屿建立的城市大都沿海而立，南美洲的利马也是取代内陆城市库斯科而发展起来的。16世纪随着地理大发现催生的大航海时代，许多城市都开始面向海洋，连一直处于内陆山区的佛罗伦萨在升格为托斯卡纳大公国首府之后也要在利沃诺建立港口，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许多沿海的城市更是经历空间的变迁，从沿河内陆朝滨海区发展，建设船坞。16世纪70年代那不勒斯的新堡和蛋堡之间的圣露琪亚港区得以扩建，并且由工程师修建船坞，总计有12座拱门，扩建工程一直持续到16世纪末。位于马尼拉南边16公里且同在马尼拉湾的港口甲米地也是这样一个船坞，它既是与外界进行贸易往来的港口，也是对马尼拉城起到防卫作用的军港。利马城西边滨海的卡亚俄港也是如此，推动利马港口城市的发展。全球化也带来城市人口的变化，人口来源多样化出现多元的聚居模式，在西班牙人建造的内城外围出现移民区域形成多族群的城市生态环境。到美洲工作和生活的亚洲移民都被称作“中国人”，以墨西哥城为最多，其次就是利马。1613年利马有114名亚洲人，其中38名是中国人和菲律宾人、20名日本人、56名葡属印度人，还有马来人和柬埔寨人。

（十七）但这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利马的潘查卡米拉区有大量非洲人，切尔卡多区在16世纪是来自高地的印第安人的居住区，马朗波区、阿齐区、巴拉提约区有大量混血居民居住在这里。马尼拉是一个国际城市，来自世界许多地方的人都可以在这里见到，尤其是来自欧洲和亚洲各地的。17世的庆祝圣徒罗耀拉节日上竟然有80个不同国家的人参加，虽然语言、肤色、习惯不同但同为基督徒，这些外国人不仅来此经商和游历，还都居住在城市里。其中有两大最集中的区域，即华人区和日本人区，显示这座城市的多元共生性。与利马和马尼拉相比时那不勒斯没有多少来自欧洲以外的移民，但是这座城市在近代早期经历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其中工业人口的增加是重要因素。郊区和乡村的人口大量涌入城中，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进入纺织行业，大概有4/5的那不勒斯工人以丝绸业为生。纺织品的生产和印染工序也在那不勒斯市区发展起来，阿普里亚的羊毛和卡拉布里亚的丝织品被运到这里生产加工，城市政府支持行会，并且由商人通过广泛的家庭作坊分包进行生产。至今那不勒斯还有道路名为“呢绒行会路”，其街区正是当时纺织业集中的地方。16世纪上半叶城内有100名呢绒业工人，有1万名丝织业工人。16世纪那不勒斯的丝织业发展极其迅速，1582年注册在簿的丝织业工人已达2万名，这些来自近郊的劳工使城市里的人口构成相当多元化。三座文化背景各不相同的城市在布局和结构上表现出趋同这一现象，体现西班牙帝国在海外对殖民地城市的空间塑造。

（十八）西班牙将欧洲城市化的经验带到世界许多地区，催生防御性城市、港口城市、多元文化城市的同时出现，同时这也是西班牙帝国的全球化产物。西班牙帝国在全球殖民活动中不仅追求经济利益，还渴望实现对殖民地政治和文化上的控制。这种控制既通过规划和建造类似的城市空间实现，也通过打造帝国的软实力实现，后者包括规训城市中的人、举行仪式活动等，这些都是西班牙帝国对殖民地城市实施控制、建立霸权的工具。如何使殖民城市中的本地人放弃其本地传统从而接受宗主国的文化是西班牙殖民者尤其想要实现的愿望，因此建造一个有示范意义的城市来规训当地人才能够达到长治久安，逐渐将殖民地变成西班牙帝国的真正领土。这也是为何不管是欧洲还是美洲、亚洲的殖民城市，西班牙人总会开发出一个独立的西班牙区，作为殖民者居住的地方，同时通过城市建设、空间隔离等手段强化西班牙文化的优越性。那不勒斯虽然是一座欧洲的城市，在城市结构方面与欧洲其他地方的城市并无太大不同，但是西班牙区实际上形成一个有别于本土城市文脉的空间，它所蕴含的文化是西班牙人强加给那不勒斯的。西班牙区不仅隔离于老城，既长且直的托莱多路和许多道路相垂直，构成大小一致的街区，而且还有圣埃莫堡在其北边起到戍守功能。为了有效控制这个新城区，总督托莱多建造圣埃莫堡，它与卡尔米内堡一道居高临下扼守着全部港湾和整座城市。

（十九）在西班牙区的南边滨海处坐落占地广阔的总督府，它所在的花园一边与新堡相连，另外三边沿着今圣卡洛路、普雷比席特广场和玛丽娜路构成一个宽阔的空间。矩形的总督府就位于花园的西北角，并且带有两座具有防御功能的塔楼。总督府与圣埃莫堡一道成为西班牙区的屏障，也是西班牙人向那不勒斯本地人展示权力的空间，西班牙区以外部分的建设也服从于这一目标。在总督古兹曼·皮曼泰尔的支持下建筑师方塔纳对城市杂乱的结构进行重新规整，他开辟的新道路连接起总督府、港口以及蛋堡旁边的船坞，事实上有利于军队更快、更便捷地开进西班牙区，以保证西班牙人对城市的控制。西班牙还在那不勒斯引入卫生观念，重点治理供水系统，在公共空间建造大量喷泉，重新利用古代高架水渠，派专家对既有的水网进行改造，建造医院。这些举措是为了展示帝国的优越性，从而对意大利南部地区产生示范作用，以巩固其统治。在利马和马尼拉的西班牙人也建立类似于那不勒斯西班牙区的城市，专门供西班牙人居住，以与本地人相隔离。在利马的西班牙人创设让本地人集中居住的区域——集中传教区，1571年在城东建造的塞尔卡多就是第一个。西班牙人强制性地安排附近经常到利马的印第安人居住在这里，由耶稣会监管并使其基督教化，这些区域的内部一般根据居民的出生地或所属族群隔离居住，同时西班牙人还努力打造自己所居住区域的神圣性。

（二十）利马城的主广场是西班牙人展现权力的场所，国家和教会的力量都在这里体现。一种被称作皮科塔的木石建筑被竖立在广场上象征正义和司法，同教堂一道成为西班牙权力的象征意味着秩序和正义，实际上印加帝国时期就有将称作乌斯努的石头竖立在广场中心的习惯以象征正义，西班牙帝国统治时沿用这种做法。在利马的建城过程中教会权威与居民一起向神祈福，确定皮科塔在主广场的中心位置，然后再确定教堂的位置并竖立一个小十字架，其后确定市政厅的位置，固定市政会的人数。这个过程是为了使城市空间神圣化，并确立主广场和教堂作为公共空间在城市生活和对抗异教徒方面的功能，隔离空间和使广场神圣化都是西班牙帝国为便于统治和教化而采取的举措。在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居住的城就是内城，对于城外的近万名本地人居住的地方也逐渐被西班牙人改造。在内城周围方圆十公里范围内的本地人社区一般都建有中心广场、高大的教堂，还有一些西班牙风格的富人住宅和散落在各处的普通住宅，来到马尼拉的中国商人和日本商人的居住区在空间上也被隔离。16世纪80年代随着西班牙通过马尼拉加强与中国的贸易让数千名福建人进入马尼拉，被马尼拉当局安排在城郊的巴里安区居住，紧挨着内城。这里也成为官方的丝绸市场，仅供中国工商业者居住。马尼拉当局还对华人进一步区分，将其分为基督徒华人和非基督徒华人。

（二十一）比农多区成为首个基督徒华人的区域，还有一些仅允许与菲律宾妇女结婚的基督徒华人以及他们的后代居住的街区，这种空间分化方式体现西班牙人的统治之道。对于巴里安华人区时西班牙人也是竭尽全力限制其发展，尽管华人数量非常多但是被强制居住在这个有限的区域当中，而且不能随意随时进出，还要缴纳很高的税额，这也是防止对人数有限的西班牙人构成威胁。西班牙人希望使华人基督化，但是又不希望他们过于西班牙化，而是通过保持一定程度的空间隔离来强化其在马尼拉的统治秩序。对于日本人时马尼拉当局也将其局限在特定区域，即1585年建立的狄洛区，由于日本人与中国人都进行丝绸贸易，故而也邻近华人区。但是日本人与华人有很大不同，他们更加不服从管理，经常与西班牙当局发生冲突，故而该区甚至被西班牙人摧毁过。但到17世纪西班牙人依然建起三处日本人的聚居区，并利用方济各会对日本居民进行基督教化。当城市空间被改造和规整之后西班牙殖民者要在这种空间中举行一系列仪式，通过展示权力的方式实现西班牙帝国对其殖民地城市的教化。在欧洲广场既是商业活动和社会交往的场所，也是王室和教会进行仪式活动的舞台，广场等公共空间中的活动成为权力者向被统治者施加权威的重要途径。那不勒斯最接近欧洲传统，有广场作为仪式中心。原本没有广场、市政厅的概念的美洲和亚洲在此时也被植入，在利马欧洲的广场要素与当地作为仪式场所的大型广场结合。

（二十二）马尼拉缺乏公共空间，统治者只能分而治之。在那不勒斯中每当西班牙国王及王室成员出生、婚礼和葬礼的时候总督都会在那不勒斯举办各种仪式活动，包括携矛比武、斗牛、骑马互掷空心泥球，这些对抗性的武力比赛源自伊比利亚半岛上基督徒与摩尔人的长期对抗，因而带有强烈的西班牙特色。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西班牙时期这些仪式流传到欧洲其他地区，尤其是西班牙统治的地方，与法国注重宫廷典雅礼节的仪式形成鲜明对比。西班牙的马术和斗牛等活动也流传到那不勒斯，从那不勒斯对西班牙式仪式的接受中可以看出其与宗主国的关系，在重要的节日和节庆活动上那不勒斯总督都会举办这些比赛仪式，表现出西班牙的文化霸权。对于这些舶来品时那不勒斯的贵族非常积极地接受，16世纪末的作家将当时的那不勒斯贵族描述为自由、豪放、尚武，西班牙的马术和尚武传统一直在那不勒斯占据重要地位，影响当地贵族的品位和习惯，尤其是骑士精神。像那不勒斯的名门望族如卡拉法、卡拉乔洛、皮格纳泰利、桑格罗、托马切洛等家族都积极参与这些比武活动，即使不亲自参与也会作为观众在总督身旁高声欢呼。同法国的室内仪式和面向特定贵族人群不同，西班牙的仪式都是在室外露天举行，城市成为重要的舞台，而且仪式都是面向大众的。根据当时的节庆手册，大众对于参与仪式一般有非常高的热情，积极参与斗牛仪式，亲自激怒公牛，甚至杀死公牛。那些将公牛杀死的人不仅不会受到惩罚，还会得到牛的尸体作为奖励。

（二十三）通过这种集体狂欢后那不勒斯总督帮助西班牙帝国巩固对那不勒斯的统治，与当地的贵族和民众一道完成盛会和仪式的表演，从此也可以看出那不勒斯对西班牙统治的支持和依附。在利马自从1542年设立秘鲁总督区起利马的总督进城仪式也可以被视作西班牙帝国显示权力的方式，利马也想借此机会取代库斯科、确立在秘鲁的首要地位。秘鲁与墨西哥城的进城仪式不同，后者是从维拉克鲁兹登陆一直走陆路，展现的是征服的顺序。而前者则要从卡亚俄港登陆，直接进入利马，以避免陆路需要的大量耗费。利马占有得天独厚的位置，是西班牙统治秘鲁的重要据点，由此超越内陆的库斯科逐渐成为秘鲁的首要城市。这也与进城仪式有很大关系，1544年第一任秘鲁总督在进入利马入职时就在进城处建造一座凯旋门，1551年、1556年第二、三任总督进城时也都建造凯旋门，这种源自欧洲的仪式被带入殖民地城市，以显示殖民者的权力。总督进城仪式的举行地点在梅卡德雷斯街的凯旋门，位于利马城的蒙瑟拉区，是从卡亚俄港进入利马城的门户。总督从这里经过就意味着进入利马城，也象征着对利马城市的掌控。在仪式中总督上任进城之前先要在卡亚俄港作停留并狂欢，然后穿过利马的凯旋门前往城市中心的主广场。凯旋门由利马商人赞助修建，上面饰有银条，以显示利马城市的富裕和高贵。总督要在这里发誓，象征着他代表国王进入城市，接收这座城市，与其并行不悖的另一个层次就是针对当地人的教化。

（二十四）在特伦托会议之后教廷加强对海外的基督教化，而西班牙人成为推行这种教化的重要力量，基督教化也是巩固其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在利马许多教区在城内外建立起来，在教区教堂旁边，西班牙人还建造医院。这一切不仅是为了向本地人提供治疗和教育，还负责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并使其皈依基督教，更是为了进行社会控制，因为利马的医院主要控制在教会手中。西班牙人也利用类似的方法来控制马尼拉拥有多元文化和族裔背景的居民，那不勒斯作为欧洲城市在文化上与西班牙有共通性，较为容易统治。但是菲律宾与欧洲传统全然不同，这里有亚洲人自己开创的传统，中国商人和日本商人有各自的聚集区域，本地人又分为许多种族群，以巴朗盖作为基本组织单位相互竞争。作为多元文化碰撞的亚洲枢纽，这里对于外来的征服者而言并不容易统治。再加上在欧洲在亚洲的殖民地一般都是缩在有城墙的内城中，与当地人隔离开来，这种居住模式也限制欧洲人对当地人的整体同化。在菲律宾南部还有苏禄王国的穆斯林对西班牙殖民者充满敌视和排斥，他们通过争取本地人的民心同西班牙殖民者竞争，这些都增加西班牙统治的困难。在无法使用公共空间进行规训时他们只能求助于教会，由教会通过城市分区进行基督教化。宗教改革时期耶稣会在欧洲各地活动，尤其在城市中确立自己的地位，在罗马、布拉格、安特卫普等大城市的中世纪街区中建造宏伟宽敞的新式教堂。

（二十五）在同时期的其他大洲的罗马天主教致力于增加在欧洲北部失去的教区，主要修会也涌入殖民地城市活动，成为改造当地原有文化的重要力量。1573年由于耶稣会和方济各会的活动，就已有菲律宾本地人的改宗。1579年菲利普二世在马尼拉建造第一个主教区，虽然此前已有奥斯定会进入，但由多明我会会士多明各·萨拉扎尔担任第一任主教，隶属于墨西哥大主教。此后在其他地方也设立一些主教区，马尼拉升格为大主教区，建有大教堂。在对当地人的传教中修会起到补充政府统治的效果，与当地人的交流更多，甚至进入村社当中建立修道院，并有王室政府的资助，许多当地村社也被改造成以教堂为中心的城镇。16世纪80年代末马尼拉城中有80名西班牙人，除了大教堂和主教宫的数十名教士外奥斯定会修道院有七八位修士和众多其他预备神职人员，并有几处房产。方济各会修道院有4位修士和近20位其他神职人员，耶稣会则共有5位神职人员，这些修士全部来自西班牙或那不勒斯，其目标是协助帝国的统治，由此也可见帝国内部人员所具有的流动性。从三座城市的情况可以看出城市空间整合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凸显权力和控制臣民的统治方式，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美洲和亚洲中西班牙的城市建设都与教化有关，通过城市改造体现统治的合法性，建筑和仪式都可以作为帝国权力的隐喻。当帝国对不同地区也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进行管理，譬如那不勒斯历史上有较强的来自其他国家的影响，故而采取建造新区和输出西班牙文化的方式。

（二十六）美洲在历史上就特别注重服从国王权威和仪式活动，故而在利马借用一些权威性符号和象征性方式强化帝国力量。而亚洲的多元文化背景则使其在马尼拉通过加强城市空间隔离，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段，这些都体现西班牙帝国利用空间进行规训的统治策略。在近代早期西班牙帝国所开启的一种新的跨洋贸易推动此后的全球化发展，尤其在全球范围内塑造一批带有其显著特征的城市类型，商品、资本、思想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在帝国的框架内改变着一切碰触到的地方。一方面城市被置于由帝国创建的海外贸易网络中，成为商品和资本流通的驿站，白银、纺织品在美洲和亚洲之间流动甚至也影响到欧洲的城市经济。另一方面西班牙帝国对殖民地的城市进行改造代表西班牙帝国权力的总督和行政长官们按照帝国中枢的意愿改造城市空间，将帝国的意志强加到城市空间中，改变殖民地城市，使其成为体现“日不落帝国”辉煌的舞台。那不勒斯、利马、马尼拉都受到这种早期全球化力量的影响，其在近代早期城市地位的变化和空间变迁事实上都是西班牙帝国主导下的结果，也是西班牙帝国与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和文化碰触的结果。如果对西班牙帝国的城市空间策略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就会发现帝国也起到传播媒介的作用。在帝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欧洲城市化的经验被带到殖民地，用于建设和改造殖民地城市，正如棋盘格状布局和中心广场的城市特征被带到与西方城市传统不同的美洲和亚洲。

（二十七）这种传播使16世纪出现世界范围内的新型城市化，同时西班牙帝国也致力于重塑城市空间，目的是使被统治地区同化于西班牙，特别是通过空间隔离和举行仪式的方式巩固统治秩序，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洲和亚洲中这种空间规则都畅通无阻。殖民者还通过空间的建构规训被统治者，强化帝国控制和帝国认同，从而有助于其利益的攫取以及经济的全球化，这在近代早期的全球化过程和帝国时代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在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影响下和在亨利·列菲弗尔、大卫·哈维等学者的推动下现在的城市史研究注重空间视角，着力于探讨城市景观生成和城市改造背后的政治和经济要素，空间的生产机制成为城市史的研究目标。在全球化和全球史盛行的今天对城市的研究也逐渐过渡到全球流动和交往方面，全球化空间成为当下的热点，因此考察城市也应当引入全球联系和互动的视角。近代早期西班牙帝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城市建设有秩序和权力的考量，帝国与其殖民地的等级关系也由此而建立。城市空间的变迁实际上体现统治者的权力和控制，当欧洲的城市模式向全球扩张时这种通过空间以加强统治的方式也被应用到广阔的殖民地，使世界各地的城市在全球化浪潮中趋于一致。帝国也采取因地制宜的策略，这体现在其全球性城市的空间特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