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伟丨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自古以来，新疆与内地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交流。绵延不绝的文化交流，使中原文化吸纳了大量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元素，而边疆少数民族文化也充分汲取了中原文化的精髓，从而奠定了新疆文化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和成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根本属性。

　　《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征，到达西王母之国，双方互赠礼品，吟咏唱和。197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的商代后期商王武丁之妻妇好墓，出土756件玉器，玉料经鉴定与新疆和田玉玉质相同。20世纪70年代发掘的新疆天山阿拉沟第28号墓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凤鸟纹刺绣，经鉴定该文物来自中原地区。在阿勒泰地区发掘的石人、石棺墓葬中，曾出土一件铜镜，它是古代中原战国时期的产品，其形制和大小与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出土的铜镜基本一致。这些都说明，早在先秦时期，新疆与内地就有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

　　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极大地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交流，也促进了丝绸之路的繁荣。据史书记载，张骞从大宛带回葡萄、苜蓿等种子。此外，西域的胡麻、蚕豆、大蒜等农作物和马、驴、骡等牲畜也传入中原。同时，汉朝为西域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农耕技术，打井技术也在这一时期由内地传入西域。

　　汉朝统一西域后，内地的典章制度传入西域。新疆曾出土许多汉代的汉文木简，如在尼雅遗址一处汉代遗址出土有一枚汉文木简，其中就有汉代官府对精绝王下达的汉文文书。这说明汉文在西域是当时通行的官方文字。同时，西域与内地的音乐歌舞也相互交流。龟兹王绛宾夫妇同赴长安时，专门到长安学习鼓琴，汉宣帝赐给两人「旗鼓」「歌吹数十人」，开创了中原歌舞传入西域的历史先河。

　　麴氏高昌时期，在高昌城宫室内，画有「鲁公问政于孔子像」。高昌还仿效中原兴办学校，其教材有《毛诗》《论语》《孝经》，学生们虽习用汉字，但却讲当地民族语言。1959年以来，从吐鲁番阿斯塔纳和哈剌和卓古墓区发现的《论语郑氏注》《孝经》《典言》等残卷，都证明了中原文化同新疆各民族文化联系紧密，以及新疆少数民族积极学习和借鉴汉族文化的情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流行的龟兹乐、疏勒乐、于阗乐、高昌乐等对中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北周武帝时，龟兹著名乐师苏祗婆到达内地，他精通龟兹乐七调，为内地音乐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

　　唐代，西域各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以及西来文化的相互交汇、吸收、融合，大大丰富了中华文化宝库。汉语文是当时西域通用的语言文字，无论是政府发布的公文，还是民间契约，都用汉文写成，吐鲁番出土的大量唐代文书就是明证。

　　唐代时期的伊、西、庭三州地区，儒家思想传播较广，在吐鲁番考古发掘中，多有儒家经典抄本出土，如《论语》《孝经》等。随着佛教在西域的盛行，在龟兹地区出现了不少由汉人开凿、汉僧住持的洞窟，洞窟中的壁画许多都带有汉族绘画风格，被称为「汉风窟」。

　　唐初，来自于阗的画家尉迟跋质那和尉迟乙僧父子，将犍陀罗艺术风格与中原绘画风格融为一体，创造出独树一帜的西域画风，为中原绘画艺术的发展，为把佛教绘画艺术中国化作出了杰出贡献。在音乐和舞蹈方面，龟兹乐、高昌乐、胡旋舞、胡腾舞等流行于西域和中原。

　　五代宋辽金时期，喀喇汗王朝的大诗人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深受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其作品《福乐智慧》中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接受、使用汉文化的印记。马赫穆德·喀什噶里，是喀喇汗王朝又一位著名的学者和杰出的语言学家。他所编纂的《突厥语大词典》共8卷，收辞目7500个，不仅是一部优秀的语言学著作，而且是一部杰出的地理学和民族学著作，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珍品。

　　西辽文化保持了中原之风，政府的官方语言文字是汉语。西辽时期汉文化在西域地区的广泛传播，有力地促进了西域文化发展。

　　元朝时期，大量畏兀儿人（即维吾尔族）迁居内地，他们学习汉文化，不少人成为精通汉文化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翻译家和艺术家。如畏兀儿人廉希宪因精通儒学，而被人称为「廉孟子」；杰出的农学家鲁明善，著有《农桑衣食撮要》。在印刷术方面，畏兀儿聚居区的雕版印刷是由内地工匠操持或传授的。

　　清朝统一新疆后，新疆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为新疆与内地的经济交流创造了良好条件，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增多。清政府在天山北部满族、汉族等军民较集中的地区，开办了学校。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在南疆地区「广置义塾」，招收维吾尔族儿童学习汉语言文字，培养翻译人才。

　　文化有着强大的穿透力和亲合力，中华文化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开放性、融合性和包容性。从历史的发展可以看出，新疆同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丰富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在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内地与边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文化熔铸为一体，形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

（原作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兵团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