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民基本收入的一些思考

喝了点啤酒，脑洞比较大，从直觉上看UBI国民基本收入就不像是一个高效的社会再分配制度，它能比以工代赈更加高效就已经反直觉了，简单依靠持续性地发钱来解决经济问题这事我感觉似曾相识，这像是老拜登做过的事。 就翟东升老师视频里主张的政策而言提高债务，减持外债，保持贸易收支平衡，确实是有道理，同时我也非常认可UBI的作用，这是人民基本尊严的保障。但是简单粗暴的UBI政策似乎平滑度不够，这个政策影响范围太过于巨大，可以断定简单政策的结果是绝对不可预知的，我们人类脑力和能力无法评价或者计算这个政策的真实效益，这个政策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变成一个对微小变量异常敏感的混沌系统。 举几个例子，过高的国民基本收入可能导致一国进入人口爆炸的恶性循环。消费水平较低的地区仅仅是生孩子或者是各种途径领养未成年就能靠收入轻松快速改善家庭生活条件，这笔钱的使用会和社会伦理都会很成问题，监管如此巨量繁杂的资金使用或许是天方夜谭。 征兵难度必然变高，这要求一国军队有个巨大的变革以适应，这个问题过于复杂，无法评价。 基本收入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年轻人的竞争力不足是由于其对社会各方面资源的了解和掌握不足，仅仅发钱未必能扭转这个局面，反而可能导致通胀和工资同步上涨，经济系统自发地通胀螺旋最终会消减UBI的影响。 代际平滑问题，政策对35岁以上未婚未育的人或者鳏寡孤独无后之人是一种严重的剥削。 价值观问题，一国年轻人在这样一个政府发钱的社会里会形成什么思潮是非常难以预测的，思潮会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和行为，行为又会反过来强化或者改变思潮，既然只发钱到35，那么极端的例子，某种极端的享乐主义或许是活到35岁就酥一赛德，撒哟奈良了。又或者是国民疯狂繁衍，跟埃及大饼政策一样，那么这样一国未来人口就不是线性数据了，这个模型根本就不准。 依我看。 如果这个UBI的资金用于消减年轻人的压力，提供教育补助，职业技能培训，租房和交通补助，个税减免，生育津贴，发放育儿产品购物等专项津贴，可能效率更高。 我们不妨畅想一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高效政策。 教育方面增加义务教育投入，学前班幼儿园4年统统纳入义务教育，小学改为5年制，初中高中合并改为4年制，大学、大专改为3年制且纳入义务教育。学校通识课、体育、劳动技能、哲学、计算机编程纳入常规必修必考科目，从时间上避免教育陷入应试的内卷，教育及考试选拔方面鼓励学生发挥特长，扩展知识面，不歧视偏科学生，确保通识课成绩的前提下允许偏科特长生参加难度更高的统一专项考试，同一个城市范围内允许偏科特长生转学师从专业能力突出的专科老师，允许计算机水平达到一定标准的学生以计算机方式参加各科笔试，减少对其书写能力的要求。各专业学科招生不得以总分作为招生硬性标准，必须根据各专业情况设置合理的各科分数线及积分系数。 大学、大专毕业后统统军训半年，军训完愿意参军的参军，愿意回家的回家参加社区义务工作半年。 就业方面能严格落实相关法律规定就不错了，实施真实工资保证金制度以确保每个劳动者有至少半年收入的确定性预期。逐步实现工资待遇信息公开透明，最大限度确保同工同酬。 基本收入应当与当地基本工资水平挂钩，乘以一个系数，按照毕业后工作和社保缴纳时间递增发放，30岁前前五年递增，后续至40岁等额发放，40岁至50岁后每年递减至归零，退休后重新开始按初始值递增发放。退休后发放的基本收入为数字货币，受监管使用，只能用于购买一般消费品，医疗保健服务，文化娱乐消费等常规养老支出，该资金不得用于购买投资品、固定资产，贵金属等，项下资金不纳入遗产范畴。确保基本收入的代际平滑。 如此这般，新一代的年轻人基本能在20岁左右完成学业和军训以及社区集体义务工作，拥有社会主义价值观和良好体格，20至30岁之间至少花5年的时间工作，其余的时间是继续读研、工作游玩还是创业试错都是个人自由，至于读博的，读博期间应当按半数计算工龄，医学生及国家重点发展的行业按全数计算工龄。 我认为这样一套制度安排可能可以更好更充分地发挥挖掘每个人的潜力，发现更多的天才，扭转人口生育率下降趋势 减少焦虑。适当甚至是略微激进地提国家高债务率来对自己的人民进行投资一定是最最最划算的投资。 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前提基础是资本积累，完善基础设施，技术进步，提高人类发展指数，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一定的资本积累，基础设施投入和较为卓越的技术进步，现在的短板是人类发展指数，这个指数是人的综合能力、能动性，合作能力而不是简单的学历和受教育程度。这需要人在一个宜人的环境下健康成长，自由发展，我们的国家够大，盘子大就更加能发挥尖端人才的乘数效益，在某些特定领域的尖端人才哪怕多那么几十个，对国家实力的提升都是极为显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