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法运动

（一）护法运动指由孙中山领导，反对北洋政府，在广州另立中华民国军政府的行动，在中国国民党历史中亦称为“三次革命”。所谓“护法”指的是护卫《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打倒事实上由北洋系统专政的“共和”，重新建立新生共和的民主法统。1913年2月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进行首次国会选举（4月8日国会首次召开），国民党得票最多，预备由宋教仁组阁。3月20日宋教仁遇刺事件，两天后身亡，引发二次革命。结果为袁世凯以武力镇压，孙中山等流亡日本。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解散国会，并且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9月日本进攻德国在华殖民地—青岛，1915年5月袁世凯同意日本对华二十一条。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为洪宪帝政。1915年12月蔡锷等人发动护国运动反对袁世凯称帝，取得成功，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之后于1916年6月6日病逝。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出任总理，恢复“约法”，旧国会亦恢复。不久黎元洪与段祺瑞因为就中国是否向德国宣战发生府院之争，段祺瑞主张参战，而黎元洪及国会有所保留。后来黎元洪免去段祺瑞总理之职，并且引督军团团长张勋入京，却引致张勋在1917年7月1日为爱新觉罗·溥仪复辟，国会亦被解散，是为“丁巳复辟”。“丁巳复辟”最后被段祺瑞镇压，黎元洪引咎辞职，总统之职由7月6日冯国璋取代。段祺瑞称事件为“再造共和”，指旧国会已被解散，原有法统亦已不再存在，于是与梁启超等组织临时参议院，成立新政府。1917年7月初张勋拥清废帝爱新觉罗·溥仪复辟，孙中山极为愤怒，即偕廖仲恺、朱执信、何香凝、章太炎等人乘“海琛号”军舰从上海南下，准备在南方组织武力讨伐。但孙中山尚未到达广州，复辟丑剧即告结束，而重新掌握北京政府大权的段祺瑞却在宪法研究会的鼓噪下顽固地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集国会。

（二）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便将斗争矛头直指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军阀，17日孙中山抵达广州，当晚发表演说，明确提出护法的宗旨是打倒假共和、建设新共和，并呼吁各界奋起为护法而斗争。1917年7月皖系军阀段祺瑞控制北京政府，拒绝恢复中华民国国会和临时约法，孙中山在广州发动护法运动。8月南下议员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会议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决定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据此召集的第一届国会（俗称旧国会）一向被公认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象征。孙中山在被迫让出政权后一直为维护约法和国会而进行着坚持不懈的斗争，当1917年5月国务总理段祺瑞利用督军团压迫国会接受对德宣战案之际孙中山即与章太炎、岑春煊、唐绍仪联名致电段祺瑞及参众两院，要求他们遵守约法、尊重国会。段祺瑞被继任总统黎元洪罢职后唆使北洋督军叛变独立，以武力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孙中山又连续通电（或单独、或联名）西南各省，呼吁拥护约法和国会，起兵讨伐北洋群逆。7月1日张勋拥清室复辟，3日孙中山便在上海召集在沪陆海军及国民党要人讨论拥护共和、出师讨逆大计，决定在南方另行召集国会，组织临时政府。4日孙中山致电参众两院议员，号召议员南下护法。当时控制广东的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为借助护法声浪来确保两广地盘，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并向湖南扩张势力，表示欢迎孙中山来粤护法。1917年7月6日孙中山偕章太炎、朱执信、廖仲恺、陈炯明等率海琛、应瑞舰离沪南下，17日到达虎门，19日到达广州。

（三）在广东各界欢迎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指出当今变乱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认为假共和之祸尤甚于真复辟，只有打倒假共和才能得真共和之建设。最早响应孙中山护法号召的是海军总长程璧光，他于1917年7月4日发表讨贼檄文，痛斥张勋复辟。孙中山南下护法后程即于21日与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联名通电，提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惩办祸首三项主张，率第一舰队共十艘军舰于1917年8月5日到达黄埔，同行者有唐绍仪、汪精卫等。当时控制滇、黔两省的滇系军阀头目唐继尧也为对抗段祺瑞，保存地盘并向四川扩充势力，1917年于8月11日通电加入护法行列。由于段祺瑞打败张勋重新掌握政权后拒绝恢复约法和国会，采纳梁启超建议，准备另行召集“临时参议院”，重新制定国会组织法和选举法，选举新国会，以达到他取消国民党议员占优势的旧国会和废除临时约法的目的。从而引起旧国会议员的不满，他们响应孙中山择地另开国会的号召，纷纷南下赴粤。至8月中旬到达广州的国会议员已达150余人，1917年8月18日孙中山在黄埔公园宴请国会议员，商讨召开国会问题。考虑到来粤议员不足法定人数，决定效法法国大革命前夕第三等级代表举行国民议会的先例，召开“国会非常会议”（俗称“非常国会”）。25日非常国会开幕，31日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13条，规定中华民国为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特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三人，由国会非常会议分别选举之。《临时约法》的效力完全恢复以前中华民国之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使，大元帅对外代表中华民国，元帅协助大元帅筹商政务，军政府设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交通六部。

（四）为了适应护法戡乱的战争需要，军政府没有采纳《临时约法》规定的内阁制，而采取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中提出的党、政、军权合一的大元帅制方案，实行军事、内政、外交合一的元首制，体现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希望通过护法运动建立本党单独执政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意图。1917年8月25日孙中山召集原国会部分议员在广州开会并提出“护法”，即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因到会人数不足故称“非常国会”。会议决定在广州成立军政府，以孙为军政府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孙以大元帅名义通电否认以冯国璋为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北京政府，号召北伐。9月1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陆荣廷和唐继尧为元帅。10日孙中山宣誓就职，同日非常国会通过军政府各部总长名单，外交总长为伍廷芳，财政总长为唐绍仪，陆军总长为张开儒，海军总长为程璧光，内政总长为孙洪伊，交通总长为胡汉民，军政府参谋总长为李烈钧，大元帅府秘书长为章太炎。军政府的人事安排体现中华革命党人主动与西南实力派以及国民党稳健派合组护法军政府的愿望，但是陆荣廷与唐继尧等追求的是建立护国运动时期军务院那样的合议制政府，按各方实力排定座次，实现他们称霸西南的野心。而军政府却采取元首制，树立孙中山在护法政权中的领导地位，他们反而成了配角。所以陆荣廷与唐继尧对军政府的组织原则及选举结果都非常不满，均不肯就元帅职。伍廷芳、唐绍仪、程璧光、李烈钧等国民党稳健派人士为求得与西南实力派的合作也赞成合议制，故这四人也不肯就职。于是孙中山任命一批中华革命党的骨干和原中国同盟会或中国国民党的激进分子代理各项工作，这样军政府实际上成为中华革命党力图领导护法运动的资产阶级政府，从而决定它必遭西南军阀的反对而难以长期存在下去。

（五）军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护法运动高潮的到来，也标志着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段祺瑞继承袁世凯武力统一中国的衣钵，决心以北洋武力镇压西南护法，挑起第二次南北战争。其军事战略有两个重点：一是对湖南用兵以制两广；一是对四川用兵以制滇、黔。8月6日段祺瑞派出心腹大将傅良佐（1873-1924）代替谭延闿为湖南督军，派其内弟吴光新（1875—1939）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1917年9月9日傅良佐率北洋军到湘后即下令免除原同盟会会员、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和驻衡阳湘军旅长林修梅的职务，18日刘、林二人联名通电来宣告“自主”，与海军和西南护法各省一致行动。西南护法各省将湘督易人看作是北洋派进军西南的信号，桂系决定派出桂、粤联军80营援助湖南。1917年10月3日孙中山正式下令讨伐段祺瑞等民国叛逆，湘省护法军组成以程潜为首的湘南总司令部，粤、桂、湘三省护法军的总目标是会攻长沙。此时段祺瑞也向北洋军下达讨伐令，傅良佐任命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为湘南司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为副司令，分三路讨伐湘南。1917年10月6日北洋军和湘南护法军在湘潭西倪铺接战，护法战争正式爆发，南北两军在湘南激战一个多月。1917年11月14日直系军阀王汝贤和冯国璋不愿为皖系卖命，径直通电议和，撤离衡山前线。20日护法军轻取长沙，段祺瑞对湘用兵以制两广的计划宣告失败，桂系控制湖南。与此同时唐继尧为首的滇系为对抗吴光新率领的入川北洋军也组成滇、黔联军，与孙中山派往四川的中华革命党组织的四川国民军（后改四川靖国军）相配合，与北洋军交战，于1917年12月3日攻占重庆，赶走段祺瑞新任命的四川督军周道刚（1875-?）和四川查办使吴光新。在其它各省中由中华革命党和国民党人领导组建的护法武装也相继而起，纷纷宣布与西南各省一致行动。

（六）规模较大的有湖北襄郧镇守使、鄂军第九师师长黎天才等组织的“湖北靖国军”，在襄阳宣布“自主”；前陕西警备军统领郭坚组织“陕西护法军”，在凤翔宣布“独立”。此外在山东、河南、浙江、江苏、安徽、福建、甘肃乃至东北等省区都先后组织“护法军”、“靖国军”，宣布“独立”或“自主”。护法战争的烽烟席卷全国大部分省区，这种形势使孙中山非常振奋，他多次召集军事会议，制定护法北伐的进兵战略：令桂、滇两军肃清湘、川北军，出师合击武汉；其他各路护法军、靖国军也与桂、滇军会师武汉，然后占领南京，大举北伐，会攻北京。北洋军在湖南的失败是直、皖两系矛盾分裂的结果，同时又进一步激化直、皖矛盾。直系首领、代总统冯国璋一直同皖系首领段祺瑞争夺北洋派正统地位及北京政府中央大权，护法战争打响后冯企图借助西南军阀势力对抗皖系，因而暗中主和，且对皖系利用直系军队打头阵的部署深为不满，正因此王汝贤、冯国璋二将在前线擅自停战撤兵，打乱皖系夺取湖南的战略部署。对此段祺瑞极为恼火，愤而向冯国璋提出辞职。冯国璋索性暗示号称“长江三督”的湖北督军王占元（1861-1934）、江西督军陈光远、江苏督军李纯于18日发表联名通电，主张南北双方罢兵休战，和平解决南北问题。1917年11月22日冯国璋免去国务总理段祺瑞，任王士珍为国务总理，段祺瑞内阁再次倒台，直、皖两系公开分裂。25日冯国璋颁布南北停战令，此举在护法阵营内部引起不同的反响，孙中山始终坚持护法，反对南北调和，在1917年11月18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舍恢复约法及旧国会外，断无磋商余地。”以程潜为首的湘军将领则要求乘胜攻取岳阳，巩固护法军在湖南的胜利。

（七）然而以扩张实力和地盘为目的的桂、滇两系在分别控制湘、川两省后便不顾孙中山护法运动的宗旨，很快和直系军阀妥协。陆荣廷在1917年11月24日（即冯国璋颁布停战令的前一日）就表示赞成“长江三督”的主和通电，带头发起南北停战。28日又授意广西督军谭浩明（1871-1925）以湘粤桂联军总司令名义通令响应冯国璋的停战令，命护法军前敌各军停战。滇系军阀则采取两面派手法，一面慷慨陈词，表示坚决护法，敷衍孙中山；一面又与陆荣廷沆瀣一气，彼此呼应，下令驻川滇军停战。直系的主和政策引起皖系与北洋主战派的强烈不满，在段祺瑞及其心腹徐树铮的策动下吉、黑、奉、直、鲁、晋、陕、豫、甘、新、皖、浙、闽13省督军代表分别于1917年12月2日和1918年1月5日连续召开两次天津会议，强烈要求冯国璋明令讨伐西南。冯国璋被迫让步，于1917年12月15日任命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分别为第一、二路军总司令南下伐湘。18日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皖系干将段芝贵为陆军总长，让皖系重掌中央军事指挥大权。1918年1月10日又以参谋部、陆军部名义下达局部讨伐令，令北洋军进攻湖北荆州和襄阳。1月14日吴光新率北洋军攻占荆、襄，桂系与湘军看到直系屈从主战派后也向岳阳发动进攻。1月27日护法联军攻克岳阳，俘敌1300余人。如果联军乘北洋军兵力集中荆、襄之机直捣武汉，将会使护法战争出现重大转机。但桂系以保守湘境为满足而按兵不动，并提出“北不攻岳，南不攻鄂”为议和条件，从而丧失攻取武汉、会师北伐的大好时机。南军夺取岳阳后北洋主战派气势更凶，胁迫冯国璋于1月30日下达对整个西南的讨伐令，命曹锟、张怀芝和张敬尧统率所部分路进兵。

（八）2月中旬各路北洋军约10万人分别向湘鄂、湘赣边界进军，3月18日北洋军后起之秀署理第三师师长吴佩孚（1874-1939，字子玉，山东蓬莱人）率部攻占岳阳。3月23日冯国璋被迫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祺瑞立即组织北洋军大举南攻，护法军在湖南战场接连失利。26日吴佩孚占领长沙，北洋政府旋即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命吴佩孚等部分左、中、右三路向湘南进军。4月24日吴佩孚率中路军占领衡阳，湖南大部分地区沦于北洋军之手。进攻湖南的第一路总司令曹锟及其部下、署第三师师长吴佩孚本为直系军人，挥师南下后连克岳阳、长沙、衡阳，战功最大。而段祺瑞政府竟把湘督兼省长一职授予皖派嫡系张敬尧，使曹锟、吴佩孚大为不满，直、皖矛盾再度尖锐。吴佩孚秉承曹锟意旨，占领衡阳后即停步不前。5月底曹锟擅自回师天津，6月15日直系与桂系代表签订停战协定，息战言和。8月吴佩孚通电主和，公开攻击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实亡国之政策，直系将领纷纷响应。8月下旬段祺瑞被迫命令前线各军暂取守势，桂、滇两系军阀不仅在护法战争中勾结直系罢兵议和，破坏孙中山护法宗旨，而且还拉拢国会中的政学会分子和国民党稳健派破坏护法军政府，排斥孙中山，企图攘夺护法运动的领导权。1918年1月由桂系军阀发起，成立护法各省联合会议，试图成为与军政府抗衡的另一政权机关。2月又由国民党稳健派人士出面，正式提出改组军政府的主张，并拟定《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七条，其中心用意在于改大元帅单独首领制为若干总裁合议制，以排挤孙中山。

（九）1918年4月10日滇系军阀唐继尧率先通电西南各省支持这一主张，提出护法各省现宜遥戴黎元洪或冯国璋为大总统，推岑春煊为国务总理，至于孙中山则宜游历各国、办理外交。5月4日在政学系及益友社操纵下不顾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议员的坚决反对，非常国会竟强行通过《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当日孙中山即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呈，并发表大元帅辞职通电。20日非常国会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岑春煊七人为政务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改组后的军政府完全由桂、滇军阀及其附庸政学会所控制，护法成为空名。孙中山看透西南实力派名为护法、实为争夺地盘的面目，认识到依靠军阀不可能达到护法救国的目的，遂于次日离开广州，前往上海，护法运动宣告失败。孙中山领导的以拥护国会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标帜的护法运动，1917年6月13日黎元洪在率兵入京“调停”的张勋威逼下颁令解散国会，7月1日张勋拥戴清废帝溥仪复辟。6日孙中山等离沪南下，17日抵达广州，掀起护法运动，联合桂系、滇系等西南地方实力派，讨伐北洋叛逆。1917年8月25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召开，1917年9月1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10月孙正式就职，随即组建中华民国军政府。18日湖南零陵镇守使刘建藩等通电宣布湘南自主，护法战争爆发。陆荣廷指挥两广军队援湘，唐继尧亲率滇黔军队援川，分别与南下的北洋军队交战。

（十）孙中山与旧国民党各派势力也发动各省党人组织护法武装，起义讨逆。护法战争的范围遍及粤、桂、湘、闽、滇、黔、川、鄂、陕九省，赣、浙、苏、皖、豫、鲁、甘等省及东北地区也出现规模不等的护法武装及活动。桂、滇等西南实力派虽然标帜“护法”以抵拒北洋军队南侵，其意却在割据自雄，因而极力限制、排挤和打击军政府的革命活动。1918年1月3日晚上孙愤而登上“同安”、“豫章”两舰，炮击广东都督署，惩诫桂系。国民党稳健派为争取西南实力派联合护法，倡议将军政府由大元帅元首制改为政务总裁合议制。1918年5月国会非常会议三读通过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决定军政府改行总裁合议制，选举唐绍仪、唐继尧、陆荣廷、伍廷芳、孙中山、林葆怿、岑春煊为军政府政务总裁，逼迫孙中山辞大元帅职，离粤赴沪。此后岑出任政务会议主席总裁，军政府领导权落入桂系为首的西南实力派手中。1919年2月下旬－5月初军政府与北京政府各派代表在上海举行南北和平会议，因屡成僵局而破裂。11月直系与滇、黔、桂、粤、湘、川等西南实力派签署“救国同盟草约”，达成联合对抗皖系的协议，孙中山等国民党人也确定联皖讨桂策略。1920年2月桂系与滇系因争夺驻粤滇军指挥权而公开发生内讧，3月底4月初伍廷芳与大部分国会议员因不满桂系专制，离粤出走。6月3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四总裁联名通电，揭露桂系假护法的行径，否认其把持的广州军政府和国会非常会议。10月底援闽粤军攻占广州，11月29日孙中山、伍廷芳、唐绍仪联名通电，宣布恢复军政府，重开政务会议。

（十一）1921年4月7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正式就职，随即成立“正式政府”。6月下旬孙中山命陈炯明率领粤军西征讨桂，9月底粤军攻占广西龙州，陆荣廷等逃往越南，后避居上海，旧桂系军阀统治土崩瓦解。12月4日孙中山抵达桂林，组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整军北伐。1922年4月上旬孙督师回粤，准备取道江西北伐。6月16日陈炯明叛变，推翻广州正式政府，孙率领海军舰队在省河坚持平叛50余天。8月14日孙等返抵上海，随即与苏联、中国共产党及皖、奉、直等国内各派势力加强联络，以求同力合作，俾护法事业完全无憾。1923年1月中旬滇、桂、粤讨贼联军攻占广州，3月2日孙中山在广州重建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四、五月间孙指挥讨贼联军平定沈鸿英叛乱，随即展开讨伐陈炯明叛军的东江战役。10月曹锟贿选总统，国会附逆。东江战局逆转，讨贼联军接连溃败，孙中山决定推进国民党改组筹备工作。11月中旬孙中山领导广州保卫战，击退来犯陈军，旋向列强要求收回粤海关关余。12月初孙中山要求护法议员舍国会之奋斗，助革命之进行。1924年1月4日孙中山在大本营政务特别大会上宣布：“现在护法可算终了，护法名义已不宜援用。今日应以革命精神创造国家，为中华民国开一新纪元。”20日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重申结束护法运动，另行开展国民革命的主张，护法运动为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奠定起步的基石。

（十二）段祺瑞政府对德宣战，与日本签订“西原借款”、“兰辛-石井协定”。段祺瑞废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广东非常国会的召开与“护法军政府”的成立。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和冯国璋的“和平统一”主张，西南军阀与直系军阀的勾结，护法军政府的改组和孙中山的被排挤导致护法运动的失败，标志着整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1920年8月爆发粤桂战争，孙中山扶植的驻闽南的粤军陈炯明部回粤讨伐窃据广东的桂系，10月占领广东，把桂系逐回广西。11月孙中山在广东军民欢迎下由上海抵广州，重组军政府，并发起第二次护法运动。1918年夏孙中山被南方军政府中的桂系军阀所排挤，5月21日离广东赴上海，他领导的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1921年4月7日国会非常会议参众两院联合会议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委陈炯明为护法军政府陆军部长、内务部长。1921年6月广东军政府发动粤桂战争，打败桂系，统一广西。为贯彻护法主张，孙中山于11月至桂林设立大本营，准备假道湖南北伐占据中央政权的直系军阀。孙中山的北伐主张遭到陈炯明的反对，陈炯明身兼陆军部长、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等要职，握有广东实权。他以“保境息民”为借口阻挠孙中山北伐，并与吴佩孚勾结，图谋夹击北伐军。1922年3月15日孙中山在桂林誓师，计划由桂入湘北伐，而陈炯明却与湖南军阀赵恒惕结成反孙联盟，暗杀拥护孙中山的粤军参谋长邓铿，还囚禁廖仲恺。在后方牵制北伐力量，迫使孙中山回师广东。1922年5月孙中山由广东进攻江西，北伐直系。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从前线返回广州时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史称“六一六事变”。孙中山避入永丰舰（后改称中山舰），8月被迫到上海，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这是孙中山遭受的他一生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

丁未政潮

（一）丁未政潮是指1907年（按干支纪年为丁未年）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清流派与北洋派之间的党争，也是晚清政局的一次大重组。1906年后清廷开始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北洋派欲抢夺先机，虽在官制改革中受挫，但到1907年时又将东三省收入囊中。清流派早已对北洋派的贪腐跋扈十分不满，于是在清流派领袖、军机大臣瞿鸿禨的策划下四川总督岑春煊进京向慈禧太后控诉北洋派，并运动言官上书造势，开启清廷高层的激烈政斗。北洋派领袖、直隶总督袁世凯及其后台庆亲王奕劻玩弄手段而化险为夷，并使慈禧太后贬斥瞿鸿禨、岑春煊等一干清流派官僚，取得政斗的胜利。丁未政潮表面上是北洋派获胜，实际上慈禧却扶植满洲亲贵势力来牵制北洋派，最终导致宣统年间亲贵集权的局面。丁未政潮是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因此必须弄清当时清廷权力结构的演化。自庚子事变以后墨守儒学的顽固派已退出政治舞台，而袁世凯继承洋务派的主要遗产，崛起为具有强大实力的北洋集团。该集团发轫于袁世凯小站练兵，庚子之后以秉政的庆亲王奕劻为奥援，通过发展北洋新军、开办各项新政事业以及对外交涉成为光绪后期中国最为活跃且最具实力的政治势力。其次是“老臣”势力，其中较有活动能量的有大学士孙家鼐、湖广总督张之洞、军机大臣鹿传霖等，他们对袁世凯等北洋新进处于一种嫉羡鄙夷掺半、仇视敷衍混杂的心态，因久混迹于官场而圆滑剔透，多属“中朝大官老于事”之流，缺乏与对手公开接仗的勇气，主要在幕后搞些手脚。第三是“亲贵”势力，由满洲少壮贵族组成，也是于庚子事变之后登上政坛，以醇亲王载沣、镇国公载泽、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铁良、肃亲王善耆、宗室良弼等为首。他们主要从满洲贵族强烈的民族偏见和爱新觉罗皇族的狭隘心理出发，与袁世凯的北洋集团相抗。

（二）他们地位特殊、声势显赫，但由于本身带有浓厚的种族色彩，因此难孚众望，社会基础狭窄。再加上成员大多年轻气盛，手段、历练、经验均不足，在内争中每每处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境地。最后是“清流”势力，其代表是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瞿鸿禨，其人持躬清刻，以儒臣骤登政地，锐于任事，是袁世凯的后台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的主要敌手。再一个是两广总督岑春煊，他因庚子勤王而备受慈禧太后宠信，是地方督抚中少有的能和直隶总督袁世凯对垒的人物，时有“南岑北袁”之称。此外部分地方官员如广西巡抚林绍年、广东学政于式枚、湖北按察使梁鼎芬等也参与其间，清流势力因居官廉洁而颇得人心，加上都察院御史们的支持，成为抗衡袁世凯北洋集团的主力。慈禧太后在重用庆亲王、袁世凯的同时利用其他三股势力对其加以牵制，采取“异论相搅”的手段，以保持她的最高统治地位。各派关系也非不共戴天，在对立的同时又不乏勾结，这在除了清流势力以外的三派之间尤为明显。而在野的以张謇、郑孝胥为首的国内立宪派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海外立宪派，甚至矢志反清的革命党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入清廷统治集团的内斗，这在后来的丁未政潮中有充分体现。庚子以降，北洋、清流两大派别便互相攻讦、渐成水火，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奕劻、袁世凯借西征军费报销陷害岑春煊案（1904年）；御史蒋式惺揭露奕劻存巨款于汇丰银行案（1904年）；岑春煊揭发粤海关道周荣曜贪污并贿赂奕劻案（1904年）；御史张元奇弹劾奕劻次子载搏挟妓宴饮于市案（1905年）；瞿鸿禨借印花税攻击袁世凯案（1905年）等等。1906年9月1日清廷在内外压力下宣布预备立宪，自此开启君主专制政体向君主立宪政体的转化。任何政治改革都含有权力再分配的因素，它为各种政治势力的发展壮大均提供机遇和可能，各派政治力量无不力图把握和运用这一机会。

（三）北洋派与清流派都想扮演倡导立宪的主角，博取时望，排斥对手。要执立宪运动之牛耳，首先需要控制立宪组织。仿行宪政诏书刚一颁发，时任两广总督的岑春煊即插足于上海这个近代中国立宪力量最活跃的地区，鼓动成立国内第一个立宪社团——预备立宪公会，由岑春煊的老部下郑孝胥出任会长，岑春煊为不言自明的后台老板。在立宪团体的筹组活动上清流派拔得头筹，袁世凯也不甘示弱，亲自出马，向立宪派的一些头面人物频送秋波，屡屡宣称：“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企图收揽人心，挖清流派的墙角。1906年9月6日清廷颁布改革官制上谕，以此作为筹备宪政的起步。官制改革直接关系到官僚们的切身利益，有关各派均紧急动员起来。其中北洋集团野心最大，他们不加掩饰地想统揽中枢，提出以责任内阁取代军机处的方案，并内定奕劻当未来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当副总理。清流派表面悄然，实际私下活动相当频繁。其时清廷谕令几省督抚派员入京参议官制改革，岑春煊乘机派亲信同乡于式枚进京，向瞿鸿禨递交岑处的密电号码本，瞿、岑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方便。11月6日清廷公布中央官制，北洋集团的责任内阁方案被瞿鸿禨等人说动慈禧太后后全盘推翻，军机处保留未动，吏部尚书鹿传霖、陆军部尚书铁良、民政部尚书徐世昌、学部尚书荣庆均出枢垣。原军机仅留奕劻、瞿鸿禨，后又续添大学士世续、广西巡抚林绍年。官制改革还使袁世凯被迫辞去八项兼差，交出北洋四镇军权，北洋集团实力大幅削弱，在这种背景下北洋和清流两派的终极对决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晚清时粤海关是一项肥差，也是庆亲王奕劻钱袋的重要来源。但岑春煊在两广总督任上铲除粤海关周荣曜无异于切断奕劻的财源，令奕劻十分恼火。正好这时中英两国为云南片马划界问题争执不休，庆、袁一派向慈禧太后进言说岑春煊之父岑毓英久任滇督，遗爱边地，故片马问题非岑春煊镇抚解决不可。

（四）慈禧采纳其建议，于1906年9月11日调任岑春煊为云贵总督，而两广总督则落入袁世凯亲家周馥手中。10月19日奕劻长子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军机大臣徐世昌赴东三省查看，透露出北洋集团已把东北作为他们的下一个夺取目标。岑春煊料到这是北洋集团排挤他的手段，故不去昆明就职，却跑到信息交通灵便的上海。始而诈病，继请出洋，终则要索清廷，让借洋款，意在坐观形势，伺机而动。清廷无奈，1907年3月3日改调岑春煊为四川总督，并指令他毋庸进京请训。岑春煊根本不吃这套，他继续在上海观察政局，而后与瞿鸿禨秘密约定，在西上四川赴任时改道入京，以展开扳倒庆、袁的运动。3月30日邮传部尚书张百熙病故，留下一个肥缺，为各派尤其是北洋所垂涎。4月20日东三省官制发表，总督为徐世昌，奉天巡抚为唐绍仪，署吉林巡抚为朱家宝，署黑龙江巡抚为段芝贵，是清一色的北洋班底。北洋揽权肆无忌惮，任命一宣布就引起朝野强烈反响，清流派攻击北洋派的时机趋于成熟。这时岑春煊以赴川就任为名，自上海乘船到武汉，旋具折电请“顺道”觐见，因料到该折必被庆、袁等人驳回，所以不等朝廷回电便坐火车沿京汉铁路北上。途中瞿鸿禨的同乡御史赵启霖专程赶到保定车站迎候，并陪同进京。5月1日夜岑春煊到达北京，次日凌晨诣阙面圣，正式拉开“丁未政潮”的大幕。岑春煊曾在慈禧庚子落难之时赶来勤王，令慈禧感恩戴德，因此他对慈禧的话颇有分量。1907年5月2、3、4、5日岑春煊连续被慈禧太后召见四次，召对过程被详细记载在他的回忆录《乐斋漫笔》中。岑春煊痛陈时局之非，大小官员假借新政名义贪污腐败、剥削小民，导致人心离散，几近亡国，他和慈禧均为之流泪。接着又点名弹劾庆亲王奕劻，并举出周荣曜之事作为例证，慈禧只说：“奕劻太老实，上了人的当。”但仍嘉奖岑春煊的忠诚，也动摇她对奕劻的信任。

（五）最后岑春煊提出要留在京城，做慈禧的“看家恶犬”，慈禧首肯，5月3日授其邮传部尚书之职，使岑春煊得以在北京立足。当天岑春煊又面奏慈禧，称邮传部侍郎朱宝奎钻营得沪宁铁路，勾结外人吞没巨款，贿赂枢府，乃得此职，他实羞与为伍。慈禧采纳岑春煊之言，罢黜朱宝奎。朱宝奎是袁世凯的亲信，岑春煊一到京城就使出狠招，把表面平静的朝局搅得沸沸扬扬。孙宝瑄在日记中记述当时的情形：“犹赖岑帅之突至，以霹雳手段为政府当头棒喝，岂不使人可爱，岂不使人可敬？岑尚书乃一活炸弹也，无端天外飞来，遂使政界为之变动，百僚为之荡恐，过吴樾怀中所藏者远矣！”除了岑春煊利用他所受的恩宠来影响慈禧以外清流派还组织另一条战线，即由瞿鸿禨指使御史赵炳麟、江春霖、赵启霖（人称“三霖公司”）为首，运动言官上疏言事，并发动报刊舆论助阵。他们抓住庆、袁的另一把柄——“杨翠喜案”，1907年5月7日赵启霖上折指控袁世凯亲信段芝贵以1.2万金于天津买歌妓杨翠喜献给奕劻之子载振，又从天津商会王竹林措十万金作为奕劻的寿礼，因此而由一介道员跃升巡抚。慈禧得悉后勃然大怒，当即下令撤去段芝贵的署黑龙江巡抚之职，并命醇亲王载沣与大学士孙家鼐确查此案。至此清流派处于攻局，北洋派处于守局，似乎大有变天之势。庆亲王奕劻被岑春煊弹劾，情形甚险，慈禧甚至酝酿开缺奕劻的计划。京津坊间又纷纷传言，将以岑春煊代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庆、袁开始使劲浑身解数，对瞿、岑展开反击。“杨翠喜案”被清流派御史揭露以后载振急忙密潜天津，与袁世凯筹商对策。袁世凯当即派部下将杨翠喜接到天津，又让他人冒领杨翠喜，并操纵《大公报》和《顺天时报》煞有介事地登出更正“杨翠喜案”的文章。 

（六）等到载沣、孙家鼐派员到天津查访时一切都已安排停当，杨翠喜变成天津盐商王益孙买的使女，而且立有“字据”为证，商会总理王竹林也宣称自己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借给段芝贵去送礼，一桩言之凿凿的公案居然查无实据负责查证此案的载沣少不更事，查究之责主要取决于孙家鼐。孙家鼐为老臣势力的重要人物，虽不满于北洋，但对清流派也不感兴趣，他主要从自身利益出发来考虑这件事。刘体仁的《异辞录》对他当时的心态有切近地描写：孙家鼐深知博舆论之欢欣鼓舞固自易易，但顾虑到奕劻是亲王，即使开缺，如仍留京，遇年节吉日，仍蒙召见，很有可能卷土重来。即便能打倒奕劻，袁世凯也未必能一块打倒，如打不倒，被反噬一口，更不合算。吾一言一动影响皇上甚巨大，孙家鼐原为帝党重臣，戊戌时曾受牵连，庚子后方得化解，一虑及此，战战兢兢之不暇，岂敢稍涉疏忽。在这种心境支配下，5月16日载沣、孙家鼐以赵启霖所奏之事“毫无根据”覆奏，慈禧随即以“任意诬蔑”罪将赵启霖革职，如此一来清流派以“杨翠喜案”为突破口扳倒庆、袁的计划流产。但奕劻父子究竟作贼心虚，只得弃卒保车。5月17日载振奏请开去农工商部尚书及一切差使，马上得到批准。言官本有“风闻言事”的特权，但赵启霖竟然因弹劾权贵而落职，一时舆论哗然，台谏方面的反应最为强烈。由瞿鸿禨的门生汪康年主办的《京报》特刊布消息：“言官大会于嵩山草堂，谋联衔入告赵御史声援。”5月19日御史赵炳麟上疏称，言官不宜获罪，言路不宜阻遏，并以挂冠辞职相抗议。御史恽毓鼎也拟“言官不当反坐”折，反对将赵启霖革职。5月23日江春霖再次上奏，详细分析载沣、孙家鼐覆奏中的种种疑窦，要求朝廷将该案推倒重查。但这些攻击不过是强弩之末，奕劻等人的地位已经恢复稳定。

（七）在政潮翻动中奕劻等得以脱出逆境，除大学士孙家鼐、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察哈尔都统诚勋等人说情外很关键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大学士军机大臣世续，他与庆、袁的关系本来密切，又担心瞿、岑见用。徒苦老庆（奕劻），于满人无利，所以在“杨翠喜案”发后的一天“独对”时指出奕劻与岑春煊素有嫌怨，使慈意稍为之解。另一个是奕劻之女四格格，她是慈禧面前的红人，朝夕为其父兄泣陈冤屈。当然更重要的是北洋派的实力远远超过清流派，慈禧也没有最后下定决心摈弃北洋。清流派的攻势被瓦解以后庆、袁开始全面反攻，第一步是排岑。岑春煊到京初始，慈禧准其随时入见。他亦不推辞，屡屡求见或上奏疏，放言无忌，使朝野频生波澜，慈禧因而渐有倦勤之意。庆、袁趁机施展谋略，让两广总督周馥、闽浙总督松寿接踵电奏饶平、黄冈、钦廉等地匪患难平。5月27日奕劻向慈禧独对，极力夸大两广军情，声称非岑春煊不能平定，提出让岑春煊重任两广总督，得到慈禧同意。随即岑春煊出任粤督的上谕明发，任邮传部尚书仅只25天的岑春煊被排挤出京。岑春煊又惊又气，大嚷：“朝廷用人如此！既有今日，则当时何必移我滇与蜀？” 随即上折，托病不愿赴任，清廷再谕其赴任，岑春煊想面圣挽回，亦被慈禧三言两语匆匆打发。岑春煊自知不能在京城容身，又不愿忍气赴粤，只有重施故技，以养病为名重蹈沪上，伺机而动。第二步是倒瞿，清流派两员主帅去其一实力大减，北洋派再接再厉，又把矛头对准瞿鸿禨。5月23日在政潮中曾一度倾向于清流派的御史恽毓鼎，为京津铁路事赴天津同袁世凯面商，其间受袁世凯拉拢，并接受贿赂18000金，甘当其走狗。6月16日恽毓鼎呈递农工商部右侍郎杨士琦前已拟好的弹劾瞿鸿禨的奏折，次日瞿鸿禨被开缺。恽毓鼎给瞿鸿禨安上四条罪状：一暗通报馆，二授意言官，三阴结外援，四分布党羽。

（八）原来瞿鸿禨得知慈禧有意罢免庆亲王的消息后说给夫人听，瞿夫人将此情报说给闺蜜汪康年的夫人听，汪夫人又说给丈夫听。汪康年把这个消息透露给正在为《泰晤士报》采集新闻的曾广铨，遂广告中外，引起不小的轰动。英国公使夫人甚至就此事问及慈禧，堂堂军机大臣，不经查证便迅速罢斥，引起人们的纷纷猜疑。清流派的另一重要人物军机大臣林绍年在旨下后公开抗辩：“如此何足以服人？”随班进值时又力请派查，慈禧推诿不过，只好让孙家鼐、铁良调查此事。但又声明：“林某要查，我不知如何查法？”孙家鼐请发恽毓鼎原折，慈禧竟然回答：“汝查而己，何必原折？”孙、铁当然不会自讨没趣，瞿案不了了之。最后一步是陷岑，清流派失势，但岑春煊尚挂有两广总督之职，况且他不甘寂寞，临出京前又连上十数通奏折，遍议朝政。为彻底消弭后患，北洋集团决定置岑春煊于万劫不复之地。6月1日北洋一党羽侦知岑春煊将赴上海，便向偏袒北洋派的两江总督端方发出密电：“西林岑春煊假满即出京，无他意，亦不容其旁规。”7月8日御史陈庆桂参奏岑春煊：“屡调不赴，骄蹇不法，为二百余年来罕见。”附片中列举岑春煊贪、暴、骄、欺四大罪，还有多处牵连到盛宣怀（当时是袁世凯的政敌），说岑、盛倚仗权势合资经营企业。 折中还提到岑春煊与“逆党”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等有关系，并且多次“礼招”麦孟华“赞幕府”。但折上后慈禧只是将词连盛宣怀的两条摘出交端方密查（盛宣怀时在上海），而把弹劾岑春煊的内容留中。北洋见不能撼动慈禧对岑春煊的信任，于是采取更有力的杀手锏，即策划“伪造相片事件”。两江总督端方通过袁世凯亲信上海道蔡乃煌合成一张岑春煊与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等人在《时报》馆前的合影，交给庆、袁，由奕劻在独对时面呈慈禧，慈禧看后震怒，当即罢免岑春煊的官职。

（九）然而学者郭卫东根据恽毓鼎留下的《澄斋日记》认为导致岑春煊被罢官的原因并非“伪造相片事件”，而是1907年8月10日恽毓鼎所呈递的奏折，弹劾岑春煊滞留上海时内结康梁，外借日本以倾朝局，并以最近日本利用韩国“丁未七贼”逼迫大韩帝国高宗李熙退位为警戒，这戳中当年慈禧被外国逼迫归政光绪帝的痛处才导致她失去对岑春煊的信任，于8月12日传旨开缺岑春煊。而恽毓鼎的这封奏折也很有可能是北洋派嗾使的，开缺的谕旨只是提“岑春煊著开缺安心调理”，没有像通常的免职谕令那样叙其根由，可见慈禧对岑春煊也只是怀疑而已，不足以公开示人。学者孔祥吉也认为：“清档与恽氏日记均明确指出是恽毓鼎的奏章劾倒岑春煊，丝毫没有提到梁启超或康有为与岑春煊合影的假照片一事。倘若袁、端真有假照片进呈，按理说恽氏不会独贪此功。徐一士所述，端方进岑春煊与梁启超合影劾倒岑春煊的掌故，在清档中无法证实，显然是坊间流传的野史，实在不足为凭。”瞿、岑已被彻底击垮，随后清流派人物林绍年被排挤，《京报》被查封，丁未政潮也落下帷幕。表面看来北洋派是丁未政潮的胜利者，但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清流派失势，北洋派亦未得势，结局是两败俱伤。丁未政潮后慈禧对北洋的疑虑非但没有打消，反而加深，她开始扶植亲贵和老臣势力来与北洋对抗。开缺瞿鸿禨时慈禧本想把奕劻也一并开去，6月18、19日两天慈禧召孙家鼐、世续、鹿传霖等人密议奕劻的进退问题，孙家鼐等提出骤去奕劻后无人接手，于事无益。6月19日慈禧命醇亲王载沣入军机处学习行走，意图扶植载沣来抗衡乃至取代奕劻。见此情势时奕劻只好以退为进，提出辞职，进行试探要挟。慈禧考虑到载沣初入军机，年轻缺乏经验，一下子还不能承担军机处的全盘工作。瞿鸿禨已去，如奕劻再引退，中枢机构可能出现混乱乃至瘫痪的局面，于是降旨加以慰留。

（十）除载沣外慈禧还重用世续、载泽、善耆等亲贵，1907年6月肃亲王善耆、镇国公载泽分别就任民政部和度支部尚书，亲贵势力开始代替清流势力，作为慈禧牵制北洋集团的工具。丁未政潮后北洋想趁机把杨士琦塞进军机处，奕劻为此特向慈禧推荐，而慈禧想援引孙家鼐入枢，孙家鼐却自感老病不胜重任。不过孙家鼐直言不讳地告诉慈禧：“士琦小有才，性实巧诈，与臣同乡，臣知之最稔。盖古所谓‘饥则依人，饱则远飏’者也。” 又推荐老臣势力中的另一重要人物鹿传霖，而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也与袁世凯同时跻身中枢。军机处形成新的组合，北洋一翼有奕劻、袁世凯两人，反北洋一翼有载沣、张之洞、鹿传霖三人，世续为中间派，这为宣统以后袁世凯倒台、亲贵上台的局面埋下伏笔。丁未政潮是清朝统治集团的激烈内耗，也是晚清政局的一次大重组。它所带来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清流派退出政治舞台。在这次政斗中清流派主动攻击，慈禧太后亦原想以清流派抑制北洋派，不料其反被北洋派击溃，以致全军覆没。清流派是晚清政坛中相对清廉的政治势力，在士林及立宪派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且也对清廷忠心耿耿，是为清政府“加分”的力量。清流派被排挤出局对清廷来说是一个重大的隐性损失，甚至可以说是自毁长城之举。丁未政潮中的清流派干将岑春煊如是说：“余尝谓世凯枭獍成性，其行事固无足怪，独有天潢贵胄。满洲世仆如奕劻、端方诸人身居显要，目翻国事阽危，不能尽心匡扶，反与忠于清室者务为仇雠，必排斥无遗而后快。及清社已屋，彼辈又将置身何所？徒使阃外孤臣竭忠无地，览士衡辨亡之论，惟致叹于世运之末可如何而已。呜呼！岂不重可太息哉？”

（十一）清流派下台不仅是反腐败力量被腐败力量击败更流失清朝的一个重要的支持资源，而在丁未政潮中胜出的北洋派正是四年后辛亥革命时清王朝的直接掘墓人。其次是丁未政潮使满洲亲贵势力渔翁得利，结果打破满汉平衡，并为晚清政局的流向奠立基本格局。清朝后期汉人官僚地位上升，慈禧也采取倚重汉人的政策，但在丁未政潮前后这个政策开始转变。1906年11月的官制改革，虽然打着不分满汉的旗号，但在所设11部的13个大臣里满蒙亲贵有8人之多，汉人仅5席。丁未政潮后汉族重臣瞿鸿禨、岑春煊罢官，林绍年出枢，张之洞、袁世凯明升暗降。而满人特别是亲贵却联翩而长部务，汉人之势大绌。后世普遍认为载沣上台后扬满抑汉集权皇族的做法是加速清朝从内部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实际上载沣所执行的这项政策不过是慈禧晚年政策的延续罢了。慈禧晚年政策的这一转变带来严重后果，它使清廷统治集团中的满汉冲突更加激烈，汉族官僚的离心从根本上动摇清王朝的基础。丁未政潮前后慈禧对清廷权力结构进行大幅度调整，旨在为其身后做准备，这一调整为晚清政局定下基本框架。丁未政潮还与预备立宪的走势密切相关，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以后各派势力（尤其是北洋派和清流派）为争夺立宪的主导权而明争暗斗，到丁未政潮时达到白热化。清流派下台，北洋派得胜，于是开始贯彻北洋派的立宪方案，如设宪政编查馆、开资政院、筹划各省谘议局等。但慈禧裁抑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的策略并未变化，只不过她所利用的势力由清流转向亲贵，所以立宪的主导权很快转入亲贵势力手中。因此丁未政潮也预示着预备立宪朝着亲贵集权的方向发展，最终产生“皇族内阁”。总之丁未政潮所造成的种种影响对清廷而言可谓是弊大于利，它为清朝的覆灭埋下伏笔。

袁世凯生平

（一）袁世凯（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说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军事人物、北洋军阀领袖，字慰亭（又作慰廷），号容庵、洗心亭主人，汉族。他是河南项城人，故人称“袁项城”。袁世凯出身河南项城的一个大家族，他的叔祖袁甲三官至漕运总督，参与镇压太平军和捻军，是这个家族的顶梁柱。他的生父是袁保中，为项城县的地主豪绅，捐个同知官位。袁世凯是袁保中第四子，生母是袁保中之妾刘氏，他于1859年9月16日（清文宗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出生于大清河南省陈州府项城县北之袁张营。袁世凯出生的那天袁甲三恰好寄书到家，言与捻军作战得胜。袁世凯的父亲袁保中大喜过望，因此为这个新生的婴儿取名为“凯”，并按照家族“保世克家，企文绍武”的排行给婴儿命名“世凯”。袁世凯被其婶母牛氏（袁保庆之妻）抚养长大，他本人也在1864年过继给无子的袁保庆为后嗣。袁世凯六岁时养父袁保庆替他找个启蒙老师袁执中教四书五经，后又随袁保庆宦游济南、扬州、南京诸地。在南京中袁世凯师从曲沼学习武艺，并喜游览山水，复善骑射，课暇则策马登览清凉山、莫愁湖、太平湖诸胜迹。袁世凯自小喜爱兵法，立志学万人敌。常常不惜重金搜罗购买各种版本的兵书战策，被人讥笑为“袁书呆”。1873年夏袁保庆病死于南京任上，袁世凯扶柩回籍安葬，其后居住于陈州府淮阳县。1874年初从叔袁保恒（袁甲三之子）见袁世凯游手好闲，命其赴北京家学“读书上进”。 从1874年到1877年他正正经经在北京读了4年书，长进很大。袁保恒、袁保龄兄弟对其管束甚严，袁世凯亦颇知自励，且有严师督导，数年间大有长进。

（二）1876年秋袁保恒兄弟命袁世凯返回河南参加科举考试，但没有成功。落榜后袁世凯于同年10月与沈丘于姓女子结婚，时年17岁。翌年初春又回到北京，时华北大旱成灾，袁保恒奉命到开封帮办赈务，带袁世凯同行。袁世凯在赈灾期间表现出相当强的办事能力，工作热心，颇有优异的表现。1878年袁保恒感染瘟疫去世，袁世凯返回项城，移住陈州。此时正在陈州授馆的徐世昌与袁世凯结交，拜为金兰，后来成为袁世凯毕生重要的谋士。1879年袁世凯以袁保恒的捐赈款而获得“中书科中书”的官衔，同年秋袁世凯再度参加乡试，仍未考中，他一怒之下把诗文付之一炬。袁世凯既两度名落孙山，又不愿留在乡间做土财主，因此开始考虑在外闯荡。当时淮军将领吴长庆与袁世凯的养父袁保庆“订兄弟之好”，所以袁世凯打算投奔吴长庆。吴长庆为了报答袁保庆的恩情，此时也写信给袁世凯，招其往学军旅，因此袁世凯便于1881年10月前往山东登州投奔驻防当地的吴长庆。吴长庆幕府中囊括张謇、周家禄等名士，袁世凯在他们的指导下砥砺磨练，纨绔之气逐渐消失。谦抑自下，颇知向学，并认为是有造之士，于是被破格任命为帮办营务处。袁世凯虽然一度对科举厌倦，但他仍不甘心，在吴长庆幕府中继续读书，准备功名。1882年（壬午年）正好为乡试年，袁世凯本欲应举，但清朝属国朝鲜突发事变改变袁世凯的人生轨迹。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军乱，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之父兴宣大院君李昰应利用军队哗变成功夺权。朝鲜王妃闵妃一党与大院君有隙，请求清廷出兵平乱，袁世凯乃跟随吴长庆的部队东渡朝鲜。

（三）袁世凯率领一支清军配合行动，杀死几十名兵变参与者。战斗中袁世凯一路放枪，带头冲在最前面，他的坚毅勇敢感染部下，兵变很快得以平定。吴长庆在给清廷的呈报中将他赞扬一番，说他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报以首功。随后清军将大院君掳至保定问罪，当年23岁的袁世凯则以帮办朝鲜军务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开启袁世凯练兵的先河。袁世凯留镇朝鲜期间得到朝鲜上下的一致好评，朝鲜人士称赞他：“明达夙成，留京师（汉城）期年，大得都民之心。”他也和金允植、金炳始等多名朝鲜士大夫结为忘年之至交。1884年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试图推翻“事大党”把持的政权，驻朝日军亦趁机行动欲挟制王室。袁世凯指挥清军击退日军，维系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袁世凯平定朝鲜甲申政变有重大意义，打退日本的渗透势力，粉碎日本趁中法战争之际谋取朝鲜的企图，推迟中日战争爆发的时间。袁世凯因这一事件受到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重视，同时也使日本人对袁世凯憾之刺骨，百计排陷之。他的同僚吴兆有等亦颇为嫉妒，攻击袁世凯妄开边衅、擅挪军款。袁世凯遂于1885年初归国，赋闲在家，以避攻击。但是李鸿章决定重用袁世凯，命袁世凯于1885年10月护送大院君回朝鲜，同年11月又委派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位同三品道员，左右朝鲜政局，俨然朝鲜的太上皇。袁世凯在朝鲜期间的任务是在各国通商、友邦环伺的情况下使朝鲜明尊亲之义，定摇惑之志，内修政治，外联邦交。换言之即强化清朝和朝鲜的宗藩关系，防止朝鲜独立自主的倾向和日俄等国的窥伺，由此袁世凯不可避免地在干涉朝鲜内政，甚至不止一次策划废黜朝鲜国王李熙。

（四）袁世凯干涉朝鲜内政的做法引起朝鲜国王和一些大臣的不满，清廷中也不断有人弹劾他。比如1888年1月朝鲜国王李熙致函请求清廷撤袁世凯，随后朝鲜驻华官员金明圭奉李熙之命，请求李鸿章换人。清廷内的张謇、张佩纶等也曾攻击袁世凯：“侈然自大，虚骄尚气，久留朝鲜，于大局无益。”李鸿章力排众议，不仅让袁世凯继续留朝任职，并于1890年2月给袁世凯写了“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评语。袁世凯在朝鲜的十二年虽然由于其年轻气盛而采取一些过激、粗暴的手段，但有效地遏制日本和沙俄对朝鲜的渗透。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袁世凯暗示朝鲜政府向清政府乞援，随后日军迅速出动朝鲜，企图挑起战争。甲午战争爆发前夕的7月19日袁世凯化装成平民逃走，7月22日抵达天津。袁世凯回国后又于8月6日奉旨前往辽东前线，协助周馥转运粮械、收集溃卒等后勤事宜，至次年5月请假回籍省亲。在前线的这10个月间通过目睹甲午战争清军兵败如山倒的惨状，袁世凯萌生用西法练兵的设想，他说：“窃查此次军兴，往往易为敌乘，迭见挫败者，虽由调度之无方，实亦军制之未善。若不权时度势，扫除更张，参用西法，认真训练，则前车之鉴，殊足寒心。” 因袁世凯在朝鲜时期表现突出，有“知兵”之名，再加上他大力主张练兵，由此开始小站练兵的新阶段。袁世凯在甲午战争前线负责后勤期间便主张由他募兵并编练新式军队，但未被采纳。袁世凯颇为不满，曾抱怨说：“内赞人而不用我募兵，徒何益也？”在甲午战争结束后举国上下掀起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浪潮，袁世凯亦是其中一员。1895年6月底刘坤一、李鸿章、王文韶三名封疆大吏联名上奏折保荐袁世凯，于是光绪帝下旨命已回籍的袁世凯入京觐见。

（五）袁世凯被光绪皇帝召见以后又在8月底以一封万言条陈呈送皇帝，提出一个完整的改革纲领，其内容为储才九条、理财九条、练兵十二条、交涉四条，充分体现出袁世凯的改革思想。其中袁世凯尤其重视练兵，他深知抓到督练新建陆军之事，前程不可限量。不仅在给光绪帝的万言书中提出12条西法练兵的主张，还草拟编练新建陆军章程，大旨则步军操法以师法德国为主。他的主张得到光绪帝及朝廷大臣的支持，1895年12月8日奕訢、荣禄等王大臣联名奏请派袁世凯督练新建陆军，同日光绪帝予以批准，袁世凯正式入主天津小站，开始用西法编练中国首支新式陆军。从入京觐见到小站练兵这段期间袁世凯积极为维新变法奔走，他加入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的强学会，与康梁等维新派过从甚密，这也使维新派将他引以为同路人，为后来的戊戌告密事件埋下伏笔。袁世凯派人到鲁、苏、皖、豫等地招募2250名步兵，300名骑兵，再加上4750名定武军，称“新建陆军”，作为他小站练兵的兵源。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以德军为蓝本，制订一整套近代陆军的招募制度、组织编制制度、军官任用和培养制度、训练和教育制度、粮饷制度等内容的建军方案。在军事装备上袁世凯注重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和标准化，大胆采用西方的先进技术，强调实施新法训练的严格性。这股军队后来发展成为北洋六镇（北洋新军），为清末陆军主力，民国初年的北洋军阀亦多源自清末新军。袁世凯聘德国军官十余人担任教习，又从天津武备学堂中挑选百余名学生任各级军官，并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亲信，以加强对全军的控制。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等。北洋新军亦逐渐成为袁世凯个人的政治资本，使其成为北洋军阀的始祖，正如美国学者鲍威尔所说：“袁氏的军法虽严，但他仍然为士兵所爱戴，这并非意外，因为他亲自照管他们，并且按时发饷。再者他向他们灌输忠诚的观念，不过主要只是向袁世凯而不是向皇帝效忠。”

（六）1897年袁世凯擢升直隶按察使，仍主持小站练兵。1898年9月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奉旨入京陛见，随后卷入政治风暴中。当时光绪帝重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实行戊戌变法，与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后党）势成水火。康有为等维新派（帝党）从一开始就寄希望于袁世凯，在7月底就派徐仁录前往小站联络袁世凯，试探其态度。康有为判断袁世凯“为我所动”，乃举荐袁世凯为侍郎。9月18日康有为等人得到光绪帝“朕位且不能保“的密诏，深感局势紧迫，于是铤而走险，决定包围颐和园，控制居住其中的慈禧太后并杀死慈禧宠臣直隶总督荣禄，而这一任务则被维新派委托在袁世凯身上，当天夜晚谭嗣同进入袁世凯寓居的法华寺，将“围园劫太后”的密谋告知袁世凯，并胁迫袁世凯动员新建陆军来实施维新派的计划，袁世凯不得已答应维新派的请求，打发走谭嗣同。9月20日上午袁世凯受到光绪帝召见，同日乘火车到天津。9月21日晨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入紫禁城，宣布临朝训政，罢斥康有为等维新派，戊戌变法遂告失败，史称“戊戌政变”。以往一般认为袁世凯回到天津后向荣禄告密导致慈禧发动政变，但并不属实，慈禧发动政变与袁世凯告密没有关系，但是袁世凯确实有告密之举。他来到天津后已从后党御史杨崇伊那里得知慈禧即将上台的情报，惧怕谭嗣同劝其出兵围攻慈禧太后一事暴露而牵连自己，遂向荣禄告密，使慈禧得知维新派的阴谋后加重政变的后果。所以在戊戌政变起初慈禧太后只是斥责康有为莠言乱政，停职待参，并未言及谭嗣同等人。而袁世凯告密导致的结果便是慈禧下令逮捕康梁诸人，并诛杀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囚禁光绪帝于瀛台。事实上袁世凯并不支持维新派的激进之举，也深知用新建陆军来围园劫太后无异于以卵击石，而且是大逆不道之罪，他的告密完全是出于权衡局势下的自保之举。此事亦成为袁世凯的一大负担，他不得不写《戊戌纪略》（戊戌日记）来为自己辩解。

（七）袁世凯由于告密而获得后党的信任，地位扶摇直上。1899年冬袁世凯由工部侍郎升任山东巡抚，这是40岁的袁世凯首次出任封疆大吏。在此前后他的新建陆军也从天津小站调往山东境内布防，使其躲过后来的八国联军入侵，得以迅速扩大，成为袁世凯最具实力的政治资本。当时山东盛行排外的义和团，袁世凯到任后认定义和团为“左道邪教”，一改前任巡抚毓贤的纵容态度，全力镇压拳民，令其在山东无法立足，逃往天津、北京一带。慈禧太后以民气可用，利用义和团。1900年爆发八国联军入侵，山东在袁世凯治下则维持稳定，并且加入东南互保，使山东免遭战祸乱。1901年起草《山东省城试办大学堂暂行章程》，1901年11月李鸿章死去，袁世凯受命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实授，一跃而成为中外所瞩目的实力人物。据某些史料记载李鸿章临终前曾有“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的遗言，但据考证并不存在。事实上在李鸿章去世之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地位无需他人推荐，可以说是“非袁莫属”了。1901年至1907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七年，以封疆首吏的地位致力于清末新政的实施与推行，全面移栽西方的制度与生产方式。他在体制内设立许多新的机构，分头实施和督导新政运作：设立军政司主持练兵事务；设立学务处（后改为学校司），主持举办新式学校，取代旧式私塾。袁世凯认为教育为立国之本，小学尤为教育之本；设立工艺局，主持全省各府州县工矿实业的兴办与推行；设立农务处，倡导全省农业的改良；设立巡警局，创立近代巡警，推行全省。并在天津等大城市进行近代市政建设，引进西方司法制度，建立司法、审判体系；成立商会，建立近代化实业家组织；成立银行，建立近代金融制度等等。数年之内直隶成了全国实行新政的模范省。

（八）袁世凯亦是全国推行新政的中坚，清政府授予他参与全国性政务的九项兼差，计有参与政务大臣、练兵事务大臣、办理京旗练兵大臣、会议商约大臣、督办（关内外、津镇、京汉）铁路大臣，督办电政大臣（管理电报局、轮船招商局）、预备立宪的“编篡官制官”等，参与举凡国家政务、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以及当时的高科技近代交通、电讯等各领域事务的决策与管理。袁世凯在任上提拔大批“留美幼童”，如梁敦彦当上京奉铁路总办；他的同学唐绍仪被任命为天津海关道——北洋外交负责人；另一个同学蔡绍基被袁世凯任命为北洋大学总办；詹天佑被袁世凯大力保荐为京张铁路工程局总办兼总工程师，在洋人觊觎、国内诸商争办的情势下精心筹划建筑中国铁路建设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意义的京张铁路。袁世凯在设立直隶军政司之后1903年又奏请设立练兵处，主持全国的新军编练，清廷任命他和奕劻、铁良出任练兵大臣。他虽位居会办，但实际是决策和指挥者。练兵处的办事机构即是由直隶军政司的班底组成，三数年之内练成北洋六镇陆军，随后又组织指挥全国新编陆军的南北会操。1905年袁世凯倡导，联合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地方督抚会衔奏请废除科举考试制度，终结传统的科举考试和八股取士制度。1904年、1905年后立宪运动高涨，袁世凯以倡导者的身份成为朝中君宪主张的领袖。1905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任命“编篡官制”官十七员，其中十六员为王公贵族和内阁、军机处以及部院大臣，仅只袁世凯一人为地方大吏，但却掌握预备立宪、编篡官制日常运作的实权，“编篡官制”的办事机构“编制馆”的人员组成。从提调到各课委员是清一色的袁氏人马，而“编制馆”的职责是：起草厘定官制的档；阂定各方上进的“说帖”。立宪派的首领张謇称他为中国的大久保利通。

（九）1906年在官制改革的主张遭受挫折之后袁世凯继续保持着主张君主立宪的热情，同年8月清廷召开御前会议，讨论立宪事宜。铁良以反对袁世凯的“急进”为由与袁世凯发生激烈争执，会后袁世凯联合奕劻奏参铁良阻扰新政，反而引起慈禧太后的疑忌，袁世凯因而成为清廷众臣的众矢之的。11月清廷颁布上谕，改革官制，将兵部与练兵处等机关合并成立陆军部，一切军务归之管辖，任命铁良为尚书。陆军部各司局员役中有不少都是留日士官学生出身，袁系的人大为减少，陆军部的成立标志着全国练兵的领导权从袁世凯手中转入铁良手中。袁世凯以退为进，主动奏请将第一、三、五、六镇交与陆军部直接管辖，但请求将最精锐的第二、四两镇仍归直隶统辖，得到清廷允准。1907年夏袁世凯入直军机处前夕他上了请求赶紧实行立宪奏折，“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并隶属军机处之后亦实际为袁世凯所掌握。同年秋发生“丁未政潮”，瞿鸿禨、岑春煊被逐，清廷上调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成为当朝宰辅。此举是清廷以明升暗降的方式削去袁世凯最后的军权，但因铁良手中的士官生资源尚不够雄厚，四镇中的袁系干部并未进行大的调整，而且继任直隶总督杨士骧与袁世凯的私交很好，凡涉及直隶管辖的第二、四两镇军务都向袁请示后再办理，所以袁世凯对北洋六镇仍有一定的影响力。1908年末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驾崩，在其“百日大孝”期间摄政王载沣以“足疾”为由命袁世凯开缺回籍。袁世凯返回河南，最初隐居于卫辉府汲县，后转至彰德（今河南安阳）洹上村，过起赋闲垂钓的生活。他在彰德洹上韬光养晦，等待重新出山的时机，1911年革命党人武昌起义成为袁世凯复出的契机。

（十）武昌起义后第四天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凯，授湖广总督，命他驰赴前线会办军务。仅只作为已经先期出京南下的陆军部长荫昌的副手，指挥镇压革命军，而未授予他前线指挥大权，并派遣袁世凯的亲信阮忠枢前来洹上劝驾。经过一番权衡，两天后袁世凯顺利地拜折谢恩，正式应诏出山。附折向清廷提出八项要求，其主要内容是请求募集一支自已指挥的军队；调集一批将领；请拨饷需；请授予独立指挥权；军咨府、陆军部“不可遥为牵制“等。九月初五日袁世凯电奏清廷，定于初九日由洹上起程南下督师，并于初四、初五日先后两致内容秘密长电，请求清廷在此重大用兵时期援历朝成案，设军务处为中央统一机关，以慎密消息、迅速戎机、统一指挥。九月十一日清军与民军在汉口激战，袁世凯督师到鄂，驻节孝感萧家港。这一天上谕电达前线：“袁世凯现授内阁总理大臣，所有派赴湖北陆海各军及长江水师仍归袁世凯节制调遣。”同日奕劻以下内阁大臣均上奏辞职，袁世凯取得足以控制朝政与指挥军队的权力，他一面奏请朝廷停止进攻，一面命刘承恩给黎元洪写信求和。出任内阁总理之后他立即派出以唐绍仪为首次的代表团去南下议和，先到武汉，最后到上海。袁世凯开出的谈判底线仍是以清廷实行君主立宪，统一南北。12月18日下午南北双方代表在上海公共租界市政议事大厅正式开谈，此为第一次议和会议，达成停战为先，各自下令的一致意见。12月20日下午双方又举行第二次会议，因停战间将满，双方同意继续停战7天，时间为12月24—31日。这次停战将陕、晋、川皆包括在内，是为第一个全国范围的停战协议。停战问题谈妥，双方又转入实质性谈判。南北达成共识，召开国民会议表决有关问题。

（十一）12月29—31日南北双方就停战具体执行、清帝逊位待遇和满蒙回藏待遇等问题进行讨论，特别对国民会议代表组成和开会地点反复磋商，决议移入上海租界。时到年底革命党人不能坐视新政权无人主持，又因为袁世凯一直对实行共和制没有明确表态，不能马上说服袁世凯放弃立宪制立场，所以南京政府只能另选他人主政，而12月21日回国的孙中山成了主政的最佳人选。12月29日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用无记名投票法选举临时大总统，参加选举的有17省代表，每省1票，共计17票，孙中山以16票当选。这引起袁世凯的不满，于是他一边撕毁双方业已达成的协议，一边公开质问对方选举总统是何用意。并暗中授意段棋瑞、冯国璋联络北洋军官，通电反对共和，表示要为君主立宪奋力战斗。革命党方面并无意与袁世凯决裂，成立南京临时政府是因为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关，行动非常困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而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也只是暂时承乏，一旦时机成熟，即辞待袁。孙中山不仅在当选之日对袁世凯有此解释，而且在1912年1月2日再次电告袁世凯：“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虽民主、君主不待再计，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谅之。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文承各省推举，暂词具在，区区此心，天日鉴之。若以文为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尽管孙中山一再坦诚相告，可是袁世凯仍不相信，进一步探询清帝退位后自己当选总统“有何把握”。针对袁世凯的担心时孙中山于1月15日再次公开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十二）经过一番摸底证实（尤其得到孙中山明确保证）后袁世凯唯恐夜长梦多，便加快逼宫的步伐。1912年2月6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清室优待条例》，12日清廷被迫接受优待条件，并颁布皇帝退位诏书，至此辛亥议和终获成功。在隆裕太后所颁布的退位诏书中袁世凯写进“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语，以示国家大统是从清朝接受下来的。袁世凯当即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和孙中山称：“共和为最良国体，永不使君主正体再行于中国。大清皇帝既明诏辞位，业经世凯署名，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即民国之始基。”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被迫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革命党方面对于袁世凯对共和的忠诚程度自然是怀疑的，故孙中山在辞职时提出三个条件：民国首都设在南京，临时政府自然设于南京；袁世凯到南京就职；袁世凯必须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也就是袁世凯必须离开他北方的政治基地，而且权力必须受《临时约法》的约束。袁世凯完全明白孙中山在宣布辞职后还领导制定《临时约法》，把原来总统制的南京临时政府改为内阁制就是为他量身定制的。而当务之急则是制造借口，迫使南京方面接受他在北京就职，是以有北京兵变发生。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接任临时大总统，任命唐绍仪为内阁总理。4月21日唐绍仪内阁成立，在此之前孙中山正式解职。1912年9月袁世凯力邀孙中山、黄兴北上，在北京晤谈，同包括黎元洪在内的四巨头联合发表《内政大纲》八条，其第一条就是“立国取统一制度”。1913年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而党首宋教仁却被刺杀，国民党由此发动“二次革命”，失败。

（十三）10月国会选袁世凯为大总统，旋即解散国会，成立“政治会议”。民国初年袁世凯亦在委曲求全和屈辱的情况下展开对外交涉，例如对俄的外蒙古交涉、对英的西藏交涉、对日的二十一条交涉无不如此，尤其以二十一条谈判为甚。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8月6日中国政府宣布对战争保持中立，1914年11月协约国日本军队占领青岛。1915年初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廿一条件，日本势力企图全面进入中国腹地。袁世凯逐条写下批语，指示外交部据理谈判，并希望以拖延手段，引起国际注意和欧美强国干涉。从1915年2月2日到5月7日历时105天，袁世凯政府与日方谈判20多次。在谈判中中国代表对日本的要求多有抵制，袁世凯政府采取各种办法拖延时间并向社会各界透漏日本之无理要求，以期国际社会干涉此案，并唤起国内民众舆论讨伐日本。国内民众反对《二十一条》的呼声日渐高涨，1915年4月26日日本代表提出最后修正案，做出一些小让步。5月1日中国方面提出修正案，仍坚持自己的立场，于是日本政府删削对中国最为不利的第五号要求。1915年5月6日袁世凯在《大总统袁世凯致各省电》中称：“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可让与或租于他国、聘用日本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军械等为其制我死命最要之点，在我国不宜因此决裂，蹂躏全局。但应尽心竭力，能挽救一分，即收回一分之权利。”日本政府终于恼羞成怒于5月7日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5月9日午后六时前答复，否则将执行必要之手段。此时的日本摆出大战一场的姿态，军舰在渤海一带游弋，山东、奉天兵力增加，关东戒严，日侨纷纷回国。

（十四）5月8日袁世凯召集政府要员开会，袁世凯认为日本已收回对中国最为不利的第五号各条款，已非亡国条件，为避免开战，所以接受日本条件。在日本的胁迫下袁世凯政府于1915年5月9日回应日方的最后通牒，史称五九国耻。此后双方分别准备签约事宜，在条约文字内容上仍有不少折冲，最后于1915年5月25日在北京签署《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及13件换文，总称《中日民四条约》。1914年约法会议通过《中华民国约法》，废除《临时约法》，赋予大总统以中央集权。之后约法会议又制定《大总统选举法》，把在大总统任期五年，可连任一次，改为任期十年，可无限制连任。大总统继任人由大总统提名推荐等等，实际就是袁世凯可当终身大总统。然而至此袁世凯仍不满足，还要恢复帝制，自己当皇帝。1915年12月在国会、高校、民众请愿团、筹安会和各省国民代表的推戴下准备建立君主立宪制，袁世凯多次揖让，最终接受皇帝之尊号，准备成立中华帝国。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行君主立宪政体，把总统府改为新华宫，并拟定《新皇室规范》，其中包括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并担任重要政治官员；永废太监制度；永废宫女采选制度；永废各方进呈贡品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然而12月25日表面支持帝制的蔡锷和唐继尧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贵州、广西相继响应，日本进行“倒袁”活动并扶植亲日中央政府，3月份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企图依靠段团结北洋势力，压制南方起义力量，但起义各省没有停止军事行动。5月下旬袁世凯忧愤成疾，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而亡，时年57岁，同年8月24日正式归葬于河南省安阳市。

（十五）在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任命熊希龄组阁，取缔国民党。解散国会和各省省议会，废弃天坛宪草，组织“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于1914年5月1日公布《中华民国约法》，将临时约法之责任内阁制改为总统制。12月28日通过修改后的《大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任期10年，可无限期连选连任。大总统继任者由现任大总统推荐3人，书于嘉禾金简，钤盖国玺，于大总统府特设金匮石室密藏之。金匮钥匙由大总统掌管，石室钥匙由大总统、参政院院长及国务卿分别秘藏，当选举大总统之日由现任大总统开启后将所提名单交由选举会选举，袁世凯通过《中华民国约法》和《大总统选举法》确立个人专制统治。在中央立法机构方面根据约法会议制定的《立法院组织法》和《立法院议员选举法》（1914年10月27日由袁世凯公布），对立法院的选举人和被选举人都有十分苛刻的资格限制，如有勋劳于国家者；任高等官吏满1年以上者；硕学通儒；有商工实业资本1万元以上者；有1万元以上不动产者；八旗王公世职世爵；高等专门以上学校3年以上毕业者或任教员二年以上者等。但直到袁世凯去世时始终没有成立立法院。大总统的咨询机构参政院于1914年6月20日成立（政治会议至此结束），出任参政的资格为：有勋劳于国家者；有法律政治之专门学识者；有行政之经验者；硕学通儒有经世著述者；富于实业之学识经验者。参政院由副总统黎元洪兼院长，汪大燮任副院长，参政70人概由袁世凯圈定，主要由前清官僚、现任官吏以及需要安置的一些进步党人组成。由于立法院一直未成立，由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能。在中央行政机构方面《约法》公布当天的1914年5月1日袁世凯下令撤销国务院，成立政事堂，由国务卿负责，承大总统之命赞襄政务。国务卿实为总统的幕僚长，只对总统负责，由徐世昌担任。徐世昌之下政事堂设左右丞以赞助国务卿，与闻政务，左丞为杨士琦，右丞为钱能训。各部直隶大总统，为政务之执行机构。袁世凯又本九品官人之法，于7月28日发布《文官官秩令》，将文官分为上、中、少卿，上、中、少大夫，上、中、下士三等九秩，分别对应特任、委任、荐任级官吏。

（十六）在地方行政机构方面为避免地方权力过大及省长民选对其统治的威胁，袁世凯于1912年10月决定在地方行政机构采用省、道、县三级制，在省与县间加设道，废除原有的府、州、厅制，开始改道试行工作。二次革命被镇压后地方行政机构改革再度被提上议事日程，1914年5月23日袁世凯公布省、道、县官制，实行地方行政机构改革。根据此项改革，省下设道，道下再辖县，成为三级行政体制。地方行政官吏的设置为，省设巡按使，道设道尹，县设知事。巡按使管辖省级民政及巡防警备，监督省级财政及司法行政，由中央政府任命，实行军民分治，都督不得兼巡按使。道尹亦由中央政府任命，职权较为广泛，并可呈请任免县知事。县知事综理县务，其任命分考试与保荐，考试资格为曾任、简任或荐任官职满三年以上者及在国内外专门以上学校学习法律、政治、经济学三年以上并有文凭者。据统计1914年的3次考试共录取1921人，保荐免试300余人，但全国县数不过2000有余。非有县官出缺不能递补，因此被录取者往往不能及时分发补缺，所谓录取也不过名义而已。袁世凯认为：“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他先后邀请民族工商业巨头张謇、周学熙入阁，制定一系列发展工商业的政策和法规，诸如《公司条例》。《公司注册暂行章程》。《奖励工艺暂行章程》。《商人通例》等，促使工商业的较快发展，赢得资产阶级的热烈拥护。时人称：“民国政府厉行保护奖励之策，公布工商业注册条例，凡公司、商店、工厂之注册者均妥为保护，许各专利。一时工商业踊跃欢忭，咸谓振兴实业在此一举，不几年而大公司、大工厂接踵而起。”据统计到政府注册的工业公司在1912年为十四家，1913年为二十五家，1914年增为八十九家，1915年更增加到一百零二家，呈逐年上升之势。实际数目远不止此，因为当时注册制度尚不健全，一些企业并未到政府注册。

（十七）1913年11月袁世凯签发《保护华侨投资实业之通令》，声称：“此后各处侨民投资回国兴办实业者应由各省行政长官通饬所属从优待遇，协力维持。”从而大大刺激华侨回国投资的热情，所以1912—1919年间仅华侨投资的企业就达1042家。原有的企业也在这一时期大为扩展，如以面粉大王、纺织大王著称的无锡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和南通张謇都是在这一时期奠定雄厚基础的。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兴起一股创办实业的热潮，民族工商业迅速向前发展，其发展速度超过以前任何时期。固然袁世凯时期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迅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它和民国初年袁世凯政府制定的政策和措施是密不可分的。民国初年袁世凯努力推行的一系列克服财政弊端之政策，主要有：改革财政管理机构，中央设财政部，各省设国税厅（后称财政厅），确立财政统一管理体制；制定《会计条例》，开始编制地方预算，完善近代国家预决算管理制度；在中央设审计处各省设分处，改进近代审计制度；划分国家与地方财政，削减地方财权，加固中央财权；举借外债，发行内债，禁止省借外债；起用英国专家丁恩，推行盐务改革，使盐税收入逐渐增加；整理田赋，减少田赋名目。规定银米折价，通令各省田赋改征银元。两次设立经界局，开展清丈土地和整理税册的工作；增收新税，如所得税、遗产税、印花税。通过一系列财政措施，袁世凯稳定全国的财政秩序，保证中央财政的来源，亦使国家财政有所好转。袁世凯统治时期地方一般不敢轻易截留中央财税，财权由分散走向统一，中央政府财力日渐充裕。北洋时期只有袁世凯执政的1914至1916年没有财政赤字，说明他的财政力度很大，政策开始奏效，袁世凯死后国家财政秩序复陷混乱。

（十八）袁世凯为统一银币于1914年开铸新银币，财政当局规定新银币1元重7钱2分，即以库平纯银6钱4分8毫加铜铸为1元银币，币面铸袁世凯头像，故称“袁大头”。按照规格铸造的银币、形式、重量、成色都严格划一，发行之后全国通行无阻，很快便取代其他银币的地位。随后袁世凯政府通过中国、交通两银行同钱币公会协商，自1915年8月1日起以新币行市代替以前的龙洋行市，其它银币或按新银币行市通行，或向中、交两行兑换新币，这使中国自铸银元的行市第一次达到统一。清末民初纸币的发行非常混乱，清政府虽曾有过整顿纸币的计划，但未曾实施。1913年秋熊希龄内阁作出整顿决定，计划以中央银行的兑换券易兑滥发的纸币。年底向各省派出监理，监督地方财政和银行，禁止再发滥币。不久熊希龄倒阁，袁世凯亲理财政，进一步整顿滥币。袁世凯政府先从整顿滥发纸币最为严重的广东入手，1914年6月从善后借款的盐务税中拔出100万镑闲置资金作为准备，在广州开设中国银行分行，在广东发行保值银元券，以此回收广东滥币，经过一个月的回兑后把广东滥发的3000余万元纸币全数收回销毁。贵州、江西等省则与中国银行签订合同，以中行兑换券或币制公债回收地方纸币也都取得一定成效。即使是被日俄控制的东北三省，袁世凯政府也做出一定努力，以求有一些作为来取得一些改善。例如在黑龙江设立中国银行分行，在东三省发行银元汇兑券，以回收日、俄及地方滥发的纸币。只是袁世凯政府的财力有限，而且日俄及地方腐败政府进行抵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的。袁世凯政府还令中、交两行在全国各省设立银元兑换所，让商民随时以地方滥币兑换两行的兑换券。由于中、交两行有充分的现金准备，发行的纸币信用坚挺，商民乐于兑换，使近一时期的纸币整理有了一定的进展。

（十九）1914年2月7日袁世凯政府公布《国币条例》和实施《细则》，决定采取梁启超提出的银本位制，此外还着手整顿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但由于袁世凯称帝引发护国运动，袁世凯从中、交两行大量提款，导致两行现银准备空虚，引发1916年春夏的挤兑风潮（京钞风潮），不仅打断币制改革的进程，而且造成金融市场的狂澜迭起。袁世凯认为民国政局的社会风气比清末更为败坏，其主要原因在于纲常礼教被废弃。辛亥革命爆发所导致的封建帝制溃崩使得在短促的时间内社会处于一种失范状态，伴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中国急需重建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而现实却与之相左，故建立秩序便往往表现为在孔子的学说之下恢复秩序，这便是尊孔复古思潮出现的原因。当时以“力挽狂澜，扶翼圣道”为宗旨的尊孔团体大量涌现，如上海的孔教会、北京孔社、山东孔道会、山西洗心社等等。孔教会是尊孔的主要场所，它一成立便得到教育部的批准。1913年6月袁世凯下尊孔令，称孔子为“万世师表”。1914年9月28日袁世凯明令京师和地方一律举行“祀孔典礼”，京师由大总统致祭，各地由各省长官致祭，并亲自到北京孔庙祭祀。1915年1月袁世凯发布《特定教育纲要》，在“教育要言”中提出：“各学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尊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中小学教员宜研究性理，崇习陆王之学，导生徒以实践。教科书宜采辑学案，以明尊孔尚孟之渊源。中小学均加读经一科。”同年2月袁世凯《颁定教育要旨》，以“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七项要旨”代替民国初年之教育宗旨，其中说：“爱国即诚心爱国勿破坏，要求对有形之破坏，凡一切邪说暴行，足以启作乱之渐者，拒之勿听，避之若浼，恶之若鹰鹯之逐鸟雀。无形之破坏，凡一切私心恶习，足以贻隳事之咎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视之如饥渴之于饮食。内外同心，上下同力，中华民国庶有赖乎！”

（二十）关于“法孔孟”时说：“吾人去圣既远，舍诵法其言外，殆无以想见其人。”孔子以不好犯上作乱为仁之本，孟子教人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古时礼本谓法。所以吾国民诵习孔孟之言，苟于其所谓居仁由义而求得共和法，治国为人之真谛，将见朝野一心，共图上理，由是扬国粹而跻富强，其道又奚待外求哉。关于“重自治”时说要学习英王国人人能自治，要以英为范本，袁世凯死后尊孔读经的规定即被废除。袁世凯复古的另一举措是恢复祭天仪式，1914年12月20日袁世凯颁布“祭天告令”，表示：“古之莅民者称天而治，正以监视之有赫，示临保之，尤与民主精神隐相翕合。”23日袁世凯前往天坛，举行祭天仪式。1914年袁世凯下令将关羽和岳飞合祀武庙，凡军人宣誓大典都要在武庙举行，建立关岳庙。民国初年报业一度十分繁荣，新闻自由甚至超越当时世界上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袁世凯政府开始在各地大规模封禁国民党系统及同情国民党的报刊。由于上海各报多数在租界内出版，袁世凯政府不能直接查封，遂采取禁售的办法，限制在内地发行。据统计民国元年全国报刊约500家，至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家，比民国元年锐减300多家，新闻出版遭受到重大打击，史称“癸丑报灾”。1914年4月2日袁世凯政府的内务部颁布有《报纸条例》，这一条例共35条，主要规定：实行出版物批准制加保证金制；报刊不得刊载淆乱政体、妨碍治安、败坏风俗、外交、军事之秘密等内容；所有报刊应于发行日递送警察署存查。北洋政府的《报纸条例》实际上是套用日本1875年制定的《新闻报纸条例》，且比日本的《新闻报纸条例》更为苛刻。1915年7月10日袁世凯政府根据《报纸条例》的执行情况作了一些枝节性的修改，又以大总统的名义颁布《修正报纸条例》。

（二十一）1914年12月5日国务总理孙宝琦签署颁布《出版法》，不仅把《报纸条例》中的限禁范围扩大到所有的文字、图画等印刷品和出版物，而且规定更为苛刻。袁世凯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帅办事处”来编练“模范军”，把军权亲自抓握到自己的手中。自袁世凯政府成立以来军权一直集中在段祺瑞控制的陆军部，在对付国民党与民间白朗起义时段祺瑞为袁世凯出过死力。但自镇压二次革命以后陆军部的势力大大膨胀，关于军官的提升或降黜时段祺瑞往往擅自决定，而且所提拔的人又多是他的门生和部属，在陆军中隐然自成派系。这自然使一向重视军权的袁世凯感到不安，统帅办事处的成立就是为了扭转这种军权旁落的趋势。为了进一步控制军队，袁世凯以北洋军暮气沉沉为理由在统帅办事处另行编练模范团，由自己长子袁克定亲自掌握。企图通过这种方法，仿效新建陆军时期的思路，重新造就出一大批自己一手栽培起来的、绝对服从自己的军事人才。当时袁世凯除成立模范团外同时还设立讲武堂，任士官一期的蒋雁行为堂长，调集各省北洋六镇的亲信军官和各省拥袁军政大员推荐的青年军官，到北京参加训练。袁世凯对这些军官恩惠有加，使他们心悦诚服，训练以后放回本省提升任用。袁世凯还准备与此相辅而行地再把模范团历届毕业的团员，除选拔精锐作为建军骨干外拨一部分分发各省，着重提拔任用。一般毕业团兵初到省时要求派任为本省主要军队里的连排长或教练官等，这样袁世凯就可通过模范团的团兵和讲武堂的军官一面深入了解各地的军事实情，一面贯彻他的意图。1914年6月30日袁世凯下令裁撤各省都督，改设将军名衔，赋闲者加“威”字，在职者加“武”字，有特殊功勋者加“上将军”（如昭威将军蔡锷，泰武将军靳云鹏，宣武上将军冯国璋等）。原有各省都督有实际带兵责任者改称“督理军务”，承大总统之命并受陆军部和参谋部监察（如督理湖北军务段芝贵等）。

（二十二）袁世凯实行地方行政和军事机构改革的目的在于以设道缩小省级行政长官管辖的范围及权力，以军民分治虚化都督权力，不使带兵长官与地方行政权力结合，避免形成古时藩镇坐大局面，威胁其个人专制及家传部署。但实际情况非如袁世凯之设计，晚清以来地方军阀的形成已成不可避免之势，所谓“都督”与“督理”之差别不过易名而已，毫不妨碍督理仍然在其辖区内呼风唤雨、占山为王。袁世凯在“都督”之名易为“督理”后不久又有令谓：“所有督理军务各将军，略与原设都督职权相类。”表示出他对现实的让步。1912年11月初袁世凯在北京发布政令剪发，1914年6月颁布《劝诫剪发规程六条》。 袁世凯一贯主张禁毒禁赌，清末的烟馆是重要的社交场所，风气败坏。直隶总督袁世凯在1907年5月19日上奏的《预筹革除鸦片折》中表示：“鸦片之害，荼毒生灵，虚糜金银，不可胜计，实为中国贫弱之源。”袁世凯所领导的直隶省设立200余个戒烟分所，先后铲除烟馆800多个，查获秘密贩烟案1300起。在禁止种植罂粟方面他多次颁布晓谕，倘有偷种之户，立将烟苗划去，地亩充公。当选民国总统后袁世凯更是规定吸鸦片者立即戒除，贩者分别停歇，种植者若不将烟田改种他物则一律治罪，凡官员故纵者按情节轻重予以惩治，期间颁布的《禁烟令》至少有七次之多。在禁赌方面袁世凯自小站练兵时期就禁止军队赌博，在其制定的《简明军律二十条》中有两条为罚律，其中之一即是关于赌博，犯者插箭责罚。直隶总督时期在直隶师范学堂和小学堂《学堂条规》中规定学堂上下人等一概严禁赌博，违者由总办分别责饬开革。

（二十三）任职民国总统后袁世凯则以法令的方式禁赌，1912年6月颁发的《暂行新刑律》对赌博者、开设赌场者规定有不同的刑罚。袁世凯高举“五族共和”的旗帜，成立蒙藏事务局（后改称蒙藏院），管理蒙、藏等少数民族事务。在外蒙古独立并武力进攻内蒙古的情况下袁世凯一面羁縻抚绥内蒙王公，一面调兵遣将击退外蒙军，从而稳定内蒙古局势。其后又颁布《禁止私放蒙荒通则》和 《垦辟蒙荒奖励办法》，在内蒙古各地逐步推行大规模的放垦蒙地政策。对于西藏分离的动态时袁世凯政府起初支持尹昌衡西征藏区，但在其尚未抵达拉萨前又向英国妥协，召开西姆拉会议，遗留下西藏问题。袁世凯统治时期外交的基本特征是维持外交，维持晚清形成的以不平等条约为主要特征的中外关系体系。袁世凯主动向列强表示将全部承认列强在华特权，北京外交部照会各国政府：“所有满清前与各国缔结各项国际条约均由中华民国担任实行上之效力，凡已结未结及将来开议各项案件交涉案件均即由驻在之临时外交代表继续接办。”不仅如此袁世凯还颁发临时大总统令，命令各省都督及地方长官督率所属文武军民讲究约章，切实遵守，勿得稍有违犯，致失大信于天下，而陷国家于危险之途。并要求国人履薄临深、互相告诫等，以妥协退让的办法换取列强支持中国稳定。维持晚清形成的中国疆域，辛亥革命之际由于中国新旧政权更迭，边疆分离势力蠢蠢欲动，外来势力趁虚而入。中国边疆西藏、新疆、外蒙古、满蒙（中国东北南部和内蒙古东部地区）等均面临严峻挑战，袁世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以妥协的方式勉力维持晚清领土原状。

（二十五）如以签订《中俄蒙协约》方式确保中国对于外蒙古的“宗主权”，以不承认英藏签署的《西姆拉条约》而将西藏问题搁置，以外交斗争和争取国际支持的方式避免“满蒙独立”的出现等，渡过此次难关至少在名义上使中国的疆土未受进一步损失，维持晚清形成的列强在华均势。晚清经过列强发动的一系列侵华战争，已形成列强共同统治中国的相对“均势”格局。袁世凯继续晚清李鸿章执行的“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维持列强在华的这种均势，在列强的隙缝中求取中国的生存。例如推行“联合欧美，抵御日本”的方针，将二十一条条款故意外泄，通过美英的压力迫使日本放弃二十一条的第5号条款，这种方针对整个民国时期的外交都产生重要影响。京钞风潮是北洋政府时期因中国、交通两银行京津地区的纸币停止兑现而引起的金融风潮，北洋政府财政枯竭、国库空虚，军政费用的筹措除借内外债外就是靠中国、交通两银行的垫借。1916年5月由于政府大量动用中国、交通两银行的发行准备，造成中国、交通两银行现银准备空虚，消息传出后在京津等地迅速形成挤兑风潮。北洋政府于1916年5月12日下令中国、交通两行停止纸币兑现，此举引起人心恐慌，外国人控制下的铁路、邮电、税收、海关等则拒绝接受中国、交通两银行纸币。其他银行的纸币也发生不同程度的挤兑，市场现银极为缺乏。纸币贬值，物价上涨，交易停顿，市场陷于混乱，形成金融风潮。

（二十六）与此同时上海中国银行拒绝执行停兑令，其他地方的中国银行也未认真执行。当时银行钞票系分区发行，京津地区发行多，且在北洋政府直接控制下，故继续执行停兑令，以使这一地区发行的中国、交通银行钞票（京钞）长期未能兑现，在市场上折扣行使。这一纸币危机持续数年之久，到了1921年11月刚开始恢复兑现的天津中国银行等处又因谣传和自身准备不足而发生挤兑风潮，但此次风潮很快平息下去。因两次风潮主要发生在京津两地，故称为“京钞风潮”，该项“京钞”直到1923年用政府发行公债和银行发给定期存单办法加以收回始告全解决。癸丑报灾是指1913年由于袁世凯当局对全国多家报纸查禁和整顿，致使多家不利袁世凯言论的报纸停刊，时逢农历癸丑年，所以外界称之为癸丑报灾。1913年袁世凯当局刺杀宋教仁后新闻界的报道令当局颇为不满，镇压二次革命时当局对反对派的报刊开始进行清理，报纸报人被警告传讯、打砸搜查、封门停业的事时有发生。同时由于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被袁世凯剿灭，因此国民党系报纸被全部查封。上海地区的《民立报》、《天铎报》虽在租界未被查封，但也因在上海地区禁止销售而被迫停刊。民国元年全国报刊约500家，北京占1/5，“二次革命”后北京报刊只剩20家、上海5家、汉口2家。据统计到1913年底全国继续出版的报纸只剩下139家，新闻出版遭受重大打击。有大批报人受迫害，新闻记者中至少24人被杀，60人被捕入狱。1913年正逢农历癸丑年，当时新闻出版人将这一年报纸遭受的浩劫称为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癸丑报灾”，称袁世凯为“报刊屠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