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1933-1935手稿 ——（笔记2、附录）
笔记本Ⅱ
1933-1934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当列宁独自对抗四个人时（1904）。马尔托夫9主持[会议]。他发通知、作报告、提提案，自己的修正案。列宁感到拘束。他不善于浮于表面地论辩。也许那一刻我（译注：可能不是指作者本人）对自己能力的怀疑一闪而过。从他的讲话中听得到迟疑的音符。
[(值得注意列宁从未提及其哥哥哪怕只是一个词。即使是过去——但这种诱惑过去肯定不止浮现过一次。)]
入狱照-两连续快照，侧脸与全貌，紧闭着双唇，闷燃着的眼-被强迫拍摄，被俘为囚犯。
流亡中的恐怖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们（很少）被马克思主义者所激怒，[他们]倔强倨傲地学习，使用他们独特的话语，诉诸于他们共有的观念和权威。[两个难辨识的词]自由精神[8]在马克思主义中看到了摧毁其播撒郁愤与不学无术权的企图。
阿利卢耶夫的寓所，在那里列宁和季诺维耶夫从7月6日[1917]一直藏匿到7月11日（直到启程前往谢斯特罗列茨克）。
这张照片展示了一个工头或高级技工的公寓，写字台旁[有]一张天鹅绒睡榻，一个雕像，一个只有几本书的书架，墙上挂着勃克林的《死亡》[9]-画家手握画笔，背后一具骨架拉着只有一根弦的小提琴。在那个反动年代，勃克林非常时髦-仅在巴黎(?)连密探马林诺夫斯基都买了贝克林画作的复制品。
克里斯奈亚·莱托皮斯《红色纪事》，1924年第1号，附录中——从凯瑟琳大帝时期开始的俄国革命团体的示意图。
（瞧这个！！）
多少触目兴叹的一连串努力和牺牲啊！
列宁的口号：
“打倒十个资产阶级部长！”
祖巴托夫的警察（Zubatovshchina）
君主制+社会改革
从俾斯麦和拿破仑三世那借来，
法西斯主义的前奏
但这都是如假包换的莫斯科风格
反动的年代
1907-1910（1910年末工人和学生活动又开始复苏）。布尔什维克党这几年的崩溃迹象是几乎是彻内彻外彻头彻尾。这有一张[关于这个的]照片。
列宁撤退极晚（污名，大量前科）。这为衰退火上浇油，使其变得极度尖锐——但衰退本身在所难免。
两名密探甚至混进了圣彼得堡金属工人工会的委员会(1913年)，其中一名是阿布·西莫夫，任委员会秘书。
[(列宁1891年在法律课程中的考试：试题听起来象是对后来这个继承权和既得利益的最大颠覆者随后的毕生行为讽刺性介绍)]
列宁的笔迹
笔迹学是一门值得质疑的科学。把某些写作特征和某些性格特征直接等同起来是一种过于机械的研究写作心理机制的方法。但个人笔迹有特征这点毫无疑问，就算没有笔迹学的规定。尽管有不少独到之处，列宁的笔迹还是很流畅：它不失为一种经济、方便、快捷的笔迹。
[(查苏利奇——俄国第一个女性恐怖主义者——称她自己为“一只羊”！(见她的信件)]
毫无疑问，《火星报》(Iskra/Искра)和《曙光》(Zaria/Заря)[时期]列宁在一群才艺卓绝、天赋异禀、受过文明世界的教育的公民中。尽管许多[字迹难辨]噪音(普列汉诺夫的)，来自高尚思想的温煦气氛依然洋溢在六人小组里。之后列宁再没有机会在这种环境中工作。他变得愈发伟大，但其的同事们的水平却显著地下降。
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局甚至是其中最极端的。
列宁的新同事：波格丹诺夫、奥里明仁斯基、卢那察尔斯基、沃罗夫斯基代表了这种下降。
“尼古拉·列宁（НИколайЛенин）”
哪来的？
或许“H”是为了他的妻子（Надежда）[10]。
三维政治。三维革命者——在两种意义上：作为革命者的一贯性（但布朗基，作为例子，也这样）和从革命行动的立场全面统涉斗争场境的三维的能力。
列宁—考茨基—倍倍尔
直到1914，列宁在外国事务上都视考茨基为权威。在1906，他极度高兴地抓住考茨基针对普列汉诺夫强调工人运动中“权威”重要性的调查问卷的回应。同时，每当德国当局与布尔什维克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倍倍尔就会被证明是个寻求妥协的“小老头”，至于考茨基[字迹难辨]自信!
照片
列宁在1915[Proletarskaia revoliutsiia,1925,no.1(36),p.52]
这张照片不像肖像那样生硬，而是意外，偶然间抓拍。这是它的缺憾。但有时这也是力量的源泉。面部特征在这里获得了现实中没有的清晰。刮净的胡须更凸显了面部的锐利。这张脸没有被讽刺、狡黠和善良本性所软化。它的每一个特征都蕴藏着智慧、意志力、自信，和1915年严酷情势带来的紧张。
战争。使国际崩溃。他不得不从头开始重做所有工作。
列宁在1921(同一问题上)则轻松得多，没那么紧张，从他的形象中感到需要他一日万机已经成过去。
1905年莫斯科起义
列宁与起义实际工作的关系几乎鲜为人知。这绝非偶然。它不可能不存在。列宁当时就住在(?)彼得堡。与莫斯科的联系非常重要的。显然列宁不希望存在稳定联系；他非常成功地隐藏了这一秘密，甚至于历史学家。
但尽管如此，为何在彼得堡与列宁共事过的其他“CC”[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成员对此没任何记忆呢？这是最神秘的方面。但即使是这也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决策没有经过CC表决。如果CC大量职位缺人，那么列宁就可能且必须在没有CC的情况下，并与那些[和他]关系特别密切的人来“推动”工作，那些人向莫斯科必须知道情况的人解释说，伊里奇寄希望于这样或那样的方法——目的是保存力量——这完全符合列宁的精神。
利佩沙、拉波普什卡、马杜什卡
面对重大事件时，马尔托夫那绵软而孱弱的头脑停止了思考，对此无能为力。这位聪明绝顶之人那无可救药的局限性再没有像他在1918年写好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史中表现出来的更明晰了，在那里他彻底误解了所有发生过的事情，并妄图和孟什维克那早已瓦解冰泮的旧先验结构与历史的车轮相抗衡。
顽固的“教条主义者”，“学究”列宁不知疲倦地从事件中汲取教训，而现实主义者马尔托夫却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疏远行动的崇高避难所。
马尔托夫的才学，和心灵[是位]女性。这塑造了他写出的信件——如淙淙溪流，比他的文章好得多，而他的文章——又比他的书好得多。
列宁代表了一种物质和精神力量的协调。那么，为什么在某些时期，他看起来那么失谐，“这个疯子”不仅在其敌人那儿臭名昭著，而且对派内的反对派那也是如此，甚至在某些特定时刻——对那些思想上与他最亲近的人来说也如此？毫无疑问，因为这里所涉及的不是泛常，均等，常人的协调，而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力量。他的远见、意志和心理承受能力相辅相成，但每一种品质都在左右摇摆至于以出人意料的面貌与骇目惊心的结果[冲向]他的敌人和朋友。
列宁有时不仅在小事上，而且在大事上也会犯错误。但他能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并且反过来利用对手的。把他做出的正确和错误决定的数目加以统计就会显出他的巨大功绩来。不少人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指出他们的正确性，还有列宁在某些问题上，有些时候甚至是在非常重要的问题上的错误。“波尔巴”[斗争社]29对列宁的第一个土地主张(分地问题)的批评是正确的；普列汉诺夫对列宁从“外部”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的批评是正确的；笔者对俄国革命性质的总的预测也是正确的。但是在对各种错误倾向、组织和个人的斗争中，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像列宁那样负有声誉。在这里蕴藏着他的影响、他的力量的秘密[话有开头，但没有结尾]，而他绝不是像不肖门徒的历史编篡学[11]中所描绘的那种虚假的永远正确。
反动的年代（1907-1911）
这个退却时期有许多充满生机和闪光的时刻。
在政治组织中，只有最坚定的革命者和内奸会留下来，中间派都和组织脱离了。
天才
[这是]个体的人类学现象还是社会的？
[这是]一种二者的结合和相互作用。
“选择”和“训练”——达尔文的术语在天才形成中的应用
普列汉诺夫与列宁
比较普列汉诺夫革命生涯的25周年庆祝仪式和列宁50岁生日庆祝会。
在普列汉诺夫的讲话中，他感谢了[所有人]对他的赞美之词，在谈及他自己的时候，他又引用了果戈理、歌德和威廉·李卜克内西的话。30
列宁在朋友们发表完生日祝词之后才到场——组织者们，知道他不胜其苦这些，所以没有坚持要他在场——在他之后的致辞中表示应该废除这种周年庆祝，这样就即不会模仿资产阶级也不会趾高气扬(！)
斯拉夫主义——[是]弥赛亚主义——[一种]对落后的报复。
但在俄国的弥赛亚主义中存在着一种异乎寻常、与众不同、独辟蹊径的观点(季乌切夫Ф.И.Тютчев)31
对立的统一，质变
(参见我以前的文章)
革命者回忆录尤其有趣，尤其是那些不主要甚至二流都算不上的人的回忆录。这些人的活动都是围绕着一种观念构建的，他们的视野通常很窄，地下活动的条件局限使他们与外界隔绝了。在被捕和下一次被捕的间隔，他们继续进行着某种狭隘的、有时纯粹技术性的任务。就像在跑步机上原地奔跑的马匹。他们完全有权使用那些有时候自己给自己起的十分具有讽刺意味的革命绰号。但与此同时他们全神贯注于单一的动因与外部目标上。
乌里扬诺夫一家34
安娜·伊里奇娜没有子嗣(或许有领养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没有
玛丽亚·伊里奇未婚
迪米特里伊里奇近况如何呢？
从基辅监狱越狱和火星报时期
由于整个监狱体系的破坏，[多亏了]学生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声援，我的越狱行动才得以成功。
整个旧火星报的活动是这样的：
沙皇制度的历史的落后性让火星报得以在西方专制主义之下活动。另一方面，沙皇制度的这种落后又催生了俄国知识分子的极端思想和......暴力活动。
由此产生了激烈，紧张的斗争。
在Narodnaia Volia[民意党]的活动35中，出其不意是成功的关键因素，当局措手不及，行动就产生了作用。但当局有备而来时，效果就消失了。
列宁的精神的和谐——在心力的巨大消耗下实现——巨大消耗扰乱了他的生理的和谐。（参见梅尔尼科夫教授）[字迹难辨]
列宁塑造了这个аппарат
这个аппарат塑造了斯大林。[12]
a＝a只是规律的特定情况
a≠a。
辩证法是运动、发展、演化的逻辑。
形式逻辑包含静滞且恒久的诸量：a＝a。辩证法反驳：a≠a。都正确。在每个被给定的时刻A＝a。在两个有差异时刻，A≠a。万物皆在流动，变易。
#↙
逻辑表达的是什么？外部世界的法则还是意识的法则？问题以二元论的方式提出，[因而]错误[因为]逻辑法则表现了意识与它和外部世界的积极关系中的那些法则（规则、方法）。意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部分（特殊、专门）与整体的关系。
#↗逻辑涉及（a＝a）这种不变的质和这些质的定量（25a），而辩证法是建立在量到质的转变及其颠倒上。
量变与质变的法则（很大程度上）是辩证法的基本法则。
辩证法在这个向度上是达尔文主义的逻辑（与林奈36......相反......）、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与对历史过程理解的理性主义、唯心主义相反）和哲学唯物主义的逻辑（与康德主义，等等相反）。
这种质量的辩证关系意味着与所谓“道德的价值观念”彻底决裂。官方，即今天的资产阶级思想仍然把正义、权利、荣誉视为绝对价值，视为崇高的准则。而辩证唯物主义已把空想王国夷为平地。辩证法揭示了经济领域里难以察觉的量的分子变化是如何为道德准则的翻天覆地铺平道路：旧的价值观转而与自己对立，新的价值成为在场，而它的载体是一个新的阶级或阶层，而不是[旧]阶级自己的新生代。在庸人和市侩圈子里，指责列宁是一个“犬儒主义者”很常见，这恰恰精确地显露了他们对辩证世界观的敌意，还有他们为绝对价值所做的斗争，[这些]敌意和斗争对于他们掩盖[他们]可怜、贫乏、自私的实践必不可少。
[在]19世纪80年代，亚历山大三世在捍卫专制方面比他父亲要自信和果断得多。“伟大的改革”——特别是区域自治、司法机器、新闻界——使官僚机构得以区分其敌友的真正力量。事实证明这些举措起效了。
辩证法
我们必须认识到，辩证法的基本法则是量向质的转化，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切演化过程的一般公式——既包括自然也包括社会。
意识始于物的差异，它们彼此反对，以对其质的差异进行分类。量的定义以独立的细节运作，因此它们又依赖于质的定义(五指、十年、100安培)。
实践观点存在于这些限制之中。对牛贩子来说，牛就是牛；他只对它乳房的个别性质感兴趣。从他的实践观点来看，他对牛和变形虫之间的基因联系漠不关心。
如果我们从原子论的角度来把握宇宙，那么它对我们来说就像一个巨大的实验室，在这里，量转化为质，质又转化为量。
有人可能承认这一点，但不能将其贯彻为思想的基本原则。有些人把康德-拉普拉斯的世界观与圣经信仰或类似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虽然他们标榜自己是达尔文主义者，但同时相信至高准则，或者说人类的内在道德。
量向质的转化原则具有普遍意义，我们把整个宇宙——毫无例外地看作是生成和演化的产物，而不是意识创造的成果。
毫无疑问，黑格尔本人并没有把量向质的转化法则赋予其应得的至高无上的重要性。黑格尔依赖康德-拉普拉斯的理论，但他既不知晓达尔文主义，也不知晓马克思主义。回想辩证法家黑格尔把普鲁士国家视作绝对精神的化身就足够了。
恩格斯继黑格尔之后，把那些以绝对和不变的范畴思考的人，即把世界看成不可变易的质的集合的人，称为形而上学家。
以一种多少比较纯粹的“形而上学”进行思维也许只存在于原始人身上。在折衷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文明世界中“演化”、“进步”的法则总体上被承认，而在它们之外，几个绝对的范畴也被接受——在经济领域(私有财产)，政治领域(民主、爱国主义)，和道德领域(绝对律令)。
盎格鲁-撒克逊思维就目前而言仍是经验论的残余。
在英国学者的头脑中，或者说在他书房的架子上，达尔文的著作和《圣经》并排摆放着，互不干扰。盎格鲁-撒克逊的思想是根据海军的水密舱37系统来构建的。这个问题上，保守的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观对辩证法保有最顽固的反对，因为辩证法破坏所有的“水密舱”。
“向对立方面的转变”
理性变成了荒谬
善行——灾殃[14]
从它们一致的方面或对立的方面来考察现象，就意味着根据它们的质的方面来考察。
量向质的转化及其反面以一种质向另一种质的转化为前提。
参见弗洛伊德。
在原始的语言中，大与小、高与低等都是用同一个词来表达的，而大与小之间的对立则是用手势、语调等表达出来。换句话说，语言在发展的时候，只有一种一般性，即将对立的质的东西转化为量的差异。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甜与苦的概念——善与恶、贫与富之类的概念等等。
在这些抽象的公式中，我们得出了最普遍的，从繁星到地球、自然和人类社会的运动与变易的法则(形式)
这里得出的一个regime[15]到另一个regime的转变的逻辑(辩证)形式。但在这种普遍形式下，只是个关乎可能性的问题。
抽象的可能性到具体的必然性的转变[16]——这也是辩证法的一个重要法则——每一次都是借由确定的物质条件的结合达成的吗？例如，从资产阶级战胜封建阶级的可能性最终到胜利本身存在着各种时间的延宕，而胜利往往看起来还并未完全。
为使一种可能性成为一种必然性，必须有一些因素相应的加强与其他因素的削弱，而这些强和弱之间有着明晰的相互关系。换句话说：对于新生的力群的星丛[17]，一系列相关联的量变必不可少。
因此，可能性转化为必然性的法则导向——归根结底——量向质的转化法则。
灾变论
一切皆流，但不超出[自身]的海岸。世界不是“流体”，其中变易与恒久（凝滞）的诸元素的结晶相伴相生，尽管并非真正“恒久”。继而，生命创造了自身的海岸只为随后将其冲垮。物质在某一给定阶段的量变，冲垮了那些物质在先前状态中恒久形式。冲突。灾变。不是旧形式克服（部分地克服）,迫使（部分地）征服自-适应，就是在运动过程中经由其新结晶从其子宫与诸旧形式元素的同化爆破旧形式创造新形式，
另见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自由主义（渐进主义）的发展的观点
进步观
革命理论
内容和形式的逻辑对立[18]就失去了绝对性质。内容和形式转换。内容从自身中创造出新的形式。换句话说，内容和形式的相关性最终导致了量向质的转换。
继续分析和另一种矛盾相关的东西。
这么做有什么目的？当代的“实证主义者”说：我能提供对现象世界杰出的分析，且用不着那些矫揉造作和探微赜奥。一个屠夫有同样的理由说他能不借助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就卖出自己的小牛肉。我们要对屠夫澄清的是他实际上总是依赖于三段论而自己却不自知；[这就是说]如果他生意不好，那么他个人的愚昧也只会让他的生意更惨淡而不是更好；除此以外，如果他想在纷繁世间中改换门闾，那么他就无可避免地要让他的孩子学习科学，也就是包含了三段论（逻辑）的科学。
对于实证主义的代表，以及他们有限的观点，我们说：所有当代科学[(其首要的，那些涉及物质、实质的方面)]的每一步都富含辩证思维的法则，就像屠夫使用的三段论或茹尔丹先生[19]使用的散文：从不曾被知晓。正因如此，普通的学者保留了许多习以为常[类似的那些特征]无法穿透的水密舱，不去提出那些从科学思想的一般运动中产生的问题，在其要求辩证的一跃时疯狂地阻止，并拒绝其得出一般结论。
辩证法并非要把研究者从对事实的深稽博考中解放出来，恰恰相反：它必须这么做。但作为回报，它赋予研究者的思想以弹性，辅助它应对僵化的偏见，武装它以无价的类比，并教育它以以谨慎为基点、勇猛精进。
意大利学者的惊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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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五日-罗马。
意大利学者恩里科·费米于近日取得了一项特别重要的进展，他在当前元素表中已有的92中元素外，以人工合成的方式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化学元素。这些成果是在法国科学家居里夫妇的研究基础之上取得的，而这一基础是：在他们发现中子的存在后，便利用这种微粒来“轰击”一些元素的原子核，其目的是使这些被轰击的元素的原子可以转变为其他元素的原子，但这些元素间的转换总是局限在已知的从1号（氢元素）到92号（铀元素）之间发生。
但是恩里科·费米先生在相同的方式下，用中子轰击了已知元素中的最后一位元素——即铀原子。在这一被轰击的原子核的爆裂中，一个新的，被称为“93号”的元素诞生了。这一发现已由议员马里奥·奥尔索·科尔比诺在本次大会的闭幕时所宣布。[20]
以门捷列夫举例，他对辩证方法认识的缺乏使其无法认识到元素相互转化的性质，尽管他发现的元素周期表把元素的数量差异与原子的数量差异联系了起来。
民族社会主义
在某种程度上辩证法的要素渗进了所有思维中，尤其是"文明"的当代人的思维经历了最大的技术变革、经济动荡、战争和革命。在意识形态领域，民族社会主义代表了对辩证法的极端反对，其一致性相比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更是重量级，后者是彻内彻外的顺势主义。哲学上的民族社会主义正是反对变易[21]的观念：因此它不仅敌意地拒绝马克思主义，而且拒绝达尔文主义——它追寻将认知归基于恒定的本源；在人类社会的论域这本源就转向血脉和鲜血。辩证思想于此以颠倒的方法证实了其力量；冥顽不化地反对辩证法将把那人扔回条顿堡森林的深处。
列宁和马尔托夫
如果说所有当代思想都被辩证法的要素所渗透，那么孟什维克的政治思想就更是如此，他们上过马克思主义和革命事件的学校。但与辩证法不同。在许多情况下，马尔托夫以高超的技艺非常巧妙地指挥着辩证法但这是一种接近于他在知识分子群体和高层的工人知识分子的环境中对相关现象的思考相关的辩证法。
有时马尔托夫能别具慧眼地分析议会政治重组、新闻倾向变化、统治集团战略——只要一切不超出进行中的政治、远在天边处于准备阶段的事件或和平条件下的界限内，并限于战前欧洲的领袖、议员、记者和部长在政治剧场上表演，基本对手万变不离其宗之时。
只要马尔托夫在这些界限内如鱼得水，一样悠游自如。他的辩证法是关于模仿工艺、有限规模和临时调整的辩证法。他从未冒险超出这些界限之外。相反，列宁的辩证法则有鲜明特色。其思想——他的反对者常指责他——"简化"现实，实际上这是扫开次要和临时性事物以处理最主要的问题。因此，当恩格斯将国家定义为以监狱式结构的物质附件武装的人民军队时"简化"了现实。但这是一种节俭的简化：确实，这定义本身不足以评估当时的事态，但在最终的历史分析中这是关键性的。
列宁的思想以有血有肉的阶级作为社会的基本因素运作因此展现了其全部力量于大规模群众进抵历史场境的那些时期，即极端动乱、战争与革命。列宁辩证法是一种大格局的辩证法。
虽然机械学[22]基本法则适用于人类所有生产活动，但现实中有钟表匠和第聂伯河水电站两种机械学。马尔托夫的思想是政治中钟表匠的思想。列宁的思想以第聂伯河水电站的格局工作。这只是个量的差异吗？量在这变为质。
然而，以钟表匠作比喻，意义有严苛的条件。手表的机械装置将过着自在的生活（只要它不被摧毁），并且手表的指针可以精确地显示时间，即使钟表匠对地球绕地轴运动的法则一无所知。但小格局政治（政党内部团体、议会游戏[23]，等）保持其相对独立性而（相对）大的因素，也就是，阶级，终始若一。马尔托夫的辩证法在小格局问题上也屈服于悲剧性失误，阶级斗争的风雷越是临近，越是搅动社会生活。我们的整个时代自本世纪头几年以来向着成为一个越发宏伟的历史时期之一搅动，马尔托夫的思想越发显露出其弱点，将辩证法幼稚地变成为内在不确定性的屏蔽，并落入庸俗经验主义者的影响下，像丹[24]这样。
相反，列宁的思想对所有次要现象、上层建筑要素的分析越透彻，就越直接依靠着正发生中的阶级运动。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列宁的思想变得更强大、勇敢，同时也更精细、灵活。
马尔托夫的错误概莫能外地犯在历史进程的右翼，其频率和范围日甚一日，旋即超出战术领域，进入战略领域，归功于此，其战术机智和富有动力化为乌有。
列宁的政治错误总在发展线的左翼，因此[沿着发展线]走得越远，就变得越淡，偏离的角度越小，越得到认识与纠正；凭借这点使战略与战术间关系到达了更高更完美的关联。
唯物辩证法
（开端）
辩证法是变易的逻辑。它考察世界——毫无例外——不是特创之果，蓦地肇始，规划实现，而是运动，变易的结果。万事成为它自身皆是合理发展的结果。
在这，最本基和普遍的意义上，自然与人文的辩证观与被称为“演化论”[25]的自然观，即当代自然与社会科学的观点异口同辞，只要它们的确配得上被这么称呼。需要注意到所有关于存在的变易的哲学概念，代表着对先前的科学发展做出勇敢地概括，在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前就已出现，并直接或间接地将其它们丰富。
我们还将看到“演化”作为世界和社会本源的普遍公式，比辩证法的概念更无定形，更不确定，更少自满。因此，现在能佐证对我们辩证法（或演化论）的观点是合适的，不可避免地走向唯物主义：有机世界从无机中产生，意识是有生有机体的禀赋取决于被演化出的器官。换句话说，演化论（辩证法）的“魂灵”[26]在分析的最后导向物质。演化论的观点导向一个不给各式各样的观念论、二元论或折衷主义留下一点空间的逻辑性结论。
因此，"唯物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不是随意拼凑独立的两个术语，而是差异的统一——一个不可分的完形世界观的简洁公式，它完全建立在科学思想的所有分支的整体发展[27]之上，并且只有它才能作为人类实践的科学支柱。
自由主义者的"进步"概念
Vestnik Evropy（《欧洲先驱报》），第六年，第二册，187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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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商业问题
世界贸易联系的发展——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话说——“是全球和平的主要保障，是人类思想、制度和素质不断进步的巨大而坚实的保障。”
在此转述一下关于克莱蒙梭的说法，他对演化论的态度，等等。
注意，鸡蛋是如何"进步"为鸡的。
关于秃子的古老诡辩[28]是对形式范畴的不牢靠（=不充分）的辩证揭示。
与作为形式逻辑要素的照片相反，[动态-影像]电影是"辩证的"（表达的很差）。[29]
认知思维从区分开始，从瞬间的照片开始，从术语-概念的构筑开始，一个过程的独立时刻被置于其中，但作为一个整体的过程却从其中逃脱。这些由认知思维创造的术语-概念，随后被转化为思维的束缚。辩证法消除了这些束缚，揭示了静止与僵化的概念的相对性，它们相互之间的过渡。(黑格尔《逻辑学》第一部分P26-27)
"我们不用辩证法就可以研究现实。"
就像我们能不[习得]解剖学就走路，不[习得]生理学就消化食物一样。
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论针对二元论——针对二元论的物自身（黑格尔《逻辑学》第一部分28）。难道承认外部世界的现实性，在认知意识之外并独立于它，不是对二元论的回归吗？并非如此，因为认知在方方面面对我们而言都并非一个独立的要素，而是客观世界的一个专门部分（精确地说）。[30]
对我们的理性一点也不敌视（恩格斯）。因此，我们必须研究演化论的逻辑（辩证法）。伊特斯曼[31]对此嗤之以鼻。
理性已存在于地球演化过程的幼年期中，在太阳系的起源和有机生命的生息中，等等。，[32]并且能包容所有这些过程，可以说，辩证的理性内在于出生。但我们人类的理性是自然界最年幼的娃。对人类的记忆来说大自然提供的不是变易的图景，而是循环的周期，“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33]。人类本身就是连续世代的重复。每代人从一出生就都在某种意义上开始了艰苦的认知工作。在日常实践格局中，人精于与不变物打交道。在这种先天、遗传的、自动化的[实践]中理性的逻辑出现了，它讲自然界解剖为自在元素与自为元素。思想的发展只有在科学经验累积的基础上和历史发展（阶级斗争）的刺激下才会从庸俗逻辑走向辩证法。
理性主义是一种试图基于庸俗逻辑建立一个完整系统的尝试。
演化论的谱系[34]
关于太阳系起源的康德-拉普拉斯理论[35]
黑格尔的辩证法（法国大革命后)[36]
[查尔斯]莱尔的理论（地球的演化)[37]
达尔文的理论（物种的起源）
马克思的理论
这种思考从静态范畴到[从]变易角度的过渡可以溯源至伟大的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时代，那是勇决的理性主义最后一次宏伟烜赫地爆发。
康德早先以为逻辑学已经完善，因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也就是两千多年以来，逻辑学一成不变。
相反，黑格尔在此看到了逻辑学的极大停滞。
问题的实质是狭隘、实用、常人或粗俗的[思维模式]的规则和方法——完全基于实践——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论工作——很早，在古代就已形成，在这类常人思维的范围之内既不要求也不容忍变易。但恰恰是认知在亚里士多德逻辑基础上的成长和发展为其爆发准备了条件。
三段论是量向质转变的"机制"。
第二笔记本中的内容，该页开头为“三段论是量向质转变的‘机制’。”
历史上，人类形成其"概念"——其思维的基本要素——在经验的基础上，而经验总是不完整、局部和片面的。“概念”中包含了一个有血有肉、变易不止的过程中的那些特征，这些特征对于某一给定时刻来说至关重要且意义非凡。它未来的经验起初（数量上）很丰富，然后超越了封闭的概念，也就是说，在实践中否定了它，于此理论上的否定也成为必要。但这种否定并不意味着重新回到白板[38]。理性已拥有：a）概念；b）不牢靠的认知。这种认知等价于构筑一个新概念必要性，然后不可避免地揭示出否定并非绝对，它只会影响到原初概念的某些方面。新概念因此必然具有综合的特点：其包含原初概念中那些受得住经验检验的元素+[39]那些经验带来的新元素，这些元素导致对原初概念的否定。
因此，在思维（认知）领域也是如此，量变导致质变，然而这些转变没有[恒定的]演化特征而是与积渐中的断层相伴，也就是，伴随着大大小小的智力灾难。总之，这就是说认知发展具有辩证性。
新的"综合"概念又成为新的试验、充实、验证和新的否定的出发点。这就是三段论[40]在人类思想发展中的地位。但它在自然界的发展中的地位是什么呢？
在这里，我们接近了辩证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
意识（认知）和自然间的关系是一个有其自身独立法则的领域。
意识将自然分割成确定的类别并以这种方式与现实发生矛盾。辩证法克服这种矛盾——渐进、分散地——使意识更靠近世界现实。因此意识（认知）的辩证法并非自然辩证法的反映，而是意识与自然间有生的互动的成果——此外——一种认知方法，从这个互动中产出。
由于认知与世界不等同（尽管这是黑格尔的观念论假设），认知辩证法与自然辩证法也不等同[41]。意识是自然界中相当原创[42]的一部分，具有自然界剩余部分中完全不具有的独特性与规律性。主观辩证法必须借这点才能成为客观辩证法的一个独特部分——以其自身特殊的形式与法则。(危险在于——打着“客观性”的幌子——将出生时的痛苦、意识痉挛照直转移到客观自然中去）[43]。
认知辩证法使意识更贴近自然的"秘密"，也就是说，它也帮助它掌握自然辩证法。但自然辩证法都包括什么？将其与认知辩证法分离的限界（一个不可端倪的辩证"限界"）在哪？
意识像照相机一样运作：从自然界中撕下"当下"，但它们之间的联结与转变则遮蔽了；但摄像的对象，有血有肉的人并没被撕裂成瞬间。相反，电影提供给我们一种自然的"绵延性"令眼中的视网膜安适如常并贴近于自然的绵延性。的确，电影的绵延性实质上由分离的"当下"和它们之间的短暂间断组成。但前者与后者皆与电影技术相关，都借助了眼的缺陷。
查证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黑格尔本人不止一次地谈到必要的具体性由"当下"的内在运动产生——这种运动代表了分析程序（Verfahrens），换句话说，与事物（Sache）自身相关的外部行动与和主体内在行动背道而驰。(I,60)
22/VI/1934
存在（Sein）与虚无（Nichts）的统一性，就像将Nichts和Sein统一起来的概念"开端"的矛盾性一样，乍看之下似乎是一种精妙但徒劳的观念游戏。事实上，这种"游戏"粲然可观地将静态思维的失败暴露，其起初就把世界撕裂为静止的元素，然后依靠[诉诸于分析程序]无限扩张的方式来探究真理。
“移民”[44]的身份[45]
所有有关西方的信息，包括[来自]合法媒体（直到自由派[的媒体]），都由他们传来。
合法的与非法的马克思主义
1905
沙皇俄国的合法作家们不仅没有把一切都说出来，而且没有把事情想透彻。从本质上讲，他们对于主要问题没有完整表述而且往往没有仔细思考。在合法的限界内，他们阉割了个人的思想。他们觉得非法媒体都"因陋就简"、"心浮气盛"、"扞格不通"。但当自由的日子开始时，事实证明地下工作者，即移民[46]，席卷整了新闻领域。只有他们才知道如何书写革命话语。但只是次要的：最有才华的记者正是从移民[47]中产生。这绝非意外：政治需要精神，因此需要勇气，而这些品质在行文风格上就可以表现出来。
对立面的统一
小保罗在他想接受或想给予时都会说：“donne！”
《方法论》发表三百年之际，我们收到了下面这封来信。
校长先生
二月十三日和十五日的《时代》报都多次报道了一些将在1937年为纪念笛卡尔而举行的盛大活动。你的读者们也许会对以下这些事感兴趣：在这同一年中，来自全球各地的哲学家们将会齐聚在“未来展”会议中心以纪念《方法论》发表三百年。并且，这是由在1934年布拉格所举行的第八届国际哲学大会所决定的：第九届国际哲学大会将在1937年的巴黎举行，并且将会是一场“笛卡尔的会议”；这一会议将同由保罗·瓦莱里先生担任其主席一职的“笛卡尔协会”共同举办。这些举办者们正在准备一份纲要来阐释笛卡尔思想中的一般概念。
此致以我最崇高的敬意，
校长先生。
埃米尔·布雷希尔[48]
索邦大学教授为什么在科学思想的各个领域的给定发展阶段，有必要把一个理论"放在腿上"（假定那一刻之前一直站在它头上？）？。
因为人类有在实践活动中不仅将整个世界视为手段，而且将自身视为目的的倾向。实践自我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被带入理论——整个世界结构被颠倒过来。由此产生了纠正的必要（康德-拉普拉斯、莱尔、达尔文、马克思[49]）。
大脑是意识的物质基础。这是否意味着意识只是大脑中生理过程的一种“表现”？如果事态是这样的话，那么就会有人问：意识有存在的必要吗？如果意识没有独立功能，使其高于大脑和神经的生理过程，那它就是不必要，无用，甚至有害的；因为它是一个剩余的难题——多难的一个难题啊！。
第二笔记本中的内容，是托洛茨基对意识自主性的部分思考
意识的存在被逻辑思维加冕仅在其积极地产生生命结果超越了无意识的条件反射系统以实现成果的事件中才会在生物学与社会学中得到“承认”。这不仅预示着意识的自主性（在一定范围内）与大脑和神经的自动化过程无关，而且预示着意识也有能力影响身体的行动和机能。为实现这些目标，什么样的联通器使意识实现这些目标？这些联通器显然不应具有物质性，否则不仅会被纳入有机体的解剖-生理学过程链中而且不能行使由其被规定的功能所组成的独立职能。思想以其自身的法则运作，我们可以称之为逻辑法则；在它们的帮助下实现确定的实践成果，它（或多或少成功地）联通了我们生理活动链中的剩余。
众所周知，有个精神病学学派（“精神分析”，弗洛伊德）在实践中完全脱离生理学，而建基于精神现象的内在决定论上，诸如此类。因此有些批评家指责弗洛伊德学派是唯心主义。也就是指责精神分析学家们经常倾向于二元论、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因此，维特尔斯神父[50]（《弗洛伊德，这个人，这个学说，这个学派》——法译本）告诫他的教师不应该“彻底剥离自我与有机物”（207页）[51]。据我所知，这是事实。但精神分析的方法本身，以心理现象的“自主性”为出发点，决不与唯物主义相矛盾。恰恰相反，正是辩证唯物主义提示我们除非心智发挥自主性，也就是说，在一定范围内于个人生活中行使独立职能，否则它根本就不会形成。
同样，我们在这里接近某种临界点，一个渐进性突破，一个量到质的过渡：心智，从物质中产生，从物质决定论中“解放”出来，因此它可以独立地——通过自己的法则——影响物质。
诚然，因-果关系和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辩证法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政治源于经济，以便反过来借助上层建筑特性的连通器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这里的相互关系是真实的，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涉及到有血有肉的人的行动；在一种情况下他们被聚在一起进行生产，在另一种情况下——在相同生产需求的压力下——他们被政治地组合起来并用政治的连通器对他们自己的生产关系采取行动。
当我们从大脑的解剖学和生理学过渡到智力活动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就变得无比令人困惑。
二元论者把世界划分为独立的内容：物质和意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该如何处理无意识呢？
[8]译注：应为嘲讽前两种人。
[9]译注：阿诺德·勃克林，实际上他最出名的画是《死亡之岛》。
[10]译注：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
[11]译注：见《斯大林评传》。
[12]译注：在《斯大林评传》中，这句话变成了：“不是斯大林塑造了аппарат，而是аппарат塑造了斯大林。”所以这里翻译为党机器实际上是错误了，因为《斯大林评传》中译者处理为了“机关”。这完全可能是托洛茨基手稿完成之后批判理论思考的起始点；同时这与西方近代思想中的dispositivo词源上有亲缘性；托洛茨基对民主的理解实际上还和profanazinoi在实践上有亲缘性。争议过多，保持俄语原文可以提醒读者这里的多义性。
[13]译注：米西勒本德文《小逻辑》§25A与梁志学译中文《小逻辑》§25皆无此句。请注意译注4出现的情况，这里做出可能的讨论：列宁阅读的《逻辑学》来自《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德文版第三卷，托洛茨基阅读的版本是迈耶出版社1923的德文本。在一群同志的帮助下，借助互联网图书馆进行了检索，结果就是无论是原作者的译文还是俄文都找不到相关的原文，意思相近的都找不到，这本书也找不到。唯一可能主要注意到托洛茨基此处写的是俄语而非德语，证明此处大概率为为托洛茨基对具体段落的评价，（如果能找到托洛茨基的藏书问题会简单很多，可能托洛茨基档案馆有保存，但也有可能像当年马恩的一样没有保存下来），托洛茨基可能效仿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的做法：划线+摘录。在后文会出现很多来自逻辑学的引用，没出现德语的都应该只能理解为托洛茨基本人的理解。
[14]译注：原文为德语。
[15]译注：这个词可以翻译成很多不同的意思并且仍解释得通，因此保留英文提醒读者的多义性。
[16]译注：英译者认为这个立场可能来自Luppol
[17]译注：原文如此（令人想起晚期阿多诺，但托洛茨基毫无疑问没有阅读过法兰克福学派的作品；有个研究者认为托洛茨基阅读过卢卡奇，托洛茨基也使用过“异化”这个概念，但本雅明绝对是鬼扯，后者受托洛茨基影响倒是证据确凿），实际上这也是手稿莫名其妙地拥有今日哲学特色的原因之一，有待考证这个思想从何而来。（可能是精神分析）
[18]译注：antimony直译为“元素Sb”，在anti和mony中加上-就成了“反对大多数”或者说“反群众”，都说不通，取anti的“反”，有待考证俄语本。
[19]译注：Monsieur Jourdain大概率出自Molière的le Bourgeois gentilhomme中的主人公，托洛茨基熟悉法语戏剧，而且这个附庸风雅的人物在剧中和一个哲学教师有很有趣的对白。
[20]译注：原文为法语
[21]译注：按照一般的做法这里绝对是进步而不是变易，的确，民族社会主义哲学有很多反对进步，像尤利乌斯·埃弗拉这种，但这就可以说明民族社会主义主义反对进步吗？托洛茨基指出其内核在于血脉（或者说家族、民族的血统）和鲜血（这里完全又和血脉没关系，民族社会主义主义中鲜血意味着一种英雄主义、牺牲精神......就像云格尔的“工人”不是日常意义上的工人），这些东西和进步毫不相干！但是和变易有着极强的相关性，因为民族社会主义哲学就是强调血脉和鲜血的不变性，而不是社会文化和科学的反进步，对于今天认为的进步东西，在民族社会主义看来不是进步而是堕落！他们的思想本身就是进步主义的变态，所以本雅明才说以进步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对战必然失败，因为进步带有矢量性，二者并在共同的方向。
[22]译注：mechanics有：“机械学，力学；机制，运作方式；机械部件，运转部件；结构，构成”的意思，各有各的解释方式。
[23]译注：可能是托洛茨基嘲讽议会政治，上文提到马尔托夫很了解议会政治。
[24]译注：F.I.丹（1871-1947），著名的孟什维克，与马尔托夫合作密切。
[25]译注：在国内，Evolutioary经常翻译为进化论，但这样其实不妥，因为进化总会一有一种进步主义、目的论、线性史观......等的暗示，而这对于达尔文的理解是彻底的错误。在中译《达尔文的危险思想》中，译者翻译为演化论，这个译法比较中性，也符合作者对演化论做的解释。以达尔文思想理解手稿时就必然注意到了这点：如果使用通常的译名，会把托洛茨基的思想变得非常精神分裂。
[26]译注：应该是比喻其结构产生的效果将在最后引导思想者走向唯物主义。
[27]译注：这里是“整体的发展”不是“某一个片段的发展”或者“全部发展”，（如果感到难以理解可以阅读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看如何在技术学上理解这个事情，技术会成为一种体系，而具体发展则以事件的方式形成，首先由某一个事件突破最后在总体上最终形成一个平衡体）就像托洛茨基所写的《放射性和唯物主义》（1923）和《无线电，科学，技术与社会》（1926），都由一个变革性的科技或者说科学的发展带来或即将带来一个整体的变化，然后唯物辩证法家（这里是托洛茨基本人）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
[28]译注：可能是迈加拉的希腊学派哲学中的那个悖论。
[29]译注：英译者这里的表达很模糊，没有处理好。可以研究一下后面托洛茨基对电影的描述，然后带入“量到质的转变”的辩证法理解。
[30]译注：这句话可能要以精神分析的角度理解，托洛茨基对主体和意识的理解受精神分析的理论影响极大。在保卫马克思主义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称我们的辩证法为唯物论的，因为它的根基不是在天上，也不是在我们的‘自由意志’的深处，而是在客观的实体，在自然中。意识生自无意识，心理学生自生理学，有机世界生自无机界，太阳系生自星云。在这把发展梯子的所有梯级上，量的变化转变为质的变化。”这种把意识转移到无意识然后移向外部（这里托洛茨基选择了客观世界），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今天拉康主义者的公设（当然他们不会这么“物质主义”）。
[31]译注：英译者在附录一进行了考证，可以借鉴阅读。
[32]译注：原文如此“.,”
[33]译注：英译本为：the wind returns to its circuits.，出自《圣经：传道书》，圣经网的翻译为：“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不使用圣经原文原因有二:1，对于绝大部分中国人而言，尤其是无神论者，圣经原文几乎不可理解，也感受不到托洛茨基的语境；2，托洛茨基本人是无神论者而不是基督徒，他只是借圣经做一个比喻，对于欧洲人来说容易理解，那么到了中译本做道理相同的本地化也不算歪曲原意，反而更地道。所以斗胆取《道德经》里基本上相同道理的一句话来表达这里托洛茨基的意思，按照王弼的注解：“名以定形。混成无形，不可得而定，故曰‘不知其名’也。夫名以定形，字以称可。言道取于无物而不由也。是混成之中，可言之称最大也。吾所以字之曰道者，取其可言之称最大也。责其字定之所由，则系于大。夫有系则必有分，有分则失其极矣，故曰‘强为之名曰大’。逝，行也。不守一大体而已。周行无所不至，故曰逝也。远，极也。周无所不穷极，不偏于一所，故曰远也。不随于所适，其体独立，故曰反也。”近代思想家意识到生产方式会对时间观发生影响，在农业社会以农耕世界划分时间，所以农耕时间观就是循环性。
[34]译注：牛津词典chronology译为“年表’，但对照下文有一个问题：年份在哪里？而且这些发展是一种联系的发展吗？明显不是。托洛茨基本人对尼采没什么好话（见《关于超人的哲学》），但是思想实际上受了不小影响，这点因为早年的批评常被忽视，今天很多人就没搞明白托洛茨基对尼采的批判点和继承点到底在哪里。
[35]译注：此处指1755年发表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宇宙发展史概论》也是这本书），杨祖陶在《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中这样评价：“康德发挥了他关于太阳系和整个宇宙的结构和起源的思想，提出了第一个关于宇宙自然发生的有科学理论根据的唯物主义演说，以及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某些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思想。”。
[36]译注：有趣的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已经提到了两个对保守思潮的攻击，首先是康德，然后是莱尔。托洛茨基在其中插入了黑格尔，其在《地质学原理》第一卷发表之后一年死去。
[37]译注：达尔文的密友和同事，地质学家，其名著《地质学原理》（分三次于1830，1832，1833发表）启发了达尔文。也因此成功登上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26卷）
[38]译注：这里让人想起约翰·洛克提出的白板说，顺便说一句，罗素说过“正是洛克让英国人开始有了常识！”，这里可能是某种常见。
[39]译注：原文如此，这里就是个“+”
[40]译注：实际上有个区分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实际上这才是常人脑子里的三段论，分为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了解可见大卫·罗斯的《亚里士多德》，精细的三段论研究请见卢卡西维茨《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和“黑格尔主义三段论”，也就是常说的：肯定-否定-扬弃。
[41]译注：是否可以使用莱布尼兹的“前定和谐”来理解呢？
[42]译注：读过达尔文的人都知道，达尔文将意识放在进化的最高点，也就是说，意识是最后的产物，也是最特殊的产物，所以这里是原创而不是原始。
[43]译注：不确定这是什么情况，英译文字面意思可能指的是West综合症，但是逻辑不通，因为托洛茨基谈到的明显不是“客观”的事情；这里批判“客观性”，精神分析的影响已经很明显了，这里也许指的是行为主义心理学。这几个自然段让人很容易联想到亨利·瓦隆（就是做镜像实验影响拉康的那位），他在1934年出版的《儿童性格的起源》中运用了达尔文的理论与自然辩证法相结合提出了一套幼儿主体理论，强调了幼儿思想的碎片化和内在冲突对意识形成的重要性；年代上看，托洛茨基有可能性阅读到这篇文章或者相关的论文，而且托洛茨基本人法语不错，也关注欧美思想界的动向，值得考证。
[44]译注：原文为法语
[45]译注：本句为法语
[46]译注：这个词也是法语
[47]译注：原文为法语
[48]译注：该信为法语
[49]译注：实际上按照弗洛伊德惯常的说法，会是：哥白尼、达尔文、弗洛伊德。托洛茨基没把弗洛伊德写在马克思的后面，原因不详。
[50]译注：这本书的作者对弗洛伊德本人有偏见，但是理论本身阐述的还是有意思。英译者认为这本书十六章作者讨论弗洛伊德对语言学的兴趣可能对托洛茨基本人有影响。
[51]译注：原文为法语。
附录
辩证法和演化论
（译者注：小字为新加注解，正常字号斜体阿拉伯数字为原注解序号）
托洛茨基关于哲学问题的著作只占他全部著作的一小部分。让·范·海耶诺特（Jean van Heijenoort）曾在流亡期间与托洛茨基生活在一起，并在1932年10月至1936年9月期间，以及1937年1月至1939年11月期间里，担任过托洛茨基的保镖、秘书和翻译，他注意到托洛茨基的工作反映了这几年来自政治上的影响的重要作用。1托洛茨基通常把一天的时间都放在繁忙的政治工作上，只有当他把最大的精力花在其他事情上的时候，情况才并非一直如此。像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托洛茨基年轻时花了很多时间在钻研社会主义著作上，包括欧洲和俄罗斯方面的著作。在1898-1901年间，他在狱中和被流放时为了加深和扩展自己的知识面而进行了英雄般的自学。这些早期的情况被记载在了托洛茨基的自传中，并被多伊彻在其人物传记中总结了这些时刻。2在1922-26年间，托洛茨基花了大量时间研究文化问题。《文学与革命》无疑是他在文艺方面最著名的著作，出版于1923年。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写了几篇关于科学哲学和辩证唯物主义问题的文章(经常以演讲的形式发表)。3
托洛茨基晚期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著作则更为英语世界所知，因为它们是针对美国反对托洛茨基试图强加于其追随者正统学说的持异议者的论战。同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与马克斯·沙赫特曼（Max Shachtman）的论战构成了1939-40年的“信件”和论文，并且在1942年时被收集出版为题为《保卫马克思主义》一书里。4这场论证证实了托洛茨基对唯物主义辩证法和他的信念的坚定追求，以及对托洛茨基来说，对辩证唯物主义观念的放弃不可避免的导致运动的背叛，但对辩证法哲学的讨论却相当的简洁。伯纳姆是当时纽约大学的哲学教授，他在回复托洛茨基的“致伯纳姆同志的公开信”（1940年1月7日）中恰如其分地指出，托洛茨基对逻辑学的讨论暴露了他对20世纪在这一领域的贡献的无知。5
让·范·海耶诺特（Jean-van Heijenoort）观察到托洛茨基在1932-40年间里，在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阅读非常浅薄和零散，并且托洛茨基在1935年的日记中坦率的加强了这一观点，在5月16日的一篇文章中，他承认尽管他对哲学的兴趣与日俱增，但他在哲学研究方面进展甚微，对文学的掌握也同样希望渺茫。6尽管上述评价是公正的，但我们应该考虑到托洛茨基在对一个论点、立场或文本略知一二后就能抓住其要点的才华，以及他总结并以隽语表达一个复杂立论的非凡能力。这些品质在托洛茨基革命生涯里很早就出现了，此外托洛茨基在其作为革命学徒时期的一位同僚所写的居心不良的回忆录也同样证实了这些品质。7此外，托洛茨基试图跟上自然科学的先进知识，尽管只是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通过为非专业人士设计的关于自然科学的文章，在报刊上对科学发现的通俗报导。8最后，尽管托洛茨基对某些领域的知识浅薄，对其他领域几乎完全忽视，但很少有完全参与政治斗争的行动者能表现出如托洛茨基的知识与天赋相结合的才能那样令人印象深刻。
列宁在哲学上的付出无疑比托洛茨基的更有说服力，尽管列宁的主要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主义批判》的价值值得怀疑，并且他的大量哲学笔记(即列宁的知识分子传记)主要来看仅具有人物传记的意义。列宁对哲学材料的吹毛求疵，在他典型的全面的笔记和大量的文本旁注得到了证明，而这对托洛茨基来说并不完全陌生。但与列宁不同的是，他没有养成在哲学著作上记笔记的习惯，也许他的灵感来自于对列宁哲学笔记本的阅读。而这些手稿于1929-31年首出版，这是一个致力于出版列宁著作的系列。托洛茨基几乎完全拥有列宁的全部著作，在他流放期间里所携带的几卷书中就保留有列宁的笔记。9托洛茨基甚至可能（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在模仿列宁一些独特的多语种注释，特别是他在自己有关的黑格尔手稿上时。10但从他关于其少之又少的手稿内容里可以明显看出，他很快就放弃了对黑格尔的《逻辑学》详尽论述的研究，并且也放弃了对列宁式的长篇摘录和注释的尝试。11
托洛茨基开始撰写这些手稿的动机并不难确定。而手稿与托洛茨基计划写的列宁传记有关，但最直接的刺激来自他与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关于辩证法的争论。托洛茨基对哲学著作的不耐烦以及他对哲学话语的简洁性的偏爱，从他对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论文的钦佩中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使人们对1933-1935年手稿的特点有了很全面的了解，这些手稿内容包含托洛茨基对辩证法的研究，在没有新的发现的情况下，这将比其他任何著作都更能揭示出他作为辩证法学家的风格。12因此，人们可能会停下来问，为什么托洛茨基的学生忽略了他的手稿。
在手稿中的这两本笔记本里，其中一本只有几页手写，而且两本都是用铅笔写的，字迹潦草，似乎在向大多数研究者们说明，这两本笔记本可能并没有什么意义。此外，它们还与托洛茨基在1933-1935年间为其计划中的列宁传记收集的材料混杂在一起，如上所述，托洛茨基打算将列宁传记作为一部巨著。考虑到这些手稿的外观并不引人入胜，早期的研究者可能认为其中的材料太零碎，没有太大价值，或者可能只是关于列宁著作的注释，而托洛茨基只是从未完成。尽管后一种假设大体上是正确的，但在托洛茨基关于辩证法的手稿中的连贯性足以确立托洛茨基对辩证法的立场，并使我们能够推测这一独特立场与托洛茨基的革命实践之间的联系。
托洛茨基杰出的传记作家艾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显然属于那些将手稿视为废弃的列宁传记一部分的人之一。在讨论托洛茨基对《列宁传》的研究过程中，多伊彻断言：“在意识到自己知识的空白后，他准备学习列宁的哲学著作，回到了逻辑和辩证法、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的经典著作中，但特别是黑格尔。”[52]13这就是多伊彻在这个问题上要说的全部，但是他的话暴露了他对手稿内容的一无所知。巴鲁克·克内帕斯（Baruch Knei-Paz）是托洛茨基思想的细致研究者，他在最近的著作《列昂·托洛茨基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中提到了上面提到的托洛茨基在1935年日记中5月16日的记录。托洛茨基在记录中写道，他刚刚“写了一点关于大脑活动过程的生理决定论和受逻辑法则支配的思的‘自主性’之间的相互关系。”14克内帕斯接着说，这篇“文章”显然没有被保存下来。15然而，通过将这段简短的描述与第二本笔记本最后一页的材料进行比较，以及从日记条目和手稿在最后一部分中引用弗利茨·维特尔斯（Fritz Wittels）关于弗洛伊德的著作来看，可以清楚地看出托洛茨基指的是手稿。托洛茨基在他的日记中宣布放弃这个计划，因此他写道：“近年来，我对哲学的兴趣与日俱增，但是，唉，[我的]知识太少了，完成一项重大而严肃的工作的时间太少了。”16因此，我们可以确定1935年5月16日是他停止写第二本，也是最后一本笔记的确切日期。在托洛茨基的《论列宁》一书中，其他一些零散的关于辩证法的手稿被归档在纸片上，但显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工作。在《论列宁》中关于辩证法研究的工作遭受了与书本身相同的命运。托洛茨基从未完成它。
要确定托洛茨基开始写《黑格尔与辩证法手稿》的确切日期甚至月份显然是不可能的了，但他在第二本笔记的第一页上写下了“1933-1934年”这段话，他的书信使我们大致确定了1933年的秋天也许是第一本笔记的起点。当然，1935年5月16日的记录使托洛茨基在第二本笔记的第一页上所写下的日期变得无效，但他显然是在最后的灵感——可能是维特尔斯关于弗洛伊德的书之后——所加上的最后一笔。17在本文的剩下部分里，将尝试着以下内容进行解释：托洛茨基撰写这部分手稿的动机；手稿中的早期观点与先前关于同一主题的著作的观点之间的联系;从与列宁、布哈林的辩证法风格的比较，以及从《托洛茨基自传》中揭示的段落看他的辩证法风格；还有一个关于托洛茨基的简短猜测，如果他把手稿上的想法发展得更全面的话，他将会采取什么方向。
动机:与马克斯·伊斯特曼的争论
托洛茨基开始写这些手稿的动机并不难确定。这些手稿的确与托洛茨基计划所写的列宁传记有关，但最直接的刺激来自他与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就辩证法的开始的争论。18这位在理论上反复无常的美国文学家拒绝被忽视，他努力把杜威（John Dewey）和辩证法在“科学社会主义”中结合起来，这使他陷入与托洛茨基的麻烦之中。托洛茨基起初对伊斯特曼在1927年出版的《马克思与列宁：革命的科学》（Marx and Lenin:The Sci ence of Revolution）一书中对辩证法的攻击置之不理。伊斯特曼试图与托洛茨基进行通信，但他没能与托洛茨基进行一次理智的交流。19相反，托洛茨基在1929年写给伊斯曼特的一份回信里写道，他在这30年来的时间里从未见过任何一个唯物辩证唯物主义的反对者坚持过对革命的承诺。伊伊斯特曼答复说，心理学的进步，即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生改变了情况。20在伊斯特曼的书中，他揭示了辩证法作为泛灵论的一种形式，他可能基于《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的立场。弗洛伊德在书中专门写了一章题为“泛灵论、巫术和思想的全能”[53]的内容来论述泛灵论和相关问题。在这里弗洛伊德研究了一种特殊形式的人类病态论，即宗教历史上已知的最早的灵性形式。在人类发展的这一阶段里，人的精神属性或过程被转换为精神力量和存在的自然。此外，弗洛伊德相信，尽管知识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泛灵论的倾向持续存在于我们的语言、信仰体系和哲学之中。
伊斯特曼采纳了弗洛伊德的观点，并将其转变为对辩证法起源的攻击:
“在原始文化中，可以区分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一种是泛灵论（animistic）的思维，在这种思维中，人要像适应人一样适应外部世界；而另一种是日常生活艺术化的日常实践思维。泛灵论的思想本质上是试图通过某种戏法的哄骗将自己的愿望转移到外部世界，让他们意识到然后实现它们…德国哲学是泛灵论思想的终极浮华的痉挛，会在科学观点的侵入下消亡…你的头脑中特定的运动，在黑格尔的指引下，逻辑范畴之间是普遍的自我能动的运动，这种运动是上帝在自我矛盾和发展过程中的精神，黑格尔成功地将逻辑这个科学本身的转为神学。”21
伊斯特曼认为，必须清除社会主义中的辩证法，并将马克思、列宁与弗洛伊德、达尔文和杜威结合起来，才能达成与外部世界的真正关系，这种态度将使革命者成为社会工程的成功工程师。
但伊斯特曼也意识到，辩证法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革命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为他们的成功找到了心理学上的解释。他在下面的一段话中承认辩证法对列宁的好处：
“列宁也许是历史上最有效率的政治思想家，也是最机敏的思想家之一。列宁认为他的思想是‘辩证法’，他在这种思想的阴影下形成了自己的思想。那么，除了与神的繁琐的礼节性交流之外，辩证思维肯定还有一些价值。确实有一种价值——不是在辩证思维中，因为这不存在——而是相信你的思考是辩证的。这个价值，不是与我所说的相冲突，而恰恰是它的证明。相信辩证思维是一种方法，假如你对思维的本质作出了错误的理性假设，那么通过这种方法，就可以摆脱这些假设，重新赢得思想的自由，按照自己的本意使用思维。
如果你一开始就知道思想是有目的的，逻辑概念和所有规则都只是行动的工具，那么你就可以在不断变化的情境中进行实际的思考。你摆脱了固定观念的支配。你知道只有目的才是主导地位，思想必须总是在事实面前让步，你知道你必须不断地重复事实，并准备好重塑你的思想，以满足任何意料之外的实事……列宁的辩证法，正是摆脱被固定观念所支配的独立宣言。这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诡计（managed），他设法通过它来捍卫他自然地使用思想的权利，尽管思想是一种非自然的概念。”22
伊斯特曼在引用列宁的话以后写道：“这就是辩证思维对列宁的意义。它意味着灵活性——这种最大限度地灵活性与一般的‘学究式’理性主义相反。这意味着应该将思想作为行动的工具，而不是机械地将思想作为行动的条件。”23简言之，伊斯特曼试图证明辩证法只不过反映了原始宗教式的信仰思维，而不是作为进步的科学思维。他认为列宁是在对马克思的理论进行革命性的修正，并且试图“在马克思这门革命科学中清除市侩老师的资产阶级哲学的最后残余。”24最后，伊斯特曼在写给托洛茨基的信中写道，“我确信，这是马克思主义在盎格鲁-撒克逊式智慧中唯一正确的形式。”25但这类言论激怒了托洛茨基，从他在手稿的内容以及已出版的著作中对盎格鲁-撒克逊思想的讽刺评论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点。26
伊斯特曼并没有因为托洛茨基对他的拒绝而感到不快，而是决定以此机会借以陈述自己的观点。1932年，托洛茨基在被流放王子群岛（Büyükada）时邀请了伊斯特曼。尽管他们之间在辩证法问题上存在着争论，但伊斯特曼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合作仍然在继续。此时的伊斯特曼致力于翻译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并担任了他在文学上的代理人。根据伊斯特曼在回忆录中的描述，他和妻子艾琳娜（Elena）在王子群岛待了12天（1932年7月7日至7月18日），伊斯特曼声称对这些印象的描述分别是在事件期间的7月10日和事件之后的7月18日写下的，而不是在1959年出版回忆录时。27尽管不论伊斯特曼的观察是否有价值，这篇报导仍然生动地描绘了托洛茨基在投入辩证法的研究时背后所负担的感情。
“他看起来似乎并不完全强大，正如我所见的众多伟人一样，才智超群的伟人往往伴随着弱点。但无论如何，托洛茨基，特别是在我们关于‘辩证法’的激烈争吵中，他开始变得激动和愤怒了起来，在我看来，这几乎是他虚弱无力的表现。他太弱小了，无法挣扎。他没法嘲笑我对他的哲学观点的攻击，也不像我所想象中的列宁那样对这些攻击付之一笑，因为在那个领域里，他并没有把握。他的基础并不牢靠……昨天我们关于辩证法的争论甚至达到了一个极端的紧张程度。托洛茨基的喉咙在抽搐着，脸色发红，他在发火。”28
伊斯特曼描述了他们之间的争论是如何中断的，紧接着他们又回到了原来的翻译工作上。
伊斯特曼是一个坚持不懈的人，在托洛茨基重新回到法国之后，他于1933年的夏天再次尝试着与托洛茨基就辩证法进行书信交流。托洛茨基在1933年11月16日的回信里语气十分友好地赞扬了伊斯特曼在几周前寄来的《斯大林治下的艺术与文学》的手稿，但随后又再一次重复了托洛茨基早期关于辩证法的立场：
“不久前我给你写过信，我不知道在哲学(更准确地说，认识论和方法论)领域内的分歧没有引起政治上分歧的情况…我正在写一本关于列宁的书。在本书中，我希望对辩证唯物主义作一个积极的、批判的论述。在本书的附录中，我将尝试评估这方面的观点。这就是为什么我拒绝带有宗派色彩的辩论…我将在明年全部时间里写关于列宁的著作。”29
伊斯特曼在其1940年出版的《斯大林的俄罗斯与社会主义危机》一书的脚注中补充说道:“托洛茨基坚定地威胁要在他的《列宁传》的附录中对我进行理论上的毁灭。我想我现在给他省去了麻烦。根据这本书，他将按照行政命令的方式解雇我。’”30
与伊特斯曼的通信和手稿中对他的提及（以及其他通信和印刷品中对他的零星攻击）表明，伊特斯曼对辩证法的批判和他想要成为牛虻的努力确实取得了成功。31
托洛茨基被激怒了，但与伊斯特曼对其动机的某种自我中心的解释相反，他想将其作为自己关于辩证法的陈述，而不仅仅是对伊斯特曼的观点的攻击。尽管托洛茨基在1935年放弃了这一计划，在伯纳姆和沙赫特曼取代了伊斯特曼成为他的运动中主要的理论对手之后，他在1939-1940年间引用了其中的一些想法。然而，后来的论战并非像手稿那样具有开明探究的质量，托洛茨基似乎只是满足于用沉重的反讽和关于辩证法的公式化陈述来打击他的对手。
因此，这就是列宁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翻译成他自己的风格，强调辩证法的主旨。他明确强调过程中的对立、冲突和斗争：“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54]65[55]因此，列宁从量到质的转变，托洛茨基认为这是辩证法最重要的发展，它从属于对立的法则，因此强调斗争，而不是系统的统一和整体。
在托洛茨基、列宁和布哈林的例子中，把辩证法翻译成个人风格其实并没有什么微妙之处。而后两者在辩证法中的特别强调，长期以来一直为认真学习辩证法的学生所注意66。然而，托洛茨基的学生们认为托洛茨基作为一个辩证法家的风格并没有太多的依据。但1922-26年期间托洛茨基关于科学、技术和心理学的文章则提供了线索，后来的文章也是如此，而手稿，就像一个需要确定曲线的点一样，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托洛茨基对辩证法“第一”定律的强调和对远见的坚持。在他最后一篇关于辩证法的论文里，其中一篇写于1939年底，题为“唯物辩证法ABC”，而另一篇则写在1940年1月7日致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的公开信里，证实了托洛茨基在辩证法中的重要地位67。
在最后的几篇文章里托洛茨基展示了达尔文主义的运用，也同样强调了数量到质量的规律。它们还包括托洛茨基在手稿中的理论方面所使用的一些隐喻和类比，并揭示出他对大脑无意识过程的兴趣是他坚持辩证视野的一个方面，也是他人类发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意识生自无意识，心理学生自生理学，有机世界生自无机界，太阳系生自星云。在这把发展梯子的所有梯级上，量的变化转变为质的变化。我们的思想，包括辩证法的思想，只是表现物质变化的形式之一……在达尔文主义说明物种的进化乃由量的转变进入质的转变，这一学说是辩证法在整个有机物质世界中的最大胜利。另一个大胜利就是化学元素的原子重量表以及一种元素向另一元素转变的发现。”[56]68
在给伯翰姆的公开信中，托洛茨基重复了在1929年至1933年里对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的警告：“任何熟悉工人党内部倾向斗争历史的人都知道，投机取巧甚至资产阶级反动阵营的人，往往是从对辩证法的否定开始的。”69托洛茨基事实上确实对伊斯特曼自他们开始争论以来的政治生涯以及辩证法的另一位批评家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的证明表示满意。然而伊斯特曼却在20世纪50年代却更为戏剧性地右转。
至于实质性的立场，托洛茨基则为无意识的辩证法观点而辩护。在这里，他把自己放在一个相当偏僻的位置：他决定证明人的同时用三段论和辩证法，唉，这归功于他们对辩证法第一定律本能般的洞察，即量到质的转变：
“因此，一个狐狸发觉走兽和飞禽是营养的和适口的，一瞧见一个野兔，一个家兔，或一只鸡，狐狸便下个结论：这是属于适口和营养一类的特别生物，于是──追逐这个肉饵。我们在这里便发现一个完满的三段论法，虽然我们可以预想得到，狐狸从没有读过亚里士多德的书。但当这同一狐狸碰到第一个体积比它大的动物，比方，碰到一个狼时，它很快便下结论：量转成质，于是翻身逃之夭夭。狐狸的一双脚分明具有黑格尔的倾向，即使不是充分自觉的倾向。所有上述的事情顺便证明我们的思想方法：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两者都不是我们的理性的独断的构成，而是自然本身的真实的互相关系的表现。照这一意义看来，宇宙就渗透了‘不自觉’的辩证法。”[57]70
托洛茨基在这里并没有达到手稿最后一节的思想水平，但他却深刻地反思了意识辩证法和自然辩证法之间的关系，并指出：“由于认识与世界不完全相同（尽管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假设），辩证认识也不等同于自然辩证法。产生意识是自然界的一个非常原始的部分，具有自然界其余部分完全没有的特性和规律。”71
也许是因为他在论战中所用的沉重讽刺让他无法更清晰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但不管是什么原因，托洛茨基的观点在1933-35年的手稿和1939-40年的论战之间，都呈现出了某种程度的倒退，这也许是思维过程和自然过程的混乱。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回到了手稿的开头，以及弗洛伊德—伊斯特曼（Freud-Eastman）关于现代哲学中的万物有灵论的观点上。在第三十五期的精神分析新导论讲座中，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提出的几点评论是有用的，大约是在托洛茨基写下手稿的时候写的：
“马克思的理论中有一些论断让我感到奇怪，比如说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或者说社会分层的变化是以辩证的方式相互产生的。我很难确定我是否正确地理解了这些断言；在我看来，它们也不是‘唯物主义’的，而是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中获得的一种沉淀。”72
弗洛伊德写下这几行评论时，可能至少欠了伊斯特曼一些债，因为他读过伊斯特曼的《马克思和列宁》，并赞扬了其革命的科学性73。无论如何，伊斯特曼已经在弗洛伊德那里得到了一个想法，并在这本书的过程中提高了弗洛伊德的地位，并且弗洛伊德对此表示赞赏。万物有灵论常常依附于抽象的想象，这一观点仍然保持其影响，正如托洛茨基的观点一样，坚持辩证法的人更有可能坚定地作为革命者。我们在这里处理的不仅仅是认识问题，而是情绪。托洛茨基在其“遗嘱”中雄辩地证明了自己那充满激情的事业：
“我将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因而也是一个不调和的无神论者而死去。对于人类共产主义前途的信念，我今天不是淡薄了，与青年时代相比，倒是更加坚定了……这种对于人类和人类未来的信念，至今仍然给予我强大的抵抗力，这是任何宗教信仰所不可能给予的。（1940年3月3日）”[58]74
作为对托洛茨基立场的情感基础的一种介绍，现在让我们转向托洛茨基的手稿和其他著作中的无意识的概念，以及与他的传记的关系上。
[52]译注: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prophetoutcast/ProphetOutcast_Trotsky5.htm，多伊彻《流亡的先知》第四章
[53]译注:见《图腾与禁忌》第四章2005，上海人民出版社
[54]译注:《列宁全集》第二版第55卷，P306，1990，人民出版社
[55]译注：此处直接到了65
[56]译注: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40book/10.htm，列·达·托洛茨基《保卫马克思主义》
[57]译注:同上
[58]译注: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03.htm，托洛茨基遗嘱
托洛茨基的经历与辩证法第一定律
1935年5月，托洛茨基在手稿上写下最后一篇文章时，最后一篇以“无意识”结尾的文章——此时的托洛茨基正遭受着一种反复发作的病痛，而这种病痛在他处于压力时则时常折磨着他，此时的他正在读弗里茨·威特尔斯（Fritz Wittels）关于弗洛伊德的书。有人可能由此推断，他是在寻求一个对心身问题的明显洞察75。然而，他从未试图将弗洛伊德的分析运用到自己的事业或其他政治人物的事业中。尽管托洛茨基钦佩于弗洛伊德的天才，但他还是意识到精神分析运动中的问题，也许是通过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维也纳的岁月中直接意识到的，然而可以确定的是，托洛茨基是间接地通过维特尔斯的书来了解这点的，这本书调查了精神分析运动中的异端邪说。在第二本笔记中，托洛茨基甚至说精神分析“经常倾向于二元论、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76抛去他对精神分析学说中的某些方面所持的怀疑态度，托洛茨基对无意识概念的态度并非是不友好的，正如他的“无意识辩证法”概念所暗示的那样，他倾向于把无意识的思想看作是演化过程中一种尽管是低级的，但在发展上是必不可少的产物。
在1923年的《文学与革命》中，托洛茨基明显地透露出他无意识的英雄理性主义态度。意识控制住了他，就像它控制了人类存在的所有方面一样，并利用它达到有意识的目的。它不仅支持人体上的优化，而且还支持我们现在称之为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的生物反馈技术：
“不但如此，人最终将认真地使自我变得和谐起来。……他将掌握呼吸、血液循环、食物消化、新陈代谢这样一些半无意识或无意识的过程，在必要的限度内，使这些过程服从理智和意志的控制。……最后，人类自身的本性隐藏在无意识、元素、底土的最深处和最黑暗的角落里。研究性的思维和首创精神也将以最大努力地深入到这一角落中去，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人将抱定目的要掌握自己的情感，把本能提高到意识的高度,使它透明化，将意志的导线拉向潜在与隐秘之处，从而使自己上升到一个新水平，——创造一个较高的社会生物类型，也可以这样说，创造一个超人（Superman）。”77（1992年版）
在他写下这些话大约十年后，托洛茨基仍然流亡在普林吉坡岛（Prinkipo），但后面他被允许前往丹麦，1932年11月27日，他在短暂停留的期间里向哥本哈根的一个学生组织进行了一次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概述了俄国革命，并以他对未来的展望结束——这一愿景在本质上与《文学和革命》中呈现的愿景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他用稍微不同的措辞重申了他对未来的看法：
“人种学、生物学、生理学、和心理学，已累积了山高的材料，在人类面前提出完成和发展身体与精神的全部任务。心理分析，借弗洛依特的高明的手，已揭了诗歌上称为，‘灵魂’的泉源的盖子。启示了甚么呢?我们自觉的思想，只是黑暗的心理作用的一小部份。有学问的潜水家降到海底，摄取神秘的鱼类照片。人的思想降到他自己的心理源泉之底，必能阐发灵魂的最神秘的动力，使这些动力受理智与意志的支配。一旦人去掉了他自己的社会之无政府的力量，人将开始把自己放在化学家的杵与蒸溜管中加以处理。人类将第一次视自己为原料，或最多只是生理的与心理半制成品。”[59]78
托洛茨基在上面所引述的段落中关于无意识的观点，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思想中的“自觉性”和“自发性”的传统二分法是完全一致的，他对精神力量的影响完全采取了经典马克思主义者的方法，并且认为这一方法将不会困扰着弗洛伊德：意识，即使只是所有精神力量的一小部分，也必定会控制着其他力量。然而，托洛茨基对“无意识”的使用通常暗示了一个较低水平的发展，一个不容易接近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神经症状（neurotic）的来源，就像弗洛伊德的情况一样，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托洛茨基试图赋予无意识一个积极的角色。
回到手稿。在这里，托洛茨基遥遥回应了他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对弗洛伊德的辩护，赋予意识相对的独立于生理构造的影响，并用精神分析为心理现象的自主性辩护，但他补充了自己的辩证解释：
“正是辩证唯物主义提示我们除非心智发挥自主性，也就是说，在一定范围内于个人生活中行使独立职能，否则它根本就不会形成……同样，我们在这里接近某种临界点，一个渐进性突破，一个量到质的过渡：心智，从物质中产生，从物质决定论中“解放”出来，因此它可以独立地——通过自己的规律——影响物质……
“当我们从大脑的解剖学和生理学过渡到智力活动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就变得无比令人困惑。
“二元论者把世界划分为独立的内容：物质和意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该如何处理无意识呢？”[60]79
也许在托洛茨基自传的帮助下，我们有可能将托洛茨基的无意识概念和他的辩证法的理论联系起来。而从前面引述的著作来看，他似乎一直在试图将无意识的观念纳入一个既包括自然又包含着社会的观点中，既包括达尔文，也包括马克思。他的雄心壮志具有尼采式的英雄气魄，但却相当理性。他直面弗洛伊德所探索的无意识的深度，甚至当他辩证地想象人类向越来越高的发展水平攀登时，质的飞跃则打断了逐步的前进。此外，他倾向于看到集体与社会形式的过程与个人创造力的内在过程之间的相似性。在这里，即使一个科学家没有意识到辩证法的发展规律，但在经历了不断积累的经验和痛苦的劳动之后，也会发生质的飞跃。因此，门捷列夫和达尔文不仅在他们的理论中无意识地证明了从量到质的变换规律，而且他们在自己的创作能力中也展示了同样的规律。当托洛茨基描述他自己的政治信念和他作为一个领导者的角色时，他也表现出了对无意识作用的认识。托洛茨基在1929年的自传《我的生平》中揭示了这一点，而现在是时候转向托洛茨基自己的作品了。可以肯定的是，他作为红军组织者的壮举可能被看作是描述他作为革命领袖的生涯的曲线上一个更高的点，但他描述他在彼得格勒的摩登杂技场会见群众的激情时则倾向于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1917年的演讲是他眼中里自己最具创造力的时刻。我们又一次遇到了对无意识的构思，但现在却有了新的视角：
“通常我是在傍晚，有时是在夜里，在杂技场演说。我的听众是包括工人、士兵、勤劳的母亲、街头的少年、首都被压迫的下层人。那里没有一点点的空地，人们挤成一团。年幼的孩子坐在父亲的肩上，婴儿在母亲的怀里吃着奶。没有人吸烟。由于人多超重，看台每分钟都有倒塌的危险。我穿过狭窄的人墙走向讲台，有时是被人们用手从头上举过去的。人们屏声静息地听讲，突然迸发出喊声和摩登杂技场所特有的狂热的尖叫声。我的四面八方严严实实地全都是手臂、胸膛和脑袋。我仿佛是在温暖的由人体构成的洞穴里讲话。我每做一个大幅度的手势，就必定会碰到某一个人，而每一个友好的反应都告诉我，用不着因此感到不安，不要中断，要继续讲下去。在这群热情的人们所发出的电压下，任何疲劳会烟消云散……有时，单靠嘴唇就可以感觉到这个已经已经融合成一个整体的人群所具有的强烈的求知欲。这时，在听众表示赞许这一命令式的逼近下，预先准备好的论证用不上了，缩回去了，而从潜意识中冒出了另一些语言，另一些论据，它们出乎讲演者的意料，却又是群众所需要的。此时，觉得自己好像从旁处聆听讲演者的演说，思想跟不上讲演者，又唯恐听到你的长篇议论声，会像梦游者那样从墙檐上掉下来。”80
托洛茨基显然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他在描述演说者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时使用了感性的意象。托洛茨基在他保存的一份自传手稿里，划掉了“你全身都感受到了身体上的压力”，取而代之的是“嘴唇上承受着身体的压力”，但在最后却又改成了“单靠嘴唇就可以感觉到。”81俄罗斯短语“来自后面（iz podspuda）”，在我的翻译里，“从潜意识中”，有一种古老的含义。托洛茨基似乎想强烈地指出，在有意识的理性活动的同时，其他涉及整个自我的过程，包括其原始的、隐藏的、通常无法获得的资源，在他生命中的某些最高时刻都发挥了作用。
在《我的生平》的一个章节里，托洛茨基清楚地比较了有意识的领导者与无意识集体之间的结合，以及个人创造性突破的过程。然而，在这里，他谨慎地指出，他是在“历史”的意义上而不是心理逻辑意义上使用的“无意识”：
“马克思主义者把自己看作是无意识的历史进程的有意思体现。但是‘无意识的’进程（从这个词的历史哲学含义上来说，而不是从心理学的含义上说）只有在达到巅峰之时，也就是当群众在自发的压力下冲破社会的墨守成规的大门，并胜利地体现历史发展的最深刻的需要之时，才会与自己的自觉体现相吻合。时代的最高理论意识在这个时刻才会与那些对理论毫无所知的最深层的被压迫群众的直接行动融为一体。革命就是历史灵感的猛烈喷发。
“每一个真正的作家都知道，创作的时机就好像有个高于他的人手把着手让他写的时候。每一个真正的演说家都体会过这样的时刻，这就是他嘴里说出了比自己平时说的更有力的话。这就是‘灵感’。它来自于一个人呕心沥血的创造性努力。无意识的东西从深穴里升起，使思想的有意识的工作听命于自己，并使它与自己在某个最高统一体中融成一体。
“……机体的潜在[无用的（podspud-nye）]力量，根深蒂固的本能、从动物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嗅觉，所有这一切都激发出来了，冲破了心理上的墨守成规的大门，和高级的历史哲学概括在一起，为革命服务。这两个过程（个人和群众的）都是建立在意识与无意识相结合，作为意志的动力的本能与高级的思想概括相结合的基础上的。”82（《我的生平》第293—294页）
这些非凡的段落同时汇集了托洛茨基关于演化、历史、辩证法、无意识思维和他自己创造力的所有思考的线索。在大约五年后写的第二本笔记里则证实了托洛茨基将自己的最高创造力时刻与内心障碍的打破、越界联系在一起的说法，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这些综合的、整体性的创造性时刻，意味着向更高成就的飞跃，而在托洛茨基的举例中，个人创造力的灵感与历史的“灵感”相结合。
在革命的那一刻，托洛茨基是一个完整的人，一个与他最原始的潜在力量，一个与他最原始的潜在力量、他的本能、他的意志力相联系的人，同时也与历史上的暴力精神——无意识的群众接触。因此，这种原始的力量为我们向达到更高层次的历史提供了动力。而托洛茨基也在他的视野中找到了基因结构的一席之位。在我们最有创造力的时候，当我们获得了完整时——我们的意识和无意识的结合——我们就像梦游者一样。在《我的生平》手稿里，他又用了两次这个映像，只是稍作了些修改，但却把它划掉了，这无疑是因为他意识到它以前曾被使用过83。在《我的生平》的这些段落里则捕捉到了托洛茨基最积极的自我意识。他在转变、越界和间断变化的时刻达到了创作的巅峰。当他被限制在常规的范围内时，他从来没有发挥出最佳的状态，也从来没有完全地发挥他的创造力。而辩证法的第一定律，即经典的结构，在他意识到自己作为演说家的魅力和作家的天赋时，对托洛茨基来说，或许象征着那些最高的时刻，那些创造性的飞跃和突破的时刻。而无意识的概念成为了他个人的与历史的，以及辩证的观点的联结点，因为在这里面蕴含着创造灵感的源泉。也许我们可以将类似的分析应用到布哈林和列宁身上，并为他们作为辩证法家的独特风格找到一些经验基础，而他们的重点都在关于辩证法的基本结构中。但在这里不打算进行这种尝试。
我们只能推测托洛茨基关于无意识作用的理论将会把他带向何处。他似乎从来没有追求过自己对精神分析的兴趣，正如前面提到的，他的最后一篇关于辩证法的文章，在质量上并不如手稿上的材料和《我的生平》里的精彩部分。他试图重振列宁的革命事业，并和列宁一样希望革命能够凯旋归来。但是，如果他把精力转移到别处，决定以作家为职业的话，他可能已经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且把人类事务中无意识的力量也考虑了进去。如果他这样做了，他可能最终会面对伊斯特曼（Eastman）提出的令人烦恼的、精神上的问题，特别是关于泛灵论的问题。托洛茨基使无意识不再是人类痛苦的源泉——一个黑暗和原始的领域——而是原初力量的积蓄。他的革命愿景可能包括了将他的创造性突破、心理上的整体性和充满活力的时刻转化为历史：整体性的、创造性的个体被放大。托洛茨基似乎意识到了这种转移的危险，因为他曾在第二本笔记中警告说道：“主观辩证法成为……客观辩证法的一个独特部分必须——以其自身特殊的形式与规律。（危险在于以‘客观主义’的幌子把出生的痛苦，即意识的痉挛，转移到客观的自然。）”84
但事实上，托洛茨基并没有注意到他自己的警告，并且把无意识的思维代入到生产的过程——创造力的痉挛。他把弗洛伊德关于无意识角色的悲观观点转变成了一种乐观的革命观点。无意识的思想资源将能被用来为革命服务。在这方面，托洛茨基是诸如马尔库塞（Marcuse）这样的思想家的先驱，马尔库塞不仅看到了对爱洛斯（Eros）的压抑与社会统治之间的联系，而且相信无意识不仅仅是一种负担，它还包含有可能推动历史进步的创造性资源。因此，当参照托洛茨基的其他作品阅读时，这些手稿则显示了托洛茨基对辩证法的转变和他对无意识是如何创造性地发挥作用的欣赏产生的自我肯定和革命乐观主义。尽管托洛茨基试图在手稿中解释列宁的天才，但最终它们还是告诉了我们更多关于他自己的个性和远见。
[59]译注：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marxist.org-chinese-trotsky-1932a.htm，托洛茨基《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
[60]译注：见本书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