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VI-v. Non Possumus？

【提要：法兰西运动（巴黎滩风云），贞德】

自1833年香波伯爵过世后，法国老一代保王派的活动逐渐式微。对于法国保王派的颓势，英国观察者批评他们缺乏统一的组织和行动纲领：“从未见过一个如此强力的事业被一个如此混乱的派系如此无可挽回的毁掉”（John E. C. Bodley）。似乎为了回应这句批评，很快保王活动就将以新的姿态重返历史舞台。

延续了七十年的第三共和国号称波旁复辟后维持时间最久的政权，然而期间派系斗争之激烈也是史无前例。 二十世纪初，动荡的国内政局再次促发起拥护君主制的思潮，新生代君主制支持者与“前朝遗老”毫无干系，大多数来自共和派“内部”，这些星点余烬能够发展成燎原野火完全因为一个人的天才：夏尔 莫拉斯（Charles Maurras,1868-1952）。

莫拉斯出身共和派家庭，本人的成长经历与“狂热分子保王党”的模式化形象完全不沾边：莫拉斯少年时就放弃了信仰，是个不可知论者；哲学上偏向先验主义，因此着迷于多玛斯主义理性周密的形上论，但他同时深受康德认知论的影响，始终无法确信超性的知识。政治上莫拉斯则是个民族主义者，具有强烈的反犹太倾向。

涉足政治之前，莫拉斯首先是个“哲学学者”。莫拉斯对君主制完全不抱有任何宗教情怀或“恋旧情结”，他的转变纯粹源于学术思辨。1889年法国革命百年之际，很多对第三共和国不满的各派系人士纷纷以“反思”革命为名发难（抱怨现有政府是一个法国传统）。其中最激烈的批评者自然仍是教会人士，从纯思辩的角度对构成革命理论基础的思想体系发起攻击。

虽然莫拉斯本人并无信仰，但因为专业领域而长期与国内教会的学界精英联系紧密——不可否认，宗教界人士同样在刻意亲近莫拉斯试图劝他“皈依”。曾受托进行这一“使命”的包括同样由不可知论“改宗”，当时的新多玛斯主义前沿学者雅克·马利坦（Jacques Maritain, 1882-1973）——理所当然的，莫拉斯也卷入这场“反思”运动。从批评卢梭的政治理论开始，莫拉斯开始深入思考当下法国面对的种种危机。终于，他的民族主义激情在君主制中找到归宿。莫拉斯会见过巴黎伯爵本人后更加确信，君主制是医治法国所有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万能良药。

1899年初，德雷福斯事件在全国引发鼎沸热议之际，一批反德雷福斯派的共和派民族主义者成立了“法兰西运动文摘”，同属反德雷福斯派的莫拉斯也加入这个“小圈子”。“法兰西运动文摘”起始之初，团队骨干里没有一个人是君主制支持者：Jacques Bainville，同样出身共和派家庭的“伏尔泰主义者”；Leon Daudet，推崇世俗主义的共和派。曾是雨果的孙女婿，婚后借妻子家族的庞大人脉跻身巴黎“名流圈”；Henry Vaugeois，曾偏向马克思主义的共和左派；Maurice Pujo，另一个共和左派……莫拉斯希望以此为契机，将所有民族主义者“争取”成保王派。莫拉斯的“活动”成果很可观，没过多久就将同事们一一说服。1905年，莫拉斯开始策划建立他构想中的民族主义保王派系。1908年，“法兰西运动”正式成立。时下街头巷尾常见的法兰西运动的海报口号是“为了法兰西万岁，国王万岁”(Pour que vive la France, vive le roi)。而法兰西运动的“官方”格言是“民族的都是我们的”(Tout ce qui est national estnôtre)，无疑表露出团体的民族主义渊源。

一如当年，“保王是年轻人的事业”。新一代保王运动的主力仍然是年轻人。法兰西运动借助极富有说服力的周密理论框架，轻而易举的召集起一大批对政府不满的青年。1908年，以“特拉马事件”（Affaire Thalamas）为机，Maurice Pujo支持巴黎美院的雕塑学生Maxime Real del Sarte组织“国王的货郎”（Camelots du roi），一个依附于法兰西运动的青年团体，主要任务是在街头售卖法兰西运动的报刊读物。“国王的货郎”创立初期约有五十名成员记录在案，一年后增加至四百人，此后连年激增，很快超过四位数。

“国王的货郎”结构严密，分工明确机动性强，成员主体是学生、工人与小手工业者。新成员加入前需要通过背景调查，优先吸纳有工作的年轻人入会，以排除“某些仅仅为了物质利益而加入团体的无赖”。“国王的货郎”虽然“依附”于法兰西运动，但并无“隶属”关系，因为这个团体也是法兰西运动的“武斗组”（militants）：法国的派系无论左右，都有组建“武斗组”的传统，其中汇聚了团体内最热枕的青壮年成员。每当街头游行与警察或反对派系发生冲突，“武斗组”就会赶来“增援”，期间难免行事“过度”触犯法律。“武斗组”独立于所依附的派系之外，就能避免引发严重“事故”时“连累”本体。

如果说“老保王”的动机是出于“对国王的爱戴”，那么“新保王”就是出于“对共和国的仇恨”。法兰西运动的战斗方式分为文斗和武斗：文斗以笔杆为枪杆，发动宣传攻势死追紧咬所有“敌人”，务必使此人身败名裂再无翻身之力【侧批：水军老祖】；武斗的方式更加直接，从扰乱“敌方”集会、肢体攻击到街头“会战”，“国王的货郎”总是冲锋在前——Maurice Pujo甚至要求“国王的货郎”的“行动组”成员们配置两把手杖：除平时使用的普通手杖，另配一把“出动”时使用的加重手杖。

颇富有趣味的是，“国王的货郎”成员们频繁进出警察局，与同样是警局常客的共产左派们“惺惺相惜”，因为“共同的敌人”（共和国）发展出奇妙的“战斗友谊”：两方人马被收监时常一起合唱，“从国际歌到亨利四世万岁”；遇到对方成员被警察暴力对待，甚至会“路见不平”出手助战。【侧批：一度好奇AF唱红歌的传统从何而来。曾和某前AF成员酒后对歌，从路易国王（le roi louis）唱到亨利先生唱到国际歌，我唱了中文版共青团之歌以为稳赢，然她开始唱法语版红军最强大。我拜倒在地表示你最强大】

“思想保守”的“老一辈”保王派对法兰西运动并不看好，常常批评他们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法国国内的保王活动看似再度复兴，实则长期处于严重的内部分裂，无法在选举中凝聚成统一的力量：法兰西运动支持的“伪君”巴黎伯爵菲利浦（1869–1926）屡次出言澄清：自己不赞同用暴力手段达成“他的事业”，法兰西运动的种种过激行为和他没有关系；巴黎伯爵身边的保王委员会中多名骨干成员更因为与法兰西运动意见相左，遭到对方的口诛笔伐。

1910年塞纳河洪灾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兰西运动和“国王的货郎”积极参与社会公益和慈善活动，意图塑造正面形象。不过1934年的另一场严重的巴黎危机很快淹没了这些努力。

1934年一月，爆发斯塔维斯基事件（Stavisky affair）。一个乌克兰裔法国人斯塔维斯基抛售空头证券敛财，事发被捕后，他的审讯不但屡次被延迟，甚至候审期间仍不间断的继续诈骗活动。很快，有人爆出斯塔维斯基受到政府中众多左派高官的保护，尤其是总理肖当（Camille Chautemps）。1933年底，斯塔维斯基被迫逃亡，没过多久就被发现神秘的死在旅馆房间中，警察报告中声称他死于“自杀”。

国内右派借机发难意图推翻左派政府，法兰西运动率先在报纸上发起倡议，呼吁巴黎市民“结束工作”后前往下议院所在的波旁宫示威抗议。一波未平，被指“纵容右派”的巴黎警察局长因为牵扯其中被撤换，支持和反对警察局长的派系纷纷走上街头抗议。二月六日，巴黎城中各处几乎同时发生示威游行。参与示威的团体众多，包括极右派、法西斯团体以及共产左派，总人数三万到五万。除了以一战老兵为主力的团体如火十字（Croix-de-feu）、共和派退役军人协会（ARAC）等，还有数千分属不同派系的"武斗组"成员。每个团体“各自为战”，除了笼统的“打倒盗贼”口号，相互之间没有协作联系。很快失控的场面也让任何形式的协同合作都不可能发生。

新上任的巴黎警察局长毫无处理首都危机的经验，警力布置一片混乱。街头抗议很快变成动乱，大批示威者冲进协和广场，沿途拔出路上的树木、栅栏和座椅，扔到街道中间充当“路障”。除了部分带有枪械的老兵，更多的人群把刀片绑在手杖上制成“刺刀”，与马上的骑兵“交战”。桑戈尔桥附近的“战斗”最为激烈，示威者向警察和士兵投掷燃烧的煤炭和铁块。傍晚多辆汽车被点燃，街上顿时火光冲天。

一番激烈冲突过后，双方都伤亡惨重：群众一方死者十数人，伤者六百余人。警察和军队方面一人死亡，伤员逾千。次日，部长会议主席达拉第被迫辞职。达拉第政府成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以来，第一届因为街头压力而解散的政府。

这个事件对卷入的双方主要阵营来说都很尴尬。一方尴尬于对手成功套用了已方的“经典招数”：煽动群众发起街头战，“以革命之道还治革命之身”（并且，同样后期失控）——“这是法西斯政变！”很多当时和之后的左派宣传书刊中会出现这样的声明。法国左派对此的反应是发起更大规模的罢工和游行，国内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势力开始在“反法西斯”的旗号下走向联合，直到促成1936年的人民阵线。

另一方立场相关的阵营则保持了尴尬的沉默，暗自幸庆没有被点出姓名：法兰西运动作为事件的主要促发团体之一，是名副其实的“保王党”。

凡稍有常识，都会意识到法国的君主制拥护者和法西斯主义者的核心诉求背道而驰。但此时多作任何争辩都显得过于难堪，惟有尽快断臂自保才是上策：巴黎伯爵过世后，他指定的“继承人”吉斯公爵（1874 –1940）对政治毫不热心，拒绝与法兰西运动有任何来往；自此之后，“老保王”更与法兰西运动彻底划清了界限。

被迫“断臂自保”的不只有法国的保王运动，法国的教会也因为法兰西运动经历了第二次“大分化”。

1903年，庇护十世升上圣伯多禄之座。出身贫寒的庇护十世立场保守，对待“原则问题”态度十分强硬。自1906年起，庇护十世连发数道通喻，重申庇护九世发布的“谬误单目”（Syllabus Errorum）内容，严厉谴责“世俗主义”和“现代主义”，并要求法国的教友以一切合法手段抵制反宗教政策。

第三共和国和教会的新一轮角斗中，法兰西运动格外活跃。宗教在莫拉斯的政治理论中地位重要，又因为法兰西运动公开激烈的抵制反宗教政策，很多平信徒和年轻教士都支持莫拉斯。甚至庇护十世也曾声称：“莫拉斯是教会和圣座的好维护者”。

另一方面，罗马早就对莫拉斯宣讲的哲学思想怀有戒心：没有信仰的莫拉斯认为宗教，更具体地说天主教，属于“法兰西民族”的特性，对构建起君主制的民族主义国家必不可少。“是法国人所以是天主教，并非因为天主教是正确的”。另外，激烈反犹太的莫拉斯之所以推崇天主教，还因为他认为天主教经过千年以来的“演化”，已经彻底洗脱了“犹太一神教的危害”！

总而言之，莫拉斯的政治理论中宗教固然重要，但也只是政治的附属品，是用以达成政治目的的一个手段。如果头脑清醒，不难看出莫拉斯的君主制与世俗化的共和国其实是一丘之貉。不同之处只是一个选择了“国有宗教”作为国家的“精神内核”，另一个则是“国有意识形态”。

至于法兰西运动的真正问题所在，并不在于宣扬君主制，而在于暗示“所有好天主教徒都应当拥护君主制”——或者更进一步：“所有好天主教徒都应当拥护法兰西运动”。莫拉斯声称只有重建等级制度的统治体系才能从根本上使宗教免于迫害，这套构架精妙颇富说服力的政治理论吸引来不少青年教友，不少人确实真诚的期望通过政治手段达成宗教复兴。由此，“莫拉斯主义”巧妙的将政治目标与宗教相捆绑：因为他们宣扬的观念与目标“绝对正确”，所以值得使用一切手段达成目的。

出于对抗“共同的敌人”的迫切需要，罗马暂时“容忍”了“莫拉斯主义”在教友间传播。其实庇护十世早已将莫拉斯的几本书作列入禁书单目，只因为考虑到可能造成的政治影响而迟迟不愿公开发表书单。庇护十世在位期间，法兰西运动的几个核心成员一直处于“damnabilis, non damnandus”（受到谴责，但但尚未被谴责）状态。

谴责法兰西运动的根本原因是哲学，但不能否认最终促发谴责的实际动机是政治：任何被法兰西运动定义为“敌人”或“同情敌人”的对象，无论身份派系都会遭到无情批判。法兰西运动甚至曾因事猛烈攻击教廷驻法国大使Ceretti枢机。而法兰西运动与教会的紧密联系，以及莫拉斯在青年教友间的巨大号召力，使得这些事件造成的影响更为恶劣。1926年八月，立场保守的波尔多主教Andrieu枢机率先发难，警告本教区的年轻人提防“莫拉斯主义”中与教理相悖的部分。同年十二月，庇护十一世正式谴责莫拉斯的哲学思想，莫拉斯的所有书籍包括法兰西运动杂志都被列入禁书单。次年，教会更以绝罚和断绝圣事为威胁，要求平信徒们退出法兰西运动。

对法兰西运动的谴责在法国教友间掀起轩然大波。多数法国平信徒选择顺从圣座的决断，纷纷退订杂志并退出成员，法兰西运动因此损失了近半订户。但忠于法兰西运动的平信徒认为谴责和绝罚有失公正，甚至指控法兰西运动被谴责是“共济会和现代主义阴谋"，教宗本人纵容“异端”，并再次公开提出“Non Possums”（我们不能够）的抗议口号。

Leon Daudet等法兰西运动的核心平信徒成员发布公开信，表示顺从罗马权威并愿意接受任何向圣座表明忠信的声明。但并没有人回应Andrieu枢机和圣座的信件中指出的莫拉斯学说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另一方面，法兰西运动展开积极的宣传攻势，鼓励支持者们发声抗议。莫拉斯本人避免与圣座公开为敌，但难以掩饰他对罗马的抵触和反感。谴责事件前后，马利坦曾试图从中劝解。他从宗教的角度出发，想说服莫拉斯采取顺从的态度暂且“默默忍耐”。莫拉斯自此以马利坦为敌。

1938年，莫拉斯入选法兰西学会。当时曾流传出这样一个段子：选举过后，一个社会主义极左派成员得意洋洋的宣称自己也给莫拉斯投了票，因为——“什么时候还有这样的机会，能同时投下反共和，反‘国王’*和反教宗的一票？全在一票上！”【*莫拉斯和巴黎伯爵支持者间的冲突】

法兰西运动引发的争端席卷法国的教会的各个阶层。司铎和平信徒们自不必说，甚至隐修院也无法置身事外。法国圣衣会修女“小花”小德兰（Sainte Thérèse de Lisieux）堪称近当代最“流行”的圣徒，也是近半中国女教友的主保【侧批：叫声德兰，满堂回头】。尚未修道前，小德兰曾留下一组穿成贞德的扮装照。值得注意的是，这组照片拍摄时贞德尚未正式宣圣，但在保王群体中受到近乎狂热的推崇。考虑到小德兰的家庭出身，这或许理所当然：小德兰的家庭源自诺曼底，她的父亲来自一个军人世家，百日战争期间，她的祖父曾在保王军作战。

事实上十九世纪之前，贞德几乎没有在保王派的“流行文化圈”如歌曲、绘画等文艺作品中出现过。1869年，贞德的封圣提案才由奥尔良教区送交至罗马，1909年庇护十世宣贞德为真福，1920年本笃十五世正式宣圣。贞德的宣圣毫无疑问出自法兰西运动的推动，也是法兰西运动一手打造了作为“法兰西民族主保”的“圣女贞德”形象——“国王的货郎”的“首战”就是与贞德有关的“特拉马事件”（Affaire Thalamas）：1908年，特拉马教授获准开设每周一次的免费历史讲座，讲授他此前出版的探讨贞德的历史角色的书作。民族主义派系认为特拉马对贞德的一些观点是“侮辱民族英雄”，并提出特拉马不具备开设历史课程的资格。“国王的货郎”组织成员冲进教室干扰阻挠课程进行，期间特拉马被掌掴，课程被迫中止；“国王的货郎”创立者Maxime Real del Sarte是雕塑学生，也是“特拉马事件”的组织者和最活跃的参与者，曾亲手制作过多座贞德雕像（还记得吗，他也是绍莱博物馆“旺代”雕像的制作者：Chap.Xv-ii）。【侧批：联想到某些同被掌掴的国内“学者”？】

小德兰家中姐妹五人全部入会修道。她的二姐保禄琳的会名是依搦斯（Agnès de Jésus），日后成为利苏圣衣会女修院（Carmel de Lisieux）的会母。出于家庭传统，依搦斯会母和当时很多法国教友一样，同情法兰西运动。1926年，法兰西运动受到谴责之时，一个与莫拉斯素不相识的年轻女孩为了莫拉斯的皈依发愿，进入利苏圣衣会女修院献身修道。十年后女孩过世，依搦斯会母以此为机写信给莫拉斯，向他讲述了女孩的故事。自此之后，依搦斯会母和莫拉斯通信频繁。信中依搦斯会母称呼莫拉斯为“朝圣者”（le pèlerin），除了婉转的劝说他回归信仰，还充当起教宗和法兰西运动之间的“调解人”角色，试图劝说圣座撤回绝罚。

虽然莫拉斯终生没能踏入信仰之门，但依搦斯会母的坚持不懈也并非毫无作用。学识渊博才华洋溢的马利坦失败之处，这位质朴的西部乡下老修女成功了：1937年莫拉斯等人入狱时，庇护十一世曾去信支持；莫拉斯也做出让步，再版书籍时删除了部分不合信理的内容。更做出承诺要前往利苏修院，在年轻修女的墓前“冥思”。

1939年，法兰西运动杂志主编会签署顺从声明后，庇护十二世撤销了绝罚令。然而1926年的绝罚在法国的教会内引发的余响从未平息，法兰西运动也再没能完全恢复失去的宗教界支持。

没过多久，罗马在处理法兰西运动问题上的"远见"得以显现：二战期间，贝当政府偏安一隅与纳粹德国积极“合作”。贝当政府以“工作、家庭、祖国”为格言，采取了一系列保守政策并大力扶持宗教，初期获得很多法国平信徒和神长的支持。莫拉斯等法兰西运动的主要人物也积极支持贝当，发声反对戴高乐领导的国内外的抵抗运动。

此后因为纳粹在占领区采取的种族清洗和迫害政策，法国的教会和维奇政府貌合神离渐行渐远。各地主教和修院纷纷参与保护犹太人的活动，很多平信徒也加入抵抗组织配合盟军作战——比如庇护十世会的创始人，马歇尔·勒菲弗大主教（Archibishop Marcel Lefebvre, 1905-1991）的父亲。老勒菲弗是支持法兰西运动的保王派，战时经营着一个为英军传递情报的间谍组织，被捕后死在集中营里——由此产生了一个独特的法国现象：贝当或莫拉斯的“支持者”们可以在支持他们的部分主张的同时，以实际行动反对他们的另一部分主张。

战后莫拉斯等人因为“叛国罪”，都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法国的教会因为与贝当政府“合作”，长期受到“默许”和“纵容”纳粹活动的指责。无可否认，部分教会人士确实在战争期间做出过错误的判断和举动。不过20世纪以来，作为一个整体的“教会”只启用权威在法国进行过一项活动：谴责莫拉斯主义和法兰西运动，“强制”剥离大批卷入其中的平信徒。

如果仅从表象来看，似乎良十三世之后，几任教宗对处理法国问题的态度分化很大。其实从更深一层来看，这些举措更像是良十三世的“政教分离”政策的持续——1892年，良十三世提出“ralliement”（“团结共和国”），自此开始有意识的分离“祭坛和王座”，并从宏观层面指出“维护信仰”不应当成为抵制或支持某种具体政府体制的首要原因；庇护十一世谴责法兰西运动则是进一步的剥离：尽管教会的部分实际诉求和某些政治团体有所重合，但宗教不应当依附于政治派系。对于处理现世的具体问题，“先后次序”至关重要。

一些批评者认为“ralliement”和谴责法兰西运动造成了法国的教会内部“大分化”，虽然“法国的教会”从来没有“统一”过。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以来，这两次“大分化”的影响力只限于法国国内。然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之后，藉由第二十一次大公会议的波澜，法国教会的内部分化迅速越过国境，突破欧洲的地域限制蔓延到世界各地。

而处于这片延续至今的风暴中心的，正是“旺代”的标志。

TBC

又，又多出一章……

下一张讲完十世会就真的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