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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汉文帝拒绝了贾谊的淮南削藩建议，由此，贾谊的政治主张接连受到冷遇，而班固在《汉书》中却得出了几近相反的结论，那么真实的历史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

“无韵之《离骚》”

鲁迅曾经说过，《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从前我一直认为这个评价纯是积极的意思，也就是说司马迁发奋著史，其中蕴含着同《离骚》一样感天动地的悲剧力量。

但是，在仔细分析过《屈原贾生列传》的叙述之后，我的看法发生了转变。

我开始意识到，鲁迅说的其实是正反两方面的意思：

从积极的方面说，《史记》的文笔往往饱含感情，它对仁人志士的记载与评论足以令千年之后的读者扼腕叹息；

但从消极的方面说，也正因为司马迁在著文的过程中寄托了过分强烈的爱憎，使得他对历史人物的认识与评价可能偏离相对客观的立场。

《贾生列传》正是典型地暴露出了这个问题。

在这篇传记中，司马迁做了这样的记载：

文帝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皆为列侯。贾生谏，以为患之兴自此起矣。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听。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这段记载的内容有不少失实之处。

在孝文帝执政的24年里，对皇权形成重大挑战的主要是两方势力：

一是以周勃为代表的开国功臣集团；二是以齐国和淮南国为代表的刘姓诸侯王。

孝文帝一生的执政经历也因为同这两方势力的斗争而明显地分为了前后两个阶段。

在前一阶段的执政过程中，孝文帝的主要精力被放在了削弱开国功臣的事情上。

“列侯就国”与“周勃罢相”是其中的标志性事件，而这源于贾谊的建议与策划，我已经在前文中说过。

至于后一阶段，对刘姓诸侯的控制与削弱，孝文帝同样是在贾谊的指导精神下进行的。

在著名的《治安策》当中，贾谊向孝文帝提出了这样一个斩钉截铁的论断：

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也，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

——《治安策》

贾谊的论断是：从巩固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说，封建诸侯是一个极其错误的政策，因为诸侯国同中央政府的矛盾根本不可调和。

不可否认，高祖刘邦逝世前留下的让异姓功臣与同姓诸侯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曾经为西汉前期的政治稳定做出过重要贡献（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旧文《诛灭吕氏的周勃是汉家的功臣还是罪臣？》），甚至孝文帝的顺利继位都源于这一高祖遗策的作用。

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批评贾谊对封建诸侯的判断太过武断。

因为在功臣集团的三巨头陈平、灌婴已经去世，而周勃又被罢废的情况下，功臣集团实质上已经趋于瓦解，他们对刘姓诸侯的制衡作用正在消失。

孝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和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济北王刘兴居同淮南王刘长的先后谋反已经明确无误地显示：日益膨胀的诸侯势力正在构成对皇权最严峻的挑战。

贾谊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及向孝文帝提出了“削藩”的主张。

至于具体的策略，一言以蔽之，曰“众建诸侯以少其力”，也就是以“推恩令”的形式将庞大的诸侯国拆分为若干小国，改变目前强干弱枝的危险局面。

有关这个政策的推行情况，司马迁的记载是：

文帝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皆为列侯。贾生谏，以为患之兴自此起矣。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听。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这一记载本身就存在着前后矛盾：

司马迁说贾谊上书建言诸侯国封地太大，应当削藩，孝文帝对此表示拒绝。但他又说孝文帝在淮南王刘长死后封他的四个儿子为列侯。

这四个同日封侯的淮南王子，其中三位健在者后来三分了淮南国的故地，建立了三个小国。

这也就是说封淮南四子为侯这件事本身就是按照贾谊“众建诸侯以少其力”的指导思想办的。

非但淮南国，高祖时代留下的最大诸侯国即号称“东秦”的齐国甚至被孝文帝肢解为了六个小国，这更足以证明孝文帝原则上采纳了贾谊的削藩建议而非全盘否决。

至于说在淮南国的封建问题上贾谊同孝文帝产生了意见分歧，按照《汉书·贾谊传》的记载，真实情况应该是这样的：

淮南王刘长因谋反而贬死之后，在如何处置淮南封国的问题上，孝文帝是希望按照“众建诸侯以少其力”的办法将淮南国肢解，分封给刘长的儿子们。

但贾谊对此表示了反对，反对的理由有两条：

其一，淮南王刘长是因为谋反而贬死的，现在朝廷重新分封逆臣的儿子无异于打了自己的脸，天下舆论必将因此提出质疑：

究竟是从前对刘长的谋反案处理错了呢，还是现在分封淮南诸子的决策错了呢？

其二，刘长的死已经让他的儿子们同孝文帝结下了杀父之仇，现在就算把他们分封为王。等到这些孩子长大之后，也必将因为共同的仇恨而联合起来反对中央，也就是说“众建诸侯以少其力”的策略在淮南分封这个特殊问题上不起作用。

孝文帝最终没有接受贾谊的建议很可能是出于对舆论的顾忌。

淮南王刘长是孝文帝仅存的同胞兄弟，在决定将他贬往蜀地之前袁盎就曾经提醒过孝文帝，刘长性情刚烈，一旦被摧折至死，天下人一定会将“杀弟”的罪名扣在皇帝的头上。

孝文帝不听，结果不幸被袁盎言中了。

列祖列宗在前，千秋史册在后，孝文帝当然不愿意担这个“杀弟”的恶名，于是硬着头皮封刘长的三个儿子为王，要为自己的疏漏圆个场，结果却给淮南地区留下了直到汉武帝时期还反复发作的诸侯谋反的痼疾。

但是从本质上说，孝文帝同贾谊在淮南问题上的意见相左只是一个局部的技术分歧，而不是宏观的战略分歧，不能因此就说贾谊是怀才不遇，而孝文帝是师心自用。

所以班固在《汉书·贾谊传》的论赞中特别批驳司马迁道：

谊以夭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

——《汉书·贾谊传》

就像欧阳修在《昼锦堂记》中说的那样，“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只是凡夫俗子对仕途成败的评价标准，至于真正有理想有情怀的政治家，并不看重爵禄的隆替，而更看重他们的政治主张能否实现安邦定国的宏愿，从这个意义上说，贾谊是成功的！

司马迁对贾谊的“悲剧形象塑造”更像是借别人的酒浇自己的愁。

李商隐用“不问苍生问鬼神”来形容贾谊，虽然在典故的使用上违背了“校练务精、捃理须核”（刘勰《文心雕龙·事类》）的原则，但是从著述体例上说，“诗以言志”，诗歌是用来抒发作者的情感和志意的，容许主观性解读。

可是司马迁的《史记》是正史，从著述体例上要求“实录”，把客观记载型的正史写得像主观宣泄型的诗歌，就算它是“无韵之《离骚》”，那也是违例了。

如果说贾谊的一生还有遗憾，那么最大的遗憾就是他的生命太过短暂。

无论孝文帝在贾谊身上寄托了多少期待，无论他怎样费尽心机地保护贾谊，他无法预测到的是，公元前173年，梁怀王刘揖会不幸坠马，意外身亡。

这个意外事件对贾谊的打击非常大。

身为太傅的贾谊因为自责过度，在公元前168年黯然离世，死时年仅33岁。

贾谊的死让孝文帝的文治改革失去了最重要的良师益友。

此后，孤独的他也曾一度尝试按照贾谊最初给他的建议，“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

但是公元前163年，赵国人新垣平以望气邪说纹饰太平的把戏被揭穿之后，所托非人的孝文帝绝望了，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找到第二个贾谊，他和贾谊未竟的文治更化大业，将留待后来者去继续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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