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背面与重复——杨德昌电影《一一》（上·人物层次）

作为台湾新电影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杨德昌对于社会现实的捕捉尤为深入。其电影极具鲜明的个性化美学特征，将错综复杂的现代台湾社会艺术而真实地呈现出来，其电影一向被称为“社会的手术刀”，以表示其剖析社会的力度之辛辣锋利。然而在他人生的最后一部电影，集大成之作《一一》中，却回归到了家庭的环境中，甚至看起来温和而舒缓。这并不意味着杨德昌失去了锋芒，只是这把锋利的刀被收入了鞘中，在平缓的外壳下，有着更深沉的主题——有关人漫长一生的循环往复和难以察觉的另外“一半”。

上世纪80 年代兴起的台湾新电影运动，是台湾电影美学观念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次剧变。一批有艺术品位和文化深度的电影导演创作了大量新作品。作为主将，杨德昌的贡献巨大。在其导演生涯中，从《光阴的故事》、《海滩的一天》、《恐怖分子》 到《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麻将》、《独立时代》，直到《一一》，他一直处于变化成长之中。他把自己眼中的台北坦诚地融入在作品中。

与安德烈 · 塔可夫斯基一样，杨德昌作为导演，也留下了七部半作品，并且遗作都被视为集大成之作。 2000 年，杨德昌用《一一》讲述了台湾人的故事，通过对一个普通中产阶级家庭琐事的描写，展现出一个家庭内部的矛盾和危机，象征整个台湾缩影的全景图。杨德昌试图站在每个家庭成员的角度，去深刻的阐释一个正常的家庭在都市台北的现代性生存下的运行模式。

关于片名《一一》的由来有不少说法，其中比较可信的是取自爵士乐手开头时打节奏时喊的“a one and a two”，影片的英文译名也作为这个说法的佐证，有一五一十，娓娓道来的意思。而影片也确实如题，平缓沉静。

《一一》的节奏非常舒缓，通过多线交织的叙事方式，对一个普通城市的中产家庭进行了一次群像刻画。据导演本人而言，“就是不想 讲一个人从小到老的过程，最好是集中在一个‘家庭’，每个年龄都有一个代表。”通过这种“切片”式的呈现方法，也许会比对单个人一生的简单叙述更加丰富饱满。

NJ（简南俊）的儿子和女儿，洋洋和婷婷分别是儿童和少年的代表，也分别是NJ的两个投射面。

儿子洋洋身材矮小，甚至常常被同学老师欺负，但是却和父亲一样异常早熟，小学时就开始对女同学暗生情愫，在对外界还处于天真懵懂的年纪就开始思考“人只能看到事物的一半”这样的哲学问题。导演借助幼童之口说出这样的话，一方面是在表现天真的赤子之心或许能更接近事物的本质，另一方面也是反讽成年人被复杂的考量遮蔽双眼。洋洋对于这个高深问题的解决方法，是通过相机记录下人们的后脑勺，帮助他们看到那“另外一半”。这也许也是导演自身愿望的显化，通过电影来揭露人性中不易察觉的一半，却通过像《一一》一样含蓄留白，只叙述一半的方式。随着洋洋的成长，他开始逐渐认识到成人世界的复杂，甚至在婆婆的葬礼上说出，“我觉得我也老了”，这也暗示着另一个NJ的逐渐出现。

婷婷是一个典型的乖乖女，会因为自己忘丢垃圾而感到对婆婆的愧疚。这种愧疚贯穿全片，直到结尾处导演安排了一个超现实的情节才让她释怀。即使婷婷在生活中是一个乖巧可爱的女孩，也处于青春韶华，正是少女思春的年纪。住在隔壁的美丽女孩萍萍与她心怀好感的男生“胖子”私会的场面让她出神地驻足观望甚至忘记了丢垃圾。后来三人之间的感情纠葛也正像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那样，她父亲的过去也和她无比相似。尽管他们有着代际差异，成长的环境天差地别，经历却又如此雷同，这也许也是导演对于人生相似性的巧妙安排。

中青年的代表就是NJ和妻子敏敏，还有妻子的弟弟阿弟和小燕夫妇，以及分别在两个婚姻中成为“局外人”的阿瑞和阿云。在《一一》中，中年人的世界是复杂，现实又残酷的。

NJ就是曾经的导演本人的象征，和杨德昌一样，大学时为了换取其他人的高兴而选择了自己并不喜欢的机电系，后来成为一个程序员，在公司里处着一个不尴不尬的位置。NJ看起来老实本分，和公司其他的成员有一些疏离感。他们为了利益可以枉顾诚信，每个人都早早给自己留好了公司倒闭之后的退路。但是NJ和他们不同，甚至愤怒与他们的一些商业手段。他处于一个矛盾的状态，一方面需要与没有爱情的妻子一起扛起家庭重任，另一方面他骨子里又是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视大田为知音，甚至随身带着音乐播放器，当他遇到自己不能接受的谈话时就带上耳机，把自己从现实的困顿中抽离出来。然而这种抽离只能是暂时的，他依然面对着和大部分中年人一样的窘境。

也正因如此，年少时的恋人阿瑞成了他心中的“白月光”。在阿弟婚礼上与阿瑞见了一面之后就失魂落魄，以至于去日本期间与她相会，共度了一段梦幻般的时光。但是，这样的幽会与戴上耳机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暂时的抽离而已。即使他在最后说出了藏了多年的告白：“我这一生，没有爱过另一个人”，阿瑞依然不告而别。其中原因NJ自己也心知肚明，他和从前一样天真而不能给其他人安全感。合同被取消的NJ从东京回到台北，即使晕倒了依然要面对挣扎的生活。

这一点对于NJ的妻子敏敏也是一样的，否则她也不需要上山一段时间以追寻一些“生活感悟”。显然她也并没有找到什么，于是在一个夜晚，与NJ和解了。即使再来一遍，也许也没有什么不同。这更加印证了人生中荒诞的循环往复。

至于阿弟，小燕和阿云三人的狗血桥段，导演也暗示过可能只是NJ他们的复刻罢了。公司里地位不高的小燕趁阿弟和阿云闹矛盾趁虚而入，奉子成婚。而阿弟则更加典型地代表了台湾当时的中坚力量，他的境遇起伏完全与经济状况挂钩。合伙人捐款跑路，酒席上的矛盾就能让他萌生自杀的念头，而经济状况好转又让他意气风发。

这样的状况也是当时台湾社会的真实写照，导演对于现代都市有着深刻的思考并进行个性化的表达，将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或轻或重地融入作品中，透露出本人强烈的使命感及忧患意识。

作为老年人的代表，婆婆的角色特征似乎并不显眼，只是担任着线索的重任。昏迷的婆婆成为了众人倾诉的出口，也正是由于她什么也不能说，才让后辈们能够敞开心扉。电影从阿弟的婚礼开始，从婆婆的葬礼结束，中间一个个年龄层次的人们展露出各自的痛苦和困顿，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是谁也无法逃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