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1941年 四十八岁（三）

１９４１年 　四十八岁

６月１２日 　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朱瑞、陈光、罗荣桓等，指出：“目前我党方针在拉蒋抗战。我军应坚持党中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自卫的原则。”如有向国民党军进攻的行动，应立即停止。

６月１３日 　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征求他们对取消抗大总校的意见。电报说：抗大总校在目前各分校极端分散而又遥远的情况下很难进行领导，事实上各分校在各地区兵团的直接领导下仍可进行教育工作，教育方针与教材等归军委第四局负责，因此我们意见取消总校，将总校改为一个分校。

同日 　林伯渠、谢觉哉来访，谈话至傍晚。夜，毛泽东写信给林伯渠，信中说：“今日所谈，系大政方针与人事政策，承你同意，以后必可办通。”关于预决算，有两点还请注意：（一）“凡必不可免之钱，予以慨允，使受者得所。”“其原则就是‘必不可免’四字。弱小部分，予以扶助，亦包括在此原则内。”（二）“不管是中央的，军队的，地方的，一概包揽，为之统筹。军队不分国军，地方军（不立此名目），一概统筹。“ “总之发展路线是完全正确的。”这封信写好后当时没有发出。十五日，毛泽东又在信上加写了以下内容：（一）“追加预计，不可免的”，“故只能由你在预算中加重总预备费，尔后按需要（必不可免者）支用”。（二）“不必肯定边币只维持一千万，宜作千五百万之打算，较不束缚手足。”（三）预计算中应把自力更生部分打进去，“须与党、政、军各部分的实际状况密切联系，了解其情形，方能算计。尤其是军”。（四）“商品货币流通量成正比例说，亦不宜坚持，宜估计到许多新条件，还待今后研究。如持之过坚，将来不准，有损信誉。“

６月１７日 　致电周恩来，说：“你的一文一信〔１〕，《大公报》的复文〔２〕（《大公报》此文很有意思，很可注意）都看了，你的信与文均在《解放日报》发表并广播，那封信写得很好。”“依你观察，此刻是否到了蒋转弯的时机，可否找张季鸾、王芸生开一次谈判”。“向他们申明只要不妥协不反共，我们是拥蒋（所谓国家中心）到底的，否则是蒋拒绝人家拥他，解散新四军，对八路不发饷弹，公开的普遍的反共言论与反共行动，叫人如何拥法？问他们有无改善国共关系的办法。“

〔１〕“一文”，指周恩来为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新华日报》撰写的代论《论目前战局》，同年六月十四日《解放日报》转载了这篇代论。

“一信”，指周恩来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写给张季鸾（重庆《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重庆《大公报》主笔）的致《大公报》的信，这封信在同年五月二十三日《大公报》发表，六月十三日《解放日报》作为代论转载。

〔２〕指《大公报》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的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

６月１８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除继续听取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的报告》外，还作出以下决定：（一）为着更能统一与集权地解决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与批准党、政、军三方面的各种预算、决算，决定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由林伯渠、朱德、任弼时、李富春、高岗组成，林伯渠为主席。（二）改变过去经济自给的办法，准备实行统一的实物供给制度，决定组织一个委员会，由任弼时负责主持。（三）抽调一部分学生参加陕甘宁边区的实际工作。

６月２２日 　德军突然发动对苏联的进攻，苏德战争爆发。

６月２３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指出：“德国法西斯统治者已于六月二十二日进攻苏联。”“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须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这个决定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

同日 　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谭政复电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同意陈赓、薄一波〔１〕统一太岳军队的指挥，同意组织太岳纵队。

〔１〕陈赓、薄一波，此后分别任八路军太岳纵队兼太岳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

６月２６日 　在起草的一份电报中指出：“英、美、华都站在苏联方面，现在是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线的对抗，其前途对苏对华有利。中国时局可能好转，我们方针是争取好转打击日寇。“

６月２８日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复电刘少奇，指出：“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包括一切还在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是全民族联盟，不但是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在抗日一点上确是如此，在民主一点上则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坚决的反对力量，但在我根据地内则大地主大资本家为保存其经济利益为向我作合法斗争亦可赞成我之民主政权。故在抗日过程中不论在全国范围内在根据地内，除汉奸外，对大地主大资本家是一拉一打政策，拉其抗日，打其反共反民主，但目前拉还是主要的，打是辅助的，打是达到拉之手段。”电报还指出：“在中国孤立大资本阶级与俄国孤立资产阶级不同，在中国只孤立其反共方面，在俄国则是绝对孤立政策。“

同日 　复电彭雪枫并告彭德怀，陈毅、刘少奇，指出：“你五月三日电的观点是不适当的，是错误的，六月十五日电亦还未改变。蒋介石还在抗战，蒋在全国军队中，在中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中，还有很大信仰，目前抗战还少不了他，他也还没有破裂统一战线，他还是两面政策”。“罢工罢课的策略只能使自己陷于孤立，八路南下的策略也只能加深国共裂痕，与中央缩小裂痕的方针是不合的。我们对付蒋介石反共政策的方针只应该是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政策，你的意见却超越这个方针。”电报还指出：“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我党对国民党态度尤须慎重，不可大意。“

６月２９日 　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大会。会上张闻天作《纪念我党二十周年我们的任务》的报告。

６月３０日 　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当日寇有举行反苏战争之危险时，情报与破路二事甚为重要。“

６月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的指示》，指出：“在党外要深入地宣传中共二十年来的历史，是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历史。它最忠实地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今天无论在国际国内任何困难情况下，它都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到底，抗战到底，反对分裂，反对投降。”“在党内要使全党都明了中共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在今天它已成为团结全国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决定因素，它的政策，关系全国抗战的成败与全中国人民的命运。因此每个党员都要正确懂得如何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要加强策略教育与学习党在二十年革命斗争中的丰富经验。“

７月１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决定要求“党更进一步地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党，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决定指出：“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决定还指出存在于党内的各种违反党性的错误倾向，如个人主义、无组织的状态、分散主义等，并提出克服这些错误倾向的办法。

７月２日 　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指出：日苏战争有极大可能爆发，如日本攻苏，将在华北加强镇压。我军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但此种配合，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请在此基点上考虑一切问题”。

同日 　致信续范亭：“重庆买的药已到两盒，送上应用，不知是你讲的那种无误否？闻尊体有进步，大家都欢喜。我有些不适，近日已略好，勿以为念。“

７月５日 　致电周恩来：“一、七七宣言今晚最后脱稿，明（六日）上午开始广播。二、宗旨主要拉英、美、蒋反德、日、意，但包括对蒋批评。三、你可将我党力主团结之方针告张冲，以影响他们的宣言。“

７月６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苏联战局有渐趋稳定形势，日本似不是攻苏而是牵制英、美，英、美均同情苏联，国共关系有好转可能。”“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限，不会错的。”“目前反法西斯领导权，已握到苏联手中，只要苏联战局稳定，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都环绕于苏，这是很好的形势。”“对英、美主要是拉，批评可减少。“

７月７日 　中共中央发表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指出：“目前是全世界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的伟大斗争时代，双方的决斗已经开始了。”“大家应该警觉起来，特别团结，特别努力，坚持我们民族解放的旗帜，脚踏实地，向前奋斗，配合各国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斗争，争取我们的完全胜利”。宣言提出中国当前内政外交十项基本方针的建议，并重申：“本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始终不变，愿与中国国民党及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人民团结到底，为抗战建国的共同目标而奋斗。“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毛泽东兼政治研究室主任。

７月８日 　致电周恩来、廖承志：我患肌肉性发炎，需用亚陀方耐尔，延安已无此针剂，别人亦需用，拟请设法购买若干，如有可能则买五十盒。

７月１３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七月九日共产国际关于苏德战争与各国共产党任务的指示，表示完全同意这一指示。

７月１５日 　复电周恩来，指出：关于准备配合苏联对日作战问题，“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

“关于见蒋，张冲既两次来催，似可一见，看他说些什么，如能释放叶挺及发八路几个月饷，国共关系即可开始转圜，但仍不可求之过急”。“英苏协定〔１〕将成世界政治的枢纽，美国在政治上只能跟着这条路线走，不能操纵一切了。英苏协定将影响日本，增加其顾虑，亦将影响中国，促成中苏、国共的好转。“

同日 　写信给刘雪苇〔２〕：“来信及提纲〔３〕收读。虽然我提不出什么意见，但是赞成你写这本书。“

７月１８日 　关于准备配合苏联对日作战的方针等问题，复电刘少奇〔４〕，指出：“反攻口号是对的，七七宣言上已提积极进攻口号，将来可用带战略性的反攻口号。”“但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全局决定于苏联打胜仗”。“乘机取利，制日制共，是蒋的方针，因此我们对蒋还是既不让又不攻的方针，让地盘给蒋在我既事实上不可能，他也决不会同日本拼，他是很机会主义的，很精巧的。“

〔１〕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二日，苏联同英国缔结对德作战联合行动条约。

〔２〕刘雪苇，当时任延安星期文艺学园副主任。

〔３〕指刘雪苇写的中国新文学史讲授提纲。刘雪苇当时打算按这个提纲写一本中国新文学史。

〔４〕陈毅、刘少奇七月十二日致电毛泽东，说：“如日本向苏联进攻，我们当号召全国向日寇反攻，即使国民党不积极反攻，我八路、新四亦必须独力反攻，以牵制日本，敌后某些据点可能放弃。“

７月２１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如何对付国民党最近制造的第十八集团军“近复擅自行动”的反共谣言。会议决定采取以下应付办法：用事实揭穿这一谣言，并指出国民党准备在苏联西线战争吃紧的时候压迫我军撤到黄河以北，美国企图拉拢日本退出轴心国，酝酿东方慕尼黑阴谋；解放社发新闻或社论进行驳斥。会议还讨论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照毛泽东起草的草案通过。

７月２２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董必武电，请向各小党派说明：“（一）我们决赞助他们的民主运动；（二）国民党正在发动反共宣传，目的在杀鸡给猴看，打击各小党派，目前还谈不到对十二条的让步问题，仅在国民党真有好转诚意时，我们才准备谈判具体条文（对某几条可以商量）。“

７月２４日 　下午，谢觉哉来访，谈话至夜晚，派汽车送谢回住处。二十六日上午，谢写信并附《池盐运销研究》一文送毛泽东。当夜毛泽东到陕甘宁边区政府访谢，谈话至次日凌晨一点方归。

同日 　致电彭德怀：“此次国民党发动反共宣传，全由何应钦一手主持，得蒋默认，但为英美派郭泰祺〔１〕、王世杰等所反对！自我们联络英、美在华人员与英美派，集中揭露亲日派阴谋后，据恩来二十三日电告，彼方〔２〕业已失败。“

〔１〕郭泰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

〔２〕指国民党。

７月３０日 　关于尽量吸收医务人材的问题，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向各兵团首长发出指示：“医务人材培养过程很长，且技术不易高深，我军医务建设在技术上进步不大，今后应尽可能地吸收大后方与广大沦陷区技术水平高深的医务人材，不惜其津贴予以任用，政治上作非党干部看待，生活上作专门家待遇之。“

同日 　关于当前形势和斗争方针，致电黄克诚并告刘少奇，指出：“只要苏能胜德（两星期来德军已无进展），日必不敢反苏，只要英、美、苏合作（英、苏已订同盟，美、苏日益接近），蒋必不敢大举反共，整个形势于我有利。假如日冒险攻苏，蒋迫我北上，我之方针亦无变更，政治上仍是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军事上在武器未改变前仍是与敌人无时间的不冒险亦不消极的长期游击战争。华中、山东部队决不北上，对蒋之进迫则取自卫政策，对国民党每一反共宣传与反共行动仍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方针，对蒋、何是何反我我亦反何，何停我亦停。此种方针应准备长期坚持下去，不为一时一事所冲动，望注意为盼。“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除继续听取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的报告》外，还讨论改革中央机关组织机构问题，延安学校合并问题，中央领导同志分工问题，各办事处工作管理问题等，并作出关于这些问题的决议。

７月３１日 　关于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争论问题，致信林伯渠、谢觉哉。信中说：“最近两次谈话，又读谢老两信，又得高岗同志转达二老意见，使我对现行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争论问题有更多的了解。我的了解仍不足，现行政策的几个根本点（预算分散，纸币，运盐）又尚在执行之中，最后的谁是谁非，还无法作结论”。“我现在不能断定纸币与运盐不失败，我同二兄谈过，如弄得不好，也要失败的。但我现在还不能同意停止现行政策，采用另一政策，因为另一政策也许要失败的，或失败得更大。”信中还建议他们：“多从反面（即现行政策的正面）设想，现行政策固然已出了很多毛病，但另一政策是否即毛病较少？从相对性设想，勿只从绝对性设想（即只设想现行政策完全是错的，另一政策完全是对的）”。“注意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例如在税收工作上，在纸币发行工作上，在领导方式上，我觉得都是有严重缺点的。“

７月下旬 　作家萧军想离开延安回重庆去，到毛泽东住处辞行。他向毛泽东谈了他在延安见到的一些不良现象以及某些同志的宗派主义、行帮作风，并建议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毛泽东挽留萧军留在延安，并托他帮助收集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和情况。

７月 　根据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的精神，延安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九月八日又改名中央研究院），毛泽东出席成立大会，并作题为《实事求是》的报告，要求大家一定要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调查研究敌友我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８月１日 　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指出：“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 “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

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还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决定“责成各级党部将本决定与中央七月一日所发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联系起来，向党的委员会及干部会议作报告，并讨论实施办法”。

８月２日 　复信萧军：“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１〕已付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

〔１〕指萧军向毛泽东借阅《毛泽东抗战言论集》。

８月３日 　为加强河防事，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贺龙、周士第，指出：据报军渡、碛口线集日军四千余，准备渡河。查王震旅主力北调应付何文鼎〔１〕，河防空虚。望迅速布置加强河防兵力，准备打击渡犯之日军，另以一部从侧面威胁，务使日军不能得逞。

８月５日 　复信谢觉哉。信中说：“你的各信我都转给弼时、王明、高岗、陈正人〔２〕四同志看，使他们多了解你。他们都愿意多和你及林老谈，都愿把事情把关系弄得好些。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过去的一些‘气’，许多也是激起来的，实在不相宜。我因听得多了，故愿与闻一番，求达‘和为贵’之目的。现在问题的了解日益接近，事情好办。”“在短时间内，总结一下边区工作很好，请准备材料及意见。你身体有病，切勿过劳，暂时以休养为主很好。“

〔１〕何文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战区新编第二十六师师长。

〔２〕陈正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

８月６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除继续听取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的报告》外，主要讨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几个争论问题。关于增发边币问题，原决定发三百五十万元，因经费困难至今年六月已发一千五百万元，有一种意见认为，边币贬值都是由于发行多了。关于盐的产、运、销问题，一种意见，主张由边区政府管理，盐的运销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认为官督民运会引起民变；另一种意见，主张由留守兵团管理，由政府组织民众运输。会议决定委托毛泽东召集林伯渠、谢觉哉，高岗、陈正人、陈绍禹、任弼时、朱德商谈，统一思想，解决问题。会议还决定调南汉宸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

同日 　致信谢觉哉，对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的基本方针提出意见。信中说：“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然后是输出三千万元以上的物产于境外，交换三千万元必需品入境，以达出入口平衡或争取相当量的出超，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如能增产二十万至三十万担粮与运三十万至四十万驮盐出境，即算基本地解决了两个问题。”按此两点来检查我们的工作，则：（一）“今后必须停止公业投资，发动私业投资，即大放农贷与合作社贷款，兼放畜牧贷款与私商贷款，以达增加粮食产量，牛羊产量，与相当繁荣商业之目的。”（二）“盐为达到出入口平衡之唯一的或最主要的办法，只要能年输三十万驮出境，换取三千万元（以每驮法币百元计）棉、布进来，即算平衡了出入口”。“出入口问题一解决，则物价、币价两大问题即解决了。据此以观今年盐的官督民运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信中最后说：“昨日政治局会议决定委托我召集一次有关同志的会议，解决本问题。我想先作个别商讨，然后再开会议，较为有益”。

同日 　致信林伯渠，询问边区财政经济方面的一些情况，并索阅预算表及林的边区财经意见书、三年计划等。

８月９日 　复信谢觉哉：“八日信及安塞报告均收，已看一遍，尚待详看。准备开的总结会议是积极的，非单为辩论个别问题，请准备一积极建议，包括全部财经问题，分列若干条。”“大家希望能统一意志与统一行动，我意须确定一行动纲领，否则无法统一。“

同日 　致信高岗、陈正人，信中说：谢老八日信及所附从安塞来的报告，均附上，请察阅。“如安塞报告，情形是很坏的，是否属实？你们有此类调查否？是否你们所得的仅偏于好的一面，而事情之实际则基本是坏的，即是说运盐是行不通的。又报告中所说‘向友区迁徙’，‘收成已坏’，‘无人锄草’等项是否属实，统请见告。“

８月１０日 　致信萧军：“我现在有时间，假如你也有暇，请惠临一叙。”当天晚上即与萧军晤谈，当萧军谈到《解放日报》拒绝发表他们与周扬争论的文章时，毛泽东说：《解放日报》不给登，你不是自己办了一份《文艺月报》吗？你可以登在《文艺月报》上啊！８月１１日 　傍晚，从杨家岭住处漫步来到杨家沟半山腰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住地，看望萧军、艾青、罗烽、白朗、舒群等作家，不巧罗烽、舒群不在。

８月１２日 　致信谢觉哉，谈劳役和边区政府党团问题。

信中说：“劳役须经政治动员是完全对的，这就是我们的劳役与国民党的劳役之原则的区别，我们的特点是革命加战争。““边府党团不应与政府委员会混同，党团只须三五人，任务是掌握政策”。

同日 　清晨，致信萧军：“昨晚未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当天早餐后，萧军、王德芬夫妇，艾青、韦嫈夫妇，罗烽、白朗夫妇，还有舒群，一同应约来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畅谈有关文艺和文艺界方面的许多问题，并共进午餐。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副部长何凯丰也在座。

８月１３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等问题发言。关于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毛泽东说：现在边区财经问题主要有两个矛盾，即生产的人民与消费的人员的矛盾，人民一百四十万要供给八万人的生活，军队、机关等自己生产只能供给五分之一，尚有五分之四须人民负担；其次是出入口不平衡，相差甚大（八百万元）。解决矛盾的方针是（一）发展经济：（二）使出入口平衡。发展经济，今年投资多在公营事业，今后要投资数百万元于民营的工、农、商业。发展经济的原则，主要民营，部分公营。扩大国营企业不是新民主主义前期的事，而是新民主主义后期的事，只有在有了大工业时才能办到。平衡出入口，要使盐大量出口，现在采用组织人民运盐的官督民运办法，是平衡出入口的好办法。运盐要不违农时，进行政治动员，组织劳动力。能够解决发展经济与平衡出入口这两个问题，就能使边币稳定。劳役问题，由于陕甘宁边区有革命的民众，劳役是可能的；由于战争，劳役是必需的。会议同意毛泽东的上述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陕甘宁边区工作方针的决定》。

同日 　致电张冲〔１〕家属，吊唁张冲逝世。

８月１４日 　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接见绥德警备区学生参观团代表十余人，向他们了解绥德、米脂的民情及民众呼声，解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想把中国搞好，希望把这个意思转告绥、米父老兄弟姐妹们，并要求大家努力学习，帮助和改进当地工作。

同日 　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王世英，指出王靖国〔２〕即将东进中条山，显然是制造晋绥军与八路军磨擦的阴谋。指示王世英去见阎锡山，请阎保证王靖国东进后不反对八路军，保持八路军与晋绥军的良好关系。

８月１７日 　致电彭德怀：“中条山十县既只有敌伪全无友军，派一个团带干部去发展游击战争，是很对的。如有必要还可酌量多派一点，以不使卫〔３〕感到威胁为度。阎锡山与蒋矛盾甚大，向我们拉拢，王靖国部队东进，目的在占地盘吃饭，我们应让他占一部分地盘不与磨擦。“

〔１〕张冲，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组织部代理副部长，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顾问事务处处长，长期以来担任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谈判的代表，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一日病逝。

〔２〕王靖国，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

〔３〕卫，指卫立煌。

同日 　关于对伪军的政策问题，同王稼祥、谭政、傅钟致电陈毅、刘少奇：“对待伪军应采德威兼施办法。不打不能迫使其就范建立我军的威权，但专打则势必结成生死冤仇，不打与专打两个极端政策对我们都是不利的。”对伪军中的两面派分子，应控制使他不完全倒在敌人方面来反对我们。“对伪军俘虏，不分官兵与社会出身，原则上一概不杀。对我成见深放了又来打我的分子也可以不杀，即再捉再放的办法比杀的办法要好，效果要大。”“我们应耐烦地采取七擒孟获政策。“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陈毅、刘少奇电，指出：“十日电〔１〕悉，领导机关在最困难时移至皖东是可以的必要的，但不能大举向西发展。目前中苏英美、国共两党均亟需联合对付法西斯，桂系李、白亦与何应钦有区别，故不宜大举西向。“

８月１８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发言对八月十四日罗斯福、丘吉尔联合宣言〔２〕进行分析，指出：罗丘宣言证明美国决心参加反侵略战争，对英、美、苏、中等都是有利的。这一宣言对德国没有和平的余地，但对日本留有妥协的余地。会议同意毛泽东的上述分析，并指出我们应警惕日本可能进攻苏联与国民党趁机反共的危险。十九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最近国际事件的声明。

〔１〕陈毅、刘少奇八月十日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提出“敌伪如再‘扫荡’，我主力在苏北即甚难活动。因此我华中今后发展方向应转向西，以皖东为基础，沿长江两岸逐惭向西发展，与李先念联系，以便将来能向大别山同皖南、赣北、鄂南山地发展”。

〔２〕指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大西洋的纽芬兰海面会谈后发表的共同宣言，又称“大西洋宪章”。

８月１９日 　致信陈正人，信中说：我要朱理治〔１〕写了一报告书，很有些价值，可作你们起草财经纲领的参考。起草前，请与南汉宸、高自立、叶季壮〔２〕、朱理治及粮食局贸易局诸人加以研讨。“他们是实际经手人员，从他们收集各方面确实的材料与意见，起草的东西方更准确。“

８月２１日 　关于利用阎锡山、蒋介石之间矛盾的问题，致电彭德怀：王世英回延，称阎已允与陕甘宁边区通商（已开始运盐），又允我再设电台，声称华北仅余我们两家，宜好好合作等语。“阎之目的在求生存，希望在河东占一地盘而我不打他。”“判断阎现时不会投敌。我应利用阎蒋矛盾，给阎以生存余地，请善处之。“

８月２２日 　致电彭德怀，指出：国民党发动反共宣传，其目的似准备舆论，以便在日本攻苏时迫我北上；再则民族资本家对我同情，我党政治影响扩大；拉铁摩尔〔３〕新来，有加以压抑之必要。我们将驳复国民党反共宣传。

〔１〕朱理治，当时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

〔２〕高自立，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兼建设厅厅长。叶季壮，当时任八路军总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

〔３〕拉铁摩尔，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荐给蒋介石的政治顾问，一九四一年七月到达重庆。

同日 　复谢觉哉二十一日来信，指出：在陕甘宁边区，“今年的所以采取这些政策，首先是根据于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的特点，其次才是根据边区的其他特点（地广，人稀，贫乏，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等）。”“凡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说话，做事，打主意，定计划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要，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会作。”“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而不要提民主或其他什么为中心工作。”还指出：“政府党团向中央局负责，是执行中央局决定的，其任务是掌握政策，总结经验，大事须经中央局批准。“

同日 　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１〕第二期工作报告上批示：“很好的一个报告。各同志阅后保存于秘书处。”“延安的学校应照此种精神去办。这是理论与实际联系的学校，不是单纯的概论学校。“

８月２６日 　为《鲁忠才长征记》〔２〕写按语：“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个人日本工农学校，是八路军政治部一九四○年八月在延安创办的一所日本士兵学校。学生大部分是战场上被俘的日本士兵，一部分是自动投诚的日本士兵。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１〕这个调查报告和毛泽东写的按语发表在九月十四日《解放日报》上。

〔２〕《鲁忠才长征记》是高克林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三日晚向富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以及王毓贤、孔照庆进行调查后根据记录整理而成的。这个调查报告具体地记述了富县城关区第一次运盐的经过，包括牲口数，往返日期，沿途的各站概况，生活情况及问题，经验教训，等等。

８月２７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组织与编制问题。关于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问题，会议决定，在七大前不改变中央书记处的组织，但为增强中央工作效能起见，除每周一次政治局会议外，以住在杨家岭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张闻天、陈绍禹、陈云、何凯丰七人组成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暂定每周开会两次。会议还决定任弼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任副秘书长。会议在讨论党内教育方针问题时，毛泽东说：我党干部的理论水平比内战时是提高了，现在干部中多读了些理论书籍，但对于理论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上还不够，对中国及世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缺乏研究和分析。我们还没有各种问题的专家，对于许多实际问题不能下笔。延安的学校是一种概论学校，缺乏实际政策的教育。过去我们只教理论，没有教会如何运用理论，就像只教斧头本身，而没有教会如何使用斧头去做桌子。延安研究哲学是空洞的研究，不研究中国革命的内容与形式，不研究中国革命的本质与现象。首先应当承认我们党缺乏关于中国革命实际的理论，才能真正实行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我们要培养行动的理论家。改造学习要采用革命的精神，对干部教育、学校教育、国民教育都要有一个大的改造。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彻底打破目前党内教学方法与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决定由张闻天等组成委员会，研究改造学习的办法，并起草有关的决定。

８月２９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编辑马、恩、列、斯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言论，由毛泽东等十一人组成编辑委员会。为加强中央对全党思想上的领导，由中央同志组成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泽东任组长。

８月３０日 　致电周恩来：“太平洋局面似还是拖，日本和战皆难，你的观察如何？”九月三日，周恩来复电毛泽东，关于太平洋局势，认为罗斯福对日本采取哄与拖的政策，反映到中国仍是拖的局面。

８月 　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举办的小学教师暑期讲习班捐款四百元，慰劳小学教师。

９月１日 　同国民党联络参谋陈宏谟、郭亚生、周励武谈话四小时。陈等表示蒋介石、何应钦、张治中、吴铁城〔１〕在国共关系上均愿转圜，要求朱德到重庆去一次。毛泽东告诉他们以下几点：（一）国民党方面释放叶挺，共产党方面即派董必武一人出席参政会，否则仍不能出席。（二）共产党决不推翻国民党政府，决不越过现有疆界，国民党承认共产党在敌后有发展权利，承认现有防地，承认边区；至于在敌后的国共两军，双方下令互不攻击。（三）恢复新四军，发给欠饷，停止逮捕。（四）何应钦停止反共，共产党即停止反何，并可重新来往，但何苦再反共，共产党必再反何。此外，还谈到周恩来回延安开会事。最后约定，视国民党方面同周恩来在重庆进一步商谈的情况，再定目前可能解决的具体事项。当天深夜，将上述谈话情况电告周恩来，并说：“如彼方找你时，请先谈释放叶挺与必武出席这一初步的交换条件及你回延开会事。“

〔１〕吴铁城，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秘书长。

９月４日 　徐特立〔１〕来谈大学管理委员会事。谢觉哉亦来访。

〔１〕徐特立，当时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

９月７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关于苏联国防部要求八路军在日苏发生战争时派兵到南满一事，会议同意毛泽东所拟的复电。会议还讨论关于出席参政会，民主同盟等问题。

９月８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决定：政治局学习小组，除研究马恩列斯著作外，同时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文件，着重研究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一段，由王稼祥任副组长，负责组织这一研究。会议还决定：组织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何凯丰、冯文彬分别任正副书记；组织大学管理委员会，由何凯丰、邓发、李维汉等九人组成；马列研究院改名中央研究院，成为用马列主义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公开学术机关。

同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积极支持民主同盟的方针是很对的。”“香港甚重要，但目前派不出大员，还是由廖、潘维持，待七大后再讲罢。”“七大代表留此多者一年，少亦半年，专等你回开会，我们意见，一定要等你，你看年内有可能回延否？“

９月９日 　关于配合国民党作战，争取时局好转问题，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左权、罗瑞卿，陈毅、刘少奇，陈光、罗荣桓，指出：“敌攻湘北，又犯郑、洛，国民党正集中力量抗敌，我八路、新四各部应向各重要交通线予以可能的袭击，配合国民党之作战。同时对国民党敌后各部应停止任何攻击性行动，仅在彼方举行攻击时，取防卫手段。同时并向国民党各部发出通知，要求配合对敌。所有上述方针，其目的都为争取时局好转。“

９月１０日—１０月２２日 　出席在这一期间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检讨了党在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九月十日，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有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在延安的学校中、文化人中，都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现在，延安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报告强调指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实行学制的改革，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组织思想方法论的研究组，首先从政治局同志做起。“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政治局的根本业务。““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报告提出：“中央研究组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研究组（又称中央学习组）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会议还决定：自九月十六日起《解放日报》扩大为四版，增加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教育内容；今后《解放日报》的文字，应力求生动活泼，尖锐有力，反对党八股；中央各部委工作同志要多给《解放日报》写文章，解释党的政策，介绍工作经验，使之真正成为全党反映实际领导工作的机关报。这次会议，对十年内战后期中共中央领导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的认识。所说的“十年内战后期”，是指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开始的中共临时中央领导的时期。

９月１３日 　向中共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作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着重讲了两个问题。一、情况是逐渐了解的，认识世界需要不断的努力。他说：“我们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所以，我们的调查工作要面向下层，而不是幻想。同时，我们又相信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他回顾了自己调查农村、认识农村的过程，是经过六七年时间才基本完成的。二、方法。１．分析和综合，先分析后综合，在分析中也有小的综合。应当学习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法和苏东坡研究历史的“八面受敌”法。２．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十样事物中，“如果你调查的九样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把主要的东西都丢掉了，那末，仍旧是没有发言权”。

９月１５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中宣部工作要点、军队老干部工作、组织工农干部教育研究委员会、中央秘书处工作等问题。

９月１６日 　致信高岗、陈正人，请他们考虑答复反映民族学院存在困难的一封来信，指出“民族学院的困难须要设法解决，经费似宜增加一点改善其伙食”。

９月１８日 　同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林伯渠电唁《大公报》总编辑、国民参政员张季鸾逝世。

９月１９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干部保健费的决定。

９月２２日 　致信续范亭：“大示敬悉。已交组织部陈云同志考虑，俟得复后再行奉告，你的要求是正当的。我的风湿近日采用洗澡，晒太阳，按摩，吃水果诸法，颇有起色，知注敬告。关向应同志已动身来延，不日可到。“

９月２４日 　致电周恩来：“我又找陈宏谟等谈了一次，欢迎他们去华北视察，看我们到底作了些什么，看一看没有八路军全国是否能继续抗战（他们要求去晋西北与晋东南，还未下决心），同时向他们证明我并未去苏联。“

９月２６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同意：刘少奇回延安休养，刘少奇担任的华中局书记与新四军政治委员职务，由饶漱石代理；董必武兼任南方局宣传部部长。会议通过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又称高级研究组）的决定等。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决定指出：成立高级学习组的目的是“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高级学习组“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为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决定还指出：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

９月２９日 　起草中央研究组组长毛泽东、副组长王稼祥给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各同志的通知：“本组研究方针，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关于实际方面的材料，请各同志看六大以来的文件（要目见另单〔１〕）。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请各同志首先看下列材料：（一）《“左派”幼稚病》（用一九三九年解放社版）；（二）艾〔２〕译《新哲学大纲》第八章‘认识的过程’（即《哲学选辑》第四章）；（三）李〔３〕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四）河上肇〔４〕《经济学大纲》的‘序说’（已油印发出）。“

〔１〕毛泽东、王稼祥十月一日确定的选读篇目为七十篇。

〔２〕艾，指艾思奇。

〔３〕李，指李达。

〔４〕河上肇，日本经济学家、社会主义活动家。

９月底 　接见陇东分区士绅参观团。在谈到陕甘宁边区人民的负担较重时，毛泽东说：“我们老百姓应该将眼光放远大些，今天中国抗战正处在困难阶段，边区建设也处在困难阶段，只要大家协力渡过这一时期，大家生活便可改善，负担也可减轻了。”他希望人民多讲话，多协助政府工作。他讲的“亲爱团结”四个字，给代表团留下深刻的印象。

１０月３日 　致电刘少奇并告陈毅：中央决定刘少奇来延安一次，并望能参加七大。何时可以动身盼告。

１０月６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关于出席参政会问题，会议决定应以积极准备出席的态度，主动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条件与国民党谈判，如国民党不答应任何条件，则我们仍不出席。会议还决定根据文化水平、党龄、工作关系三个条件，将延安高级研究组扩大到二百五十人。

１０月７日 　晚上，与王稼祥、任弼时同陈绍禹谈话。陈绍禹认为现在中央是只要把同中产阶级的关系搞好，而当现在苏联与中国都异常困难的时期，必须同大资产阶级搞好关系。他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新民主主义论》是只要民族资产阶级，这不好，应同大资产阶级、蒋介石把关系搞好。他认为中央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太“左”了。在此之前，毛泽东曾同陈绍禹进行过两次谈话。

１０月８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陈绍禹首先在会上作长篇发言，谈武汉时期的工作和对目前时局及中央的方针政策的看法。他说：《新民主主义论》中，只说工农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政权，只说要联合中产阶级，没有说要联合大资产阶级；在谈经济政策时，说不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是不对的。今天的政权要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参加，新民主主义只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今天主要是共同打日本。今后阶级斗争需要采用新的方式，使党不站在斗争的前线，而使广大群众出面，党居于仲裁地位。（毛泽东插话：皖南事变后这半年多，国内是最和平的时期，这是一因为日本的政策，二因为我们的政策。）我认为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与六届六中全会的路线是一致的，我的了解不能说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便是一切经过蒋介石。会上，一些同志对陈绍禹提出了批评意见。毛泽东发言说：王明同志在武汉时期有许多错误，我们等待了他许久，最近我和王明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昨晚，我与稼祥、弼时同他谈话，他提出许多原则问题。他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太“左”了。恰好相反，我们认为他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准备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他提出的政治问题，他提议检查中央的政治路线。关于苏维埃后期的错误问题，停止讨论。希望王明对六中全会以前即武汉时期的错误和对目前政治问题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王明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的错误。

１０月１１日 　复电刘少奇：“来电悉。（一）即来延安，既于目前工作不利，自宜缓期。（二）七大大约还需等半年才开，甚望你能到会，请与陈、姚〔１〕各同志商，能否在两三个月内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两三月后动身来延参加七大，七大后你在延安休养，即在延安指挥华中。（三）依国内外大局看，蒋及国民党不会投降，亦不可能大举‘剿共’，华中我军主要是对敌伪分散作战，你来延安指挥华中，似对华中工作不会有大损失，而你的身体得到休养，则有大益。以上请考虑见告。“

〔１〕陈、姚，指陈毅、饶漱石（小姚）。

１０月１３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任弼时向会议报告，陈绍禹因病不能出席政治局会议，陈提出以下意见：（一）关于他在武汉时期的工作，同意毛泽东十月八日作的结论。（二）关于他对目前时局的意见，请政治局同志到他住处去谈，以后由政治局进行讨论，他病好后再看记录。毛泽东在会上说：王明生病，关于武汉时期工作只好停止讨论。关于王明在武汉时期工作中的错误，就以十月八日书记处工作会议的意见作为定论。对他说明，他在武汉时期的工作，路线是对的，但个别问题上的错误是有的，我们就是这些意见。如他还有什么意见，等他病好后随时都可以谈。以上意见委托弼时同志向他说明。关于政治局会议讨论苏维埃后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结论问题，我准备在此次政治局会议上只作一个结论草案，提交七中全会。七中全会也只作结论草案，再提交七次大会作成党内的结论。结论的要点是：（一）说明这一时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比之立三路线，形态更完备，时期更长久，结果更悲惨。（二）这一错误的时期问题，从一九三二年开始，到一九三四年五中全会时便发展到最高峰。（三）我党二十年来的历史问题。五四运动到大革命时期，是唯物辩证法运用比较好的时期，是我党生动活泼时期。一九二七年下半年，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其思想是机械唯物论的。立三路线与苏维埃后期是“左”倾机会主义时期，是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四中全会虽在形式上克服了立三路线，但在实际政策上没有执行正确的转变。遵义会议后，又恢复了按辩证法行事，即按实际办事。从抗战四年来，我党的自觉性比五四时期更提高了，更加生动活泼，更能灵活地运用辩证法。（四）这次讨论，要从检讨过去错误中得到经验教训，使全党了解失败为成功之母。要采用治病救人的办法。现在我们党最缺乏的是对于中国实际的调查和研究，今后我们要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统一起来。（五）要进行加强对学习组的领导、对过去被冤屈打击的干部重新作结论等实际工作。会议决定：组织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由王稼祥起草文件；组织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的委员会，以陈云为首。

１０月１５日 　同任弼时致电周恩来，请为中央机关等订购书报杂志，除告知为党政军领导机关及学校订购有关的报纸杂志外，还指出：调查研究局需要中外各地各种关于政治的经济的书报，此项工作希望重庆方面有专人负责搜集。是否可以推动中国文化服务社在延安办一分社，请考虑。

１０月１６日 　日本近卫内阁总辞职。十八日，东条英机任首相的内阁正式成立。

１０月１８日 　致电周恩来，征询他对时局的看法。电报说：“本定今天讨论，因材料不足（苏、德战况，日阁动向，英、美动向，重庆动向），须再看几天才有眉目，改于后天（号日）交换意见，请将你的观察见告。依大局看，似乎还不能说对苏对我已经是怎样不利的。但我们应准备不利情况的到来。“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各地应即组织高级学习组的通知，指出：“请即根据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加以考虑，规定各该地参加高级学习组的名单（注明现任职务及党龄）及其组长、副组长、秘书，电告中央，以便指定材料，开始学习（重庆高级学习组已经建立，共二十五人，周恩来为组长，董必武为副组长）。“

同日 　关于从苏北、安徽各根据地招收知识青年到延安学习问题，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刘少奇、陈毅，指出：“因西安交通被国民党严密封锁，知识分子来源已断，不但抗大三分校教育行将停顿，即军委机关及留守兵团亦得不到知识分子的补充。提议由苏北以至安徽各根据地内招收政治纯洁、体格强健、有中学程度之知识青年六百至一千人来延，不分男女，经你们初步审查之后，即可组织成队，经华北分批送达此间，如有熟练工人及技术人材更好。“

１０月２０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时局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说：最近时局有到转变关头的味道。国民党说不要悲观，实际上有悲观情绪，蒋介石又提三北政策（即日军北进，国民党军北进，八路军新四军北进）。现在我们党员中也有悲观情绪，这种悲观失望是没有根据的。过去我们党的困难莫过于大革命失败后反动时期的游击战争和长征时期，但我们都渡过了，现在我们党有长期斗争历史和新的力量，是能够应付困难的局面的。我们的路线仍须继续过去的方针，坚持团结，要团结就要进行斗争，我们要使国民党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要保证党的独立性，只在文章中说要独立性是不够的。过去我们有的同志不了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使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使共产主义混同于三民主义，使我们失去独立性，这是非常危险的。现在莫斯科危急，但德国的进攻可能已到最高点，决定的关键在今后一二个星期内，一个星期后看形势发展更会明显。日本新内阁（东条英机内阁）应估计为直接准备战争的军人内阁，日本有北进的危险，但尚未与英、美妥协还不敢北进；南下可能性较大，但日本要准备战争，也不会立即南下，目前不会对我国有大的军事行动，但今后仍有大的进攻形势。

同日 　关于反对对目前时局的悲观情绪，致电周恩来并告廖承志，指出：“东条内阁是一个直接准备战争的军人内阁，它是直接准备战争的，但还不见得马上动兵。其战争趋向有北进危险，但南进的可能性并未丧失。国民党正肯定北进，我们不必与之一致。无论日本北进南进，其对华侵略决不放松，此点我们应加强调。关于德苏战争，莫斯科一线虽尚未脱离被侵略危险，但苏联还是能坚持的，德国的情况并不怎样好，美、英、苏、中的合作必能胜法西斯。当此党内外都生长着悲观情绪之时，我们应坚持正确立场反对这种悲观情绪。“

同日 　电告周恩来，根据某些情报，国民党似有转圜之意，望加注意。

同日 　为阻击何文鼎师南下，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贺龙、周士第并告彭德怀、左权。电报说：原驻桃力民的何文鼎师南下接收现驻安边地区的邓宝珊部新十一旅防务。这一着对边区威胁极大，决抽调王震旅及留守兵团部队（三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归王震、贺晋年〔１〕指挥，阻止何师南下，一二○师驻佳县之五团亦归王震指挥。

〔１〕贺晋年，当时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一团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