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1941年 四十八岁（二）

１９４１年 　四十八岁

３月１日 　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开幕。由于国民党不肯接受中共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中共参政员毛泽东等七人拒绝出席会议。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谈判无结果坚决不出席参政会复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急电〔１〕，指出：“（一）临时办法无结果无明令保证，绝对不能出席（绝对不能出席），必须坚持我们的原则立场。（二）告诉国民党及小党派，延安回电已到，为顾全大局起见，同意临时办法十二条，在有结果有明令保证时可以出席，以示我党仁至义尽。（三）判断此次谈判决不会有结果，故你们的决心须在不出席上，亦不宜外出活动，坚守自己的原则立场。如我们此时出席，我们即失掉一切立场，结果将非常之坏。（四）即选周为主席团，亦决不能出席。“

〔１〕周恩来三月一日两次急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他当日与张冲谈判无结果的情况，并请示是否出席参政会。电报说：现在不出席与谈判仍是对立着，僵局必须打开，中间的办法已没有用，一切待中央立即指示。

３月２日 　关于不出席参政会问题再致电周恩来：“昨夜书记处会议讨论来电，反复考虑，认为蒋介石正发动一切压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但明令保证的条件是决不会答应的，因此须决心不出席。”“我不出席，他亦无可奈何”。“我已提出让步条件（临时办法），他不答应，其曲在彼”。“只要熬过目前一关，就有好转可能，在半年内如能解决善后条件，我仍准备出席九月间的二次参政会。“

同日 　急电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对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本日致国民参政会公函，表示“完全同意”，并嘱“立即转发港、沪并广播各地”。董必武、邓颖超的公函说，他们经中共中央同意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如得国民党政府采纳并有明白保证，他们将出席国民参政会。

３月４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蒋将继续增加对我压迫，请作准备。”“参政会通过拥蒋案以报复我之不出席，但我如出席亦会通过此案，我们赔了夫人又折兵，便上大当，故不出席是千对万对的。“

同日 　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左权，贺龙、关向应，彭真，刘伯承、邓小平，指出：“关于机动部队准备事，须能适应走与不走两种情况，决不可一心一意只准备走，致放松坚持根据地的决心与注意力，及耗费太多之经费，因此应该以准备兵力与现款二事为宜，其他如船只、粮食、草料等项不特别增加经费，凡须特增经费者，须从缓办。“

同日 　致电廖承志并告周恩来：对国民党“参加英美集团或订立中缅协定一事不必强调反对，要把宣传与政策加以分别，我们并不放弃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传，但对英美援华与中缅联防则不应反对，可表示听任态度，因此事可使蒋介石难于投降与难于反共。我们必须尽量利用两派帝国主义间的矛盾”。

３月５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先就目前时局问题发言，说：过去我们的“佳电”及撤兵，一方面取得了中间派的同情，另一方面使国民党抓住我们怕破裂，更加向我们进攻。在我们向参政会提出十二条时，蒋表示着慌。我们继续坚持强硬的立场，蒋动员所有小党派向我们要求出席参政会，因此我党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提出新的十二条办法。这一次我党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三个战士坚持了党的立场，这是有重大的意义。我认为我党此次坚定的立场是对的，给了国民党以坚决的打击，会给各方面以极大的影响。我们的孤军奋斗是有极大的意义。我党外交政策并不反对英、美援华，但反对参加英美集团。我们不反对参加中缅联防，在反日的目的下赞成中缅联防，利用帝国主义间的矛盾。现在以大势观之，国民党反共政策是不会停止的，但在日本南进的政策下反共高潮将会降低。在讨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时，毛泽东说：财政方针主要是发展的方针，手段是票子。应当转变过去的紧缩政策，根据新的方针，立即实行新的政策。要决心立即投资生产事业，主要是投资盐的生产。纸票新增发六百万元，因为现在特别需要，不得不发。以二百万投资盐的生产，二百万买粮食，一百万支付中央与边区的经费，一百万由银行周转。各种垄断的办法必须立即改变，私利不要妨碍人家，政府要实行纠正。要实行贸易自由政策，过去实行以公营事业吞并私人事业的政策是不对的。对边区资本主义发展不要害怕，过去提党内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口号，后来改用反对贪污腐化的口号。

３月６日 　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第六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共七参政员不出席会议之演说，重弹军令、政令必须统一的滥调，攻击中共提出的解决时局善后办法十二条和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但又不得不声称“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会议通过对毛泽东、董必武参政员等未能出席大会事件之决议，并以大会秘书处名义再次致电中共七参政员，促其出席会议。

３月８日 　毛泽东等中共七参政员复电国民参政会，再次说明不出席参政会的理由，指出：中共为挽救时局，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善后办法十二条。迟延期月，未获一复，而政治压迫、军事攻击反变本加厉。⋯⋯似此情形，若不改变，泽东等虽欲赴会，不独于情难堪，于理无据，抑且于势有所不能。”为顾全大局委曲求全计，“乃由在渝参政员必武、颖超二人提出临时办法十二条，请求政府予以解决，以便本党参政员得以出席大会”，但亦未蒙政府置答。复电重申这两个十二条是中共七参政员是否出席此次参政会的条件。如能在此会期内，“采纳泽东等所提各项办法，一有定议与实施上之保证，则本次大会虽届临毕之时，中共在渝参政员亦必应命出席，否则惟有俟诸问题解决之日”。

同日 　出席在文化沟举行的延安“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大会。

３月１２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时局问题发言说：此次参政会，中共不出席，邹韬奋等退出，已变为反共的反动的舆论机关。蒋介石在参政会上报告，说对我党提出的十二条一条也不能答应。现在不理他，待国民党八中全会时给以政治上的进攻。会议决定，中共对此次参政会采取不理态度。会议还讨论了召开中共七大的准备工作。当天，毛泽东起草中央书忆处通知：各根据地对重庆国民参政会的一切东西不要发表，也不要批评，取置之不理的态度。

同日 　致电周恩来，分析蒋介石六日在参政会的演说并提出对策。电报说：“我们攻势（双十二条及不出席）结果，迫得蒋介石作正面回答，却把问题向全国公开了（借一切国民党报纸发表我们的十二条，同时暴露了蒋介石的真面目），蒋原欲把问题缩小，现在却扩大了（由军事问题扩大到政治问题、党派问题）。这些都是我们攻势的结果。”“蒋六日演说及参政会决议仍是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我们七参政员齐〔１〕电，亦是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这种拉锯式的斗争将延下去，就是所谓拖，可能再拖一年。”蒋介石六日演说，是“一种阿Ｑ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选举必武为常驻委员及近日西安放人似是这种收兵的表现”。“我们却还应继续我们的攻势，直到我们的临时办法各条实际上被承认（主要是扩军、防地、新华报及路上少捉人）。“

〔１〕齐，即八日。

３月１４日 　复电全美洲洪门总干部监督司徒美堂等，表示对美洲侨胞关怀祖国，呼吁团结，敬佩无已。指出：自国民党发出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后，国共合作已遇到严重的危机。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迄未稍变，已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解决时局的善后办法和临时办法各十二条，希望“公等一致主张，予以赞助”。

３月１５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电：“删未电〔１〕悉。（一）可以先解决新华、捕人、发护照、发饷等小问题，惟对大问题绝不放松。（二）蒋之表示，不完全是哄，有部分让步以谋妥协之意，因国内外情势不容许他不让步。“

〔１〕周恩来三月十五日致电毛泽东，报告他十四日同蒋介石谈话情况，说蒋在我们的政治攻势下，为敷衍局面，采取表面和缓而实际仍在加紧布置以便各个击破。其法宝仍是压、吓、哄三字。压已困难，吓又无效，现在正走着哄字。并请示可否利用目前的可能先解决捕人，发饷等小问题，还是等大问题一起解决。

同日 　电告周恩来，驻安徽、河南的蒋桂两系在地盘问题上发生严重矛盾，白崇禧电告李品仙保存实力不打硬仗，对东进“剿匪”已完全不提。

３月１７日 　关于日苏订立条约对国共关系的影响问题，致电周恩来，指出：“蒋急于转圜，似乎是由于近日国际关系。““松冈西行目的在订立日德、日苏两种条约，两约如订，大战即发，英、美要阻止日、苏订约，命蒋向中共转圜，蒋亦甚惧日苏亲善，似有求助于我之意，日本则利用国共恶化，有求苏助日制蒋意。”“如日、苏只订经济条约不订政治条约，蒋有答应我临时办法各条可能，如日、苏订立政治条约，则国共、中苏关系均可能一时恶化。“

同日 　为《农村调查》一书写第二篇序言。序言指出，出版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这篇序言和四月十九日写的跋合为一篇编入《毛泽东选集》，题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３月１８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目前时局的通知，指出：“从何白‘皓电’（去年十月十九日）开始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至皖南事变和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达到了最高峰；而三月六日蒋介石的反共演说和参政会的反共决议，则是此次反共高潮的退兵时的一战。时局可能从此暂时走向某一程度的缓和。”“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对我党和进步派的压迫政策和反共宣传，决不会放松，我党必须提高警惕性。”同时，“在全国和各根据地上，要反对对时局认为国共已最后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发生的许多不正确的意见。”这个通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

３月１９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时局的通知，并决定缓发。在讨论出版发行工作时，毛泽东指出：要使发行与消耗量相适合，要出版教科书及通俗书籍。合并刊物问题〔１〕，现在继续停刊，把文章放在《解放》上。会议决定合并刊物后，暂时只出版《解放》、《共产党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文化》四种刊物。

同日 　致电周恩来、董必武，询问：蒋介石组织党派委员会有何用意？蒋是否同意党派委员会只能是商谈接洽机关，不是决定机关，一切有关某一党派的问题非经该党派同意不生效力？蒋是否想借此站在各党派之上，以便统驭全国？以上各点请立复。二十日，周恩来、董必武复电毛泽东，为了对付蒋介石拉拢各党派而组织党派委员会的计划，建议采取以下对策：向蒋提出党派委员会必须置于参政会之外，各党派必须平等。

３月２１日 　致电周恩来：“号〔２〕午电悉。（一）党派委员会问题中央还未讨论，请暂时不要答复他们。（二）请你考虑在新四军问题未解决前，不加入党派委员会是否更妥当些，因蒋目的在使我加入党派委员会束缚我们手足。“在停刊期内，关于这些方面的指导性的文章，分别登载其他有关刊物上。

〔１〕中共中央三月二十六日发出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指出：“由于目前技术条件的限制，与某些书籍小册子的急于出刊，决定《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自四月起暂时停刊，以四个月为期。“

〔２〕号，即二十日。

３月２６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关于增强党性问题。毛泽东发言说：党性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要使中级以上的干部实行检查，干部巩固了党便巩固了。实行自我批评，是一个很难办到的事情，鲁迅也说解剖自己是困难的。自遵义会议后党内思想斗争少了，干部政策向失之宽的方面去了。对干部的错误要正面批评，不要姑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团结全党，但同时必须进行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我党干部要做到虽受到打击也要服从组织，就是在一个时期为上级所不了解，并且孤立，都要能够忍耐下去。要能上能下。项英、袁国平的错误，中央也要负责，因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是有些错误的。当时对形势估计不足，没有迅速地布置工作；其次对国共关系忽视了斗争性，因此边区也失掉些地方，直到张国焘逃跑后才解决，对全国的影响也很大。会议决定由王稼祥起草关于党性问题的决定。

３月 　关于从重庆订购书报问题，三次致电周恩来、董必武。要订购的书报有：《中央日报》、《扫荡报》、《新蜀报》、《新民报》、《时事新报》、《新中国日报》、《华光日报》、《国家社会报》；重庆各党派集团及昆明、桂林等地的报纸、杂志；向中国文化服务社订购各种政府公报、杂志、报纸；向中国经济研究所订购《四川经济参考资料》、《贵州经济》、《日本对支经济工作》、《列强军事实力》，《中外经济年报》（三九、四○年版）、《中外经济拔萃》（创刊起全要）。并要求将商务、中华及其他书局出版的有关中国经济书籍尽先寄来，“重庆所有的经济书籍望尽力搜集寄来”。

４月１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电，指出： “李先念部队有绝大战略意义。办事处、新华日报及重庆、桂林、贵阳各地一切应疏散的党与非党的干部，应千方百计尽其可能送到李先念那里去。“

４月２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毛泽东准备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的提纲，内容是关于最近六个月来同国民党反共高潮作斗争的经验总结。这个提纲的八点内容，都包含在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在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斗争的教训的党内指示中。

４月５日 　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朱瑞、陈光、罗荣桓并告彭德怀、左权，陈毅、刘少奇，对山东、华中的战略部署提出意见，指出：“在日蒋矛盾依然尖锐存在条件下，反共军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这一点给我党在山东、华中巩固扩大根据地以有利条件。” “但山东、华中敌、顽、我的三角斗争是长期性的，三方中无论哪一方均不可能迅速解决问题。” “因此你们战略部署须适应上述根本情况，作长期打算，勿为临时消息所左右。”“中央已同意中原局建议，陇海路以北的党与军队之领导，仍归还北方局与八路总部，陇海以南则归中原局与新四军部，华中局仍称中原局。“

４月８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蒋有派两个师绕道绥西进驻榆林向我压迫讯，其中一师系新编第三十四师马志超部已到宁夏。蒋派陈长捷为晋陕绥边区‘剿匪’总司令，日内率直属队经陕、甘、宁夏似赴榆林。蒋之目的在夺取盐池，压迫绥德。请严重向蒋交涉。“

４月９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根据各处消息，蒋介石有４月从北面布置兵力向我压迫的可能。请一面向蒋抗议，一面告诉刘斐，盐池为我给养命脉，如被占领非与蒋拼命不可。

同日 　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贺龙、关向应、续范亭并告彭德怀、左权：“蒋有加强北面兵力攻取盐池并南攻绥德可能，你们应准备抽调有力部队准备于必要时西渡增援，暂在原地待命。“

同日 　致电廖承志，请他在香港为延安儿童保育院购买听诊器、窥耳器等医疗器械。

４月１０日 　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本日三次致电贺龙、关向应等，指出：何应钦到西安布置“剿共”军事，李文部分驻宜川、洛川、宜君、耀县的四个师似有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企图，如其进攻则可能是突然袭击延安、富县两点。你们应做好准备，并准备抽调五个团待胡宗南进攻延安时为保卫延安之用。

同日 　致电周恩来：蒋介石似有袭击延安的企图，望立即揭穿，并告知友人。

４月１１日 　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廖承志及各战略单位，通报说：据息，何应钦此次来西安是主持西北“剿共”军事会议，已于十日在临潼开会，讨论中心问题为进攻陕甘宁边区之部署，进攻边区总指挥已决定为胡宗南，在一个月后开始进攻。

４月１２日 　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贺龙、关向应并告彭德怀、左权，指出：“准备机动部队集结集训，布置甚妥”。“惟集结位置须选在行止两用之处，庶依情况须行则行，须止则止，可以活用”。

４月１３日 　《苏日中立条约》在莫斯科签订。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约见中国驻苏大使邵力子，表示“苏联将毫无变更地继续援助中国”。

同日 　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贺龙、关向应并告彭德怀、左权，指出：“如果蒋介石冒险打延安，我们现时还只能决定内线作战，不是打出去，一二○师兵力须在保卫边区同时又相当兼顾晋西北之两点上。”“蒋介石是否决心打延安主要决定于蒋对苏联态度，日苏条约订立后蒋之态度如何尚须数日才能看清，但我现应放在蒋决心打延安一点上来布置。“

４月１４日 　关于苏日中立条约和蒋介石准备进攻延安等问题致电周恩来，指出：“日苏条约使苏联彻底解除被攻威胁，对国际对中国发言权增高，使英、美利用三国同盟为反苏工具之幻想最后破产，对制止中国投降与反共危险有积极作用。”“对蒋进攻延安阴谋准备公开揭破，但还拟看一看，如蒋知难而退，则饶他一次以免引起紧张局面。“

４月１６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苏日中立条约，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对苏日中立条约发表意见》。毛泽东发言指出：苏日条约订立之后，苏、日双方都得到自由，但对中国问题没有解决。蒋介石目前有三大困难，即财政、外交与中间派问题，中间派对投降与反共都不积极，财政困难更大。目前不会有新的反共高潮，蒋介石进攻陕甘宁边区似还不会立刻到来，但我们必须准备。会议还讨论后方工作、在延安出版日报等问题，决定成立后方工作委员会，统一管理延安党、政、军、民整个后方工作，由叶剑英负总责；决定由原指导陕、甘、宁、青等省工作的西北工作委员会与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西北中央局，统一领导西北工作；决定秦邦宪为即将在延安出版的日报〔１〕的社长兼主笔。

４月１７日 　关于苏日中立条约问题，致电周恩来，指出：“蒋介石历来认为苏联依赖他的抗日，他乃敢于放手反共，日苏条约对蒋给了一个严重打击。”“摆在蒋面前的是外交、财政、中间派三大困难问题，关于外交者是第一日本威胁加重，第二美、英重心在对德，第三苏联获得自由；关于财政者是收入不足十五分之一（五万万对七十五万万）；关于中间派者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地方实力派并不热心反共也不赞成投降。““在日苏条约订立、苏联获得自由之后，蒋投降与反共将更加困难”。

同日 　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雪枫：为了政治上打击蒋介石反共，军事上迟阻李仙洲援助韩德勤，同意陈锐霆〔２〕团在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等口号下光荣起义，起义后照外围军待遇。

〔１〕指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在延安创刊。

〔２〕陈锐霆，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军第一四二师第四二五团团长，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九日率部起义。

同日 　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贺龙、关向应并告彭德怀、左权，指出：“你们部队主力择适当地点集中整训，不要妨碍生产建设，以便坚持根据地。延安亦是这个方针（准备应付蒋之万一进攻，但不妨碍生产）。“

４月１９日 　为《农村调查》一书写跋，指出：现在党的政策既不是十年内战后期的“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也不是陈独秀主义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的政策”。同时指出：“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但是不要把反对党内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错误地移到社会经济方面，去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

４月２０日 　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雪枫并告陈毅、刘少奇，指出：陈锐霆团起义后不要改为八路军或新四军番号，可称九十二军独立旅，陈任旅长，保存外围军形式，归彭雪枫指挥。二十一日，再致电彭雪枫并告陈毅、刘少奇等，指出：如昨电所说陈团起义后仍打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第九十二军的旗帜。“对陈团内部须坚决执行一个路线的转变，使全团掌握在党的领导下，主要军职以党员与可靠分子充之，但须团结一切不反共的中间分子。”“惟有实行这种革命的两重性政策，才有利于争取国民党军队，也才有利于团结陈团中的中间分子。我对陈团的政策和对山西新军的政策是一样的，但和山东对一一一师的政策不同，山东没有采取内部坚决转变的方针”。

同日 　复周恩来十九日来电，同意他关于国民党统治区顽固派、英美派、亲日派、中间派等对苏日条约所持态度的分析，指出：在德国打击下，英国对苏邦交即将好转，美国亦将大体上取英国的步骤，决不能得罪苏联，中国英美派、顽固派、中间派及进步派中之动摇分子均将在英、美影响下对苏献媚。“英、美总方针是先对德后对日，决不敢对日本取强硬态度”。“我们方针是要争得蒋及国民党主体转变到亲苏、和共、改良的方向，而以维持他们的政权、承认我们的地位为条件。“

同日 　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左权，贺龙、关向应，聂荣臻，指出：无论蒋介石是否马上进攻延安或增兵榆林，从聂荣臻处调两个旅至晋西北机动位置是必要的。两旅到后主要集结整训，并从事生产。

同日 　致电周恩来，请他为续范亭购买药品。“续范亭胃病甚重，似胃溃疡，来延医治，略有好转，请购药努食丁二十盒航快寄来为盼。“

４月２６日 　复电周恩来，指出见蒋介石时可提出：（一）要求他派飞机送你回延安参加大会〔１〕。（二）表示我党愿意同国民党继续团结抗日，惟望国民党改变对内政策，并对八路军发饷，合理解决新四军问题。

〔１〕指准备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４月２７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审查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拟在第二届参议会竞选时提出的施政纲领，决定照毛泽东的修改稿通过，于五一劳动节发布。会议还通过以高岗为书记的中央西北局成员名单，并决定组织一委员会，解决过去边区党内争论问题。

４月２８日 　关于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修改和发表问题，写信给任弼时并转边区中央局。信中说：施政纲领的最后修正稿付上二份，请在边区刊物上发表，并印多张广为散布于边区境内及境外。干部人手一张。群众报上，须为之逐条加以通俗解释，并张贴于通衢。与此纲领发布同时，须由边区中央局发一通知，亦同样在报上发表，在通衢张贴，并使干部人手一张。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作过多次修改。纲领共二十一条，第七、第八、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九、第二十条是毛泽东起草的，对其他一些条他也作了重要修改。第七条是：“改进司法制度，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不重口供。对于汉奸分子，除绝对坚决不愿改悔者外，不问其过去行为如何，一律施行宽大政策，争取感化转变，给以政治上与生活上之出路，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其写悔过书。对于一切阴谋破坏边区分子，例如叛徒分子反共分子等，其处置办法仿此。”第八条是：“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实行俸以养廉原则，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须之物质生活及充分的文化娱乐生活。”第十条是：“在土地已经分配区域，保证一切取得土地的农民之私有土地制。在土地未经分配区域（例如绥德、富县、庆阳），保证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及债主的债权，惟须减低佃农租额及债务利息，佃农则向地主缴纳一定的租额，债务人须向债主缴纳一定的利息，政府对东佃关系及债务关系加以合理的调整。”第十四条是：“继续推行消灭文盲政策，推广新文字教育，健全正规学制，普及国民教育，改善小学教员生活，实施成年补习教育，加强干部教育，推广通俗书报，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材，保护流亡学生与失学青年，允许在学学生以民主自治权利，实施公务人员的两小时学习制。”第二十条是：“对于在战斗中被俘之敌军及伪军官兵，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实行宽大政策，其愿参加抗战者，收容并优待之，不愿者释放之，一律不得加以杀害、侮辱、强迫自首或强迫写悔过书。其有在释放之后又连续被俘者，不问被俘之次数多少，一律照此办理。国内如有对八路军、新四军及任何抗日部队举行攻击者，其处置办法仿此。“

４月３０日 　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刘少奇、陈毅、饶漱石〔１〕，指出：敌占宁波、奉化、温州、福州，如系久占，你们应注意组织各该地的游击战争。从吴淞，经上海、杭州、宁波直至福州，可以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上海、杭州线的军事领导有单独成立战略单位之必要，此区有大发展前途，可划为第八师区域。

〔１〕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

５月１日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在《新中华报》正式发表。

同日，《新中华报》刊登的《边区中央局发布施政纲领》报道中说：“此纲领内容极为重要，不但表示团结抗战之总方针，并包举各方面的正确政策，例如军事政策，优抗政策，‘三三制’政策，人权保障政策，司法政策，廉洁政策，农业政策，土地政策，工商政策，劳动政策，税收政策，文化政策，妇女政策，民族政策，华侨政策，游民政策，俘虏政策及外国人政策等。”“据中共中央书记处人员称，边区中央局此项施政纲领之发布，适当国内外政治形势发生激烈变化之时，实具备着伟大的政治意义，不仅陕甘宁边区可以施行，而且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均可以施行，即在全国范围内说来，亦必有甚大之影响云。“

５月２日 　致电周恩来，要他就陈长捷至西安事质问国民党，指出：“如陈至榆及向榆林增兵势必引起重大纠纷，如保持榆林现状，我可保证不向榆林、宁夏、内蒙作任何行动，否则引起纠纷责在彼方”。

５月５日 　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陈毅、刘少奇并告彭德怀、左权，详细告知国民党军在华中的动态及蒋介石同桂系的矛盾。指出：蒋、桂在华中的防区方面有重大矛盾，“各欲置对方于危险地带，置自己于有利地带”。据汤恩伯称，已奉蒋令，该集团负责区域划定为淮河以北，平汉路以东，黄河以南，津浦路以西地区，“亦可见蒋攻我之心未死，没有敌人大举‘扫荡’，他是不会放手的”。自苏日条约签订后，国民党苦闷彷徨，桂系亦感无出路，据重庆消息，白崇禧很苦闷，说蒋介石“反共无决心，和共亦无决心”，近日白、蒋间颇有隔阂。

同日 　同陈伯达致电周恩来，急切需要购买以下各种书报：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出版的《四川经济参考资料》、《贵州经济》、《列强军事实力》、《日本对支经济工作》以及该所出版的各期《中外经济年报》、《中外经济拔萃》；西南实业协会编辑的《四川工厂名录》；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辑的《中华民国统计提要》、《西南实业通讯》、桂林出版的《实用国民年鉴》；并询问前托购的商务出版的方显庭的《中国工业资本问题》一书，是否已购得。还指出：“关于各种统计公报及经济书籍，这里很需要，此后请指定专人多为购买，重庆运来书籍以此类较多为好，请嘱办事处同志注意。“

５月７日 　中条山战役（又称晋南战役）开始。集结在这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约十五六万人，虽有八路军积极配合作战，国民党军仍然溃败，退出中条山地区，在三个星期内，损失兵力约七万余人。

５月８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时局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重庆国民党方面要刘斐同周恩来谈话，说明日军发动新的军事进攻，要求我们在军事上配合。会议决定复电周恩来。会议还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我党在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斗争中的教训》的党内指示，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用电报发各战略单位。这个总结指出：“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我们的方针是“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时期的两次反共高潮都证明：“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现在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电：“（一）对于敌军进攻，须强调‘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号召。（二）对于国民党要求我们配合作战，须告以当然如此，不成问题。（三）我们要求事项：（甲）速解决新四问题；（乙）速发饷弹；（丙）停止反共；（丁）派机送周回延开会。“

５月９日 　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部负责人，提出我军在日军进攻中的方针。电报说：“敌正集中兵力，企图进攻河南、陕西、云南，打通平汉路，截断西南、西北两交通线。”战事有在近日发生可能，国民党要求我军配合作战。我们方针，“仍按我军现在姿态，巩固各根据地，耐心发展敌、伪、奸三种工作（这是极重要的），按当地情况许可，拔取敌伪某些深入我区的据点，在接近豫陕地区，应有相当部队配合友军作战，并极力发展统战工作，但不要乘机向国民党地区扩展，使蒋、桂各军放心对敌”。

５月１０日 　致电周恩来：“已电总部拟具配合中央军作战计划，惟新四、饷弹、反共三大问题，请蒋速予解决。“

５月１２日 　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陈毅、刘少奇，指出：“敌占领郑州后意图不明，蒋令何柱国〔１〕袭击陇海线，扰敌后路，兼有防我意。为减轻蒋对我恐惧起见，彭、邓〔２〕所部，不应越过津浦线以西，仍在原地不动为要，张、罗〔３〕亦不可扰击李品仙。“

５月１４日 　关于党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配合作战，致电彭德怀：“目前国民党非常恐慌，望我援助甚切。判断在日寇此次打击下，国民党不能不向我讨好，国共地位将发生根本变化，我党在抗战中将日益占据领导地位。因此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但决不为国民党激将法所冲动，而是周密考虑情况，给以有计划的配合。”“我意主要配合区域应是晋东南与冀南，其他作为次要配合区域（即按寻常状态作战）。“

同日 　致电廖承志：“（一）日寇准备大举进攻，我军决配合国民党作战。（二）对鲁斯〔４〕一类美国人可与之多联络，表示我党坚决抗日到底，武汉失守后主要抗战的是我党，国民党打得很少。我党对内要求，只有一个民主。对外交是主张与英、美联系的。“

〔１〕何柱国，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

〔２〕彭、邓，指彭雪枫、邓子恢。

〔３〕张、罗，指张云逸、罗炳辉。

〔４〕鲁斯，美国援华委员会委员、作家和记者，一九四一年五月八日到达重庆。

同日 　致电周恩来，要他告诉崔可夫及党外人士：“武汉失守后，两年半来，日本政策是主要对共、放松对国，以利诱降。故两年半来，国民党对日打得很少，它也和日本一样，主要对共，放松对日，发动两次自毁藩篱的反共高潮给日本看，希望日本不再进攻，这个政策是根本错误了。我党对日则无日不战，对目前进攻，又决定配合作战。东条陆相在今年一月议会中声明，重庆政府自前年冬季攻势以来没有打什么仗，只有共产军作了有力反攻，就是证据。“

同日 　同朱德致电彭德怀：据报日军沿黄河增兵甚多，扬言渡河。又传日军于日前由平民抢渡，沿河民众甚为恐慌，西安粮价亦猛涨，正在疏散，人心惶惶。“我军于此时机有在敌侧背给以打击以振奋国民党之必要，如何望告。“

５月１５日 　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电告彭德怀、左权：八路军总部应不断向蒋介石等通报敌情、战况，特别是胜利消息（包括全华北的），以影响其抗战决心，争取国共关系好转。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等问题的通知，全文如下：“五月十六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事业亦加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重要文章除报纸、刊物上转载外，应作为党内、学校内、机关部队内的讨论与教育材料，并推广收报机，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广宣传，至为至要。“

同日 　致电廖承志、周恩来，请他们在香港、重庆为续范亭购买治疗肠溃疡的努食丁注射剂五十盒，速寄延安。

５月１６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毛泽东题写报名和写发刊词。发刊词说：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就是本报的使命。“现在是中国存亡绝续的关键，全国一切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的敌人。

中国共产党是站在这一斗争的前线的，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将来还是如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始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

５月１８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社论指出：“目前国际形势中的主要特点有三个：一是德国大胜利，二是中国发展着的抗日战争，三是苏联的和平政策。我们一般地估计国际问题，特殊地估计日本问题，都不能离开这样三个特点。”否则就不可避免地要作出不正确或不大正确的结论。德国有夺取世界霸权的趋势，英、美对付德国的“锦囊妙计”是：“不让希特勒向西，不让苏联置身事外，又来一个欧洲慕尼黑，这就是他们的总方针。”“再一次施行远东慕尼黑，利用中日矛盾与苏日矛盾，迫日向西向北，以配合其迫德向东的西方政策。”对于中国发展着的抗日战争，很多人是估计过低的，殊不知“基本上决定日本的动向的正是中国”。“中国现在是一堆民族革命的大火，在这里高举着火炬的是几万万人，而共产党则站在这个火炬行列的最前线。”“世界究竟是谁人的世界？帝国主义强盗们说一定是他们的世界，而人民则说一定是人民的世界。中国究竟是谁人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者说一定是它的中国，而我们则说一定是中国人的中国。‘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呢？只有人民，只有我们，才能正确答复这个问题。”“世界上一切反动派都无法估计革命力量之发展，这一点是反动派们注定了的致命伤。“

５月１９日 　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改造全党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批判了理论和实际脱离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但在这一结合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缺点，即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一种是主观主义的态度。我们党内许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违背了理论和实际统一这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报告提出三点建议：一、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二、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三、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这个报告对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和路线学习起了推动作用，给全党的整风学习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是整风学习必读文件之一。这个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

５月２０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何凯丰〔１〕关于青年工作的报告。在讨论中毛泽东最后发言，指出：大革命时期恽代英领导青年团是搞广大的群众运动。苏维埃时期形成狭小的组织是错误的第二党方针。抗战时期青年工作是有成绩的，但在组织问题上有缺点。现在群众运动发展了，我们的观点还落在后面。群众生活是广大的，我们了解的很少，主要错误是反映群众生活不够。我们对青年工作是重视的。中央青委的主要任务是政治领导，过去对掌握政策注意不够，而且要注意了解群众要什么政策。青年工作要提高一步，不是要搞基干组织，这次讨论否决了基干组织，而是要加强同群众的联系，把落后群众提高起来。

〔１〕何凯丰，当时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

５月２５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揭破远东慕尼黑新阴谋》的通知。通知号召全党揭穿和反对正在酝酿的“日美妥协，牺牲中国，造成反共、反苏局面的东方慕尼黑的新阴谋”，指出：日本在发动晋南战役的同时发动了谣言攻势，诬蔑共产党和八路军。事实上，“新四军虽被宣布为‘叛变’，八路军虽没有领到一颗弹一文饷，然无一刻不与敌军搏斗。此次晋南战役，八路军复自动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两周以来在华北各线作全面出击，至今犹在酣战中。共产党领导的武力和民众已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一切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其目的都在使抗战失败，以利投降。我们应发扬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反对一切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这个通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揭破远东慕尼黑的阴谋》。

同日 　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就目前形势和统一宣传问题，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负责人，指出：日军发动此次小规模战争，现华中、华南已退返原防，晋南亦无大战，证明其目的仅在吓蒋，此次进攻似已至结束期。“目前西方新慕尼黑危险虽因苏联的坚强政策暂时被打破，但东方新慕尼黑危险却日见增涨，日、美、华妥协反共反苏反德的阴谋正在东京与华盛顿交换意见，国民党两星期来对国际局势一言不发，而只宣传共产党如何不配合作战，可见其正在沉机观变中”。

“在此时局动荡之秋，我党宣传必须统一于中央的宣传政策之下，因此我军各首长必须严格遵照中央二月一日指示〔１〕不得随便发表意见”。

〔１〕指中共中央一九四一年二月二日关于发表带全国性的通电、宣言和对内指示的规定。内容如下：一、凡无中央及军委及总政治部之指示，各将领各政治部一概不发有全国意义的通电、宣言与对内的普遍指示；二、各地各军上级机关在未得中央及军委同意前，不要命令各部发表带全国性的通电、宣言与对内的普遍指示；三、以后各将领、各中央局发有全国意义之通电、宣言及对内指示，须先得中央及军委同意。

同日 　复信旅美华侨王履孚、甄玉莹等，信中说：“比接正月十二日大札，具见关怀祖国，力主团结抗战，钦佩良深。“ “所可虑者，美、日妥协诱迫投降之说，近忽甚嚣尘上，远东慕尼黑之阴谋，死灰复燃，亲日派之活动，未可忽视。”“所可告者，不论国际风云如何诡谲，敌伪与亲日派如何呼应，中共同人必与国内一切真诚抗日之党派团结抗战到底，不达民族解放之目的誓不休止。“

５月２６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时局的报告，指出：目前西方慕尼黑阴谋，已经暂时被打破。由于德国对英战争的不断胜利，使英、美对日将有更大的让步，以便集中力量应付欧洲，因而东方慕尼黑的危险仍然存在。蒋介石在今年四月以前是以皖南事变来缓和日本的进攻，当时何应钦到西安布置“剿共”，企图以向我进攻来取得日本的停止进攻。最近日军对华的进攻是“游击战”，目的在于逼蒋投降，没有准备进攻洛阳与西安。目前，日本对于中国问题的办法尚未完全确定，国民党的态度也还未决定，最近三个星期没有发表谈话。我党应积极揭破和反对这种阴谋。关于党的对外宣传问题，指出：过去习惯对外宣传不统一，表现在各根据地宣传政策不统一，今后要统一起来。会议决定中央对外宣传工作统由秦邦宪负责。

同日 　同朱德致电卫立煌，指出：“目前惟有国共团结并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实行亲苏外交，坚持抗日到底，方能挽救危亡，美国是靠不住的，日、美、华妥协阴谋必须拒绝。“

“我们所希望于国民党的只是（甲）坚持抗日；（乙）民主政治；（丙）改善国共关系这样三点而已。关于改善国共关系又分三点，即（甲）对新四军问题予以解决；（乙）对八路军饷弹予以发给；（丙）对反共言论与反共行动予以停止。除此以外，并无其他要求。”电报还说：“赞同卫长官与胡宗南先生会见，时间约定后，我们即派南汉宸来洛，共商团结对敌大计”。

同日 　复电周恩来，指出：“对国民党的第二个将军（第一个问我们是否配合作战，第二个问我们是否拥护国家中心，都是向我们将军），暂时应置之不理，你意与我们一致”。“卫立煌对我积极配合作战甚为兴奋，他提议约胡宗南在洛阳会见，并派车接南汉宸去，共商团结抗战大计，我们已复电同意。“

５月３０日 　电告彭德怀：“九个月来中央社第一次广播我军战绩，谓据洛阳讯，我军已截断正太路车不通等语，是卫处已起作用，望对正太、平汉两路战绩多报卫、蒋。”“为答复国民党造谣污蔑，新华社已予以反击（反将一军），待国民党语调好转我亦放缓和此。“

同日 　致电周恩来：“二十七日罗斯福炉边谈话〔１〕仍具两面性，即迫德妥协与准备参战。对东方仍含日、美妥协阴谋。“

〔１〕炉边谈话，也称炉边闲话，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当时发表施政演说的一种方式。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七日，罗斯福发表炉边闲话说：“美国之国策首先就是当希特勒企图征服和威胁西半球时，美国必须在任何地区积极反攻之”。又说：“吾人不能容忍希特勒支配世界，同时亦不能容忍上次世界大战后即一千九百二十年代的世界”。对日美关系，则说“尚未予以研究”。

５月３１日 　致电周恩来：“英、美方针在西方是迫德反苏，在东方是英、美、日、华妥协反共反苏，时局之紧张空前未有。赫斯走后〔１〕略见好转，且看下文。“

〔１〕赫斯，德国国社党副领袖，于一九四一年五月只身一人驾驶一架战斗机自德国出奔英国。赫斯素与德国的倾向西方的路线有关，反对与苏联谅解。

５月 　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联名发出《军委关于陕甘宁边区部队生产工作的指示》，主要内容有：一、在生产工作的政治动员中，必须将自给自足的口号与抗战建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基础的任务连接起来，使生产工作能够遵循着党的财政经济政策来进行，克服违反政策的行为与本位主义，做到先公后私。二、提倡现品自给。三、加强后勤所属各工厂的生产。四、彻底实行贸易政策。

６月３日 　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突然天降大雨，电闪雷鸣，参加会议的延川县代县长被雷电击毙。同时，一位农民的一头驴也被雷电击死，这个农民逢人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追查这个农民，毛泽东加以阻止，并说要想想我们做了什么错事引起了群众的反感。后来检查发现是公粮征多了，一九四一年征二十万担，人民负担太重而不满。于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减征公粮，一九四二年的公粮由原定的十九万担降为十六万担。同时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群众的负担，受到了群众的拥护。

６月４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的报告》。在六月十八日，七月十六日、二十三日、三十日，八月六日、二十一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继续听取彭真的这个报告。

同日 　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贺龙，询问关向应病情有无起色，并告药物即寄去。

６月６日 　电告周恩来：“中条山战事已告段落，敌人似在收兵休整，下一次进攻方向可能是河南。“

同日 　修改中共中央关于青年工作的决议草案（曾经六月四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给何凯丰、胡乔木写如下批语：“关于过去青年团，将白区、苏区加以区别，似更好些，如同意，请给洛、弼一阅。此决议抄正后付《解放日报》发表，并发广播，个别地方（包括重庆、香港）还发战报台。“

同日 　为抗大五周年纪念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６月７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发言指出：目前大局，可能德国继续反英反美，美国参战，造成长期战争；中国则继续国共合作，造成长期战争，长期磨擦。因此，我们的战略方针，要准备继续四年的长期战争。现在华北、华中要支持长期战争，就要加强政治工作，实行七分政治，加紧敌伪军工作，不要像百团大战那样硬打。现在国民党的方针，也不是大打，桂系将采取守势，日军将继续进攻中国。会议还讨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问题，决定由毛泽东起草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的党内指示。

同日 　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复电陈毅、刘少奇，指出：估计日军在最近转移大军“扫荡”敌后尚不可能，皖北情况尚不十分严重，同意新四军第四师主力东开休整的部署，但应注意皖北原有阵地的坚持。彭雪枫第四师在皖北所得的经验教训应深入检讨，并将结论电告。

同日 　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并告刘伯承、邓小平：“关于太岳军区问题，事关重大，中央正在慎重考虑中，日内即有答复，部队暂勿行动。”八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即电彭德怀、左权并告刘伯承、邓小平，指出：从大局着眼，目前争取以蒋为统帅仍继续抗战局面十分必要。当此中央军在中条山溃败，日军仍将继续进攻，而在东方慕尼黑危险尚未过去的时候，我们对蒋方针着重在拉，而卫立煌在拉蒋抗日问题上有更大作用，目前卫立煌处境甚为困难，我们须极力同他拉好关系，予以种种援助，万万不可把关系弄坏。因此，你们所提建立太岳军区及派兵南下的计划，在目前时机是不适当的。因为这将给国民党亲日派以投降反共的借口，给蒋以刺激，给卫以反感，结果将使我们处于不利地位，所以这一计划暂不应执行。

６月９日 　关于在冀南平原地区同日 　军斗争的方针和政策，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并彭德怀、左权、罗瑞卿，指出：日军在冀南之“蚕食”政策，其目的在于缩小我之活动地区，扩大其占领地区。击破日军的“蚕食”政策的中心环节，“在于有正确的政策，主要应从政治上着手，而不能只是军事进攻或以军事进攻为主”。“一般说，我党我军在此种三角地带工作的出发点，应该是善于隐蔽自己，保存实力，处处为民众着想，要保护民众使民众不致吃亏（也就是保存自己）。对于民众中某些被迫应付敌人的行为，不仅不应尖锐地反对（这不是右倾退缩），反而应该因势利导成为带有计划性的应付敌人的办法，甚至成为策略”，打破日军分离我军民团结的毒计。“单纯的军事斗争，表面上的尖锐对立政策，将引起敌人残酷的镇压，其结果恰恰是造成群众的恐惧，使敌寇得逞其阴谋”。“在这些地区内应多采用两面政策，加强伪组织伪军工作，多交朋友，不要大吹大擂（隐蔽自己），群众团体及政权只能采取隐蔽的方式，不能与根据地一样”。

同日 　起草朱德、彭德怀致卫立煌的电报〔１〕，指出：“目前大局，非国共两党贵我两军密切合作不足以图存。敌于晋南得手后，有进图郑、洛〔２〕、西安可能，八路军决在委座及吾兄领导下与友军配合作战，坚决破坏敌之进攻，为保卫郑、洛、西安而战。惟配合有直接、间接两种，直接配合则效速，间接配合则效迟。敝军担任平汉、平津、津浦、北宁、平绥、正太、白晋北段及同蒲北段中段之破袭，从远后方、近后方牵制敌人，此间接配合也。八路军以有力一部进入中条山及汾南三角地区，担任同蒲南段、白晋南段及道清路之破袭及黄河北岸之控制，从侧面打击与牵制敌人，以利贵军主力在黄河南岸西岸之力堵，此直接配合也。”“德等愚见，认为非有此一方面之部署，则牵制敌人难期速效，盖敌之重兵已集济源、运城地域，仅作远道配合，究属远水难救近火，此次中条战役其证明也。”“今之建议，亦纯属进言性质，如以为可，则令行之，如以为不可，则弃置之。”如批准上述建议，“敝军到达中条及三角地区时，须请求允准发动民众组织抗日游击队，盖德等认为唯有此策为最有效。此次中条失利之原因固多，而无民众组织以障蔽敌之耳目，明快我之耳目，实为主因，并非兵不精将不勇或指挥不善之咎也。“

〔１〕毛泽东起草这封电报后，与朱德联名拍发彭德怀征求意见，并嘱此电由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转交卫立煌。

〔２〕郑、洛，指郑州、洛阳。

同日 　关于中条山战役后对国民党的方针问题，复电周恩来，告以彭德怀、刘伯承等部署进占中条山，中央已去电制止。指出：“此事只能取合法步骤，朱、彭给卫建议一电即转给你，望你在渝有所活动，蒋如真欲保卫河防，只有让我进入中条山，如他不许，则我可解脱责任。”此次中条山战役的损失，为上海战役以来最大损失。“目前我对国民党方针是着重于拉，中条失败后拉好的可能性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