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1944——迪尔旺加团在白俄罗斯
1943年夏天，明斯克党卫队兼警察总指挥冯.戈特贝格（von Gottberg），指挥着一支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特别行动队（迪尔旺加别动队隶属该单位）。戈特贝格在迪尔旺加的DkiG（金质德意志铁十字）授勋推荐理由上总结了该营的行动，根据报告来看，我们可以知晓迪尔旺加营在15个月中至少杀死近15000人，而只有92人死伤或失踪，这的确是个非常耀眼的成就。戈特贝格的报告着重描述了迪尔旺加营缴获的武器，试图将该营的行动置于严格的军事背景之下。缴获清单上的数字强调了迪尔旺加本人和他下属们的勇敢。有鉴于此，戈特贝格自然不可能去区分真正的游击队员和在报复性行动中惨遭屠杀的俄国农民与犹太人，因此在报告中尽量压低了后者的数字，但1943年的重心内容，已经转移到了对当地人的种族灭绝中。
进入1943年后，迪尔旺加营不再驻扎在明斯克以北的Lagoisk村，而是转移到了白俄罗斯西部和南部地区，主要活动地点是——Slutsk、Volhynia-Polesia，Lepel和Borissov，迪尔旺加营在后两个地方建造了部队宿营区，其中，Borissov卷入了一场白俄罗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和最残暴的反游击行动：“科特布斯”行动。该行动开始于5月20日，10天后的上午，迪尔旺加向上级发去一份伤亡统计：两小时前，俄国连队中有7人因误踩地雷身亡，同时有几个人失踪。德国连队中没有阵亡，但有2位士官和2位士兵受伤。两小时后，又有5人受伤（德国连队）。“科特布斯”行动的规模不仅达到了顶点，其对俄国农民和犹太人的极端暴力手段也达到了巅峰，这次行动至少使12000人死亡。迪尔旺加营由于规模较小，自然无法成为行动的主要参与者，但这支部队却在“戈特贝格”指挥部制订的灭绝计划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在对受害者采取的极端暴力行径中，使用当地平民人肉排雷是一贯作法，但迪尔旺加营却在此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导致了近3000人因此暴行死亡。戈特贝格在事后的报告中满意地指出——“由于大多数道路和小路上埋有地雷，因此必须按照命令使用探雷器。由迪尔旺加营开发的探雷器通过了测试。”
“科特布斯”行动和行动中所展露的种种极端反人类的行径，爆发在一个一直充斥扫荡行动的地区，为民间当局增强对泽列夫斯基和戈特贝格种族灭绝政策的抨击和抗议提供了机会。地方一级的Borissov专员，在行动开始10天后向戈特贝格的副官之一——Kube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抱怨了行动期间发生在Vitonitsch村的一场大屠杀。大量被子弹打伤的受害者拼命设法从坑里爬了出来，并到最近的医院接受治疗。两天后，Kube给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长罗森堡（Rosenberg）寄去了一份基于现场收集信息得出的报告，恳求他向希特勒说情，放弃这种做法。这种直接干预并非意味着Kube倾向于赢得当地居民的心，Christian Gerlach有充足的证据表明，Kube是非常赞同由柏林方面制订的掠夺和灭绝政策，Kube只是试图让民政当局在地方一级在话语权上保持着主导地位。1943年9月22日，Kube遭到了他的白俄罗斯籍佣人刺杀，这件事恰好就发生在民政当局和党卫队当局公开冲突的背景下，Kube的死向柏林方面揭示了白俄罗斯地区内部争斗的严重程度，Kube遇刺后，又有一份来自他部门的报告交给了Rosenberg，报告中提到了铁路线情况的日益恶化和党卫队对迪尔旺加的”使用“：
白鲁塞尼亚总署（commissariat general）的情况很显然由以下问题主导——蔓延的”一群人“......正如他（Kube）在8月所写的那样。他还说：‘从前被视作没有危险的铁路线，如今到了禁止通行的程度，与维尔纽斯的交通线越来越受到以下因素的阻碍：恐怖主义行为、地雷等。除此之外，还有警察单位对当地居民的行径，在这方面，迪尔旺加的名字被特别强调，因为这个人和他的下属在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发起的灭绝战争中，故意拒绝考虑政治因素。迪尔旺加的手段不亚于几百年前的三十年战争，导致民政当局关于希望和白俄罗斯居民合作的保证成为一纸空文。当妇女和儿童被集体枪杀之际，便不再存在人道的战争行为，在扫荡行动中焚毁的村庄超越了布尔什维克在撤退时烧毁的村庄数量。
狡猾的是，民政当局引用了Kube在8月提交，也就是所谓”英雄之死“前一个月的报告，这导致整件事看起来带有一定程度的预言性。在民政当局看来，这份对迪尔旺加罪名的指控将成为对抗党卫队系统的一件有力武器，但Kube的同事并不明白，罗森堡和希姆莱二人在柏林的相对地位：前者失宠，后者几乎站在其权力的顶峰。此外，Kube遇刺造成的空位期迅速更替，导致局外人对党卫队部门和民政部门之间的斗争结果一无所知。就此，戈特贝格在明斯克党卫队兼警察总指挥的职务上，又兼任了白俄罗斯总区总专员。于是戈特贝格成为了迪尔旺加的直属上级，随后，戈特贝格签署了关于特别行动队合法化的条令。戈特贝格的上位标志着泽列夫斯基的焦土战略与希姆莱幻想东方领的完全胜利。
当然，”科特布斯“行动对迪尔旺加营来说也非没有影响。1943年3月28日，希姆莱下达命令，将”帝国中，1901年出生后多次拒服兵役者，非正常生活者，如在政府的清查中被捕，必须被集中起来.....发配到迪尔旺加的刑罚营“。这一命令凑巧赶上了负责征兵工作的瓦尔特.冯.恩鲁将军的委托，于是恩鲁发起了一场征兵行动。他系统性征召了一批边缘候选者，不管其是否是罪犯还是偷猎者，但征兵行动本身对迪尔旺加营影响不大，这点可以从1943年夏季的人数中可以看出：在新加入的321人中，有294人来自达豪、布痕瓦尔德、毛特豪森和萨克森豪森，这批人未来将由一群士官管理。他们的加入是未曾预料的。四个月后，迪尔旺加收到了一份来自帝国经济管理部（WVHA）的信件，信中措辞尖利，并威胁他如果不把那些人送回去，整件事就会被告知给希姆莱。囚犯的年龄各不相同，但都出生于1893-1921年之间，他们被囚禁的原因大多是”非适宜社会者“或”职业罪犯“，其中后者占据了总数的一半。那些”罪犯“一般是入室抢劫或是盗窃钱包而获刑，但更多的是针对个人的犯罪——”武装抢劫“、”袭击“、”过失杀人“、”谋杀“。”非适宜社会者“则是那些——犯了轻罪的人，或是乞丐和失业者，失业者与被描述为”智力低下“、”意志薄弱“、”心理变态“的罪犯归为一类。新队伍到来后，迪尔旺加营的氛围迅速发生了改变：在短短六周内，便有三起即刻处决的事件和数量极多的处罚。
新编队刚一抵达，就投入到训练中去，并编成了几个连。迪尔旺加在此事上并没有采取像国防军那样的”老带新“策略，而是直接将所有新兵一股脑塞进所属连队里，老兵则继续待在原连队不变。新到的人被编成两个德国连。在关于组建迪尔旺加团的事宜中，规定该团的武器装备需求要从敌人那缴获，这让迪尔旺加很失望，他曾计划如果帝国经济管理部同意他的请求，那么他将告知伯格尔，他需要”600支步枪、120支狙击步枪、50支手枪、36支信号枪、6个机动野战厨房、6台无线电设备、12台收音机、24挺重机枪、38挺轻机枪、12个中小口径枪榴弹发射器、72支冲锋枪、144个指南针、36辆挎斗摩托、40辆配备司机的卡车、6辆配备司机的半履带车。“伯格尔的副官说他可以”获得这些装备，如果得到了党卫队全国领袖的必要指示“。迪尔旺加继续不断游说他那要求增援和后勤支持的策略。他的胃口很大，于他而言，从集中营来的囚犯数量还是不够，即使是在他收到这些人之后。得益于一项新的政策，迪尔旺加团会陆续收到一些愤世嫉俗的囚犯入伍，这项政策是1943年9月3日由希姆莱和帝国主管狩猎事务的戈林共同签署。
新人员抵达后不久，他们就参加了持续时间不超过三天的”京特“行动，7月14日，迪尔旺加作了报告。他大谈了他行动前从格雷特.科塞曼（Gerret Korsemann）那得到的指示，在”科特布斯“行动的教训后，科塞曼约束迪尔旺加并命令他放过一定数量的村庄，尽管行动前，警察侦察单位做了侦查工作，但在迪尔旺加看来，这些即将被焚毁的村庄明显是站在”土匪“那边的，甚至是敢公然在公路上埋雷。迪尔旺加的不满更甚，因为他认为这些约束将导致部队遭受不必要的损失，而且这次行动在战斗阶段、没收财产和迁移人口阶段做的非常糟糕。但是，根据手写的报告表明，这次行动总计杀害3484人，迪尔旺加只损失了5名德国人和6名”外国人“，同时有17名德国人和31名俄罗斯志愿者在战斗中受伤。
迪尔旺加团在行动中的人数反映了大规模扫荡行动的时间顺序和该部队活动时的紧张节奏。迪尔旺加团的德国连由212-235人组成，其中150人须保持任何时候可用的状态，这种节奏唯一松懈的时候便是7月初，那一月，迪尔旺加团正准备接收新一批罪犯。在此期间，只有100人保持随时可用状态，另外50人在Lagoisk从事”内部服务“。平均下来有30人在从事车间工作，例如设备和车辆维修和保养。占总数5%的人在休假，10%的人在医院或者疗养设施接受治疗。需要注意的是，在整个5月-7月间并没有什么高烈度追捕行动：4月26日-5月1日抓捕4人，而前一周甚至只有1人，接受治疗的人也跟这些抓捕行动没有什么关联性。就如同该部队第一个活跃时期，在卢布林和白俄罗斯，损失一直都非常低。尽管如此，在”京特“行动一周后，迪尔旺加团还是遭受了两次重大损失：第一次是7月19日，该团的一支补给车队遭到游击队袭击，袭击被击退，但有两个人被打死；第二次是7月20日，该团的一辆卡车踩到枚地雷，2名士兵当场被炸死，另有2名士兵和1位军官重伤。游击队袭击和地雷——这些是该部队官兵所从事的“战争”的主要威胁。
随着7月，囚犯的到来，这种相对安逸的节奏也被打破，例如，8月第一周的战斗就很好能说明：在这次名为“赫尔曼”的行动中（向赫尔曼.戈林致敬），有4名德国人死亡，7名受伤，其中4位需要立即动用飞机撤离。作战日志指出，迪尔旺加团在那一周的行动中需要执行的任务是缩小包围圈，该团在那里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在“赫尔曼”行动中，迪尔旺加团的总损失是13名德国人死亡，35人受伤，另有8名乌克兰希维人受伤。
似乎很难去确定导致烈度陡然升高的决定性因素，随着罪犯和“非适宜社会者”的到来，部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部分新兵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也完全没有战斗经验，这正是致命的因素。然而，如前所述，伤员名单中包括了迪尔旺加本人和二级突击队中队长Blessau，这两个人在作战方面拥有该团最丰富的经验。1943后半年后，游击队有了更强大的火力，德国人在正面交火中愈发难以对抗。此外，迪尔旺加团还参加了1943年11月的“海因里希”行动，就在这时，苏联红军在Vitebsk地区取得了突破，迫使该团不得不临时性充当起一线部队。直到1944年1月，该团每日的作战报告更像是人们对1915-1918年间西线堑壕战的预期，而不是二战中的敌后战线。例如：
1943年12月27日，1连报告有2人受伤
12月29日，1连有2人受伤和2人患病
1944年1月2日，1连报告2人阵亡，6人受伤，但“没有什么好报告的”
1月4日，1连报告有1人阵亡，同时遭受了40枚炮弹的洗礼，但他们也回击了60枚炮弹和600发子弹
1月5日，1连报告1人阵亡，3人受伤，并发射了约1100枚重机枪子弹
1月9日，1连报告2人阵亡，并遭受140枚炮弹洗礼
除了这份可以证实该部队在这一时期的阵地战烈度的每日报告以外，在命令中，关于埋设地雷和土方工程乃至防御工事的指示无处不在。在一周的时间内，1连挖掘了约650m的战壕。严寒使得工程作业极为困难，以至于经常发生冻伤现象（尽管这些被宣布为自残行为，因为分配给该部队的冬装数量是足够的）。
1943年12月，迪尔旺加团的任务再次改变，转移到了明斯克以南的Usda，并在这里参与了“春季集会”行动，该行动标志着扫荡行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行动地带主要是Vitebsk地区的Polosk和Uschaschy周边地域。迪尔旺加团是戈特贝格为此次行动组建的4支新军团中的一员。尽管行动的形式符合“死亡区”的战略，但改变的战斗因素和战斗条令反映了一件事——非常多的游击队被描述为可怕、装备精良和防御严密，而且游击队在战斗中甚至可以呼叫红空军。为应对这些头疼的因素，戈特贝格向第3装甲军请求了增援，后者向其提供了1个保安团、1个工兵营、4个炮兵编队，其中2个配属了反坦克炮、2个专门保护交通线的部队，以及一支装甲部队。“春季集会”行动的目的是采取广泛的手段来争夺相对有限的领土，迪尔旺加团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行动持续了三周，总共杀害了7011人、6978人被俘、11233人被驱逐，缴获敌人轻型武器1065件、重型武器360件。迪尔旺加团在三周中付出的代价是17人死亡，与1942年以来的任务几乎相同，侦查任务、补给车队、搜救工作和反游击战是该团的日常。
负责保护后方安全的当局意识到，从安全角度来看，反游击策略是失败的。如果说这项策略在掠夺方面有效，那么它从来未曾彻底清除过游击队，甚至连严重阻碍他们数量和活动的增加也没做到。当局从失败的扫荡行动中得出了结论，并着手制订了一项新政策，其基础是将部队铺开在一个网格上，以确保对领土的永久控制，这需要有武装和坚固的村庄为据点，并最终将覆盖白俄罗斯地区。这些武装村（Wehrdörfer）已经在卢布林区试行过，在那里，Odilo Globocnik曾试图建立起德国定居者村，以取代被驱逐的波兰和乌克兰农民。目前尚不得知这两个地区间在此事上是否有沟通，但新的明斯克战略也同样取决于相同的战术原则，尽管这并不是一个“日耳曼”措施——居民候选者不是德国人，而是受到信赖的白俄罗斯农名。关于这个项目的前半部分，在这里不多赘述。1943年4月-5月，在Volhynia-Podolia地区南部修建了20个支援站，每站50人。但该项目直到1944年戈特贝格认可后才真正有了可信度和资源。1943年12月23日，戈特贝格向“白俄罗斯民族委员会”宣布了该项目。想法是组建由10-20个村庄组成的“武装村”，在一个村庄被宣布“武装村”名单后，其环境将被“平定“，”不值得信任的人“将被枪杀或驱逐。几天后，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仪式上分发了少量的食物、香烟、糖果和珠宝。文化建筑——学校、教堂——这类建筑在图纸上需要经过检查，造在哪里，或是在哪里改造。在接下来的三周内，”武装村“的居民们接受了基本的军事训练，并被煽动起来谴责游击运动，禁止游击队进入村庄。然而，尽管这样的村庄有100个，居民总人数达到20000，项目却从未跳出这个初始阶段，德国人缺少资源，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整场大战期间一直都缺少一样东西——时间。这份失败的项目倒是把亚美尼亚人、高加索人和阿塞拜疆人的安置结合在了一起，对于迪尔旺加而言，这是一笔意外之财。迪尔旺加像往常一样，不断要求增援，他谋划着让这些”东方军团“进驻他的地盘，并控制住他们。迪尔旺加不厌其烦地给伯格尔写信，希望他们早日到来，并希望这份要求能够得到确认。但迪尔旺加手底下的军官反对他的意见，于是迪尔旺加试图让他返回柏林，以便让更多的士兵被分配到迪尔旺加团。然而，迪勒万格部队参加了”武装村“项目，为土库曼、鞑靼和阿塞拜疆人提供了保护，并派出了单位实施村庄装修第一阶段的土方和防御工程。
这些努力是迪尔旺加战略的一部分，即不断增强他这支部队的实力。正如我们所看到的，1943年夏天迪尔旺加受到的保证——在按照身体标准筛选后，迪尔旺加可以挑选两种类型的人：偷猎者和罪犯。1944年2月，希姆莱将这一命令合法化。他将加入迪尔旺加团的人数定为800人，但这个数字在过去几个月后仍未达到100%。新兵是分批次的形式抵达，特别是5月19日，有182人来自奥斯维辛，287人来自萨克森豪森，这是新一轮征兵行动中抵达的最后一批。迪尔旺加试图确保他招募的是那些因纪律原因而被囚禁的党卫队成员。他要求释放Prague, Dantzig-Matzkau和在Babruysk的党卫军苦役营的所有囚犯并转移到他的部队，迪尔旺加相信，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确保他的部队有着训练有素的成员。1944年3月18日以来，迪尔旺加一直在要求把这些囚犯交给他，让他们发挥作用并经受住考验。迪尔旺加指望他的请求可以为其带来额外的2000名党卫军士兵，但根据Hans Peter Klausch的说法称，迪尔旺加团在撤离白俄罗斯前，总计只收到200名党卫军士兵。在那时，迪尔旺加团似乎也有了可以改名的理由了。最初的核心250名偷猎者、1942年夏天增加的500名俄罗斯志愿者、1943年夏天增加的1200名反社会者和罪犯，再后来因纪律原因转来的200名党卫军士兵，总共有约2150人。如果减去俄罗斯志愿者，他们在白俄罗斯大撤退后便不再参加战斗，则剩下1650人，其中只有881人，也就是——一半的人可以被视作”战斗力量“。
迪尔旺加团参加的最后一场扫荡行动是 "鸬鹚 "行动，行动时间是5月25日-6月17日，6月19日，与迪尔旺加团斗争近30个月的白俄罗斯游击队投射了不少于10500枚炮弹，瘫痪了德国中央集团军群后方地域的通讯线路。6月22日，”巴格拉季昂“行动打响，直到明斯克解放。迪尔旺加特别行动队，这支臭名昭著的部队，在白俄罗斯呆了53个月，毫无疑问，至少有30000人死在这帮屠夫的手上。这支部队初到白俄罗斯只是一支规模堪堪百人的突击队，离开时，却是个团级单位。这场战役虽然失败，但在迪尔旺加卡看来，却显得很有胜利感，几乎不可能去数清迪尔旺加在白俄罗斯杀害的人数具体有多少。不过，让奥斯卡.迪尔旺加真正开始被大众所熟知的事件，才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