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三万里》8/10

艺术形式方面，该电影是极优秀的。出色的画面表现力、引人入胜的艺术性，将唐诗之美、大唐之美展现至极。看了这么多年电影，这是我对于吵闹的电影院容忍度最大的一次，又或者，倒不如说是我很乐意看到小朋友们争相背诵古诗的样子。我大胆预测，这部电影会是一代人极好的古诗启蒙、历史启蒙、国学启蒙。这一点的意义是极为不凡的。

剧作方面，该电影是平庸的。电影以回忆式的小情节展开，小情节的剧作主体意味着牺牲故事本身的厚度和起伏，淡化外在冲突，转而加深对于人物自身的刻画，因此，一般认为，小情节电影比大情节容易催生出印象深刻的人物。比如《阿甘正传》，其情节与情节之间没有强关联，剧作全靠阿甘的人物自身串联起来。该类型的极端代表还有《温柔的怜悯》，完全舍弃了外在冲突而完全专注于人物。

作为小情节电影，本片以高适的内在冲突为驱动，较为成功的塑造了高适的形象，在舍弃了外在矛盾的情况下，其人物弧光饱满河合理、富有说服力。然而，可惜的是，这种优点并没能惠及其它角色。理想的情况下，这类剧作应该以主人公本身的内在冲突为镜子，映射出其它人的弧光轨迹。依然以《阿甘》为例，该片以阿甘的内在冲突为镜子，映照出青梅、虾哥、老排长的内在冲突，进而将这种冲突外在化为整个社会的冲突，在将众多配角立体起来之后，整个叙事语境也自然向宏伟处展开。

在《长安》中，剧作者有意安排高适和李白的“世间人～谪仙人”的内在对立，并希望在讲述高适的内在冲突时，以此为镜带出李白的形象。但是在实施过程中，这一点是不成功的。在剧作中的李白，在高适的内在冲突外，有着自己的强烈驱动力，这种喧宾夺主的表现力却反而影响了李白人物的正常表达，使得李白的形象模糊不清。讲得更通俗一点，高适为何为世间人、如何为世间人，通过其内在冲突的表达我们了解的很清楚；李白为何为谪仙人、如何为谪仙人，在脱离了剧作的核心驱动力的情况下，作为配角，变得模糊不清、流于形式。李白尚如此，其它角色就不必多说了。

最后，在多说一句鄙人心中的李白吧。李白“谪仙人”的美名来源于贺知章，贺酒蒙子做此评价时是开元二十三年。从这个评价切入分析李白是很合适的。一般认为，贺老作此评价是因为被李白《蜀道难》中展现的才华所折服，当然，此话不假。然而我认为，诗狂这句话还另有其意。此时的贺知章官至工部侍郎，正四品，当然作为一个状元，在76岁高龄有这么个官职也不算啥新鲜事。但是结合三年之后，贺知章擢升太子宾客，成为李隆基亲自挑选的李亨心腹，在晚年致仕时受到已经头晕眼花草木皆兵的李隆基厚待，说明贺知章其人是有不错的zz能力的。因此，他的这句“谪仙人”应该还有说李白不经世事、不应从政的意思。后来的事情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

李白的诗，是直击灵魂的。我读了许多诗，有的能让我高兴，有的能让我哀伤。但只有李白的诗，能让我流下难以名状的眼泪，有着类似法喜充满的伟大感觉，是灵魂深处的触动。李白对于人之所欲有着超凡脱俗的理解。他不讲求出世与入世，他不讲求规矩和自在，他讲求万法归一的处事方法。因此，我们才能总在其生平中看到他在出世与入世中反复横跳，其实对他来说，二者并没有什么区别。随心而动，顺意而为，李白身上有种陆王心学“心即理”的感觉。

李白的问题是什么呢？他缺乏对于将“心”化为主观能动性的方式——除了在写诗的时候。他欲“直挂云帆济沧海”，却又“会向瑶台月下逢”，知而难行，欲则不得。

回到电影。我认为，这部电影对于“李白”的刻画是结构意义上失败的。但是注意，这个失败的“李白”不是历史里的李白，而是电影里的李白。换句话说，假如这部电影刻画了成功的“李白”，这个“李白”于历史里的李白也是两个人。希望诸位讨论这部电影的时候，也能大抵捋清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