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恕硬熬半年不屈服,陈恭澍没挨打就被吓得叛变:日伪两脚兽十二种酷刑有多残酷?

在电视剧《风筝》中,军统六哥、鬼子六、风筝郑耀先的兄弟宋孝安转述了他对宫恕的评价:“六哥之所以看上你,不单是因为戴老板的举荐,你当年在日本鬼子宪兵队,苦熬的那半年,六哥说了,一般人熬不住。”
有人说宫恕的历史原型是陈恭澍,这显然是望文生义,两人名字差不多,但是骨头却有软有硬,一向是对别人又打又杀的陈恭澍,还没等鬼子用刑就叛变了——他是被日本宪兵队和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手段吓坏了:全然泯灭人性的两脚兽,他们惯用的十二酷刑,可怕得超出常人想象,陈恭澍对此早有耳闻,亲眼目睹之后,更是魂飞魄散。
陈恭澍叛变投靠日伪后有没有将那十二种酷刑用在军统同袍身上,他自然不会写进回忆录,但是从戴笠一心想杀掉陈恭澍这件事上来看,不管陈恭澍在回忆录中如何为自己辩解,他给军统造成巨大损失,都是抹也抹不掉的。

抗战胜利后,素有“军统第一杀手”之称的陈恭澍以汉奸罪被判处十二年有期徒刑,按照戴笠和毛人凤的意思,是要判无期和死刑,但是戴笠坠机后,郑介民当了军统最后一任局长,是他对跟自己并肩战斗过的陈恭澍网开一面,于是才有了我们看到的陈恭澍回忆录。
陈恭澍原本是想越狱潜逃的,这一点他在回忆录中也毫不讳言:“现在写出来也没什么关系了,在当时我也有个内心的决定,那就是如果判无期或有期徒刑,无论长短,我都坐下去,总会有出来的一天;假设判处死刑,那就要非想办法逃出来不可,人只有一条命,这样死,不甘心。(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沈醉回忆录)”
陈恭澍杀别人的时候眼都不眨,在军统为一方大佬的时候,也没少对别人用刑,但是一想到自己也将面临自己施加在别人身上的酷刑,他先怂了:“我是一夜都不曾合眼,说来也奇怪,这两只眼睛就是闭不拢,好像里头斩了东西似的,刚闭上,又张开了。索性站起来在地上走走。走不上几步,又停下来靠在床沿上坐坐,坐也坐不住,再起来走,就这么折腾了老半天,总觉得一无是处。”

比陈恭澍更早叛变的万里浪一直在监视着囚室内的动静,一看陈恭澍成了被后金俘虏的洪承畴,马上向其主子汇报,于是身穿西服的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课课长林中佐为陈恭澍摆了一席寿宴,陈恭澍借坡下驴叛变了:“人家是求仁得仁,我不如人,只有求醉得醉了……一醉之下,虽然度过了三十几个小时,可总是难逃现实啊!”
陈恭澍在写回忆录的时候,在侥幸中还带着一点嚣张,如果戴笠能看到陈恭澍的回忆录,肯定会气得敲破水泥坟墓跳出来,把郑介民和陈恭澍都枪毙了——陈恭澍的回忆录实在太气人了:“郑先生在该件(指戴笠判处陈恭澍无期或死刑的批复)上加签了‘拟维持原判(十二年有期徒刑)’,总算笔下超生,让我多活了好几十年。假如那么一死,铁案注定了‘汉奸伏诛’,如今则大不相同,顶少也落个‘半截英雄’。”
陈恭澍的回忆录居然以英雄为名,真是辱没了英雄二字,那些因万里浪、王天木、陈恭澍叛变出卖而被日伪杀害的抗日志士亲友,不知会作何感想。
更奇葩的是陈恭澍只被关押了一年多,就被放出来当了“绥靖总队”上校大队长,还得了一枚“云麾勋章”。

陈恭澍叛变是连他自己都承认的事实,而他为什么叛变,这里面可就有门道了:经常研究酷刑的人,对酷刑有更深的了解和恐惧,他知道自己如果不投降叛变,必将会像宫恕说的那样:“他们可以把人整得不像个人,但实际上,他还是个人;但实际上,他们也可以把人整得像个人,他恨不得自己不是个人。鼠宴,蛇笼,最好玩儿的是叫烹煮……”
宫恕阴险毒辣穷凶极恶,所以后来被郑耀先用枪口顶着脑门活捉,一点都不可惜——他手上沾染了太多无辜者的鲜血。
宫恕不是好人,陈恭澍当然也不是,将《风筝》与史料结合起来看,陈恭澍还不如宫恕,而陈恭澍描绘的日本宪兵队和七十六号的十二种酷刑,咱们还真不能完全描述,在这方面,是有历史教训的——吴道子画地狱变相图,后来被酷吏参考发明了很多刑具,广笑禅师对吴道子意味深长地说:“没有在心中下过地狱的人,是不会画出这种场面的。”
陈恭澍不但心中下过地狱,军统的刑讯室,原本就是他们搭建的人间地狱,原军统总务处少将处长沈醉在回忆录《军统内幕·抗战前军统特务在上海的罪恶活动》中详细描述了他们对地下党施加的酷刑(有些文字不可复述):“审讯室里放着各种刑具……审讯的特务往往轻松地坐在旁边抽烟,看着受刑者在痛苦中挣扎 ……可是更残酷的刑罚却还很多呢,吊既不灵,第二套便是‘炒排骨’……如果这一套还不起作用,再下去便是向鼻孔灌冷水和采用‘老虎凳’、‘踩杠子’一类的刑法了……对一些女性革命人士的审讯,特务们的花样就更多了。”

八一三上海抗战全面爆发之前,沈醉、文强(刘安国的历史原型)、王天木、陈恭澍都曾在上海活动,他们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陈恭澍被日伪特务抓捕后,吓得整宿睡不着觉,就是怕那里面的十二种酷刑落到他的身上——那些酷刑,有些他早就在别人身上用过,所以在赴“寿宴”之前,陈恭澍之所以一直提心吊胆,就是因为对日伪特务那一套太了解了:“最普通的就是留置调查,这一查就是几个月,一讯就会脱层皮,一个地方查不出名堂,换个地方再查,查来查去,一讯再讯,节节苦难,怎么受得了!”
陈恭澍对日本宪兵和汪伪特务的手段十分恐惧:“他们是一种全然泯灭人性的两脚兽,根本不顾人道,尤其是下级士官,且有强烈的虐待欲……如果一样一样详详细细加以描述,即便写上两三万字也写不完。”

陈恭澍两三万字写不完的酷刑,我们可以用十二个字概括:打、摔、踢、撞、烫、跪、轧、刺、咬、灌、电、吓。
据陈恭澍回忆,那十二种酷刑,都是他的军统同僚“亲身经历,百分之百的事实,只有遗漏、省略的,绝没有添枝加叶、添油加醋”。
多年以后,陈恭澍与特的同事们聊天,还是不愿意触及那段惨痛往事。
陈恭澍不愿提及,有些是羞于启齿,跟他同时期被捕的军统上海区助理书记兼第一行动大队长刘原深却挺了过来,陈恭澍在回忆录中引用了刘原深的原话:“万里浪朝下一招手,那秃顶歹徒举起皮鞭,虎虎生风,但听啪的一声,皮鞭击在我的背上,一阵痛彻骨髓,我遍体抽搐,几乎要呕出来……”
据刘原深回忆,七十六号的皮鞭也是特制的,而鞭打只是最初级的:一是打皮鞭,二是灌自来水,三是上老虎凳,四是上电刑,“一套比一套厉害,一套比一套要命,一鞭一条血,几鞭打下来已经是血肉模糊”。

看完陈恭澍的回忆,我们就知道郑耀先为何会欣赏在鬼子宪兵队苦熬半年没叛变的宫恕了:陈恭澍号称军统第一杀手,还没等皮鞭落到身上就变节投敌,后来当了伪官,也没有找机会逃脱,那就是被吓破了胆,生怕再被抓回去,就吃不到寿宴,而是要喝辣椒水了。
陈恭澍自己承认他叛变后已经得到了日伪特务的信任:“我的活动领域扩大了,可以与任何人接触,也可以自由往返于京、沪、杭之间,肯定的,已经没有人监视我了。”
陈恭澍为什么会得到日伪信任?有机会跑而为什么不跑?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不能从他为自己贴金的回忆录中去找,仅从戴笠一定要杀之而后快,说明陈恭澍在七十六号,没少对军统同僚下手,他所惧怕的十二种酷刑,会不会用在老战友身上,他自然是不会写,也不会承认的。
王天木、陈恭澍先后叛变,这两个惯用酷刑的军统杀手,都是未经刑讯就屈膝投降,可笑的是老蒋和郑介民等人,居然对这些汉奸叛徒网开一面甚至委以重任,您说这还有天理吗?
当然很多事情都是说来容易做起难,如果沈醉、徐远举、周养浩这所谓的“军统三剑客”落到日伪特务手中,那十二种酷刑,他们能熬过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