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海底捞经营得不大好。股价从巅峰时的85港元，重挫至16港元，市值蒸发了82%。

在股东大会上，创始人张勇坦承了经营上的失策，称“最近两年都在为自己的失误买单”。

曾经门庭若市的海底捞，现在变得冷冷清清。用餐高峰时大厅的餐桌甚至坐不满。很难想象这原来是一家翻桌率高达5次、需排队一两个小时才吃得上的火锅店。

00后的年轻消费者偏爱口味浓烈的四川火锅，排斥血统混杂的海底捞。他们吐槽说：“海底捞又贵又难吃。想和朋友安静地吃个饭，还要被服务员骚扰。”

同时蒸发的还有张勇的个人财富。

5年前，举家移民新加坡时，他带走了1000亿的资产，成了当年的新加坡首富。5年后，随着海底捞的衰落，他的资产已接近腰斩，缩水了430亿，“仅剩”570亿。

这5年，张勇究竟是如何弄丢了一半的家产？

1、

张勇曾说：“企业家应该贪婪一些。如果一名企业家一点不贪，回家种地好了。”

海底捞的衰落，正源于他的一个“贪”字。

5年前，海底捞顶着“中国第一火锅品牌”的光环，向港交所递交了IPO申请，开启了上市之路。

然而，引起大众讨论的不是海底捞的上市新闻，而是招股书中张勇夫妇的国籍。

这对土生土长的四川夫妻，在没人知道的情况下悄悄把国籍改成了新加坡。如果不是港交所对IPO申请人有信息披露的要求，这个秘密将一直隐藏下去。

没人知道张勇夫妻具体的移民时间，但据专业的财务人士推断，应该是在海底捞决定要上市的前夕，两人办理了移民手续。为的是更方便地转移资产。

众所周知，2017年万达集团因过度向海外投资的问题，引发了财务危机，欠下4200亿的巨债。

由此，监管层收紧了资本外投的管理，防止个别别有用心的企业家打着海外投资的名义，转移国内的资产。

据推测，张勇夫妇正是在此背景下，移民了新加坡，取得了外商身份。这样一来，海底捞上市后，他们所持的股份自动变成了外资，可通过香港自由进出国内，规避了管制。

这意味着：生意好做时，张勇可大举增资国内，扩张门店规模；生意难做时，他又可随时撤资回新加坡，保全财富。

后来，管理层也发现了这个漏洞，出台了措施，限制了张勇这种上市前“突击移民”的行为。

海底捞成功上市的第二年，张勇便以1000亿的财富问鼎新加坡首富，震惊了整座狮城。新加坡人做梦也没想到，他们的新首富会是个刚刚加入籍的中国人。

2、

张勇的“贪”还表现在喜欢“捡漏”上。

2020年，疫情初起时，张勇非但没有担心生意变坏，反而觉得这是海底捞扩张的大好时机。

他趁着其他餐饮店倒闭，租金便宜之时，一口气在国内新开了400家门店。

海底捞逆势扩张的行为具有很大的风险性，因为谁也说不准疫情会持续多久。

但张勇非常自信地认为：顶多像非典一样持续半年。等到管控结束，报复性消费就会跟着来，到时候数钱都来不及。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管控持续了近3年。海底捞新开的400家门店变成了沉重的包袱，据一位店长透露：每个月每家店要亏十几万元。400家店加起来要亏5000多万。

2021年，海底捞巨亏45亿，股价开始一路下滑。

2022年初，张勇扛不住了，一口气关闭了300家门店，损失在24亿-30亿之间。

最奇葩的是，2022年底，管控开始放宽时，张勇又从关掉的门店中，挑了一些重新开业，想吃“报复性消费”的红利。

张勇的反复横跳，让我们看到了他投机性的一面。人要有畏惧之心，不要总想着“捡漏”，最后玩脱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痛定思痛，张勇主动承认了错误：“这几年我做得不大好，请各位股东多担待。我已经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

3、

张勇真的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吗？

未必。

他认为自己错在了“贪便宜”“想捡漏”。其实，根本原因出在海底捞的决策逻辑上。

海底捞是张勇的一言堂，他做出的决定，没人敢提意见。

他甚至很坦然地承认：提反对意见的人都被我开除了。

每次开会讨论公司下一步决策时，基本是张勇一个人在那边讲，高管坐在旁边听训。讲完后，高管一个个开始附和他的说法，最后会议在一片和谐的掌声中结束。

张勇说，他知道下属中肯定有人对他的作风不满，但表面上大家都很喜欢自己，这就够了。

正是在这种氛围中，没人敢反对他在疫情期间的扩张行动。

有一说一，张勇的管理模式非常高效，海底捞的执行力在餐饮界非常有名。基层服务员杨利娟就是靠“听话”与执行力强被张勇看中，提拔为CEO的。

CEO对张勇来说，不是职业经理人，而是听命执行的秘书。

疫情之前，海底捞的发展过于顺利。从四川一家普通的火锅店，到闻名全国的连锁店，再到登陆资本市场成为中国火锅第一股。

整个过程中，海底捞几乎没有遇到过重大挫折，这很大程度得益于张勇个人的独断力和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

巴菲特有一句名言说“退潮后才知道谁在裸泳”。这句话发在张勇身上非常合适，红利时代退潮后，考验他真正经营水平的时候到了。

海底捞究竟是触底反弹，还是日趋衰落？就看张勇的本事了。

作者：江左佑安